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離 - 港式Transformers

星期日生活   2015年6月28日

【明報專訊】香港像一個石榴。

外表光鮮飽滿，擘開，一叢叢種子擠得骨肉撕磨。

然而，在香港這個石榴裏，每棵種子能佔的空間都不同：有多少位置，在乎那顆種子有多少水分。

沒有水分的種子，只能縮得好小好細，不斷改變自身的形狀和需要，嘗試在夾縫裏佔一點存活的條件，不至於裸活無家。

劏房戶就是這些小種子。

阿歡，租齡4年，與丈夫分居後，與兩個兒子遷出，先在醫局街租住一個廚廁共用的單房，三口子擠在月租1300元的40呎房內。13年遷至現居的唐6樓套房，租金由3800元升至4000元，連水電費4600元，佔她差不多整份茶餐廳兼職的薪金，大兒子在快餐店打工幫補家計，小兒還在學。「呢邊都算大喇。」阿歡說。呢邊是120呎。

阿芬，與丈夫分開後和兩個就讀大學和大專的女兒搬出，周末時10歲兒子會回來留宿。在同一單位居住3年，租金未計水電費由3400升至3600元，佔她的庶務工月薪超過三成。現居兩房一廳的唐6樓套房，廳中間有一條大樑柱，把整個廳隔成一個「凹」字，其中一個房置於騎樓，每逢大車駛過、打風，房會震。這個看來相對較大的細單位，共160呎。

阿美，現獨居於80呎唐4樓套房1年多。長條形的家，最大是一張上三呎下四呎的碌架牀，牀是她主要的生活場所。07年開始劏房生活，換過同區三個不同地方，第一間2500元，第二間2700元，都比現在的房間要大，死慳死抵電費60元水費30元。她當兼職保安，租佔去她的人工約一半。

電__你唔開都係要幫人交電費

劏房戶的水電費一般比正常家庭為高，由於住宅的水電費都以漸進式計算，意即用得愈多，每度水電量收費愈高。因此一個住宅裏劏房愈多，每戶劏房戶的每度水電費愈高，因為電力公司和水務署多數只以住宅的總用電量收費而非分表收費，業主最終會把總數按自行安裝的每戶水電表來攤分。阿芬埋怨說，夏天自己不敢多開冷氣，但同住的另外四戶卻天天冷氣浸房，「你唔開都係要幫人交！」一張電費單總數四千多，對表分交，她家用400幾度電卻要交600多元電費，計落1.5元一度電，比正常住宅的首400度8毫要高差不多一倍。

阿美一個人住，也感電費貴得嚇人，「搬咗嚟呢度發覺啲電費好勁，300幾蚊，都係開咗陣抽濕機，同埋個熱水爐咋！」自此，她少用熱水爐，在家旁的公廁冲凍水涼冲了一年多，後來得知附近的室內運動場有冷熱水可供冲涼，還開放至11時半，「次次落到去都係一家幾口，啲阿媽帶埋啲仔呀女呀就去冲涼，撞啱有時就要排隊呀！7間冲涼房，有門關有嘢掛有浴簾！」一問之下，大多是附近的劏房戶，「佢哋話電費貴水費貴吖嘛！一家幾口點應付？」夜了回家，她就冲凍水，冬天如一，「開一開個熱水爐好犀利呀！行得好快呀個（電）表！」夜裏，即使房內黑得伸手不見五指，她也不開燈，在門口攝一塊板開一線門隙，讓走廊的燈光透進來，「夜晚你有透光去廁所就方便，有大門的光管我就唔使開燈，開一開燈就1.4蚊。唔係一度電都要兩毫啦！」

水__只等待水從喉中滴

水費和電費一樣水漲船高，阿芬唯有把洗面水儲起用以冲廁所，原來唐樓大多用淡水冲廁，「抆一抆都係錢嚟㗎！」計埋都要10元1度水（1立方米），比平常住戶的次31立方米4.16元一度貴得多。有劏房為了慳水費，從來不開水喉，只等待水從水喉中滴出來再用。兩個桶，裝一條喉，還要調校好位置，這樣用水就可以不用跳表計錢。

腿__返工企全日 返家爬六層

劏房多在沒有電梯的舊唐樓，從事體力勞動工作的阿歡和阿芬，每天放工都要走六層樓梯回家，肌體勞累。做樓面的阿歡整天行行企企，回家還要上下走6層，晚晚腳抽筋，因此回家後都不會外出。阿芬膝頭勞損，要吃鈣片補充，即便是跨上高出的冲涼地台也感吃力。因為家中「凹」字形，沒甚活動空間，轉個身也顯窄，一張靠背的櫈也放不下。

火__風扇不能長開

劏房戶最怕的，就是火警。一有火災，由於居住擠迫，不知道能否適時逃脫。為了降低火災機會，她們對於家電的負荷非常警覺。阿美家中有兩把風扇，並不是因為太熱（當然家裏也很焗），而是怕長期開一把，會令風扇摩打過熱而着火，因此要輛流替換，以免任何一把負荷過重，「我哋好易死㗎咋，呢度走火都無得走，一火燭就死梗㗎！」

衣__碌架牀綁鐵鏈掛衫

在劏房，放一個衣櫃很不划算，衣服能摺能放，不一定要像琴鍵一樣掛起鋪展出來。阿歡的家不夠位放洗衣機，唯有把衫手洗好後掛在天台曬乾，收回來後就掛在那條由碌架牀綁向窗花的鐵鏈上，三口子的衣物堆疊似小山。阿美比較簡單，在樓下撿來四塊用剩的地磚，墊高碌架牀，找個紙皮箱把衣服放進去，再把紙皮箱「踢入牀下底」。一路搬，一路丟掉不少衣服雜物，「但幾件恤衫就無掉，靚嘢嚟嘛。（笑）」她還切實想過一喼走天涯。

食__電磁爐只能滾蒸

沒有一戶是用明火煮食，一來石油氣貴，二來怕引起火警。電磁爐絕對是劏房必備，但也限制了能煮的菜式。如果肥媽真的要教人「食平啲」，應該以劏房戶的煮食設備作為基標教煮餸。因為電磁爐火力不大，因此她們最多是滾菜淥麵，或蒸蒸排骨肉餅，炒煮炸也少做。沒有廚房間隔的，就像阿美一樣在牀上煮，又或者自行用木板搭建一個臨時煮食區，一張枱一個飯煲一個電磁爐，就能下廚。有時，當房間太小，就是雪櫃也放不下，就要調整飲食習慣。阿美家中沒有雪櫃，因此每次買菜都要餐餐買餐餐清；沒有雪櫃就不能存放食物，包括她愛吃的雪糕和榴槤了，「我既至愛就再無食啦！（笑）」

牀__煮食瞓都係嗰度

碌架牀是劏房戶的恩物。向高發展，把房間可使用的空間擴大，瞓又得，儲物又得，還有更多用途。阿美的牀像一條小舟。鋪着竹席的牀，上面有枕頭被鋪，也有電磁爐和煲，「煮又係嗰度食又係嗰度瞓又係嗰度。」牀緣與大門只隔兩個階磚，中間一條罅隙僅可放腳。

阿歡與兩個兒子同睡一張碌架牀，兒子們睡上層，她在下。兩個兒子身高超過一米七，兩個人躺直時，4隻腳就伸出牀外，日復日，愈長愈長。她記得，在孩子6年級時，第一次到香港玩，「佢哋好激動呀，返到嚟同我講，嘩香港地好乜嘢喎！我哋搭雙層巴士，我哋搭上面嗰層喎！好多嘢講。」搬到劏房後，兒子們性格改變，愈來愈沉默。即使同睡一牀，也沒有話。

天大地大 容不下窮人__

劏房戶的生活需要大量的微小規劃和規訓，才能維持緊絀的生活，短促顛簸的安定。存活，變成了一種思考和體力勞動。這個人均30至50呎的空間，能否足以支撐一個人的生命，與想望。「自己搬出嚟住，周圍搵地方搬，我都覺得自己好勇敢㗎啦，好叻㗎喇！天大地大，有咩容納唔到你？」阿美笑說，一腔的樂觀豪邁，使人欽佩。

然而世界的無情在於，天大地大，就是容不下窮人。

阿離 - 離地政府的離地數據

星期日生活   2015年6月28日

圖表見原網頁

【明報專訊】中大未來城市研究所在周四發表劏房研究，公布了幾組數據，當中被廣為引述的，是劏房平均租金佔收入比率（租收比）已上升至41.1%，高於2013年由政府委託Policy 21所做同類劏房調查的29.2%，以及過去3次人口普查中的約27%至25% （註），並超出租金佔收入不超過三成的國際標準。友說，四成，差不多啦，租金佔收入一大份，就像「阿媽係女人」一樣，人所共知，比起劏房戶，更多人用整份糧供樓，負擔更重。

租金佔收入四成，到底有多嚴重。問負責研究的未來城市研究所副所長姚松炎，他卻說，四成這個數字，不能真正反映租金升幅。要更準確地呈現劏房戶的生存狀態，必須把人均面積納入計算，得出的實際數字便遠高於41.1%。

「真正反映現實嘅，應該係72.8%呢個數字。」他說，肯肯定地。

「呎控租收比72.8%」是組什麼數字？現時租收比的計算，多以中位數形式公布，卻無法顯示劏房在質量上的變化，而這個質變，就是人均居住面積。2013年Policy 21的研究中，人均面積為67.6平方呎（被訪者自填面積），但在這次報告中，已下跌至47.8平方呎，還低於公屋標準下限的7平方米（約70呎）。然而單看租收比四成的數字，是看不出這些「消失的呎數」的。姚松炎說，這種計算方法沒有考慮劏房戶為了夠錢有瓦遮頭，會「孟母三遷」愈搬愈細，而租收比在租金升幅高於家庭收入時便會被低估。如果以2013年的67.6平方呎作為基準，劏房戶的呎控租收比（按人均居住面積調整後的租收比）實質升至72.8%，兩年間升了一倍。以阿美為例，7年多來換了3間劏房，以往2500元可租百多呎，現在2800元只能租80呎，租貴了，但個人能生活的空間卻少了，她要付更高的價錢才能買到100呎的空間。

消失的人均居住面積

現行常用的有關房屋負擔能力的指標，主要包括1. 樓價與收入比、2. 按揭每月供款與收入比和3. 租收比，然而三者皆忽略了人均居住面積的問題。股評家周顯就曾指出，樓價問題應由平均呎價以及人均收入作評估，意即市民每年收入可買到多少呎樓面，而不是單靠樓價收入比及按揭收入比以判斷房屋的可負擔程度。劏房租金問題也一樣，「如果你唔理面積，只係計租金收入，廿幾個％無問題，國際話30%嘛，可以俾Policy Maker大大聲講話無問題㗎！」若把人均面積計算在內，呎控租收比則遠高於兩年前。72.8%說的，就是一個駭人的真實景象。

呎的疑惑 質的調查

這次報告在7個區域進行，包括觀塘、中西區、葵青、深水埗、大埔等，扣除了10多戶綜援戶，Sample size只有66戶，怎能反映香港全貌？姚松炎坦言，住戶數量的確不多，但調查卻是「1對1」的實地考查，而且他們對每個劏房的面積測量比以往的估算都更準確，「過往所有人做劏房研究，都無做面積核實」。劏房面積核實，如何做？研究的每份問卷，都靠社工實地入屋調查，然而收回來的呎數非常混亂，「第一次做叫個同事問個租戶（單位呎數），咁就出事，原來，除非你係professional，否則對個呎數係感覺唔到，無idea自己住緊幾多呎！」買樓，也可以見到建築面積和實用面積，「但係劏房係無譜㗎嘛！所以咪係估出嚟。簽約嘅時候無約，或者無寫呎數。個個都話自己住100呎！」靠估，就不能細緻地了解劏房呎數，從而計算人均面積，最後所得的呎控租收比便會有誤差。姚松炎想到一個方法，就是實地測量，再以該幢樓宇的建築圖則核實，以窗戶、走廊和門作定點，再在圖則中把每間劏房的分佈勾畫出來，「咁就知道佢哋嘅真實尺寸，下次再做調查就可以知佢哋有無搬去更細嘅單位」。

然而，愈住愈細，也是愈住愈貴。租金指數顯示，細單位的升幅遠比大單位高。研究期間，他驚訝發現連大埔都有不少劏房，因為人們已經無法負擔市區劏房。無怪乎住到元朗的豬欄，也要被迫遷。劏房問題不只是價錢和數量問題，還有質的問題，「要處理埋（劏房）嘅質量問題 ，我哋仲要講愈住愈遠，愈住愈細，愈住愈差，同埋愈住愈舊」。未來城市研究所會在7月公布劏房租金指數，以呈現租金的季度變化比較，以及比非劏房租金升幅的差異，和地區租金變化。

劏房對姚松炎來說，不是新鮮事，但這次調查有些不同。10多年來房屋研究，每每視察劏房，都是以專家身分，指出屋內的改建合不合法，幫住戶解決問題。「好飄然咁，從來唔會去到人與人之間，唔會同我哋講心底話，我唔會問佢背景係點。」姚松炎說，然而這次在數據以外，聽多了故事。住在擠迫的環境，最巨大的痛楚在於精神上，劏房的污名、被迫遷的憂慮，還有家庭的因生活困頓擠壓出來的酸苦，不為人道；不只生活和身體transform了，心，也變了形，「尤其是有小朋友嘅人。有位住銅鑼灣嘅女士，同老公離咗婚，自己獨力帶住兩個小朋友住一間劏房，一路講就一路喊，原因係個大女成日埋怨，點解要住係咁嘅地方，點解同學可以住咁好，我哋住咁差，點解我哋上唔到樓，細仔就成日喊話要買嘢，但佢交6000蚊租，最低工資，你諗吓點樣過？」

工具理性 無法理解家庭

家庭事，是超出工具理性所能理解的範圍。早前嬰兒與父母同牀後猝死的個案，不少人聽到一家五口擠劏房，就質疑何以經濟條件不好卻要生3個孩子。同樣的思維是，劏房電費貴，租戶憑什麼開冷氣？原因是，許多劏房根本沒有窗。

姚松炎記得一位退休老伯的故事。明明是居屋業主，卻搬出來住劏房，原因是兒子不夠錢買樓結婚，但拍拖多年不得不結，搬來同住後他卻和新抱不和，為免家庭吵鬧令兒子難做，他就自己搬了出來，「呢個case，你放喺公眾平台無人可憐佢」，「但你發現，原來房屋唔可以太緊絀，因為人係需要有一種靈活。家家都有本難唸的經，唔係香港有咁多個家庭，就用咁多個單位accommodate」。

