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中國，政治哲學可謂顯學，思想論爭此起彼落，學術觀點針鋒相對，這多少說明，我們活在一個不確定的大轉型時代，太多問題等著我們回應。儘管如此，政治哲學作為一門學科在中國的發展，仍然處於起步階段，例如我們仍然未能發展出規範的成熟的學術語言，仍然沒有一個共同的平台供學者進行嚴肅認真的對話，仍然未能建立起良性的思辯文化，也未能在方法論上形成普遍範式。於是我們往往有鮮明的立場和激烈的爭論，但卻不能將討論往深處推進，更難言理論上的創新突破。這值得我們從事政治哲學工作的人認真反思。
以下我嘗試後退一步，追問一個更為根本的問題：什麼是政治哲學應有的旨趣？這關乎我們如何理解政治哲學的性質和目的。我相信，如果我們真的在乎中國政治哲學的未來，這個問題是繞不過去的，無論我們給出怎樣的答案。我認為，政治哲學最少可以有三種旨趣：自我理解、公共證成和呈現另一種可能。這是三種不同但卻密切相關的規範性知識的建構，最終是希望找到合理的政治道德，建立公正美好的社會。
一
人一出生，便活在政治世界之中；這個世界，由不同的規則制度交織而成；界定這些規則制度的，是一套規範性語言，而這套語言是由一系列觀念構成，這些觀念通常指涉政治社群中的基本價值。舉例來說，自由、平等和權利是民主社會的基本價值，這些價值不僅體現於制度法律，藉此界定我們的權利和責任，也沉澱成公共文化，影響我們的價值判斷、道德情感和政治實踐。一個穩定的政治社群，必然是個道德社群，它不僅提供規範，也提供意義，更為權力的正當性提供理由。政治哲學研究的物件，是這個我們活在其中的世界。政治哲學的任務，是理解我們的政治社群，證成合理的政治原則，並思索另類政治生活的可能。
先談自我理解。我特別強調對政治世界的理解，是一種自我理解，原因有三。一，我們活在政治世界之中，而不是之外，所以當我們運用理性能力和道德能力去理解建構和支撐這個世界的基本觀念和價值時，我們同時是在進行一種廣義的自我理解，因為這些觀念和價值也在以不同方式及在不同程度上影響和構成我們的自我。二，我們怎樣看自我，也決定我們怎樣看世界。政治世界由人組成，政治生活的目的，是使人們在公正的制度中活得更好。因此任何對政治世界的評價建構想象，都離不開我們對人的理解：人的本性，人的能力，人的追求和人的限制。三，理解這種知性活動，必然有我介入其中。政治關乎制度和價值，因此其本質是規範性的。要理解這個規範的世界，我必須用規範性語言和知識框架去詮釋、判斷和評價，而沒法用所謂的中性語言去抽離地解釋，描述和說明。就此而言，理解政治和理解自我，是一體兩面。舉例說吧，要理解自由社會和極權社會之別，我們不能只給出一堆資料和一堆描述，還必須從這些資料和描述中論述出價值和意義，讓讀者看到不同制度對人的存活狀態的影響。政治哲學和實證社會科學一個根本分別，是它從不回避在理解過程中人的主體性和規範性。原因很簡單，因為它相信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恰當地理解，例如我們不可能用中性的科學語言去理解尊嚴和奴役，幸福和苦難，公正和壓迫。
有人或會說，既然我們每天都在使用政治觀念，理解它們還不容易？事情沒那麼簡單。第一，我們使用的觀念，許多是本質上具爭議的，容許不同甚至對立的詮釋。例如自由不僅有所謂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古代人的自由和現代人的自由，共和主義式的自由和自由主義式的自由，據伯林所說，自由在思想史上甚至有超過二百種不同的意義。又例如我們都認為正義十分重要，但正義實質意味著什麼，卻從柏拉圖開始便已爭論不休。如果我們不對這些基本觀念有嚴謹細緻的定義分析疏理，我們便很易陷入思想的泥漿而難以自拔。第二，觀念不是自有永有地靜止存在，而總是在特定的歷史脈絡中生成、發展和演變，並受到政治宗教文化等各方面影響。我們今天視為理所當然的社會實踐，例如男女平等，戀愛自由和主權在民，在二百年前的中國卻難以想像。要真正瞭解一個觀念，我們往往要瞭解一個傳統。觀念史和哲學人類學的研究，因此對政治哲學尤為重要。
