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 - 古來材大難為用——讀勞思光〈聞白崇禧病逝台灣〉七絕組詩有感

世紀版   明報   2013年2月4日

哲學巨擘勞思光先生走了，中華人文風景中，又倒下一棵巍巍大樹。勞思光先生在哲學界教學、著作有廣大影響，其《新編哲學史》三卷，名重士林。勞思光曾就讀北京大學哲學系，秉承老北大自由主義的傳統，一生堅信民主，關心國事。早年離台赴港教學，曾立誓台灣不解除戒嚴，不會回來，對共產專制，批判尤為嚴厲，終其身，未肯重返大陸。直至1989年，台灣解嚴後，始返台客座清華大學，並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勞思光先生最後病逝台灣，埋葬宜蘭。

勞思光祖籍湖南長沙，高祖勞崇光道光進士，曾任兩廣總督。父親勞競九將軍，保定軍校畢業，與父親同學，兩人在台曾有來往。80年代勞思光執教香港中文大學，與筆者有一面之緣，勞先生給我的印象溫文儒雅，是個恂恂君子。勞思光出身翰林世家，國學根基深厚，餘暇喜作舊詩，以詩論史，頗多感時憂國篇章，有杜工部、元遺山「詩史」的傳統，詩集《韋齋詩存述解新編》，由王隆升主編。1966年，父親逝世於台北，勞思光時居香港，聞父親死訊，作七言絕句五首組詩，評論父親一生起伏，以及晚年在台遭遇。這組七絕，頗不尋常，勞思光曾為文弔輓胡適、殷海光、熊十力等知識領袖，蔣中正、毛澤東逝世，他也有詩作褒貶臧否，唯獨祭悼軍事將領，只有父親一人。

〈聞白崇禧病逝台灣〉

其一

南渡棋殘事久非，頻憐霍衛鎖征衣。飛書又報將軍死，落葉輕霜感夕輝。

其二

霸才末世早鷹揚，諸葛呼名未易當。江漢千秋嗚咽水，呂家終竟誤襄陽。

其三

韜機剩向橘中參，伏櫪深知驥未甘。北去降王休寄語，肯從鶯草戀江南。

其四

尚記趨庭面使君，興亡緘口獨論文。石崇有婢窺簾笑，又是狂言一老軍。

其五

如夢風雲念惘然，徐翁妙語憶當年。山川八桂清奇甚，卻欠雄峰上插天。

勞思光父親勞競九將軍曾加入同盟會，又參與辛亥革命，家庭影響，勞思光本人對民國亦一直懷有一份深厚感情。1949，大陸天翻地覆，國府敗退台灣，形成偏安局面，復國大業日漸黯淡，勞氏詩中，時常感慨系之。組詩第一首起句「南渡棋殘事久非」便點出了國府遷台這場歷史悲劇，勞氏借宋人南渡以古喻今。宋末元初大畫家宋室宗親趙孟頫寫下〈岳鄂王墓〉七律一首，悼念岳飛，並抒亡國之恨：

鄂王墳上草離離，秋日荒涼石獸危。

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

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

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勝悲。

詩中「南渡君臣」指宋高宗趙構、秦檜等人，偏安臨安，殘害忠良，抗金大將岳飛領岳家軍北伐打到河南朱仙鎮，卻被高宗以十二道金牌召回，遭奸相秦檜以「莫須有」罪名處死於風波亭下。岳武穆是父親最欽佩的古代名將之一，抗戰期間，父親常常教我們同唱〈滿江紅〉，岳飛直搗黃龍、還我河山的壯志，必也曾深深觸動父親抵抗外侮的愛國情懷。岳王孤忠大義，一心恢復宋室，卻遭奸佞陷害的結局，也是父親最為惋嘆憐惜的。

第二句「頻憐霍衛鎖征衣」，勞思光以漢朝大將衛青、霍去病比喻父親。衛青乃武帝愛將，七擊匈奴，戰功顯赫，封大將軍。霍去病乃衛青外甥，十八歲大敗匈奴，勇冠三軍，封冠軍侯驃騎將軍。岳飛曾謂：「衛青、霍去病，將之典範，吾當效之。」父親北伐抗日，功勛彪炳，勞思光以衛青、霍去病與父親相比，倒也允當。但衛、霍適逢明主，深為武帝賞識，終身受祿，而父親晚年在台灣不堪的遭遇勞思光當然明白，所以「鎖征衣」的「鎖」用得深刻。父親在台長年受特務監控，形同禁錮，征衣廢鎖，無怪勞氏「頻憐」。國府南渡，偏安台灣，復國大業，已成殘局，而「飛書又報將軍死」，反攻大陸，更加無望。勞思光悼念父親，亦感慨民國光復前途杳茫。勞氏此詩與趙孟頫〈岳鄂王墓〉隔代相呼應，「落葉輕霜感夕輝」，「水光山色不勝悲」。

第二首

父親揚名甚早，統一廣西，參加北伐，由「鎮南關打到山海關」，民國17年最後完成北伐時才三十五歲，「霸才末世早鷹揚」。父親精於韜略，運籌幃幄，決勝千里，被公認為國軍中最傑出之戰略家，有「小諸葛」之美稱。諸葛孔明當年汲汲恢復漢祚，縱有劉備鼎力相挺，最後仍然功虧一簣。父親出身桂系，並未獲得蔣中正完全信任，國共內戰時，父親處處受限，戰略長才無從發揮。1946年東北「四平街之役」、1948年「徐蚌會戰」，兩次關乎國軍成敗的戰役，父親提出重要對策，不被蔣中正採用，最後國軍一敗塗地，父親孤軍無力回天，徒負諸葛盛名，「諸葛呼名未易當」。南宋末年，大將呂文煥死守襄陽，孤城無援，最後出降元軍，南宋亡。國共內戰末期父親出任華中「剿總」總司令，駐節漢口。東北林彪「四野」「遼瀋戰役」後，百萬大軍破關直迫華中，在武漢與父親所率二十萬國軍作殊死一戰，但「徐蚌會戰」國軍大敗，士氣已瀕崩潰，父親雖奮力抵禦，武漢終究不保，最後父親率軍退至廣西與林彪軍隊戰至一兵一卒，大陸淪陷，「江漢千秋嗚咽水」。

第三首

父親在台灣任戰略顧問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是個並無實權的閒職，平常在家中以下圍棋自娛，蓋圍棋重策略，類似戰場上運籌幃幄。勞思光感嘆父親滿腹韜略，而晚年只能用於棋弈「橘中參」，但他亦深知父親雄才大略，在台灣龍困淺灘，老驥伏櫪，其實心有未甘。父親在台十七年，內心是沉重的，大陸淪亡，父親痛心疾首，一心懸念的，還是反攻復國之大業未竟。1966他臨終前半年，曾託人帶信給滯留香港的老同僚前廣西省主席黃旭初，信中言不及私，通篇都是反攻大陸的戰略計劃，當時越戰方酣，美國與中共有衝突的可能，那便是國軍反攻大陸的機會來臨。信中如此結尾：

弟待罪台灣，十有七年矣！日夜焦思國軍何時反攻大陸，解救大陸同胞。現在國際形勢，確已接近反攻時機，屆時我總統蔣公，必統三軍，揮戈北指，取彼凶殘也。

1965年，李宗仁回歸大陸，父親曾去信勸阻未果，「北去降王休寄語」，父親在台處境愈更尷尬。當年國共內戰最後階段，毛澤東數度向父親誘降，許以優厚條件：讓父親留守廣西仍舊統領二十萬軍隊，可是父親堅決不為所動，在廣西與共軍戰到最後，「肯從鶯草戀江南」。