家庭的維繫與價值傳承，不單需要情感的投入，還需要足夠的物質條件。超過常人能抵受的擠迫，不只是摧殘個人的精神與健康，還有家庭，「劏房係一個空間嘅問題，但背後衍生出來嘅社會、鄰里、家庭、精神問題可以好巨大」。數據能告訴我們失掉的呎數和金錢，卻無法量化散失掉的希望，與愛。

註：過去3次人口普查租收比為：2001年的27.3%、2006年的25.2%和2011年的25.7%。

文 阿離

編輯 利永倫

阿離 - 安老政策就是妥協的偽術

周日話題   星期日生活   2015年5月31日

【明報專訊】「安老服務發展所有大嘅政策轉變，除咗1977年嘅綠皮書係高瞻遠矚，大部分都係一個政治妥協，只要社會嘅聲音大啲，政府就會妥協去擺資源，你聲音唔夠大，佢就唔理你。」藍宇喬（Rita）說，肯定中有深埋的不甘。她1989年投身老人服務，由社工做到大機構管理層；2004年，她提早退休，因為頂唔順，「返工就係為咗諗咁多個人嘅生計，而唔係為服務使用者諗。」那時正是一筆過撥款。

退下火線，她沒有離開老人服務專業。教書、培訓前線人員、到各地考察安老服務，最擅長是政策研究。走訪一天院舍，再傾足3小時，這本香港老人服務活字典，好像揭不完。筆者事前對安老服務零認識，見到各個服務計劃和院舍種類，名稱之相似還要長夾囉唆，跟老人議題一樣，毫不sexy；但人的故事一拮肉，卻痛入心。香港長者自殺率比其他年齡組別都要高（註一），80後的我跟眼前的安老專家苦笑說，到自己快要喪失自顧能力時一定先自殺。一直笑着的她，驀地正色，「如果我哋嘅社會做得到好嘅照顧環境，老人家有得選擇點樣被照顧而又開心嘅，無人係會想死。」

安老服務重中之重：「Kill條隊」

算帳要講舊時。1960年代前，香港的社會服務大多由宗教及志願團體提供，到1970年代起，港英政府才確立老人服務需要由政府負責而非單靠個人家庭能滿足，「1977年嘅老人服務綠皮書好全面講老人服務嘅定位，唔同嘅需要，同滿足唔同需要嘅方法，如果今日睇番，我哋都仲有好多未做。」1980至90年代，是長者服務的擴展期，政府推行社區支援服務，例如長者社區服務中心、日間護理中心、活動中心及家務助理等，安老院條例生效也是在96年生效。回歸後，董建華成立安老事務委員會，到後期建立一系列的院舍統一評估制度，長者服務中心的檢討與重組等，政策雖多，但卻沒革新性的改進，「政府思路係好易捉，就係kill條隊。」

Kill條咩隊？從港英年代院舍中央輪候名冊實施起，長者經評估後會分派到四類安老院舍：長者宿舍服務健康的老人；安老院接收有活動能力但體力不足的長者；護理安老院（護安院）則服務「chairbound」，需要起居照顧及護理的長者；護養院則是「bedbound」，需要大量深入護理的長者。2000年，政府推行安老服務統一評估機制，以評審工具把不符合資格的長者排除在服務之外；2003年中央輪候冊機制實施後，宿舍和安老院申請從此暫停，住宿只剩護理安老院或護養院，再加入日間護理中心、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和綜合家居照顧服務內的傷殘和體弱個案。由於人口老化，而申請資助者多以中間偏差的長者為多，即使改制，也無法減少護安院的輪候人數。「條隊」從港英年間一直「遺留」下來，現在開始排，資助宿位要等37個月。

Rita說，「政府係好政治，因為條隊好長，所以資源咪集中咗喺護安院長者。每一年上立法會都係畀人鬧，點解有2萬幾人排隊？所以政府由庫務局到社署到勞福局喺安老服務都係得一個思維，就係點樣可以kill到嗰條隊！任何方法kill到就畀錢，其他無得講！」

面對這個難搞局面，英明政府出動它一貫管理主義思維：集中資源搞掂護安院條隊，開設比普通家居送飯高一級的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予護安院長者，另在日間照顧中心加多點資源；但送飯救不了「Demen」（Dementia，腦退化症），未能入住護理安老院的老人依然在社區，沒有足夠社區支援便快速轉差；再者，政府對自我照顧能力輕度受損的長者增加相對很少的資源和服務，然而老人人口上升，需求自然大，在社區無得住，又攞唔到服務。Rita感嘆政府短視：「政府想kill條隊，就將啲錢擺晒係嗰度。我係老人家，我一定要變差先有更多嘅資源，我係好啲呢我就死啦，就要排囉，食飯排一年，覆診排3年。」

輪候冊實施後，政府本來希望規定，若長者已排家居服務，就不能排院舍，被業界狂轟後，迫住改為dual option，讓老人家多個選擇。而時任社署署長林鄭月娥當然是好打得的表表者，一句「睇餸食飯」概括了安老服務邏輯。在她治下，安老服務機構的地區綜合中心重組服務提供協調工作，較細規模的老人中心在無增加資源下以「4殺1」的形式「升格」為鄰舍中心，全港即少了四分一受資助老人中心，鄰舍中心增設輔導服務，支援家庭護老者，「政府個思維係，如果我支援得啲家屬好，佢哋就唔會叫老人家去老人院，又kill到條隊囉。」說着也忍不住笑。

「佢嘅諗法就係kill條隊㗎對唔住，唔係諗啲老人家點㗎。」血淋淋，赤裸裸，還要滿口關愛。Rita在職時一直難明，何以家居服務不肯加錢？「余志穩（前社署署長）就解畀我聽，因為佢哋無辦法說服庫務局加錢係幫到佢kill條隊，因為呢樣嘢好似風馬牛不相及。」

人命換來的服務改革

劍橋護老院事件震驚香港，但香港也不是第一次震驚。早至1999年便有長者在安老院被迫集體冲涼；近至2009年有安老院餵長者吃糞。我們的社會，習慣震驚，「往往都係有呢啲事有好大震撼，大家嘈，先有服務嘅突破。」Rita感嘆。1996年，百多老人在農曆新年後被發現在家中凍死。在這之前，安老界爭取長者外展服務經年卻被政府冷待；即使試驗計劃效果良好，政府依舊不從，「到凍死人，有人倡導對獨居長者要有支援。第一，原來屋企都危險，所以要有緊急，平安鐘就係應運而生，仲順利爭取綜援有100蚊平安鐘費。第二就係老人外展隊。」時任社署署長冼德勤提議，在地區綜合中心加一個社工，與社署地區辦事處合作，聯絡社區義工成立義工隊探長者。換言之，這個社工其實是主力幫政府整合獨居長者的資料庫，「我哋睇穿佢，因為佢係立法會被人問佢，有幾多獨居老人，有無data base，政府真係無，咁每個月每季點算？咁咪使啲錢每區請個社工，每個月乖乖交獨居老人名單，加埋晒就可以答到立法會。」如此，就把社工變成了政府跑腿。她那時在綜合院舍，跟政府拗了良久，「我話，我嘅理想唔係咁做。」但不做還須做。

2008年，時任政務司司長唐英年領導的扶貧委員會了無建樹，全民退休保障最後了無進展。政府突然拋出3800萬，讓全港長者綜合和鄰舍中心多加一個社工專做隱蔽長者服務，以讓神隱長者認識政府服務，藉此轉移社會對全民退保的關注，「老人服務界向來少同政府議政，唔似青年服務同復康服務，好assertive。老人服務係好乖嘅，畀咗錢就好努力去做。」然而制度依舊，機構甚至被政府利用（co-opt）。

安老事務委員會等如橡皮圖章

拱起政府這個月亮的，當然還有安老事務委員會（EC）這顆大星。在外國，「commissioner」是專員，有獨立監察權力，然而在香港卻降格成委員（類近advisory committee）。EC就像政府的氣墊，有事供其卸力，讓它彈回原位。「你睇佢個terms of references，你唔應該有期望，人哋都無講要做，做咩要人做啫！」Rita說，一臉沒好氣。她又指出，從結構而言，委員會中並無前線服務人員，更無長者代表，滿目所及是學者、機構管理層、甚至商人，最奇怪是有幾個委員如謝偉鴻本身就是私營安老院營運者，「私院佔據安老事務委員會已經超過10年。全部都係政府委任，我係你委任就梗係就住講嘢，嗰度有幾多係研究政策嘅人？」但17年來EC果真毫無建樹？Rita想了想，說：「其中一件可以話係建樹，就係長者學苑。」2007年，EC向政府爭取資源開設118間長者學苑，使長者能持續進修，例如她在城大教老年學時，就見到有長者修讀。但計劃有點「伏伏地」。政府一筆過出六萬，受資助機構需要與小／中／大學合作，以提供課程，但持續性及成效成疑，「對長者學習係咪有一個impact？有無檢討？係未睇到。」

市場不是靈丹妙藥

一筆過資助、開源節流、私有化、公開招標……又是「市場萬能」的思維。Rita坦言，不論港英還是特區政府都承襲了1990年代戴卓爾夫人和列根的新自由主義社會政策原則。政府把安養長者的社會責任，妄想透過市場解決，到頭來卻很多時是加重個人或家庭的經濟和勞動負擔。Rita記得，1990年代後期，港英政府曾委託德勤顧問公司及一間澳洲顧問公司評估在香港社會福利服務落實競爭性招標（competitive bidding）的可能性和方法。據悉，澳洲顧問公司提議港府可在四大福利服務：家庭、青年、老人、復康服務當中挑選風險較低及較易協調的服務試行，因此港英就選擇了最「唔出聲」的長者。

市場不是萬能，政府若過分依賴私院滿足安老需求，其實是短視又浪費納稅人金錢。在我們到私院睇位時，不少於兩間院舍都教我們可以幫長者申請綜緩以幫補牀位費，「其實私院好多都係subvented service（資助服務），不過係綜援subvented。不如政府真係切切實實面對退休保障同晚年長期照顧嘅問題啦！你左閃右避以為慳錢，其實你有張良計，人哋有過牆梯，嗰啲人要𢱑政府錢都係𢱑到」。再者，依賴市場，只會間接令社署變成無牙老虎。截至今年3月，私營機構宿位佔全港宿位69%，令人懷疑社署檢控後不釘牌，是怕了私院，「劍橋可以係一個實例，證明我哋都搞得掂，所以我哋唔使再做無牙老虎！」Rita說，釘一間牌，市場絕對可以消化到，最重要是建立釘牌後的處理機制。

改善機制 錢先可以跟人走

長者院舍住宿照顧服務券（院舍券）即將出台。因着劍橋事件，不少人對院舍券極為質疑，認為是以納稅人的錢養肥私院。但Rita則以長者角度出發，「畀老人家係好嘅，我唔會理係私定公。如果我哋有足夠嘅監管，佢哋有足夠資源做一個好嘅服務，我覺得係咪私院唔係一個最大問題。」

關鍵是，「錢跟人走嘅概念係無人會反對，畀消費者多啲選擇，問題係市場係咪真正有足夠嘅選擇。」

她認為「錢跟人走」有幾個必要的先決條件，「第一你需要care management，你需要有一個人去管理啲錢，去監察，即係一個case manager，幫佢睇住財產，幫佢做帳，規定照顧者每個月拎幾多錢使喺佢身上」；第二就是加強對消費者的教育，「你要畀佢識得揀，知道自己嘅權利」；第三，政府對營運者必須有一個嚴謹的監察制度。

至於安老院舍改革，她認為可分短中期。短期可更改實務守則，參考澳洲和美國經驗，拍片教長者和家屬在選購安老服務時有何權利，如何選擇；規守院舍給每個入宿長者派發單張，讓他們知道權利及中央投訴方法，提高保護自己的意識；在院舍成立家屬委員會，建立消費者參與機制。中期可加強社署突擊，選擇在日間巡查以評估服務；建立釘牌後應變機制。長期則要檢討安老院條例，包括院內設施環境要求；其次更重要是思考如何引入刑事檢控的法律依據，令違規營運者不只對政府賠錢了事，還要對院友負刑事責任，「照顧咁高風險嘅人係要好有責任，唔只係民事，而係可能真係要坐監。」

人的基準

劍橋事件發生後，她苦思三天，想出短中期方案，在記者會講了，全沒出街；身經百戰的她笑笑，預咗。

人失去記憶、智力、自理能力，她／他彷彿再不是人——但如果人的定義，並非由能力界定，卻是因為她／他和我的關係，使我們一同體驗作為人的過程，成為人。

二十多年來，看生死無數，生命消逝時，原來可無聲息，就散失。「好多做開院嘅同事都係，覺得香港𠵱家咁無得做。long term care係一個好複雜嘅議題，但台灣用咗10年終於做到一個比較清楚嘅制度，搞掂咗退休保障。台灣都係好政治化嘅地方，台灣都得，香港應該多啲借鏡，諗出路去做。」她說她是個樂天派，我說她是優質中女，她笑自己是「老女」。

「我又唔驚老喎！老多一年，就係打敗個世界多一年！所以我好尊敬比我老嘅人。」說時，一臉得意。

（註一） 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在2012年的研究指出，65歲以上長者自殺率為每十萬人約有25.4人，比所有年齡組別平均12.7人多近兩倍

文 阿離

圖 劉焌陶

編輯 梁詠璋

阿離訪問呂秉權：赤子心做新聞

生活達人   星期日生活   2014年10月19日

【明報專訊】旺角黑夜，警民對峙，一下擦槍走火，就可能是棍棒與血淚的迸發。

呂秉權（呂Bell）一雙赤手、身無裝備，竄進躁動人群中，撥出隙縫，鑽出橙色的封鎖線，大步跨進圍滿防暴與便衣警察的馬路中心。

這邊人潮起哄，他就閃身靠前；那邊防暴警察步步進迫，他就緊隨前進。

然而那雙手，依然穩妥地安插在深藍牛仔褲的口袋中，泰然自若。

年前回校園執教鞭，這晚重回前線，就像千里馬回到廣漠。

踩一踩草，呼吸着鮮香草腥，感受那種久違的腎上腺素上升的感覺。

新聞現場，恍如他命定的原居地。

雖然角色轉變，但對新聞志業，念念不忘。

除了教學，還組織了獨立評論人筆會，捍衛新聞同業的自由空間；亦不時撰文分析中港時局、批判政權是非，「我唔可以養尊處優。去教書可以好安穩，不理世事，但呢個唔係我。我始終係身痕，好多嘢都睇唔過眼。」他笑道。

