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11月11日
勞思光教授昨天在台北公祭,今天出殯。這幾天心中不安,總想着去台北鞠躬。敏儀知我剛從加拿大回來,她說我不須去了,在港參加12月16日中大的追思會就好。她代表一批中大人前去。前兩天跟老總劍虹談起,他說他要去,代我鞠躬和簽名。劍虹與勞公不熟(甚或不算相識),但他早幾年從《壹週刊》退下時,曾要我介紹他認識勞公。那天我們談了一陣,都感嘆像勞公這樣的知識分子,在華人社會差不多絕跡了。
三十年前,我脫離左派陣營後,在學識、見地和人格上,深受兩位學者影響,一是徐復觀,一是勞思光。徐在82年去世,我與他接觸不多,但因接觸而日以繼夜地讀他的著作,對儒家文化重新認識,對中國政治也有了新觀察角度。勞思光則隨後數十年都常有接觸,他除了國學深厚,在西學特別在理性主義方面功力極深。更值得敬仰的,是他二人都對社會有深切關懷,常常不畏權勢也不畏群情地發聲,振聾發聵。
在80年和81年,我分別給這兩位學人作過深入訪問。其中談到知識分子,徐復觀認為中國知識分子長期受專權政治影響,崇拜權勢,有奶便是娘,早已把傳統文化中「以天下為己任」的基本價值丟掉了;勞公則認為中國和香港特別需要知識分子的努力,因為觀念的建立,對客觀事理的了解,不是依靠媚俗言論可以成功的,它要靠知識分子提倡理性態度、堅持公平要求、提倡嚴格思考,才能為社會未來發展建立普遍基礎。
我一生遵循勞公的教誨去做,但也深感徐公的悲觀可能更接近現實。這樣的學者,縱有傳人,怕也不多了。能不深念之乎?
2012年11月11日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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