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李烈說，因為台灣人都很傻，很多的傻子有很多的夢想。
夢想可以變成電影，卻不一定能賣錢，也不一定能成為現象，光是傻子不可能令台灣電影起死回生，我們隔岸看到的，也不只是電影業，而是整個產業的興盛。
也許，李烈與一眾傻子的努力不能解釋所有，但至少他們令台灣觀眾回心轉意，重投台灣電影的懷抱。
或許感情這回事，必須用情感來解決。
從演員到製作人，李烈喜歡的還是電影，於是離開又回來，觀眾也跟她回歸，回歸台灣電影。
從演員到監製 延續台灣電影夢
台灣朋友對李烈都不陌生，七八十年代的著名演員， 今天成為電影監製，香港觀眾有印象的，或許便是《逆光飛翔》中飾演男主角的媽媽，二○一○年更獲金馬獎頒發傑出台灣電影工作者獎，延續對台灣電影的夢，上月先後到訪香港兩三次，出席電影文化中心的獨立工作坊、香港國際電影節和光華新聞中心的活動，為她監製的電影奔走，「我四年沒有放假了」。從演員到監製，不算是一條很暢順的路，大概當演員的李烈沒想到後來會走到幕後，因為離開電影那天是因為太累了，「小時候的志願是當記者，後來因緣際會做了演員。當演員是很好玩的，因為可以過很多不同的人生，每個角色都是一個人生。可是當時的環境和生態讓我不能當一個正常的演員，一天三組戲，工作不停，不需要思考，沒法用心去演，我像工廠裏的機器一樣。」太累了，只想到離開，李烈完完全全放棄了演藝工作，跑到大陸做生意，結果還是回歸台灣的演藝圈，離開又回來，這一次她走到幕後，「十八歲入行，一直對幕後工作很有興趣，不過不想再做幕前表演，而且做製作某程度上也是一種表演，電影一定要有想法、意見，讓作品變成活的，所以跟當演員道理上是相通的」。
台灣電影最慘烈時，她回歸
李烈在二○○○年重回台灣，她說那時是台灣電影最慘烈的時候，「二○○○至二○○一年間， 那一年只有八部台灣電影，票房不到一千萬台幣，是市場的0.07%，0.1%都沒有，是很可怕的，那時根本沒有電影」。李烈不敢做電影，於是從電視開始，她在公共電視台做電視電影，「那是給新導演機會的平台，因為他們有較高的預算，年輕一輩的導演都從這裏出來」。在電視裏六七年，李烈說是做電影的準備期：「慢慢觀察台灣電影的變化，也認識了很多年輕的導演、編劇和演員，找回很多的聯繫。」看着大環境慢慢改變，年輕的導演一個一個出來，「他們說故事的方法很不同，像我這一輩的人身上的擔子比較沉重，政治上文化上的，像侯孝賢、楊德昌；年輕一輩卻沒有這些包袱，他們看荷李活電影、日本動漫長大，他們說故事的方法可能比較簡單和顯淺，或許沒有侯導他們那樣深厚，他們說故事的方法可能更簡單、顯淺的，雖然沒有侯導他們那樣深厚，或者就是這個原因比較能跟觀眾溝通。那時我觀察到他們都有很好的構思，不過卻沒有資金，因為一部電影要二千萬的預算，因為環境的問題，最後只用五百萬八百萬，可是電影是不可以粗製濫造的，必須要精細。」
為拍片 押房子
從李烈第一部製作的電影《囧男孩》開始，台灣電影也開始再受注視，票房口碑俱佳，隨後的《艋舺》、《翻滾吧！阿信》，在香港也有上映，這不是一個悉心部署的計劃，三部作品的成功也不是用上同一個方程式。「做《囧男孩》時環境還是很差，本來預算要一千萬台幣，後來增加至一千二百萬，因為小朋友不懂演戲，必須要拍很多篇幅才找到好的東西，所以成本一定多，我告訴他們不緊要，要讓導演盡情拍，那時是沒有人敢這樣做」。《囧男孩》是一部關於兒童成長的故事，李烈為了籌集資金，把自己的房子拿去貸款，「那時的心情是反正都是要借錢去做，欠一千萬跟一千二百萬都是差不多。」《囧男孩》成績不俗，票房不錯又贏得口碑，李烈說在台灣很久沒發生過，「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電影為我建立了很好的信用，對後來找資金很有幫助」。
如果《囧男孩》是小試牛刀，到了《艋舺》便是大展拳腳的一次，「最初的預算是三千萬台幣，那已是很冒險，大家都說台灣的市場這麼小，至少要有六千萬票房，後來發覺要五千萬才足夠，當時的投資者說我跟鈕承澤是神經病，這部電影又進不了大陸，只有台灣市場，沒可能拿一億票房，於是本來已找到的資金一下子又沒有了。幸運地，後來找了一個不熟的朋友，再介紹了兩個商人投資，他們完全不懂這行業的事，卻都投資了。」李烈想到已經很多年沒有二三千萬製作費的電影，於是想到要把她拍成大片，非看不可的大片，「我認為這部電影一定會中，她具備了所有的商業元素，有帥哥當男主角，而且還碰上農曆新年這個黃金檔期」。最後《艋舺》獲得空前成功，票房超過二億台幣，不過李烈認為《艋舺》的成就不止在票房上，而是對台灣電影的影響，「第一是令投資者對電影投資有信心，從前沒人敢投資電影，大家覺得沒有回報，《艋舺》證明了電影也可賺錢，這樣才有後來的大片出現，像《love》、《痞子英雄》、《賽德克巴萊》等，因為有人敢投資，坦白說《海角七號》的票房成功也沒有帶來這個效果，令投資者對台灣電影市場有信心，原來爆發起來時票房可以去到這個程度。」接着製作的第三部電影《翻滾吧！阿信》就顯得太容易了，「他們找不到資金，於是來找我，我成為了他們最後的希望」。