退下火線，體內作是新聞人的赤忱。

新聞事新聞解決 讓真相作證

無綫新聞攝得警方對示威者涉嫌使用私刑的片段，記者編輯以「拳打腳踢」四字形容，後卻被刪去旁白，激發編採部超過一百四十人聯署向管理層抗議，可堪史無前例，去留肝膽兩崑崙的氣魄躍然字間；然而，六四後曾與李鵬「世紀一握」的新聞總監袁志偉亦企硬不讓。在網上流傳的閉門會議錄音中，疑似袁氏質疑下屬何以不加「懷疑」、「涉嫌」等字眼，批評那句「拖到暗角拳打腳踢」是記者的主觀判斷而非事實描述。曾在無綫及有線跑前線十四年的呂秉權認為，最能解決爭拗的方法，就是仔細研判所拍攝的新聞畫面，「最簡單就睇片，整大個畫面，校光佢，逐格重播，我哋真係會驗屍咁去睇。」據他理解，編輯、記者與採訪主任都曾經驗屍般檢視片段，再根據他們處理新聞畫面的經驗、警員的動作及示威者的反應，有九成肯定，才下筆落稿，「透過基本睇片，都可以判斷到個動作真係拳打同腳踢，至於你話加『涉嫌』、『疑似』係可以，但基本上拳打腳踢嘅描述，係無用主觀判斷。」

超獨家猛料畫面驗屍咁睇

這次事件重點不單是「懷疑不懷疑」，而是無綫處理新聞的手法，「從來電視台遇到獨家猛料，就只會大做，而呢單係超級獨家猛料」，身經百戰的呂秉權說。何謂「大做」？退下火線的呂Bell即時進入記者mode講解：以一秒廿四格的技術逐格處理四分鐘畫面，先描述涉嫌毆打示威者的警員從哪個方向進入，再描說佈局，誰負責睇水、誰主力打人，再逐一圈出、放大、調光，讓畫面更清晰，並數算有多少次拳打、多少次腳踢。劍橋大學Newnham College前校長、哲學家Baroness Onora O'Neill曾說，新聞自由有助大眾探索和察驗不同意見，令市民可獨立判斷何人何事值得信任。把事實抽絲剝繭、盡量展開，讓觀眾自行判斷，理應是記者的職責。

出街：一字一句慎思謹戒

錄音中，疑似袁氏體察到警方行私刑可判囚終身，質疑記者用字不當，可令警員身受龐大刑責。記者的筆和鏡頭，是左右大局的武器；新聞人對自己的一字一句，必須慎思謹戒，這是基本倫理。然而，呂秉權提醒，這次並不止是警員坐不坐牢的事，卻是涉及公眾利益的人權問題，「佢哋有刑責係因為涉嫌做咗重大侵害公眾利益嘅事，我哋除咗要對警員負責，都要對公眾負責，我哋應該認真仔細去研究段片。段片有咁足夠嘅證據，我哋就應該有承擔，依書直說，唔只係基於嗰班人面對嘅風險。」若手握公權力的執法者確實濫用私刑，對整體香港市民的人權與生活也會構成威脅。

沒有光明磊落的河蟹 卻有技術上的攔截

呂秉權九八年踏入無綫新聞，○五年轉戰有線，一直縱橫內地。在TVB變為CCTVB之前，他也身歷幾朝河蟹事：○四年廣東禽流雞，時任廣東省常務副省長鍾陽勝一句「雞死不一定是禽流感，可以跳樓死，可以撞車死」因着省新聞辦及中聯辦壓力而被粗暴抽起；同年七一遊行「董建華下台」up sound被mute；一年後趙紫陽逝世，高層把北征中途的他急召回朝，使名將遺憾。

處理頭條 如何拿揑

呂Bell說，受外力直接壓迫而河蟹的事多屬零星而非制度化，然而，維穩的果效更多來自新聞處理。其中一種是媒體設定議題（agenda setting）的能力，他以二○一二年陳光誠脫逃事件為例，「嗰時差不多係全港電子傳媒頭條，但無綫將佢放係尾二條，甚至後過孫明揚出出入入醫院多次。孫明揚出入醫院多次，都唔夠陳光誠搵命搏出嚟一次重要」，對上一次中國人進入美國大使館，要數六四方勵之年代，「嗰吓我喺Cable，成個newsroom係噓嘅。」第二次，是前總理趙紫陽錄音曝光，無綫主要新聞卻隻字不提，「見到呢啲大嘢即刻當係寶嘛！嗱嗱聲做大佢！擺頭啲！」另一種阻截就是把守門人（gatekeeper）的職責發揮到極致，要求百分之百的準確性。疑似私刑事件中，無綫高層在錄音中質疑「暗角」其實「唔暗」；又例如，早前反佔中人士「支持反中央、撐張融」的soundbite被抽走，前線記者心中澄明，如此一句確實是反佔中者行動理念不清的真實證明，但管理層卻以事實錯誤（周融不是張融）為由判定不應出街。

前線記者兩邊不是人

前戰友之苦，呂秉權點滴心頭。在公司，被高層抽秤挑剔；到街頭，受市民刁難辱罵，兩邊不是人。然而，依然堅持，「幾多人覺得，如果佢哋自己都走咗，就少咗啲有經驗嘅人喺佢個post同高層抗衡，有新仔入嚟，就會較容易被人利用」，「好多人有種大陸心態，就係打擦邊球，盡打盡做，留得到喺度就贏。」新聞工作者在香港天天要打擦邊球，不無可悲。

面對新聞自由大凶年 如何見證

凌晨一時的旺角，黑背心便衣與防暴警圍駐十字馬路口，四周行人路上是黑壓壓的鼓譟人民，起哄叫罵之聲斑駁如浪起伏，人民與人民間被煽動的銳烈火花、伸縮警棍的冷冽銀光、鎂光高豔的照燈，映出一個前所未見的時代——就在此刻，四排面目難辨的防暴警頂着盾牌朝我們的方向悍然行進。「個時代推你出嚟，但返到公司就畀人綁手綁腳，嗰種反差迫到記者走投無路。」呂秉權說。

此刻，記者深感自己責任重大

二○一四是香港新聞自由的大凶年。名嘴被封咪、前總編輯被斬、親民主派報章被抽廣告、新聞機構中的開明高層相繼請辭、及至這次無綫高層刪去旁白，《蘋果日報》被圍堵等。在愈益廣烈的收編與打壓下，前線編採人員於機構內被綁手綁腳，受多番制肘，「記者嘅天職就係講嘢寫嘢，但𠵱家好多記者一係畀人綁手綁腳，一係畀人揞口，一係支筆就畀人屈斷咗。」然而大時代卻不斷鞭策着新聞工作者的歷史使命感，「呢個時代令到好多記者好震撼，覺得自己唔可以愧對呢份職業，覺得燃起咗自己嘅使命，覺得自己嘅責任係好重要。」前線，站的不止是警與民，還有埋身肉搏的記者們。呂秉權說，佔中事件以來，知道不少記者也身受極大心理壓力，流了不少淚。記者就像海綿，在前線黏盡一切有形無形的情與事：站在衝突前線穿著校服的男生那一臉驚恐、被人群衝撞非禮的女生那聲聲哭喊、躁動民眾的一聲聲「警犬」、警民間猙獰的指罵、受薪示威、口罩遮臉的大媽那種低頭麻木、催淚彈激出的咳嗽聲、胡椒噴霧的刺鼻氣味、行家的血汗，還有政權最響亮的沉默，與無聲的操控，「崩潰，係正常嘅。」

幾辛苦都撐剝奪發聲自由最無情

崩潰過後就開竅；打通任督二脈的，是苦難。呂秉權說，令前輩開竅的是六四，他那一代是四川地震，這一代是佔中，「喊係對自己，但係對公眾，我哋要寫出嚟」。在七味雜陳的新聞現場，記者的情感被衝擊得七上八下，他在汶川，見過肚裏湧出蟲來的枉死孩子、哭喊要討回公道的父母；生死相交，眼淚涕零，但在報道時，就要執番晒眼耳口鼻，做番一個人，一個記者，「最緊要係你將你見到嘅嘢如實講到，如果你講唔到，係好慘，喊多三場都補唔番。」對記者最無情的打擊不是工作艱辛，而是剝奪發聲的自由，「其實𠵱家每個記者都係《蘋果日報》，喺自己嘅公司入面護送緊嗰份報道，越過上層嘅大媽同貨車包圍。我哋嘅價值就好似係法庭嘅手令，你唔好阻止我，阻止我就係違反咗我哋做新聞嘅，赤子之心。」

香港大陸化 做良心新聞代價大

近日，將軍澳大集團樓下，除了多了幾個昂藏七尺的黑人保安，每晚凌晨時分也聚集了近百職員，迎着陣陣垃圾風，擋着黑社會與內地大媽，守護報紙出街，「原來履行天職係要咁艱辛，要付出咁多額外嘅代價，以為必然嘅嘢，居然係要落去同人哋紮晒馬，要護送份報紙出街。」他以往在大陸採訪，被公安圍困要靠受訪者偷運逃走，或為了安全送出錄影帶，每每要與公安鬥智鬥力。當下香港新聞界的總總怪事令他想到《南方周末》被刪獻辭，以及《新京報》因拒絕刊登批評《南周》的文章而被武警封掉影印機等事件，「呢啲嘢喺香港就好似出咗個翻版咁，好錯亂。」

小記者可會成為幫兇？

「喺大陸先出現嘅情况，包括群眾鬥群眾、貪污腐敗、法治受侵犯，唔講道理，個價值愈來愈大陸化，愈來愈似曾相識。」大陸有假貨，香港有個假普選。恍如大躍進，明明饑死遍野，卻依然造假放衛星，「大家自欺欺人，官員乸口乸面，左派都話個方案（人大決定的政改方案）比佢哋更左，但𠵱家又話有得投好過無得投，有一人一票係大躍進。其實你問心，邊個真心笑得落？」記者，也被迫成為編寫謊話的其中一員。

一位電視記者以粒沙為名，寫了一本名為《大時代的不快樂記者》的小書，書中記述了她在九七前後的採訪反思。談及回歸一段，她這樣說：「當我想到在這個莊嚴、輝煌的回歸慶典，一連串歌舞昇平的慶祝活動背後，香港人的感受是怎樣被壓抑，我這個小記者，像是一個把事情合理化的幫兇。」記者的自由意志，以反省與書寫彰顯。

中央與管理層的掣肘更猛

這種心志，與發出公開信的無綫記者遙相呼應着。然而呂秉權說，這種「重光」只限於中短期，然而來自中央與管理層的掣肘將來得更猛，「佢哋會變化，手段會愈來愈高明，好似區家麟講嘅手段，例如係『假中立』、『絕對客觀』等，長遠我估呢種中層會愈來愈多。」除了「用新聞打新聞」，還會從資源、工作升遷分配上整頓不聽話的記者。再者，經佔中一役，北京對本土香港新一代更加提防，往後新聞機構對前線編採人員的挑選將會更「嚴格」，「各間傳媒請新記者時首先係會隔絕咗一啲支持民主或者立場鮮明嘅人。」

勿忘初衷 價值跟一世

重回新聞火線上的一晚，呂秉權就像回家，這邊一個新知、那邊一位舊雨。談到某些高層開始走風花雪月路線，他有點simple，少少naive地問了句：「點解會忘記初衷？價值唔係跟一世嘅咩？」

他的初衷，始終都是正義與良知。年輕時成功考上警察與海關，但因家人的病而無法獲取錄，當下想來才覺慶幸，「你會諗你係一個維護法紀嘅人定係政權嘅工具，好多良心衝擊，未必過到自己嗰關。」不少市民與警察認為，守法與執法就是正義，但他說，「呢種睇法係最淺薄的一種法治，社會咁大的不公義，老屈你、畀假貨你，呢啲嘢，無辦法幫佢保駕護航。」公義的基礎，來自對他者生命的尊重，及對其苦難的重視，「透過體會弱勢群體既苦况，報道出嚟，都係幫佢哋突圍，填補咗一啲空白。人人都覺得中國係盛世，官方宣稱嘅鬼咁好，起碼畀人知道，你好多嘅快樂或者成功，其實係建築喺別人嘅苦痛之上。」

愈灰就愈要戰鬥！

旺角的燈，二十四小時地照着，然而黑暗卻也無處不在。在走向衝突重地的路上，問他，覺得佔中之後是香港的沒落嗎？「係架！」大亂大治，彷彿是命數。他從不掩飾悲觀，但最黑最重的心，依然迎向光明，「愈灰就愈要戰鬥！」他有一個小動作：差開雙臂，扭一扭腰，就似時時準備迎戰，「無理由見到好多自我審查，你就輸畀自己，最慘就係輸畀自己，一定要同佢『鏈』過。可以雖敗猶榮，但唔應該雖敗猶辱。」

文 阿離

圖 黃志東

編輯 蔡曉彤

阿離訪問潘冬平：堅持維護生命

生活達人   星期日生活   2014年10月12日

【明報專訊】當下，香港社會一片燥戾。

政治撕裂人民，黃藍相搏，持槍炮的摩拳擦掌，撐傘的以身挺進，在硝煙光火、辛辣噴灑下，滿一地身體的創痛與耗損。

身體的傷痛，在歷史和社經發展的鏗鏘行進中佔不了一吋；無權無勢的人民身體，更顯卑微。

然而社會的更新變革，卻是由一個個血肉之軀所推動；文明之幸福，社會的承傳，都建基於對他者生命的重視。

國際肝癌權威、香港大學肝膽胰外科主任潘冬平教授深明此理。

早前，他撰文力陳催淚氣體與橡膠子彈對人體的潛在危險性，勸喻警隊在作出使示威學子們生命受損的行為前，深重三思，「下一代好重要！其實這班人之中，可能有一個是將來的特首也說不定。所以第一件事，不要傷害他們的身體。」

