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健民 - 因子遊戲與社會責任

2015年10月19日

【明報專訊】港大陳文敏事件，令人心寒之處，不單是校委會在人事任命問題上不按學術自由的原則，對持份者欠缺合理交代，還有是李輝這類學者赤膊上陣，攻擊陳文敏學術水平不足。

李輝教授是否狂妄無知，大家心中有數，但他以「影響因子」判斷他人學養高低，並非胡言亂語。事實上，今天大學對教授的聘任和提拔（除了一些行政位置），幾乎就只看他們出版的學術文章的期刊的地位（以被引用次數而評定的影響因子或impact factor）。教學一塌糊塗、對大學和社會漠不關心的學者，「因子」夠強一樣可以平步青雲。明乎此，就明白李輝教授為何如此趾高氣揚。

學者的地位當然難逃學術群體亦即同儕間的評價，用出版文章數量乘以「影響因子」的確是一套「客觀科學」的評估方法，如果單看「研究表現」來比較學者的能力，不能不說這是最權威的指標。當然，有些大學自信心充足，對這些「因子」可以一笑置之。我看見李輝教授在《城市論壇》一面揮動左手、一面說自己的「因子」比陳文敏強200倍的時候，我想起我耶魯大學的老師Juan Linz在一次午餐聚會時，亦是用左手揮動一本小書，說他只出版了這本The Breakdown of Democratic Regimes: Crisis, Breakdown and Reequilibration，大學仍任命他為最高地位的Sterling Professor，勉勵我們用心去做自己認為最有意義的研究。不過，在研究民主化理論的學者都知道，Juan Linz在這本書以外寫了大量文章，只是因為篇幅太長，一般學術期刊難以刊登，結果有些成為「地下經典」（如"The Perils of Presidentialism"）一段日子後，才被修改和刊登在期刊或書籍。Juan Linz對西班牙民主化的研究和對南美洲民主進程的影響，學者和從政者有目共睹，而耶魯大學亦相信自己有能力判斷誰是真正優秀的學者。

排名比併 頂尖大學受衝擊

不過，這些故事所以娓娓動聽，是因為他代表一個時代的告終。全球大學排名比併，即使最古老、最頂尖的大學都受到衝擊。要比併就要量化指標，學術文章出版數量、知識轉移數量（如專利的註冊）、國際化（如海外學生人數）等自然比起抽象的教學質素和社會貢獻更能影響大學的排名，甚至資源的獲得。稍具批判力的學者很易看到這種評估體系的缺陷，但學術既講求客觀中立，沒有更有效（valid）的系統出現之前，因為其可靠（reliable）／可操作性，學術機構只會繼續玩此遊戲。

「因子遊戲」消耗大量資源

但許多市民不知道，香港的大學在玩這些「因子遊戲」時，其實消耗社會大量資源而未必對社會有重大貢獻。這種衡工量值的方式始於梁錦松領導教統會的年代，當時李國章任中大校長，一群教授對這種發展趨勢深表憂慮，在一次閉門會議中，一位音樂系教授指出保存和研究粵曲應是香港學者的使命和優勢，更符合中大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但期望這種研究在西方最頂尖的期刊發表是有點強人所難。研究自然科學的學者往往不明白的，是人文和社會科學要講求人類思想和行為通則以外，還有是在地的適切性。但全球學術中心既在西方（以社會學來說是在美國），全美頂尖的期刊便是國際頂尖的期刊，美國學者研究本土問題所歸納的理論往往變成整個學科的前沿。這並非說其他社會的研究成果一定不能在頂尖的社會學期刊發表，譬如近年中國研究的文章在該類期刊陸續出現，但香港研究文章卻絕無僅有。這除了是因為學術研究的水平外，中國問題引起的全球關注，其總結出的社會規律的重要性，都與政治和文化上處於邊沿位置的香港不能同日而語。

這種追求在最高「影響因子」的期刊發表文章的結果，是香港學者對本土研究卻步，大學在聘任年輕社會學教授時寧願「投資」在研究美國、中國或者跨國研究的學者，主要是看重其在高「因子」期刊發表文章的潛能。但香港的《基本法》、房屋、移民、民主化、身分認同、社會衝突、貧富懸殊、文化保育等等問題迫在眉睫，卻因為連紮實的基礎研究都缺乏而無法進入深度的公共對話和政策辯論。有像陳文敏教授研究基本法的，可能影響本土學者、律師，甚至法庭對某些條文的理解，但全球關注香港基本法的學者數量有多少？互相引用的機會有幾高？但難道我們要因為Google Scholar的引用率而放棄對基本法的研究？最可笑的，是幾年前我和一位官員午飯，席間她投訴說納稅人花了大量金錢養活香港學者，卻見不到有多少研究成果有助解決社會問題。可見政府一面主導的衡工量值和國際化方向，無意間摧毁本土研究，卻倒過來埋怨學者對香港沒有貢獻。

