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蔭聰 - 大陸違憲是正統 香港憲法不在場

星期日生活   2016年11月13日

【明報專訊】大律師吳靄儀撰文批評人大常委最近的釋法為「七違反」。文末她問：「常委會違反基本法的行為，特區有義務遵守嗎？全國人大或其常委會依據基本法所作的行為必須遵守；違反基本法而作的行為又如何？」吳大狀說得隱晦，但政治觸覺敏銳的親共報章，馬上指摘吳意圖煽動法官，拒絕按釋法內容來判案，以「司法審查權」挑戰人大常委的釋法權。

吳大狀把這個敏感問題拋給法官，政治姿態激昂。可是，她與同行每次反對釋法的黑衣靜默大遊行，反而欠了一點「激」的感覺。不要誤會，我不是要求大律師與法官去做長毛，我關心的是：一位法官「不遵守（人大常委）違反基本法而作的行為」，最需要的不是長年的法律訓練及浸淫，因為這些訓練與浸淫，令他傾向按着本子做事，而單從條文着眼，吳的問題是無解的。要「不遵守」，相反是需要相當強大的政治意志與決斷，而支撐意志與決斷的，不是條文，是法的精神。

港沒有創制故事 制憲想像

法的精神主要不是講程序，而是講歷史記憶、共同體想像與道德倫理，簡言之就是創制的故事。美國人談獨立戰爭、內戰甚至20世紀公民運動革命，英國人則動輒談大憲章、英國內戰、光榮革命等等。這對香港特別成問題。香港沒有這些國家的制憲時刻，我們的法制，全因殖民的歷史，把英國普通法制度移植過來，是別人給予的，例如，殖民時期，我們的憲制文件還是英皇制誥、皇室訓令這種東西！

《基本法》胚胎 逢六四陣痛

香港的法治比英國幾百年在民主革命中成形的普通法歷史要短，但卻比殖民晚期才成形的香港政治共同體的歷史要長，港人自治的想法，要到1980年才勉強成為社會共識。故此，民主化與法治是若即若離的，前者遲遲未有成果，後者有點老練成熟。香港前途問題爭議時，維持現狀派曾經認為，我們不需要民主改革，保持（英國人給我們的）法治便好了，港英可以擔此重任；後來《基本法》的制訂，遇上八九民運及六四鎮壓，恰好是香港人最覺得中央不具正當性的時刻，我們在風雨中擁抱着我們的法治，而新生的《基本法》在政治上顯得先天不足。

本土政治呼號 「法」的缺席

對香港「法治」的認同各取所需，有人因為恐共、戀殖，有人因為職業的光榮感、本土政治的投身，連親建制與共產黨也口口聲聲要保護香港法治。總而言之，一種孤立於政治體制及想像的「法治」觀念，成為香港人的核心價值，一種低度政治化的共識。今天仍有人認為，堅守法治，是為了令香港公平公正，營商有利，民主化可以慢慢來。於是，法背後，總缺少政治共同體的想像，甚至有人認為應該盡量與政治無關。近年的本土、自決、港獨派在基本法的鳥籠之外，提出人民主權，談到「法治」作為核心價值便是句號，很少談及法治的歷史精神與共同體想像。城邦派算是最講法的，但他們提出了問題，最後交出的答案卻不合大眾口味也不對題——「永續基本法」。

在香港還缺乏法的精神時，中共卻在憲法精神上下了許多功夫。再橫蠻的人，也有一套說服自己的道理，就好像《大時代》裏的丁蟹，總是覺得自己對。既然人大常委有釋法權，就有一套「法」的道理。不過，這套道理的起點很弔詭很諷刺，恰好是中共的違憲。不分左右，大陸憲法學家同意，「違憲」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史裏的一大主題，也是近20年來國內憲法學界的爭議點。

毛年代起— 政策上馬才回頭制憲

毛澤東年代搞的政治運動，違憲行為當然層出不窮，不勝枚舉：各級政府隨意侵害公民基本權利及人身自由（甚至性命），毛主席把國家領導人鬥倒拉下台，就連憲法清楚規定的全國最高權力機關人大（規定每年開一次會），在文革期間也10年不開會。毛澤東死後，違憲也沒有停止，例如，1978至81年間，為了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人大常委立了大量法律，但是，根據78年的憲法，人大常委根本沒有立法權，立法權在全國人大會議。許多經濟制度如農村家庭聯產承包制、土地拍賣等等，也是先上馬，之後才逐一加入憲法裏。因此，黨政機關不斷違憲，協助打造了中國式資本主義。

這倒不是我這種反共港人的看法，而是連官方學者也承認的。有香港人可能還記得，多年前駐港中聯辦有一位名叫郝鐵川的官員（記得「國民教育科健腦論」嗎？），他來港前當法學教授時，便提出過著名的「論良性違憲」（1996年），因此在法學界名滿天下，也可能因此棄學從政，青雲直上。他認為，中央政府為了適應歷史發展，在沒有修憲前，便做出違憲的事實，但因為於國計民生有益，符合歷史發展，所以是良性的。

這種奇談怪論之所以出現，是因為中共由一個自命革命進行專政的黨，漸漸轉變成集中經濟建設且永不下台的執政黨，卻又要打扮成與主要西方國家類同。而且，「法治」在毛澤東時代之後，亦成為國家建設目標。可是，中共要如何面對過去甚至現在的違憲事情呢？中國要不要成立獨立於政府及執政黨的審查違憲機構（如美國等的各級法院、歐洲部分國家的憲法法院及憲法委員會）？

中共史觀— 先保障黨的正當性

郝鐵川這種「存在就是合理」的說法受到同行批評，例如童之偉、賀衛方等傾向規範主義的憲法學家，明確反對違憲有「良性」一說。自由派鼓吹中國建立憲政，以法律自身規範為原則建立法治，限制政府權力及保障個人權利。因此，他們大多支持獨立的司法審查，而親中共一方便要想辦法解釋，何以自由派的觀點不對，以及為什麼現在中國的憲法及政治制度是可取的，換言之就是中共的政治正當性問題。

中共習於政治理論先行，如江澤民的「三個代表」理論或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繼續以法之外的理由來為違法違憲行為辯護。因此，自由派憲法及法理學家指中共統治沒有憲政，中共甚至曾恐慌至要把「憲政」二字定為敏感詞查禁。結果，自己總是背着「違憲」的罵名，在憲政問題上失卻了話語權。

故此，親官方的法理學家並沒有閒着。近10年來，大約在胡溫當政中後期，他們趕上了外國理論時髦，嘗試提出自由主義以外的憲法理論，甚至發明了一門學科——「政治憲法學」。他們當中有港人較為熟悉的強世功（曾為中聯辦研究員），以及雨傘運動後開始評論香港的陳端洪，兩人皆為全國港澳研究會的委員。

最高「制憲權」 有搬龍門沒違憲

強世功運用非成文憲法及所謂「現實政治的憲政生活」的概念，提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在歷史及憲政地位上先於成文憲法，以非成文憲法作為新中國的「根本法」（fundamental law），因此，只要符合這根本法便沒有所謂違憲。陳端洪則從「制憲權」（constituent power）入手，指「中國人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是第一根本法，領導人民的中共不止是制憲時刻的主權代表，而且是時刻代表人民，是制憲權的常在代表，進行政治決斷，維持人民集體的生存，推動國家民族發展。由於任何國家制度、成文憲法都是源自「制憲權」，所以，不能構想一種司法審查制度來審查比它高的主權代表。反過來，在「例外狀態」，即人民主權的生存與發展受到威脅時，它更要出場。

中央一面不許違憲審查的司法機構及程序，另一面打壓提出自由主義式憲政訴求的法學家及平民。因此，這套政治憲法學除了是自說自話，為中共開脫，其主要功能是嘗試在文化民族主義之外，建立一種陳端洪所說的「憲法愛國主義」，即透過體會憲法的歷史及原則，凝聚對政治共同體的熱愛。

從這套政治憲法學角度看，我們可以對中港政治關係有些新理解，例如，何以北京政府要在香港搞「熱愛基本法」這種活動與口號。更重要的是，這次人大常委主動解釋香港基本法，甚至染指修改或補充法律，北京固然視為主權常在代表的一次政治決斷。而且，這甚至是一場難得的實驗：主權代表要面對特區的憲法審查機構——最高及終審法院，香港屢屢鬧出的政治風波，特別是宣誓及「港獨」等問題，讓人大常委一顯身手，在普通法地區有變相修法、立法的演習機會。

回到香港，當我們以「捍衛司法獨立」之名的時候，除了包含着一種恐共情緒外，是否要尋求法治背後的政治共同體的熱情？沒有創制的故事，沒有法的精神，我很難想像法官敢以「司法審查權」對抗中國主權代表。

文：葉蔭聰

編輯：何敏慧

讀書／開卷看天下：異見與沉默之間

星期日生活   2016年7月10日

【明報專訊】最近有兩個香港人成為「異見者」：一個是歌手何韻詩，一個是書店店長林榮基。他們各有因由，但帳還應算在中共領導的國家機器頭上。從兩人身上，可以看到這副無遠弗屆的國家機器無意之間，正在打造一種異見文化。

所謂異見者，從來不只關乎思想，也涉及位置、姿態及身影。昔日，一般人的印象中，異見者多是知識分子，雖然現實並不都是如此，但「知識分子」的巨大身影總佔據着大眾目光。例如，1989年北京學運領袖是英雄式的知識分子，2014年雨傘佔領運動裏，有戴耀廷般的學者，雖然遭部分群眾質疑，但公眾目光也離不開「雙學」的幾名學生。異見知識分子的形象是：弱小的書生，提出猶如天理律法的原則（港人反而有時喜歡自貶之為「底線」），面對強權。

何韻詩與林榮基則有點不同，在雨傘運動期間，何由歌手變成明星級社會活躍分子，接着成為被中國官方全面封殺及打壓事業的藝人代表，一下子成為香港「有種」人物。林榮基只是書店店長，卻因「中央專案組」成為「銅鑼灣書店事件」這件大案中唯一的異見者，喊出港人不向強權低頭之聲。兩人在公眾面前展現了勇氣，作出了犧牲，現出了「知識分子」的身影，成為強權的對立面，但原因不是他們本來有着所謂「知識分子」的職業、思想及社會位置，把他們推到那個位置的，是無法無天的國家機器。

簡言之，愈來愈多的「知識分子」不是書生，不是縱論天下之士，任何人似乎都有機會被送上那個位置；當然，這還在乎於個人那一刻的道德決定，妥協還是不屈。

知識分子責任的爭論

差不多同一時間，在中國大陸因為楊絳去世，引發了有關知識分子責任的爭論。有人指摘楊絳及錢鍾書雖然名滿天下，但除了在文革後留下《洗澡》及《幹校六記》等外，在反右文革期間，還是毛以後的時期，從來沒有為社會政治不公仗義執言，他倆不是知識分子的表率。相反，有人以自由主義的原則，認為任何人也有沉默的權利，誰也無權指摘錢楊二人。不久，徐賁發表了頗受注目的〈沉默是知識分子的「權利」嗎？〉一文，指知識分子對公共事務保持沉默，雖然是公民權利，但畢竟沒有盡自己的社會道德責任，即康德所說的「不完全義務」（有別於屬道德底線的「完全義務」）。換言之，仗義執言你可做可不做，但若做了就能表明你盡了公共知識分子的特別責任。而著名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張鳴則回應徐賁，指他說得實在太輕巧了，在嚴苛的環境裏，保持沉默是情有可原；張還暗示，徐身在海外，只是展現一種「看客式的勇敢」，令爭議火上加油。

用香港例子對照這場爭論，我們也許可以得出一種頗為後現代的回應：以天下為己任的「知識分子」，只是某時某刻專權把人推至某種絕境的結果，是媒體及公眾渴求及想像的景觀，根本不存在一個叫「知識分子」的群體，那麼，還談什麼「知識分子的」責任呢？社會學家鮑曼說過，「知識分子」只是一種戰鬥召喚，而在如今的中國，徐賁要召喚一場怎樣的戰鬥？似乎這場爭論裏的人也說不清。