醫者眼中 病者普同一等

八十七枚催淚彈爆發後，警察公共關係科總警司、近日在網上人氣爆燈的許鎭德「許sir」聲稱，催淚彈只會造成幾分鐘灼熱感和刺眼感，並不會為人體帶來永久損害，而此後再不見有關受傷示威者傷勢的消息。大伙兒對吃一兩支催淚彈，甚或乍聽威力不大的橡膠子彈，漸漸掉以輕心。煙熄數日後，醫學界首次有專家撰文，指出催淚彈與橡膠子彈對人體的危害，力勸當局保護下一代。敲鐘人並非皮膚科或急症室的醫生，卻是肝膽胰科權威潘冬平。

撰文前，他剛完成了一個手術，回家看新聞，但見警察把一箱箱橡膠子彈搬進政總，令他擔憂得一夜無眠，想起二十年前的一個病例。九十年代初，他在澳洲駐診St. Vincent Hospital，為一個在King Cross被橡膠子彈射中的青年做手術，青年的脾臟大量出血，幾乎喪命。念及，他即搜文引典，向公眾解釋這些「適度武力」對人體的危害。醫者的着緊，來自對生命的惜憐，「所有醫生都應該有同情心，有些人問我何以同情學生，醫生不是應該中立的嗎？我想，同情心是醫生應該有的，如果沒有同情心，很難當一個好醫生」。

救傷扶危之時 不應有任何政治立場

在洶湧的政治狂潮中，容不下一點對理智與慈悲的尊重。自文章刊出後，擲來不同政治取向的人的抨擊，質疑他偏幫佔中人士，他一一以笑應對，「其實醫生好簡單，無論警察也好，市民也好，哪個受傷，都覺得有責任去醫。從醫生角度而言，當然不希望有任何傷亡，這與佔中和反佔中無關。我覺得醫生在救傷扶危方面，是不應該有任何政治立場。」為醫之道，不分貴賤、不看名利，視生命皆普同一等，「我也希望現在的醫科生不會因為這件事，而令他們拒絕拯救一些人，或有一種特別的反感，令他們將來行醫時有偏頗。我覺得這不是一件好事，每個人都有權利去表達他的政治意見，但回到我們的專業崗位，就應該緊守專業原則」。

手執武器 必先了解傷害

「從催淚彈後警察的解釋，我覺得他們似乎是低估了這些武器有可能會引起的傷亡。」潘冬平說，「從醫生角度而言，我開任何一隻藥，做任何一個手術，都知道有哪些可能的副作用。藥都可以死人，但我知道，小心去用，等同警察，也應該要知道，小心去用。」說來淡然溫文，卻是超克的(??)執著。

胡椒噴霧 傷角膜可致盲

惜念生命的每個部分，不管大小，因為明白完好之幸，痊癒之難。潘醫生細細分析着各種警方常用的「最低武力」的兇猛之處，例如經常「兜口兜面」噴向示威者的胡椒噴中，霧含有多種化學物質，文獻指不同的化學物質會刺激眼睛而引起損傷，包括角膜損傷，如處理不善被細菌感染，則有機會致盲，「這個些病例很少，不是經常發生，但就算是0.0001%，大家都應該知道，這才是對被人噴的公平，對噴那個也是。」而被許sir形容為「與胡椒噴霧程度相若」的催淚彈，不但在近距離爆破時能造成爆炸傷害，嚴重者更需要截肢；催淚氣體也會誘發咽喉和支氣管收窄、令喉嚨抽筋，對哮喘病人和需要全身麻醉進行手術者尤其危險，有些案例更因為嚴重缺氧而需要進入深切治療部。人權組織醫生促進人權組織（Physicians for Human Rights）亦不時呼籲，應重新考慮是否要以催淚彈作為針對平民的鎮壓武器。

橡膠子彈具射穿肌體力量

潘醫生指出，橡膠子彈一詞有其誤導性，令人降低警覺性。雖然橡膠子彈被歸類為非致命武器（non lethal weapon），意即不會在戰場上造成即時死亡，然而子彈依然是子彈，具有射穿肌體的力量，即使是射中肢體，也會傷害軟組織和導致骨折，若射中眼睛則大多致盲，而且傷口亦可能會流血不止，受細菌感染而引發併發症，嚴重可致命。

使用武力 沒有別的選擇？

有議員認為，催淚彈是舉世適用，符合國際標準，即便是美帝都擲得毫不吝嗇。然而潘醫生並不認同，「將外國的例子引來是不對的，因為你要考慮大家不同的程度，警察要用適當的武力去對付相對暴力的人。」潘醫生以自己在King Cross的經歷為例，該區是澳洲的紅燈區，那個中彈青年正是醉酒鬧事的人群的其中一個，他們打爛玻璃、襲擊路人和警察，針對那種情况使用的武力，才能稱為「適當」，「你不能說因為外國使用，這次也用得對。我們看到（示威者）最多最多都是推鐵馬，還未撞到警察」，「我在澳洲醫院的六個月，所見的創傷個案遠多於回來香港做外科醫生所見的總和。香港真是個很和平的城市，我們應該引以為榮。」

從過去經驗做客觀準確風險評估

潘冬平認為，雖然警方自有判斷，但警方應能基於過去應付示威的經驗中提煉出更客觀的衡量和更準確的風險評估，包括使用的武力對承受一方所造成的傷害、傷者的人數，及影響的規模等。警方前兩次使用催淚彈鎮壓騷亂，分別是九六年於越南船民中心發射三千枚催淚彈平亂，造成九十六個燒傷個案，大部分燒傷程度為1-8%，少數傷者需要植皮；其次是○五年世貿會議，韓農砸警車並以鐵馬陣襲警，警方發射三十四枚催淚彈鎮壓，比這次的八十七枚卻要少，「對手無寸鐵再加上是學生的人，一下子就發放催淚彈，似乎是過分了。」

人的病 病在社會

潘冬平的本業是肝膽科，是行內權威，對肝癌的研究與治療貢獻巨大。他是首位提出VEGF（血管內皮生長因子）對導致肝癌有顯著作用的學者，對研發抑制VEGF腫瘤因子的標靶藥Sorafenib有極大助益。他與同僚建立了全亞洲首個具治療指引的「香港肝癌分期系統」，針對亞洲人口特有的風險因子，以制定適當療程從而提高患者存活率。肝癌主要病因乃乙型肝炎，導致乙肝的重要因素，是食物。潘冬平說，肝癌在亞洲發病率比其他地方高，雖然乙肝疫苗的研發有效降低台灣和香港的肝癌率，但根據二○一二年中國全國癌症統計，肝癌患病率仍然直線上升，這與食物不無關係，「例如地溝油裏其中一種最常見的、發霉後引起的毒素，叫黃曲霉素，正正是肝癌一個主要誘因」，「食物的化學污染，吃下去也不知情，沒人揭就沒人知，這是中國特有的情况。」

難道即使努力奉行健康生活，也不一定能免於頑疾？「沒錯！因為病往往與環境有關。」說來斬釘截鐵。病之因，並不止在個人，卻由社會環境誘發異變。貪腐侵蝕了食物安全的防火牆、唯利是圖的經濟競逐吞噬了商人的基本良知、受禁的新聞自由無法揭露陰穢廣傳真相，以致日積月累的毒物無聲成病。制度的惡，轉化為人身的疾，最後由醫者們費盡心神的療養。

醫學 本是一場革命

由於手術複雜、治療繁多而藥物有限，肝癌乃常見癌症中最難醫治的，蜀道之難，卻激起潘冬平克難的決心，一生以研究肝癌為業。三十年前，肝癌差不多是死神的代名詞，痊癒率只有一至兩成，隨着醫者對病理更精確的研究，以及手術技術的不斷改良，肝癌病人的痊癒率提升到三至四成，但由於病變難測，許多患者依然返魂乏術，「我相信在自己有生之年都沒什麼藥物可以醫好它（肝），但如果能夠提高病人的存活機會，已經很值得。這不是一步登天的，就像革命一樣是慢慢長路（笑），不是一代人可以做得到的，可能要下一代。」醫學的革新，寸進也極難，然而點點突破，足以扶生濟世。

學生在追求文明的幸福

上月，一眾醫學生以「醫學本來是一場革命」為號，以罷課作為爭取民主、推動社會進步、抵抗建制不義之法。身為當代醫學的「革命家」，潘冬平笑言醫院的日常經驗很難牽扯到「革命」，而今次的「雨傘革命」也並非要推翻政府，但他提到另一位革命家對「革命」二字提出的深義，「如果孫中山先生沒死的話，整個香港就不同了。」歷史沒有如果，它只為世人留下教訓。電影《十月圍城》中，孫文先生說：欲求文明之幸福，不得不經文明之痛苦，這痛苦，就叫作革命，「學生都是追求文明的幸福，由皇帝到現在，民主都是一個文明的進步。同學追求的是下一代有更加民主的政治體制、更自由的生活空間，這些都是文明的幸福。」革命並非一次性的打倒一個政權，而是對理想世界持續不斷、矢志不渝的追求，「所以他推翻了滿清政府，仍說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不是說要推翻哪個，而是說如果我們要有文明的社會，還要繼續做很多事。」

吾志所向 一往無前

孫中山棄醫從政，委身改革國家，也是始自一顆年輕純正的心，「我覺得年輕人有理想好重要，當然適當時候要去堅持，但身體受傷就不值得。就像孫中山說，這是一條好長的路，保住身體，往後還有機會繼續，但如果你受傷或者死了，就做不到你想做的事。」他笑說，新一代跟他那一代最大的分別是，他那代人專注深耕學問，投文醫學雜誌屢敗屢戰不怕艱辛，現在年輕一代生活較多元，對社會投身更廣，兩者取向雖異，但也需要同一種態度，「孫中山說，吾志所向，一往無前，愈挫愈奮，再接再厲，或者這個也適用於今日學生追求理想。」

社會傷口 以同情心治療

本是救傷聖手的外科醫生，面對當下香港社會因政治而撕裂的創傷，也束手無策。政治的刀口刺破了無數人際關係，使人心淌血。潘冬平的五兄弟姊妹，對佔中看法各異，說來鬱結上心頭，「其實係任何社會對任何事物都有不同意見，有溫和有極端，其實絕對不值得影響親情」。自言屬溫和派的他，說話時溫厚有序，方方面面的苦衷他都設想得細緻：騎虎難下的政府、純真勇毅的學生、生計受影響的庶民、無可奈何的警察，在他眼中都值得同情。在感以同情之餘，他依然思考澄明，「那些是學生，你們是高官，一個常人都會覺得，你處於這個位置，就有責任去平息，用和平方法。這要很多智慧，更加需要勇氣。」若孫中山在世，智者如他，必能化干戈為玉帛。

人，慣於對統治者寬容，對無權無勢的反抗者卻大肆攻訐逼迫，此種無情，源於對他者的同情心的淺缺，「大部分香港人也想要更加寬鬆的民主，更多自由的選擇，只是大家想法不同，年紀大的人覺得要實際點，質疑佔中能否達到目的。正因如此就產生許多矛盾，但大家退一步想想，他們要求的，是不是你心目中想要的呢？我想，大部分人都會說是。既然如此，我們是否應該給予他們更多同情心？」

我與足下同舟人也，舟若靠岸，汝亦可登。

文 阿離

圖 陳淑安、法新社

編輯 蔡曉彤 

 仁心達人潘冬平（陳淑安攝）

潘冬平醫生陳述催淚彈與橡膠子彈的文章一出，立時被廣傳引用，即便是現職急症室的醫生同學也向他詢問有關文獻「打底」，原來醫護前線對處理催淚彈與橡膠子彈等不常用的鎮壓武器所造成的創傷也沒太多經驗。他笑稱，若然警方出動水炮和音波炮等武器，他也要再回去「刨書」。筆者問醫生，只有保鮮紙和縮骨遮的抗爭者可如何防備「粒粒到肉」的橡膠子彈？潘醫生想想，笑答：「美式足球的裝束應該可以幫忙擋一下。」倒是笑中有淚。（法新社）潘冬平醫生陳述催淚彈與橡膠子彈的文章一出，立時被廣傳引用，即便是現職急症室的醫生同學也向他詢問有關文獻「打底」，原來醫護前線對處理催淚彈與橡膠子彈等不常用的鎮壓武器所造成的創傷也沒太多經驗。他笑稱，若然警方出動水炮和音波炮等武器，他也要再回去「刨書」。筆者問醫生，只有保鮮紙和縮骨遮的抗爭者可如何防備「粒粒到肉」的橡膠子彈？潘醫生想想，笑答：「美式足球的裝束應該可以幫忙擋一下。」倒是笑中有淚。（法新社）

對談現場：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曾鈺成梁國雄對談《廿一世紀資本論》

星期日生活   2014年9月28日

【明報專訊】魯迅曾在《野草》中寫過一篇短故事，名為〈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故事講述一名被主人剝削虐待的奴才，天天向人訴苦。他向聰明人說自己的苦，聰明人聽着與他同聲一哭，安慰他一句「你總會好起來的」，就撤了。後來奴才又向人訴苦，說自己住的破房連窗也沒有，那人聽着大叫「混帳！」，奴才嚇一大跳，心想這人一定是傻的。傻子要為奴才討回公道，走到奴才的房外，動手就要砸那泥牆……

法國經濟學家皮凱提（Thomas Piketty）的700頁巨著《廿一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就像那砸泥牆的拳頭，撼動了全球資本主義體制。該書首要論點是，在資本主義邏輯下，資產回報率高於經濟增長率，資本只會愈益集中在最富有的少數人之手，造成愈加嚴重的貧富不均。此書自出版後，影響一如漣漪擴散自西至東，當然包括奉行資本主義為圭臬的香港。中大通識沙龍特意邀請兩位立法會的少數讀書人和（前）馬克思主義者曾鈺成和梁國雄就本書對談，掀起了學界一片「撲位」熱潮，偌大的演講廳鋪滿了年輕學子，個個引頸以待。

19世紀還是21世紀的資本論？

一開場，主持人蔡子強問到，馬克思主義對其人生有何深意，而當下又如何看待馬氏思想。曾鈺成說，在他學習馬克思主義時，主要包括三部分：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馬氏的哲學如辯證法、唯物論，作為分析事物和問題的方法一直都沒有過時，並有現實意義。然而，後兩者在歷史中也沒取得多大成功。他提到回歸前接受匈牙利記者採訪，對方跟他說，「馬克思主義係好個人嘅一門學問，適宜你攞住啤酒一路傾一路拗，但千祈唔好攞嚟用，一用就弊。」