衡工量值 摧毁本土研究

這種「因子遊戲」對香港學術影響之深不單是壓抑本土研究，中文寫作和書本文化（有別於期刊文章）亦深受衝擊，不能在此一一討論。這種「學術殖民化」的傾向本來應該列入陳佐洱的「去殖」工程內，但現在連帶大陸和台灣學界都走上此路，真不知如何挽狂瀾於既倒。我只期望稍有社會責任的政策制訂者和大學管理層，在追逐大學排名的同時，思考一下是否要根絕本土研究和中文寫作。而對於已獲終生聘任的教授們，在追逐「因子」的同時，想一想對這片養我育我的土地的責任。難道學界中的李輝還不夠多嗎？

作者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陳健民 - 袋住先，如果我們都放棄希望

2015年3月4日

【明報專訊】「你還有希望。這是你最大的問題。」一位朋友在佔領結束，和我促膝長談後下了這樣的結論。「香港已經沒有普選的希望，中央亦不會改變對港政策。現在唯一要做的是趕梁振英下台，所以要袋住先。一人一票，梁振英一定落選！」

這朋友是典型香港仔，有理想但不會為理想去得太盡。他支持佔領，但如果佔不出什麼實質結果來，就要調整策略甚至目標。他的想法代表不少中年中產的心聲。他們討厭梁振英，但更怕共產黨，認為和阿爺吵架風險太高，點到即止然後陽奉陰違才是正路。

問題是袋住假普選，趕走了這個梁振英，會否換來另外一個？梁振英、葉劉淑儀、梁錦松當然有分別，但對於效忠中央、對於23條立法立場卻十分一致。現在有什麼威脅比23條立法更大？通過這次政改方案，《基本法》承諾的普選已經落實，特區政府剩下未完成的憲制責任便只有23條立法。在沒有充分的民主監督下，授權政府擴大監控民間的言論、出版自由，限制政黨的活動，香港的核心價值和既有生活方式將要面對史無前例的衝擊。

獨裁者喜歡搞「不自由的民主」

有些人幻想有了一人一票，誰當選都不敢逆民意而行。事實上，世界上許多獨裁者喜歡搞 「不自由的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就是希望披上普選的外衣繼續實行專制。如果民主必須包含「參與」（一人一票選舉）與「競爭」（政黨政治），「不自由的民主」的要着是用種種方法去消滅真正的競爭，包括打壓和收編反對黨、傳媒、公民社會，甚至公然限制反對黨參選權利，令到普選流於形式化，既不撼動專制的本質，卻又在國際社會維持體面。新加坡走過這條路，俄羅斯和一些前蘇聯國家正在走，我相信中國也有興趣向這方向發展，而以香港作為「實驗田」。其實在議會選舉，中國已有相當豐富的「不自由的民主」的經驗。中國地方人大選舉便是一人一票，甚至實行公民提名，但因獨立候選人屢遭打壓和排斥，這種普選並無令地方人大以民意為依歸。幻想只要有一人一票便可大幅提升特首問責性的朋友們，應先看看這些選舉的經驗。

另有一種「務實」的說法，認為應先落實一人一票，再逐步優化提名的安排。以往的溫和民主派學者（包括筆者）會用「路徑依賴」來支持這種漸進的改革——只要改革能增加體制內的民主元素，量變累積至不能逆轉的勢頭，質變最終便會發生。但只要看一看8‧31人大決定2016年立法會選舉方法維持不變，是如何公然違反基本法「循序漸進」的規定，和市民對功能團體不滿的「實際情况」，便知道強權是如何摧毁「路徑」！在8‧31決定和催淚彈鎮壓後，中央從未表示過長遠可容許特區有真正開放的普選，譚志源亦老老實實告訴大家所謂優化不涉及降低50%提名門檻問題。所以鼓吹袋住先的論者請勿自欺欺人，接受這樣的「普選」，便準備讓其千秋萬世好了！

能夠有一人一票，當然比單在電視上看小圈子選舉吸引得多。但市民有沒有細心想過「袋住先」將傳達給北京一個什麼信號？自從2003年七一遊行後中央已改變對港政策，從高度自治轉變為高度介入，以一國壓倒兩制。中聯辦不單在大小選舉進行協調，更公然就特區內部事務（如對免費電視發牌事件的調查）向立法會議員箍票。更有甚者，《一國兩制白皮書》索性取消「外交和軍事」與「特區內部事務」的界限，中央對港變成有「全面管治權」。北京更認為《中英聯合聲明》在回歸後已成白紙一張，英國已沒有任何監督協議實施的角色。正是在這種「以我為主」的霸氣下，中央連港人最溫和的政改方案都懶得參考，在政改第二步便越趄代庖（可參考劉夢熊批評8‧31決定如何違反人大常委會之前的決議的文章），為政改方案連下3閘。這不單蔑視市民在政改諮詢發表的意見，更是矮化特區政府的角色，公然踐踏一國兩制！

