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達人：斯文醫生怒爭公義

星期日生活   2015年11月1日

【明報專訊】重陽節，難得的公眾假期，一千三百個醫生在伊利沙伯醫院大堂靜坐，舉起怒紙，不滿公營醫院醫生未跟隨公務員加薪。有人說，這班醫生也太斯文吧，只舉舉紙、喊喊口號，然後散場。屯門醫院的黃任匡當日坐在台下的左邊，卻覺得很震撼，說這其實是他入行以來見過最激的場面。在掟蕉衝玻璃才叫激的年頭，醫生有多憤怒，外人不理解，黃任匡想解釋，也難免尷尬地笑﹕「我們這行業好辛苦，習慣埋頭苦幹。靜坐當日在場，已好大件事，有些人站起來講話甚至是震的。我們比誰都不願意休假時還要來靜坐。」

加薪不加薪，黃任匡說反映的不是醫生待遇問題，背後是政策的短視、整個醫療體制千瘡百孔。醫療開支少，但香港人長壽，不是反映醫療系統優秀嗎？「作為醫生，我們看見的是不少高壽的老人家，最後幾年臥床不起，不能吃、只插胃喉，沒基本生活可言。沒錯是長壽，但只是未死而已。目光夠長遠、基層醫療做得好的話，不會這樣。香港的基層醫療水平，其實很第三世界。」

醫療體制 積「怒」成疾
薪可加 政府卻不找數

雖說醫生習慣低調沉默，但集體抗爭，其實已不是第一次。最近一次是二○○七年，同樣有逾千個醫生靜坐抗議，後來演變成遊行。那時候，黃任匡入行不久。「當時醫生流失嚴重，人手又沒補充，同事愈做愈辛苦，醫療系統瀕臨崩潰。」八年後的今天，抗爭氣氛不一樣，性質也不同，這次不再只是單純的勞資矛盾，牽涉的，還有醫生的尊嚴。

去年十月，行會決定按每六年一次的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結果，向高級公務員額外加薪3％，但對象不包括資助機構如醫管局。早前，立會也通過加薪，醫管局轄下的公營醫院醫生忍無可忍，先是發動聯署，繼而靜坐抗議。事隔一周有多，食衛局長高永文只說原則上支持醫管局動用內部資源向資深醫生加薪3%，換句話說，薪可以加，但錢則要醫管局自己想辦法解決，政府不會負責，雖然公務員和醫生的薪酬，其實同樣來自納稅人。公院醫生不是公務員，是一九九○年醫管局成立後的事，當時規定往後入職的醫生，一律以非公務員合約聘用，但薪酬一直與公務員掛鈎。這並非只是醫生的一廂情願，○九年，公院醫生跟隨公務員減薪，醫管局向員工發公開信，指減薪是要「與公務員薪酬體制保持掛鈎，以保障將來能與公務員一同加薪」，當時未有觸發大規模不滿。可是，等得到加薪消息，醫生與公僕的關係卻突然被脫離。黃任匡說，同事嬲的，是政府出爾反爾，「3％不多，但這是一種侮辱。當年減人工都無咁嬲，是否我們溫文爾雅一點，所以搞我們？」他認為，醫生只是想討回公道，要求政府兌現承諾，卻反被抹黑成衰人——靜坐後三天，政府有消息說是時候討論增加急症室收費。

超時工作 下班途中又折返

「這次事件，影響可以很深遠，真的可能從此要脫鈎了。」脫鈎，意味醫管局要重新訂立一個薪酬系統，醫生都認為，新系統肯定不會比現在優厚，只有更差。而公院醫生的待遇，本來就不見得好，人手長期不足，超時工作情况很嚴重。上星期五，黃任匡才又經歷當值日的噩夢——早上八時上班，晚上十時才放工，回家途中，接到急召，有急症病人急需做手術，於是他又折返醫院，回到家時，已經凌晨兩點。每次當值，情况都相似，每個月有四至七次。超時工作的時數多到計不清，但額外的補水不會讓醫生賺回什麼。「每個月劃一補水三千元，行內人都自嘲，醫生是『三千蚊任做』。」

忙得天昏地暗的醫生，站出來爭取公義，在香港的確並不常見。但人們其實不該為此詫異，他們在公營醫院裏看到的社會矛盾，比一般人都多。「人們一定覺得，像財爺說，中產一定飲咖啡、看法國電影，但我們其實經常處於社會的矛盾點裏。醫生的工作性質，讓我們常接觸最底下、最弱勢的一群，不公義的事，就在這裏發生。」