但梁國雄卻斬釘截鐵：「馬克思一啲都無過到時！」他認為，馬氏最大的貢獻是解釋資本到底是什麼，「（資本主義）以增值為目的，係無人性嘅。人同人嘅關係，喺資本主義出現咗之後，係睇唔到嘅」。有別於對馬氏的推崇，他認為皮凱提只是一個「好盡責嘅資料蒐集員」，書中的資料雖然龐大，但理論深度不能與《資本論》相比。梁國雄批評，皮凱提只關注資本主義的軸心國，不及邊陲國，未能回應全世界資本主義體制所產生的問題。而書中只有兩點進步：第一，國家必須對重要產業有投資，令資本家不能壟斷；第二就是提出徵收富人累進全球稅。

有別於長毛的大潑冷水，曾鈺成認為皮凱提能以龐雜而實在的數據分析，推翻了上世紀流行至今的右派理論，深信資本主義經濟繼續發展時，貧富懸殊便會慢慢平均；也就是本港高官最愛說的滴漏效應，「我哋要放棄只要相信市場就會有公平社會（嘅想法）」。

不能推翻的資本主義？

曾鈺成說，這本書的出現反映了資本主義自身面對的危機，若政府不作適當干預，嚴重的貧富懸殊將直接衝擊資本主義民主制度。然而他分析，皮凱提和馬克思最大的分別是，馬氏認為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注定了其自身的滅亡，應以無產階級革命推翻之；然而皮凱提則沒有否定資本主義，「有一段話我哋唔可以忘記，資本同市場，唔單止係貧富懸殊、社會不公嘅罪惡來源，但同時，資本同市場亦都係規範無數咁多人嘅行為，使到我哋嘅社會能夠繼續發展，所以你唔可以抆走呢樣嘢，你想試圖用推翻資本主義制度來解決資本主義制度產生嘅惡，佢認為係錯嘅」。內在矛盾必然出現，然而解決問題卻不是推翻，而是要脫離森林法則與福利主義的二元論，思考緩和資本主義矛盾的方法。那到底是什麼方法？皮凱提提出徵收富人累進全球稅，然而在全球化各國的資本競爭中，要聯合各國建立財產資訊合作互通的制度，再向資本徵稅，可謂天方夜譚，一如梁國雄所說，「就算唔革命都要好大改革啦！」

整場講座，馬克思像幽靈一樣，盤桓在整個講廳之中。不止一個歷史人物說過，年輕時不信共產主義，是無心；中年後還相信共產主義，是無腦。曾鈺成顯然對這句話悟得深刻：「唔係因為你係社會閱歷深咗或者豐富咗，你就會放棄社會主義或者馬克思主義，你就會傾向保守，其實係同你嘅社會地位有關，你年輕人，你未係個制度嘅既得利益者，你見到唔公平，你梗係覺得，因為你本身都係因為爭取緊喺個制度裏面一個比較公平嘅位置，咁你係嚮往社會公平，要剷除不平等，呢個係一個好自然嘅情况。」這套論述背後隱含的邏輯是，把一個人對公義的追求，與個人利益或社會地位連成一線。但個人追求公義的行為，真的只與社會地位有關？這無疑把年輕人與中年人簡化，再製一種主流的保守論述，是當權者維持不公現狀的小把戲。

誰是聰明誰是傻 為何要當聰明人？

曾氏和梁氏，像一對歡喜冤家，前者面面俱圓，一派溫文儒雅，後者卻是粗獷激進的抗爭者。議會拉布剪布趕離場的針鋒相對，在大學演講廳卻成了調笑的話語，有時，筆者還是反應不過來，覺得荒謬。

然而搞事的人底子卻是沉穩的。面對着全球資本主義體制，梁國雄有一種超出他「社會地位」的憂慮，「我自己係一個中國人，我真係好憂心好憂心，如果我哋嘅國家真係變咗一個資本主義強國嘅話，我哋畀人話係『中帝』就大鑊啦。中國帝國主義，呢個就係我心入面一個好大嘅憂慮」。他坦言，即使社會主義國家紛紛倒台，他看不見資本主義本身有何出路。

曾鈺成也自然明白出路難，「我覺得我哋走向民主嘅時候，呢個係要討論嘅議題，所以我希望我哋盡快解決普選議題」，然而他又說，單是一人一票的普選並不能解決社會不公。面對在場學子，他毫不諱言，選舉已成為一門專門行業，「個個政黨都有金主」。選舉機器是什麼？「如果我選嘅話，我而家返屋企瞓覺，瞓到去選舉嗰日我都贏呀！」話音一落，全場鼓掌大笑，沒一聲倒彩，難過憤懣堵窒筆者心頭。「將政治個問題解決咗先，唔係大家掛住坐喺度罷課、通緝，我哋點坐低傾我哋嘅社會不公平問題？」曾主席說。一室精英，聽不見反抗之聲。多麼開明、幽默，通情達理的建制派。但我們必須警惕父權的溫柔面相。

誰是聰明人，誰還是傻子？世自有論。皮凱提的立論的確難以推翻，但他未必把人性看得通透。如果社會上大多數人是奴才，即使不公義已逼得他們水深火熱，他們也不會起來反抗，「奴才總不過是尋人訴苦」。回到魯迅的故事。正當傻子動手為奴才砸泥牆開一個窗口時，奴才連忙阻止他，怕他惹主人生氣，更喚出其他奴才，把傻子趕走。主人施施然出來探看，奴才立即上前領功，得到主人誇獎。當奴才再遇見聰明人時，連番道謝，「你先前說我總會好起的，實在是有先見之明……」

文 阿離

編輯 葉雨舟

阿離訪問吳靄儀：後佔中不會原地踏步

星期日生活   2014年8月31日

【明報專訊】近月，香港人被一片恫嚇包圍。「有票，真係唔要？」的設（反）問句出現在電視、街道、公共交通工具上——幾近無處不在。彷彿告訴香港人：你唔袋住先，大家一拍兩散。然而，袋住咩先？全國人大常委會將於今天就政改方案表決，早已甚囂塵上的「三閘」草案規定，參照目前選委會產生的提委會將維持1200人，四大界別比例不變，而特首參選人出閘須獲過半數提委會支持，候選人數目則限於2至3人。依此框架，泛民可謂無望入閘。

2010年，余若薇在與曾蔭權的政改辯論中說過一句名言：「我情願原地踏步，都唔要行差踏錯。」

但吳靄儀說，「唔袋住先，唔等於原地踏步，因為社會係唔會原地踏嘅。」

接受普選幌子 港人將「一戙都無」

前立法會議員吳靄儀日前發表文章，斷言香港並無「袋住先」的空間，必須死力撐住向方案說不。在她看來，這張票，並非實踐普選的通行證，卻可能是斷送民主的賣身契，「你以為有甲乙丙3個畀你揀？一定唔會！中央一定知佢想要甲，其他都係陪跑。（即係連利益集團板塊之爭都無埋？）無架！唔會有板塊之爭，有又點呢？其實中央一定唔會令到甲同乙有得爭，唔會話甲又好乙又好，佢係『我要呢個就係呢個人』，要百分之一百嘅安全系數。你估中央好想見到好似上一次建制派嘅人大打出手（梁唐之爭）？所以一定係董建華式選舉。有票都唔要？有票都無用！」

消息指，中央不排除提名委員會的組成有調整空間，然而吳靄儀認為，提委會絕不會開放。事實上，全國港澳研究會成員、北大教授陳端洪也曾明指，不論提委會的組成怎麼修改，都會以「愛國愛港陣營」佔大多數，確保「對抗中央」的人不能出閘。意即，提委會就是活脫的篩，經此制度生產出的特首，「可以話自己係普選出嚟，佢可以做到嘅嘢係遠遠勝過而家嘅特首」。往後港府要推行與港人意願相違的政策，只要拋出由「普選」鍍上的認受性，再加以「周融式動員」製造「民意」，便莫之能禦，「喺立法會佢簡直唔使理你！」吳靄儀一提嗓音，模仿那篩選特首之傲慢語調：「『我係150萬人選出嚟，你係分區乍喎！』你都唔使講嘢呀！你簡直一戙都無！」

吳靄儀直言，這次並非2010年密室談判得來的「增加民主成分」的階段性方案，卻是接受了一套中央着意的、不可逆轉的制度，「點解中央要改善個制度？佢覺得非常之好呀！（中央都好想快啲搞掂普選？）Of Course！唔知邊個咁本事話中央都好願意原地踏步，你就想呀！中央係非常之介意原地踏步，因為你下次又爭？咁咪永無寧日？從中央思維，百分之一百控制香港，就有百分之一百國家安全，係外國勢力無辦法入侵嘅，係好事！」港人若「袋住先」，《基本法》45條便達到，他日要改革選舉機制難過上蜀道，「你用咩力量去改呢？」

泛民「唔准佔中」 一票不能少

當下泛民議員身受各方施壓，被搜被批被抹黑，吳靄儀深感憂惜。面對一片哪門哪黨會否佔中的紛爭，她鏗鏘一句：「泛民唔准佔中！」「佢佔中畀人拉咗咪少咗一票！」16年議政生涯，她深明議員之責乃守住立法會防線，「泛民議員如果唔投反對票，去阻截呢個會毁滅香港嘅制度，佢係對唔住香港人」。有意見認為應再辦一次公投，以證明港人不接受「袋住先」，好令議員一票更有民意基礎，然而吳靄儀卻決斷道：「如果我喺立法會，我一定唔會袋住先。如果有啲人話我哋想袋住先你又唔袋，咁你（下屆）唔好再選我。」說來雙目炯然直視，「呢個係良心問題，你睇得到香港會變成點。你今日坐喺呢個位，你要對香港負責，對自己嘅良心負責」。

權力對人之限制，乃誘使人們為己身設限，相信目下只有「袋」與「不袋」，自己把無數可能性抹殺，「唔改而家嘅制度，唔等於原地踏步，因為社會係唔會原地踏步，反而係幫我哋保留一個空間等香港可以發展落去」。

後佔中方向：令政黨「變形」

吳靄儀預計，佔中必然發生，並很大機會悲劇收場；然而，運動精神卻將如離離原上草，迎春風歲歲生長。她認為，佔中有其歷史意義，最重要的成就是改變了港人思維，「以前覺得民主係政府畀、北京畀、議員要幫我哋爭取，而家佔中提出嘅意念係參與，為民主承擔嘅文化」。其次，佔中令抗爭者感受到一種同在共存之親厚，透過建立彼此的連繫拭去民主路上的孤單；第三，佔中是一個充權過程，令民間組織與行動者增強自信，鼓勵更多自發性組織的直接行動。

近月的風聲鶴唳中，文人學者紛紛悲嘆香港「好大鑊」。縱橫政壇和公民社會數十年的吳靄儀也坦言，當下中央政府對港策略是無底線的，「無論係民意又好，國際形象又好，經濟又好，香港係治定亂，佢都似乎無顧忌」。明刀式的執法機關調查，暗箭式的抹黑攻擊，如雪片刮臉。面對龐大的政權暴力，公民社會何以制衡？吳靄儀認為，後佔中應繼續發展佔中所開拓的3個方向：參與思維的覺醒，組織串聯與建立，以及實際行動。她認為，以香港為本位的民主發展，不應只集中於民主政制，還包括經濟政策、土地規劃，與及各種社會議題的思考與改革，「要從香港市民點樣得益嘅方向去思考」。她強調，本土意識並非劃地為牢式的自困香港，或盲目排斥大陸的一切，而是扛起為香港着想的最大責任，思索香港如何挺直背，面對中國、面向世界，「香港要生存，必然要喺世界有位置，要對他人有貢獻。如果我哋對世界無貢獻、對中國無貢獻，我哋係唔會生存得到！」

各種思想之交流派生，需要論壇，而討論後更要實踐。行動要成功，必須結合政治力量——民間組織必須與政黨合作。吳靄儀認為，後佔中急需思索的是如何令政黨「變形」：「民主政制下必然有政黨，政黨好多時令我哋好失望，但我哋嘅做法唔係摒棄政黨，而係令到有更好的政黨出現。我哋點樣改革政黨，令佢哋成為一種健康力量。」民眾大可以不同方式改革政黨，例如直接加入政黨，或經濟支持，甚或恆常監察政黨。她以反高鐵為例，由民間團體游說議員，施加壓力並提供重要資訊，改變議員在議會的取向，繼而影響政府的政策實施。

「作為一個人，你願唔願意自主？」

談到後佔中的未知，人心惶惑。但佔中前已可見犬儒與保守力量在呼嘯噬咬。佔中後，要如何面對來勢洶洶的保守勢力？「傾囉！最重要係你有無一個討論嘅空間。」吳靄儀正色道，「一定要尊重真心反佔中嘅香港人」，「有保守勢力抬頭係咪好事？絕對好！激進勢力抬頭係咪好！好事啦！最唔好係大家都話唔好搞咁多事，阿爺話事，咁就實死！」民主，就是有兼容百川之海量。記者問，在中央無底線的權力下，港人如何維持這個空間？她即時尖銳指正：「你睇你嘅用字！『維持』呢個空間，唔係『維持』！而係要挖開佢嘛！」

有人認為，未來的香港即使有真普選，以港人的現實品性，依樣會選出「愛國愛港」人士，吳靄儀朗笑反駁：「如果係香港人選咗梁振英出嚟呢，咁我梗係好激氣啦！呢個係自己學藝不精！點解俾個咁嘅人選咗上去！但真正嘅普選制度，係你選咗佢出嚟，你都可以拉佢落馬！」普選的重中之重，在於建立公平制度，而非只着重哪人當選。「我哋每個人都有份決定自己嘅命運。呢個社會唔係一個人講，就決定到。我哋有權參與決定香港嘅命運。」港人一向有種「唔好搞咁多嘢」的積習惰性，而後佔中更要推動一種自主的覺醒，「我哋嘅dignity係邊呢？就係我哋前途我哋有份講。你作為一個人，願唔願意自主，自主對你重唔重要？」

「我哋社會係有進步嘅，但成個政府行返轉頭。佢愈做愈壞，你咪喺外圍改囉！」高牆外的人將會變得愈來愈聰明，愈來愈優秀，但他們必須克服宿命式的失敗與絕望，以及無垠時間的歷練，「個秘訣係咩呢？You have to enjoy it！」說着，逼眼的是個曠達的笑。炎陽灼身怎不炙，寒風刺骨誰不冷？但人若尋得意義，便有力撐下去。