第四首

勞思光回想當年父親造訪勞思光父親勞競九將軍，所談內容僅論文章，竟無一言涉及天下大事，「興亡緘口獨論文」。父親古文有根基，自學甚勤，但文章一事終究非其所長，勞思光引《世說新語》大將軍王敦在石崇家裏鬧笑話的典故暗諷之。「興亡緘口」，勞氏亦深知父親當時處境之不自由，「三緘其口」。父親知道自己政治環境險惡，二十四小時有特務跟蹤，深受高層忌恨，因此謹言慎行，公眾場合輕易不評論時政。

第五首

父親十八歲參加武昌起義，三十五歲最後完成北伐，抗日立下汗馬功勞，國共內戰，父親與林彪激戰至一兵一卒，為了保衛民國，父親奉獻了他一生，最後在台灣卻遭受疑忌，抑鬱以終。勞思光既傷一代名將，壯志未酬，復感四十年來家國煙消雲散，「如夢風雲念惘然」。

國軍中，除了中央軍以外，以李宗仁及父親等人為首的桂系廣西軍最有實力，然而自北伐開始，二十餘年間廣西與中央一直分分合合。蔣中正對桂系始終心存疑懼，北伐剛完成，桂系勢力暴增，功高震主，引起「蔣桂戰爭」，雙方兵戎相見，桂系勢力一夕間幾乎瓦解。八年抗戰，一致對外，中央與廣西之間的矛盾，暫且消隱，但戰後民國37年李宗仁選副總統，擊敗蔣中正全力支持的孫科，蔣與李、白嫌隙又生，直至「徐蚌會戰」，國軍大敗，蔣被迫下野，雙方關係瀕於絕裂。李宗仁雖為代總統，然軍政大權仍握在蔣手中，處處掣肘，李宗仁一籌莫展。事實上，「徐蚌會戰」後，國軍大勢已去，李宗仁接的是一個爛攤子，李、白等人終究無力逆轉大陸敗亡的命運。勞氏友人徐亮齋嘗謂桂林山水清妙，獨無高峰，「山川八桂清奇甚，卻欠雄峰上插天」。勞思光最後惋嘆，廣西將領雖具雄才，但終難成其大事。

杜甫〈古柏行〉：「志士仁人莫怨嗟，古來材大難為用。」中國歷來名將韓信、李廣、岳飛、袁崇煥，莫不以悲劇收場，這似乎是雄才大略英雄們的宿命，享有諸葛盛名的父親，也不例外。

李怡 - 這個特首還能不能當下去？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11月27日

昨天論壇版有作者說，梁振英不是誠信問題，而是人格問題。誠信，可能只是在一時一事上有失，但人格並非一時的，而是代表這個人的真實自我。當梁振英不敢面對傳媒，不敢到立法會接受質詢，只以一面之詞說自己「記錯」，沒有「意圖隱瞞」時，他的人格也就破產了。昨有網友回憶選特首時唐英年爆梁振英的鎮壓論，梁振英指唐英年是人格謀殺，網友說，梁振英何來人格供人謀殺？不錯，他的人格沒有被謀殺，他是人格自殺。

當前輿論和市民關注的，是他這個特首還能不能當下去。關於這個問題的討論，有幾個面向：1.北京的態度：由於梁振英在去年10月就已知家中有僭建（他在聲明中稱之為「擴建」），他顯然在選前向中央隱瞞，有「欺君」之嫌，可能激怒北京，因而會讓他下台；2.立法會啟動不信任動議以致用彈劾程序迫他下台；3.傳媒和民意代表們繼續窮追猛打，喚起民眾的呼應，再次出現50萬人上街的場面，影響北京和建制派議員不得不順應民意，或支持彈劾，或北京要他辭職。

照目前情況來看，北京無意讓梁振英下台，昨天老左派吳康民把「北京換特首」傳言說成是支持唐英年的「權貴集團」的謀略，他認為梁下台會使北京「無面」，更說「梁振英肯定會做足5年」，有兩個建制派議員也說相信梁振英只是「唔知道，大頭蝦」，「傾向相信佢」，還認為梁振英不一定要到立法會。若北京堅持挺梁，則上述1、2兩種情況都不會發生。

第3種情況，則要看傳媒和民意。香港人大多數是相當現實的，他們對北京操控香港政局，儘管不滿，但因為無力改變，也就無奈接受。當前情勢，使筆者想起上月去世的哲學大師勞思光的一段話。在31年前，筆者給他作的一次訪談中，筆者提到，中共的統治，不僅是中共自己的「堅持」，而且海外許多人也認為，中國只能由中共領導，因為沒有另外一個可以取代中共的政治勢力。勞教授的回答是：如果這個說法成立，一切專制的統治勢力就都不能改變了；因為任何一個專制的統治勢力，總不會容納一個可以取代自己的現成勢力，但歷史上的專制勢力，依然一個個倒下去。他說：「我們對於一個現實上的統治勢力，是採取支持或是反對的態度，是根據我們對它的『評估』而定。而是否已經有可以取代它的勢力存在，則屬於『觀察』的範圍。『評估』與『觀察』根本是兩回事。倘若我們『評估』一個政府或一個執政黨，覺得有客觀根據說它的領導是對人民及國家有益，我們縱然『觀察』到許多現成勢力的存在，仍然有理由支持這個政府或政黨；反過來說，如果我們根據客觀成績來『評估』一個政府或執政黨的時候，發現它的領導把國家弄得一塌糊塗，使人民生活陷入痛苦，社會風氣墮落不堪，則縱使在『觀察』一面，看不見任何可以取代它的勢力，我們仍然應該反對它，應該追求大改革。」

所謂觀察，就是對現實可能性的考量；所謂評估，指的是對是非的判斷。我們對現實的考量，往往影響我們對是非的判斷，認為既無法改變現實就只有接受現實，調整心態，把不合理、不公義的現實「合理化」。這是我們思維中以觀察代替評估的誤區。

但現在梁振英厚顏無恥的自毀人格，衝擊了香港人的道德底線，在考慮現實的無奈之下，許多人的反應是：香港沒有希望了。

香港沒有希望嗎？中共像教條般唱頌卻早已違背的《國際歌》中一段是：「從來就沒有甚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自己救自己！」香港人現在真的不能依賴北京會發善心把這個香港的恥辱拔除，因為中共永遠只考量自己的政治利益。我們要以行動去觸動它的政治利益。

香港人可以自救嗎？03年我們試過一次了，為甚麼不可以再試？

對於傳媒的朋友們，筆者希望大家記住美國前大法官布萊克的一句話：「只有一個自由和不受箝制的新聞界，始能有效地揭露政府的欺騙手段。在新聞自由的諸多責任中，最重要的就是防止政府任何一個部門欺騙人民……。」 

李怡 - 再念勞思光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11月11日

勞思光教授昨天在台北公祭，今天出殯。這幾天心中不安，總想着去台北鞠躬。敏儀知我剛從加拿大回來，她說我不須去了，在港參加12月16日中大的追思會就好。她代表一批中大人前去。前兩天跟老總劍虹談起，他說他要去，代我鞠躬和簽名。劍虹與勞公不熟（甚或不算相識），但他早幾年從《壹週刊》退下時，曾要我介紹他認識勞公。那天我們談了一陣，都感嘆像勞公這樣的知識分子，在華人社會差不多絕跡了。

三十年前，我脫離左派陣營後，在學識、見地和人格上，深受兩位學者影響，一是徐復觀，一是勞思光。徐在82年去世，我與他接觸不多，但因接觸而日以繼夜地讀他的著作，對儒家文化重新認識，對中國政治也有了新觀察角度。勞思光則隨後數十年都常有接觸，他除了國學深厚，在西學特別在理性主義方面功力極深。更值得敬仰的，是他二人都對社會有深切關懷，常常不畏權勢也不畏群情地發聲，振聾發聵。