政治來找你
與同事組成「杏林覺醒」

黃任匡是心臟專科醫生，自實習後取得醫生牌，就一直在屯門醫院內科及老人科工作。他說，同事間本來就少談政治，但近兩三年，情况有點不一樣。「都是避無可避了，電視日日播着新聞畫面，同事一起午膳，總會討論，而那些事，反國教、白皮書，很切身地影響我們。」八三一落閘，黃任匡與其他同事認為不能再默不作聲，於是組成「杏林覺醒」， 以醫生的身分公開議事。他們很少組織活動，大多只就新聞事件發表意見，反應快、立場清晰，但不少傳統醫生其實在背後說他們是「醫生界的『熱狗』」。他說，如果可以選擇，他不會站得這樣前。「我只是醫生，接受的訓練，是如何救一個有心臟病的伯伯，不是演講、搞公眾活動。」只是，這兩年，社會氣氛變化很大，莫說政治一團糟，醫院裏看到的社會縮影，也愈來愈讓人心寒。「虐老，久不久都會有一個，但這兩年，多了被遺棄的老人。」有一次，醫院安排一個婆婆出院時，護士打電話到安老院，職員說，婆婆的子女早兩天已替婆婆退院，護士於是嘗試聯絡家人，家人卻已人間蒸發。

虐老遺老
社會出了什麼事？

遺棄老人個案多了，黃任匡不知道究竟是香港人涼薄了，抑或經濟問題嚴重了，這終究超越了他的工作範疇。可是醫療制度之下的不公，是的確沒怎樣改善過。六、七年前，他遇到一個患急性心臟病的婆婆病發入院。「在已發展地區，這種程度的心臟病發，住院期間應做手術，問題解決了，才讓病人出院，說的是幾天的事。可是因為我們制度問題、資源分配問題，我們要跟家人說，病人問題很嚴重，隨時會死、好危險，但要他明天出院。」婆婆入院後，黃任匡用藥物為她穩定病情，同時排期做手術，但手術排在一年後。幾個月後，婆婆再病發，至第三次入院，返魂乏術，那時距離可以動手術的日子，尚有一個月。婆婆兒子拉着黃任匡的手，沒有怪責，但問他為什麼媽媽一次又一次病發，還是等不到接受手術的機會，黃任匡無言以對。

港醫療水平 頗似第三世界

「我們說的是香港，不是第三世界國家。」黃任匡說，在某些方面，香港的醫療水平，有點像第三世界，例如，人們去急症室看醫生，沒理由動輒要等數小時，又例如，人們有急病要住醫院，沒理由是睡在廁所門外或者盥盆之下。「又例如，一個心肌梗塞的病人，入院後，用的某一種藥，是全世界都不再用了，只有香港和非洲某幾個落後國家仍用，連醫學期刊都沒有關於這藥的文章了，它藥效比新藥遜色、副作用較大，但價錢廉宜。我們為什麼會知道呢？早前我們出席國際會議，席間與其他國家醫生交流，談談病例、用藥，說到我們用streptokinase，被人笑呀，原來我們仍用這藥。」

政策短視 人手混亂

人手問題、薪酬系統問題、醫療服務落後，香港醫療制度千瘡百孔，黃任匡認為，「若說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問題，我會說是香港醫療制度沒有長遠計劃，政策都很短視」。他說，就像我們常說的醫護人手不足，三年前，政府積極挽留部分已退休或離職醫生、撥款增加醫科生學額，但在此之前，○三年及○七年，其實是當局以「肥雞餐」讓資深醫生提早退休。「這不可能發生的，政府有做人口普查，知道醫療需求趨勢呀﹗」

預防不做
只開藥給已發病病人

政府短視，導致人手混亂、士氣低落不在話下，犧牲的最後是社會整體，還有普羅大眾。「你開一粒藥，不止看那藥要花多少錢，花不花得起，而該是長遠一點去看，這藥現在花了錢，將來會否幫我們慳了錢？但香港不考慮這方面。」就舉降膽固醇藥為例，「當全世界都說高膽固醇的人吃這藥可減低將來中風、患心臟病的風險，我們只會開這藥給已病發的人。這是很愚蠢的，我們不會做primary prevention（第一線預防）、防患於未然，但這一來可以改善病人生活質素，二來從社會經濟角度去看，它幫助社會減輕將來要長期照顧中風病人的負擔。我們的政策制訂者，眼光只放在如何減少接到投訴。」