第三，理解的過程，往往也是意義詮釋和價值評價的過程，因而無可避免地牽涉到我們的世界觀和價值觀。例如面對同樣的資本主義市場，有人看到效率和公平，卻也有人看到剝削和壓迫，因為大家使用的理論框架不同，而理論框架的建構本身卻極為不易。第四，我們雖然都可見到，人作為道德存有活在一個道德體系之中並作出種種道德判斷這一現象，但如何好好解釋和理解裡面的判斷和情感，卻極不容易。例如我們大抵會同意，尊嚴是很重要的價值。一個沒有尊嚴的人生，很難說得上是好的人生。但尊嚴的確切意義是什麼？尊嚴為何如此重要？怎樣的政治制度和公共生活，才能使每個人活得有尊嚴？這些問題看似簡單，卻不見得有多少政治理論能給出滿意答案。
讀者或會問，自我理解為什麼那麼重要？無論是對於個人或社會，為什麼不可以不求甚解地按著傳統和習俗生活下去？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沒有充分的自我理解，我們便難以知道自己從哪裡來，又應往哪裡去──尤其是在社會大轉型的時代。李鴻章曾說過，晚清面對的是三千年來未有之大變局。現在回看，這個大變局一直延續到今天：舊的觀念制度不再能有效應對時代的挑戰，新的觀念制度卻又未曾建立，在這個時候，政治哲學意義上的深刻的自我理解，便不是可有可無，而是良好的社會變革的重要前提。當然，一個社會的自我理解，需要有充分的言論思想學術自由，需要有多元豐厚的知性資源和道德資源，更需要知識群體不浮躁不虛假，謹守學術規範，形成健康活潑獨立和具批判力的學術傳統。必須老實承認，這幾方面我們仍然極為欠缺。
其次，自我理解是個自我啟蒙的過程，因為通過理性反思，我們可以逐步瞭解支配我們思想和行動的是什麼觀念，觀念形成的社會脈絡及本身的意義何在，也可以多少知道制度背後的精神所在。某個意義上，我們都是時代的產物，但這個時代是什麼以及我們為什麼會如此被生產，卻需要我們很多知性努力才有可能理解。這種理解，一方面可使我們做蒙昧中走出來，另一方面也可讓我們和活在其中的世界形成某種形式的互相理解甚至彼此和解，同時更令我們對一己生命有一份自我主宰的實存感。對每個個體來說，這些都是重要的。
二
政治哲學第二個重要的角色，是公共證成。簡單來說，就是在公共領域提出合理的理由來證明自己的觀點和立場是成立的。嚴格來說，公共證成並不是政治哲學獨有的功能。只要我們對某些政治問題形成看法，並在面對質疑時努力提出理由為自己辯護，這個過程本身即是一種公共證成的實踐。政治哲學獨特之處，是它要求我們就政治道德相關的種種議題，以一種嚴謹、明晰、系統的方式展開道德論證。
公共證成有一些特點，值得我們留意。第一，證成的目的，是尋求道德上合理的、正當的、真確的答案，而不是為了名譽、權力和利益。第二，證成不是簡單的立場宣示，而是道德論證。重點不在於你相信什麼，而在於你所信的有沒有足夠理據去支持。第三，證成的基礎不是語言修辭或利益引誘或權力壓迫，而是理由本身的說服力。因此，公共證成的過程，必須將欺詐、抹黑、宰製、壓迫等因素減到最少。
第四，哪些理由較有說服力，必須在證成的過程中逐步呈現和達致，而且原則上沒有理由是終極的或不可質疑的。公共證成是個開放的，容許各方隨時進入並持續參與的過程。第五，由於證成的議題關乎政治道德，所以提出的理由必須是道德理由，而不可以是其他不相干的理由。例如當我們在論證什麼是公平的社會分配時，論者不能只訴諸經濟效率，因為效率並不涵蘊公平。又例如在討論民主的優劣時，論者不能訴諸歷史起源說，因為一種制度起源於何處和它本身是否合理，是兩回事。我們也不能說，因為某些傳統是我們的傳統，所以一定要保留。原因很簡單，我們的傳統可以是錯的傳統。我們的和道德上正當的沒有任何邏輯上的關係。最後，公共證成同時也可以是一種社會批判，即對既存的不合理的制度、公共政策及行為習俗作出道德評價。嚴格來說，這兩者其實是一體兩面，因為任何社會批判都預設了更值得我們追求的理想，而這個理想必須得到合理證成。