在80年和81年，我分別給這兩位學人作過深入訪問。其中談到知識分子，徐復觀認為中國知識分子長期受專權政治影響，崇拜權勢，有奶便是娘，早已把傳統文化中「以天下為己任」的基本價值丟掉了；勞公則認為中國和香港特別需要知識分子的努力，因為觀念的建立，對客觀事理的了解，不是依靠媚俗言論可以成功的，它要靠知識分子提倡理性態度、堅持公平要求、提倡嚴格思考，才能為社會未來發展建立普遍基礎。

我一生遵循勞公的教誨去做，但也深感徐公的悲觀可能更接近現實。這樣的學者，縱有傳人，怕也不多了。能不深念之乎？ 

劉國英 - 以哲學為天職──敬悼勞思光先生

明報   世紀版   2012年11月10日

1997年3月，城裏一家大學邀請勞思光先生演講。主持人如此介紹：「勞思光博士，曾任中文大學哲學系系主任。」我們曾受學於勞先生的學生們都知道，在學歷方面，勞先生只得過一個學士學位（1946年入讀北京大學哲學系，1949年國共內戰結束後赴台灣，1952年台灣大學哲學系畢業後，任政治評論刊物《民主潮》主筆，同時在學院外作獨立的學術研究），而且從未當過哲學系系主任一職。那位主持人大概認為，勞先生學問那麼好，必定有博士資歷；而他那麼有名，也必定當過系主任了。這樣的推想不無道理，但放在勞先生身上就不適用了。

勞先生是一個沒有拿過哲學博士學位的哲學家。他在大學裏教授哲學，但他不是一個純然的professional philosopher，即他不僅僅是一個純學院裏的學者，只視哲學教學和研究為一種職業。當然，勞先生完全具備一個優秀職業哲學家的條件，也達到了一個優秀職業哲學家的成就：他精通中國、印度和西方三大哲學傳統，在三十歲前後，已發表了《哲學問題源流論》的首十章，從世界哲學的高度扼要並精準地鋪陳了西方、中國和印度哲學傳統各自的特性及其源流和演變。在我所認識的當代漢語、英語、法語和德語哲學界，沒有其他人有這樣廣闊的哲學視野（philosophical vision）。上過勞先生課的同學們都同意，勞先生治學態度嚴謹，思考周密，理路清晰，語言精練，解說複雜的理論問題時條理分明、井然有序。我在中文大學當學生的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後期，勞先生風華正茂；環顧當年整個中文大學，在人文學術方面，無人能出其右。

啟蒙思想家

換句話說，若以professional philosopher的標準來看，勞先生是一個出色的「職業哲學家」。但他不單是一個成功的professional philosopher，他還是一個vocational philosopher，一個以哲學為天職的哲學家。我所謂vocational philosopher，是指十八世紀德國哲學家康德在《何謂啟蒙？》一文中那個意義下的學者，即面對全體公眾，作理性的公共運用，為關係全體公眾利益的問題而思考，而不是為個人利益或從職位或職務上的利益出發去思考。所以，勞先生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啟蒙思想家（enlightenment thinker）。這裏，「啟蒙」的意思，不是指為引導哲學初學者進入哲學之門的思想家，而是康德意義下，從事理性之公共運用，為整個時代的難題思考的思想家。而勞先生就是一位為中國文化的危機、以至為整個人類文明的危機而思考的思想家。勞先生常常說，師道裏傳道、授業、解惑這三大任務中，最重要的是解惑。為時代解惑，就是勞先生作為哲學家的天職。

1975年的崇基書店

很多人認為，《中國哲學史》三卷四冊，是勞先生最代表性的著作；也有人認為《中國文化要義》，是勞先生流行最廣的著作。這兩種看法都極有道理，因為數十年來，這兩著作是「中國哲學史」或「中國思想史」、和「中國文化要義」或「中國文化概論」這類學科的案頭必備的參考書。然而，這只是從職業哲學家的標準來看勞先生的著作。但對我來說，勞先生最原創、對時代的解惑有最大貢獻的著作，首推《歷史之懲罰》。我還記得，這是我1975年剛進入中大時，在當時的崇基書店購買的第一本書。當時我還沒有入讀哲學系，也沒有上過勞先生的課，更未有機會見過勞先生。但我深深佩服勞先生在《歷史之懲罰》中，對中國所陷入的重重苦難所做的深入和切痛要害的分析；而我更深受勞先生面對苦難的中國所欠下累累的歷史債務，那種勇而承當的精神所感染。為家國天下憂戚、為時代把脈、為中國文化以至人類文明探索出路，這就是勞先生作為vocational philosopher的一面。在當代中國，沒有多少個哲學家，同時是一個出色的professional philosopher和vocational philosopher；勞先生卻是這少數中的少數。我認為，勞先生於當代中國，可以媲美伏爾泰和盧梭之於十八世紀的法國。

以詩言志

作為哲學家，勞先生時常說理，也強調尊理的重要性。說理，我們才能避免使用語言暴力；尊理，我們處事才不會偏私。除了學問之外，我在勞先生身上學到的，就是處事無私、公正不阿的態度，凡事務求不以情害理。然而，勞先生也從不恃理薄情；反之，他是一個極之重情的人。這一點，可以從勞先生的詩作看出來。他常常藉詩寄情，透過賦詩來表達他對故人、親人、友儕，以至學生的感念與關心。

勞先生亦喜歡以詩言志，留下很多佳句。以下僅舉一些我特別喜歡的例子：

「我亦少年天下志，西風霜鬢感衰遲」；

「三分志業功名外，百戰興亡指顧間」；

「亡家身世常為客，憂國情懷總惜才」；

「屠龍志在思啣石，射虎人歸夢控弦」。

細閱勞先生這些詩句，便不難了解到，他從少年開始，就志氣高遠，有國士的襟懷，在成為傑出的哲學家和思想家之外，也是有遠見、有深度的一代社會政治評論家。用現代的語言來說，勞先生是一個身體力行的公共知識分子。然而，勞先生透過理性的公共運用，投身建設一個以大眾的利益為依歸的公共空間，完全不是出於個人求名逐利的動機。反之，勞先生從不為名利折腰，也從不向權勢低頭。他有一聯詩云「風雨平生無媚骨，江山向晚有狂歌」，可謂錚錚風骨。

為學為人的楷模

不論為學與為人，勞先生都足以成為我們後輩的楷模。我從學於勞先生，至今已三十六年。從勞先生身上學到的，真的受用不盡，教澤永懷。勞先生的離去，自然令我傷感萬分。但我亦深知，勞先生從來以莊子般的灑脫態度面對死亡。他很喜歡引用莊子《大宗師》中的這段說話：「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勞先生晚年，有參悟生死的大智慧。他有詩句云「觀化夙知身是患，忘言方契道無名」。這聯詩掛在壁上已久，我最近才漸漸領悟到它的真義，明白到它實質上是勞先生人生態度的一個寫照。確實，勞先生參悟生死，洞悉人世間什麼是虛幻、什麼是實相這股大智慧，直追般若智。然而，勞先生從不以聖賢自居，也從不企求聖賢。他常常自我警惕，不要陷入當代中國知識分子常見的種種幻想中。他承認一己之有限性，只以一有限性存在，不斷努力修持，追求文化創新，以成就精神境界之升進。他一生在教育上、學術上與思想上的豐碩貢獻，可能是一般人累積幾生也不及的。