預防醫療 基層醫療 被忽視

說香港醫療落後，並不完全正確，香港的確在某些方面在全球頂尖，例如關於乙型肝炎的研究，香港享負盛名，SARS時的研究也領先國際，而且香港也出產不少國際知名的醫生，如換肝聖手盧寵茂、肝臟權威黎青龍。可是，若醫療制度的使命是服務巿民，那總不止是某幾個巿民。「一個黎青龍教授，也醫不到幾多個病人。我們七百萬巿民，靠的不是一兩個頂尖人物，或者幾百分很出色的研究，而是要靠一個公營醫療制度，但那遠遠追不上水準」。黃任匡認為，真正先進的醫療系統，可能是韓國、日本，又或者英國——當全球都知道癡肥問題愈來愈嚴重，導致的血管病愈來愈多，英國是第一個國家首次錄到血管病的病發率有下降趨勢，而這範疇，預防醫療、基層醫療，是香港一直都很弱的範疇。

「普通屋邨幫你睇傷風咳的醫生，其實在每一個醫療系統都很重要，當你覺得唔舒服但又唔知什麼病，你會先看這些醫生，由他們來決定是否有能力解決問題，抑或要尋求更專門的治療，他們的質素、人手，很大程度決定醫療體系是否健康。但香港沒幾多人想做，大部分醫生都想做專科，個個都想做程至美。」黃任匡說，做專科醫生，不一定比較賺錢，但造成這局面，也關乎政策的導向，「每一個專科學院、資格，每年收多少名額，這是政策制訂者決定，又或者從行政角度看，抽調多少資源在專科培訓」。近年，偶爾看到電視有政府宣傳家庭醫生的廣告，是終於意識到基層醫療的重要性了，可是力度遠遠未夠解決問題，起步也算是很遲了。

做醫生
全因中六肺癆 那夜護士看顧

在公立醫院工作，非人生活不足為外人道，薪酬也遠不及在私營醫療機構的醫生，所以，留下的、堅持的，絕大部分都是因為一份使命感。黃任匡認為這說法太肉麻，「不如說，要賺錢的話，就不會做醫生吧，太辛苦了」。早陣子，他才在醫院目睹一個實習醫生，工作時突然在病人前哭，實習醫生說很辛苦。黃任匡沒試過這樣，但笑說曾經回到家裏「咬毛巾掟枕頭」，痛恨自己入錯行。「那是必經階段吧。我覺得，只要夠『想』，什麼難關也能捱過。我真的好想做醫生。」他說，這念頭始於中六。「有一晚，睡覺時，突然覺得喉嚨痕、痰上頸，於是走到廁所咳痰。一咳，整個馬桶都是血。」他叫醒父母，立刻入院，他從的士向外望，看着北區醫院愈來愈近，心想這次會死了，不會出來了。醫生診斷他患上肺癆，住在病房的窗邊，最初的那幾晚，每晚都害怕自己會死，無法入睡。「但有個護士，陪我傾了一晚偈。」她是個中年護士、媽媽級，整晚都很忙，談幾句就要去工作，說一會便回來。「她真的每次都會回來。那時我覺得很溫暖，知道有個人看顧我，I am in good hands，不用徬徨。」

「好想」做醫生
給同事起碼的尊重

黃任匡住院兩個月，康復出院，說往後的人生，都是這些醫護人員給他的。「當我工作辛苦時，我會提醒自己，我真的好想做醫生，想像他們用這方式幫人，想的程度，足以令我捱過那些很辛苦的時刻。」屯門醫院，被稱為地獄醫院，手術併發症多、環境又擠迫，但他眼見身邊的同事，個個都是像他一樣「好想」做醫生的同事。「所以我很為同事驕傲，為他們所提供的服務有信心，無論人們怎說，他們一點也不失禮。政府不應這樣對待我們，不是說因為我做得辛苦，你該給多點錢，而是要有起碼的尊重。我們的同事，不值得被虧待。」

文 陳嘉文
圖 劉焌陶
編輯 蔡曉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