我其實並不那麼後現代，畢竟，一般人大部分時候都不是活於兩極。只有少數人以異議作為終身職業，以至生活的主軸（例如劉曉波）；至於完全保持沉默者，在最壓抑的專制極權時期也許常見，但終究並非常態，否則如今的監控審查者也不用那麼忙碌了。在這兩端之間及之外，那些擁有文化資源與地位，被視為最典型的知識分子，到底在做什麼，他們行為的道德意義是什麼，我以為更值得我們認真對待。

在這個背景下，我介紹大家讀一下《沈從文的家國》。作者李揚是搞文學的，但他在撰寫這本有點像傳記的書時，心中必定想着許多政治問題，否則，他不會從沈從文文學創作末期，即1940年代，作為起點。

沈從文的沉默後半生

全書的起點，正是解放前夕。在中共政治運動還沒有全面開展（雖然郭沫若等已撰文批判他，指他為「反動作家」）時，他已停止文學創作，他大概預感到，自己強調「人性」的文學觀，並不容於中共工農兵革命文學，他甚至在1949年自殺過。可是，他一生幾乎沒有公開發表過批評中共當局的文章，私人書信提及的也極少而零星，相反，李揚從他1952年至文革前的書信中，找到不少接受「改造」的證據，他還寫過歌頌新社會的詩文！文革時他當然也逃不過被批鬥，但1980年時文革已過，他受邀到美國講學，他還把自己的經歷輕描淡寫，甚至否認當局限制他寫作。用徐賁等的看法，他不是勇者，更不是時下香港的異見者。若有人要用「沉默」來形容沈從文的後半生，甚至不再視他為知識分子，亦無不可，他不像文革時犧牲的遇羅克、張志新及林昭等這樣的烈士。

可是，作者在書中卻微微透露着對沈的敬意。在中共掌權後，沈雖然偶然心癢要重新創作，但總是無疾而終。他的下半生光陰，都花在文物研究上，寫下了行內人讚歎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然而行外人，特別是搞文學的，可能真不知他在搞什麼玩意。最寬容的讀者，大概只能欣賞他的毅力。雖然物質條件匱乏，得不到領導歡心，但他卻在歷史博物館裏的工作中找到自己的人生意義。在政治運動高峰期，跟所有知識分子一樣要被改造、被批鬥，甚至要下放到農村幹校，即使後來可以回北京工作，卻要躲在自己殘破的斗室中做研究寫書，他還是無怨無悔，甘之如飴。

「堅持工作 留下一些東西」

有評論說，沈從文小說的人物故事，大多並不關於出走或對抗，而是「留下來」的結局。他自己人生最後的幾十年，在政治上最艱難的歲月，恍如走進了自己的小說裏，盡是「留下來」的故事，甚至可說是「投進去」，投進一個無力改變的體制裏，但他卻能在當中找到自己小小的天地。他在家人、同事及朋友眼中，是個忠誠的「鄉下人」，同時，他大概為歷史博物館及社科院歷史研究留下專業及敬業的模範。但是，他沒有為自己的事業及人生轉折，作多少文化與道德的詮釋，他最後只是淡淡地說：「許多人在運動中都犧牲後，就更需要有人頑強堅持工作，才能留下一些東西。」

我還在琢磨他留下了什麼「東西」，我不知道，在這個年頭，還是否有人有我這種興趣，閱讀及思考這種卑微的故事，審視那些算不上是勇敢的人生抉擇。然而，我真的更有興趣知道，何韻詩今後會如何做她的歌手，林榮基留在香港會如何過他的生活，我想，那絕不是幾天的媒體頭條及網上洗版可以告訴我的。

文：葉蔭聰

編輯：馮少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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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蔭聰 - 大學的「常規」

星期日生活   2015年10月4日

【明報專訊】聽着爆料人馮敬恩同學複述校委會成員對陳文敏的負評，我感到有點似曾相識。

容我事後孔明，借用法律用語：綜合各種「環境證供」，陳教授其實必定出局。親共報章今年一月率先大肆攻擊陳，指他縱容屬下搞「佔中」，不適合當副校；接着二月左右劉進圖、郭榮鏗均指聽到政圈中人談及政府高層向校委會成員施壓；而校委會面對物色委員會的唯一推薦，一反過去慣例，拖字訣，甚至弄出「等埋首副」這種笑料。精明的讀者早已「打定輸數」，部分校友及公眾的抗議，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

公眾期待「爆料」，想知道究竟那些建制派校委會成員以什麼理由來否決。但是，既然結論已定，那些理由只是藉口，確證自己的猜測：北京及特區政府的確干預港大。說到底，讀者沒有從這些「爆料」讀出更多來龍去脈，接下來只是等待學生會否罷課抗議。

但作為大學裏的教員，深感這些負評荒謬之餘，卻是「熟口熟面」，而且，我亦讀出更大卻更隱秘的大學政治「潛規則」。我們不妨換個角度去問：投反對票的校委會成員為什麼認為他們口中的理由聽來合情合理？

首先是「博士」學位，這早已被視為大學聘用教員的「常規」。不過，正如不少人指出，法律界根本極少「法律博士」，陳教授曾在歐洲人權委員會長期任職，又是名譽資深大律師，按常理，這些名銜要比什麼「博士學位」更罕有。可是，在大學裏，「常規」往往比常理重要。

第二，研究及出版「不足」。這也是近十數年大學的「常規」，其指標是學術論文數目，被「搜尋過」次數（應是「被引用」吧），在相關領域裏是不是重要的發表人。一位網上專欄作者很用心地做過查證，陳教授的論文數目超過一百篇，被引用的次數更不是據說的「四次」而已。不過，「多少」其實沒有確定標準，如果是一位更細心的建制派委員，其實可以進一步質疑他所投的期刊排名不高（也是根據引用次數來計算的），學術界都知道，那些排名很高的英美期刊根本不會有多少香港法律研究的文章。

這些「常規」並非合理

若從大學內部遊戲規則看，這些建制派校委會成員自認用「對」了常規，只是他們完全用錯了地方。首先，正如葉健源等指出，校委會一般要尊重物色委員會的專業推薦。此外，如果他們在討論聘用一位助理教授，或者是考核助理教授是否能升等級獲得終身合約，那些有關學歷與研究表現的常規是勉強用得上的。但他們好像忘記了，現在是考量負責大學人事的副校長任命。正如陳文敏回應說，他的學歷及學術水平早已獲物色委員會確認，其實，準確來說，多年前獲聘教授及任命為院長時，便早已確認了。

作為大學教師，我期望公眾不單要為陳教授感到不平，也應透過那幾位校委會成員的拙劣表現，讀出現今香港大學管治大學教職員的「常規」，而且要明白，這些「常規」並不是那麼合理。

陳教授在爭議聲及鎂光燈下被無理否決了副校一職後，起碼還有教席，但是，有更多比陳教授年輕的學者，被類似的常規不獲續聘，或乾脆便排在學術殿堂之外，無人理會。有許多人為陳教授呼冤，但很少知道那些年輕學者的遭遇，也不會有人為他們爆料，外界連政治猜測也沒有機會。

「非人話」評核

當然，你可能會說，平常大學人事聘任及評核問題，無關政治。作為一位文化研究工作者，我們相信，政治在日常最不為人所察的地方發生，像陳文敏這種路人皆見的大爭議，的確是「百年難見」。其實，如果有心人當初連物色委員會也「搞定」，陳文敏的名字根本連在校委會中出現的機會也沒有！一般市民對日常大學運作的認識，只能透過貌似中性及專業的語言、論述及概念範疇，得出一些平淡結論，上不了新聞版面。例如，一位大學教師不獲續聘，只是她的出版文章的量及質未達標，投稿的期刊impact factor太低，未達「世界級領導地位」（world leading）或「國際性卓越」（Internationally excellent）等等，這些不太像人話的用語，都是各間大學、研資局（RGC）及研究評審（RAE）習用的。那些校委成員的理由，其實只是這些「非人話」的低級版本，類似香港親共報章用英國人發明的RAE成績來批陳文敏領導無方。

這些關卡看似中性，可是，在實際操作中，愈是年輕，愈是花時間在本地思想、學術及政治活動的學者，愈難跨過去，也愈容易讓有心人殺於無形。若加上不在英美名牌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則更添一份危險。事實上，這種評核已成為大學老師的日常生活，不少人曾遭系主任、院長或校長軟硬兼施地「照肺」，叫我們按遊戲規則辦事，多寫英文論文，少寫中文文章，多投些稿給那些排名很高但沒有多少人看的期刊，比給《明報》寫稿有益得多。

我有一位朋友，在本地大學拿博士學位，比起一眾相近學術背景的同代人，她算是幸運，獲某本地頂級大學聘用。她教研俱佳，在香港政治研究中算是出色，既有專書及期刊文章，也編過好幾本文集，在本地學術圈也頗獲好評。她曾是個社會及政治活躍分子，但為了飯碗也算是頗為低調，努力工作以求達標。然而，經過六年終身軌（tenure-track）合約後，經評核後不獲續聘，因為大學需要更有「世界級領導地位」的名牌大學博士及教授。當然，新獲聘的人大概不會是研究「香港政治」—— 一個國際學術圈不怎麼看得起的領域。

排斥有心學術與思想的教師

北京政府伸手進大學高層，我不會感到太驚訝，連有民主選舉的印度也如是。在穆迪（Narendra Modi）當總理後，先後爆出他干預那爛陀大學（Nalanda University），把擔任校長的諾貝爾經濟學得主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趕走；之後，又涉嫌把自己的親信兼不入流演員安插進印度電影及電視學院（FTII），擔任學校的董事長，學生因此進行了一百天的罷課抗議。然而，要理解香港大學政治的特殊性，用「染紅」來解釋只觸及冰山一角。在媒體及公眾雷達偵測不到的大學角落，其實每天都透過英美主導、貌似專業中性的評核及人事體制，規訓、擠壓、殘害及排斥有心學術與思想的教師。北京或香港的政治怪手，也樂見本地大學繼續作為英美學術殖民地，在這方面，他們倒並不那麼在意「去殖民化」的。

葉蔭聰 - 喪屍治港

周日話題   星期日生活   2014年10月5日

【明報專訊】著名學者丁學良在網上說，英國政府花了一百五十年把香港變成非政治化的城市，中國政府只花了十五年把香港變成政治化的城市。說得很對，不過，中央的能耐不只這些，它還極速把香港的泛建制派變成「喪屍」——一群行屍走肉對民意、社會抗爭等等毫無反應的活死人，一切交給北京政府、中聯辦與梁振英發落。

十月二日晚上十一時半，當香港史上極為罕見的全城佔領運動已持續了五天，梁振英與林鄭月娥終於出來表示，會短期內與學聯會面。一個正常的政府，應該會在一個多星期前數以萬計學生罷課時，便應跟學聯對話。政府一直想拖垮運動，耗損敵人，而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而且，愈往後拖，談判的難度愈高，愈來愈沒有意義。罷課時，學聯還算是代表學生，現在，不要說林鄭月娥無法說服學聯，即使可能，街頭的市民也不會接受。至於佔中三子，北京及特區政府動員一切孤立、打擊，可是，他們現在已變成歷史人物。你要跟誰談判？警察派出談判專家到現場苦口婆心，簡直是鬧劇。

英治時代建制派相對自主

溫順的香港市民變得不怕警察、催淚彈、逮捕、坐牢，他們在街頭盡顯政治智慧、情感充沛 、具行動力之時。相反，香港的建制派由上至下變成喪屍一般，毫無反應。能發聲的只像跳了線的黑膠唱片，喃喃自語，重複各種「無用論」。羅范椒芬的廉價眼淚，以及曾鈺成跟李柱銘及黎智英會面，是唯一的生命迹象，香港市民能得到的僅有人性反應。

港英統治香港百多年，一直培植高等華人，與之合作，是為香港建制派的源起。我們不妨看一下一九二五年的省港大罷工，同樣癱瘓了香港政經商貿，當時與英國人合作的華人領袖周壽臣，在反英罷工爆發前，已在國民黨的孫科及港督司徒拔之間斡旋；爆發後亦多次商討解決方案，爭取給工人賠償以及滿足其他訴求。最後周壽臣無功而還，強硬的司徒拔不買他帳，革命風潮之中的工人也視他為買辦代表，只是保護華商及英國利益。但是，你不能不否認，他還是有相對自主性，有行動力，而非唯唯諾諾。

