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雲 - 書法家與鑄字師

轉角   2013年04月29日

上接：陳雲 - 鑄字如鑄劍

【am730專欄】我平生敬重匠人，多於敬重藝術家。特別是當代藝術家，很多帶着顛覆傳統的姿態，在玩內涵空洞的把戲，歷久不疲，終身不悔，從上世紀六十年代顛覆到二十一世紀，還未顛覆完結。

通俗、實用而帶點舊時風雅與新派妙趣，就是工匠的最佳狀態，好難做到的。好似在報紙寫一篇懷舊飲食文章、舊街風情，要有一點唐宋詩詞的舊哀嘆，有一些本土保育精神、新派生活的情調，落筆卻不可沉重。匠人是藝術的始源狀態，因為本來藝術就是裝飾的、實用的、有工具價值的(從宗教用途到民生用途)。有了高雅藝術、士大夫藝術之後，匠人被迫學會這些高雅風格，卻要保存民間的樸拙可喜。

匠人是無名的，不在作品上簽名，不在世上留名，有創造者的瀟灑，但匠人的作品終歸要實用的，故他們不可以任性。拜訪台北的日星鑄字行，老匠人張介冠先生介紹鑄字法則的時候，我心裡就思考着這些。我是民俗學家，也同時是作家，在工藝與藝術之間，游移不定，思考了二十年。

西方的刻字匠、造字師，壓力沒華人社會的大。經院的抄寫匠、教堂的刻字匠、印刷廠的造字師都是自立門戶，自成傳統，文人很少涉足。蘋果電腦的喬布斯，中途離開大學，一九七二年跟隨特拉普派(Trappist)修士，在靜穆中學習書法和抄寫，發明Mac機的衝勁，就是為了承載漂亮的電腦字體。中國的書法在文人手上，篆刻也是，直至有了活板印刷，在明朝脫離了楷書，刻字師才有了印刷體的美學：橫輕豎重，撇長而尖，捺拙而肥，所謂「匠體」。

刻工要有書法知識和匠人修養，要將個人的藝術才情模糊起來，修煉成一致字形。為了保持字形一致，不能因為心情而改換筆法，張先生說，有時候一個銅模字要修一日。現在有些志願者來學修字，也因為字體太有個性而不能保持一致，結果也是用不着。

張先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他的工作坊已成了東亞地區鑄字技術的交流點。日本仍保存鑄字行業，張先生與日本技師交流，獲贈一套刻字刀。快要失傳的行業，大家都有焦慮感，毫無保留地交流技術，持之以恆，這也許就是知識更新、技術轉型的契機。

活字排印的輝煌歲月不再，但是鉛字印刷之莊重，仍可以用在婚帖、感謝狀、證書、名片及書刊復刻版等。張先生笑言，他壁上的政府感謝狀，是用電腦印刷的，倒不如給他用鉛字代印。近年講究品味、慢活、體驗消費，例如婚帖，只要每一對新人都講究印刷婚帖，就可以養活鑄字工藝。現在特意來做鉛字印刷的，都要求做出刻印感和壓痕感，以前是講究光滑無痕的，這也是美學轉型吧。

周一刊登/文化評論人，德國哥廷根大學民俗學博士，《中文解毒》系列作者。

陳雲 - 西九一篤無意義的屎

三文治   2013年4月30日

西九管理局在公共地方放一篤屎，與港府打算豪捐一億元予四川賑災，兩者有什麼相同之處？相同之處就是：我們放任他們做這些事，大家以後就無法控制我們的公帑。If they can do this, they can do anything with our public money. 西九那篤屎，與港府賑災四川，是同一回事。都是用大家不敢反對的原因，浪費我們的公帑。西九用的是後現代主義，港府用的是血濃於水。

西九那群管理人，在核心的公共地帶的草坪上放上美國藝術家Paul McCarthy名為Complex Pile（複雜物堆）的巨型吹氣橡皮糞便，是不誠實（insincere）的裝模作樣。這個展覽是公共藝術，但西九管理局沒有向公眾交代策展人的陳述（curatorial statement），面對公眾質詢的時候，他們沒有出來答話。如果現代藝術的意思在乎對話，西九是缺席的。他們保持的是高傲的緘默姿態。他們應該知道，一旦大家認為那些垃圾也是藝術，而他們又收藏了一些艾未未作為廉價的政治公義保證，大家以後對他們的一切花費公帑的行為，就無法判斷和抨擊。

香港很多左翼文化人，當然不會同意，他們認為西九那篤屎，與自由行在香港商場放下的一篤屎一樣，都是藝術或行為藝術，即使你不懂得欣賞，也要包容它們，因為它們dare to be different, alternative and provocative （夠膽顯示不同、另類和挑釁性）。然而，以為差異就是意義，就是藝術，就好像Mabelle 鑽石以前用過的銷售口號：“It’s diamond.  It’s different.” 即使意義和價值好明顯的鑽石，也可以說成是，鑽石的價值就是差異。這是泯滅意義與討論的廉價後現代美學，也是商業消費也會用到的美學，因為這樣說，就將一切討論的基礎消滅了，只有訴諸任性，「你陳雲唔buy者，我buy喔，你陳雲憑什麼抨擊這些不是藝術呢？」

一句話，將西九那篤屎，放在西九管理人的家中、自己的花園裡面，或辦公室的前庭，我是沒意見的。放在公共展覽，而同時西九說會收購艾未未的作品，我就要批評，因為他們用了我們的公帑，佔用了我們的首要空間（prime site）。

當代藝術家很多帶着顛覆傳統的姿態，在玩內涵空洞的把戲，歷久不疲，終身不悔，從上世紀六十年代顛覆到二十一世紀，還未顛覆完結。這本身已經是荒謬可笑的虛偽舉動，是可持續鬥爭的典範，消費失敗（feeding on defeat）的典範，難怪香港很多左翼文化人那麼喜歡這篤屎，要朝覲它、親近它、膜拜它、保護它，不許人們抨擊它。有人抨擊這堆屎不是藝術，這些左翼文化人就會說民粹啊、不懂得藝術啊、藝術超越美醜、醜怪也是藝術啊之類的斷言來，他們沒辦法講出意義，講出一套美學辯論來。

在英美的現代社會，放這篤屎，是沒所謂的，無傷大雅的。例如英國，有王室貴族、維多利亞博物館、白金漢宮、牛津劍橋，再多的所謂後現代藝術，都頂得住，都可以刺激思考或一笑置之。但香港在英國人撤出之後，文化建制空虛，在西九這個文化主場放一篤屎，其欺騙與迷惑的能力，就蓋過了傳統和主流，具備文化上的破壞力。我們香港沒有妥善保存傳統（tradition），也沒有建立真正的現代（modern），放後現代（post-modern）的東西進來，是沒有對話的意義的。請不要說，那堆屎引起了觀眾和香港社會的思考和輿論，就是意義。因為他們引起輿論，只不過是由於西九掌握公帑和展覽的權力，吸引公眾關注的霸權。以遭受抨擊而認為產生意義，這是政治流氓的心態。

在羅浮宮的庭院（拿破崙廣場）入口，貝聿銘放置一個玻璃鋼骨的、透視的埃及金字塔（Pyramide du Louvre, 1989），是有對話意義的，其均勻行走路線也方便觀賞者進入羅浮宮的每個角落。那個金字塔本身就是複雜的新舊文明展現，也與羅浮宮的深厚語境產生對話。巴黎的新凱旋門（La Grande Arche de la Défense, 1989）的新穎設計和劃時代建築工藝，是與舊凱旋門的中軸線上對話的。同樣的門式現代大廈——香港新政府總部，就沒有對話意義。

英國泰特現代美術館（Tate Modern）在二〇〇〇年的購藏當中亦包括一位意大利藝術家Piero Manzoni的罐裝糞便（宣稱），製作年代為一九六一年。但如果今日仍有藝術家將糞便裝入罐頭而西九博物館購藏，還有意義嗎？西九那堆屎，它的鄙俗與廉價，如果有對照物來產生對話，是有些少意義的，但西九那個展覽場，混雜其他塑膠吹氣展品——一隻乳豬、一堆巨石陣、鐵蓮花、入地的蟑螂和人像，對話在哪裡？意義在哪裡？展品之間的相互關係在哪裡？這全是策展人的怠惰與蒙混。

現代藝術必須有其對話的語境（context）。西九買起艾未未，我是反對的。首先，艾未未的作品要在中國大陸的政治環境之內，即使被中共禁止展出，也有抗議意義。西九買下來，放在政治安全的香港，就失去政治戰鬥性，成為奇觀（spectacle）。更且，這會將西九沾染反共的政治正確性，令它的其他浪費行徑，無人夠膽批評。這是精密的、也是狡猾的行政計謀。至於將香港無端端捲入大陸人自己才關注的抗爭和政治調侃（例如艾未未的「擋中央」和「一虎八奶圖」），更是毫無必要的。

亞然 - 活在「美麗新世界」

星期日生活   2013年4月28日

【明報專訊】「每個人都屬於每個人」，在新世界當中，這是至關重要的一句話。赫胥黎（Aldous Huxley）所寫的《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出版於1932年，描述一個以尊崇將汽車普及平民化的美國汽車大王——福特的年代，亦稱為福特紀元。在這個世界，福特就是神，一切都以科技為標準，任何的人性已被排拒於外。

在新世界當中，人類在出生以前，已經被劃分為五個階級，分別為阿爾法Alpha、貝塔Beta、甘瑪Gamma、德塔Delta與埃普西隆Epsilon（亦即是希臘字母α、β、γ、δ、ε）。當然，所為的出生，在一個科技掛帥的年代，人不是由胎生的方法出生，而是透過實驗室將精子與卵子結合。而在五個階級當中，當中以阿爾法為最高等級，到最後的埃普西隆為最低級別。階級不同象徵着工作不同、生活環境不同、樣貌不同，更可怕的是體格的不同、心智的不同。他們在嬰兒的階段，已經受着不一樣的影響。阿爾法會在每個嬰兒的牀上不斷播放「尼羅河是非洲最長的河流，也是……」，以催眠教育灌輸知識，讓每一個阿爾法人都贏在起跑線上。至於一個埃普西隆，他們會「被接受」高溫制約，好讓他們能夠從小就「愛上」極冷與極熱的溫度，使他們適應、以至是「愛上」礦工等工作的工作環境。

當不公義變成合理

每一個階級的人，都被教育成一個熱愛其階級的人，他們會興幸自己成為他們階級的一分子，這不是自為階級（Class for itself）的階級覺醒，而是人已不再平等。埃普西隆不會妒忌阿爾法，因為埃普西隆人為他們的身分自豪。一切的不公義，在新世界當中，都變成合理，這是新世界的元首最自豪的成就。人不再對自己的行為有所覺醒，這就是「美麗新世界」。

然而，這一種階級觀念、視一切社會不公平為理所當然的新世界景象，在今天的香港，卻不止是一本反烏托邦小說的內容，而是在現實生活中所發生的事實。

碼頭工人運動已經接近一個月，這一群被壓迫、被剝削已久的工人，為了生活能夠有多一點的保障、多一點的尊嚴，不惜向權貴抗爭。但換來的是什麼呢？換來的是霍建寧的一盆冷水。霍生說工人運動是文革一樣的批鬥，工人要求是不合理，工人長期工作是自願，正如其兒子每天工作二十小時一樣。言下之意就是你們工人自作孽不可活。這是一個人應該說的話嗎？他就像一個阿爾法一樣，真的以為工人活該是埃普西隆。即使「無恥」這兩個字在今天用濫了，但姓霍這個「打工皇帝」確實無恥。

常被虐而愛被虐

筆者在今天社會上，聽到一些人的意見，甚至是社會上一部分人的共識（更有趣的一點是，這些人也不見得全是中產，低下階層也有之），說工人要求加薪兩成是不切實際，因為現在市道不同往日，如此大幅加薪實在拖累經濟。這部分人更為資方提出辯護，說資方不妥協是有苦衷，因為李氏集團養活各行各業的人，若果碼頭工業成功加薪，這會牽一髮而動全身。但筆者想問，牽一髮動全身又如何？若果薪金、工作環境是不合理，要求改善待遇何罪之有？當超級市場的貨品價格以倍數上升的時候，工人的薪水又上升過多少？我只知道李嘉誠在二○○六年時，淨資產是188億美元，而在二○一二年時是255億美元。

仍有人沉醉「獅子山下」

何秀蘭議員對此說了一句很精彩的話，「若果加薪兩成會影響經濟，那麼地產商加租兩倍樓價升三倍，又該當何罪？」對吧，在今天，香港市民似乎都患上了那「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好像因為經常被虐待而喜歡了被虐待。在日常生活當中，從電費到電話寬頻上網，從家品電器到日用品，從飲食材料到所住的單位，你付的所有金錢都是付予同一人，亦即由一人掌控整個社會。無疑，這個掌控社會的人就是阿爾法。

普通市民逐漸覺得自己是德塔，甚至是埃普西隆，這是必然的事，這是命運使然。因此他們不再覺得被剝削有問題，甚至為到阿爾法在千萬億的家財損失一毫二角而擔憂。正如《美麗新世界》中的一句話：「一切制約之目的皆在於：使得人們喜歡他們無可逃避的社會命運。」今天一部分的香港人，已經喜歡了他們無可逃避的命運。

香港人習慣了在日常生活上每一個細節都被大財團剝削，因為在社會上仍有一些人沉醉於「獅子山下」的故事，他們認為某一天將會由被剝削的身分，改變為剝削者。一旦他們心目中的偶像——李嘉誠被醜化，就會感到不安。在書局中，發現有一套名人叢書，什麼魯迅箴言、胡適箴言，但最可怕的是有李嘉誠箴言一書的存在。當然，筆者並非針對李先生，但是否有必要將李嘉誠與魯迅胡適相提並論？