拒袋住先反為真普選留生機

香港正面臨全面大陸化的危機，梁振英那種「有權盡用」以消滅政敵、懲治刁民的手段正加速兩制的消亡。假如香港出現了如此大規模的佔領行動後，中央不為所動，而人們最終仍乖乖地袋住先，那是在鼓勵中央繼續大石壓死蟹、蔑視民意、踐踏兩制。說到尾，是鼓勵北京看扁香港人！否決8‧31方案，意味着基本法的普選承諾仍未落實，未來政府必須重啟五部曲處理這個懸案。普選未落實，政府亦缺乏認受性去為23條立法。也就是說，拒絕袋住先，反而為真普選留下生機，而且更有力去捍衛香港核心價值。當然，錯失了這次政改機會，誰都說不準下次政改的時機，這就回到我們是否心存希望的問題。

我相信中國現時的發展模式是不能持續的，10年間必有大變，屆時會為香港提供政改的機遇。我相信雨傘世代已經覺醒，10年間這些年輕人在體制內外將製造更大張力迫使政府回應。簡單點說，我相信歷史會向多元、平等的方向邁進。要我袋住先，除非我已放棄這些希望。

作者是學者、和平佔中發起人 

陳健民 - 尊重歷史 面對現實——與周融談誰在擲石頭？

2013年8月16日

【明報專訊】繼愛港力、愛港之聲等反佔中團體之後，周融先生牽頭組織了「幫港出聲」，於本月13日在11份報章以全版彩色廣告指摘佔中是「小數人的不滿」損害港人利益，猶如向中環的玻璃窗擲石頭。周先生更於翌日在本報發表一篇〈甘地，馬丁路德金，佔中理念和「抽水」王〉文章，指摘佔中三子歪曲事實來合理化犯罪行為，是世上超級無敵抽水王。

沒佔領首都 亦無帶來公眾不便？

我們明白到「非暴力公民抗命」對港人來說是一個陌生概念，所以預期有許多誤解和反對。我們要在一年前宣布這個計劃，便是希望透過對話以至辯論，讓港人明白普選的迫切性和為何要採取這種抗命手段。以周融先生一貫的立場和思維，領軍反對佔中是預料中事，只是希望大家辯論時能擺事實、講道理。

讀「抽水王」一文，如果不諳史實，會以為甘地便是採採鹽、織織布，馬丁路德金靠辦一場大型集會，便能爭取到印度獨立和美國黑人的權利。既沒佔領首都、亦無帶來公眾不便。但稍為理解公民抗命歷史的人都知道，他們推動的不服從運動，因為挑戰當時的法律和既有秩序，結果鋃鐺入獄、慘遭虐打甚至奉上生命。

甘地被不經審判送入監獄

「抽水王」文中談到的採鹽長征，其實並非像周融形容般的DIY玩意。甘地是要藉着對抗生活小事上的不義，令群眾領悟自己龐大的力量，有權取回原本屬於自己的事物。他帶領數以千計民眾行走400 公里到海邊取鹽而拒絕交稅予政府，結果被政府不經審判送入監獄。詩人奈都夫人則率領2500名支持者，以最整齊的隊形步向達拉沙納製鹽廠，要求採鹽的權利。如果周融當時在場，他會說：「冤有頭、債有主，你們應該操向政府總部，為什麼要阻着鹽廠開工？」當然印度民眾是不會理睬周融的。他們不惜以身試法向鹽廠推進，警察使用棍棒猛烈攻擊，示威者卻毫不逃避，任由警察打到頭破血流。事件迅速被國內外千多家媒體報道，引起公憤，逼令政府與甘地展開談判。

馬丁路德金在華盛頓集會上喊出「我有一個夢想」前，經歷幾多折磨和唾罵。當時美國南部實行種族隔離政策，一個黑人女士因拒絕在巴士讓位予一位白人男士而被捕。馬丁路德金便發起一場杯葛巴士運動，呼籲黑人徒步上下班，對抗二等公民的待遇。這個運動持續380多天，巴士公司瀕臨破產，連巴士司機（有黑人和白人）的生計都受到影響。政府以至教會內都有人指摘馬丁路德金破壞經濟，製造衝突。更有人寫信給他說：上帝既造黑人和白人，就表示上帝贊成種族不平等！