勞先生，這是你安息的時候了。在懷念你之際，我只希望有一日能仿效莊生化蝶，與你夢中再相見。

劉國英

法國巴黎大學哲學博士，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教授兼研究院哲學學部主任

關子尹 - 豈只學者風範，更乃國士胸襟──痛悼勞思光教授

明報   世紀版   2012年11月1日

2012年10月21日午後，台北傳來噩耗，勞思光先生於家中因心肌梗塞，不幸辭世。我聽後只覺胸臆澎湃，回首和先生踰四十載的師生情誼，憶起先生知遇之恩，今恩師遽去，情何以堪！先生學貫中西，以哲學知名於世而博及文史，其魂歸道山，學界又痛失一位學問泰斗！先生以一介書生，畢生背負清流議政的十架，其溘然長逝，更使華人社會痛失一位以敢言見稱的公共知識分子。

勞思光先生，本名榮瑋，號韋齋，祖籍湖南長沙，生於陝西。先生祖上家世甚榮，百餘年來，代出奇人。先生幼承家學，加上天資聰穎，七歲即擅詩能文，奠定了深厚的舊學基礎。1946年高中畢業，先肄業北京大學哲學系，就學於胡適、賀麟、湯用彤等前賢。後大陸易幟，先生輾轉赴台，於國立台灣大學完成學業。1955年，先生在台因辦報批評專權政治，不容於戒嚴下的國府，以至於倉皇赴港，其間「六年心倦島雲低」一文堪證。先生來港後，先任教於珠海書院。1964年，加入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累遷至哲學系教授及研究學部主任。此外肩負起崇基「綜合基本課程」（即後來的通識課程）的設計。先生曾兩度赴美，於哈佛、普林斯頓等大學訪問。1985年，先生自中大榮休，曾留校於中國文化研究所及逸夫書院任事。1989年，台灣解嚴，先生重臨闊別三十餘年的蓬島，先後任國立清華大學、國立師範大學、國立政治大學和東吳大學等校客席。自1994年起，先生應華梵大學邀請，出任哲學系講座教授，直至辭世。重返台灣後的先生，憑其學問視野，取得了學界乃至國家一再的肯定，2002年獲選中央研究院院士，2004年獲香港中文大學頒授榮譽文學博士，2007年任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唐君毅訪問教授，2011年任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錢賓四學術文化講座；此外獲斐陶斐學術協會傑出學術成就獎（2000）、台灣行政院文化獎（2001）、教育部學術獎（2002），並多次主持國家講座（2002-2009），先生以耄耋之年，猶縈懷於硯席，端的誨人不惓，鞠躬盡瘁而後已。先生身後獲追總統府「褒揚令」，可謂生榮死哀。

循哲學觀念看中國的文化精神

作為學者，先生畢生最關注的是文化問題，具體言，是透過世界文化的比較、反思中國文化的特性、其變遷歷程，乃至中國文化在世界中所面對的挑戰，所涉及的危機，和可能的發展。故先生之謂學貫中西，實以「中國文化在世界」此關懷為本。如就學術著作而論，固以《中國文化要義》及《中國哲學史》之影響為最。前書先循哲學觀念說明中國的文化精神，進而剖析精神外在化而得的政制思想，乃至社會結構、宗教活動、經濟生活和文學藝術等，並藉此說明中國文化遺留的問題。例如，先生區別了第一義的制衡與第二義的制衡，並指出中國只有後者而無前者，即是說，中國傳統政治只考慮既成的政權於運作上如何可加約束，而不知政權的成立基礎和合法性問題才是根本地防止誤用權力的關鍵。這一觀點和先生作為社會批判者的角色大有關聯。至於《中國哲學史》則更是先生的代表作。就理論分析而言，書中提出了「基源問題研究法」，以說明哲學問題與現實文化處境的內在關係；就學說評價而言，則以「主體性」之顯現與否為標準，以判別各哲學流派於自覺回應其問題時的效用。全書條理分明，有學有識。康德晚年曾辨別了「歷史的哲學史」和「哲學的哲學史」，勞著顯屬後者。

引介西學：觀察闡釋之精審

至於西學，先生的造詣既廣且深，可大分早晚兩階段。早年先後有康德、黑格爾、科林伍德、盧梭、拉斯基、齊克果、懷德海，以至密爾、托克威勒、許懷惻、湯恩比、卡西勒、海耶克，和邏輯實證論（如卡納普）、存在主義及現代分析哲學（如隗因）諸家等。這些引介西學的工作，實繼承了嚴幾道、張東蓀等學者之傳統，然而論觀察闡釋之精審，先生的成就每有過之。除輯於《思光少作集──西方思想淺談》的文章外，《康德知識論要義》更屬鉤深索隱、通幽洞微之作，對後學每收指南之效。值得指出者，是這些基本工夫都是先生寫《中國哲學史》以前奠定的，其意義可見。所謂晚期，指先生重返台灣以後，其間，舉凡哈伯馬斯、阿佩爾、葛德瑪，乃至後現代主義等學說，先生涉獵之餘，每能批判地融會。正如先生早期治西學並無志於成為專家，先生晚期這些興趣，亦因有感於當代哲學內部的危機和與此相關的文化危機而引起。先生晚期諸講稿，如《文化哲學講演錄》、《虛境與希望──論當代哲學與文化》、《危機世界與新希望世紀──再論當代哲學與文化》等書，都是環繞着這些危機和其背後的迷思和可能的應對而提出。凡此種種，均表現了先生深邃的人文關懷，和認為人類文明應步向自覺承擔這基本信念。

先生出入百家，唯理是依，從不拘於成法或執於門戶。我常揣測先生莫非是張東蓀自詡的「古今中外派」的化身。先生論列各家，目的是汲取各家學說的「開放成素」，自由地與己見損益較量，以回應其畢生關切的文化危機問題。先生扶掖後進，悉心傳道之餘，卻能絕去崖岸，從不設門立戶，或以師道自尊，只循理性原則，為學生解惑，俾得以自由發展。先生對我輩的寬大與包容，真令像我一般被先生錯愛的生員既是感激，又復慚愧。終生都是一位自由主義者的勞先生，其治學之道與為師之道，表裏如一，放眼海內，至為難得。先生八十大壽，生員為先生祝壽的論文結集成冊，最後經先生首肯，借其詩句，以「萬戶千門任卷舒」命名，實有深意在其中。

先生年少時，本有鴻鵠之志，後雖潛心學術，卻從不以此自困。五十年代起，先生治學之餘，積極投身於社會文化的批評工作，先後於《民主潮》、《民主評論》、《祖國》、《人生》等宣揚自由民主的雜誌撰稿，對兩岸的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中的亂象齊施筆伐，履行了康德最期待於哲學的「理性的公共運用」的責任。《歷史之懲罰》、《中國之路向》、《解咒與立法》和《思光時論集》等書的撰作，都在這一背景中完成。其中《歷史之懲罰》一書，便是對中國文化長久積聚而亟需正視的毛病的深切反思，包括各種觀念上的幻想與欺詐，和各種制度上的缺陷與不足。然而先生並不只是消極的批評者，先生書中提出其有名的「歷史動態觀」和「歷史的債務與債權」之說，是要勉勵國人承當自身文化長久的缺失與不足，以清償歷史的債務，並要不斷尋求改善，以建立對未來的希望，和積累未來歷史的債權，正如先生一語道破：「人是已往歷史之奴隸，卻是未來歷史之主人。」如斯壯語，顯露的豈只是學者的風範，更乃國士般的胸襟。

哲學須具經世意義

記當初從先生遊，嘗親聆先生講論《孟子》「說大人則藐之」一語，當年的震動與啟迪，自此在我生命中發酵。回顧先生的文化反思和社會批評工作，固要揭示一些亂象，此中，先生從不作「政治正確」之考慮，而只以理性為繩墨，和以國族及人類前途為依歸。先生行文立論，每多諍言，其運筆如奏刀，都能鞭辟入裏，切中時弊。先生深契康德之學，是眾周知，康德於《學科的爭議》書中直宣「哲學只聽從理性的法則，非政府的法則」，康德此言，先生定當首肯。四十歲生日，先生曾賦詩述懷，其中「風雨平生無媚骨，江山向晚有狂歌」一聯，直把先生嶙嶙風骨表露無遺。