香港變成「美麗新世界」

筆者在最近的一堂政治哲學課，周保松教授在課堂中播放了一套有關今天香港的教育的節目，當中的其中一節講述一個中產家庭的兒童，被家長安排了緊湊的節目，一星期當中，六天補習四天興趣班，游水畫畫與書法，樣樣皆曉。而節目的另一節，則講述一個低下階層的兒童，在公園中的一張石枱做功課，不是因為那裏空氣好，而是因為家中狹窄，不能放下一張書桌。看完節目過後，課室內接近二百位學生都靜下來，思考着何為公義（justice）。在現實當中，我們知道起跑線，很難很難畫成一條直線。但至少這條起跑線，也不要太過參差不齊。

在香港，我們都很相信平等、自由等價值。但在我們相信這些價值的同時，整個社會似乎都變成了赫胥黎筆下的美麗新世界，人打從出生那一天，就已被分成不同等級，未長大成人，就能預計到將來的一生會是怎樣的一生。獅子山下的奮鬥故事，早已成為絕唱。

今天的香港人，都活在新世界當中。只可惜，這是連一口索麻（一種無副作用的致幻劑，是小說中新世界人所食的一種藥物，有所謂「一西西能治癒十倍的憂傷」的功效）也沒有的新世界。

文 亞然

編輯 鍾家寶

朱凱迪 - 不該送的禮和不該收的禮

星期日生活   2013年4月28日

【明報專訊】香港特區政府是全港土地的地主，也是土地的管理者，無論是舊區小業主、新界小農以至地產商，都只是批租制度下的過客。政府有權批租土地，和承租人訂立契約，也有權以公共理由徵收土地。雖然法定權力如此穩固，但面對一班地產商「大租客」，政府卻完全缺乏守護市民基本權利和城市規劃制度的意志，一味將責任外判。在市區，特區政府向發展商慷慨贈送額外開發權和公共空間管理權，犧牲市民的基本權利；在新界，特區政府則以接收四叔捐贈的農地來證實自己的無能。

前幾天，網上流傳一份中環長江集團中心的地契，上載者希望網友一起研讀，看有沒有可能阻止長實再一次向法庭申請禁制令，禁止罷工碼頭工人和聲援市民在長江中心地下的公眾休憩用地集會留守。同樣的事情，去年當匯豐銀行要驅逐「佔領中環」示威者時，也做過一次。研讀的答案不難預想：地契不是過分狹隘地限定公共空間只能作為通道，就是給予業主必殺的條款，例如不可掛橫額或造成阻礙，作為驅逐示威者的藉口。這張地契，成為香港政府出賣市民言論自由的證據。

碼頭工人在自己工作的地方罷工爭取改善待遇，或者和平地在大老闆樓下的公共空間示威，居然可能面對最高判監7年的刑罰，實在匪夷所思。這是對基本人權的踐踏，透過對空間的規管以及城市規劃制度來進行。

政府的外判責任思維

香港的城市規劃及土地開發制度，有一個清晰易見的發展趨向，就是不斷配合當時資本主義發展，照顧資本家對空間及空間管理的需求，協助他們盡情從空間生產中賺錢。當財團的能力愈來愈強，他們對於生產空間的胃口也愈來愈大，向高空發展之餘，也希望開發愈來愈大的地盤。

在城市核心的商業區和住宅區，擴大地盤的方式包括改建和依靠強制《土地收回條例》達至地權合併，造就了一個又一個吞噬原有街道的「都市巨無霸」。整個私有化和外判責任的思維，包括將原有的公共用地私有化，同時間又希望發展商在生產和管理公共空間上擔當更重要的角色。具體的措施是透過《建築物條例》和修改地契，容許合併地權後的發展商興建更多樓面，以換取發展商代替政府，為市民提供及管理「公共空間」。

發展商在城市核心的龐大開發要達到最高效益，人流是最關鍵的，因此他們本來已經願意透過開闢廣場之類的「公共空間」，以吸引人群聚集，如今政府居然還以贈送更多樓面面積作為誘因，發展商自然是多多益善。長實集團90年代收購希爾頓酒店後，再以30億作價兼併周邊接近10萬平方呎土地，重建樓面面積增加100多萬平方呎，新增樓面每平方呎地價僅2000元。作為代價，長實要提供5萬多平方呎休憩用地、800個車位和重置郵局和公廁等設施。

地權換來「偽公共空間」

關鍵在於，政府透過向發展商提供一系列優惠而為市民換回來的公共空間，地權繼續由發展商持有，開放程度和規管方式由地契決定，結果全部變成「去政治化」的「偽公共空間」。透過地契，政府不單送錢給發展商，更連香港市民的公民權利也一併送出去。這類「私人擁有公共空間」，譬如時代廣場地下、匯豐銀行地下和長江中心地下，重新定義了何謂公共生活。在發展商眼裏，公共生活通常只包括經過，或者坐坐，而不包括示威遊行等表達意見的政治活動。

當這類「假廣場」和「假公共空間」隨着市區重建愈來愈多，而且成為人流聚集的城市商業地標，市民要在香港市中心尋找一個又多人經過、又可以示威，但又不會被地產商告上法庭的地方，愈來愈難。

新市鎮的情况更糟。發展商在城市核心搶地的過程中，還會因為希望擴大地盤而主動承擔一些公共設施的建設。到了新規劃的新市鎮，生活空間的私有化從一開始已是常態。大家去將軍澳、東涌或者天水圍走一圈就知道。新市鎮的城市設計，人流最多的地方一律是私人擁有的商場。商場表面是一個人人可到的地方，但其實你一進去，除了逛街購物之外，我們好多公民權利已經被剝奪了。曾經有一班外判清潔工人在觀塘一個商場向地產商示威，不到5分鐘就有一大堆保安圍住，跟住就有警察來招呼。

商場剝奪公民權利

一個城市的設計同城市的政治理想息息相關。幾千年前希臘城邦的核心，是用來召開公民會議的露天廣場。但香港的城市規劃，一味強調空間的私有化以配合資本累積，培養「消費動物」，與自由民主的政治理想背道而馳。香港政府不知不覺地將我們的公民權利隨着土地私有化外判出去，由美孚居民反屏風樓示威被禁制、到佔領中環被匯豐禁制、到碼頭工人兩度被禁制，市民才逐步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我們已經無處可逃，動輒得咎。香港人講爭取民主，不單止要爭取民主的政治制度，更要從財團手上重奪自由民主的「活動空間」。

送不適當的禮會損害香港市民的言論自由，收不適當的禮，後果同樣嚴重，說的是恒基四叔的送農地計劃。

恒基地產打算把自己在新界囤積的4000多萬平方呎農地，捐一小部分出來給政府，為本地青年提供售價100萬的「上車盤」，條件是政府免補地價。過去幾個月，集團不斷藉此消息製造懸念，刺激公眾期望，曝光率賺到盡。計劃最新的版本是先捐出兩幅地，由政府發展，再以折扣價賣給市民，收益撥入關愛基金，預計可以提供500至1000個單位。

發展商捐農地 本小利大

四叔李兆基提出捐農地，是公關的高招，本小利大。本小到什麼程度？地產商長期囤積農地，收購價每平方呎從100多元到400元不等，恒基就算捐100萬平方呎農地出來，平均總計也只是兩三億元，相當於兩三個港島豪宅單位的價錢。對於地產商千億王國，豉油一碟而已。

利有多大？捐地的利益在於令公眾接受本港大地產商繼續透過持有的大量農地，壟斷物業發展市場，不容許政府大幅改變遊戲規則。所以，捐10萬以至100萬平方呎農地出來，是要保住其餘幾千萬平方呎農地的物業發展權——那可是上千億的大茶飯。幾年前一紙風行的《地產霸權》已經說明了其中的點石成金方法：地產商以平價囤積農地後，向政府提出發展方案，再以閉門形式洽商批准建屋後的地價差額（俗稱補地價），以這種形式發展的地產項目，土地成本通常較公開拍賣低得多。因此，大地產商樂此不疲地在新界囤地二三十年，並以此為基礎形成牢不可破的經營優勢。

這種做法一直為後過渡期的殖民政府及特區政府所暗許，並成為其中一線地產開發的主力，重頭戲是80年代初單一發展商將大量天水圍漁塘地送給政府，以換取部分土地的開發權及基建。這種開發新界鄉郊的模式，和市區一樣，政府把主導權外判給發展商，自己亦乘機將徵收土地過程中涉及的賠償和安置農戶責任推得一乾二淨。政府減少了自行開發的政治風險，發展商的開發自由度又大，各取所需。

囤農地補差價 政府一直暗許

新界東北3區中的古洞和粉嶺北，一直是按這套隱藏的邏輯在推動。政府放出消息後，地產商包括恒基就「落區」囤積農地兼清場，等待時機與政府就房地產開發討價還價。去年特區政府卻忽然轉換口風，稱新界東北新發展區將會由政府先以農地價格徵收土地，再經規劃後推出市場競投。恒基等在新界東北部署多年的發展商對此說反應極大，擔心失去數以百萬平方呎已囤積農地的發展權，優勢盡失。

其後，四叔就提出在新界東北發展區附近捐農地，表面是慈善，實際是要逼政府收這份小禮，以換取新界東北新發展區繼續以天水圍的公私營合作方式推動。

很多市民期望四叔快點公布送地詳情，理由是不管是哪裏來的地，只要有平價樓供應，多多益善。但是，四叔這份禮，我們不能讓特區政府收，一收，香港整套城市規劃和房屋制度就「禮崩樂壞」。

香港的城市規劃制度不是以業權先行，而是以整體社會發展需要而釐定。農業用地要改成住宅用途，如今發展商要先過城市規劃委員會一關。委員可以從環境、社區發展等角度，否決申請，與發展商對着幹，或最少拉鋸幾年，譬如南丫島東澳和上水丙崗就是。如果四叔送農地，政府宣布接受並且在其上建屋，那麼城規會應該如何應對呢？反對計劃的話就被視為阻礙「善事」，千夫所指，爽快通過的話就等於自我矮化為發展商的橡皮圖章。

收下捐地 加速鄉郊衰亡

政府一代表市民收下四叔這碟豉油，也等於逼我們接受地產商過去幾十年囤積農地、浪費農業資源（超過4億平方呎農地荒廢，大部分由不同的地產商控制）、透過地方惡勢力逼遷農民、破壞生態的勾當，多少地產商將會照辦煮碗，各捐50萬呎農地來逼政府替他們的勾當正名？又有多少地產商會受到鼓勵，再加兩錢肉緊收購農地等待開發？已經七零八落的鄉郊環境將會加速衰亡。

特區政府坐擁幾千億財政儲備，又有提供房屋及土地的法定權力，完全有能力策劃公屋、居屋和私人樓宇的發展；也完全有能力保護好鄉郊的農田和山水，振興本地農業，提高食物供應比率。如今為了區區能夠建500至1000個「畸形居屋單位」的農地，竟然要向地產商百般遷就，讓四叔贏盡名聲。

迷信外判責任，任由發展商和財團魚肉市民，特區政府以上述兩件事，向全世界證實了自己的無能。

文 朱凱迪

編輯 葉雨舟

戴耀廷 - 佔領中環：走過「佔中」的三個月

星期日生活   2013年4月28日

【明報專訊】今年一月十六日，我在本地一份政經報章寫了一篇政論文章談到香港的民主運動，提出如要在二○一七年爭取落實能符合國際標準的民主普選行政長官的選舉制度，港人可能要採用一種混合非暴力抗爭和公民抗命的方法，就是由至少一萬人在事先宣誓及事先張揚下，有限度犯法但非暴力地堵佔中環的要道，並長期佔據以迫使中央政府及特區政府履行給予港人普選的承諾。

參與者更會事後自首承擔罪責。

整項行動是一場政治博弈，希望在真正佔領中環前已能產生足夠的政治能量，促使中央政府正面回應港人多年爭普選的訴求。我也希望爭取民主普選的港人，不要「勝者全取」，要在符合國際標準的條件下，盡量與各方達成選舉辦法的共識，以使各方能在公平的制度下，和平及理性地參與選舉爭逐。

這篇文章能在香港社會產生如此大的震撼力，甚至中央政府官員在特區政府未開始政改諮詢前，就要先為普選特首定下要愛國愛港和不可與中央對抗的底線，對我來說肯定是一場政治意外。

在寫這篇文章時，我沒預先計劃要進行什麼政治運動。寫這篇文章時，我想它也會如以前大部分我寫的文章的命運差不多，在很少人讀過後就很快會遭人遺忘。其實我過去的文章，我也知道會用心讀的人不會太多，因可能涉及的問題較技術性，而我的寫作技巧也或許太學術性。

政治意外

當時只是如過去每星期一樣，要準備為那已寫了六、七年有關法治、政治和管治的專欄寫稿子。剛好之前在元旦日出現過有示威者在中環堵路，而文章刊出那天是特首施政報告宣布的同一天，故我選了這題目寫了這篇文章。我估計梁振英在施政報告必不會宣布政改諮詢（不幸言中），所以提出這建議供各界思考。情况正如我幾個月前在同一專欄提出過引入半總統制去解決香港行政與立法機關不協調的問題一樣，估計也不會有太多人理會。

這篇本應也只是相當普通的文章，卻在香港社會內產生了那麼大的政治影響力，這是所有人包括我自己，事前完全想不到的。但可能這也並非一場政治意外，相同的建議（雖意念沒那麼完整），我已曾在二○一○年提出過。當時正值五區公投的爭議，我那時在同一專欄正連載一系列關於香港社會運動的不同方法的分析，佔領中環當時是我分析的眾多方法之一。但當時收到的回應是零，現在說出來，可能還記得當年曾有讀過那篇文章的人，全港不會超過一個，就只是我自己。但為何今年一月這差不多的建議能產生這麼大的影響力呢？我相信是香港社會經歷過這兩年的政治鬧劇，包括二○一○年政改後出現泛民內部的政治分裂、二○一二年三月特首選舉那場泥漿摔角，以及二○一二年九月的反國教科運動，香港民情經過○三年七一、天星皇后碼頭抗爭、反高鐵抗爭等再經歷了轉變。