香港由殖民時代至今，沒有執政黨，過去是殖民地部派來總督統領，如今是北京欽點小圈子點頭的特首，但是，他們無法長期及公開組織黨工及班底，除了既有的公務員官僚，其中一大依靠就是眾多建制派人士。總體而言，他們保守維穩，抗爭人民眼中的敵人。但是，基於他們成分複雜，利益分殊，思想雜異，統治者能籠絡，能行政吸納政治，但一般無法完全統一他們的意志及行徑。因此，在重要關頭，他們不是坐着聽上頭指示，而是自會在狹縫之中找空間，這就是我說的相對自主。

中央定調後做應聲蟲

自過渡期開始，中共在準備收回香港的同時，也接收了這些建制派。在回歸初年，建制派仍然有僅餘的相對自主性，在政治危機中發揮作用。最著名的是二○○三年，超過五十萬人上街反對國家安全法，兩日後，自由黨田北俊上京，回來後表示，不接納董建華的立法修訂及二讀，令國家安全法擱置至今。

如今整個建制派紋風不動，不要說是問責官員及行政會議成員，就算是小小的諮詢委員會委員也沒有人站出來，做點事，他們只懂在中央及梁振英定了調之後出來做應聲蟲。不要說是逼宮，連勸諫我們也聽不到。街頭運動，其實就是群眾與中央之間的政治角力，但一眾建制派只是魯迅先生筆下的「看客」，他們的記者會只是「毫無意義的示眾材料」。他們甚至看着政府及警察縱容愛字頭之類的流氓惡棍，拳打腳踢旺角示威者，扼殺對話的一線曙光，依然袖手旁觀，這就是梁美芬多月前倡議的「民兵」嗎？

我人微言輕，幾天前，還是膽敢在網上呼籲官委公職人員辭職，製造壓力，迫使梁振英下台。我太太林藹雲是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邱誠武昔日在報館裏的舊下屬，她幾天前也寫了一封公開信， 請求他辭職。黎廣德先生也寫給他的老同學林鄭，要求她辭職。可惜至今亦如石沉大海，沒半點回音。甚至連一些職位不太重要的諮詢委員會委員，也沒有人走出來給政府一點壓力。香港人心不死，但香港建制派恐怕已成喪屍。

怎能靠一群喪屍治港

我無法知道，中共是如何把建制派的丁點相對自主性完全滅殺，也許我把人的道德良知想得太高了，有的只是平庸之惡，也許我低估了中共的威迫利誘，穩定真能壓倒一切。但是，我真不明白，即使政府可以武力清場，或靠拖延戰術把運動拖垮，發動建制群眾鬥走抗爭群眾，一群喪屍又如何治港？他們要咬死我們，把我們也變成喪屍嗎？中共的全面管治真的可以不需依靠建制派的相對自主性，不用任何間接管治手段嗎？

我一直希望，香港這群喪屍像荷李活電影《熱血喪男》（Warm Bodies）裏的喪屍一樣，能重新感受到點點體溫，講出半句人話，尋回半點良知與理性，復活過來。難道這真是遙不可及的奢望？

文 葉蔭聰
編輯 梁詠璋

葉蔭聰 - 嶺大校長風波 陳智思之犬儒與麻木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6月18日

嶺南大學任命校長一事弄得風風雨雨，但我沒想過，在昨日（17/6）的諮詢會上，竟然目睹以下一幕：

學生會會長葉泳琳質問台上的校董會主席陳智思：在遴選校長的委員會裏，我是觀察員，但為何不給予我任何候選人的資料？

陳智思說：你只是觀察員，按大學條例，你不能投票，所以也沒有文件。

葉泳琳追問：那麼你為甚麼強行要求我就連名字也不知道的候選人發表意見？

陳智思說：因為我們需要學生參與。

陳智思面對傳媒追問大學任命校長之時，多番強調的「學生參與」是徹頭徹尾的「被參與」。我從來沒有想過，這樣近乎無賴之言會出自一位大學校董會主席之口。而且，當時還是被推薦人選的鄭國漢笑指身旁的陳智思說：他是我的boss。這讓我毛骨悚然。

我曾經不明白，為何學生只在大學三年，好像比我這位入職十餘年的老師還要着緊校長遴選？以上一幕，令我終於明白學生為甚麼會憤怒。因為，他們比我這位低級職員更直面一個無賴的制度，以及當中的犬儒之輩。

校董會裏有一半成員是特首（校監）委任的，所以，為甚麼現在的主席是行政會議成員陳智思，為甚麼上一任的主席是梁振英。學生會會長有一票，但校長任命不能投票，雖是遴選委員會的觀察員，但不只沒投票權，連文件也沒有。嶺南奉行博雅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我們教學生民主自由的價值，要獨立思考理性辯論，但我們竟然要讓他們近乎絕望地嘗試實踐自由民主與理性思辯，這真是香港的縮影。

最讓我擔心的不是甚麼政治任務，而是由陳智思所代表的犬儒與麻木，污染大學與社會。他可以面對幾百位學生老師的質疑與抗議，還可以氣定神閒地說一句：一切按程序辦事。這個所謂程序不只威權主導，經不起一點專業與學術拷問：何以全球招聘校長，竟然找不到一位有傳統或新興人文學科背景的教授？最後竟然是一位自認不太認識文學院在幹甚麼的本地商學院教授是最佳人選？還要趕着校董會今年度最後一個會期，在師生放暑假之時來一個諮詢，兼即日宣佈結果？這樣的遴選、諮詢與人選，惹起任何猜疑，都只是咎由自取。

昨日爭論得面紅耳赤的同學，好像得不到任何成果，但是，他們已身體力行實踐了古典意義裏的"liberal arts"──以自由人身份參與公共生活，儘管這一切發生在一個充斥虛偽的體制之中。感謝同學為大家上了寶貴的一課。

葉蔭聰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助理講師 

葉蔭聰 - 中國邁向全球：不完全的強國

開卷看天下   星期日生活   2013年6月2日

【明報專訊】在英語通俗讀物中，談到中國政治經濟，往往分成「淡友」與「好友」兩派。前者預言中國即將崩潰，後者則認為中國是與美國匹敵的新興強國。而「好友」之中，又分兩類，一類是鼓掌歡呼，一類是憂心忡忡「中國威脅」。國際關係學者沈大偉（David Shambaugh）花了五年時間，寫下《中國邁向全球：不完全的強國》（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他從一個他全稱整全的角度，評估中國在全球政經文化中的領導地位。

沈大偉用宏觀資料，分析中國在外交、軍事、全球管治、經濟、文化等的力量，與美國及其他發達國作比較。他發現，中國的國家力量，雖然足迹遍全球，但是，面對美國還是望塵莫及，在某些方面比歐洲大國還差。

單論軍事便最明顯。無論解放軍在東亞如何擴張，距離美國在全球370多個軍事基地的帝國大版圖還是太遠了。至於中國引以為豪的經濟實力，雖然在GDP及出口數字驚人，但是，也說不上是控制全球經濟，最多也是靠進佔低端市場分額，例如，中國廉價的工業產品的確加速發達國家去工業化，也打垮不少第三世界工業，但是，世界工廠難在高端或策略性位置佔優。在資源控制方面便更明顯了，以近年國際關注的中非關係為例，中國國營企業雖在非洲及部分南美洲擁有一些礦產（配合爭回來的基建工程合約），但與歐美公司控制的相比，還是微不足道。中國需要的大量金屬原材料基本上還是靠買回來的，而壟斷市場的亦正是西方大企業，中國能控制的礦產大概只有稀土。不止礦產，還有高端科技，也得靠國際市場，以及西方國家放寬限制。難怪由胡溫到現在習李，都比任何西方大國更怕貿易保護主義，因為對中國來說，錢解決不到的問題的確是難題。

比較歐美 中華未成氣候

至於外交與全球治理，沈大偉更有點嘲弄中國，形容這個大國只能說「不」，例如在聯合國否決英美議案，卻提不出「是」，無法改造美國打造的國際秩序。

談到文化，中國的軟實力更無法跟大國相比。不要說美國了，過氣英帝國的英國文化協會能為英國人掙大錢，單看大量華人去英國留學及旅遊便可知一二。中國的孔子學院花大錢進駐世界各大學，拉攏海外人士，還要被批評為心懷不軌，招募海外洋「五毛」。美國政府不需直接投資荷李活，便有美國大片宣揚美國精神，還掙盡天下戲迷口袋裏的銀両。中國大片再強也只是民族工業，養肥一群中港台電影大亨，然而，這個民族市場之所以可能，還得靠中央守着大門口，限制美國電影進口才能達成。沈大偉得出的結論是，中國還是個不完全的強國（partial power）。這個結論對中國人來說，一點也不稀奇，中共領導人也經常強調，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沈大偉一書的最大功用，在於幫助美國精英減少中國威脅論帶來的不必要焦慮。沈處處以美國或歐洲大國為比較參照點，不難看出，相對美帝國，中共打造的中華「次帝國」還不成氣候。顯然，沈大偉一書表面是俯視角度或宏觀分析，但其實多少也是中美強勢觀點（Sino-Americana）下的產物，即強權之間的實力比較。因此，他無法從其他地緣位置理解大國崛起的意義。對於活在東亞的我們，又或者發展中國家如非洲及拉美，所謂不完全強國的冒起，已足夠改變以至支配我們的生活世界了，她跟美國國力的比較其實對我們的意義不大。

香港人權倒退 美政商界不上心

對非洲及拉美不少第三世界來說，走資中國的冒起，打破了他們對中共革命或另類出路的幻想，毛主席的三分天下，蛻變成來自東方的一個新興資本帝國。歷史上哪一個比較好，比較壞，都不是重點，第三世界都是新舊殖民地；不管是中是美，都是勾結當地的土豪劣紳，榨取資源。對於久活在美國主導的冷戰及後冷戰的我們，這個不完全強國其實與所謂完全強國美國根本就不是對立，而是互補。例如，香港作為金融資本城市，早有華爾街大鱷的地盤與足迹，而中國金融資本進佔香港，也得到美國金融資本協助，讓大量國營銀行體制改革，上市集資，加入全球資本遊戲。除了中美共同的金融資本既得利益外，中國早成為美債最大持有者，擁有大量美國資產，支撐着美國的金融遊戲、財政擴張與量化寬鬆。因此，美國政商界對中國的人權問題的關注要不是無能為力，就是口惠而實不至，對區區的香港政改及人權倒退更不會上心。

沈大偉提出的「不完全」強國，我們可能需要作另一番解讀。「不完全」的關鍵，不是她還未成為美帝，而是在於她未能完全（或永遠無完全）把其周邊的華人地區併入其國家體系之中：港澳還有半真半假的一國兩制，台灣則是一個實質的主權國家。反過來看，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體系亦多少需要這些「不完全」來維持，她們是中共國家資本大計的策略性地區。而且，正如沈大偉說，中共還沒有意圖及能力推動全球治理的制度及標準，它是一個自利、短視及務實的國家政權，追尋自己的國家利益與權力，而且對自身統治的穩定性充滿了焦慮。因此，在她邁向全球的路途上，其着力點之一，很明顯會在這些未完全國家化或大陸化的區域。對我們來說，這些「不完全」狀態裏有多少是大國強勢支配控制？有多少我們可以協商調整？有多少空間可以抵抗與創新？香港人似乎需要作更系統及全面的分析與評估。

「不完全」強國須另一番解讀

簡而化之的「強國」論，甚至族群化的「強國人」說，跟美國人的「中國威脅論」一樣，恐怕只能製造宿命論式的敵意，或神經過敏，無助於理智的分析。沈大偉細緻的資料比較與分析，雖然有中美強勢觀點的缺點及偏狹，但他的分析精神還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文 葉蔭聰

編輯 顏澤蓉

葉蔭聰 - 由反建制到改變現狀

2012年10月22日

【明報專訊】梁恩榮與盧恩臨上星期在「觀點版」的文章可謂及時雨，為不善於積累與反省的香港運動，指出了思考及實踐的方向。他們擔心在擱置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之後，學校及老師很有可能退回到非政治化的狀態，避開政治內容。因此，他們提出，當務之急是重構公民政治教育。