總而言之，先生既是學者，復為國士。先生豐富的學養，為其一直堅持不懈的社會反思和政治評論工作提供了理性的基礎；先生對天下蒼生的關懷，則讓其平生樂此不疲的學術工作取得了概念以外的現實指涉。康德嘗謂哲學不應囿於「學院意義」，而須兼具「經世意義」，此一說法，印諸先生一生的學問行止，可謂毫釐不爽，對先生而言，學問與經世，是一體的兩面。查哲學理論本出自人心之轉折，根本無所謂完美或終結，而須學者一代一代去經營，人類社會的處境與挑戰則同樣層出不窮，因此也無圓滿解決的一日，而須由活在歷史中的世人步步為營地面對。人生世上，誠有種種限制，但在限制中能否以積極的態度去改變歷史條件，卻是一切興衰成敗的關鍵所在。正如先生說：「升天入地，皆屬自作。」先生晚年礙於體力，只能專注於講席，當年「入海屠龍」的氣魄已不多見。2004年，先生聯合十位中研院院士，公開反對要於立法院通過的六億元軍購案，結果促成該案最終被公投推翻，避免了一筆龐大的「歷史債務」。〔Vic：查當年勞思光先生反對的，是6,108億台幣的軍購預算；誤寫「六億元」，未免差太多。〕此一壯舉，已是先生社會批判角色的璀璨餘暉。近年據說華梵同人曾問先生是否還會寫這方面的文章，先生慨嘆說：「這些事情應該由別人去做了。」誠然，在動態歷史觀下，社會批判的路不應止於個人，先生在他有生之年，早恪盡了知識分子的本分，並為我輩留下典範。

老師大去後翌日，我陪同師母師妹赴台處理老師後事，除了看望老師，初步勘察了老師研究室和家中的書稿外，還陪同師母師妹看過位於宜蘭縣山上遠眺太平洋的櫻花墓園。正謂靄靄停雲，八表同昏，當天的霧很大，但據說如天氣放晴，可看到「龜山日出」。我按捺着滿腔愁緒，舉目天涯，設想着老師終於能放下重擔，每天都能圓滿「思光」的承諾。先生生為楚人，讓我獻上《哀郢》中的一句「登大墳以遠望兮，聊以舒吾憂心。」思光吾師，願您安息。

2012.10.28香港

文．關子尹  編輯 袁兆昌

李怡 - 懷念一代哲人勞思光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10月28日

重陽節到加拿大掃墓，讀到勞思光教授在台灣逝世消息，增添了重陽日的感傷，也引起這兩年每次赴台想與他聯絡卻總是蹉跎過去的懊悔。

我認識勞思光是在1981年。那年他發起組織香港前景研究社，對香港前途問題展開討論，他請徐東濱先生邀我參加。參加者還有胡菊人、董千里等人。我們的出發點，是基本上不相信中共對香港的承諾，因而提出各種設想去延續港英時代的成功制度。中英簽訂聯合聲明後，前景社結束，但我與勞教授從此卻有了較多交往。

勞公學貫中西，對西方當代哲學和中國哲學史，都有深厚而獨到研究。他能文能詩，一生關心國是，既有言論又身體力行。在台灣因主張民主自由引起情治當局注意，被迫離台來港任教。他堅持台灣若不解除戒嚴，他不會去台灣。他又堅持大陸一天仍由共產黨統治，他也不回大陸。他還表示，香港若淪入共黨手中，他也不會留在香港。

許多人可能只是嘴裏說，但勞公卻是真這麼做。他只是自己實行，並不勉強別人依從。這是他晚年離開家人在台灣獨居並導致這次出事的原因。

勞公年輕時曾遇高人，授以占卜術數，後又精心研讀所有神秘學的古籍。因精於此道，熟朋友中有「鬼谷子」綽號。他曾準確預測毛澤東在1976年去世。不過他平時很少露這一手。他信奉儒家的義與命的分際，認為凡事都以「義」為先，即以是非對錯作人生路向的抉擇，而以「命」即衡量成敗得失居後。決定了義的選擇，有時也會卜算命之所趨。他這個做人的原則，對我後來的人生選擇甚有影響。一代哲人的風骨，今時已不多見。深念之。

金聖華 - 記勞公二三事

香港蘋果日報    蘋果樹下   2012年10月28日

勞思光教授年輕的時候，因為身材瘦削，面容清癯，看來顯得有點老，認識他的人很早就叫他勞公了。他的身體似乎也不是特別好，吃東西的習慣又不同一般──有營養的蔬果不愛碰，沒好處的甜食天天吃，朋友私底下都頗為擔心，這可不是甚麼健康之道啊！誰知道日子一天天的過，勞公在中文大學退休後，一九八九年應聘到台灣教書去了。二十多年來他不斷著述，到處講學，每次回港跟友人相聚時都精神奕奕，當年的同儕都顯老了，他倒反而變年輕了。看到他活力充沛的模樣，大家都很放心，認為這位哲學巨擘老當益壯，一定會長命百歲的。

十月二十二日一早，打開報紙，赫然見到勞公在前一天病逝台北的消息，只覺心中一沉，這令人神傷的噩耗，在初秋陽光明媚的清晨傳來，何其突兀！勞公走了，享年八十有五，也是高齡了，但又多麼出乎意料！多年來跟勞公相識相處的情景，猶歷歷在目，然一切已成過去，抓不住也挽不回，能夠留下的，只有心坎深處永不磨滅的記憶。

最記得勞公的甚麼呢？當然是他那五十年不變穿西裝打領結的形象。其實老早就認識勞教授，算起來，應該超過五十年了。記得那年，還是念大一的時候，我在中大前身崇基學院就讀，忽然來了個大專院校辯論比賽，分粵語及國語兩組。我給選上當國語組的辯論代表之一。當時的題目是「男女是否應同工同酬」，辯論隊要在賽前十分鐘抽籤決定是辯正方還是反方。我隊決賽時抽到正方。我年紀最輕，卻是校隊主辯，當然感到身負重任，戰戰兢兢。當時的首席評判是一位來自珠海書院的教授，坐在席上，看不到他的身量，只覺得他精明幹練，目光如炬。記得正反雙方展開激辯，對方搬出凱恩思的經濟學理論，身為「新鮮人」的我，對此一竅不通，只好避重就輕，想方設法把對方的注意力引到另一個論點上，再予以迎頭痛擊。辯論途中，窺見評判席上那位教授微微帶笑，頻頻頷首，不免定下心來。結果我方得勝，奪取了全港冠軍。事後，教授在《感言》中把我誇了一番，文後署名「勞思光」。那是我跟勞公結緣的開始。

意想不到的是勞公竟然認識父親。有一回放學歸家，看到客廳中有客人在攻打四方城，其中一位是導演張徹，另一位就是勞思光教授了。時光荏苒，大學畢業後赴美留學，學成返港，加入母校中文大學宗哲系任教。上班的第一天，發現自己不但成為勞思光先生的同事──他當講師，我是助教，竟然還跟他在同一個辦公室內對面而坐。當時崇基學院規定中國文化為必修科，由於教材缺乏，勞先生遂着手編寫《中國文化要義》，我負責導修課，因常聽勞公授課並悉心細讀教材而獲益匪淺。

