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俊江 - 碼頭天與地

反智動物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4月7日

第一次喝紅酒，在1997年的暑假，天水圍天頌苑33樓的梯間。我們不知道紅酒需要開瓶器，沒有準備，於是用石頭把樽頸爆開了，冒着吞玻璃的險，三個人一口一口分着喝。這瓶廉價紅酒是慶祝我們完成第一份暑期工——為一整幢的居屋，逐層逐層、一戶一戶地裝好窗框。雖然有些窗框比較鬆，我還是自覺完成了一件大事，汗味和紅酒味混在一起，那是真正男人的浪漫。當時我們不知這裏短樁，更不知最後是有汗出無糧出。暑假都過去了，我坐在勞工處，大判說二判走佬了，錢也跟着走了，我才知道我的辛勞和那幢居屋一樣，只有過程，沒有結果。

中六我讀經濟科，問：「為何有大判二判三判？」大人們告訴我：「判上判是為了節省成本。」不過中間人多了，成本不是上升了嗎？隨後泡沫逐一爆破，幾多工人被判頭走數。我方明瞭，判上判是為了把責任卸上卸，節省的是風險成本：「上身」成本。建築三行如是，貨櫃碼頭如是，只是遲爆和早爆的分別。那年暑假，我把原本和女友吃大餐的一百大元，投進了職工盟的捐款箱裏。

「我入去時，碼頭都未起好。公道來講，七十年代在黃埔打工好，大公司，知我哋人工低，識自動自覺加薪，又有花紅、醫療。有時阿李生會坐遊艇來巡視業務，好牙擦！」友人的爸爸陳先生，從貨櫃碼頭成立，已經在運輸部開着場內的貨櫃車（內運），笑言自己是「老鬼」，經歷了貨櫃碼頭的《天與地》，「外判前是天堂，內運15小時一更，三人開兩部車；做吊機就兩人一機，中間有休息時間。後來運輸部解散，交畀外判，就變成地獄。李老闆不只度縮數，最緊要係將工人打散，等工人無得集體談判。」 1990年HIT轉行外判制，勞資名義上有談判。陳先生憶述第一次把權益交給工聯會，當時工聯會也沒有潛水，派出謝姓代表，和兩名工人代表與資方談判：「傾一陣就話傾好，依照資方方案，草草遣散工人！我們沒有權同意或不同意！姓謝的之後自己做埋判頭，發咗達啦！我覺得工聯會出賣工人，申請退會。」這位姓謝的工聯會代表，現在是屬會的副會長、運輸公司老闆、省級政協代表。做工會要做到飛黃騰達，只要泊對碼頭，從來不必像鼓佬一樣轉行。

外判後貨櫃場內有十幾間公司，價低者得，工資從1998年最高的時薪$52，逐年遞減，陳先生和舊工友歐先生於2008年離開，當時時薪$41.5，「公司話金融風暴、沙士，就五蚊五蚊減人工，大環境唔好，我哋邊有得反對？但係減完永遠無加，2008年我哋勞資糾紛，外判商竟然指我哋係自僱，剋扣遣散費，我從此唔撈了。」雖然工聯會不斷透過購物優惠、人際關係吸納會員，但自從1990年被指出賣工人，工聯會在碼頭內的勞資糾紛，一直沒有扮演角色，推說職工盟破壞談判進度，更明顯是「馬後炮」。職工盟不獲HIT和外判商承認代表工人，擁有最多會員的工聯會就一直「潛水」，是工會制度的悲歌。

有人說，東家不打打西家，嫌人工低，工人可以轉工，不必「搞事」。言皆涼薄，低學歷、低技術、高年齡工人轉行難，人所共知。有人幸運離開，自有人補上空缺，老闆們深明此道。沒有集體談判權，工人只有默默忍耐，但需要忍耐並不止於低薪。歐先生憶述碼頭的「地獄式管理」：「吃飯去廁所都要向HIT申請，有時人有三急，惟有偷偷落車在地上解決；龍塔上的更慘，搵個膠袋搞掂，像奴隸一樣沒有尊嚴。HIT的管理員看着不滿，就向判頭警告，判頭的職責是要令不合作的工人，每個星期開少兩日工，養家的受不了，只有低頭工作。」

這次工潮中，電視台至少兩度抹黑工人不願談判，破壞和諧。可是有良知的觀眾應該問：「誰有權代表工人和資方談判？」經歷1990年一役，10幾年來看盡所謂建制勞工界議員，在勞工議題上立場搖晃，跟着資本家的拍子走，碼頭工人還可能依賴這些工會嗎？

自從1997年10月，工聯會在廢除集體談判權條例，為特區資本家立下大功後，會內累積政治資本，會外滾動錢權實力。纍纍歲月，工會角色名存實亡。今次碼頭風雲，只是工人被出賣的最後一塊拼圖。那些領着立法會和區議會共百萬年薪、議會中說話大義凜然、海報裏口口聲聲為工人抗爭的尊貴工會議員們：在你們現在藏匿的深海裏，可會聽到那些被欺辱、被走數的工友，躺在泥濘上唱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