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健民 - 心死——「佔領中環」的最大殺傷力

2013年4月5日

【明報專訊】對於「佔領中環」，感覺十分無奈。大家心裏明白，民主普選不會從天而降，每個人都有責任去出一分力，做一點事，但應做什麼怎樣才有用，大家都沒有答案。

2010年的時候，我和一班朋友選擇支持政府的方案，鼓吹以對話為主路線去爭取民主，目光並不在於直選議席增多減少，而在於要告訴工商建制派，政改並非完全不可能。只要泛民進退有度善用策略，政治體制的逐步開放將是大勢所趨，因此既得利益只能接受現實，並要開始為直選作準備，與進步力量展開談判互動。可惜後來的發展並不如願，中央始終視泛民為敵，雙方的良性互動也沒有出現，而建制派也明白中央所謂的雙普選承諾只是虛情假意，也犯不着過分緊張，更遑論要與泛民談判。事後孔明，有人會說一早就知道結果只會如此，談判派只是自招敗辱。這些爭論，無謂糾纏，我們仍然深信當時的判斷，是當年的歷史時空下的應做之事，問心無愧。然而到了今天，這種策略選擇已不再存在，也沒有任何市場。在這種情况下，還有什麼可以做？還可以怎樣做？「佔領中環」彷彿提供了一條出路，也成為了很多懷着無奈心情的人的心靈慰藉。

這真的是「終極一戰」嗎？

但對於「佔領中環」，不管倡議者如何搜索枯腸沙盤演練，巨細無遺地構思運動的七八九部曲，大家心裏還是有很多的疑問。真的可以做到和平非暴力嗎？過萬人長時間聚集在一起，如何可以維持着心平氣和的狀態是一大疑問。以今天建制派惡棍組織的橫行無忌，他們絕對會對與會者作出種種刻意挑釁，要人人做到罵不還口，絕非易事。又或者「佔領中環」所主張的全民參與高度透明的議論形式，是否真的能有效地達至一個全民接受的政制共識方案？在這種安排下，恐怕任何的策略分析折衷考慮都會被視之為放棄原則的妥協、出賣靈魂的惡行，可以預期最終的共識，將會是最理想化的民主模式。從民主訴求的角度來說，這當然不是壞事，但政制的爭論從來都不是一場學術論證，又或者只是熱愛民主的人士的意見匯集，而是怎樣去說服不同利益接受有關方案。大民主式的討論有助建立各界的共識拉近距離嗎？我十分懷疑。又或者，最大的疑問是這場運動是否真的如倡議者所言，是一枚足以令中央就範的「核彈」嗎？這真的是「終極一戰」嗎？假如真的可以聚集萬人，堵塞中環交通要道，這當然會成為國際新聞，也會為北京帶來相當壓力，但中央會否因此就政改作出讓步，卻是另一回事。

假如「佔中」失敗告終

過去數十年的經濟起飛，令北京信心大增，對國際壓力的處理手法也與以前不大一樣。學生經常問北京怕艾未未、陳光誠、劉曉波什麼，為什麼總要打壓拘留他們。我的看法剛好相反，她就是誰都不怕，認為自己可以不理任何人、任何外國政府批評，純粹按自己的邏輯和需要辦事，反正老子有財有勢。對於香港，北京固然重視她的經濟貢獻，但收回香港的大前提就是要體現主權，而所謂體現主權的先決條件就是不能讓她成為外國勢力給中國製造麻煩的基地。近月北京連串的言論早已說明，對香港形勢的研判早已與國際大局掛鈎。所以對她來說，假如「佔領中環」運動成形，她固然要付出代價，但她大概相信，以今天的國力來說，自己絕對有能力承擔後果。而因為主權原則是最重要考慮，她也只好奉陪到底，絕不能讓國際陰謀得逞。要令一個正在快速冒起、並處於亢奮狀態的政權去遷就一個她視為只是自己的經濟附庸的感受，談何容易？

但這連串的問題，其實都不是關鍵。「佔領中環」不一定會帶來即時成功，但我們選擇相信公義始終會得到彰顯。然而歷史非以年月計算，社會進步往往有賴跨世代堅持，沒有必要過分介懷一時一刻的成敗。但假如「佔領中環」真的能形成一股運動，即使最終未能帶來真正的雙普選，她也清楚向世界顯示港人對北京違背民主承諾的不屈不服的憤慨和信任文明的堅持。面對北京和只懂向權貴獻媚刻意逢迎的政治小丑的種種歪理，我們堅持以法為先，尊重法治，不會因政治考慮去隨意扭曲《基本法》和人權公義的概念；面對強權壓制妖孽橫行，我們始終守住理性原則，以和平的方式去力爭到底，絕不輕言以暴易暴。這股純潔的道德訴求當然難以與宗主國的龐大政經實力相比，但「佔領中環」最大的「殺傷力」，並不在於短期的經濟代價和即時的國際壓力，而在於當這種理性聲音被粗暴地踐踏後對本地社會的深遠影響。

假如「佔領中環」運動以失敗告終，北京堅持以指鹿為馬方式強行以假普選代替真民主，將會令中青代對北京徹底死心。很多如我這些年近半百的中年人，曾幾何時還記得中央一直強調普選承諾並非《中英聯合聲明》所載，而是中方關愛港人的一力主張。但逾四分之一世紀的爭取，多年來承受一次又一次的失望，最終換回來的卻是北京的背信棄義。對於高度自治、對於港人民主治港，我們還可以有什麼期望？我相信大部分中年人不會因此投身革命走上街頭，更可能的情况是這一代人從此退出江湖，不理政事。中青代的徹底退場，有人可能會覺得高興，因為社運從此就會缺少了一樁支柱、一股動力，但社會也同時失去了一班具歷史感、社會歷練、持平穩重而又在各個領域身居要職的骨幹力量，去為各種社會爭議分歧作出緩衝和創造對話空間，建制便只能與對它心存敵意全不信任的新生代正面摩擦、直接交鋒。也可以肯定，當政改失敗後，年輕一代也同樣會對制度信心盡失，街頭抗爭暴力衝擊將會是主流，中港矛盾管治失衡將會惡化到一個新地步。但到了那一刻，我們再沒有什麼理由去要求年輕人要在制度內解決問題，因為我們也實在看不到現有秩序的公義理性何在。

街頭抗爭暴力衝擊將是主流

到了那一天，所謂官民共識，民族認同又或者社會和諧，將會變成遙不可及的抽象概念。這才是北京真正要付出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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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新力量網絡研究總監、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