他們啟發了我想再循着這思路想下去。反國教運動以「反洗腦」為主題，矛頭指向意圖整合思想教育工作的中港建制派，這個略嫌簡化的主題，在危急關頭，情非得已，是可以理解。但是，擊退一次建制派企圖，不代表改變了香港教育生態，要改變，也不能停留在原來的議程。換一個較學術的說法，「建制」（The Establishment）不同於「現狀」（status quo），前者是有名有姓在上位的統治精英及其統治機器，包括特首、局長及土共陣營中的國教大旗手；然而後者則是遍佈學校與社區的權力機制，就像傅柯（Michel Foucault）所說的權力一樣，猶如微絲血管，遍佈各處。反國教團體提出「遍地開花」，花就是要開在權力機制之中。

「遍地開花」

花就是要開在權力機制之中

很長的一段時間裏，在反國教運動中，大部分人的目光投放在政府總部。可是，不要忘記，不少鬥爭也發生在中小學。有校友及家長在原來打算開設國教科的學校門外設街站，派黑絲帶，不少校長大為緊張，甚至發生衝突。而且，當有家長嘗試乘着運動聲勢，試圖提出意見及參與學校的課程籌劃，立即便發現，學校幾乎不存在民主協商的空間。非家長人士固然被拒諸門外，不少校長還一如以往，把家長諮詢會變成訓導會（學生日常的狀况可想而知），親校方的家長竭力保皇，異議的家長難有寸進，更有學校當權者擺出一副「你不高興可以轉校」的嘴臉。

被痛擊後的重新部署

有許多家長感覺到，政府總部的高度敵我「群眾vs.政府」的邏輯，在學校裏是派不上用場的。因為，學校的領導層作風雖不民主，但並不是刻板印象中的大獨裁者，他們更像一位企業家或CEO。學校的生態盤根錯節，學生是訓育對象，老師是員工，家長被定位在不被預設能參政的消費者，而學校則有點像一家公司。例如，有某小學的校長原來已打算開展國民教育科，她本身沒有什麼很明顯的染紅背景，她支持國教的理由也不是忠黨愛國，而是因為愈早開辦便愈早拿到政府資源！而這對學校發展是大好機遇。香港的中小學校在不經不覺間已變得愈來愈重視競爭力，不過，它們不是在商業市場中競爭，而是在政府資助體系、公關形象戰、家長偏好等等之中競賽。其實，本地教育研究學者蔡寶瓊等早已有研究，勾劃出這種港式教育的新自由主義風氣。

至於校本條例及法團校董會，可能削弱了一點辦學團體的自主權，讓多一點校外的力量參與。可是，親建制陣營早在不少家教會中相當活躍，我自己也曾在去年的區議會中，見識過他們動員能力。他們雖不至於隻手遮天，但沒有強大反對派組織動員與介入，親建制派家長進入校董會，與保守的辦學團體合作，一起操控課程設計等等，實在相當容易。事實上，有校長坦承，過去的德育及公民教育科中，早已有國教指引中的內容。這些都在低調而非政治化的姿態下推行。

因此，我們應解讀梁振英放棄開展及擱置指引決定，其實是被痛擊後的重新部署。因為，他明白到，怎樣的強政勵治，還是需要依靠香港的現狀，並與建制派進行策略性合謀。梁不忘警告反對者，不要干擾學校運作，因為他知道，統治階層的基本盤就在那裏。只有守着基本盤，國民教育雖開科不成，但其「成分」可以在不同學科，不同活動與信息，以「國情教育」、「認識中國」、「發展」及「機遇」等等名義，滲進教育與媒介之中，以達「人心回歸」之效。

陣地戰

因此，「遍地開花」這句口號，考驗香港社會抗爭的韌性。同時，也要求我們在喊口號的勇氣之外，要有清醒的分析頭腦，以及沉着的耐性，讓我們理想的「公民社會」不止出現在政總門外或遊行中的街頭，不止在與梁振英政府的街頭對壘之中，更體現在持續日常生活的改造之中。用文化研究的左翼理論源流之一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說法，就是要在市民社會，即學校、教會與媒體等等之中，進行陣地戰。回歸以來，香港人由「維持現狀」，發展到普遍對現狀不滿。但是，若無法在市民社會中開展陣地戰，恐怕即使他日有能力把梁振英也「撤」了，亦無法改變具支配性的現狀。追尋一種好的政治，啟動進步的政治化過程，不單體現在打倒課程指引，不止是對抗建制派，還包括改變現狀。

葉蔭聰 - 國民教育科與思想宣傳工作

2012年8月20日

【明報專訊】近日備受港人批判的「國民教育科」，可從兩個背景去理解它。一方面，它是為香港政治形勢量身訂做的。為什麼這樣說？大陸那邊沒有「國民教育科」，而叫「思想品德」，即使是一國兩制下的澳門，也只有「品德與公民」，兩地好像都沒有國民身分問題。因此，香港的「國民教育」，可以理解為中央與香港的土共要解決所謂「民心未回歸」的手段之一。另一方面，香港在一國之內，「國民教育科」當然也屬中共的政治思想及宣傳工作，所以，稱之為另一種「23條」也不為過。

推銷專政

不過，它比「23條」的法律強制，顯得更為軟性，不易捉摸。對於此，香港一般訴諸反對「大陸化」與「赤化」口號，這亦成為立法會選舉不少泛民的口號。這些口號指涉廣泛不清，「大陸」有地域族群之意，亦具政治涵意。選舉口號通常不能當成分析概念，其作用主要是觸動民情，可以理解。不過，談「大陸化」多，對中共的政治思想工作的理解又有多少呢？我們固然要反對扼殺學子批判思考空間的「洗腦教育」，但是，若我們不把它放在政治思想及宣傳範疇中分析，恐怕即使擊中了一個科目，也無法觸及廣義的「國民教育」。例如，最近報章翻出來的「國情教育交流團」，根本就是舊聞，它早已成為香港不少青少年的成長必經階段。然而，當中的「黨化教育」內容與形式，也不是毛澤東（甚至不是鄧小平）的文革模樣，即使仍有一些毛時代的殘餘成分，如喊口號、唱紅歌，但其核心早已改變。

新西蘭學者安琳（Anne-Maria Brady）在2005年開展了一個中國思想及宣傳工作的研究，幾年前更出版了《推銷專政》（Marketing Dictatorship）一書，值得我們參考。她指出，在中共的政治思想及宣傳工作中，最根本的變化，是由延續革命傳統的先鋒黨，轉變成尋求執政黨的合法性。中共過去一直自稱為革命政黨，但1990年代後，逐漸視自身為「執政黨」或「執政集團」；這個提法最初由1990年代官方理論家提出，到了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確認了這個新定位。因此，香港那份有關「中國模式」的教師指引，稱中共為「執政集團」，也不是隨意的。由革命黨變成執政黨，不止是換個名稱，而且，是標榜出其合法性來源的改變。革命傳統雖沒有被否定，但執政黨的合法無法在「革命」中尋找；除了以專政強制手段維持統治外，執政黨需要無時無刻尋求更廣泛的社會道德支持。因此，這亦是為什麼我們香港的「國民教育」裏，既有當代國情，也有自然、人文與歷史國情，可說是包山包海。

在中國大陸，作為思想工作基礎部分的中小教育，我們也能看到這個轉變。本港教育研究學者謝均才教授曾研究過大陸有關政治思想的中學教科書，分析當中的「公民身分」。他指出，以前中學的「思想政治」，在2003年後轉變成了「思想品德」。內容中雖然仍有各種官方理論，但篇幅減少，同時，把許多相對非政治的個人權利論述，併入集體主義之中。例如，鼓勵個人發揮自己的獨有才能，熱愛團隊合作，遵守法規，以貢獻國家，參與國家民族復興大業（跟香港的《心繫家國》短片的旁白很類似）。更有趣的是，這種個人論述也呼應了教科書中對資本主義的新態度：不再反資，反而強調個人的私有產權及消費者權益，甚至蘊含對企業家精神的頌揚。隨着中國加入世貿，活躍於國際組織（如世衛）及國際盛事（如奧運），它亦提倡一種全球公民概念，把中國定位在和平崛起；當然，會刪去全球民主浪潮與人權體制等敏感話題。

大陸有關政治思想的中學教科書

謝教授點出了一種彈性而寬鬆的新國民認同，正說明思想及宣傳工作的轉變。鄧小平在八九之後，強調要經濟發展與思想政治工作「兩手抓」。市場改革雖然帶來更多樣化的社會面貌，但無阻毛時代留下來的宣傳機器繼續演化，而且兩者更好地結合。黨除了繼續創發官方理論，要求黨政幹部學習，更需要統合日漸複雜的專業單位，無論是學校、媒體、文藝、互聯網公司，以至近年興起的非政府組織。能成立黨支部組織及宣傳部門的盡量做，實在抓不住的「宣傳黑點」，除了威迫利誘外，便汲取西方國家的社會心理操控與公共關係方法，把全國民意輿論納入「主旋律」。

彈性而寬鬆的新國民認同

例如，2004年中宣部成立了輿情局，監察及引導輿論，局中有「新聞閱評室」，全天候監視全國所有新聞及輿論。這做法也在全國地方政府中複製，我自己曾造訪過一些大陸院校的新聞傳播系，由市委宣傳部委託長期進行輿情監測。輿情的掌握，除了幫助審查外，亦正面引導輿情。因此，思想及宣傳工作不單是灌輸一套官式理論，亦不止是審查，更應對不同事件維繫政治穩定及執政黨的權威。

最著名的例子是2008年四川地震，災難本來暴露出救災系統的不足、「豆腐渣工程」以及地方政府的貪腐。可是，中宣部一方面新聞審查把異議之聲壓下去，另一方面，它協調各個部門單位，以哀悼活動、捨身救援報道（如唐山十三農民兄弟）、大型籌款活動，營造全國上下一心的奇景，轉移視線。至於接着的京奧，更是史無前例的140萬志願者動員，在國內以「迎奧運，講文明，樹新風」與「我參與，我奉獻，我快樂」的口號，成就了世紀盛事，而從中可以看到上面提及的「品德及思想」教科書的論述——「個人─集體」互動融合的新國民工程。

這一切不可能發生在毛時代，只有中國國家資本主義興起的今天才可發生。香港公民空間及批判意識面臨的威脅，遠遠超出了「國民教育科」的洗腦工程，而且更不容易警覺。當代中國的思想及宣傳工作，已不再純是過去的意識形態灌輸及政治運動，而是更軟性更無遠弗屆的新國族活動。它是媒體奇觀，所以國情交流團帶香港學生參觀大型工程，與太空人握手；它是消費主義功利至上，所以鼓勵年輕人吃喝玩樂、北上發展；交流團早上聽政治課，下午晚上必有購物娛樂。新國民身分認同說穿了，不強求你成為雷鋒，卻想辦法讓港式資本主義養成的香港人，認同中國專制資本主義的「偉光正」。

諷刺的是，國民教育服務中心的教師手冊，急於把國內思想教育的修辭帶來香港，反而自己踢爆了「中國模式」背後的思想操控；硬要教各級學生愛中國的指引，亦暴露了軟實力背後的專制極權面目。從社會運動角度看，這也算是一個機遇，讓香港人站在一國與兩制裂縫中，意覺、反思及挑戰新時代的中港主導意識形態。

■延伸閱讀

1. Tse, Kwan-Choi Thomas. 2011. "Creating good citizens in China: comparing Grade 7-9 school textbooks, 1997-2005." Journal of Moral Education, Vol. 40, No. 2, June 2011, pp. 161-180.

