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今年一月十六日，我在本地一份政經報章寫了一篇政論文章談到香港的民主運動，提出如要在二○一七年爭取落實能符合國際標準的民主普選行政長官的選舉制度，港人可能要採用一種混合非暴力抗爭和公民抗命的方法，就是由至少一萬人在事先宣誓及事先張揚下，有限度犯法但非暴力地堵佔中環的要道，並長期佔據以迫使中央政府及特區政府履行給予港人普選的承諾。
參與者更會事後自首承擔罪責。
整項行動是一場政治博弈，希望在真正佔領中環前已能產生足夠的政治能量，促使中央政府正面回應港人多年爭普選的訴求。我也希望爭取民主普選的港人，不要「勝者全取」，要在符合國際標準的條件下，盡量與各方達成選舉辦法的共識，以使各方能在公平的制度下，和平及理性地參與選舉爭逐。
這篇文章能在香港社會產生如此大的震撼力，甚至中央政府官員在特區政府未開始政改諮詢前，就要先為普選特首定下要愛國愛港和不可與中央對抗的底線，對我來說肯定是一場政治意外。
在寫這篇文章時，我沒預先計劃要進行什麼政治運動。寫這篇文章時，我想它也會如以前大部分我寫的文章的命運差不多，在很少人讀過後就很快會遭人遺忘。其實我過去的文章，我也知道會用心讀的人不會太多，因可能涉及的問題較技術性，而我的寫作技巧也或許太學術性。
政治意外
當時只是如過去每星期一樣，要準備為那已寫了六、七年有關法治、政治和管治的專欄寫稿子。剛好之前在元旦日出現過有示威者在中環堵路，而文章刊出那天是特首施政報告宣布的同一天，故我選了這題目寫了這篇文章。我估計梁振英在施政報告必不會宣布政改諮詢（不幸言中），所以提出這建議供各界思考。情况正如我幾個月前在同一專欄提出過引入半總統制去解決香港行政與立法機關不協調的問題一樣，估計也不會有太多人理會。
這篇本應也只是相當普通的文章，卻在香港社會內產生了那麼大的政治影響力，這是所有人包括我自己，事前完全想不到的。但可能這也並非一場政治意外，相同的建議（雖意念沒那麼完整），我已曾在二○一○年提出過。當時正值五區公投的爭議，我那時在同一專欄正連載一系列關於香港社會運動的不同方法的分析，佔領中環當時是我分析的眾多方法之一。但當時收到的回應是零，現在說出來，可能還記得當年曾有讀過那篇文章的人，全港不會超過一個，就只是我自己。但為何今年一月這差不多的建議能產生這麼大的影響力呢？我相信是香港社會經歷過這兩年的政治鬧劇，包括二○一○年政改後出現泛民內部的政治分裂、二○一二年三月特首選舉那場泥漿摔角，以及二○一二年九月的反國教科運動，香港民情經過○三年七一、天星皇后碼頭抗爭、反高鐵抗爭等再經歷了轉變。
其實之前我與不同人談及二○一七年政改時，大家都非常悲觀，認為能實現真普選甚或只是通過的機會都是很低的。但當看到我提出以非暴力和公民抗命方式佔領中環爭取落實真普選時，不少人覺得還有可能存在一點希望。我曾收到一名年輕朋友的電郵，在電郵中，她說她和很多朋友對香港已經死心，每次到外地旅行回來，只會更不喜歡香港的生活。但在讀到我的文章和之後的訪問時，感到「真有這麼一刻，覺得香港有可能得救。」她「幾乎覺得正在讀村上春樹的小說，很寫實，卻又很不可思議」。另一年輕朋友告訴我，覺得我的建議好像在發夢，但她就好像在電影《潛行凶間》（Inception）中，讓自己的夢接上了我的夢後，已感到一種力量產生出來。或許這篇文章能產生這麼大的影響力，可能不少人都有着這兩位朋友相近的想法，看到港人只要有決心，我們手上可能有着一件相當有力的武器去爭真普選的。
不過，這篇文章剛刊出時，其實也沒太多人注意，但還是有一些有心人看得到它的政治潛力。在文章刊出當天，我收到「香港獨立媒體網」民間記者Melody的訪問邀請。她是念法律的，故當讀到一名教法律的人卻鼓吹別人犯法爭普選，就引起了她的興趣。她為我寫的專訪才是真正把「佔領中環」意念引起香港公民社會熱烈關注的主因。專訪文章在網上瘋傳，接着才引起傳統媒體的注意。
一月底，我收到《明報》黎佩芬約訪問的邀請，這就是在《明報》星期日生活的「什麼人問什麼人」版第一篇有關佔領中環的專訪。之後，與負責訪問的譚蕙芸說起，才知道當時好像沒有什麼有趣題目，才臨時找譚蕙芸來為我做那個專訪。當時也想不到會在之後出現十二篇我與不同人的對談訪問，成為了「佔領中環對談系列」。
