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基督徒在祥和肅穆中為逝者祈禱的追思彌撒不一樣，中國傳統民俗中的葬禮大多鑼鼓喧天、哀聲動地，似乎要以最高調的宣示做一個生死之間的了結。最難了結的生死案就是含冤而逝，悲憤的逝者往往不甘別離，或化作冤魂日夜哀鳴，或扮成厲鬼激烈報復。
蓋棺定論是一道檻，公正對於死者比生者更重要。因此以死抗爭最為决絕，死不瞑目最為遺憾，抬棺遊行最為激憤，追悼會一旦演變成抗議活動就勢不可擋。中共統治期間經歷過最大的兩次「反革命事件」，1976年的「四五」天安門事件和1989年的「六四」運動，都是這樣形成的。
「欲悲聞鬼叫，我哭豺狼笑，灑淚祭雄傑，揚眉劍出鞘。」好像是一個安靜的下午，少年的我在報紙上讀到這樣的詩句，第一次意識到死亡、哀悼和抗議的關係，而且感受到悲憤的巨大力量，堅信哀兵必勝，不義統治者必將「葬身於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
在生活中我也觀察到，假如有人在人際糾紛中不幸身亡，那麼死者家屬就能輕而易舉地挾屍自重，適當的洩憤和破壞是文化習俗應允的權利，甚至是對死者的一種義務，糾紛的另一方只能再三退讓，對方哪怕有點過分的要求都要儘量滿足。
1989年胡耀邦的去世，像是上蒼給了不滿當局的中國人一道戰鬥的詔書，同時也是一把尚方寶劍。甚至詩人海子與政治沒有直接關係的臥軌自殺，也給當時普遍熱愛文學的青年補充了悲憤的力量。
大多數人並沒有研究過「二二八」事件與台灣民主的關係，對韓國的光州事件更是一無所知，只是憑着一種文化的直覺認為，斬妖除魔，捨我其誰？一身正氣，勝券在握。
事實證明這是一種錯覺。哀悼自然能激發更多的悲憤力量，也能在民間成為解决糾紛的籌碼，但是對於中共來說，它的威力遠遠低於坦克和槍炮。「四五」天安門事件得到平反，是中共高層鬥爭對其加以利用的結果。「六四」運動則沒有這麼幸運，更多的冤魂遊蕩在中國的土地上。「天安門母親」的抗爭屢遭打壓，趙紫陽的忌日異常敏感，林昭的墓地也裝上了監視器。
假如冤魂真的可以化身厲鬼，對於於不公不義的製造者予以懲罰，那麼中共執政以來發生的接二連三、規模空前的非正常死亡事件，何以沒有得到清算，甚至因為「知道改正錯誤，所以更加偉大光榮正確」而獲得新的統治合法性？
當局對付冤魂文化與哀悼抗議的辦法，首先是消解正義追尋，轉移焦點問題。比如「六四」鎮壓之後，鄧小平在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時講話，他不談上街抗議的學生和民眾反腐敗、要政改等訴求，也不談胡耀邦、趙紫陽的思想和政策，而是說「這場風波遲早要來，這是國際的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所决定了的」，認同《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所定性的，這是一場有組織有預謀的陰謀，是資産階級自由化的結果。大概很多人都不知道，「四五」天安門事件之後，《人民日報》也發表過文章《鄧小平與天安門廣場反革命事件》，同樣宣稱「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出現，不是孤立的、偶然的，完全是有預謀、有計劃、有組織的」，「是鄧小平大刮右傾翻案風、極力推行修正主義路線的必然結果，是腐朽沒落的資産階級垂死掙扎的一場表演」。
其次，當局慣用金錢收買正義，讓冤魂俯首帖耳。80年代初期，在我的家鄉縣城發生過一起悲劇，當局組織的元宵晚會上舞台坍塌導致混亂，現場表演的幾十名小學生被活活踩死。當局將這些孩子們評為「革命烈士」，葬入烈士陵園，領了烈士補貼的家屬沉默至今，成為不為人知的另一個版本的「克拉瑪依大火」。可見這種伎倆並非自今日始，只是今天的官員用得更加嫻熟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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