1997年3月，城裏一家大學邀請勞思光先生演講。主持人如此介紹：「勞思光博士，曾任中文大學哲學系系主任。」我們曾受學於勞先生的學生們都知道，在學歷方面，勞先生只得過一個學士學位（1946年入讀北京大學哲學系，1949年國共內戰結束後赴台灣，1952年台灣大學哲學系畢業後，任政治評論刊物《民主潮》主筆，同時在學院外作獨立的學術研究），而且從未當過哲學系系主任一職。那位主持人大概認為，勞先生學問那麼好，必定有博士資歷；而他那麼有名，也必定當過系主任了。這樣的推想不無道理，但放在勞先生身上就不適用了。
勞先生是一個沒有拿過哲學博士學位的哲學家。他在大學裏教授哲學，但他不是一個純然的professional
philosopher，即他不僅僅是一個純學院裏的學者，只視哲學教學和研究為一種職業。當然，勞先生完全具備一個優秀職業哲學家的條件，也達到了一個優秀職業哲學家的成就：他精通中國、印度和西方三大哲學傳統，在三十歲前後，已發表了《哲學問題源流論》的首十章，從世界哲學的高度扼要並精準地鋪陳了西方、中國和印度哲學傳統各自的特性及其源流和演變。在我所認識的當代漢語、英語、法語和德語哲學界，沒有其他人有這樣廣闊的哲學視野（philosophical vision）。上過勞先生課的同學們都同意，勞先生治學態度嚴謹，思考周密，理路清晰，語言精練，解說複雜的理論問題時條理分明、井然有序。我在中文大學當學生的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後期，勞先生風華正茂；環顧當年整個中文大學，在人文學術方面，無人能出其右。
啟蒙思想家
換句話說，若以professional
philosopher的標準來看，勞先生是一個出色的「職業哲學家」。但他不單是一個成功的professional
philosopher，他還是一個vocational
philosopher，一個以哲學為天職的哲學家。我所謂vocational
philosopher，是指十八世紀德國哲學家康德在《何謂啟蒙？》一文中那個意義下的學者，即面對全體公眾，作理性的公共運用，為關係全體公眾利益的問題而思考，而不是為個人利益或從職位或職務上的利益出發去思考。所以，勞先生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啟蒙思想家（enlightenment thinker）。這裏，「啟蒙」的意思，不是指為引導哲學初學者進入哲學之門的思想家，而是康德意義下，從事理性之公共運用，為整個時代的難題思考的思想家。而勞先生就是一位為中國文化的危機、以至為整個人類文明的危機而思考的思想家。勞先生常常說，師道裏傳道、授業、解惑這三大任務中，最重要的是解惑。為時代解惑，就是勞先生作為哲學家的天職。
1975年的崇基書店
很多人認為，《中國哲學史》三卷四冊，是勞先生最代表性的著作；也有人認為《中國文化要義》，是勞先生流行最廣的著作。這兩種看法都極有道理，因為數十年來，這兩著作是「中國哲學史」或「中國思想史」、和「中國文化要義」或「中國文化概論」這類學科的案頭必備的參考書。然而，這只是從職業哲學家的標準來看勞先生的著作。但對我來說，勞先生最原創、對時代的解惑有最大貢獻的著作，首推《歷史之懲罰》。我還記得，這是我1975年剛進入中大時，在當時的崇基書店購買的第一本書。當時我還沒有入讀哲學系，也沒有上過勞先生的課，更未有機會見過勞先生。但我深深佩服勞先生在《歷史之懲罰》中，對中國所陷入的重重苦難所做的深入和切痛要害的分析；而我更深受勞先生面對苦難的中國所欠下累累的歷史債務，那種勇而承當的精神所感染。為家國天下憂戚、為時代把脈、為中國文化以至人類文明探索出路，這就是勞先生作為vocational
philosopher的一面。在當代中國，沒有多少個哲學家，同時是一個出色的professional
philosopher和vocational
philosopher；勞先生卻是這少數中的少數。我認為，勞先生於當代中國，可以媲美伏爾泰和盧梭之於十八世紀的法國。
以詩言志
作為哲學家，勞先生時常說理，也強調尊理的重要性。說理，我們才能避免使用語言暴力；尊理，我們處事才不會偏私。除了學問之外，我在勞先生身上學到的，就是處事無私、公正不阿的態度，凡事務求不以情害理。然而，勞先生也從不恃理薄情；反之，他是一個極之重情的人。這一點，可以從勞先生的詩作看出來。他常常藉詩寄情，透過賦詩來表達他對故人、親人、友儕，以至學生的感念與關心。
勞先生亦喜歡以詩言志，留下很多佳句。以下僅舉一些我特別喜歡的例子：
「我亦少年天下志，西風霜鬢感衰遲」；
「三分志業功名外，百戰興亡指顧間」；
「亡家身世常為客，憂國情懷總惜才」；
「屠龍志在思啣石，射虎人歸夢控弦」。
細閱勞先生這些詩句，便不難了解到，他從少年開始，就志氣高遠，有國士的襟懷，在成為傑出的哲學家和思想家之外，也是有遠見、有深度的一代社會政治評論家。用現代的語言來說，勞先生是一個身體力行的公共知識分子。然而，勞先生透過理性的公共運用，投身建設一個以大眾的利益為依歸的公共空間，完全不是出於個人求名逐利的動機。反之，勞先生從不為名利折腰，也從不向權勢低頭。他有一聯詩云「風雨平生無媚骨，江山向晚有狂歌」，可謂錚錚風骨。
為學為人的楷模
不論為學與為人，勞先生都足以成為我們後輩的楷模。我從學於勞先生，至今已三十六年。從勞先生身上學到的，真的受用不盡，教澤永懷。勞先生的離去，自然令我傷感萬分。但我亦深知，勞先生從來以莊子般的灑脫態度面對死亡。他很喜歡引用莊子《大宗師》中的這段說話：「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勞先生晚年，有參悟生死的大智慧。他有詩句云「觀化夙知身是患，忘言方契道無名」。這聯詩掛在壁上已久，我最近才漸漸領悟到它的真義，明白到它實質上是勞先生人生態度的一個寫照。確實，勞先生參悟生死，洞悉人世間什麼是虛幻、什麼是實相這股大智慧，直追般若智。然而，勞先生從不以聖賢自居，也從不企求聖賢。他常常自我警惕，不要陷入當代中國知識分子常見的種種幻想中。他承認一己之有限性，只以一有限性存在，不斷努力修持，追求文化創新，以成就精神境界之升進。他一生在教育上、學術上與思想上的豐碩貢獻，可能是一般人累積幾生也不及的。
勞先生，這是你安息的時候了。在懷念你之際，我只希望有一日能仿效莊生化蝶，與你夢中再相見。
劉國英
法國巴黎大學哲學博士，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教授兼研究院哲學學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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