其實之前我與不同人談及二○一七年政改時，大家都非常悲觀，認為能實現真普選甚或只是通過的機會都是很低的。但當看到我提出以非暴力和公民抗命方式佔領中環爭取落實真普選時，不少人覺得還有可能存在一點希望。我曾收到一名年輕朋友的電郵，在電郵中，她說她和很多朋友對香港已經死心，每次到外地旅行回來，只會更不喜歡香港的生活。但在讀到我的文章和之後的訪問時，感到「真有這麼一刻，覺得香港有可能得救。」她「幾乎覺得正在讀村上春樹的小說，很寫實，卻又很不可思議」。另一年輕朋友告訴我，覺得我的建議好像在發夢，但她就好像在電影《潛行凶間》（Inception）中，讓自己的夢接上了我的夢後，已感到一種力量產生出來。或許這篇文章能產生這麼大的影響力，可能不少人都有着這兩位朋友相近的想法，看到港人只要有決心，我們手上可能有着一件相當有力的武器去爭真普選的。

不過，這篇文章剛刊出時，其實也沒太多人注意，但還是有一些有心人看得到它的政治潛力。在文章刊出當天，我收到「香港獨立媒體網」民間記者Melody的訪問邀請。她是念法律的，故當讀到一名教法律的人卻鼓吹別人犯法爭普選，就引起了她的興趣。她為我寫的專訪才是真正把「佔領中環」意念引起香港公民社會熱烈關注的主因。專訪文章在網上瘋傳，接着才引起傳統媒體的注意。

一月底，我收到《明報》黎佩芬約訪問的邀請，這就是在《明報》星期日生活的「什麼人問什麼人」版第一篇有關佔領中環的專訪。之後，與負責訪問的譚蕙芸說起，才知道當時好像沒有什麼有趣題目，才臨時找譚蕙芸來為我做那個專訪。當時也想不到會在之後出現十二篇我與不同人的對談訪問，成為了「佔領中環對談系列」。

「獨立媒體」那個專訪、《明報》這對談系列、再加上一些雜誌及電視電台的訪問，就這樣把我在不預見也不太情願下，推上了一條「佔中之旅」。

佔中之旅

這「佔中之旅」開始至今已有三個多月，想像它還會是漫漫長路，至少要到明年七月才有可能見到終點，無論那終點在哪裏。過去這段時間，因各界對「佔領中環」的強烈興趣，無論是支持、反對，還是觀望的，在短短三個月我出席了數十場論壇，與不同團體和人士會面，接受多份報章、雜誌、電視、電台訪問，以及每天在親中報章有至少三篇批評我的文章。差不多每天都會有至少一個訪問和一個與佔領中環的會議，有時更是由早餐開始至晚上差不多十時多才完成整天與佔領中環有關的活動。只計直接有機會現場聽我講說佔領中環的人次，可能已超過三千人。這種生活現還在繼續。

根據民建聯所做有關佔領中環的調查（我先不批評其研究方法），只是這幾個月我這樣在不同場合談佔領中環，已有百分之九十四的港人聽過佔領中環。若以建立一個品牌來說，在沒有使用過一分一毫已達此成果，肯定是成功的。雖說按這調查說有百分之七十港人反對佔中，但也是說已有百分之二十二港人說他們是支持佔領中環。《明報》做的民調更好一點，有百分之五十一的港人反對，有百分之二十五港人支持。這「佔中之旅」可說有不錯的開始，當然離它要實現其目標，即成功爭取在香港以符合國際標準的選舉辦法普選特首，還有很遠的路和大量的工作要做。

走上這條「佔中之旅」，我太太說我差不多把一生所學包括民主憲政、法治、《基本法》、人權法、公民教育、法律及政治文化、公共紛爭、商議性民主全都一次過用上了。更大的是，我也用上我在宗教信仰上所領受要「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的教導和使命，甚至連我那沒稜角、願聆聽和高包容的性格也都用上了。

與負責對談系列的譚蕙芸在一次對談專訪前，看到她為我準備好各樣事，我笑說我好像一個藝人，而她成為了我的經理人，對談系列好像變成「佔中飯局」。誠然，走在「佔中之旅」，我就如聖經中使徒保羅所說，「成了一台戲給世人觀看」（林前四：9）。

轉變、演進與不變

雖然只在這「佔中之旅」走了三個月，我已經歷了不少轉變。先說最表面的，我至少消瘦十磅，褲頭鬆了不少，沒有了雙下巴，眼袋也深了。除了身體非常疲累外，更難過的是那份精神壓力。我在大學進行教研工作已超過二十年，一切其實都是輕易掌握得到，雖忙卻沒有太大壓力。但現在所做的卻完全跳出我的安逸區（comfort zone）。過去我雖也有參與香港的政治，如一九八○年代在港大念法律時被學界直選為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的代表，直接參與當時的政改討論包括「八八直選」和民主派提出的「一九零方案」。但在一九九一年當我開始港大的教研工作後，我已沒有站在香港社會運動的最前線，參與政治的方式變為主要透過在報章發表政法評論，相對低調。近年大型社會運動如反二十三條立法、天星及皇后碼頭保育、反高鐵及最近的反國教科，我只是如一些香港市民般到場支持。

當佔領中環成為政治議題，我突然發現自己走到了政治的最前線，而所面對的是中國共產政權，挑戰的是他在香港實施多年的「一國兩制」的底線。面前的難關之大可想而知，我曾作一個比喻，聖經有記載少年牧童大衛拿着五塊石頭去挑戰非利士巨人歌利亞，但現在我所面對的中國共產政權實是超級歌利亞（如《龍珠》漫畫中的超級撒亞人），但我因建議非暴力和公民抗命，故手上連五塊石頭也沒有了。我真的不知道我在未來日子會碰到什麼，但只是深信若我認為所追求的是公義，那麼即使心頭有着很大恐懼，我也只能繼續走下去。

我在這場運動中的角色也有轉變。在「獨立媒體」的專訪中，Melody問我是否也會參與成為其中一個公民抗命人。我當時清楚說我既建議了，自己在道義上也得參與。在開始時，我只視自己為佔領中環的倡議者，希望有人會領導這運動，而因這意念是由我提出，故我願意為他當軍師的。但隨着事情發展，我由一個倡議者變成一個組織者和統籌者，但我仍堅持我不是這場運動的領導者，這應是一場全民參與的運動，而決策也應由全民來做，而不應由一些組織或個人去領導和決定一切。另一個角色我也會繼續堅持的，就是我是一個傳道者，要對港人問幾個問題：你是否希望香港能落實真普選？你是否願為此而付出代價？你願為此付出多大的代價？

在我與不同人對談時及在各訪問和論壇面對各種關於佔領中環的問題時，我對整個意念的演繹亦在不斷演進中，吸納了不同人的意見，在沒有與原意念有衝突下，這些新的意見令原來的意念變得更豐富。如在《明報》系列的專訪中，譚蕙芸問我如何處理二○一○政改的密室談判問題時，當時我也沒有好的答案。之後經過深入思考，我把過去讀過的商討日概念，融入為佔領中環的前期工作，現變成佔領中環的重要部分。在與梁國雄的對談中，他說到這是四十至六十歲一代港人要思考是否願為香港及下一代付出代價的關鍵時刻。這一點我非常認同，因我也是四十歲以上的人，故在之後的論述加入了要鼓勵四十歲以上的人參與。（之後這被誤解為只是容讓四十歲以上的人參與。）也是與一些學者討論時，有人認為應在佔領中環前先進行其他的不合作運動。我被說服了，故把這也加了進去，令原先的幾部曲，又多加了兩步。

有人批評這些加進去的新想法，令運動變得愈來愈複雜，也愈來愈難明白。我同意一場政治運動應是目標明確的，但我也認為這不應由一個人或幾個人去定義的運動，故必須設立平台讓參與者共同決定及擁有這運動，才能成功和產生長遠影響。這也是之後會舉行的多個商討日的目的。我也愈益明白佔領中環這場運動的成敗，也不只在於最終是否真的要到中環去，也不只是要建立起一個民主制度。更重要的是透過這「佔中之旅」，在香港建構起一套民主的文化以承托民主制度，並推動以此公平的民主制度去實踐社會公義。

伙伴、朋友與對手

在「佔中之旅」上，我並不孤單。在《明報》系列專訪中，我被問到這運動應由哪些人帶領，我沒有問過朱耀明牧師和陳健民教授，就把他們提了出來。他們兩人多年與我在民主發展網絡也有合作，卻想不到點了他們的名後，就把他們拉上了「佔中之旅」。我們三人在三月底正式發表了《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信念書，亦正式開啟了這場運動。訪問我的Melody全力協助我推動商討日，他們都成為我在「佔中之旅」上的伙伴。

在過程中，我也認識了很多朋友，有些是過去已認識的，但在「佔中之旅」上我們建立起更深的友誼和信任。也有些是新認識的，相識雖短，但那份信任卻在不知不覺間已建立起來。

當然，佔領中環這麼具爭議性的議題，我必然會多了不少對手，不單是中央政府，更有來自泛民反對佔領中環的人。但我之前已寫文章說，在爭取真普選上，我其實沒有敵人，即使他們視我為敵，我也只會視他們為對手。大家意見雖不一樣，但我並不是要與他們鬥個你死我活，而只是要爭取一個雙贏的解決方法。

前面的路

走過了三個多月，這其實只是長長的「佔中之旅」的開始，而在前面我會遇見什麼，也難以預見。但我希望在未來日子看到幾個商討日先後順利舉行，有更多人全身投入這場運動。我會見到很多港人，在莊嚴的宣誓儀式上，簽訂誓約表明他們願意為爭真普選而進行公民抗命的行動，並會為此而承擔罪責。我也想看到幾十萬以至過百萬港人參與全港性的電子投票，議決他們認為能符合國際標準的普選特首選舉辦法的具體方案。我更希望中央政府在看到港人對真普選的決心後，欣然接受而使真普選可以在香港落實，令香港各種深層次矛盾有機會被打破。我真心希望當我們走到中環去時，我們不是進行公民抗命堵路，而是幾十萬港人帶着愛與和平，走到中環為香港的民主普選舉行勝利的大遊行。

從現在的現實環境去看，這些看來都似是一場夢多一點，但我也坦承我從來都是一個做夢者（I am a dreamer）；我也不否認我是個天真和樂觀的人。重複我在以前文章中的一段話：「我寧願作一個天真但還是懷着盼望的人，而不願作一個現實卻是陷於絕望的人。」大家在媒體見到的戴耀廷，也就是真正的戴耀廷。這對談系列雖結束了，但我想在未來的一年多，在「佔中之旅」上，你應該還是會見到我的，我希望在「佔中之旅」上，無論哪一點也會見到你的身影。

文 戴耀廷

編輯 梁詠璋

張文光 - 不信任票

明報   2013年4月26日

世事常變，猶如人心。四川雅安地震，籌款與汶川判若雲泥。

中國紅十字會的微博，更引來一片罵聲，常見的一字曰「滾」，怎不令人深思？

人們將紅十字會的困境，歸咎網上炫富的女子郭美美。她曾以「中國紅十字會商業總經理」的微博帳號，展示生活的奢華，人們看在眼裏，藉雅安地震跟紅十字會算帳。

但要算帳的，豈止紅十字會，還有中國政府和它的貪官們。

二十多年前，六四的悲情還沒過去，中國遇上華東水災。那時，港人在跑馬地籌款，常掛在口邊的話，是「血濃於水」。

人們仍然相信，平反六四和援助災民，都是為了同胞的大愛。

華東水災之後，港人經歷過很多的籌款，像送暖行動、希望工程等。那時，我還是教協會長，是籌款的發起者，當中最難忘的有兩件事。

第一件是送暖行動。華東水災後，很多災民失去家園，冬天仍住在河堤，苦不堪言。有心的教會朋友，想給災民送上暖包。

暖包大約三百元，內有棉被棉衣、罐頭糖果等，表達港人的暖意。

朋友向我保證，暖包會直接送到災民手上。稍後，卻傳來令人沮喪的消息，個別地區的幹部，在義工離去後，便立即按災民名單，收回先前的暖包。

誰人會料到這樣的結局，讓送暖換來一盆冷水？

第二件是希望工程。那時，中國的偏遠山區，很多失學的兒童。希望工程的動人之處，是每捐三百元，便可義助一個孩子，完成六年的小學。捐款人更可直接與孩子通信，了解他的學習和生活。

教協立即籌集了六百萬，幫助二萬名孩子讀小學。但希望很快便落空了，最初是通信沒有了，接着更出現真假難辨的醜聞，說捐款移作高風險的投資，爛尾收場了。

自此之後，教協對國內的籌款，冷對了一段頗長的日子。

汶川地震卻是例外，那是中國的大災難。災難中，我們看見人性的美麗，也看到了對貪官的包庇，更看到追查豆腐渣的譚作人，被關進四川的監牢。

這一切，我們都記在心裏。

這次雅安地震，我冷靜的告誡自己：不要捐給政府，連同中國紅十字會。倘若要捐，就捐給有往績的志願機構。

人民的力量雖然微小，也要給政府投不信任票。

七 - 家是

明報   2013年4月26日

家是什麼？《東京物語》的家，跟《東京家族》的家，人口相同，遭遇相似，但放在不同時代，就展現了不一樣的情懷。電影向小津安二郎致敬，但山田洋次也是大師，既能捕捉和重現原作的神髓，同時注入銳利的觀察，一併回應了兩個年代家的變化。

電影最顯著的改動，在幼子的角色。《東京物語》中，幼子死於戰爭，未亡人本來可以跟這個家從此割裂，但媳婦盡力招待從鄉間來東京小住的翁姑，即使自己生活清簡，也用心張羅，體貼入微，把親生子女都比下去。《東京家族》裡，幼子仍單身，工作不定，前路茫茫。年老父母看在眼裡，很是心焦。

對生於憂患的父母輩，在看似繁華安樂的大都會，從幾個子女的生活，摸索了時代的輪廓。大兒子行醫，身不由己，二女開理髮店，長袖善舞，但小商戶要生存，一樣身不由己，唯獨是幼子，表面打散工，收入不穩定，卻過着自由自主的生活，率性而活，長輩以為他沒有計劃，無責任感，但海嘯過後，他去當義工，還因此認識了無條件包容他的優缺的女朋友。母親走入他的生活，夜話那一段，平淡真摯，不說教，由心關懷，子女有自己的生命，真正尊重他們的選擇，寬懷了，安心了。