2. Brady, Anne-Marie. 2008. Marketing Dictatorship: Propaganda and Thought Work in Contemporary China.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葉蔭聰與江關生談《中共在香港》

什麼人訪問什麼人：土共跟車太貼 死不認錯

星期日生活   2012年7月15日

【明報專訊】兩大冊的《中共在香港》，肯定是近年最重要的本地出版。書名本身便切合了香港最新的政治處境，而且，它還是香港民間學者的獨立研究成果。作者江關生努力翻查及整理大量資料的毅力，足以令包括筆者在內的香港學術中人感到慚愧，我們對這個課題所下的工夫實在太少了。

就如江先生在書中所說，正因為這是一個乏人問津的題目，所以才推動他開展這個計劃。同時，江先生曾是七十年代國粹派學生，因此，這本書自然帶着一代人濃厚的反思味道。

葉：葉蔭聰   江：江關生

葉：《中共在香港》上下兩卷以1949年作分界線，你認為這前後有什麼重要的變化？

江：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確是分水嶺，即所謂變天。共產黨由一個在野黨，變成了執政黨，它在香港的活動方式也不同了。同時，港英政府對中共的態度也有變化，抗日之後蔣介石想收回香港（後因邱吉爾反對而作罷），所以跟國民黨關係不好，比較包容中共在香港的活動。1949年後，共產黨奪取了政權，英國看到勢色不對，所以才收緊監控中共的活動。

我其實最初打算把書名定為「革命：中共在香港（1921-1949）」及「奪權：中共在香港（1949-2010）」。在我心目中，在1949年前中共有進步意識，但在此之後革命是墮落的。尤其是解放後搞的政治運動，體現了權力就是一切。雖然，革命也是奪權，從而推翻舊世界，但你從1949年前的歷史人物身上看到他們的理想，之後便漸漸消失。

今日的香港也看到這個問題。就以國民教育爭議為例，你看到左派陣營的態度很囂張，它們用公帑來編了這種偏頗的教材，但是，楊耀忠及黃均瑜都不肯認錯，輿論反對他們，他們卻反指是政治審查，這實在很荒謬。

港有一群人凡事左三分

葉：下卷當中有一個主題，中共與土共並不是永遠步調一致的，在中共眼中，土共也犯過不少錯誤，例如六七暴動，你會怎樣形容黨中央與土共的關係？

江：主流的觀點認為，香港左派組織受中共領導，聞雞起舞。我基本也同意，但是，我在書中想指出，香港有一群人，凡事左三分，寧左勿右，這在中共當政後經常發生。在左派心目中，「過左」只是態度過分積極，「右」則是立場及原則錯誤。有一段有趣的事，70年代末，新上任的新華社社長對左派學校不以為然，覺得它們浪費了很多資源，他大概也不喜歡土共某種態度。不過，我不認為土共敢跟中央對着幹，比較恰當的比喻是，跟車太貼，容易撞車，死不認錯。

陳婉嫻曾鈺成都有反思

葉：六七暴動期間，其實也嚇怕了一些親共陣營的自己人。

江：只要有思考，有些事情也會看不過眼。就如魯迅所說，革命中有些人高陞，有些退隱。1958年時工聯會曾號召萬多人回國建設，不少人後來也黯然回來。1967年暴動時，也有很多人不滿意。最明顯是廖恩德，廖瑤珠父親，最初是支持反英抗暴，後來認為做得太過分了。中華總商會副會長高卓雄，看到六七年形勢不對，後來移民加拿大。電影明星夏夢，去內地跟紅線女會面，見她被剃了半邊頭，要戴帽子才敢見她，回來後開始對極左路線不滿。每次內地政治運動，都對香港社會，尤其是香港的土共有衝擊。又例如文化大革命期間，1971年林彪事件，許多人問，一個毛澤東的親密戰友怎麼會出逃？陳婉嫻與曾鈺成都有反思，不過，他們經一輪思考後，最終還是「歸隊」。另外一個大轉折當然就是六四了。

葉：我留意到你在上卷提及，30年代時中共曾想在香港動員群眾加入紅軍，參加長征，可是，卻非常失敗。但是，40年代開始，中共在香港的組織則大有發展，這中間是一個怎樣的歷史過程？

江：40年代國民政府實在太腐敗與貪污，共產黨則予人一種希望。陳君葆在日記中說，他期待中國內地的民主化走在香港之前，很可惜，結果是與他的期望剛好相反。而且，當時許多知識分子及工人對中共有很大的期待，所以，1958年能動員萬人回國，1967年也有上萬人放棄自己穩定的工作而參加罷工。

看到外資對統治經濟重要

葉：你在書中特別指出，中共在80年代初後不再輸出革命，你認為這對香港有什麼影響？

江：中共放棄革命後，減少了東南亞國家的恐共情緒。鄧小平很清楚，中國或中共都需要吸引外資，特別是華僑的資金。如果你還到處煽動革命，顛覆別人的國家政權，很難吸引到資本，華商也隨時面臨排華威脅。這種環境對香港當然有好處，因為許多資金都經香港。同時，也爭取到不少香港的華僑社團支持。其實，1949年後，中共一直有籠絡資本家。例如解放後，在中華總商會領導權的爭奪，中共利用高卓雄踢走親國民黨的資本家。但是，政治運動又把許多原本親近中共的資本家嚇怕，當時毛澤東的極左路線，什麼事情都擴大化。到了鄧小平上台後，撥亂反正，中共終於看到資本家對自己統治及中國經濟的重要。

許多鬥爭由中共中央扯線

葉：這兩本書你寫了兩年半，在這段時間裏你對中共的認識有什麼變化？

江：這段時間我看了許多資料，把不少事件的來龍去脈弄清楚。其實，就連黃文放及司徒華都會記憶有錯，許多事情的理解也模糊不清。我不敢說自己一定正確，但我盡量把事情搞清楚。又如周奕的《左派鬥爭史》，把許多鬥爭描述為純粹是香港愛國工會及學校發動，但是，許多資料說明，背後扯線的是中共中央。例如，令我吃驚的是1949年底至1950年初的香港電車工人罷工，竟然由遠在北京的毛澤東及劉少奇親自指揮如何鬥爭。

我運用的資料都是公開的，我只是把它們整理下來，例如40年代後期中共在香港的活動，杜襟南的日記有不少記載，提及他如何從事機要情報工作。此外，陳君葆的日記也是很珍貴的資料，讓我知道過去不少流行的說法都有誤。

葉：你打算再寫一本集合多名人物的傳記，你會談及什麼人物？

江：我剛在草擬一份名單，還沒有完成，都是在香港活躍過的中共人物，也有受中共影響的人。內裏有中共建黨初期的人物，例如張國燾，他是中共創黨成員，30年代末脫離中共，1949年至1968年都在香港。也有一些30至40年代香港的地下黨，如章漢夫及喬冠華，他們都是建國初期的外交大員，但在文革時都被打倒，命運很坎坷。還有一些文人，如廖沫沙、胡風、夏衍等等。此外，還有許多許多，例如早前認識了一個參與六七暴動的朋友，他可能會介紹一些跟他相同背景的人。內裏有大人物，也有小人物。

其實，我選擇的標準很簡單，只要我覺得重要及有趣我便想寫，希望能引起人思考。我寫這兩大卷時，編輯及一些朋友也說，有些枝節寫得過長。只要我覺得值得反思的地方，我便多寫，甚至會跳離了香港。

問：葉蔭聰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講師，獨立媒體網站創辦人之一，以民間記者介入社會事件。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及傳播學系，並在該校修畢碩士學位，2007年在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取得博士學位，著有《小媒體‧大事件》、《媒體識讀》及《直接行動》等書，並本刊讀書版專欄作者

答：江關生

中學就讀於皇仁書院，香港大學中文系畢業。大學期間，曾參與《學苑》及《盤古》雜誌的編輯工作。畢業後，曾任《東方日報》記者，兼《明報晚報》、《新報》外電翻譯。繼而先後任職香港電台電視部及無綫電視新聞及公共事務部，1989「六四」事件後一年，離開新聞界，改行從事錄影製作

文 葉蔭聰

葉蔭聰 - 權力至上——評《鄧小平與中國的轉變》

2012年4月2日

【明報專訊】梁振英當特首，這真是一個有趣的香港政治現象：民望不高，政績不清楚，又被指打壓人權與言論自由，讓人懼怕，卻又讓人期待的政治強人。我一直在想，「政治強人」四字套在梁振英身上是什麼意思？除了他身後拖着長長的中共陰影（即所謂「地下黨」身分）之外，應該還有什麼的，是中國的薄熙來還是俄國的普京？

梁先生應該不會喜歡薄熙來或普京，鄧小平則合他心意。競選期間，何俊仁翻出梁說過的一段話。前年，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梁振英評論說，獲獎的該是鄧小平，因為，他的經濟改革，讓許多中國人脫貧，他的開放政策及外交，也協助終結曾劍拔弩張的冷戰關係，走向和平。

大國崛起的強勢論述

不同演繹，類似觀點，我們在不少對鄧小平的評價中看到，也屬大國崛起的強勢論述的一部分，不單是中國人的家事，甚至獲得全球唱和，去年傅高義（Ezra Vogel）出版的《鄧小平與中國的轉變》（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香港中文版書名為《鄧小平時代》，台灣版書名為《鄧小平改變中國》）是為一例。我沒有機會訪問梁振英，但不妨讀一下同樣高度讚揚鄧小平的近作，去分析一下這種強勢意識形態。

傅對鄧小平的高度評價，在書的前後已明言了，「還有哪位20世紀領袖比鄧小平為那麼多人改善生活做過更多？還有誰在20世紀對世界歷史帶來如此深遠及偉大的影響？」值得注意的，不單是傅高義對鄧的讚譽。未讀此書之前，讀過不少書介及評論，以為此書必定對鄧的過去多作剪裁。可是，平心而論，這部900多頁的書，基本上沒有遺漏多少鄧小平的生平事迹及事業階段，即使是不光采的過去與污點，包括1957年的「反右運動」整肅知識分子，以及1989年下令開槍鎮壓北京學生，也有提及。傅的問題主要不是隱惡揚善，而是他的歷史敘述與評價是分離的，讓人看起來是不大相干的。全書予人感覺是，書的開首與結尾的讚詞一早已寫好，然後再堆砌出中間的幾百頁歷史部分（是否由研究助理代勞？），與結論連不上關係。

政治生涯曲折離奇

對一個人的評價，總是基於他／她的過去，傅卻一反這種常識，做到了歷史記憶與評價的分離。傅是一位喜歡為亞洲政權打氣的洋學者，他寫過《日本第一》，寫過許多為中國經濟改革打氣的書，還編過了一本研究韓國軍事獨裁者朴正熙的書，然而，他的觀點與位置也與不少香港建制派接近。身在香港與西方的人，抹去與審查歷史近乎不可能，正如梁振英所說，市民對六四都「有共同經歷，感受深刻」，可是，深刻的經歷，並不干擾當下的認知與道德判斷，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有空間安放偉大領袖與大國雄心。

鄧小平的政治生涯曲折離奇，所下的決定以及他的命途，無論在內政或外交方面，存在眾多歷史爭議空間，以至道德評價，可是，這些都似乎不是傅高義所感興趣的。例如，1950年代，毛澤東派鄧小平主持「反右運動」，涉及50多萬的右派，書中竟然只有寥寥數語。鄧小平曾獲毛澤東如此重用，是否說明鄧與毛的想法相當接近？在我看來，黨不能容忍黨外知識分子及民主黨派的批評及獨立聲音，要掃除任何阻礙黨建與領導的障礙，正是他們共同擁有的「黨性」。

傅的歷史敘事幾乎沒有鑽進任何值得探討的黨史問題，鄧小平的「三上三落」恍如個人戲劇，因此，他竟然可以把鄧小平出生1904年至1969年歸為一章，內有一次30年代相當短暫的一次下台與上台，後面的每一章，卻不成比例地細緻，有時幾年光景，卻又可以分成許多章，大概是為了突出偉大領袖的起跌。而且，在敘事中涉及鄧小平的性格、黨內位置、政治形勢等等，卻在粗疏敘事中輕易帶過。不妨舉一個例子，大躍進後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傅指當時的國家主席劉少奇把大躍進、人民公社及大饑荒都推到毛澤東身上，成為後來1966年文革的導火線，鄧小平成為繼劉之後第二號走資當權派及修正主義者被打倒。傅的說法不能說全錯，卻粗陋得很，毛病很多。七千人大會中，劉只是承認黨有錯誤，卻沒有推卸給毛，而且，還和應毛對彭德懷（最早批評大躍進的高層幹部）的批判，誣陷他為「裏通外國」。至於劉少奇與鄧小平如何在1962年之後漸漸成為毛的敵人，而鄧又竟能保存性命，還有日後的重新上台機會，這說明了鄧個人以至他在中共中的位置的特殊，卻不是傅的關心所在。