勞公不但知識淵博，而且平易近人。他不太注意日常瑣事，卻特別關心年輕一輩的學習與前途。由於了解我的興趣愛好，他遂而向系裏提出讓我獨立開課。在勞公的指導下，我開始涉獵Kant，Schelling，Hegel，Croce，Heidegger，Santayana等名家的理論，從而開設了「美學」的課程。我們時常在課餘閒聊。除了講學問，講哲理，往往天南地北無所不談。講累了，一到中午，勞公就會對我說，「來，替我打一個廣東電話！」所謂的廣東電話，是要我替他用粵語叫午餐。勞公食量不大，午餐只吃一份雞蛋三明治，一杯咖啡，可就這兩樣東西，要用粵語來說，還是把他給難倒了。

到了七十年代，也許我終究不是鑽研哲學的材料，校方把我調到老本行英文系教翻譯去了。這一調派，我從隸屬崇基變成了新亞中人，而新亞校舍恰好又從農圃道遷入馬料水。當時院方為了同事用膳方便，特在校園中闢出一方，創置「雲起軒」，供應地道北方麫食。雲起軒內近門口處時鐘下的小桌，俗稱「第一枱」，也就是「國語枱」。每屆中午時分，各路英雄就會齊集此地，把「麫」言歡。勞公雖然不是新亞人，卻是雲起軒常客，北方麫食加上國語對白，對於勞公來說，實在吸引力太大，自此他不必再為「廣東電話」而操心了。

勞先生家學淵源，高祖勞崇光曾出任兩廣總督，父親勞競九曾參與辛亥革命，因此勞公自幼即飽讀詩書，滿腹經綸。在眾人心目中，他是一位無所不知，無所不曉的萬事通。雲起軒的第一枱，只要有勞公在座，平時只坐五六人的枱子，一定會擠上八九人，大家在吃喝之餘，聚精會神聽勞公針砭時局，暢論國是。「香港前景怎麼樣？」問勞公；「中英談判怎麼啦？」問勞公；「台灣選舉又如何？」問勞公。無論是天文地理，古今中外的學問，勞公都了然於胸，不但如此，他還樂意給後學指點迷津。勞公也擅長舊詩，興致一來會隨手拈起桌上紙巾，即席賦詩。

勞公不但學貫中西，更是不折不扣的性情中人。只要跟他熟稔，他一定會真誠相待，有話直說。有一回，當着眾人面前，勞公忽然對我說，「你呀！你可真是少時了了啊！」也許，他曾對十八歲的我期許過高，對二十八歲的我不以為然吧！勞公童心未泯的性格經常表露無遺，一大幫同事去沙田飲茶時，他會率先坐下，匆匆點好甜品數樣，鹹點（通常為蝦餃）一籠，放置面前說，「這些都是我的，你們要甚麼，你們自己去叫。」說罷我行我素舉筷享用，旁人點的珍饈美食再堆滿一桌，也不屑一顧了。

勞公常年忙於學問，在眾人以為他大概會無暇成家的時候，卻跟師母共諧連理。師母原籍廣東，擅長藥膳，婚後對勞公悉心照料，呵護有加，勞公卻似乎不太領情。他經常說，「喝湯是喝湯，吃藥是吃藥，廣東人真奇怪，偏偏要在湯裏放藥材，真是莫名其妙！」但卻是這「莫名其妙」的料理，使勞公羸弱的體質於婚後漸漸變強，甚至晚年罹患癆病時也在師母調理下逐漸痊癒。勞思光伉儷育有女兒一名，聰穎過人。聽聞延韻小姐自幼精通紫微斗數，真可說是虎父無犬女。

勞公自中文大學退休後，在台灣各大院校執教，著述越豐，聲譽越隆。他每年都會定時回港。二○○○年回中大出任訪問學者，二○○四年獲頒中大榮譽文學博士。勞公歡慶八十誕辰時，中大同仁為他開研討會並設宴祝壽，此時勞公的洋洋巨著已先後面世，其中尤以《新編中國哲學史》最膾炙人口，成為兩岸三地莘莘學子的必讀寶典。席上但見勞公精神飽滿，步履輕快，總以為天賜純嘏，百齡可期。

誰知道勞先生突然走了。他的未竟之業，未述之作呢？他那傑出的才華，滿腹的學問呢？難道就這樣隨風而逝了嗎？何謂生？何謂死？生命的終極意義是甚麼？塵世的終結，是否永生的開始？重重疑問，種種謎團，由誰來開解？問孔孟老莊？問蘇格拉底？都不得要領，這些難題，恨不得能如往日般再去「問勞公」！

朗天 - 悼：關於勞思光，我想說的其實是……

星期日生活   2012年10月28日

【明報專訊】2012年迄今已逝世的眾多學術界聞達當中，辛波絲卡（Wislawa Szymborska）、何炳棣、霍布斯邦（Eric J. E. Hobsbawm）、南懷瑾、勞思光……一浪接一浪，死訊也一個比一個具衝擊力。南懷瑾曾在我姐樓下居住，但從未有緣相見；很多同代朋友均曾在中文大學上過勞思光的課，但我沒有，只看過他發的筆記，以及經常通過牟宗三老師的轉述提到他。

有些人（尤其是近年的內地人）覺得南懷瑾學貫天人，另一些人認為他被神化，名過其實。然而，大抵誰也不會質疑勞思光的學術地位。為什麼？很大的程度跟他寫了一部《中國哲學史》有關。大家今天都叫那四巨冊大作為《新編中國哲學史》，有別於胡適和馮友蘭各寫的中國哲學史。事實上，不是人人都寫得出一部中國哲學史，勞思光自己也有心以此與胡、馮兩大學界巨擘相比，而在很多哲學學生心中，勞也一早超越了胡、馮兩人。

編中國哲學史 評先賢不足

哲學史不同思想史，也不同通史的哲學部分；不是哲學事件編年，更不是哲學家列傳；不是思想體系流水帳，絕非理論大雜燴。哲學史要有歷史意識，更需要哲學理念，重視史觀和方法交代。寫西方哲學史者如汗牛充棟，但人們幾無異議直豎拇指的仍只是黑格爾的《哲學史演講錄》和羅素寫的《西方哲學史》，可見要獨力完成一部哲學史，任務何等艱巨！胡適寫的中國哲學史本身只完成上卷，但據勞思光評鑒，其缺點不在沒有完成，而是一部沒有「哲學」的「哲學史」。

「胡適之先生的書……只算是未成功的嘗試之作，因為它全未接觸到中國的重要問題，並且幾乎未接觸過任何哲學問題。我說這句話，並無唐突前輩之意。……胡先生在這本書中，大部分的工作都在考訂史實；對於先秦諸子的年代及子書中的偽造部分，都用了很大力量去考證，但對於這些哲學思想或理論的內容，卻未能作任何有深度的闡釋。」（《新編中國哲學史》頁2）

胡適只是用常識介紹中國哲學，所以不及格。至於馮友蘭的哲學史，勞思光認為雖比胡著「略勝一籌」，卻最終仍是「不成功」的：

「馮友蘭自己在哲學理論上造詣不算太深；他解釋中國哲學史，所能運用的觀念和理論，也限於早期的柏拉圖理論與近代的新實在論。他對西方哲學理論所能把握本已不多，對中國哲學的特色更是茫無所知。因此，當他……解釋較簡單的理論時，雖然可以應付，但一接觸到宋明理學，立刻顯出大破綻。他從來不能掌握道德主體的觀念，甚至連主體性本身也悟不透、看不明。結果，他只能很勉強將中國儒學中的成德之學，當成一個形而上理論來看，自是不得要領。」（同上，頁3）