家是什麼？人人答案都不一樣。長子的家由賢淑的媳婦打理，仍是傳統男尊女卑的格局；二女和女婿，沒有子女，女婿職業未明，二女是強人，夫妻平起平坐；幼子一對，女的是男的支柱，是情人，也是知己。兩代人，四段關係，家的面貌，本應如此。

而我不知道的是，家是香港，又會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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塵翎 - 原節子與蒼井優

古德明 - 吸引眼球

中華正聲   2013年04月24日

【am730專欄】「今天，打開報紙，有一宗新聞最吸引我眼球。」這是香港商業電臺一位時事評論員的話。現代漢語之下流，真有非我輩所能想像者。

中文「眼球」一詞，譯自英文的eyeball，向來只作生物學用語，例如「眼球外有角膜、鞏膜、視網膜；內有水狀液、晶狀體、玻璃體；中有瞳孔」等。生物學由西方傳來，中文用「眼球」這個西方名詞說眼睛結構，當然順理成章。

但中文不至於連「搶眼」這樣的傳統詞語都沒有，以致現代漢語人不得不說「吸引眼球」。

《三國志》卷十九陳王曹植上疏說，百姓十分留意當權者言行：「夫能使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權者是矣。」《世說新語‧容止》載：有客往謁太尉王衍，見安豐侯王戎、大將軍王敦、丞相王導等都在那裏，告辭後，向人讚歎他們相貌不凡：「今日之行，觸目(眼睛所及)見琳琅珠玉。」《隋書》卷七十九寫梁王蕭巋風采：「巋被服端麗，進退閑雅，天子(隋文帝)矚目，百僚傾慕。」今天，曹植須說「能吸引天下耳朵眼球者」，王衍的賓客須說「眼球所及，見琳琅珠玉」，蕭巋則當然「吸引天子眼球」。

中國人從前不會說「眼球」，但會說「眼睛」。《歷代名畫記》卷七說：梁朝畫家張僧繇為金陵安樂寺畫白龍四條，二龍「點睛即飛去」，餘下「二龍未點眼」，不得騰飛。唐朝韓愈《月蝕詩》則說：「念此日月者，為天之眼睛。」現在，這些「睛」、「眼」、「眼睛」，恐怕都要改為「眼球」。

請看香港行政會議成員林奮強四月十五日發表的《發展=讓港人留在香港工作》：「中國發展，一日千里；繁華背後，吸引我眼球的卻是一些關於農村的報道。」四月七日，中國教育網有《公務員申論答題技巧》：「怎樣答題，才能吸引住閱卷人的眼球？」三月十六日，臺灣《自由時報》報道三星公司製成新式手機：「三星Galaxy S4不用觸碰，透過眼球就能操控。」究竟現代漢語人為甚麼有「眼睛」不要，卻是「眼球」？

答案當然是：他們要仿傚英文。英文有時會用eyeballs說「眼睛」，例如「吸引我眼球的，是關於農村的報道」等於英文What attracts my eyeballs is news reports about the countryside; 「三星Galaxy S4透過眼球就能操控」等於The Samsung Galaxy S4 can be controlled by one’s eyeballs。總之，英文說eyeballs，現代漢語人就不能不說「眼球」。至於中國人千百年來約定俗成的說法，還有幾人關心。

周三刊登

作者專研中英文，以寫作、翻譯為業。

陳雲 - 鑄字如鑄劍

轉角   2013年04月22日

【am730專欄】字如其人，字形如其民。書法是一個人的形象，活板印刷的字形，就是為一個民族或族群奠定他們的書法。大家偶然在懷舊文章看到香港六七十年代的剪報，那種棱角分明的字形，與那種條分縷析、明辨是非的文章，是互相匹配的。當然，舊時的報紙文章，也有判斷錯的，但那是坦白的，你看得出來的。今日的報紙，用的是電腦美術字體，楷書或木刻體的棱角沒了，文章的棱角也少見。若你是在電腦上看報紙，匆匆一瞥，甚麼都不是。

我不認識鑄字，也沒去過八十年代之前的報館或印刷廠的排字房，但我練過劍。鑄劍師注定一個武士的生命與榮譽，鑄字師注定一個民族的生命與榮辱。近代印刷術用的鉛字 ，是用銅模鑄出來的，楷體用的是唐朝書法家的毛筆字，宋體用的是宋朝的木刻字。唐朝與宋朝都是華夏文教鼎盛的朝代，民國初年直至八十年代的台灣報紙和香港報紙，字體傳遞的文化氣息，就是唐宋的氣息。報上的文章，能不能跟上這種氣息，是另一回事，但寫稿的人，意會到自己的文章會用這種字體排印出來，不期然會端莊起來。就好像有人叫你用毛筆在宣紙上題字一樣，你不敢亂寫。

三月二十九日，我懷着這等誠敬，與一群愛好藝文的香港朋友，參觀台北的日星鑄字行。鑄字行在太原街，一條好像香港大角咀工業區的庶民小街，有修車的、印刷的、設計的，招牌上或門楣掛上捐助廟宇而得到的燈籠或紅布。當日為我們講解和示範鑄字工藝的，是鑄字行的第二代傳人張介冠老先生。張先生說，電腦排版影響之下，鑄字的工藝和文化底蘊，瀕臨失傳，亟待轉化。一九八五年，台灣有活版印刷行五萬至六萬家；電腦排版技術流行之後，一九九五年剩下五百家。為活版印刷提供鉛字的鑄字行，台北如今剩下一家，高雄、台中各一家，都是張先生和他的親族和同業在苦心經營。

日星鑄字行創立於一九六九年，廠內庫藏三十餘萬字的中文鉛體字模，其中以「丁」字至「龜」字所順序排列之中文常用字有二千字至三千字。楷書體字種銅模是一九四八年由上海傳入台灣，據說是前清進士的工楷，字體融合唐朝書法家褚遂良和顏真卿的筆法，獲總統府指定為官方文書字形，台灣各大鑄字行也樂意採用。

鉛字要用銅模在倒模鑄出，銅模用電解的方法鑄造。銅模的字，要用雕刻刀法，依照漢字字形的重心，如書法在九宮格內「裝字」，奠定字形之舒張或緊湊，再考究筆劃的鈎勒。現在的電腦排版，設計字體的人，都用整體的字形和美術效果來造字，缺乏書法修養和文化觀念，意會不到筆劃的細節，如何傳遞漢字的美態，華夏的風姿。(待續)

周一刊登
文化評論人，德國哥廷根大學民俗學博士，《中文解毒》系列作者。

吳志森 - 因果循環 回頭是岸

2013年4月23日

【明報專訊】如果說，國際貨櫃碼頭董事總經理嚴磊輝處理工潮的手法和態度，是行內公認的公關災難，那麼他的上司，和黃大班霍建寧，對持續近月的工潮第一次開口表態，其荒謬內容，其囂張態度，其拙劣手法，是徹頭徹尾災難中的災難，把貨櫃碼頭的公關災難，推上一個新台階。

也許，長期高踞全港最大薪俸納稅戶之首，年入過億港元的打工皇帝霍建寧，生活在雲端太久了，根本對他管轄下貨櫃碼頭員工的苦况徹底無知，更大可能是故意視而不見。霍大班故作驚奇地說：「去洗手間又唔得，大佬，21世紀，做24小時，要自己自願先肯做啦！」

真的沒錯，初聽都以為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都21世紀了，號稱國際都會的香港，世界知名的貨櫃碼頭，竟然倒退到儼如百年前的血汗工廠？但血淋淋的事實卻擺在面前，這種非人生活，不個別也不暫時，幾乎人人有份，更是存在經年。連續24小時無間斷工作，這種不合理要求，當然可以拒絕，換來的，卻是整個星期無工開的懲罰。為保飯碗，等同用槍指着頭逼你開工。如果也算自願，自願的定義，只能由霍大班隻手遮天改寫。

霍大班指工人用「文革式手法」批鬥他的同事，舉着集團主席李嘉誠的大頭相，似足1967年。又點名指摘工運領袖立法會議員李卓人別有用心，根本不想達成協議，「帶埋大班工人嚟做世界」。

思想仍然停留在奴隸社會

和黃的業務遍佈世界，更有不少坐落西方的文明國家。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管理李嘉誠這個龐大商業帝國的霍大班，思想仍然停留在奴隸社會，把工人爭取合理待遇的運動，視為綁架勒索「做世界」的悍匪。霍大班舉行記者會的地點，好在是中國北京，背景還隱約看見一幅水墨長城，這個古老帝國，一直視工人運動等同造反，要徹底消滅於萌芽狀態。

如果霍大班身處和黃準備開設貨櫃碼頭的澳洲，他公開說出這番話，肯定給文明社會唾罵與訕笑。越洋撐香港碼頭工潮的澳洲貨櫃工人，月薪約5.3萬港元，扣除三成稅款，也有3.7萬，每周工作38小時，每更8至12個鐘，大小便和吃飯時間這些最低要求，更是理所當然。和黃亦答應絕對不會把工作外判。談判對象，當然是享有集體談判權的澳洲碼頭工會了。霍大班，你認為澳洲工會也是來「做世界」嗎？你敢在他們面前，說上同一番話嗎？

工潮令貨櫃碼頭的股價下跌，損失逾億港元，即使答應工人加薪，也是比這少得多的區區之數。寧願不斷把錢掉落鹹水海，也不改善工人的待遇，這算是哪門子的現代管理方法？

如果今天不是富二代當權，會任由事情發展到如斯田地嗎？會任由李嘉誠的形象和聲譽受到無可挽回的損害嗎？即使李先生每年捐出以億計的金錢做善事，也無補於事。李超人是信佛的，他當然明白什麼是果報。因果循環，屢應不爽，回頭是岸，阿彌陀佛！

陳雲 - 四川大地震，港府捐幾多？

三文治  2013年4月23日

四月十九日，四川雅安發生七級地震。香港特首梁振英在四月二十二日中午宣布，政府會向立法會財委會建議撥出一億港元注入賑災基金，為四川省政府提供捐助作賑災工作。政府已徵得財委會主席張宇人同意，盡快召開特別會議，審議撥款。

鑑於上次汶川地震捐款的貪污醜聞，消息公佈之後，香港輿論一片反對。然而，由於立法會有親共資本家及離地中產盤踞功能組別，除非正義議員（如黃毓民）發動拉布，阻礙議程，市民前往議會觀眾席聲援，向政府及保皇黨展示直接民意，施加壓力，否則撥款恐怕如常通過。香港議會的不民主，令公共財政無法公平使用，此乃明證。掃除議會的功能組別，將公帑的支配權歸還民選議員，市民在適當的政治議程——例如這次四川賑災撥款，配合拉布議員，發動「佔領立法會」行動，比起「佔領中環」行動的特首普選，更為徹底和必要。

這次四川雅安地震，港府不必大額捐款。首先，香港和大陸在一國之內，相處融洽，中國政府也不缺錢，香港無必要用捐款來拉攏關係，香港的政治處境與日本不同，香港可以務實行事，實事求是。其次，根據歷年經驗，捐款容易淪為貪污腐化和政治行賄的溫床，需要謹慎行事，避免中方的貪污或港方的行賄。其三，香港民間捐獻往往很多，本地資本家、地產財閥的基金會、駐港國企之類，可以發動他們捐款。我的結論是，謹慎的、也是符合人情的做法，是港府象徵式捐款，當是開個小頭，其他由財閥、基金會、紅色資本家捐錢就可。

人道救援方面，例如醫療、心理輔導之類，可以在大陸同意之下前往災區協助。飛行服務或消防員救災，因為香港的救災服務是民用的級別，不是軍事級別，難以克服地理障礙，除非發生特大的災難，港方的增援可免則免。事實上，北京也婉拒外界救助。

港府向四川捐獻巨額款項的政治動機，我們香港人必須查明，因為港府是代表香港人的，政府的行為影響我們的命運。二〇〇八年四川汶川的八級強烈地震，港府的捐款是一百億港元 ，這次雅安的地震不如汶川地震強烈，有專家認為是汶川地震的餘震，北京也強調可以自行救濟這次比較小的災情，不須外界幫助。然而，港府準能從賑災基金撥出一億元捐獻，正等待立法會財政委員會通過。捐獻象徵式幾百萬元，甚至幾千萬，是可以的，但上了一億元就是巨款，香港人必須查考政治動機和提防政治效果。

陳健民 - 何以在沃土上廣種荊棘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4月23日

香港人要求真普選，中央官員和本地「愛國人士」 說這是遊花園，而且是遊西方的花園。

怎樣才算真普選？美國耶魯大學政治學教授Robert Dahl指出，民主化涉及兩個方面。第一是參與，以一人一票的選舉為標誌。第二是競爭，體現於多黨政治。沒有真正競爭的普選違反了民主的政治平等原則，像中國地方人大選舉即使容許一人一票，因為候選人絕大多數控制在中共手裏，國際組織如 Freedom House等一直不認為中國已實行自由的選舉。在全球195個國家中，中國的政治權利被評為最差的17個國家之一。

有些人胡說民主國家都有提名限制，其實是指人家黨內的初選。至於一些民主國家參選的限制（如有相當數量的選民提名），只是確定候選人在社會上有相當的支持度，避免浪費政府的選舉資源，而絕不能對不同性別、種族、宗教、政治信念等的人士作出不合理的參選限制。

李柱銘的方案所以引起爭議，是因為方案可能賦予提名委員會有太大權力限制不同政治信念的人參選。除非提名門檻非常低、又或者提名委員會用非常民主的方式產生，否則香港特首選舉只會變成中國地方人大選舉的翻版。而這種「山寨版」的普選是拿不出去國際社會示人的！

民主源於雅典，西方國家的確是民主的先行者。但時至今日，全球已有六成的國家以普選產生其政府。喬曉陽說西方的花不適合種在我們的花園上，但事實上東亞國家如日本、韓國以至台灣已實行普選，民主之花早已落地生根。根據一項民意調查，連非洲也有七成人認為民主便是追求人權，參與決策和投票權，有七成半的非洲人民支持發展民主。民主已成為普世價值，怎會是只適合在西方花園生長的小花？