這是一種什麼代價的發展？

傅的歷史敘述最特別的地方，是對鄧的政治決定所帶來的後果，沒有細緻分析，只籠統地納入他對鄧的讚譽之中，梁振英可以考慮招攬傅教授當顧問。例如，傅不至於認為，讓八九年的學生成功爭取自由民主，會令中國大亂。但他說，我們不知道後果如何，但卻知道往後的20年，中國有穩定而又高速的經濟發展。至於這是一種什麼代價的發展，以及怎樣的政治體制與社會結構，似乎都跟鄧無關，更跟傅無關。

既然梁振英認為鄧對和平有功，值得多提書中一點。傅對鄧所發動的1979年中越戰爭，他稱為「蘇聯─越南的威脅」（中國官方稱之為「中越邊境反擊戰」），而且，他指出該場戰爭一方面打消了蘇聯結盟越南在東南亞圍堵中國的企圖，也為中美關係與冷戰結束鋪平了道路（代美國教訓越南？）。這正是美國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的觀點。可是，這觀點正掩飾了鄧小平在國際政治上的暴力與無理。

「毫不面紅的奉承」

著名的歐美新左派知識分子及歷史學家安德森（Perry Anderson）在《倫敦書評》（London Review of Books）寫了一篇精彩的書評，他批評此書為「毫不面紅的奉承」（unabashed adulation）之作。我覺得書評中最有意思的地方，是他指出傅對鄧小平在中越戰爭的殘暴與無理視若無睹。一場只打了不足1個月的戰爭，動員了45萬軍人（等於韓戰的規模），卻在一個異常狹小的地區中「反擊」一個兵力弱小的國家。帶來的是10萬以上的平民喪生，以及雙方加起來6萬軍人的陣亡。而且，整場戰爭的其中一個因素，是鄧小平所領導的中共，對殺人如麻的赤柬波爾布特政權多次的支援，延續了這個暴君的政治生命。事實上，要解決蘇聯的威脅，以至回應所謂越南排華與越軍佔領南沙群島，事後看來，戰爭是絕無必要。1982年，中越戰爭後不足3年，中蘇關係便緩和了，戈爾巴喬夫於1989年甚至到訪中國，而蘇聯也在1991年瓦解。

安德森恥笑傅的觀點不純是美國觀點，還是「中美觀點」（Sino-Americana），是中美當權者的強勢視野。這種視野中，看不到鄧小平的暴力、黨性、複雜的人格、政治位置與舉動。可悲的是，這本不合格的鄧小平傳奇，正代表了一種權力至上的想法：只要掌控了權力，開出了太平盛世，便是偉大領袖。〔Vic：誰的太平盛世？〕而上位者的權力觀，隱含着庶民的犬儒：我不管他幹了多少壞事，皆只屬過去，只有你們這些自由派、民主派還念茲在茲，我只關心當下與未來的福祉，而掌握了當下與未來的，當年是鄧小平同志，今天是他的跟隨者，我們的候任梁振英同志，一定認為，他便是其中一位。

葉蔭聰 - 落地如何生根？——「外傭居港權」引發的新議程

2011年11月14日

【明報專訊】外傭居港權的爭議持續，甚至有人認為在剛過去的區議會選舉中發酵，導致公民黨大敗。到底是否如此，不得而知，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反對外傭有權申請居港權的市民，高舉一種防衛性的本土身分，在建制派政治人物的攪動下，甚至出現排外歧視的言論及情緒，實屬悲哀。

當日的工作做得不夠好

筆者先表明立場，過去好幾年，我也鼓吹香港本土身分，不過，並不是防衛性。2007年初，我參與保衛皇后碼頭的運動，組織叫「本土行動」，發起過一個叫「人民登陸皇后碼頭」的小小行動。當日，一群坐在船上由尖沙嘴出發往皇后碼頭的人，一概自稱為香港人，拉出的布條寫着「本土號」，船上的人包括港人內地子女、外籍傭工、少數族裔等等。我們當時意識到，經歷過1970年代末以來的「大香港意識」後，在新世紀開始之時，我們需要自我批判意識之餘，還要開放及具普世意義的本土身分。但看到近日的爭議，我們當日的工作顯然做得遠遠不夠好，不夠持續。

在這次爭論中，有一個沒有被深入發掘及討論的議題，就是香港社會是如何及該如何對待外傭，以至其他流徙群體（displaced group），不去深入剖析這個議題，談人權與公義時會流於抽象口號。對待所謂流徙的「他者」，其實就是界定「我們」的香港。

香港主流意見皆只看到外傭「流徙」的一面，例如，有反對者說：他們是外國人，是傭工，為什麼要讓他們留港？就連民主黨及其支持者也說，外傭問題是移民政策問題，不涉人權及種族歧視。他們對外傭的界定是：離開了自己國家，但又不是香港居民的人，他們自願接受外傭簽證限制，是你情我願的自由選擇。

這個界定不能說是全錯，但卻以偏概全。所有流徙群體固然有其「流徙」（displacement）特質，但也有其「落地」（emplacement）的一面。研究難民及移民的學者，自1990年代開始提出對「落地」的關注，以反駁過分簡化的全球化或「世界是平的」的說法。流徙群體雖然跨境到處游走，可是，不要以為他們很自由很隨機地到處尋覓機會，實際上他們落在特定的軌道、活動空間、社會位置等等，而「落地」方式更往往受到社會權力的約束及支配。

從「落地」角度看外傭

只要我們從「落地」角度看，便不會犯上民主黨的基本概念錯誤，把外傭與解放軍及外交人員混亂類比。不用我的解釋大家也知道，外交人員與外傭的「落地」方式根本完全不同。香港外傭一般經勞務仲介公司進入香港，並受到嚴格的入境條例限制，包括只能做家庭傭工，必須居住在僱主家中。換言之，她們沒有自己的家，工作及休息空間不分，24小時隨時候命。一旦僱傭合約中止，只有兩個星期時間找另一位僱主，否則必須離港。

除了這些白紙黑字的限制，在社會及文化上亦落入非常狹窄的社會位置與空間。在我們日常語言中，她們是「外」傭，不是「勞工」，更不是「公民」。香港一般市民甚至沒有興趣去區分她們來自菲律賓還是印尼，只知她們是外人。政府以前收過「外傭稅」（以再培訓本地工人之名），但不會為她們提供文娛設施。她們在假期時沒有像樣的休憩空間，只好在城市的公共空間甚至縫隙中野餐，如星期日的中環行人專用區，或社區的公園與天橋。很多香港市民不會因此覺得過意不去或感到羞恥，還會有人理所當然地覺得她們有礙觀瞻。

人類學家蕭鳳霞曾用「非公民／非文明」城市空間（uncivil spaces），形容廣州的城中村，以及那裏的本地農民及農民工的處境。我認為，用來形容香港更貼切。我們為外傭訂的最低工資之低，說明我們並不期望她們能在香港過一個正常勞工及市民的生活，她們只配拿着微薄工資養活在祖國的家庭，最好永遠維持兩地分隔狀態。換一個馬克思主義的角度看，就是我們購買她們的勞動力要她們勞動，但是，除了保證她們三餐溫飽明天還會起牀工作，以及每年有路費回鄉省親外，並不期望她們在香港有休憩娛樂、家庭生活、養育子女等等的機會。我們要她們「落地」，卻生不了根，要把大部分勞動力再生產成本推回她們的老家。

把成本推回她們老家

在香港，並不是所有流徙群體都有相同遭遇，他們各有各的「落地」方式，簡單來說，你只要看一下入境處的資料，便可以大概分析一下不同的「落地」方式。部分群體比較幸運，有一些一樣被困在不同的「非公民／非文明」城市空間。國內拿單程證的新來港人士（以婦女為主），幾年前我們便說她們多住在天水圍這個「悲情城市」，另一種「非公民／非文明」的城市空間。至於拿着優才及專才身分入境的，他們的處境要「文明」多了；甚至拿學生簽證在港讀書的國內學生（每年大概也有好幾千人），畢業後也可無條件延長簽證一年找工作，亦有權申請永久居民身分。

我這樣分析外傭處境，主要不是希望令人同情她們，因而支持她們有權申請居港。我最想指出的是，香港像其他大都會一樣，有着不少流徙群體，她們被限制在特定的「落地」空間，處身「非公民／非文明」的景况。

我們的確有權定下及修改入境及移民政策，但是，修訂的目標及標準是什麼呢？是讓外傭的「不文明」及「非公民」處境更惡劣，讓我們更好地剝削她們？流徙群體的處境及其改善的可能，是我們城市的文明或不文明的指標。不要忘記，外傭在香港出現，恰好是1970年代後期香港本土中產階級冒起之時，也是公民社會初生階段。外傭的處境，其實反映着我們社會的公民性格，我們都要撫心自問，香港有多大程度能稱得上是關心人權與公義的公民社會，還是一個以現代文明與本土之名，實行隱性階級與種族統治的城市？

我提出這些想法，不是大唱全世界工人階級大團結高調，幻想無邊界的烏托邦，而是立根於香港現况，提出漸進的政治社會改革方向。由外傭居權出發，我們不應只看到移民政策，而要看到所有在香港生活工作的小市民，如何在城市落地及安居的問題。我們這幾年抗議地產霸權，抱怨樓貴租貴，在經濟及文化上覺得這個城市不再屬於我們。拿着三粒星的香港人，不是也一樣覺得缺了家的感覺，在地卻難生根嗎？對外來者是落地生根問題，對土生土長小市民來說，是如何與更多進步的公民一起，保育及創造美好家園。

到底要不要給她傳單？

在區選中，我們見識過建制派如何結合北京政府的政經強勢，在基層打造保守社區及本土組織的能量，即所謂「種票」及鐵票動員，而「反外傭」則成為他們爭奪「保衛香港」文化領導權的新戰線。對於落敗的民主派而言，困難重重，但問題不單是去搶「他們」的選票，因為，即使能搶回保守及排外性格極重的公民支持，這樣的家園也絕不是美好的。香港民主運動的成功，要建立在一個開放而進步的本土社會，甚至退一萬步，若只關心擴大民主派選民數量，這也是必須的。

投票日，我在街頭拉票，看到大量沒有投票權的外傭經過，總令我有突兀的感覺，我到底要不要給她傳單？我在想，如果我們永遠只當她們以至其他「外人」透明，這樣的公民社會是否我們樂見呢？如果她們也是公民，那肯定會是一場不一樣的民主選舉。

■延伸文章

Siu, Helen (2007) "Grounding Displacement: Uncivil Urban Spaces in Postreform South China." American Ethnologist 34(2): p. 329-350.