「獨立媒體」那個專訪、《明報》這對談系列、再加上一些雜誌及電視電台的訪問，就這樣把我在不預見也不太情願下，推上了一條「佔中之旅」。
佔中之旅
這「佔中之旅」開始至今已有三個多月，想像它還會是漫漫長路，至少要到明年七月才有可能見到終點，無論那終點在哪裏。過去這段時間，因各界對「佔領中環」的強烈興趣，無論是支持、反對，還是觀望的，在短短三個月我出席了數十場論壇，與不同團體和人士會面，接受多份報章、雜誌、電視、電台訪問，以及每天在親中報章有至少三篇批評我的文章。差不多每天都會有至少一個訪問和一個與佔領中環的會議，有時更是由早餐開始至晚上差不多十時多才完成整天與佔領中環有關的活動。只計直接有機會現場聽我講說佔領中環的人次，可能已超過三千人。這種生活現還在繼續。
根據民建聯所做有關佔領中環的調查（我先不批評其研究方法），只是這幾個月我這樣在不同場合談佔領中環，已有百分之九十四的港人聽過佔領中環。若以建立一個品牌來說，在沒有使用過一分一毫已達此成果，肯定是成功的。雖說按這調查說有百分之七十港人反對佔中，但也是說已有百分之二十二港人說他們是支持佔領中環。《明報》做的民調更好一點，有百分之五十一的港人反對，有百分之二十五港人支持。這「佔中之旅」可說有不錯的開始，當然離它要實現其目標，即成功爭取在香港以符合國際標準的選舉辦法普選特首，還有很遠的路和大量的工作要做。
走上這條「佔中之旅」，我太太說我差不多把一生所學包括民主憲政、法治、《基本法》、人權法、公民教育、法律及政治文化、公共紛爭、商議性民主全都一次過用上了。更大的是，我也用上我在宗教信仰上所領受要「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的教導和使命，甚至連我那沒稜角、願聆聽和高包容的性格也都用上了。
與負責對談系列的譚蕙芸在一次對談專訪前，看到她為我準備好各樣事，我笑說我好像一個藝人，而她成為了我的經理人，對談系列好像變成「佔中飯局」。誠然，走在「佔中之旅」，我就如聖經中使徒保羅所說，「成了一台戲給世人觀看」（林前四：9）。
轉變、演進與不變
雖然只在這「佔中之旅」走了三個月，我已經歷了不少轉變。先說最表面的，我至少消瘦十磅，褲頭鬆了不少，沒有了雙下巴，眼袋也深了。除了身體非常疲累外，更難過的是那份精神壓力。我在大學進行教研工作已超過二十年，一切其實都是輕易掌握得到，雖忙卻沒有太大壓力。但現在所做的卻完全跳出我的安逸區（comfort zone）。過去我雖也有參與香港的政治，如一九八○年代在港大念法律時被學界直選為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的代表，直接參與當時的政改討論包括「八八直選」和民主派提出的「一九零方案」。但在一九九一年當我開始港大的教研工作後，我已沒有站在香港社會運動的最前線，參與政治的方式變為主要透過在報章發表政法評論，相對低調。近年大型社會運動如反二十三條立法、天星及皇后碼頭保育、反高鐵及最近的反國教科，我只是如一些香港市民般到場支持。
當佔領中環成為政治議題，我突然發現自己走到了政治的最前線，而所面對的是中國共產政權，挑戰的是他在香港實施多年的「一國兩制」的底線。面前的難關之大可想而知，我曾作一個比喻，聖經有記載少年牧童大衛拿着五塊石頭去挑戰非利士巨人歌利亞，但現在我所面對的中國共產政權實是超級歌利亞（如《龍珠》漫畫中的超級撒亞人），但我因建議非暴力和公民抗命，故手上連五塊石頭也沒有了。我真的不知道我在未來日子會碰到什麼，但只是深信若我認為所追求的是公義，那麼即使心頭有着很大恐懼，我也只能繼續走下去。
我在這場運動中的角色也有轉變。在「獨立媒體」的專訪中，Melody問我是否也會參與成為其中一個公民抗命人。我當時清楚說我既建議了，自己在道義上也得參與。在開始時，我只視自己為佔領中環的倡議者，希望有人會領導這運動，而因這意念是由我提出，故我願意為他當軍師的。但隨着事情發展，我由一個倡議者變成一個組織者和統籌者，但我仍堅持我不是這場運動的領導者，這應是一場全民參與的運動，而決策也應由全民來做，而不應由一些組織或個人去領導和決定一切。另一個角色我也會繼續堅持的，就是我是一個傳道者，要對港人問幾個問題：你是否希望香港能落實真普選？你是否願為此而付出代價？你願為此付出多大的代價？