民主要真能發揮其保護公民權利、謀取大眾利益、促進社會共融等功能，有賴制度和社會環境的配合。耶魯大學政治社會學教授Juan Linz便提出五個重要的成功因素：市場經濟（和隨之出現的中產階級）、法治、公民社會、政黨和廉潔有效率的行政系統。以此來考察香港是否具備民主選舉的條件，我敢說在歷史上未有一個社會在實行普選的時候，能比得上香港在這五方面的綜合實力。

按Juan Linz的分析，一個社會越是具備上述五個條件，越能整固和深化民主制度。從另一角度看，當一個社會既已準備好實行民主，統治者仍拒絕開放普選，只會引發社會衝突。這種「政治滯差」便是香港管治危機的根源。

明明園中滿是沃土，何以有花不種卻廣植荊棘？是否園主有點妄想被迫害，將自己困在荊棘叢中，沉溺於與文明社會隔絕的孤絕？

陳健民   學者、「和平佔中」發起人之一

呂秉權評港人捐助四川地震：災區不缺錢 只缺制度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4月22日

以往中國大陸每遇天災，港人善款如雪花飄至，今次四川雅安地震，社會卻即時湧現大量勸止捐款的討論，擔心善款最終只肥了貪官。多番進出災區的前記者呂秉權，同樣表明不會捐款予官方組織，直言有關方面「錢和物資都不缺，缺的是制度」。

記：《蘋果》記者　　呂：呂秉權

記：昔日走在災區最前線，可知賑災善款用到哪裏？

呂：我曾在09年重返四川災區，有次進行豆腐渣工程報道，被地方幹部帶走，帶到一個山莊大魚大肉，想勸阻我們報道，對方故意點滿一桌飯菜，一個旅行團都吃 不完，還不斷叫白酒。當時重建仍很困難，我出言阻止，他們卻面不改容繼續叫，完全蔑視、褻瀆捐款，令我很生氣。最後我堅持搶走張單。

善款規劃也「亂晒龍」。北川附近約10公里重建工程，建好房才說規劃錯誤，全部拆掉再起，善款被人為糟蹋；向地方幹部質詢，連調查報告都沒有。綿陽紫荊民 族中學同樣為一個地產項目建好再拆。豆腐渣工程再現，我們帶結構工程師視察重建樓房，鋼筋仍然幼、水泥仍不合密度標準，人們繼續偷工減料，仍未吸取教訓。

記：中國官方仍宣稱毋須外國協助救援，事實她是否有此能耐？

呂：美國、香港、台灣等不同境外、國際救援組織也表示可提供各種援助，但外交部重申不需要，堅持中國搜救和醫療力量有保障。大陸甚至對台灣紅十字會開出條件，先捐款500萬人民幣才可進入，我覺得相當過份。現時是黃金72小時，仍跟別人先談錢而非人命，對生命相當不尊重。

記：有多次走訪災區記者表明「一個仙都唔會捐」，你如何表態？

呂：跑大陸（新聞）跑得多，真的不會捐錢給內地官方組織。中國紅十字會是官方機構，領導全是退休民政部官員，大家對其官僚、無充份善款監察的情況很了解。 但一些專注內地校舍、災後重建的本地可靠民間團體如苗圃行動，有全面審核，擠牙膏式監工撥款，無偷工減料才批出第二期款項。我寧願捐給這類團體。內地錢和 物資都不缺，缺的是制度。

記：港府極速宣稱撥公帑作賑災，港人是否「冇得揀」？

呂：香港政府捐出來的，部份會去中國紅十字會，另外大部份會由四川省政府安排。這個問題值得商榷，必須對這筆捐款有十足監管。上次捐款濫用不了了之、豆腐渣工程繼續、上訪家長被打壓逼上絕路，立法會審批撥款必須關注。港人想重建的不止是一座建築物，更想重建的是公義。

內地真的有用錢收買家長，所謂和解、簽協議書，從此放棄追究豆腐渣工程，這些錢從何而來，是否來自香港捐款？如果這筆錢成為打壓人民的一種方法，我們真的不應該捐。

記：港人可以怎樣做？

呂：有經驗人士如社工隊等朋友，可用自己專長幫助災後重建，包括心靈重建；但一般普羅大眾，個人不建議前往災區，可「睇定啲」，觀察到實際缺甚麼再去做。

呂秉權為前電視台中國組記者， 現職浸會大學新聞系講師

記者馬志剛筆錄

林茵訪問Rick Glofcheski：我們都是工人

星期日生活   2013年4月21日

【明報專訊】貨櫃碼頭工潮踏入第二十五日，聲援者有增無減；除了學生和熱心市民，外籍家傭和外國碼頭工人也聯群結隊的來了。

特地來看望留守者的Rick Glofcheski也有張外國臉孔，一頭白髮、瘦削斯文的身影，沒有人會將他聯想成工人；在罷工現場的李卓人替大家介紹，這是來自港大法律系的勞工法專家；Rick卻說，我們每個人都是僱員，而這，也是他研究勞工法例的開端。

Rick笑言，自己開展勞工法例研究其實只是二○○四年的事；九年就自成一家？

因為在此之前香港的法律系根本沒有專人研究和教授勞工法，「我認為這是不對的，工作是每個人生命中那麼重要的一部分，你是僱員、我也是僱員，所有人都應該清楚他們的勞工權利，但無人教這些。」

為此，開展研究、設計課程，又完成了厚厚的一本專著Employment law and practice in Hong Kong。

連日來碼頭裏種種不人道的工作條件在傳媒曝光，市民嘩然，不禁問這是非洲黑奴的世代嗎？

然而Rick說，資方的所作所為，幾乎都是現行法律允許的。

「香港有很多關於勞工法的條文，」他翻翻自己那本八百頁著作，「但它在多方面的保障都非常弱，而且很多條文已過時了。」沒有集體談判權、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罷工權，也沒有標準工時、休息和上廁所的規定，「僱主可以每天只准你上兩次廁所，或要求你連續十二小時無間斷工作，都是合法的。」

Rick搖頭，「過去數十年來，香港存在一種制度性的對勞工法律改革的抗拒，由於沒有普選、沒有對市民負責的政府、沒有團結和強大的工會力量，導致我們的勞工保障遠落後於其他已發展國家。」

撐工人 源於父親

Rick來自加拿大一個工人家庭，父親就駕駛跟碼頭工人類似的吊機，是建築地盤那種，「比香港的碼頭工人好得多，他沒被迫長時間工作，通常都是七至八小時，有時趕工，會有一倍半至兩倍的加班費，香港到現在都未有這樣的規定，所有先進國家都有了」。年輕時的Rick為了掙學費讀法律學院，做過多種工作，也罷過工，「是間電子廠，我是工會成員，所以跟隨着罷工了，有點像現在的情况，廠房外示威抗議、留守、有一點點生活津貼，罷工的日子並不易過」。但還是比香港好的，香港的罷工權原來徒具虛名，「基本法的確寫着我們有權罷工，但這只代表罷工沒干犯刑事罪行。罷工合法，不過，你會失掉工作，僱主不能因為你罷工而即時解僱你，但他可以『一個月通知』地解僱你。還記得國泰的機師嗎？（二○○一年工業行動）他們都失業了！當你不再是他們的工人，那還算罷工嗎？」Rick說，「這班碼頭工人很勇敢，他們冒着隨時失去工作的風險，是一場嚴酷考驗。」

完成法律學課程後，Rick原在加拿大私人執業，一九八九年來港，加入香港大學法律系，「那是香港迎接九七主權移交的關鍵時刻，憲法和政治上都將發生重大轉變，從法律研究角度看來，非常有意思」。起初他專注侵權行為，著作Tort Law in Hong Kong已出到第三版，「這是一年級的課程，有部分關於勞工法例。另外，在有關平等與反歧視的課程裏，也觸及一些勞工法例，因為在眾多形式的歧視中，職場上的歧視最嚴重，人人都需要工作賺錢、建立事業和個人成就感，如果因為性別、種族、懷孕、殘疾等原因而無法受聘、無法晉升、被撤職，你會無法生活下去。」另外，商學院也有教授勞工法，「 但是站在商業角度去談的，作為人力資源管理的知識。」

港勞工法例十分薄弱

「我會說，在法律學院裏客觀地認識國際和香港的勞工法例，到現在為止仍只有這一個專門的課程。過往法律系學生普遍不算對勞工法很有興趣，因為他們不常聽說相關個案，也因為香港的勞工法例十分薄弱，進行法律訴訟的人很少，僱員發現打官司並不值得，因為即使勝訴，獲判的賠償也很微薄，可能連訴訟成本也補償不了。」落後的程度，是連法官都不時在判辭裏表達對現行法例的批判、想保障勞方但無法可依的無奈。

Rick舉二○○五年一宗僱主以間斷式短期合約聘用員工以逃避支付遣散費的官司為例，上訴庭法官張澤佑在判辭明言批判——香港現行勞工法例在本質上是有利於僱主的，工人往往不夠力量跟僱主討價還價，這情况在無集體談判權的香港更加嚴重，「僱主能透過各種手段逃避他們對員工的責任，令大部分僱員都被剝奪了法律原擬賦予的權利，此舉實在無助於維繫社會和諧」，並表達對勞工法例改革的期望。Rick說，「我不能說如果熟悉勞工法你會有很多客戶和生意，但我肯定的是，我們大家都是僱員，都要知道自己的權利。在我組織這個課程之後，法律系學生們開始明白為何勞工法是重要的，有很多東西，與廣大勞工相關，合約工、自僱人士也有他們的權益。」

外判：勞工保障更不可少

在經濟全球化、企業把一切都外判出去的潮流下，勞工權的法律保障顯得更不可或缺。「兩份合約放在你面前，一份直接聘用，人工低些，另一份將你變成自僱，人工高點，但什麼福利和保障都沒有，你揀哪一份？很多人都揀要高一點的人工，沒考慮潛在意外風險。另一些情况則是，沒選擇，因為你需要工作，唯有接受一份毫無保障的合約。」今次碼頭工人面對的困局之一，正是他們被層層外判出去，甚至連自己的真正僱主是誰都搞不清楚，想跟最終的碼頭營運者HIT談，但HIT不承認責任，「他直說『你們不是我的員工』。」Rick提出，外判制度最初是當企業觸及一些非本行的業務、直屬員工沒有相關才能時，才外判給其他公司做，「像地產發展商要建一幢樓，發展商當然不懂搞電力、泥水、搭棚，於是他們需要找各種外判商，甚至外判商也要再找外判商，例如搞電力的可能要再找做燈的判頭、做電掣的判頭，這很合理，一間公司很難直接聘用和管理這麼多不同專長的工人。但一間貨櫃碼頭公司，他們就只是做裝卸貨櫃，如果你將裝卸貨櫃這項工作都外判了出去，那你的生意是什麼呢？如果我開一間餐廳，拿了經營餐廳的許可證，然後我外判煮食工作、又外判侍應、又外判清潔工，那我負責做什麼呢？就坐在那裏，不煮食不上菜，然後對外判商說，把盈利交上來？」Rick雙手一攤，「但這是合法的」。

「有一點我很想說的是，今天外判變得比二三十年前更普遍，判上判也是。大學外判，政府外判，香港電台也外判，普通到大家覺得這很正常。但另一方面，我們應該記住的是，我們確實期望僱主是對社會負責任的，不應該只是追求盈利。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多年前已發出一項重要宣言，『勞工不是商品』（labour is not a commodity），勞動力由人構成。但企業家在計算勞工成本時，當他將一切可能外判的都以價低者得的形式外判出去時，意味着這實在只關乎生意，工人只是商品；企業家不願意應付工人這元素，只管將工人推給外判公司去應付。你聽過企業社會責任吧，如果你將一切都外判出去，像HIT一樣，它根本完全沒有與人的連繫，怎麼能有任何相關的企業責任？它還能對什麼人付上責任？」

大商家的社會責任：顧全僱員的需要

「香港的大商家常覺得自己捐了幾多錢，這其實不是社會責任的真義，社會責任是你對你的僱員作出的，而不是對其他人；它要求你去顧全工人的需要，有沒有足夠福利保障？有沒有時間與家人相處？做媽媽的有沒有機會餵哺母乳？家中長者健康有問題，僱員可否抽身照顧？僱主本應做到這些，才是一個社群的良好伙伴。」Rick憶述，在那久遠的年代，工人一家跟僱主的家庭合照很常見，「即使香港或中國傳統裏沒有『福利』概念，也有種期望是僱主會照顧員工的家庭需要，但這已成過去。今日實際在做生意的人，刻意跟那些為他們工作的人保持距離，他們想盡辦法推卻自己的社會責任，佈置一個最節省成本的模式，將工人陷於愈來愈邊緣化的境地。」

「有些人覺得，HIT是做生意的，只要沒犯法，就沒有反對它的理由，」但Rick認為，如果現行法律讓工人陷入如此境地，正呈現了法律改革之必要，「我在這次工業行動裏看到的一點益處，就是它可能喚起公眾對現行勞工法例的興趣，我們的法例保障實在不太好」。除了最關鍵的集體談判權外，也應該加進一些規定僱主對外判工薪酬、合約所負的責任，例如目前建築界裏若判頭欠薪走數，總承辦商是有責任付薪水給外判工的；但這只適用於建築地盤，在各行業都盛行外判的年代，明顯有擴闊法例涵蓋面的必要。

勞工法例改革之必要

「過去數十年來，政府出於自由市場、不干預的經濟哲學，一直抗拒全面的勞工法例改革。每次都是社會積累巨大不滿、威脅政治和經濟穩定時，才願意推行實質改革以挽救危機。」像六七暴動後推出《僱傭條例 》，八九年六四事件後推出《香港人權法案條例》，九七主權移交前通過一系列勞工相關法例等，「目前大家都對二○一七年的普選方案感到疑慮，社會正有點躁動不安，會否是另一個人們起來反抗的契機？現在碼頭工人頗得公眾支持，這在相對保守的香港社會是很罕見的。一些人正在醒覺，他們認為不能再接受香港發生這樣的情况了，不能接受有人在這樣的條件下工作。當初討論最低工資時，商界不斷說這會毁掉香港經濟，有一部分市民被說服，而這法例通過兩年了，香港經濟毁掉了嗎？現在討論標準工時立法，他們又說會毁掉香港經濟，我們已聽過這套說辭了，知道這說法不盡可信。公眾開始想知道事實的全貌。推行一條人道的法例當然有成本，但你想讓市場支配一切？結果就是有人要在半空的駕駛艙內大小便了。大多數人會要求一個平衡，想經濟好，也想有個標準去確保人們過上快樂合理的生活。」