信用第一
找不到資金，大家都懂得找李烈求救，「都說信用是最重要，這個圈其實是很小的，別人隨便也可打聽你是一個怎樣的人」。不過李烈說當製作人，找資金不是最重要：「我真的認為是這樣，找資金不是最困難，因為大家最缺的是案子，而且製作人的責任不只是管錢，我是什麼都管的，行銷、宣傳，就連演員的頭髮也要處理。我想判斷力是很重要，必須懂得什麼是好和不好，劇本好在那方面，不好的地方在哪裏，可以怎樣修改，大概這與我的人生經驗有關，自己走過很多的路，而且也是演員出身，幫助我理解劇本，還有看演員的演出，當然自己是很熱愛電影的。」
台灣電影 起死回生
看到《艋舺》的電影海報，很自然會想起《古惑仔》，香港電影還是很風光的九十年代，或者是更早的八十年代，不知多少次聽台灣人說以為香港街頭到處都是黑社會，可見當時香港電影的流行程度。今天我們必須承認香港電影風光不再，那不只是指票房上，說台灣市場不夠大，相對香港，那真是沒法比，或者因為有一個更大的大陸市場，比數字，什麼也比下去，「大陸市場很大，不是不要去管，因為市場已經存在，可是這幾年的香港電影一直往下掉，是因為香港電影已經不是香港電影，我們年輕的時候都很喜歡看香港電影，因為他們有非常飽滿的香港文化色彩，對台灣人來說就是不一樣才吸引，所以從前只要是香港電影就一定大賣。可是今天為了要討好內地的觀眾，一面倒的走進大陸，忘記了自己土地上的觀眾，失去了自己的文化，是很可惜的。」
跟自己文化連結
當然，李烈也認為香港跟台灣的情况不太一樣，只是大家看着台灣電影在經歷十幾年的低潮，如今慢慢往上爬，能夠起死回生，究竟是什麼原因，「重要的是跟自己的文化連結，要在自己的土地上站得穩，假如我們拍的電影連台灣人都不看，那我們還拍什麼電影。而且我認為是因為每個人也有夢想，或者是台灣人可能都比較傻，好像魏德聖拍《海角七號》欠了一大堆錢，可是被他欠錢的人都只是在罵他，卻沒有逼他還錢。大家都是這樣，就算是欠債，也要去做也要把它完成，好像當時拍《囧男孩》，朋友都笑我到了這個年紀還欠債，他們都比我緊張，可是我很樂意去做這件事。我想香港人是否都比較踏實，很少會背負着債務而做自己很想做的事。所以大概就是台灣的傻子太多，大家一直做，終於做出成績來，當然前面是有很多的失敗，一個的失敗兩個人的失敗，我們是踏着別人的失敗而走過來，看上去真的有點像革命。」從不愛看台灣電影到建立了看台灣電影的潮流，這二十年間，台灣電影從佔整個市場的0.07%到今天的20%，他們是把市場擴大了，李烈說證明市場是可以做大的，今天在台中台南都在建新戲院，改變現狀，不就是革命嗎？「記得從前有台灣觀眾說看台灣電影很丟臉，我是非常難過的。」時移世易，看香港電影長大的人，相信也很明白李烈的感受。
台灣人愛恨港產片
李烈二月應香港電影文化中心邀請來港出席「獨立監製工作坊」，跟本地的獨立製作人和學生分享經驗，「在台灣我也經常到大學跟年輕人分享我的經驗和故事，坦白說，香港和台灣的情况不太一樣，也不知我的經驗是否合用。不過我也看見近年香港的獨立圈子也慢慢抬頭，其實每個地方也有自己的電影文化，而且好看的電影是應該不分區域的。」李烈說自己一直也有看香港的電影，「好像杜琪峯的電影一定不會錯過，《奪命金》真的是很好看，可是在台灣的票房不好，因為台灣觀眾現在也有點排斥香港電影，他們覺得不好看，以致他們會錯過了好看的電影。其實不管是哪個地方的電影，看到好的電影票房不好我也會很難過。」
「電影是應該超越政治」
去年金馬獎在台灣鬧了小小的風波，有人批評說獎項都頒給香港和大陸電影，「那個立委都給我們罵得半死，後來要出來道歉，電影是應該超越政治之外，為什麼金馬獎一定要頒給台灣電影，而且電影也有周期性。金馬獎最可貴的地方是整個華人世界公認最難拿的電影獎項，我們一直為她的公平性而感到驕傲。李烈另一監製作品《明天記得愛上我》也剛在香港上映，「這部電影有份參與柏林影展，當我們在自己的土地站穩腳後，接下來便要努力走出走，走進國際舞台」。
文 林喜兒
圖 尹錦恩
編輯 蔡曉彤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