六四廿二年祭：葉蔭聰 - 後「六四」的中港共同命運

2011年6月6日

【明報專訊】一位香港知識界朋友，在上海碰上一位幹部，幹部問他：六四已過了那麼多年，為何還有如此多香港人悼念？朋友說：若有一天，香港人不再悼念六四，你才應該覺得可怕，因為，這可能表示，平民百姓對這個國家不再有感情，就好像台灣不會有多少人在意六四；到這個時候，香港人愛的只是祖國的金錢，以及北大人的權力。

過去20多年來，每年6月4日，可能是不少香港平民百姓跟中國在情感及歷史上最接近的時刻。這種連繫，超出了經驗，所以，有八九年後出生的年輕人要追問成年人這段歷史；它也超出了利益，燭光晚會中穿上黑衣的人群中，有不少大陸的港商或專業人士。20多年前的創傷，透過儀式化的活動，當下的身體與心靈與中國相連。

稱之為「儀式」，並無貶意，人類社會許多信息及社會連結，的確需要透過儀式體驗、傳遞、轉化。不過，儀式不能取代反思，否則，儀式會退化成密封的棺材，把歷史事件的意義封存起來，就好像毛澤東紀念館中那具屍體與玻璃棺材一樣，他所代表的歷史意義，難以與當下身處的世界發生接觸。

民主派的另類「愛國」本色

支聯會等團體不是沒有認識到這個需要，過去也一直在「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之上，賦予新意義，建立新連結，包括「天安門母親」運動與維權運動等等。不過，香港社會還是欠缺了一些更宏觀的視野，看清楚過去不斷彰顯的意義，以及連繫巨變之中的當下。尤其在香港與中國的關係上，不少港人的言行，仍然帶着舊框架去面對新世界。因此，我們不難理解，部分民主派中人一邊喊着支聯會的口號，一邊推動「圍城偏安」的政改策略；同時，亦有「本土」先行的知識分子與青年，要守着香港，忘記或抗衡大陸。

20多年前，香港社會在無意間走入「支援」中國民主運動的角色，受制着當年的格局。1980年代的香港，剛擺脫冷戰對壘不久，成為一個殖民主義晚期發展起來的現代社會，當時是資本主義世界的新意象「東亞四小龍」之一，標示了戰後以來（資本主義）現代化論的新路線。中國大陸，則是發展中國家，剛告別了毛澤東時代，開始進入「開放改革」的走資路線。因此，兩地在社會、文化及政治上都有明顯差距。89年發生民主運動後，除了像「四五行動」等左翼團體及人士提出革命願景外，溫和的香港民主派幾乎別無選擇，只能以略帶冷戰口脗，以虛擬的西方身分，加上現代化先進地區的姿態，「支援」中國民主鬥爭，穩佔香港的政治道德基地。當然，在回歸路途上，少不免帶上民族主義色彩，從支聯會的名字上看，便可見民主派的另類「愛國」本色。

「支援」的政經背景發生巨變

不過，20年來，當日「支援」的政治經濟背景發生了巨變。中共鎮壓民主運動，掃蕩了民間自我保護及反抗力量，但是，中國不是回到毛澤東年代，也不是延續80年代的農村改革，而是把中國統合在鄧小平南巡所樹立的新發展硬道理，加速以城市為主導的資本主義發展。中國在1990年代開始，全速加入國際分工，令農民人口大幅減少，農村萎縮，全國一躍進入城市消費主義，以及金融與地產資本的膨脹泡沫。推動者除了是中央政府外，是轉制後的國企超級資本集團，以及比資本家賺錢更狠的地方幹部及政府。

中共以GDP的增長，以加入全球化的幻想，填補及緩解後毛澤東年代的官方意識形態破產，也壓制了1980年代高漲的政治改革訴求。至於專政機器，面對異議聲音，以及由資本主義發展帶來的社會矛盾，無日無之的維權勇者，已演化成一副剝去意識形態外殼的維穩機器，它重點不在鎮壓反革命，不在消滅階級敵人，而是全面監視操控社會，營造一套後極權秩序，以犬儒主義約束人心，鼓勵民眾不要認真對待任何價值，因此，「六四」的道德債務竟然想用錢去解決！新的體制就是用這樣的辦法促進社會「和諧」與順從。

中港城市早已連成一線

在「大國崛起」的旗幟下，這個「中國」或者所謂「中國模式」，成了新一代的資本主義新地方意象。相反，香港在同一時期，經歷了回歸，也遭遇亞洲金融風暴及之後的衰退，它作為「四小龍」意象早已褪色。不過，今天的香港還是資本主義城市，它不單是東亞的大都會，還是中國資本主義城市網絡裏的一個節點，我們跟中國（尤其是大城市）之間的關係，不再是「已發展／發展中」的演化層級關係，香港與中國大部分城市地區，一方面好像在競爭，另一方面有着共同的命運——跨越「一國兩制」的專制式資本主義。

就以房產泡沫為例，中港城市早已是連成一線；我們建造的高鐵香港段，象徵意義比實質意義還大，象徵了香港無法在中國式的資本主義城市改造與拆遷中置身事外；香港的大學生無產階級化，與全國城市的「蟻族」與「蝸居」同構異形。面對這些社會矛盾，香港的建制領導一樣提不出任何價值理想，還是奢望可用金錢權力蠱惑人心，就像唐英年那樣大言不慚高舉早已破爛的「李嘉誠」模範！並企圖偷運大陸的「國家安全體系」進入香港。因此，所謂國民教育不是要我們愛上黃河長江，而是認同中國的資本主義成就。

前陣子翻書，驚覺哈維爾（Vaclav Havel）在1978年已看出我們今天世界的本質。他在後極權主義的捷克中，寫下著名的《無權者的力量》，他絲毫沒有被冷戰或現代化論所迷惑，他道出我們的共同命運：

「西方發達國家的價值等級，本質上已出現在我們的社會，換言之，我們這個社會不過是消費及工業社會的另一個形式，而且有着伴隨而來的社會、思想、心理後果。如果不思考到這個事實，我們無法理解這個系統的權力本質。」

比起20年前，今天的中港兩地大資本更能自由穿梭，更能與特區政府及地方政府合謀。因此，中港的民主運動不是誰「支援」誰，我們無法再翻炒冷戰思維或現代化論，無法不與大陸民眾一起，反抗「中國模式」的資本主義與專制壓迫，重新尋找我們的價值理想，也無法不思考與反擊共同身處的新權力系統。

葉蔭聰 - 全球視野下的「23條」

2008年12月8日

【明報專訊】基本法23條立法在澳門再起波瀾，部分香港的民主派議員及團體亦到場反對。「國家安全」這四個字，一直纏繞著港澳地區，揮之不去。筆者最近曾在網上及媒體撰文提出反對澳門立法的意見，這裏我不想再重複觀點，反而想從一個較全球的角度去看一下，「國家安全法」究竟來自何方？是中國發明？還是舶來品？

支持立法的護法經常說，包括西方國家在內，都有跟「國家安全」相關的法例，這是國家主權的自然體現。筆者最近翻閱斯圖亞特(Douglas T. Stuart )的《創造國家安全國家》(Creating National Security State)，發現「國家安全」作為法律字眼被明確提出，的確是由西方而起，特別是美國，不過，卻不是那麼自然。

「國家安全」原為對付共黨

美國在二戰後1947年，訂立了《國家安全法》(National Security Act)，源於對二戰時的檢討。日本偷襲珍珠港的教訓，令美國軍方、行政機構及學術界認為，美國有需要強化防衛力量，學習納粹德國及戰後共產主義國家的情報系統及軍事戰略。美國精英階層以「國家安全」這個概念來統合行政及軍事機構，形成了所謂「珍珠港體系」(Pearl Harbour System)的鐵三角，即重整後的國防部、中央情報局及國家安全局。

當時，在精英階層中熱烈地討論，如何借用極權國家的手段及技術，但又不會威脅到美國自身的民主價值基礎。美國設立這法例以及相關機構，對美國本土的自由及人權固然有一定影響(例如50年代的麥卡錫反共愛國運動，壓制美國異見)，不過，它最主要的作用是對外的，整合全球的冷戰部署，特別是亞洲太平洋地區國家，以圍堵蘇聯、中共以至越共。

所以，幾乎在同一時間，美國支持的南韓立了《國安保安法》(1948)，開宗名義就是要禁止共產主義，以及監禁承認北韓人士。同年，中國國民黨雖沒有立國安法，但實行了《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使國民黨可以不受憲法約束對付親共及反政府勢力，這條款由國民黨帶到台灣，形成長期白色恐怖，至1991年才正式廢止。同是1948年，英國在馬來西亞半島的殖民地官員，為了對付馬共，訂立《緊急條例法令》(Emergency Regulations Ordinance)，容許執法部門對叛亂者不經審訊作預防性拘禁(preventive detention)，此法成為1960年馬來西亞獨立後的《內部安全法》(Internal Security Act)，明確引入「國家安全」概念。1965年新加坡獨立，也保留此法遏制異己，直至今天。國家安全既是美國圍堵共產主義的工具，也是各個支持美國的政府用來制服異己的大旗。

從此段歷史可知，國家安全不是簡單的國家主權延伸，它之所以成為法律及國家制度的軸心之一，有美國冷戰霸權及反共的歷史根源，具有遏制左翼革命的功能，亦為美國軍事霸權向外擴張奠定基礎。隨著時間過去，它亦漸漸成為好像非常自明的概念與常識，與主權混為一談，為以後的政府所用。

有趣的是，中國此一共產主義國家，在冷戰期間，反而不太強調國家安全。由毛澤東領導的革命政權，它的敵人是反革命，包括國內的諸種反革命分子，以及國外反革命的資本主義陣營，包括日本軍國主義，「紙老虎」美國，甚至後來「蘇修」也曾是敵人。所以，判定「(反)革命」性才是重點。接過1927年國民政府有關反革命的法例，中共早於1934年在江西時，已訂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建國後1951年，訂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直到鄧小平重新掌權的1979年，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清楚列明反革命罪的內容。

革命旗幟褪色 「國安」上場

故此，改革開放後，由北京之春至八九民運的異見人士，仍然多是被控反革命罪。國家安全是在90年代立法才明確地提出來的，成為1993年的《國家安全法》，漸漸取消反革命罪，這個轉變跟中共的國際定位改變有關。中國共產黨已漸漸由世界革命的舞台退下來，回到自己的國家領地或鄰近區域，而且，「革命」的旗幟已漸褪色，換成鄧小平的實務主義。

諷刺的是，在這個轉折點，中國共產黨也欣然接收了當日反共的國家安全概念，換去無產階級專政，保留專政的法律手段。然而，中共在90年代的轉折，碰上了兩個問題。第一是港澳回歸，實行一國兩制，如何在另一法律體制推行「國家安全」立法？故此有基本法的23條；第二是反分裂問題，特別是台灣出現愈來愈強大的台獨政治力量；李登輝的台獨轉向，以及民進黨的執政，在中共眼中，不再是當年國民黨反革命的問題，而是「分裂國家」的行為，它被設想成類近中國邊界上的「藏獨」及「疆獨」勢力。

遏制異己的工具

中共由大陸到港澳推行國家安全立法，既是承接當年美國的霸權戰略語言，在結構上，亦有點像當年冷戰，推動在其司法管轄以外地區的建立遏制異議聲音的體制。不過，今天中共要實現的國家安全體系，則在大中華地區，包括中國大陸、香港與澳門，換言之是一國之內。

中共承接美國霸權戰略語言，只是筆者的解讀或假說，在具體運作上北京領導層如何考慮？是有意或無心？則需要再研究。不過這種解讀或假說的理論涵義是重要的，讓我們從另一個角度去看所謂「西方霸權」與中國的關係。

中國近年的崛起是否挑戰西方霸權？恐怕沒那麼簡單。從資本主義角度看，美國學者哈維(David Harvey)也早已指出，中共在不同的起點，跟戴卓爾與列根一樣，推動著新自由主義議程。從現代「國家打造(state making)」角度看，中共也在自己的國家內部複製美國的全球冷戰國家安全體制，難怪不管香港及澳門，也有那麼多針對「預備」性行為的條款，因為，冷戰年代就是要鎮壓地區內任何潛在的反對力量，今天成為中共管治的武器。

冷戰已死，另一種冷戰還在。港澳地區反對23條立法的意義，不止是對抗一般意義下的國家專權，爭取自由，而是要擺脫戰後由美國開展，再由東亞及東南亞各國配合及接收過來的國家安全體系。

延伸閱讀Stuart, Douglas T. 2008. Creating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te: A History of the Law That Transformed Americ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作者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助理講師

葉蔭聰 - 有策略清洗歷史

2007年12月23日

這個時代，要求大學講真話與道理已經是奢侈了，真話與道理根本是其次，香港的建制派要做的，是一點一滴地把政治人物的滿身惡行「過濾」掉。而且，你不相信不打緊，最重要是能「忍」下去，所以，中大校長要我們包容。香港的「包容觀」不再包容異見者，它早已變成強迫小市民包容當權者，包容了，他們的所作所為就不是一回事了。