公共證成是政治哲學追求的理想。它不僅希望這個理想存在於學術社群，也希望實現於公民社會。政治哲學理應是一種公共哲學，即平等的公民在公共領域就公共議題進行嚴肅的討論。但要實現這個理想，一方面需要制度條件，另一方面也需要參與者具備公民素養。因此我們必須在制度上，確保每個公民能夠以自由平等的身份且免於恐懼地自由討論，而在參與過程中，公民要學會聆聽他人和寬容異見，還要學會使用公共理由來進行有效的溝通對話。這些在今天的中國，極為迫切卻又極為欠缺，需要我們一起來努力。
為什麼公共證成如此重要？因為這是政治哲學的基本使命。面對各種各樣的價值衝突，林林總總的利益要求，以及彼此針鋒相對的意識形態，政治哲學有責任通過嚴謹的道德論證，找出合理公正的政治原則，並以此建立公平的社會合作。其次，通過公共證成，公民有機會就各種重要的政治議題達致反思性認可，從而使得公共權力的行使具有正當性。最後，公共證成體現了一種公共生活的理想：自由平等的公民走在一起，就大家關心的議題，通過公開說理的方式，來互相理解來解決分歧以及來實現正義。
三
最後，在自我理解和公共證成的基礎上，政治哲學還有一項重要工作，就是致力於想像和呈現政治生活的另類可能性。可能性意味著它尚未實現，甚至尚未在社會中得到認可，但卻是值得我們去探索和追求的一種理想。這裡所指的可能性，可以是一種看事物的角度，一種問題意識，一種制度構想，一種倫理想像，一種自我理解。也就是說，它是前瞻性的，規範性的，同時是批判性的，因為它所挑戰的，正正是既有的觀念和秩序。
這說起來好像有點抽象。讓我舉幾個例子。在林肯時代的美國，對許多白人來說，解放黑奴及給予黑人平等的政治參與權，是難以想像的。林肯讓他同時代的人看到了這種可能性。又例如在文革時期，全中國都在大事宣傳血統論，即所謂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遇羅克的《出身論》卻一針見血地指出這種論調的荒謬，從而讓大家看到另一種可能性。在人類歷史上，許多思想家之所以偉大，也在於帶給人類新的政治想像，例如洛克讓我們看到君權不需神授，彌爾讓我們看到自由發展個性對幸福人生的重要，羅爾斯讓我們看到公平的社會合作應該在什麼道德前提下進行。
這些可能性一旦被呈現，往往會改變我們原來習以為常的看世界的方式，所以它能產生一種解放的效果，即將人們從既有的某些根深蒂固的習見中釋放出來，不再受到這些習見束縛。這意味著，政治哲學不應只致力於在不同的既有觀點中尋找共識或建立底線，因為這往往會局限我們的視野，甚至會導致太多的道德妥協；政治哲學也不應不加反思地以建立什麼中國人的主體性或通什麼統或走什麼特色道路為己任，更不應扮演只向當權者或某個利益團體建言的角色，這樣會削弱甚至喪失它應有的批判性。就本性言，實踐理性沒有任何預先劃定的疆界，政治哲學只應向好的和對的理由負責。
當然，任何另類可能性都有可能錯，可能過於烏托邦，也可能過於離經叛道而遭時人大加撻伐。當然有這樣的可能。但政治哲學如果沒有這樣的自我期許，以及社會不鼓勵這樣的嘗試，借用彌爾在《論自由》的說法，我們就很難有創造性，就會變得平庸，世界也就很難有道德進步。何況真正有見地的政治和道德想像，絕對不是天馬行空，不是任意而為，而恰恰是基於深遽的自我理解，基於嚴謹的道德論證，基於對人性和人類生存處境的真實體會，更基於良知和悲憫。這是政治哲學的重要之處，也是迷人之處。中國的政治哲學，還有很長很遠的路要走，我們應如此期許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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