人憂慮，佔中會招來中央的暴力鎮壓，因此反對佔中。對此，吳靄儀說，「愈暴力嘅政府咪愈安穩囉，因為你暴力到無人敢郁」。然而，若香港變成暴力社會，人們必定被迫助紂為虐，在暴力政權舉刀之前，已四出限制他人的自由，「咁呢個會係一個點嘅社會？ 如果你咁樣都接受，就永遠只有暴力社會」。她指出，面對暴君，人們可選擇聽暴君說話阻止別人佔中，也可迫使暴君勿對付佔中者，「又或者，我哋預計到暴君會咁做，可唔可以佔得聰明啲？」（圖×黃志東）

文 阿離

圖 黃志東

編輯 方曉盈

阿離訪問舒琪：每個人心中都有個天安門

生活達人   星期日生活   2014年6月1日

【明報專訊】「我好衰唔衰拍了一套《沒有太陽的日子》，所以每一年六四都成為我的包袱！」 舒琪爽朗笑道，話語間，沒有一種自恃的光環。

九○年，舒琪完成了香港碩果僅存以六四為題的紀錄片《沒有太陽的日子》。電影從沒公開放映，悄然隱身在一片鬧哄張狂的港產片背後，安候在歷史的斗篷內；每年的春夏之交，像懷着某種上承的使命，一次又一次，步舞台前，傾身展現印刻在心底一隅的幕幕永恆影像。

人的腦海，是一間電影院。影像、對話、氣氛、情感、觸覺，都可以盛載於記憶的膠卷之中，編輯整理，藏於心房。

牢記、忘卻、剪去、刪改，都是個人選擇。舒琪說：「選擇堅持的，就堅持下去。」

二十五年前的團結一致

二十五年前的五月，學運的熱潮在整個古老國度流瀉，即便是長久隔在一河之外的小島城民，都被黑壓壓的廣場人潮佔據心神。舒琪記得那個時候，整個香港，特別是文化和演藝界，有一種同舟共濟的心志。曾赴北京與好友導演王小帥一起遊行的他，把在《經濟日報》以寫影像為題的專欄寫成天安門實况小說，一如劇本般的激情主觀描寫，卻從沒被刪被抽，「因為這件事令所有rules都無所謂了，只要你投入，能夠在整個運動中幫忙，就容許你做任何事。個個作家都開天窗，編輯不會打電話來問，有種同仇敵愾。」隔了好久好久，人們終能在那些同在的景象中發現，香港人，能如此團結。

坦克車．開槍．逃亡的聲音

共同的記憶中，也包括一片漆黑：「看電視，軍隊入城，噗一聲，一個長時間的漆黑畫面，但你聽到聲音，是坦克車的聲音、開槍的聲音、逃亡的聲音。」舒琪的記憶，總以影像鋪展。他記得，槍炮穿空的那個晚上，自己在客廳中奔走來回，瘋狂地致電給朋友、同學，國內的外國的，他知道自己需要把這片漆黑，告訴世界。翌日，他把正在應日本NHK之邀而製作的紀錄片的主題，改為六四。從個人家庭開始，舒琪再找來好友張堅庭、葉德嫻、文雋上鏡，好友黃仲標擔任攝影師，不到一星期便埋班。影片開場羅曼菲在《輓歌》中的自轉獨舞，也是因緣際會受杜可風與林懷民之助而拍成的，「那時候人人都很generous，想作品讓更多人知道，不用簽合約，無agreement，『（扮林懷民）用吧用吧！』許多人也如此，覺得可以參與和發表，能夠平衡一些激動情緒。」

拍攝，作為一趟思考旅程

《沒》片被認為是舒琪個人的六四。他記得，紀錄片在沒特定計劃的自由狀態下完成，任省思與情緒通過影像迸發交織。國家、自由、民主，他無意以影片解拆這般宏大概念；要發掘歷史在個人身上的刻鑄，必須回溯生活，捕捉當下的受感，「經過這件事後，香港有什麼不同呢？其實不會的，那麼大的城市，但我想看到一個不同的香港，會是怎樣呢？」而香港和六四，到底有何關係？心頭繫着這些疑問，舒琪展開了他的一趟探索與思考旅程。涉海潛洋，訪問不同人物，觀察不同光景：那新豔藍海、奇異樹影、喧嚷的唐人街，「去到澳洲，從酒店出來，就見到很靜，靜得一架車也見不到，一直眺望過去都是平坦的，到遠處，跟天空連成一線。你有種很不同的感覺，我想捕捉這個感覺。」幕幕與那夜無關的生活，情緒底蘊下卻抹不去創傷的千絲萬縷；正正是這些無關與距離，更能開闊對六四的思考。

參與燭光晚會 有否政治覺醒

回看《沒》片，多處思考與當下緊緊呼應：對國族身分的省思、對民主人權的覺察，甚或對港人參與學運的批判。近年，六四燭光晚會被批評為「自瀆式」不思進取的空虛儀式，恍如宗教手勢一樣無力貪乏。早在當年已有此種反思。在重建民主女神像運動中，藝術家黃仁逵也曾指出香港學生的參與很多時只出於為「心安理得」的附和，卻沒有真正意識到民主女神作為反建制的一種挑釁象徵，一遇恐嚇便退縮，他說：「上了街就好開心，下次有事又上街，這不是一個政治覺醒。」

這種港人懦於犧牲的品性，與當時的移民潮遙相呼應。六四後，不少人移居他國，或領取別國國籍當買「政治保險」。影片以舒琪自己的家庭出發。大哥將與一家移民離港，二哥長居澳洲教書，只剩他與老媽在去與留當中踟躕。當二哥問他要不要移民一兩年買個政治保險，他背着鏡頭說：我做不出來。「我不能過這條底線。對我來說，買政治保險，不是一個正義的行為」，「我不能夠說你是錯的，但這是integrity的問題。如果我真的移民，就要移架啦！如果我只是買條後路，即是騙人！我不能夠揸住兩個護照，邊個啱用就拎邊個出來。」二十五年後，舒琪依舊思言行一致，「我很感謝我媽咪和學校對我的教育。我媽是一個好正直的人，有正義感，這影響我很深。」

因着電影 了解中國

對氣節的固執，老土得來，令人惜敬。十多歲開始寫影評，已是左派統戰的對象。他第一次回大陸，就是由左派帶他到廣州參觀人民公社。到達大寨，只見成班工人在吃大鑊飯，一碗碗黑色的米，就是一群刻苦熱血的工農們的維生食糧，「我們那時覺得，食那種食物，是與有榮焉。那時共產黨的理想是很appealing的：為國家建設，大家一起刻苦，相信一個理念，就是平等，人民作主。」那個時代，整個世界的紅潮燒得正盛，左派理論解拆世界，把資本主義視為必須攻訐的意識形態，即便是高達的La Chinoise也是高舉「紅簿仔」。然而，鍾情電影的舒琪，自大學後益發感覺到左派文藝的空洞樣板，而文革與改革開放對左派支持者更是重大打擊，在質疑與失望之中，他與國家、政治，漸行漸遠。

把他帶回中國的，卻又是電影。八十年代早期，中國政府把三四十年代的中國電影重新開放，舒琪得以多次回大陸看片與訪問明星，因而耳聞目睹許多文革故事。有一次，他去探望導演田壯壯，「田壯壯阿媽叫于藍，是中國兒童電影製片廠的廠長，也是延安分子，根正苗紅，年輕時是當紅女明星。那時見她發現她一邊面沒了感覺，原來是文革時被人打，打到半張臉都死了。」又一次，他跟路上認識的民工回家吃飯，發現他的家人在文革中都遭受巨大傷害，不論是身體，還是心靈，「每個人的經歷都是真的，就連一個普通的老百姓，都是一個受害者，是一個巨大痛苦下的受害者。」穿梭在一個個生命被摧毁的記憶裏，他才覺悟到這件既遠又近的歷史事件所帶來的根爬結底的傷痛，「這令我重新思考中國是什麼，再回想到六七暴動、滿街菠蘿的時候。你感覺到它正要來到，你有必要去認識它。」

刻痛再思六四 從投入到退縮

不論是文革還是六四，歷史事件對每個個體的生命，都有不同意義，舒琪笑說：「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天安門！」對一些人來說，天安門是凝固着理想的活碑，紀念無私純正之義；對更多的人而言，或許早已封塵積垢，化於冥土。六四過後，城市的恢復比想像中快；生活，永遠有其削平情緒的橫蠻之能，「香港人最大的特質，就是自私。」舒琪的觀察，如他一貫對電影的評論，尖銳、坦直至痛處，「香港人對自身的利益很緊張，那是他的底線。如果你可以讓他保有自身的利益，他可以什麼都不理。公義和Integrity，這麼大的字眼，香港人到一個地步是，他可以毫不理會，如果他的自身利益受到保障。」

捐錢，買個心理安慰

年復年的，他到不同大學播放同一紀錄片，一再反覆思辨他的「天安門」，有個刺痛反思：六四與香港的關係，很可能始於香港人對前途的不安。中英聯合聲明後，如日中天的港人面對突如其來的大限；想到那將要壓在頭上的共產黨，令港人產生了巨大恐懼，「香港人擁有太多，就害怕失去。面對共產黨，面對不可逆轉的現實，一旦學生運動出現，就似見到有希望，真的相信這個運動去到那個層次，是可以改變到中國的命運。」也許，不少港人並非全心相信民主人權，只是潛意識，想買一個夢、一個保險、一樁投資，「香港人最叻就是捐錢，買一個心理安慰。潛意識中，他們是希望透過這樣，去推動學生的民主運動，如果學運成功，就能改變他們自己的命運。」當日的《民主歌聲獻中華》，與東華籌款也別無二致，「今日你付一百元，會在熒光幕上物質化地呈現出來，變了一堆帳幕。我們就像在贊助一個活動 ，但我們坐在一個很安全的位置。」支援民運以改變命運，又有何不合理之處？「合理，但一旦這個夢碎了，而那個衝擊是這麼具體而危險的，你就會明白」，「香港人以往很自信，但原來有一件事可以很快把你的自信打到崩潰。那個覺醒，令你知道原來夢是假的，你意識到所有政治和國家的事，最好跟你無關。你花了那麼大的力氣，做了這麼多事，原來，脆弱到一開槍，什麼都沒有了，因此退縮特別快。」

一無所有 而毋懼

二十五年來，到底當日「覺醒」的人，到哪去？香港憑藉當日的刻痛，又改變多少？舒琪從不樂觀，他形容，現在香港是「爛仔社會」，人的不安愈來愈嚴重，犬儒之性愈來愈普遍，各家自掃門前雪，議政論事繼續只在安全位置，在面書寫一個status、like了即是支持，數罵他人發泄後已感滿足，「香港人太聰明太現實，無改變過」，「現在香港人是無，就更加更加退縮。為何silent majority那麼多？經歷了這麼多事，何以沒有一個意識的喚醒？」

年輕人是最大希望

港人年年紀念六四，卻也是換來一個荒漠，一城犬儒。到底六四又有多大意義？「有！你睇吓年輕人！他們是我們的最大希望。」二十五年前後，歷史的牽頭者都是一無所有的學生。舒琪坦言，成年人太世故，放不開的太多，最後也是懦弱，「我們如果無，就不知如何生存。我們擁有過，知道擁有的好處，擁有的甜美何在，但他們從來沒有，亦沒有想過要有。」無所有，即無所懼。

舒琪說了一幕場景：日前的紀錄片放映會上，有學生坦言，面對當下香港的困局，束手無策，「學生也不知怎算，去遊行無用，可以點？怎料有個學生舉手說，「尋日我放學搭船返澳門集會，有二萬人示威，香港係澳門人口十三倍，我番去，即係有十三個人返咗去，三個人就係三十九個返去啦！」說着，露了個老懷安慰的笑。

他說，自己不是樂觀的人，卻也不會絕望，「我的信仰告訴我，這個世界沒有一定。」

關於香港人身分

在高舉「香港人」身分的當下，舒琪卻坦言不明白何以要那麼強調香港人的身分，也不認為重視「本土」就要捨棄與其他文化接觸互通的機會，「去到最後都是人，你不能把人一概而論。你不能容許自己讓這些觀念去阻礙你自己作為一個人的想法或行為，因為事情沒有絕對。」

當日在《經濟日報》的專欄文章，收錄成六四實况小說《天安門演義》。讀着，就如一幕幕廣場歷史的再現。當中熾熱的情緒與文句，可以想像，人的靈魂被燒炙的傷痛，沉積在心房暗角。舒琪坦言，每年到六四燭光晚會都無法忍受主持人一副哭喪臉，但「參加的普通人，是一種純粹的堅持，作為提醒，那件事真是很痛。看見這麼多人，你覺得，那件事還在他體內。」（圖×陳淑安）

文 阿離

圖 陳淑安、影片撮圖

編輯 蔡曉彤

阿離訪問伍珮瑩：但念無常，唯良心可恃

生活達人   星期日生活    2014年3月16日

【明報專訊】佛陀曾問弟子，人一生中有多少時間可把握？

弟子答曰，五十年？三十年？十年？

還是更多更少？後來一弟子答：呼吸間。

佛陀說，「出息不還，則屬後世，人命在呼吸之間。」

一瞬的把握，要如何抉擇？

要考慮前程？個人得失？自身安危？

抑或是公眾利益，真相呈白，公義彰顯？

伍珮瑩說，人若看得通，很多事都不重要。

選擇可以很簡單。

娑婆之世總無常，唯人的良知可恆存。

不求人 要自己有本事

伍珮瑩的手袋，橘紅，小巧卻很重，「我的家當都在裏面。」裏面有化妝品，電腦，以及一份政改方案簡報；無工一身輕的她，回港大找老師陳文敏求教政改方案，充實自己。年頭「被辭職」，她抑鬱良久；打擊，是因為無法處理被背叛的創痛，「人就是這樣，你以為自己會不一樣。你以為自己會避過，人性就是這樣。」盡心效力的公司，如此無理決絕，她雖奮力追討，亦有最壞打算；但她要讓公眾知道，一間跨國公司所行的不義，「不要make me as a victim（把我當成受害者）。」