【明報專訊】十二月六日，中文大學要頒榮譽法學博士予董建華，一群學生、校友及基層團體，跑到中大畢業典禮現場抗議，在媒體的鏡頭下，有家長學生抱怨，不滿有人來破壞典禮。翌日各報社論一起向這群學生丟雞蛋，我並不驚訝，但想不到的是，政治分析員蔡子強老師也化身真誠實踐者，也來跟學生談「策略理性」，Rules for Radicals，勸大家不要破壞典禮氣氛，不要超越群眾感情(《明報》十二月十三日)。的確，在安徒生童話故事中，指出國王沒有穿衣服的小孩，是超越國王與群眾的感情的。

講策略，便要說大局，香港的大局是什麼？蔡老師沒有跟我們說明。那麼，便容我大膽說一句，我們站在歷史被清洗的大道上，為董先生的過去「洗白白」，不過是小動作而已。

著名的美國作家桑塔(Susan Sontag)在1974年寫下著名的《迷人法西斯》。文中她說，在號稱「自由社會」裏，惡名昭著之人要得到平反，不需要大肆宣傳，而是經過一些文化手段，令人覺得「不再是那麼一回事」。「一個自由社會，不會把現成的一套歷史自上而下硬套在人民身上，而是經過品味的循環，慢慢一點一滴過濾掉那些爭議。」與希特勒關係密切的女導演里芬斯塔爾(Leni Riefenstahl)，曾拍下不少納粹宣傳片，但這些劣跡在戰後西方文化藝術界裏一點一滴被過濾掉，其作品化成一套好像跟政治無關的美學，令人目眩神迷。

爭議經文化洗煉「不再是一回事」

桑塔這篇文章的技巧有趣，她由最不起眼的書籍簡介著手，看編輯如何把里芬斯塔爾的過去改掉。筆者東施效顰，拿出中文大學為董博士寫的《讚辭》讀一下。

《讚辭》與無線古裝鬧劇一樣，完全不顧歷史事實。八十年代，東方海外差點破產，後來得到霍英東注資才保得住，但《讚辭》卻寫成「八十年代，全球航運業陷入低潮，但董氏家族集團銳意革新，重整財務，化危為機，鞏固了集團在航運界的領導地位。」大部分人也知道，霍英東注資救東方海外是政治舉動，是董浩雲家族由親國民黨轉向親共產黨的重要時刻，跟集團銳意革新有什麼關係？這樣對待歷史的態度，我們不難想像，＜讚辭＞絕口不提董博士何時及為何辭去行政長官了；堆在他身上的功勞，奉承中帶點諷刺：董先生令「司法制度在高度自治的大前提下得以保留」(人大釋法？)，也「使得現在逾百分之六十的香港適齡人口能接受大學或大專教育」(猛增的「副學士」？)。

這個時代，要求大學講真話與道理已經是奢侈了，真話與道理根本是其次，香港的建制派要做的，是一點一滴地把政治人物的滿身惡行「過濾」掉。而且，你不相信不打緊，最重要是能「忍」下去，所以，中大校長要我們包容。香港的「包容觀」不再包容異見者，它早已變成強迫小市民包容當權者，包容了，他們的所作所為就不是一回事了。

老懵董掃帚頭已被遺忘

拿個榮譽學位是小事，更大更重要的清洗當然是葉劉淑儀。剛過去的港島補選又是一場清洗，葉太由言行舉止，到政治定位，皆洗得乾乾淨淨，「二十三條」立法的立場如何，已「不再是那麼一回事」，最重要是讓人忘記，不讓人有機會挑撥。十幾萬的選票，贏不了議席，卻贏得一次平反。不過，葉太可以洗澡，曾德成局長卻不許陳太洗去殖民地的污漬。

掌握過去，控制現在，這道理誰都懂得，不過，當中的技巧因時地而異。里芬斯塔爾由納粹共謀，變成著名導演，靠的是(法西斯)美學。至於香港的建制人物，好像不愛美學，只需教懂市民什麼是「策略主義」便可。什麼是「策略主義」？談策略，本來就不單要了解形勢，也要知道自己爭取的目標與價值，但是，當許多價值與判斷「不再是那麼一回事」，「策略」反過來成為目的，更可引導我們接受當權者安排好的現實。

政改諮詢完畢，報告出籠，特首拋出「不遲於2017普選行政長官」，翌日各報搶閘，跟泛民大談策略，本報也不甘後人，質問泛民要「一步到位」，還是「分步走」，更進一步提醒泛民與市民，不要連2017也輸掉！香港的民主運動，似乎也不能超越香港政經特權階級及北京政府的感情，策略地，市民應該比中央還要早接受2017。可笑的是，執筆之時，卑微的2017還是個啞謎。

策略主義彷彿為我們不安的現狀，不可知的未來，打了強心針。有趣的是，不安與不可知，正是過去很長的一段日子牽動香港人上街，爭取政治與社會改革的動力。策略唯上，放下或降低目標、理想、原則，現實變得可以接受，未來也顯得不再那麼不可知。歷史遭清洗，香港人爭取了二十年政制改革的歷史也「不再是那麼一回事」，多等幾年又何妨？有人自我感覺良好，策略過人，聰明絕頂，尊重2012，把握了「機會較大的」2017。難怪唐英年也說，香港的社會分歧逐步收窄。

桑塔大概想不到，「策略」也很迷人，真正在香港人心靈起的革命，正是這種策略主義(反)革命。不難理解，像香港這樣一個嚴重喪失價值的社會，當僅餘的歷史記憶被清洗，「不再是那麼一回事」，過去的抗爭，對現狀的體驗，未來的願景，在策略計算中又值多少？

真話與道理屈服於策略理性之下

蔡子強老師期望學生有策略地發動一場心靈革命。去畢業典禮搞局，當然不會造成什麼心靈革命；不過，當愈來愈多人視一切為當然、常規、必要的儀式，竟然有人不怕被人罵，敢跳出來告訴大家，我們還在意一些比畢業禮還重要的價值，你不能不承認，比起自以為滿頭子策略理性的人，學生的所作所為，更能針對香港這個大局吧！

延伸閱讀

Sontag, Susan. 1974. "Fascinating Fascism." Under the Sign of Saturn. Anchor.
www.nybooks.com/articles/9280

葉蔭聰 - 誰的包容與尊重? (舊文轉貼)

——歪讀公民教育委員會「社會共融」短片

2005年8月8日

什麼是「壓抑性包容」？... ... 原來是人民要求強權及特權包容異見，但不知不覺變成，人民要包容有權有勢者，不要挑起紛爭。

Vic：「壓抑性的包容」其實就是「和諧社會」、「穩定第一」這種狗屁倡議的核心思想。無論這反映的是居心叵測的詭詐，還是顢頇鄉愿式的愚昧，我們均應詛咒它、唾棄它，因為其出發點無不是以犧牲被壓迫的弱勢群體、保護既得利益為前提，藉逃避社會矛盾的根源來成就表面的和諧。

【明報專訊】《心繫家國》短片曾惹起一陣風雨，加上解說及字幕後，好像被我們「包容」了。從這個角度看，我們不妨歪讀一下公民教育委員會新一輯的宣傳短片，短片鼓吹「尊重」與「包容」，其實意指「縱使你我的背景、信念、立場或喜好不同」，各位香港同胞，請「包容」一下我們委員會繼續宣揚愛國教育吧﹗

「包容」（tolerance）是自由主義重要概念，當年持異見的西方知識分子，遭受王權與宗教壓迫，近年流行的丹布朗（Dan Brown）小說《達文西密碼》及《魔鬼與天使》，當中的歷史角色達文西與伽里略便是典型例子，追求思想及言論自由者，提出「包容」作為社會價值，它漸漸成為現代社會的指標。到了當代社會，全世界又大談文化多元（multiculturalism），把「包容」賦予更多文化與全球意義。

偷用「包容」

經歷反對23條及爭取普選事件，以及七一遊行的社會總動員，公民教育委員會叫人避免紛爭，其政治意圖明眼人都心知肚明，它指桑罵槐，短片中搬出一位佛教僧人與教會牧師並肩而行，雖然不倫不類，卻也成功偷用了「包容」這個當代關鍵詞。

「包容」似成為普世真理，但它作為自由主義的概念，在戰後西方國家其實也受過不少人挑戰，這?試舉兩位人兄，看看他對香港有什麼啟示。

前陣子收到一封友人的電郵，他告訴我，7月19日，是一位已故學者馬庫色（Herbert Marcuse）的誕辰，現在年輕人大概不認識他，但六七十年代的歐美，特別是知識青年，無人不識的「3M」（Marx, Mao and Marcuse）之一，他是學生運動的思想導師，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家，雖然在思想界早已過時，香港比較長情，筆者80年代末念大學一年級時，校園?還有人（包括筆者）啃他的《單向度的人》（簡體字版），他批評美國這種自命自由的社會，表面包容一切，其實是「壓抑性包容」（repressive tolerance）。

人民要包容有權有勢者﹖

什麼是「壓抑性包容」﹖我這?不用馬庫色的理論語言解釋，不妨用香港的現狀來說明﹕政府勉強可以包容你每年七一遊行人士，但你們也應包容那800人選特首，也應包容曾蔭權的管治班子，包容影響力強大的商人勢力，以及包容人大常委對07、08選舉的限制。換言之，原來是人民要求強權及特權包容異見，但不知不覺變成，人民要包容有權有勢者，不要挑起紛爭。

馬庫色在六七十年代追求一種具有解放意味的包容，對21世紀的香港，更是遙遠。

廣告短片鼓吹尊重、溝通與和諧，但不知你有沒有發現，我們日常談話時，當說到「尊重」時，我們其實是想結束溝通，或不想了解對方，例如，你跟人吵架，最後你不想糾纏下去，你會說﹕「好了，我尊重你意見，你也最好尊重我的。」然後當然是各行各路，這跟政府官員說話一樣，他╱她說「尊重」遊行人士的權利，但你根本不會知道他╱她會如何「尊重」你。

如果有留意歐美思想界，你大概會聽過齊澤克（Slavoj Zizek）這個名字，這位斯洛文尼亞哲學家兼拉康（Jacques Lacan）式精神分析學家，在歐美走紅，產量豐富（可參見 http://www.lacan.com），愛回應時事及流行文化，當然十分留意我們身邊慢慢出現的這種「你尊重我，我尊重你」的文化，他稱之為去除咖啡因（de-caffeinated）的世界。

他說，任何人的信念、立場及價值，其實都具有激情與動力，互相碰撞雖不必你死我亡，但造成各種文化震盪與衝突其實是無可避免，當代社會發展出一種逃避的方法，就是把自己及別人的所思所想，化成一種「觀點」，一種「見解」，或一種「生活方式」，於是別人便變成於己無關的他者（other），自己則自以為很理性與冷靜﹔所以，不同意見的人最好不要太有激情，支持民主也好，支持穩定也好，基督徒也好，回教徒也好，法輪功也好，只要不太激動，便可共享太平。

齊澤克反對這種多元文化主義，鼓吹一種具有激情的鬥爭與結盟，勸自由派知識分子不要空想一個沒有衝突的世界，他的看法是否另一種烏托邦，我們可以再討論，但他對包容尊重的批判，卻值得我們深思。

不要空想沒有衝突的世界

他對自由派的包容不以為然，認為只是政治正確的姿態，把人的激情壓抑或轉移了，其實壓根兒沒有消滅衝突鬥爭，有時還在國際舞台改以恐怖主義出現，或布殊式的軍事國家恐怖主義，在國內，低下階層的憤怒與慾力，由右翼基督教民粹主義接收，自由派的社會包容，平等尊重，例如同志平權、種族差異、女性自主（如墮胎爭議），理想雖高，卻有心無力面對衝突的世界，跟激動的民眾距離愈來愈遠，自由派的議題，反而變成被攻擊的對象，保守政客及大財團更可以用多元文化作幌子，置身事外。

今年七一遊行的民陣以彩虹旗示人，除了爭取普選及反官商勾結外，也強調尊重多元及權利，從這個角度去讀公民教育委員會的短片，可以看出政權如何借取對手「民陣」的措辭，大談尊重包容，由老董及一眾特權階級觸動起的民氣與激情，被化約成「過分執著」與「對人不對事」的噪音，多元民主聲音變成和諧共融的新秩序，遙遙呼應西九龍皇帝曾蔭權的新天下。

作者為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助理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