從所引勞氏對前輩作品的評論中，可見其口氣不小。中國哲學家，出了名是氣魄大，口氣也大。世傳梁漱溟曾渡江突遇風浪，有覆舟之虞，他便站到船頭對天大喊，說他不能死，因為中國還要等待他寫寫書拯救。熊十力聽了，大罵梁大言不慚，因為這種話梁先生沒資格說，能救中國該是熊先生他本人。北京大學校園亭中論學，馮友蘭提到良知是一預設時，據說熊十力也立即破口大罵，宣示良知是一呈現！

沒實學口氣大令人失笑；慧學兼備的，間中口出狂言反顯其風範。從學於牟先生時，幾乎每天都聽他月旦天下，舌下從不容情；相比於熊、牟，勞思光實算不了怎樣；他批判前人，並不基於過度的自許，相反，正因為看到前輩的不足之處，逼迫自己發展出一套優於他們的哲學史研究方法，因而反過來不怕不客氣指出他們的錯誤，提醒後人。突出自己與否，只不過是副作用而已。

創基源問題研究法

勞思光提出的哲學史方法，正是結合觀念派（以系統研究法為其代表）、史料派（以發生研究法為代表）、（語理）分析派（以解析研究法為代表）3種常見研究方向之長處，並得以避其短處的所謂「基源問題研究法」。用勞思光自己的說法，基源問題研究法，正是「以邏輯意義的理論還原為始點，以史學考證為助力，以終攝個別哲學活動於一定設準之下為歸宿」，集真實性、系統性、統一性於一身的一套方法程序。

理論的提出，往往源於對某一或一些問題之求解，找到此問題，理清語意、理路，輔以史述、資料考證，在時間發展上追尋其沿革、軌迹；最後放到一個明確提出的設準底下，才算是工作的完成。設準突顯作者的識見，也每每反映了他獨創的觀念（如有的話）。勞思光明言撰史者不怕提出設準，不必怕被人批評主觀，更不必怕犯錯。在不獨斷的基礎上，交代己說的設準，其實同時宣示了自己的限制。

是的，勞思光正是靈活使用「基源問題研究法」，得出孔子為中國哲學理論第一、儒家主幹心性論、道家源於楊朱、道家主體為生命我／情意我等等一家之說。他的哲學史，並非資料堆合，學案排比，而是有論有考有據，匯為一特長篇哲學論稿。

《新編中國哲學史》共三卷，論及宋明理學的第三卷便分成上、下兩冊；牟宗三先生不止一次說那是因為勞思光受了他寫《心體與性體》影響，明顯要對其在書中提出的宋明理學三系說作出回應，提出勞自己的「一系說」（或「宋明理學只有一主流」的說法）。真實情况如何我未能斷定，但宋明理學作為最複雜的中國哲學形態或系統（「道德形上學」），自難免勞煩勞先生大費周章以處理。

近年常想，勞思光提出的基源問題研究法，可能並不限於適用於哲學史。如果真有人想整理一部香港電影史，運用這個方法，尋找一個基源問題（例如生存問題），提出一個設準（例如主體性），又能否開展出一些成果呢？

文 朗天

編輯 黃海燕

Vic - 當「高度自治」已盡付笑談中

2007年6月10日

中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宣稱，香港高度自治由中央授權，中央授予多少權，特區就有多少權。吳並搬出鄧小平的話，稱特區政治體制是行政主導，不能搞三權分立。

讀罷6月8日信報林行止專欄的回應文章「我作主子你當家！」，心情黯淡。我很希望林先生看錯了，因為我極不想承認在共產黨主政下，香港永無實現民主的一天。但願望歸願望，林文字字珠璣、論點透徹，實難反駁。以下判斷，令人思之黯然：

「吳邦國在北京『紀念《基本法》實施十周年座談會』上發言的精神，旨在重申香港是從英國殖民地變為從屬中國的附庸！看這十年來北京的香港政策，筆者的結論是香港的政治發展沒有半點自由的空間。

吳邦國一槌定音，否決『香港照搬西方三權分立的一套』，等於廢除了立法會制衡行政當局的『武功』，今後立法會的功能將回到從前--除了仍有所謂立法權，已和過去的市政局差不多；至於名義上仍獨立於行政機關的司法部門，在遇到關係國家利益問題時，最終可能也不得不聽命於直接接受北京指示的行政長官，無法作出獨立判決！英國留給香港最寶貴的法制已有名無實，這是自由香港輾轉淪落的開始。

除非北京『欽點』，不然，從政在香港有前途的幻覺已經徹底破滅，從今而後，投身政治的有識之士只會愈來愈少，政治活動後繼乏人，不難斷言。

中國經濟旺盛庫房『水浸』令她充滿自信，其無意通過香港這個國際窗口向世界展示她有步向民主的意願，已是無法改變的現實，這是要在香港爭取落實民主政制者的悲哀--悲哀的產生源自對中國特有假大空政治口號的誤解，所謂『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其真正涵義是北京挑選認可的港人治港，這種授權意味特區政府必須仰北京鼻息辦事，『高度自治』已成笑談。」

同日明報論壇版，吳志森在「向委員長提問 請委員長解答」一文中質問：「『行政主導』《基本法》沒有寫，真正的憲制含意仍模糊不清。不搞『三權分立』又是什麼意思？法庭是否要按特首的指示來判案？行政機關要求撥款，立法會要不得異議，舉手如儀？政府提出法案，立法會不得爭拗，要跟橡皮圖章一樣通過？」

同版張文光則在「港人一夜驚風雨」中寫了一段很有意思的文字：「起草美國《獨立宣言》的杰佛遜，200多年前有一段超越時代智慧的話：在權力問題上，不要再信賴人，而是要用憲法的鎖鏈制約他不做壞事。如果信賴我們自己選擇的人，這將是一種危險的幻想。信賴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是專制之母。警惕而不是信賴，制定了限制權力的憲法，制約我們不得不託付權力的人。杰佛遜的話是行政主導永遠的警惕。」


宣讀聖旨的太監

我很佩服這幾位作者的洞見，但就吳邦國的發言，我也有話想說。我也有問題想「向委員長提問」，雖然我知道委員長不可能有回應。畢竟，在中國，人民代表並不代表人民，人大委員長當然也不對人民負責；而且長久以來，中國政治只論權力謀略，不問是非公義；只論實力，不講道理。

共產黨不講道理（或只說歪理）是他們的事，我們不能像他們一樣。人不能沒有理想，有理想即不能只問功利，而不去作一些「識時務的俊傑」或犬儒者認為「無用、幼稚」的議論。

說完這兩句自我安慰的話，且讓我先問一個較小的問題，鄧小平的話是法律嗎？鄧小平說香港不搞三權分立，香港就果真只有「行政主導」一條路？（就像「上帝說要有光，於是便有了光」一樣嗎？）那麼，基本法規定香港終將實現的民主普選，到底又是怎麼一回事？

奉勸北京諸領導人一句，就算「依法治國」只是做做樣子（且不說「依法治國」與理想的法治境界相差十萬八千里），以後不要再把領導人的話當成真理拿來唬人，那只會讓你們自己活脫成了宣讀「聖旨」的太監。


欺詐之可悲與天真之可貴

接下來讓我對林行止以下這幾句浮一小白：「這是要在香港爭取落實民主政制者的悲哀--悲哀的產生源自對中國特有假大空政治口號的誤解，所謂『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其真正涵義是北京挑選認可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已成笑談。」

首先，我想「假大空政治口號」應該不是中國特有的，中共的那一套並不是他們原創的，自列寧以降，共產集團無所不用其極的欺詐式政治宣傳，都是那種調調，中共只是活學活用而已。雖然這種政治宣傳的「假大空」氣息特別濃烈，但我們也不能說這是共產國家特有的問題。對經歷陳水扁八年亂政的台灣人來說，口號治國可是領教得多了。勞思光先生早於1962年大作《歷史之懲罰》中細陳現代社會在政治制度、社會活動以及言論上普遍存在的各種欺詐問題，其中民主制度下商業化的政黨宣傳，與商業廣告一樣，大體上都是用欺詐的手段去爭取顧客／群眾。台灣現今所謂的「置入性行銷」，是指政府、政黨或商人付錢給媒體，製造假裝立場超然的新聞內容或節目，暗地裡賣廣告，操弄不知就裡的觀眾讀者。這種惡質的欺詐手段，政府甚至可以公然編制預算去進行。