雖然當下是她的低潮：十多年的事業毁在一朝。典型女強人，咁大個人，未試過不用上班，「但，人生必然有低潮，一定有的。」說話裏，有種驕傲的平穩。

眼前的幹練的專業人士，在深水埗元州邨長成，一家八口，一兄三妹一弟，她是二姐，父母從小要她包攬所有家務勞動，照顧弟妹煮飯清潔，她大哥則手不沾水，「父母在我年紀很小時就對我說，如果你讀書不好，我就不會送你去讀書，不會花錢讓你讀，所以每一個女都很用心讀書，因為，你沒有後路。」她從沒怨責父母重男輕女，反而感謝母親，「我媽是很聰明、很有獨立性格的人，她整天都會跟我說，女人不要靠男人，要自己有本事。」逃難到港的一代，靠自己，是存活信條。

做生意是不需要讀的

七八十年代，靠自己，明天會更好，是其中一條能被實證的生存法則，也在伍珮瑩身上體現。讀書時，她成績好，體育好，不溫習也能名列前茅，運動比賽總是位列三甲。個人有能力，就擁有保留個性的本錢；老師管不着她，唯獨她那嚴厲母親。初中參加排球校隊，年年跟父母反臉，雙親嫌排球褲太短、打波會腳粗，又怕她練波後被朋友帶去蒲，禁她上場；敵不過父母之命而放棄，但她仍不屈服於傳統的性別框框，「無得打波，就玩田徑！」班主任寫她的評語是「好勝，競爭力強」，她拿着成績表跟老師研究，「寫這個字（好勝），是不是不太好？」

升大學，她一心想要做生意，卻沒選商科，卻讀上人人推拒的法律，「因為97（中國）要收番香港，大家不知道往後的法律是否一樣。」自己的需要，她異常清晰；讀書並非求學位，她要的，是個人的思考磨礪，「做生意是不需要讀的，你要讀，不如讀一些比較嚴謹的科目。是有了business才有得讀，不是讀完了才有business。」

思考方法 律己以嚴

港大法律系畢業生，本是錦繡的大狀前程，但她我自行我路，轉向商界，由最低級做起。當管理層，也要與銷售員一起企街推銷，「如果我不企出去，我怎知道他們做什麼？這是我學習的方法。我要先了解事情再思考如何做。」中二時，老師在她的生日卡上就寫了一句，律己以嚴。她記住，大半輩子念着走來。作為顧問公司的總監，不少客戶是跨國巨頭，她要向大老闆們提出戰略性的分析意見解決問題，靠的是整全的經驗、嚴謹、精準。「大部分人最大的問題，就是不知道自己有什麼問題。」她見過太多老闆，眼中只有一己想望的目標，見片面卻不見整全，因此滯悶不前，或終至失敗，「董建華當日也不會想過會吹冧樓市，他只有一個objective，沒想過大局。你在局內，看不清楚。」從宏觀微觀，至置身外圍；從上至下，不只上級的話要聽，底層員工也要接觸，才能從方方面面中，分析事情的根本。

報告被曲解 專業受侮辱

她說，立論要有證有據，才能令客戶相信你的每個分析，每個步驟，「我不是說給一個人聽，上上下下，你都要convince。」這份嚴謹的執著，無怪乎當年她在公布發牌前，最少三次提醒政府要修改及更新顧問報告；也不難理解，當政府一意孤行把2012年的報告曲意解讀，她會義憤填膺，直覺專業被侮辱。

她笑言，這種嚴謹堅持，也不時令她碰壁。以往，第一次和客戶開會，已直白地批評客人的東西「唔得」，令老闆們碰一鼻子灰；這樣的烈性，怎能在習慣阿諛奉承的商界打滾？「時間會證明一切的。」她掛着一抹自信的笑。不少客戶跟她合作經年，甚至成為朋友；在許多老闆眼中，她是個聰明的顧問，「我是不是很聰明？我是很聰明，我很喜歡思考。」訪問中途，伍珮瑩乾脆叫記者給她看訪問問題，說，給她看看，她就知要怎樣答，「鍾意思考的人，就會有意見。」

簡單決定

一個思慮如此周密嚴謹的人，何以會冒得罪政府的大險，做出「爆大鑊」的舉措？伍珮瑩說得淡定，「面對當日的事件時，我看過合約，知道自己有什麼可說，有什麼不可講之後，其他是良知的決定。你怕不怕得罪人？那些人有機會影響你將來呀！但前提是，記住，只是『有機會』、『有可能』，但良知的決定是今日的。今日，好多人需要一個答案。」在那躁動關頭，她的思緒依然條理顯明，沒被任何恐懼憂慮糾結。

「我只是指清一些人在講大話，誤導公眾，除了我，當日沒有另外一些人可以做。所以，這個決定很容易，一個是可能、有機會，另一個是今日、是良知。」她想起周一在追討賠償的記者會上記者的追問，「我來不及告訴她，這是有關良知。」良知，每每被現今社會歌頌，卻觸不着；她卻是克行起來，把它納入為決定生活行為的一個思考因素。

「沒有人到臨死的那天仍會想，我返得不夠多工，或搵得不夠多錢，沒有人會後悔這些的，到死的那天，你只會後悔沒有時間陪家人，或做了一些事覺得很慚愧，到我回望時，可能是因為一時貪心，你覺得良心過意不去。所以事情是，（思考）到你死那天會怎樣選擇，就是一個很容易的決定。」但生活日常的庸悶平乏中，人又怎能想到生死作伴？「馬航那航班，我都搭過，我成日搭」，「飛機跌下來，我無愧我的後代，我也不會後悔，當日沒有做一些，只有我能夠做的事。」

名利地位，花飾金屋，都是中途之物，片面，不徹底，「人心靈的快樂或長久的滿足，不是來自物質上的。」但她不是個身光頸靚的闊太嗎？雙耳的閃石耳環還在放光，「這些石你看似很大顆很靚，但你真能分清楚它是真的嗎？」她笑問。物質只存一剎，過水無痕，「你可能說，『你搵咁多錢當然可以咁講』，但每一個人都要有時間去經歷這些事。」

起跌本無常

10年前，她是負資產，單親媽媽。

「我記得有一次收到那張bank statement，看到層樓會突然間哭出來，覺得自己工作10年，但到頭來都是什麼也沒有。」帶着7歲女兒，一個女人，背着一身傾家蕩產都還不成的房債，後來想到，「其實你的生活也沒甚改變，你仍然住在那間屋，仍然要返工，對不？身家多一個零少一個零，真的沒關係。」

香港人對起跌風浪，根本毫不陌生。政治的，經濟的。「97，每個人在炒樓，跟朋友飲茶時就在想，一會兒到哪裏睇樓。」下一刻，樓價卻跌了七成，「金融海嘯買accumulator賺好多錢時，都沒想過會輸到甩唔到身。」這個為大公司解難策案的顧問，說得坦然，「你覺得這個世界是predictable或controllable？」世界沒早知，沒保證，「但打麻將的時候，你也不會想要起身啦！有些人沉迷這個遊戲時，都不會抽身。」伍珮瑩說，那是因為人們看不見遊戲外的，無常。

「香港有太多利益，有很多擁有利益的人，他們是beneficiary的，但你今日是beneficiary，你難保你明天也是，萬一有一日你不是呢？你翻身機會都無。你願意繼續bet on出錢收買人或被人收賣，還是希望你的仔仔女女有機會在一個公平的社會，一個公平的環境成長？」無常難敵，僅能留低的，是人的善良，和公平的制度。

堅持，才有價值

在商業世界中，堅持往往不易，「因為我願意嘛！我願意，不是賺最多的錢」，「做人要有一個基本的良知，我不覺得搵錢是一切。」她笑說，人們總覺得她何必這麼堅持？「但，time will tell。你有堅持，才有價值。」她見過不少在台灣的老闆，陳水扁時由藍轉綠，馬英九時又由綠轉藍，「那些才死得最快，因為你沒堅持，你沒堅持，即是你沒價值。香港人也一樣，如果你不堅持，不爭取你的核心價值，那你和大陸人有何分別？香港還有何價值？」

「如果你每一日都要想，我只是食飯啫，才做這些事，那你什麼都能幹出來。可以陷人於不義，因為我要食飯嘛。食飯是一個基本的生命要求，沒人可以challenge這件事。為了食飯，個客要我做什麼就做什麼，為了食飯，老闆叫我做什麼就做什麼，為了食飯，無良心，算啦我唔出聲，這些是說不通的。」香港人並非未富先驕，不少港人早能滿足基本生活需要，搵食，不可能是作惡或沉默的藉口。

不能自甘當蟻民
民主對商界之必要

不少人認為，要利字當頭的商界談民主自由，很難。伍珮瑩不同意，她看的不是「商界」，而是整個界別中的個人，「每個人都有一些自己相信的價值。如果每個人都不覺得這些事情重要，你自己要被人bully的話，這是你自己的選擇，是你自己甘願做一個被人欺負的蟻民。」

不移民，這個是家來的！

「好多商界都係受害者，當你無民主，無自由時，即是說，有人只要買通1200人，派一千萬給1200人，就搞掂所有的事。但當你有民主時，你就要派給700萬人，那如果你要派給700萬，或最少350萬，你的成本就高很多，即是買不到啦。商界追求的，是一個公平的社會。」她認為，香港的民主和一切珍罕價值，商界不存有最大的影響力，關鍵在於每個，香港公民，「每一個市民覺得不關他的事，覺得忙，覺得沒有人可以選，就算我有一個好的機制，對我也沒太多好處，那大家就算了，搞掂自己份工就算吧！但你的子女呢？除非覺得不會再住在這裏，自己主動放棄，那些就不是香港人啦！大部分不移民的人，也要為下一代着想。」在人心驚恐急欲逃離的當下，她斬釘截鐵說，不移民，「你住了你家多久？」她瞪着一雙鱗亮大眼問道，「那個是家來的！」風雨起跌，都在這地；「香港人」這身分，或香港這家，應是值得留守的。

敢言的她，自覺香港太少人出聲，以為上頭決定，多講沒用，「大陸政府是看民意的，所以它才這麼緊張要製造民意，否則他們何以找那麼多二打六出來嚇香港人？」牛鬼蛇神擋路，加上聲聲「香港已死」的哀聲悲鳴，令港人益發抑鬱無助，「沒有人出聲，就愈行愈衰。如果你自己的權益都不爭取，就會愈來愈無。」

面對眼前的暗路，恐懼是必然之態，「但你想想，香港人都經歷了這麼多了。」回望172年間，由山赭石脊、颶號土惡、大小戰亂，到經濟騰飛大起大跌，疫症蕭條，都走過了。歷史與個人命運的無常如此兇猛，人們也抵受得住，何以讓政權，摧毀人賴以為生的自尊自重。「一個普通人都可以做少少事，這些少少的事，你想深一層，不是很大代價，我好像損失很多，但可能我在金融風暴損失更多，即是說，這些只是人生的平常事。」人們期望英雄烈士打救，但伍珮瑩說，每一個人，都有責任，不要推卸。

「無常是常態，什麼也不能依靠，唯一可以依靠的，是自己的良知。」

文 阿離
圖 李澤彤
編輯 蔡曉彤

阿離 - 車廂裏，隔海對望

星期日生活   2014年2月9日

【明報專訊】我無法忘記一個場景。

作為港鐵常客，對乘客死站車門周邊不肯走進車廂以方便自己下車的情况不免熟悉，遇此種種，大伙兒總是啞忍過去，覺得擠一擠，幾個站，就下車，沒必要與人起事。然而在無數次擠迫的其中一次，車廂中間空位極多，而站在車門附近的乘客抵死不肯移動，令剛進車的乘客擠得面容扭曲，包括筆者。被兩個大叔的腹腩擠住的我忍不住，但仍語帶禮貌的向把守車門間的乘客請求：「唔該可唔可以行入少少？裏面仲有好多位，呢邊太迫啦。」

話音未落，被擠的乘客以一種驚怖的目光盯向我，彷彿我是隻破壞和諧的出頭鳥；而把守近車門柱位的乘客，轉向我，一臉無溫無感，如充耳不聞，繼續屹立原地。

我不能相信，這樣的生活小節，能令自己難受得雙眼盈淚；不能相信，香港人，已被磨蝕到這個樣子。

香港和香港人 變了

剛嫁台灣丈夫移民美麗島的友人阿美對我說：「台灣再迫也不會覺得難受。」在香港土生土長，五年前隻身赴台攻讀傳理系的阿美，跟我描寫台北捷運的日常景觀：魚貫排隊守秩序，寧願站着也空出博愛座，半個在車上吃食的人也沒有，「我剛到台灣，坐捷運吃香口膠，有個女人拍拍我，問我是否不是台灣人，然後跟我說，台灣捷運不可以吃香口膠。」有沒有半點咒罵或怨氣？「無，她非常友善的提醒我。」那是一種無條件的，對人的尊重。

阿美說，當初來台讀書，是因為在港選擇少，無法讀到心儀科目；畢業後決定定居台灣，除了因為老公是台灣人，還有就是，仍有往返香港的她覺得：「香港已經跟我當初離開的時候差距太大了，我覺得自己可能沒辦法適應。」

「香港人被迫到變質」

「五年前我離開的時候還有很多街舖，還有十二蚊魚蛋粉，不是滿街我根本不會買的金舖和名牌，坐火車地鐵不用整天被人家碰撞和打尖。」景物流逝，最重要的，是也人變了，「那時候，香港人比較溫和，現在有部分已經變得很極端。」阿美像端起一面鏡，照向對岸的家園，及家園裏被巨力擠得面容扭曲的人，「我覺得香港人跟大陸人最大的分別，是對多元文化的包容性，但有些人已經是無理智地罵，我覺得好難過。香港人有部分被迫到變質了。」

壓迫的生活，令人失去對他人最基本的尊重，恐懼與憎恨足以令一個人變質。筆者記得一個異變的剎那。某天早上八時，短短由觀塘至九龍塘的行程中，每個站也洶湧擠上幾個人，把本來擠在車廂中的個體再行壓迫，我被擠得面貼牆，認為看見沒有位置卻仍要硬擠進來把他人壓得窒息的人，自私粗暴恬不知恥，冷靜構思着，應設立一個公營機構，把這些一臉愚昧而無恥的惡民系統性地監禁或處理掉，這種管理人口質素的政策如果存在，世界便會回復莊整靜好，秩序暢順。這種與種族清洗無異的想法，的確在高壓車程中悄悄於我腦中成形，每次想及，皆驚恐於自己的改變——或不是改變，而是在快速無道的轉變與巨力的壓迫下，被誘發的惡性。

