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4日 星期四

長平 - 沉默的冤魂

   陽光時務   201344

與基督徒在祥和肅穆中為逝者祈禱的追思彌撒不一樣,中國傳統民俗中的葬禮大多鑼鼓喧天、哀聲動地,似乎要以最高調的宣示做一個生死之間的了結。最難了結的生死案就是含冤而逝,悲憤的逝者往往不甘別離,或化作冤魂日夜哀鳴,或扮成厲鬼激烈報復。

蓋棺定論是一道檻,公正對於死者比生者更重要。因此以死抗爭最為决絕,死不瞑目最為遺憾,抬棺遊行最為激憤,追悼會一旦演變成抗議活動就勢不可擋。中共統治期間經歷過最大的兩次「反革命事件」,1976年的「四五」天安門事件和1989年的「六四」運動,都是這樣形成的。

「欲悲聞鬼叫,我哭豺狼笑,灑淚祭雄傑,揚眉劍出鞘。」好像是一個安靜的下午,少年的我在報紙上讀到這樣的詩句,第一次意識到死亡、哀悼和抗議的關係,而且感受到悲憤的巨大力量,堅信哀兵必勝,不義統治者必將「葬身於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

在生活中我也觀察到,假如有人在人際糾紛中不幸身亡,那麼死者家屬就能輕而易舉地挾屍自重,適當的洩憤和破壞是文化習俗應允的權利,甚至是對死者的一種義務,糾紛的另一方只能再三退讓,對方哪怕有點過分的要求都要儘量滿足。

1989年胡耀邦的去世,像是上蒼給了不滿當局的中國人一道戰鬥的詔書,同時也是一把尚方寶劍。甚至詩人海子與政治沒有直接關係的臥軌自殺,也給當時普遍熱愛文學的青年補充了悲憤的力量。

大多數人並沒有研究過「二二八」事件與台灣民主的關係,對韓國的光州事件更是一無所知,只是憑着一種文化的直覺認為,斬妖除魔,捨我其誰?一身正氣,勝券在握。

事實證明這是一種錯覺。哀悼自然能激發更多的悲憤力量,也能在民間成為解决糾紛的籌碼,但是對於中共來說,它的威力遠遠低於坦克和槍炮。「四五」天安門事件得到平反,是中共高層鬥爭對其加以利用的結果。「六四」運動則沒有這麼幸運,更多的冤魂遊蕩在中國的土地上。「天安門母親」的抗爭屢遭打壓,趙紫陽的忌日異常敏感,林昭的墓地也裝上了監視器。

假如冤魂真的可以化身厲鬼,對於於不公不義的製造者予以懲罰,那麼中共執政以來發生的接二連三、規模空前的非正常死亡事件,何以沒有得到清算,甚至因為「知道改正錯誤,所以更加偉大光榮正確」而獲得新的統治合法性?

當局對付冤魂文化與哀悼抗議的辦法,首先是消解正義追尋,轉移焦點問題。比如「六四」鎮壓之後,鄧小平在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時講話,他不談上街抗議的學生和民眾反腐敗、要政改等訴求,也不談胡耀邦、趙紫陽的思想和政策,而是說「這場風波遲早要來,這是國際的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所决定了的」,認同《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所定性的,這是一場有組織有預謀的陰謀,是資産階級自由化的結果。大概很多人都不知道,「四五」天安門事件之後,《人民日報》也發表過文章《鄧小平與天安門廣場反革命事件》,同樣宣稱「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出現,不是孤立的、偶然的,完全是有預謀、有計劃、有組織的」,「是鄧小平大刮右傾翻案風、極力推行修正主義路線的必然結果,是腐朽沒落的資産階級垂死掙扎的一場表演」。

其次,當局慣用金錢收買正義,讓冤魂俯首帖耳。80年代初期,在我的家鄉縣城發生過一起悲劇,當局組織的元宵晚會上舞台坍塌導致混亂,現場表演的幾十名小學生被活活踩死。當局將這些孩子們評為「革命烈士」,葬入烈士陵園,領了烈士補貼的家屬沉默至今,成為不為人知的另一個版本的「克拉瑪依大火」。可見這種伎倆並非自今日始,只是今天的官員用得更加嫻熟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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