當然，即使普世政客與商人皆欺詐，理智清明的人仍不會說這是可接受的。根深柢固的人性缺陷，正正是不想同流合污、力求避免集體墮落的人要去想辦法因應的。我當然也認為欺詐的普遍存在是可悲的現象，人性扭曲到視「說一套、做一套」為正常，道德倫理的基礎即有崩塌的危機，設計再良好的制度也無法順利運作。對於「一國兩制」、「高度自治」與「港人治港」，九七年前大部分香港人至少是半信半疑的，畢竟那是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之下「莊嚴的政治承諾」、舉世矚目下泱泱大國豈能輕易失信於人？

回歸十年，現實告訴我們，我們當初都太天真了。還記得九六年在香港科大，有一位來自阿拉斯加的華裔講師，教我們中國會計，有一次跟他聊起香港的政治情勢，他即對「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這種政治宣傳非常不屑，直言那是騙人的，完全不必期待。我當時覺得這位老師太悲觀，如今只覺得：啊，到底是大陸出來的人，看得太透徹了。（說到這裡，忍不住要叉開一筆：不久前我的一位叔叔跟我說，八九年六四前，叔叔問我父親：共產黨會如何處理這場運動？父親鐵口直斷：共產黨一定開槍！叔叔那時覺得：全球矚目啊，不至於吧。想不到我父親也對共產黨有如此深刻的認識。）

我想我們必須承認，和大陸人民相比，大部分香港人在政治上難免顯得有點simple and naïve，正如幾年前北京忽然說什麼「港人治港」是指由「愛國愛港」的港人治港時，不少的香港人會認真去探討何謂「愛國愛港」，傻得可愛。我不是在諷刺香港人「政治覺悟低」，我是真的覺得：這一份天真與認真是可愛可貴的。共產黨說一套做一套是他們的事，我們就是不要服膺他們的「潛規則」，我們就是會把法律白紙黑字寫下來的當真：當基本法說香港終將達致民主普選，我們就認為民主普選必須是國際通行意義下的民主普選，而不是什麼「有中國特色的」民主普選。如果說香港尚有希望，那就是因為香港人還沒有墮落到視共產黨的規則為天經地義，還沒墮落到視政治等同權謀與鬥爭，因為我們還相信，政治不能不講是非與公義。對我來說，十八年來，每年六四晚上維多利亞公園那數以萬計的燭光就是人心不死、希望不滅的象徵。


民主與權力之正當化

浮白完畢，讓我向吳委員長問一個問題：「你說中央給香港多少權，香港就有多少權，請問你，中央的權力又源自哪裡？有得到人民正當的授權嗎？有接受恰當的監督與制衡嗎？」

中央政府人才濟濟，真要回答這個問題，想必有一套冠冕堂皇的說詞，但妖言最多只能惑眾，無益於人民福祉。有關權力與民主制度，我只想引述兩段勞思光先生的著作，送給對中國與香港實行民主制度有盼望的人。勞先生對於民主的本性（essence）持「正當說」，《歷史的懲罰》第147頁稱：

「依據這種說法來看，民主政治制度是使政治權力正當化的制度。由暴力而建立的權力，並非正當的權力；只有通過自決原則而建立的權力，方是『正當』的。這裡所假定的基本觀念，只是：人人有決定自身的自由；而且，也只有人自己對自己的決定，方有正當的約束力。民主政治制度的主要特性，即是以自決原則為基礎，來建立一個正當的處理公共事務之權力。這樣，民主制度的本性，全在於它是使政治權力成為正當的制度。」

同書第151頁稱：
「民主政治所以會成為我們的理想，是因為：
(一)它是政治權力正當化的唯一制度。
(二)它能保障公平及發展自由等等人權。
(三)它能使人民表現他們自己對利益的選擇。
(四)它能建立一個軌道，使政治權力的轉移不需通過暴力行動。」

詹德隆昨天在信報的文章中講了以下這個笑話：香港的民主勇士虔誠的天主教徒李柱銘有一天在教堂中祈禱時，天主感其誠突然顯靈並對李議員說：「你心中有什麼疑難？」馬丁李衝口而出：“God, when will we see democracy in Hong Kong?”天主回答說：“Not within your lifetime.”馬丁沮喪萬分，但仍然不忘問第二個問題：“God, when will we see democracy in China?”天主唉的一聲回答說：“Not within my lifetime!”

且讓我們將笑話當真，你從中看到了什麼希望嗎？

要知道，馬丁今年69歲了（1938年6月8日生），他有生之年沒有希望的事，我們大有機會可以實現——雖然這對馬丁實在殘忍了些。而至於天主有生之年也沒有希望的事嘛，請大家記住魯迅的金句：「絕望之虛妄，與希望相同」。

勞思光 - 中國只能由共產黨領導？(舊文轉貼)

Vic：長期以來都有這樣的一種論調：中國只能由中國共產黨領導，因為另外並沒有一個可以取代中共的勢力。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榮休教授勞思光先生早在1981年接受雜誌「七十年代」訪問時，對此有一針見血的回應。以下摘錄自中大出版之思光學術論著新編(六) – 中國之路向新編(頁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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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這個說法成立，一切專制的統治勢力就都不能改變；因為，在任何一個專制的統治勢力下面，總不會又容納一個可以取代自身的現成勢力；相反的，每一個專制勢力一定儘全力摧毀一切異己的力量。但是歷史上的專制勢力，依然一個個倒下去了。這是歷史的事實，對不對？

老實說，用「是否有一個現成的可取代中共的」來作標準，來決定我們是否應該反對中共，又是一種思想混亂的表現。我們對於一個現實上的統治勢力，是採取支持或是反對的態度，是根據我們對它的「評估」而定。而是否已經有可以取代它的勢力存在，則屬於「觀察」的範圍。「評估」與「觀察」根本是兩回事。倘若我們「評估」一個政府或一個執政黨，覺得有客觀根據說它的領導是對人民及國家有益，我們縱然「觀察」到許多現成勢力的存在，仍然有理由支持這個政府或政黨；反過來說，如果我們根據客觀成績來「評估」一個政府或執政黨的時候，發現它的領導把國家弄得一塌糊塗，使人民生活陷入痛苦，社會風氣墮落不堪，則縱使在「觀察」一面，看不見任何可以取代它的勢力，我們仍然應該反對它，應該追求大改革。

歷史上許多暴虐無能的統治勢力，都是因為不得民心而崩潰；而崩潰的過程正與新勢力的成長過程同時進展。如果說，必須有一個已成形的新勢力，然後才能反對惡劣的統治勢力，那就會永遠不能開始反對了。有反對暴政的努力，才會形成新勢力；如果要等待有新勢力才能開始反對，那就將問題弄顛倒了。

或許持這種論調的人，認為沒有可取代暴政的新勢力，反對也不能有效果；但這是與歷史事實不合的。歷史的實況是：先有了反對暴政的努力，然後方能形成新勢力；並不是要等待新勢力出現才去反對暴政。進一步看，你說的那種論調，本身就是一種不通的該法，不僅是不合事實而已。你試想想，要有新勢力才能反對現勢力，而根本不作反對的努力，新勢力又不會有；豈不是顯明的觀念循環？這作為一種語言上的把戲，也許有些趣味；但是，作為一個論點看，就簡直全無意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