尊嚴

「香港人最大改變是變得很負面，心中雖然追求自由，但肉體為了生活只能夠做機械人，而在香港可以喘息的地方又愈來愈少。」阿美說，近來的港人台灣瘋，她很明白，台灣的空間比香港多，而普遍台灣人也對香港人不抗拒。她說，移民來台的港人大概可分為兩種，一種是尋求出口的人，為了逃離香港的都市壓力，追求生活，不少因為想以較低成本創業，買個機會，便來台打拼；另一種是生意人，為了港台間的商機而定居市區，兩邊飛，賺港幣在台灣用，「但兩者有個有一種附加價值，就是尊嚴。在香港，很多香港人覺得一直被打壓，但來到台灣就完全不同了，沒有人看不起你，沒有人會覺得你要靠他開飯，也沒有人會來搶你的東西。」

美麗島的想像與現實

不少人感覺當下香港猶如熱鍋，政治紛爭無日無之，不如到對海平靜地，不涉江湖事，但阿美說，來台後，她對當地的政治文化也要很敏感，「台灣藍綠色彩分得頗清楚，整天都會聽到人家討論，但要習慣別胡亂發表意見，因為如果有談及他們支持那一方的壞處，老一輩真的會跟你拗到底。」除了政治藍綠分隔，覆蓋台灣的「中國因素」也愈來愈強，「來台灣第三、四年開始，覺得台北開始愈來愈似香港。」物價飛升，國外集團瘋狂投資，還有香港人的夢魘——高樓價。SARS後十年間，台北市預售及新成屋每坪平均房價由39萬元升至83.9萬元台幣，郊區房價也從每坪11至12萬元升至20至30萬元。當中，大陸人投資炒房已不是新鮮事。即使大陸人在台購房受限於「543條款」，但中資公司資金往往以第三地公司的名義回台投資房產，特別是豪宅。今朝君體也相同，阿美說。憧憬移民台灣的人，對這片土地，有多少了解、多少的愛？是否也願意為這地的不公，前仆後繼地抗爭？

「現在，台北生活都不容易，台灣其實遲早淪陷。」阿美歎道。我不敢想像，那些無溫無感的冷漠的臉，也要在台灣捷運上出現。 

阿離訪問莊耀洸：做人要識分大惡小壞

星期日生活   2013年8月4日

【明報專訊】活在香港，我們有一種盲。

由呱呱下地開始，個體便被教導，學習生存之法。

由青澀至長成，隨着偶然的安逸，人便愈益緊密地鑲嵌在一個社會系統中；對制度的語言，完全熟悉，入骨入血，後來就有一點盲。

這種盲，恍如白內障，看不見權力縱迴交錯的施力脈絡，看不見他者的苦難與自身的聯繫，看不見建制掩埋在典章制度之間的一柄鐮刀，甚至看不見自身的權益遭到割削；眼目的這片混濁煙幕，叫繁榮穩定。

「人們只看到小的錯，卻看不到更大的不公義。」

莊耀洸說。

任職律師、大專導師，也是香港人權監察副主席的他，必須有雙清澄的眼。

宏大艱澀如法律條文，仔細散碎如生活小節，他都要深探，理出頭緒，把看不見的種種提到案前，令幾近失焦的我們，看個明白。

由林老師罵警事件出發……

近月，小學教師林慧思與警方在旺角行人專用區的爭執事件，激起軒然大波。建制陣營緊執住老師的粗言怒罵，發動空前聲討。在一片口舌謾罵的囂鬧中，莊耀洸牽出那條被淡化的封鎖線，抽出問題核心，說着，冷靜又平穩，「警察的權力也是有限制的，不是愛封哪裏就封哪裏，一定要有理由」。他強調，封鎖線的設置必須有根據，例如是避免暴力或破壞社會安寧，才能合理化警察的行徑，「但這些事中，封鎖線合理嗎？林老師的質疑是有point的，事實上警察亦無堅持要拉她，即是說開初她爭取的事是值得質疑的」。

根據避免暴力的原則，「隔開關愛青年協會和法輪功，是好正常、應該要做的，因為最容易衝突的就是這兩個（組織）」。再者，一個團體遮擋其他團體的橫額，實是阻礙了他人受法例保護的表達自由，「如果警察是維護市民權利的，他應該阻止關愛組織，但他們卻沒有，反而隔開市民，即是他們對侵犯別人權利的人好忍手」。然而這種「忍手」，卻是選擇性的。近幾年，每遇示威遊行，一旦有官員出現，警方總會隔出一條鴻溝，把示威民眾摒到視線之外；然而，當泛民、記者或市民被襲擊滋擾，卻是不了了之。雙重標準之明顯，令人訝異。莊耀洸形容，「對於任何質疑政府的，他們就鬆手讓那些團體（愛國團體）去鬧去攻擊，客觀效果是令人不敢出來示威。但支持政府的，例如對法輪功揮刀，就好鬆手。這種雙重標準，令人們擔心是『黨指揮警』」。

她的惱怒連結大不公

莊耀洸指出，梁振英的管治特色之一，是縱容暴力，作出法律以外的制壓，「某些說話不能說，某些團體不能撐，即是畫一個圈圈，在圈內無情講，但圈以外的範圍就很鬆。這不是法律，是一個無形的圈，要你識做」。要人「識做」，正是權力凌駕法律，對人民的一種不合理苛求。
世界沒有無緣故的恨，「人在某個處境下覺得很不公義，很多人都有這些反應」。自中學開始便參與遊行示威，身經百戰，看過激昂怒火，也見過淚眼模糊，他理解走上街頭時那種無法抑制的洶湧情緒；特別是面對權力機關不加解釋的拘捕唬嚇時，就更難以自控，「老師是有point的，她在履行公民義務，看見一些事覺得不公義、不合理，她只是質疑，自己又沒有個人利益。要去衡量的話，雖然她出了惡言，但也是出於公義」。比起馬恩國在議會公然辱罵長毛，林老師當下的惱怒，是連結着制度上的大不公。

辱警有罪？辱民無責？

然而，社會上不少人對制度的大不公視而不見，只執著於個人榮辱，誤把一己的自尊等同公眾利益與法治。事件後，兩大警察工會即廣發聲明予以譴責，並聲言有必要立法保護警員免被侮辱。莊耀洸說，「辱警罪或侮辱公職人員罪，我覺得是沒必要的。每個人都不應被侮辱，但如果要用法律處理，就要一視同仁，因為法律是保護弱者的，而警察本身是有權力的人。」各行各業打工仔，不管是公務員、老師、記者、律師、司機、侍應、清道夫等也常被罵得狗血淋頭，但也沒有法例保護。立法，最重要是保障弱者，「警察權力如此大，為什麼還要有一條特別的法律去保護他們？要立就要立法保護所有的人」。

自由國家與警察國家的根本分別，在於個人有權口頭反對及挑戰警方行動而毋須承受被捕風險。雖然美國有辱警罪，但法院予之大幅限制，美國公民一樣能對警察舉中指或講粗口，而毋須身陷刑責，「警察是專業的群體，整天面對市民挑戰，但卻不可以輕易嬲的，嬲就好危險」。警察也可以很「危險」，無論在體格或裝備上，均比一介市民更能傷人。面對權力，必須警惕。事實上，警察對公民一樣會粗言穢語，態度囂張跋扈。根據監警會2010/11年度的數字，對警察的指控總數為7182宗，其中涉及行為不當/態度欠佳/粗口的有2632宗，75%懲罰卻以訓喻為主，再無下文，「如果差人對市民態度不好、講粗口，或者侮辱，頂多都是警告，但如果市民侮辱差人就是刑事罪行，那不是很不對稱嗎？」一年前，有市民曾就警員以粗言穢語辱罵而投訴，時任警務督察協會主席曾昭科卻辯稱「各行各業都有人用粗口」，說市民「反應過敏」，同時希望公眾「諒解及包容」警察；如此一時一樣，令人嘖嘖稱奇。

再者，侮辱之言因人而異，莊耀洸提到2010年一宗美國案例﹕堪薩斯州一家極端保守的教會，每每在美軍死難者的葬禮上高喊「美軍該死」、「送你下地獄」，後來一位死者的父親到法院申訴，最高法院後以該教會的言論沒構成「清晰而立即的危險」而判其無罪，「即使言論幾差，都不應該受罰」。除了誹謗、偽證、淫穢、教唆或能構成即時危險的言論外，根據聯合國的比例原則，表達自由必須先於限制。美國著名大法官荷姆斯（Justice O.Holmes）曾言，「政府應該讓各種言論，在市場上公開和自由表達，有價值的言論會被接受，無意義的言論，將被淘汰，讓老百姓品評和選擇，才有真正的民主。」

缺席的人權教育

平白小事，釀成紅白對壘，令人始料未及。但細察探勘，不難發現小事若此，也潛埋着法律、法治、警權、個人權利與自由等宏大概念的交錯碰撞。觀乎事件的討論沸點均集中在「老師講粗口」上，卻蓋過了青關會侵犯他者的表達自由，或警方執法偏頗及不作合理解釋等重點，隱隱透視了不少香港市民權利意識的薄弱。這種鈍感，源自人權教育的罕乏。政府的決心和資源，大多投放到國民教育，對培育人權意識乏善可陳，「對一個政府來說，權利意識愈來愈強，可能會影響了政權或政府的管治穩定」，但人權猶如髮膚，保護個人免受損害侮辱，豈可不提？

莊耀洸研究香港人權教育經年，他批評人權教育無計劃也無策略，而老師本身的人權觀念也有偏差，「我們問老師，什麼是法治？他們通常會強調，法治就是守秩序、守規則，但法治的理念，愈是現代就愈強調人權。」他翻揭着一本本教科書，每頁密匝匝的都是熒光筆記，記下大大小小對人權概念的誤述﹕把「rule of law」（法治）等同「遵守規則」；又或是把守規則教條式般灌輸，「把法律和規則混為一談，無論法律還是規則，你都要守，從來不會去想這些法律和規則是否合理，不合理要怎麼做」。像林老師這般向警察、向規則質問的行為，在年年改版、自稱與時並進的昂貴教科書中，一一缺席。

不是自私，而是自律

不少教育工作者和家長都有一個迷思﹕推動人權教育的結果，會令學校紀律更難維持；更怕一些對人權一知半解的反叛學生，仰仗權利二字挑戰訓導或校長，莊耀洸解釋，「在理念上，個人主義是personalism，傾向較為自私，但民主、人權的基礎是individualism個體主義，即是我們說權利，也會尊重他人的權利」。在民主國家，人權教育沒導致自私，反之是愈發自律；但在專制國家，規則定到哪兒，人的自律性就停在那兒，沒臻善的動力，「因為在獨裁國家，你不為自己打算，就更加朝不保夕」。待人接物的道德界線，不同於規則；規則是最低限度的既定底線，但與人相處的界線，必須從體察他人所需所想、惜念對方的權利和感受所調整勾勒而來的，「你讓他們知道界線在哪，反而令他們成為良好公民，在學校經過鍛煉，就知道怎樣在其他處境找到那條界線」。倘若演練的機會也沒有，社會生活又怎能民主化？

不只是公約，更是生活操練

人權不只是鑲在玻璃櫃中的厚重公約憲法，更是實際的生活操練。莊耀洸說，一個人權參與者，一定要實踐；實踐，往往是默默無聞的深耕，不求聞達，只求義理伸張。生活中每個環節，都是個人與權力的拉鋸。他曾義務處理的案件多不勝數，包括2005年天水圍滅門案、菲律賓人質慘劇等，也曾耗時三年，為女教師爭取不穿裙的權利。當年身為婦進會員的他，為申訴人撰寫法律觀點，向平機會和法援署求助均被拒，「律師說，幫不過，因為不會贏，但我覺得不合理，值得一試」。來來回回，逐字逐句跟律師們互駁，終在兩年後得到平機會協助，令校方不得不和解賠錢。耗心勞力，有時也是「得個桔」，「跟一單case，要跟得好貼，好花時間，但是很值得，因為可以具體地幫到人。我們說人權教育，很空泛，但一個個案，就是切實地幫一個人」。

莊耀洸平日溫文雅靜，說起案情，每每躁動，卻也沒激動過態，有一種平熟的穩健；也是這種敦厚，才能令火心不至瞬間燒光。做研究、寫狀書，全都是義務。早前律師會頒發法律服務獎，一年滿一百小時法律諮詢已能摘金，但莊耀洸的時數超過五百，律師會破格頒他一個「傑出公益法律服務獎」。律師一字如金，分秒也是錢，但他沒計較，也沒想過把付出量化，「有些事，你見到法援署個律師這樣寫，你真係頂唔順。如果你對案件不認識，就算了，但如果你識一點，可以反駁，就覺得沒理由不駁，有知識就有責任」。對義理的堅持，始於對他者的關懷，以及對自身道德責任的要求。

警察也有人權

放眼當下，警權與人權恍如對立，勢成水火，然而莊耀洸說，「從體制角度而言，警察的人權教育也是很重要的」。他記得一件往事。99年他還是見習律師，參與死因庭一宗自殺案，死者是總督察陸永強。他因醉酒駕駛被判入小欖，在羈留期間自縊身亡。從其遺書得知，他的工作非常沉重，受到上司不公對待，又因警隊的飲酒文化而染上酗酒惡習，脾氣暴躁甚至打罵妻子，受精神病折磨多年，「警察好陽剛，無得升職就好大鑊，給自己好大壓力。如果他將這種情緒發泄出來是很危險的。其實他對自己也不好，太強調服從、紀律，覺得受到冤屈、不公道，底又花了，才自殺」。脫下制服，警察也是人，也會在體制中身受強權逼迫。人權不單重視個人的安樂，也是對他者權益的顧念，不忍他人受壓迫剝削，「難度你們不想整個制度公平一點嗎」？

清一色的呆板辦公室走廊上，一眼就能瞥見莊耀洸的房間。那馬賽克般的貼紙門框，加起來是數十年的歷史迹墨。莊耀洸自中學時已投身社會運動，所有有關民主、社運的紀念品，包括貼紙、海報、T恤，就連集會時人們接過便丟一旁的大會單張，他都細細珍藏，儲了過百種。每談到這些收藏，他就喜形於色，彷彿看見歷史的身影，翻過歲月的跌宕起伏，朝他這個老朋友問好。 （李澤彤攝）

文 阿離
圖 李澤彤
編輯 沈可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