文 林茵
圖 黃志東、資料圖片
編輯 蔡曉彤


勞工法改革被阻礙死因

【明報專訊】碼頭工潮以來，人們隱隱猜想「佔領長江」會否成為「佔領中環」的預演，工運與社運、政運的關係備受關注。Rick認為勞工權益的提升，大概要待全面普選後才能實現，多年來親商界及不民主的政經結構，對勞工法例改革所施加的阻礙，可從下述略見一二：

1. 由二○○○年起，政府共提出逾三百條法案，當中約有三十條跟勞工法例相關，但大部分只是對舊法例的小修訂，主要是因應通脹因素提高罰款和法定賠償金額。除了最低工資和種族歧視條例外，香港勞工法在過去十五年沒有其他實質的改革或檢討。立法會議員提私人草案以改革勞工法例，須得行政長官同意，亦幾乎無可能通過偏重商界的功能組別投票。

2. 「勞工顧問委員會」對勞工法例的制定有重要角色，除了向政府提供意見外，其二○○九至一○年度報告更表示其可以「批核」（endorsing）一些法例提案。這機構雖以「勞工」二字行頭，但三分之一成員來自僱主、三分之一成員來自政府、剩下三分之一成員由工會之間投票推選，因選舉方式以每個工會為單位，不論該工會有多少會員，都只有一票，令選舉有受操控的危機，一直由親建制的工會壟斷，難以期望該會可為工人權益帶來革新和改變。

3. 集體談判權是維繫工人權益的關鍵，規定資方有法律責任出席勞資談判，不能像當下碼頭工潮那樣棄工人於不顧。若有集體談判權，合理的勞資協議可期，外判商亦有機會將新增的勞工成本向上轉嫁至總承辦商。香港由於彭定康一九九五年加大立法會選舉民主成分，多名民主派成員晉身立法會，成功於一九九七年六月通過《僱員代表權、諮詢權及集體談判權條例》，惟回歸後迅速遭小圈子選舉產生的「臨時立法會」廢除。沒有集體談判權，亦成為香港工人缺乏動機加入工會、壯大力量的關鍵。

佔領中環對談系列：老竇教仔仔教老竇 (黃之鋒)

教授爸爸遇上學生領袖

  

【明報專訊】黃之鋒看着戴耀廷，見到去年今日的自己。一介平民，看不過眼社會裏的不公義，不平則鳴，發聲後引起星火卻燎原，驚醒了大眾，燃亮了死氣沉沉的政治困局，繼而被傳媒追捧，平淡生活掀起翻天覆地轉變。去年公民廣場上，黃之鋒為應付排山倒海訪問而失聲，睡眠不足，極速消瘦。今日，戴耀廷也在努力適應鎂光燈生涯，瘦到雙下巴不見了，因缺睡長了一對眼袋。聽到之鋒談及一個社運領袖的「非人生活」，很有共鳴。

二人相同，豈止於此。坊間對兩人評價也似：性格跟年齡不符。十六歲的之鋒，在反國教一役，對梁振英伸出的手以鞠躬回應，對拍枱老師余綺華不亢不卑，反映這孩子心智成熟如成年人；同樣，四十八歲的戴耀廷，一個前途大好的大學教授，竟涉足連政治人物也知道九死一生的普選議題，單純為了提升全民民主意識。接觸過戴耀廷的人也形容：有沒有成年人這麼天真？

年少老成的之鋒，面對教授一樣「無面畀」，詞鋒銳利批評教授說十八歲以下要「見家長」是家長式思維，漠視學生公民身分；善良如戴教授也不客氣，搬出「兒童權利公約」，指兒童定義包括十八歲以下任何人，例如幼童，設限合乎法律和道德。戴澄清：「我沒說過『不准』，而是『不鼓勵』十八歲以下參加公民抗命部分，佔中還有支援工作可做。若十八歲以下學生要參加（公民抗命），至少家長要知情。若家長反對，學生繼續要去，我也阻不了。」

之鋒問，為何佔中的規矩，如十八歲、四十歲才可參加等說法，莫衷一是？又追問為何佔中程序如此複雜，令人混亂？之鋒認為，社運領袖需清楚向群眾溝通。戴解釋，他不想主導運動，希望淡化一種高高在上領袖角色，培養公民主動權。之鋒卻認為，權力下放到底還需要掌舵人：「去年反國教，我也很抗拒做領袖。但回看，當歷史給了你這個位置，就要認真做好佢。」戴耀廷其中一個兒子，年紀和之鋒相若。聽到這句話，戴的表情，像一個父親被兒子的話刺痛了一樣。

已是下午茶時間，兩人風塵僕僕到達快餐店。之鋒叫了洋葱圈凍咖啡；戴沒吃午餐，頻呼「肚餓」，點了漢堡薯條果汁，狼吞虎咽。兩人並肩吃着，有一句沒一句，偶爾互窒，像對拗氣父子。黃說，佔中熱潮如此下去，估計年底戴會登上雜誌成為「風雲人物」，戴苦笑：「未到年底我已經死咗。」黃又「潤」了戴一句：「我覺得戴耀廷慘過我，因為他講錯說話和『中伏』次數比我多。」戴詐傻扮懵，扮向之鋒討教：「那你是我的前輩，要向你學習」，還擺出拜師手勢，黃沒提防：「大鑊啦，你是否讓記者拍照？」戴保持着拜師姿勢，確定攝記拍下，才得戚地咬他的漢堡。

熱身過後，之鋒認真地問，一萬人選的普選方案，如何代表全港？戴說，方案最後會以電子公投，讓全港市民投票，拿廣泛授權。黃眼珠一轉，發現電子公投要登記身分證號碼，他未有成人身分證，提高聲線問：「呀！我想起一件事，電子公投我無得投票，怎辦？」戴接招，想了一想說，公投可加入十八歲以下組別，讓十一歲或以上擁有兒童身分證者也能參與，分析數據時分別列出。

之鋒坦言，「學民思潮預備大打政改這場仗，就如反國教這樣打」，但看到上周日戴耀廷說，接受由全民「選出」提名委員會，則不贊同。之鋒指，學民傾向全民「變成」提名委員會，一人一票提名特首，他明白可能需要改基本法：「我覺得有時未必可以好簡單說，中央給我們什麼plan，就跟住他的line逐個point去打。因為一開始你叫價太細，去到底線，個位幾嚴重吓。」

戴澄清，全民選提委的方案，是市民寄給他的建議，他認為原則上可接受，是「舉例言之」，非「他的方案」，亦非最終方案。因為最終方案須經商討日投票，不是由他說了算。「不能由一個人或政黨壟斷方案的制訂。不能先有方案，才叫大家參與佔中，這樣是上而下。」故此，學民也可以提方案，放在商討日公平競爭，但戴提醒，學民也要秉承民主精神，若選不上，學民也要「認數」。

之鋒再問，為何佔中只談二○一七特首選舉，避談二○二○立會選舉？又問：「大家對佔中概念太不同，有人覺得是佔領馬路，有人又說不是佔領馬路，最緊要入獄，究竟係乜？」戴耀廷指，這些問題要由「集體決定」，方法是透過兩次商討日。戴解釋，六月會舉行第一次商討日（DDay1），邀請五百至一千名相關團體人士，以十五人小組形式，討論「佔中要討論什麼問題」，最多人覺重要的問題便處理。第二次商討日DDay2會在DDay1之後幾個月舉行，到時社會已廣泛討論，DDay2再投票解答DDay1得出的問題。故此，佔中「應否爭取立會」、「應否癱瘓交通」等問題會由集體商議。

黃之鋒以為，舉行商討日只為找普選方案，聽到連「佔中是什麼」也要放在商討日研究，忍不住說：「社會運動這回事，不是程序1234567，大家覺得好亂，令人不想來參加。陳雲所說『離地中產』，的確有這種感覺。」之鋒去年經歷公民廣場，知道社運工作令人疲於奔命，擔心執行問題：「感覺是佔中三人組的戴耀廷，陳健民，朱耀明三個在上面brainstorm好了，交由民間組織去執行，那是什麼平起平坐？」

戴解釋，他不是「為程序而程序」，不是「離地」，是希望落實民主精神，因為爭取民主的過程，正正不能不民主：「要知道，跟不同人討論，你會發現你以為的共識不是共識。」「我們不接受（中央政府）決定，因其制度不公平，但若制度公平，出來的方案，我們就要接受。」他說，任何問題也可在DDay1提出，佔中三人組沒法主導。至於DDay1需要六十名調解員，正和港大民研鍾庭耀商討，有信心人手足夠。

近日普選論壇上，愛港力等撐政府組織「熱情」參與，令人擔心DDay秩序。戴披露，DDay1只讓受邀請團體參加，但會另外搞公聽會，讓反對者表達意見，更會同一時間舉行十場，戴說：「他們有多少人？若（每場）只有三個人就沒法擾亂秩序」。

話題轉入十八歲以下應否參加佔中。忙碌如戴耀廷，為今次對話預備充足，帶來黃之鋒四月二日於《明報》刊出的文章：「重回起點剖析佔中」，並事先用熒光筆highlight重點，還預備了一份「兒童權利公約」，一副戰鬥格，像要回答老師提問的積極學生。

黃之鋒以親身經驗說，他創辦學民思潮時只有十五歲，去年反國教「佔領」公民廣場，沒申請不反對通知書，屬非法集會，也是一種公民抗命。黃估計，佔領中環到最後，參加者裏有一定人數是學生，那戴耀廷最初堅持不讓未夠十八歲參加的規矩便沒意思。戴承認，到真正佔中現場，的確沒法阻止未成年人士進場，但強調，事前簽誓言書時，他有道德和法律責任不鼓勵未成年人士參加。兩人舌劍唇槍：

黃：到最後，沒簽誓言書的人也可入場，效力成疑。

戴：簽是有其意義。

黃：有意義，我buy信念囉，commitment囉，但不簽也可進來，最後整個場有一半是十八歲以下會怎樣？不是很好笑嗎？

戴：他可進來，不代表不用做之前程序。事實效果不是我希望的，和我不應要求一個理想安排是不同。就好像按交通燈過馬路的人不多，不等於要取消交通規則。

筆者：黃之鋒若你是戴耀廷，會讓十八歲以下簽誓言書？

黃：我會，戴教授說簽署儀式莊嚴，簽的人已足夠理解公民抗命是什麼。

戴：如果有個十歲說要簽，我怎做？

黃：即係咁，十歲嘅人會否簽呢？我唔相信會簽啦。

戴：根據兒童權利公約，十八歲以下不只包括你，還包括十歲。公約還有個原則，要以「符合兒童不同階段接受能力」指導兒童行使權利，你（黃之鋒佔中）當然可以，但十歲可以嗎？

黃：若有個母親抱着幼兒來，你怎辦？

戴：家長陪同下，負責的是家長。但一個孩子獨自來，責任就在我。關鍵是十八歲以下，法律上很多決定不可做。不跟他家長談，可以做什麼？

黃：學民思潮很多成員參加遊行，家人也不贊成，最後小朋友決定自己出來行，因為覺得有選擇權。

戴：我當然同意小朋友決定，可能我會倒轉幫他說服家長，把家長也拉出來（參加佔中）也不定。

黃：你一講「見家長」，大家就想到學校拿成績表。

戴：我是家長，自然站在這位置想，這是我的局限。

黃：如果你沒法避免學生參加，與其用程序不讓他參加，不如勸他三思而後行。我覺得，應該任何年齡也可參加，讓他自己決定。

戴：我意思是，未去到中環現場那刻，當一個十八歲以下的人說要參加，我在能力範圍裏，應否按兒童權利公約精神處理？這不是所謂的家長式思維。

爭辯既面紅耳赤，亦笑位連連。激動處，戴瞪大眼拚命指着公約條文給之鋒看。之鋒沒好氣，望着手裏已喝光的凍咖啡，把玩吸管，又啜着杯裏由冰塊融化而成的水，按捺不住要駁嘴：「大佬，上court咩？！」戴樂在其中：「教法律的，當然跟足規矩做。」黃反駁：「你搞這事（佔中），都不跟規矩啦。」戴再反駁：「我們跟規矩，我們是『超越規矩』。」對於這位與他鬥嘴的小子，戴似乎頗賞識，忍不住問：「你想唔想讀law？」之鋒答：「唔想，亦讀唔來。」

黃之鋒建議，與其限制年輕人參加，不如籌備家長諮詢會，讓家長了解佔中。戴不反對，但強調，誓言書除了有「公民抗命」選項，另設「合法支援」選項，希望未成年人以這形式參加。但之鋒說，學民思潮對佔中立場是，若政府最終不接受民意，公民抗命是個可能。筆者反問，若學生留了案底，影響前途如何？之鋒說，首先認為當局不會拘捕所有人；其次，未成年和成年人一旦被拘捕，前途也會受影響。

筆者提出，去年反國教，學民派出學生絕食，三名絕食者足十八歲，如果學民思潮也怕被批評「利用未成年人」，卻反指佔中不准未成年人參加，有「雙重標準」之嫌。之鋒解釋，當時需要的絕食者人數不多，加上反國教時間緊迫，不想再節外生枝，才安排成年學生進行。但之鋒認為，佔中有充足時間討論，應開放給年輕人參加。筆者在此點多番追問，戴耀廷好言相勸：「你（筆者）和我加埋一百歲去挑戰一個十幾歲，是否不太好？」筆者即時自辯：「我把之鋒視為成年人來提問」，之鋒形容，筆者的說話要比戴耀廷的說話順耳得多，希望戴耀廷能明白年輕人，「調整一下心態」。