在我與不同人對談時及在各訪問和論壇面對各種關於佔領中環的問題時，我對整個意念的演繹亦在不斷演進中，吸納了不同人的意見，在沒有與原意念有衝突下，這些新的意見令原來的意念變得更豐富。如在《明報》系列的專訪中，譚蕙芸問我如何處理二○一○政改的密室談判問題時，當時我也沒有好的答案。之後經過深入思考，我把過去讀過的商討日概念，融入為佔領中環的前期工作，現變成佔領中環的重要部分。在與梁國雄的對談中，他說到這是四十至六十歲一代港人要思考是否願為香港及下一代付出代價的關鍵時刻。這一點我非常認同，因我也是四十歲以上的人，故在之後的論述加入了要鼓勵四十歲以上的人參與。（之後這被誤解為只是容讓四十歲以上的人參與。）也是與一些學者討論時，有人認為應在佔領中環前先進行其他的不合作運動。我被說服了，故把這也加了進去，令原先的幾部曲，又多加了兩步。
有人批評這些加進去的新想法，令運動變得愈來愈複雜，也愈來愈難明白。我同意一場政治運動應是目標明確的，但我也認為這不應由一個人或幾個人去定義的運動，故必須設立平台讓參與者共同決定及擁有這運動，才能成功和產生長遠影響。這也是之後會舉行的多個商討日的目的。我也愈益明白佔領中環這場運動的成敗，也不只在於最終是否真的要到中環去，也不只是要建立起一個民主制度。更重要的是透過這「佔中之旅」，在香港建構起一套民主的文化以承托民主制度，並推動以此公平的民主制度去實踐社會公義。
伙伴、朋友與對手
在「佔中之旅」上，我並不孤單。在《明報》系列專訪中，我被問到這運動應由哪些人帶領，我沒有問過朱耀明牧師和陳健民教授，就把他們提了出來。他們兩人多年與我在民主發展網絡也有合作，卻想不到點了他們的名後，就把他們拉上了「佔中之旅」。我們三人在三月底正式發表了《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信念書，亦正式開啟了這場運動。訪問我的Melody全力協助我推動商討日，他們都成為我在「佔中之旅」上的伙伴。
在過程中，我也認識了很多朋友，有些是過去已認識的，但在「佔中之旅」上我們建立起更深的友誼和信任。也有些是新認識的，相識雖短，但那份信任卻在不知不覺間已建立起來。
當然，佔領中環這麼具爭議性的議題，我必然會多了不少對手，不單是中央政府，更有來自泛民反對佔領中環的人。但我之前已寫文章說，在爭取真普選上，我其實沒有敵人，即使他們視我為敵，我也只會視他們為對手。大家意見雖不一樣，但我並不是要與他們鬥個你死我活，而只是要爭取一個雙贏的解決方法。
前面的路
走過了三個多月，這其實只是長長的「佔中之旅」的開始，而在前面我會遇見什麼，也難以預見。但我希望在未來日子看到幾個商討日先後順利舉行，有更多人全身投入這場運動。我會見到很多港人，在莊嚴的宣誓儀式上，簽訂誓約表明他們願意為爭真普選而進行公民抗命的行動，並會為此而承擔罪責。我也想看到幾十萬以至過百萬港人參與全港性的電子投票，議決他們認為能符合國際標準的普選特首選舉辦法的具體方案。我更希望中央政府在看到港人對真普選的決心後，欣然接受而使真普選可以在香港落實，令香港各種深層次矛盾有機會被打破。我真心希望當我們走到中環去時，我們不是進行公民抗命堵路，而是幾十萬港人帶着愛與和平，走到中環為香港的民主普選舉行勝利的大遊行。
從現在的現實環境去看，這些看來都似是一場夢多一點，但我也坦承我從來都是一個做夢者（I
am a dreamer）；我也不否認我是個天真和樂觀的人。重複我在以前文章中的一段話：「我寧願作一個天真但還是懷着盼望的人，而不願作一個現實卻是陷於絕望的人。」大家在媒體見到的戴耀廷，也就是真正的戴耀廷。這對談系列雖結束了，但我想在未來的一年多，在「佔中之旅」上，你應該還是會見到我的，我希望在「佔中之旅」上，無論哪一點也會見到你的身影。
文 戴耀廷
編輯 梁詠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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