馬丁路德金的杯葛巴士運動

由於杯葛行動被視為觸犯當地法律，馬丁路德金被捕下獄。但為了實踐人人平等的精神，他在伯明翰繼續組織一連串「佔領行動」，前前後後被捕29次。公民抗命的確造成短暫的經濟和社會波動，是否值得承受這個代價端視乎社會的價值觀。馬丁路德金說：「在這裏從來沒有真正的和諧。有的只是一種建基於壓抑黑人的表面秩序。真正的和諧不單是沒有矛盾衝突，而是要讓公義彰顯。」他慨嘆在爭取平權的路上最大的對手不是三K黨之流，而是那些緊抱表面秩序的中產階級。他們總是說：我同意你的目標但不同意你的手段。但事實上，他們沒有做任何事情去追尋種族平等而只在反對公民抗命。

50年後的今天，我們會覺得種族隔離政策是匪夷所思。但今天香港的選舉制度何嘗不是違反公義？同是香港人，我們被分為有權在小圈子選舉中投票的「一等公民」和絕大多數被排斥在外的「二等公民」。在選舉法面前我們是人人平等嗎？這種不平等的制度不單令民眾難於監管政府，亦令人們不願意支持政府的施政。有識之士都知道如果2017年沒有真普選，政改方案沒法在立法會通過，現在的選舉制度原地踏步，政府無可能管治下去。

香港已站在政治懸崖邊上。假如這次政改失敗，社會矛盾會急劇惡化、更多中產人士會考慮移民。和平佔中是要為困境尋出路，我們將透過商討和公民投票提出政改方案。在中央政府拒絕兌現普選承諾時才會進行佔中，而且是非暴力、不拒捕、不抗辯。我們是要向全社會發出警報，並呼喚每一個公民反思能為香港民主付出什麼。和平佔中可能為市民帶來短暫的不便，這種不便是否值得，在乎大家心中是否只有「中環價值」。我們相信把假普選說成真普選，指鹿為馬，是非不分，那才是打破核心價值的第一扇窗，亦是一個城市沉淪的開始！

作者是和平佔中倡議人 

陳健民 - 何以在沃土上廣種荊棘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4月23日

香港人要求真普選，中央官員和本地「愛國人士」 說這是遊花園，而且是遊西方的花園。

怎樣才算真普選？美國耶魯大學政治學教授Robert Dahl指出，民主化涉及兩個方面。第一是參與，以一人一票的選舉為標誌。第二是競爭，體現於多黨政治。沒有真正競爭的普選違反了民主的政治平等原則，像中國地方人大選舉即使容許一人一票，因為候選人絕大多數控制在中共手裏，國際組織如 Freedom House等一直不認為中國已實行自由的選舉。在全球195個國家中，中國的政治權利被評為最差的17個國家之一。

有些人胡說民主國家都有提名限制，其實是指人家黨內的初選。至於一些民主國家參選的限制（如有相當數量的選民提名），只是確定候選人在社會上有相當的支持度，避免浪費政府的選舉資源，而絕不能對不同性別、種族、宗教、政治信念等的人士作出不合理的參選限制。

李柱銘的方案所以引起爭議，是因為方案可能賦予提名委員會有太大權力限制不同政治信念的人參選。除非提名門檻非常低、又或者提名委員會用非常民主的方式產生，否則香港特首選舉只會變成中國地方人大選舉的翻版。而這種「山寨版」的普選是拿不出去國際社會示人的！

民主源於雅典，西方國家的確是民主的先行者。但時至今日，全球已有六成的國家以普選產生其政府。喬曉陽說西方的花不適合種在我們的花園上，但事實上東亞國家如日本、韓國以至台灣已實行普選，民主之花早已落地生根。根據一項民意調查，連非洲也有七成人認為民主便是追求人權，參與決策和投票權，有七成半的非洲人民支持發展民主。民主已成為普世價值，怎會是只適合在西方花園生長的小花？

民主要真能發揮其保護公民權利、謀取大眾利益、促進社會共融等功能，有賴制度和社會環境的配合。耶魯大學政治社會學教授Juan Linz便提出五個重要的成功因素：市場經濟（和隨之出現的中產階級）、法治、公民社會、政黨和廉潔有效率的行政系統。以此來考察香港是否具備民主選舉的條件，我敢說在歷史上未有一個社會在實行普選的時候，能比得上香港在這五方面的綜合實力。

按Juan Linz的分析，一個社會越是具備上述五個條件，越能整固和深化民主制度。從另一角度看，當一個社會既已準備好實行民主，統治者仍拒絕開放普選，只會引發社會衝突。這種「政治滯差」便是香港管治危機的根源。

明明園中滿是沃土，何以有花不種卻廣植荊棘？是否園主有點妄想被迫害，將自己困在荊棘叢中，沉溺於與文明社會隔絕的孤絕？

陳健民   學者、「和平佔中」發起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