之鋒指，戴耀廷令人感混淆的言論，還有「四十歲才准參加佔中」。戴申冤，他不是「不准」四十歲以下人士參加，只是預計四十歲以上不會踴躍，才「鼓勵」中年人參加。之鋒覺得，戴在傳媒發言上可以做得更好：「大家覺得你作為一個意見領袖，為何成日轉立場，模稜兩可。」

戴解釋，自己不是「轉立場」，而是跟不同人討論後，吸收意見做修訂，承認運動發展得太快。戴亦強調，重視佔中過程對公民意識的開拓，故有意把自己「領袖」角色淡化：「過程裏我做回自己，而不是運動成功，我做不了自己……我認為，運動成功是參與者要對民主更有認識，不單只是爭取了民主制度。」戴指，自己身分是facilitator，不想做領袖，亦強調最終對普選方案有權否決的，是立法會拿着票的議員。

之鋒說：「中央不怕議員，他驚你（戴耀廷）之嘛……事實是，現在政治環境是，我和你的感染力，未必是一些所謂泛民大佬有的。」之鋒更以自己為例，指反國教時也強調想做「推動者」，不想做領袖，但發現，無論社運如何強調公民參與，如何重視由下以上，到真正運作，領袖還是要下很多決定：「去年很多人捧我做英雄，說『香港靠晒你』，我一聽到就想死。但又覺得，既然大家這麼欣賞你，更加要運用你的身分地位能力貢獻多點。」

之鋒語重心長：「當歷史賦予了你這個位置，你就要珍惜，認真做好佢。你想低調，想淡化自己，但我經驗是，做了這個位，就要揹起責任，逃不掉。」戴像個受傷的孩子，思索半晌，幽幽道：「係一個好唔想做的角色，好抗拒的角色。」之鋒安慰：「我一開始也不想，慢慢會習慣。」

佔中對話完結

不講究論資排輩，誰有理就可以服人，才是民主精神的體現

佔中對話系列至此，到了最後一集。事實上，對話名單裏一直有黃之鋒，是戴耀廷刻意將年輕的之鋒放在壓軸一集，讓系列以薪火相傳意味作結。有趣是，對話後我們發現，施和受的角色似乎互換了。筆者提起今集原意是「薪火相傳」，戴半開玩笑對之鋒說：「想不到，掉轉頭是你『傳』番畀我。」之鋒鼓勵道：「加油！『傳』咗畀你，有排捱呀。」一套公平的制度，不應該有一錘定音的「阿爺」，唯我獨尊的「教父」，永遠話事的「大佬」，就是父子之間，也可以平等對話。不講究論資排輩，誰有理就可以服人，才是民主精神的體現。

文 譚蕙芸

協力 陳嘉文

攝 李澤彤

編輯 梁詠璋

黎佩炎 - 十九世紀的Asia's World City

星期日生活   2013年4月21日

【明報專訊】澳洲海事工會來港聲援碼頭工人罷工（圖），透露他們的月薪是港幣五萬三千元。就算除去百分之三十的稅，淨工資也有三萬七，這不但比筆者這個拿了博士學位在澳洲學院當研究員的月薪高，其實在澳洲本地也算很不錯的工資。是比一般在大學當初級講師的薪金水平還高一點。比一般老師的工資水平也高不少。

澳洲的海事工會又透露，李嘉誠旗下的和記黃埔在澳洲的布里斯本和悉尼都準備要設碼頭，但卻承諾澳洲工人「不會外判運作」，不會要工人隨時候命，工人每周工作規定是38小時，每日8至12小時輪更工作。當然澳洲工人在操作吊機時一定不會不准去洗手間、大小二便要在吊機裏解決。這種工作狀况說出來不但令香港的群眾嘩然，我跟這兒的朋友說起，他們很自然便聯想到十九世紀的落後工業社會。我想：香港自稱為Asia's world city，可能意思就是十九世紀的那款吧，其實不知不覺間香港已和二十一世紀的人道標準脫了節，但我想說的還有其他。

集體談判權的威力

其實為何澳洲的體力勞動工人能有這樣大的權力跟和記黃埔討價還價，甚至平起平坐，和黃是要跟他們談好待遇才可能在那兩個港口運作的。澳洲工人要求和黃給的待遇不能比另兩間碼頭公司差。和黃亦似乎沒有回覆說如果勉强答應工人的要求，會「害死行家，拖累整個工商界」。因為他們知道若敢這樣大言不慚，置工人生計不顧，一旦談不攏，基本上工人罷工，和黃就運作不了，這也就是集體談判權的威力，能防患於未然，限制僱主的權力無限量放大，把社會倒退回十九世紀。

觀乎這次碼頭工人罷工所引起香港人的共鳴，大概其實也是因為身同感受。就在我自己熟悉的大學界，有多少底層員工的工資十年來只有寸進。但筆者離開粉嶺的舊單位兩年，租金就升了百分之三十，同一單位的賣價四年間升了百分之八十五。在大學做底層行政的朋友都說，管理階層似乎最擅長的就是改變制度，為自己在已升至頂薪點後仍能巧立明目繼續增薪下去，又或不斷提高自己的退休年齡。他們的增薪就是靠底層凍薪來達至的。這種肥上瘦下的把戲在澳洲這邊不是沒有，但至少，在每兩年的集體談判時能拿出來傾，勞方在資方堅持己見時能發起工業行動，逼資方正視問題，讓底層員工的利益不會無謂被犧牲。

但在香港很明顯是碼頭工人已是毫無尊嚴地為五斗米而折腰，但資方說不跟你談就不跟你談，現在更是一拍兩散，外判公司抵受不了夾在和黃與工人之間的壓力而選擇結業。的確不斷的判上判，和黃確能置身事外，把壓力卸給外判商。外判商從中得益亦努力賣「老」命。到現在堅持不了，權責又會傳到另一外判商手上。工人的生計卻永遠得不到應有的尊重和確認，連想跟僱主直接溝通的基本要求亦遭不斷的推搪，拒絕和否定。試問碼頭工人所屬的物流業已是香港的四大支柱產業，連支柱產業的勞工狀况都可以這麼倒退，勞資的權力分配仍可以這麼一面倒，其實再發展多N個產業我們實際的利益又真的會有進展嗎？

以為擺在眼前的就是合理

我們這些打工的，每天營營役役為口奔馳，很多時只是想保住飯碗，就算不斷感受到無形的壓力，也只是想咬緊牙關挺過去。在既無餘閒，亦無空間與精力的情况下，有時我們真的會變得麻木，以為擺在眼前的，就是合理的。碼頭工人之前有誰會想過自己的行業是可以不外判運作的？在大學底層工作的又有誰想過，所做的工作，若職銜不相稱、job description不清晰、又或工人與工人之間的工資大相逕庭，或庸碌高薪的教授不斷地增加，都可以是不能接受的待遇，是可在集體談判中集體來談和解决。香港的狀况是經濟環境的結構性不均，已到附拾皆是的地步，不是派少少糖能解決。中國政府和現香港政府都很喜歡用要集中發展經濟產業來搪塞改革或改變的訴求，讓工人過着尊嚴掃地的日子。中國大陸或香港無論國力有多強盛，表面有多繁榮，也不能掩飾整個社會的內在衰弱與頹敗，GDP再翻十番我們的內裏還是帶着十九世紀的野蠻、非理性和落後，智力都是耗在以一群人打另一群人的權謀內鬥之上。或者中國人在外人面前再不會逆來順受，但也絕不是心靈豐盛，胸襟廣闊，能頂天立地的巨人。

文 黎佩炎@澳洲

編輯 馮少榮

家明雜感：《東京家族》重拍依舊偉大

星期日生活   2013年4月21日

前排中為導演山田洋次

【明報專訊】山田洋次把小津安二郎的經典故事再說一遍，奏效、動人，證明兩點：一、小津的感懷、嘆息不囿於一時一地。二、山田兵行險着，卻打破經典不能重拍的宿命，令人肅然起敬。

1953年的《東京物語》本來寫日本戰後的家庭解體、城鄉差異，放在2012年完全適用。《東京家族》老夫婦平山周吉、富子住在瀨戶內海小島，生活簡樸、跟大自然貼近。小島風景宜人，人口疏落，節奏及密度跟城市完全兩碼子事。兩老偶然一次到東京探望兒孫，猶如鄉里出城，到處碰壁。科技確實把人的距離拉近，高鐵、子彈火車迅速到埗，計程車司機對GPS導航充滿自信，但科技沒有改變人的陋習：幼子昌次（妻夫木聰）冒失，記錯父母到埗的車站，令他們白等一趟，再自費打車到長子幸一（西村雅彥）的醫務所。說錯了，科技不獨沒有改變我們，還令我們有恃無恐。就說手機好了，因為太方便，我們約會愛說「屆時再定」、「再看看」。

父親說，當年希望幸一留在小島行醫。但站在兒女的角度，還是五光十色的大城市吸引，這點由《東京物語》到《東京家族》，從1950年代到二十一世紀皆如是，並愈來愈變本加厲；由日本到中國皆證明，現代化、城市化是不歸路。城市生活艱難，所以幸一的診所偏離市中心，行人路還要上斜落斜。女兒滋子（中嶋朋子）的髮型店只算小生意；幼子昌次的生活好像最不穩定，他是舞台布景師，是勞力工作。父親說，東京人永遠忙碌。所以兩老來到，多少影響了兒孫的正常生活。兒女當老闆，所以更沒時間陪父母。昌次算可以帶父母外出了，但他拖着下班後疲乏身軀，根本不在狀態。父母坐巴士觀光，昌次索性倒頭大睡。

兩老的心意子女就是不懂

除了時間，城市的空間同樣珍貴。《東京家族》幾乎每個室內場景，皆可瞥見室外的行人、對面的鄰居。祖父母來訪，長孫阿實不滿要讓出自己的房間，向母親文子（夏川結衣）撒嬌。兩老從橫濱提早一天回東京，遇上女兒家開派對，他們有家歸不得，亦是始料不及的。說兒女不近人情？或許吧，但這種「各有各忙」的狀况我們並不陌生。從《東京物語》到《東京家族》，小津及山田並沒一面倒怪罪下一代。城市節奏、工作忙碌換來富足生活，也同時為我們的生命設限。《東京家族》最讓人不安的，是一語道破了我們對「娛樂」的想像：女婿金井庫造經常說「天堂」，一家新溫泉館已令他樂不可支。兩老的巴士觀光只是走馬看花，看秋葉原、講漫畫風，對他們毫無意義。子女為父母着想，送他們到橫濱住五星酒店，不是要打發他們，而是真心相信這是一等一的「享受」；當然包括酒店旁邊的過山車及幻彩摩天輪。惜兩老無福消受，酒店房被摩天輪的炫光映得超現實，他們根本無法入睡。

導演對城市文明的慨嘆

還有財大氣粗的大陸遊客。跟《東京物語》不同的是，兩老被安排去熱海，室外太吵，他們睡不着，富子還厚道地說：這裏真熱鬧呢。《東京家族》的富子，聽見大陸客高聲埋怨只能沉默不語。《東京物語》諷刺戰後日本人工作異化，放假一窩蜂湧到熱海通宵作樂（就如我們假日往離島擠）；《東京家族》要說的是，今天輪到中國人把這種消費旅遊發揚光大。別忘了，兩老初到東京，在品川車站聽到的是普通話廣播。老父周吉曾在東京工作，闊別多年，東京令他感到陌生，後來甚至痛恨（「我以後不會再去東京」）。他對摩天輪的回憶來自舊電影《黑獄亡魂》（The Third Man）（無巧不成話，最近兩部日片包括《搵鬼打官司》都以舊外片訴鄉愁），今天的摩天輪經驗，屬於官能、快餐的主題公園了。

《東京家族》常提到吃的，亦是我們在城市可以寄情的另一「享受」，「辛苦搵嚟旨在食」雖然深入民心，但也強調了「工作」的手段、異化意味，再想其實可悲。女婿津津有味的試芥辣，幼子煞有介事帶父母嘗鰻魚飯，侍應生的態度還可以，但機械式的招呼、禮貌難免了。餐點是一式一樣的，遇上人多只好耐心等候。

兩老說不盡的苦衷

在東京短短幾日，兩老的有口難言，看得人很心酸。在橫濱他們決定回家，態度還是很謙和，互相安慰說探望兒孫的心願已足。無論是《東京物語》還是《東京家族》，其看破世情之處，不在人好或人壞，那個孝順那個不孝（雖然原節子、蒼井優的和顏悅色令人感恩），最淒涼還是顯示出個人面對環境改變的乏力。老的看着家庭崩解，子女四散，性格改變（周吉慨嘆滋子小時很可愛），各有各忙；到年紀一把，好友、至親相繼離世。不只周吉、富子兩人，周吉的朋友沼田亦壓抑，在家看媳婦面色，有說不盡的苦衷。兩個老友難得聚首，客氣一番之後，唯有借酒消愁。偏偏老人又不能多喝，在兒女眼中變成冥頑不靈；對居酒屋其他人客，他們更是掃興的老而不（這些酒客，多半是借餘興來抵消辛勞的異化上班族）。中年一代，被事業折騰，到底是安穩還是見步行步好？要做什麼職業？賺錢還是志向重要？一輩子想做個怎樣的人？年少一代呢？周吉、富子兩個孫子不算討厭（小津電影的小孩一向不討好），也不至於逗人歡心。幼孫小勇知道遊車河的計劃告吹了，便鬧脾氣大叫「悶死人」。嫲嫲好不容易說服他出街（說什麼都買給你），小勇仍是滿不在乎。嫲嫲問小勇長大後要做什麼，他說「我讀書一定不行」，嫲嫲聽罷失落，奇怪為何小小年紀就這樣想呢。

對比兩老家鄉，在瀨戶內海小島上的鄰家女孩由紀，活潑、善良、親切，你能說山田洋次沒有對城市、文明的慨嘆麼？當然不能一篙打一船人，但城市各種人際關係，拜金社會唯利是圖，赤誠得來不易。所以由《東京物語》到《東京家族》，兩個「紀子」俱是難得清流。看完《東京家族》，你我皆明白，周吉、富子最大收穫不是他們口中看到家人的齊齊整整，而是知道昌次有女友紀子（蒼井優）。憑兩老經驗，紀子是個好女孩，很值得信靠，令他們大為放心。由紀也很好，周吉喪妻後回到小島，慶幸有鄰居由紀及她的母親，可以相互守望。

小兒得好女友 兩老再無牽掛

昌次一角，是《東京家族》跟《東京物語》最不同之處。在《東京物語》，昌次因戰爭英年早逝，餘下紀子這位年輕寡婦。紀子論名分本來最疏，諷刺卻對兩老最好。在《東京家族》，昌次及紀子是看得人最舒服的一對。山田洋次不獨重拍小津經典，還加入自己1991年名作《息子》的元素。《息子》也是關於城鄉、父子的故事。影片開始時為母親死忌周年，幼子哲夫（永瀨正敏演）從東京回岩手參加悼念，他的吊兒郎當令大哥生氣、父親擔憂。電影的轉折，是哲夫認識了一個失聰的女孩征子（和久井映見）。後來父親來東京探望他，他戰戰競競把征子介紹父親認識，怎料父親很喜歡她，因此對小兒再無牽掛；老父最後回到岩手，面對偌大、無人的家。《息子》的哲夫及父子關係，正是《東京家族》的原型。

無論是哲夫還是昌次，他們沒哥、姐那麼世故，性格率性，滿有童真。《東京家族》的昌次愛誇耀自己的意大利名牌舊車；他有愛心（他在福島災場當義工認識紀子），跟侄兒最投契（小勇及昌次家都有直升機）。周吉一直很惱昌次，總覺得他不腳踏實地；電影之初昌次搞錯車站，再次令家人失望。但東京之旅後，周吉反而看到昌次性格像母親的溫順一面〔Vic：周吉最後對紀子說，他看到昌次傳承了母親善良的性格〕。事實上，昌次很愛母親，母親到他家作客，母親跟他及紀子言談甚歡，在平山家沒見過這份和諧〔Vic：這一段非常溫馨，可惜很快母親便死了；第二天紀子一早買早餐來給住在昌次家的母親，母親將一筆現金交給紀子保管，叮囑不要告訴不擅理財的昌次，將來需要時拿出來用就好。兩個善良的人之間自然、無保留的信任，看得人感動又感慨〕。《東京物語》滋子在母葬後嚷着要布料及和服，來到《東京家族》昌次就把她狠狠教訓一頓。周吉一切看在心裏，所以滋子的「紀念品」沒下文，老父反而在紀子離開前，送上亡妻的三十年腕表。由《息子》到《東京家族》，儘管說「孻仔拉心肝」吧，但無論是哲夫、昌次、紀子還是鄰家女孩由紀，在紛亂迷失的當今社會，赤子之心最可貴，這些人活得最快樂。

《東京家族》，山田洋次悲天憫人，拍個人，拍家庭，拍社會；談人倫，談變遷，談災禍（服部老太的故事令人神傷），兩個半小時轉眼便過。劇本由山田及他這些年的拍檔平松惠美子合編，在近森真史優美的攝影，久石讓動人的律旋配合下，令人感動，慨嘆生之可哀，死之可悲。像《東京物語》故事，放在任何時候、地點（香港固然要借鏡），都不阻其偉大。感謝小津、山田令我們體會更多！

文 家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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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天 - 當現實比電影更電影，我們解讀《毒戰》

星期日生活   2013年4月21日

【明報專訊】《毒戰》是否只是另一齣《非常突然》？放在中港矛盾的現實框架中，其同歸於盡的寓言直看得人怵目驚心。一種高度的曲線電影文化，承載着香港電影人的主體發聲，我們都聽見了嗎？

由杜琪峯執導，韋家輝、游乃海等編劇的《毒戰》公映，影片作為銀河映像染指合拍片大中華市場的又一嘗試，引起關注是自然的。銀河映像一度堅持香港特色而不肯配合內地審查制度，年前《單身男女》初試啼聲，票房反應不俗；《毒戰》走的是杜韋擅長的警匪類型，主題則直踩合拍片一度避走的「黃賭毒」禁區，大家都想一睹杜韋如何把他們的風格和香港元素，注入幾乎完全採用內地演員和內地城市場景拍攝的作品，能否左右逢源的成績。

工業考慮之外，針對杜琪峯作品的意識形態分析，《毒戰》彷彿也提供了頗供玩味的範例。

中港矛盾、文化衝突、本土呼喚，它其實表現了怎麼樣的創作意向，實現了怎麼樣的詮釋可能，都是可一再討論，深化思考的。

2009年以前，香港電影每年持續減產，業界呈現開工不足，青黃不接的種種現象，合拍片當道，表徵着舊有製作模式已無法適應新時代新要求的「港產片已死」論述，在現實找到了俯拾即是的證據。2009年之後，如從工業角度考量，市道其實沒有太大好轉，但港片復勇回歸的聲音開始愈來愈強，今年甚至有了主體性爆發的說法。為什麼呢？

不絕的曲線文化

同一堆現實數據，往往可以有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詮釋。陳可辛、杜琪峯等在主權移交後一度抗拒北上拍片的香港導演，接連加入合拍大軍行列，人們當然可以視之為香港電影人終極「跪低」，揚棄港味，向現實低頭。但只要觀眾真的有留心他們所拍的「合拍片」內容，並且不流於表面，花點耐心仔細分析，不難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

2011年，杜琪峯和韋家輝聯合導演的《單身男女》，劇情上兩大港男代表吳彥祖和古天樂費盡心機，追求來自內地的女子高圓圓，部分不明就裏的本土派影評曾以之為背叛香港，討好內地觀眾之作，在《高海拔之戀II》繼起，與之形成對倒式解讀之後，堅持這種說法已無必要。必須指出，2009年後的合拍片正好表現了香港電影人，在經歷數年摸索和磨合後，似乎已找到怎樣鑽空間的方法；如何可以不失本身特色和風格之餘，通過審查，繼續賺錢。

關鍵詞當然仍是那兩個字：曲線！

反拍誘發詮釋

《毒戰》作為範例，確實可看得人興奮莫名，因為它示範了曲線可以去到一個怎樣的高度。曲線首先來自反拍。反轉來拍，之前劉偉強在《不再讓你孤單》已做得咬牙切齒。《高海拔之戀II》某意義上也是倒轉的，讓港男港女在內地繞一個圈，重新發現對方（和對方身上的「香港性」）。《春嬌與志明》則是同類互相發現的通俗變奏。《毒戰》的反轉移植更加明顯了，幾乎任何熟悉杜韋舊作的觀眾都可一眼看出，整部片的情節設計以至調度安排，根本便是《非常突然》（1998，掛名游達志導演，司徒錦源、游乃海等編劇）翻版，同樣有看似聰明神勇的型男警察、其貌不揚的傻賊，然後結局來一個出其不意的扭轉。兩片的不同，最主要便是把警匪身分倒轉：《非常突然》中的匪來自中國大陸，警察是港人；《毒戰》的匪來自香港，對抗內地民警。

翻用舊作點子，在新場景用新演員演繹換湯不換藥的故事，負面地看便是創意不足或躲懶圖僥倖，不過相信沒有多少觀眾會這樣看《毒戰》。（它絕不會是另一齣《大內密探零零狗》）再現並非無意識，它在在提醒觀眾它其來有自，並且通過對比令人發覺其相似，進而驚覺其相異，再進而探問其因，誘發詮釋，從而達到曲線目的。人們當然可把《毒戰》這中港逆轉視作為求生存的策略配置——合拍片不能拍壞差人，不能醜化中國形象，所以販毒主謀主犯都（必須）來自特區。是的，這當中當然有生存考慮，但《毒戰》的神采飛揚，大抵不是委曲求存的狀態下所能迸發。

明修棧道暗渡陳倉

警匪片類型一向有兩線走向；一線讓觀眾認同警察，除暴安良，另一線則讓觀眾反而同情匪徒。一旦引入臥底角色，情况便更形複雜：即使走第一條線，透過主角視角，觀眾也會發現黑道中人的情義和可愛。《毒戰》的曲線在於，表面上，它走第一條線，片中的孫紅雷是觀眾認同的英雄，暗地裏，它卻走第二條，古天樂才是編導注入真聲的「容器」。電影的複合，放在合拍片及中港文化差異的背景脈絡下甚至更加放大：內地觀眾比較容易覺得影片真的在反毒，歌頌人民警察；香港觀眾則不難看出一眾港人深入內地，最後與圍捕他們的警察爆發中港大槍戰的箇中隱喻。如果說《單身男女》並未做到兩邊討好（片末古天樂那句「我回地球」，焉知非福的意在言外，為大部分香港觀眾忽略），《毒戰》似乎是吸收了教訓，熟練地步向「兩頭蛇」之路。

這種表面拍給內地人看，港人看仍可嗅出「異味」的做法，並不由杜韋專美。如說陳可辛《武俠》（2011）的中港解讀尚有過度詮釋之嫌，則《寒戰》（2012）高舉辯證地擁抱法治（內地看是依法施政，港人看是港式核心價值宣言）、「非常時期要用非常手段」（人治的兩面詮釋），結果在內地打破港產片賣座紀錄，在港更摘下翌年香港電影金像獎九項大獎。

《毒戰》的非凡之處，在於不單止把港人關注的主題、港人習慣看的敘事方式、動作調度注入迎合內地市場的製作中，而是進一步成功延續作者風格；不怕你反過來拍，觀眾即使事先不看編導名字，還是可一眼認出那是杜琪峯作品，而杜琪峯這三個字，中港接受不同，但中港都有市場。

同歸於盡的命運

於是，沿着風格和導演簽名式前作的路線，觀眾不單認出了《非常突然》，還認出了七個港人來自《神探》（2007）中的「鬼」（分裂人格），再可上溯至《柔道龍虎榜》（2004）的「一氣化三清」（古天樂、郭富城和應采兒是一而三，三而一的角色分身）。

七個港人毒販，可否詮釋為都是古天樂的「鬼」或分身？這固然只是影評小趣味，重要的還是：透過反拍，編導成功地把《非常突然》結局原本的「九七」隱喻轉化為今天的中港「一鑊熟」寓言。年來李仁港的《鴻門宴》（2011）、劉偉強的《血滴子》（2012）、于仁泰的《忠烈楊家將》（2013），都依於「同歸於盡」，可能並非偶然。《毒戰》索性說過明白：警察（中方）從來都不信任企圖戴罪立功的匪徒（香港），結果雙方無法和解，只能「攬住一齊死」！

程翔在電影公映前發表了一篇題為《再問中共：香港民主化，你怕甚麼？》的文章，把中方不信任香港的底蘊歸結為三點：一、擔心香港會成為西方顛覆中國的基地；二、擔心香港出現一個植根於本土的政治勢力，從而削弱中方權威；三、擔心香港的民主化進程會對大陸產生示範效應，威脅中共「一黨專政」的地位。依此，《毒戰》片末孫紅雷垂死也要把古天樂的腳扣在自己手腕，大可詮釋為至死也不給你自由，至死也不讓你有民主！

民主化，在中共眼中，來自香港，是毒品，是冰，當然要杜絕，要撲滅。結局古天樂「惡貫滿盈」，編導也不怕把他接受毒針注射死刑的過程清楚放到觀眾眼前。斷氣前他不斷繼續表示可提供其他毒販資訊，以資「戴罪立功」。「我大把料！」他歇斯底里地呼喊。香港觀眾看在眼裏，自是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

近來常聽人說，香港近年的社會發展實在太政治化、太戲劇化，現實比戲劇還像戲劇。另一方面，電影觀眾不難有電影比現實更像真實的體會。我不希望《毒戰》的中港寓言會成為中港預言；但當現實比電影更電影時，電影所說的事，其現實意義大體更不宜忽視。

文 朗天
編輯 蔡曉彤

石琪說戲：杜琪峯「港毒」北上鬥法

2013年4月21日

【明報專訊】《毒戰》是杜琪峯首部以中國內地為背景的現代警匪片。其實在現役香港導演中，杜琪峯可能是最早北上大陸拍片的一位，1980年他第一次導演大銀幕電影《碧水寒山奪命金》，就在粵北山區實景拍攝。此後卅多年，杜琪峯由新秀變名牌，有些影片亦與內地合拍，包括近年《單身男女》和《高海拔之戀》。

不過，近十多年杜琪峯班底最享譽亦最有特色的警匪片，故事都發生在港澳，從未正式北上「搏殺」。

《毒戰》中港警匪鬥法

顯然因為內地電檢對黑白道題材頗多規限，而且他的《黑社會》還疑似諷喻中港敏感政治，大陸禁映。現在他終於拍出中港警匪鬥法新作，當然由於內地稍為放寬限制，此片在迎合警匪忠奸分明的大陸審查尺度之際，亦不失杜派警匪片的強烈黑色惡鬥作風，儘管成績無法兩全其美，仍是難得的跨界出位之作。

《毒戰》劇情完全在當今內地發生，主體更是內地過去迴避的毒品問題。孫紅雷、黃奕等飾演內地緝毒特警，盡忠追查製販「冰」毒的地下網絡，出齊文攻武鬥和苦肉計。片中有內地奸商悍匪，不過主要毒犯都來自香港，佔戲最重的古天樂就扮演香港蠱惑仔，失手被捕後與警方合作，然而似投誠又變節。後段出場的毒犯主謀團，更全是香港幫。

或醜化港人古天樂出色

香港觀眾或會覺得《毒戰》醜化了港人，但也可能發覺古天樂角色有些香港微妙代表性。他在內地落難，經常焦頭爛額滿身傷痕，為保性命而對大陸官方屈膝討好。其實他一直蠱惑反骨，最後拚命血戰，導致香港毒幫與內地警探全部同歸於盡，這結局實在大膽慘烈。今次古天樂不顧形象，演技出色，應可角逐下屆香港影帝獎。

此片豐富曲折，有娛樂性更有刺激性，可是亦顯出中港合作難題很多，不易解決。港星全變反派，大陸忠警亦要喪命，看來兩地觀眾都不會很開心。此外，此片拍攝大陸情况注重實感，但警匪鬥法的戲劇性設計難免誇張搞戲，未必符合內地實况。此片無疑有遷就亦有突破，希望今後繼續試探，愈拍愈理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