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 - 軍隊職能

世道人生   香港蘋果日報   2017年8月2日

昨天拙文後有網友留言問：「到底黨的軍隊是否國家的軍隊？這支軍隊的職能是甚麼？是對外的還是對國民的？」

大陸一位曾在1998年罹獄9年的異議人士查建國，出獄後持續在網上發表時政散論，語調頗委婉。日前他就中共建軍節發表「點評之519」，開頭說：「這些天大陸黨媒掀起了建軍紀念大潮，其主旋律、最強音即『聽黨話，跟黨走』。出現頻率極高的話是：『黨的絕對領導是永不變的軍魂』，這是公然違憲。」文章摘抄6段憲法條文，包括第57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第62條全國人大有選舉中央軍委主席和決定戰爭和和平的職能；……第93條國家軍委領導全國武裝力量；第94條中央軍委對全國人大及人大常委負責。

這些條文都規定軍隊是國家軍隊，不是黨的軍隊。因此，回答前述網友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按中國憲法，軍隊是國家的；按習近平的宣示及中共國的主旋律宣傳，軍隊就是黨的。兩者矛盾的結論就無可爭議地說明中共政權是慣性違憲的。憲法就連裝飾的功能都缺乏。對香港《基本法》亦如此，袁某等隨極權意向作的關於一地兩檢的法律解釋也如此。

查建國的點評最後說：「我以一公民身份向中國軍隊送上10個字：『永不向和平示威者開槍』，不管何時、何地、何種理由、何黨何人命令。做到這10個字就是『人民的軍隊』，就是人權捍衞者、憲法執行者，就是對歷史的懺悔，對民主轉型的貢獻，對後人的交代。這10字就是軍人的良知，『永不變的軍魂』！」

這10個字的意思就是：軍隊的職能是對外而不是對國民的。

啟蒙時代英國思想家John Stuart Mill（1806-1873）說：「集權和獨裁統治，政權的主要精力是對付內部人民的，他們害怕內部勢力遠甚於外部勢力。自由社會也一樣，只不過民主政府被剝奪了壓迫人民的權利。」

集權和獨裁統治害怕內部勢力，花費龐大軍費和比國防開支更大的維穩費，都為了對付內部人民。掌權者視一般人民為奴隸，更害怕反對勢力形成組織。民主政權的主要精力也是用來對付內部人民，但因為政權被剝奪了壓迫人民的權利，所以必須不斷對應人民的要求，必須應付國會、媒體和各社會組織。美國總統在國際社會呼風喚雨，似乎不可一世，但在美國國內，就低聲下氣求國會、見媒體，不似在國際上那樣叱咤風雲。

所有政權都將主要精力用於對內，不同的是專制政權用壓制手段對付人民；民主政權則要討好人民來求取人民的支持。

2005年6月1日，中共與俄國簽訂了在大陸媒體不見蹤影的中俄邊界密約，放棄了被沙俄強佔的144萬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積相當1,360個香港，「海參崴」、「伯力」等稱謂永遠消失；2009年以來，中共動員龐大的武力折磨一個要求實現憲法中的人民權利的書生和他的無辜妻子。武力用於對外還是對內，很清楚吧。查建國講甚麼10個字，甚麼「不變的軍魂」，對專政者來說，陳義過高了。

李怡 - 目的

世道人生   香港蘋果日報   2017年7月28日

袁國強就西九站劃出10萬平方米給大陸管轄，宣稱「基本法無define（定義）香港範圍」，至於香港本地法律同樣「無define香港territory（領土）」。

《基本法》是不是沒有定義香港範圍呢？讓我們看《基本法》「序言」：「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中英兩國政府簽署了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確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於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因此，《基本法》明言中國在香港行使主權的法源是《中英聯合聲明》。而聯合聲明的第一條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聲明：收回香港地區（包括香港島、九龍和『新界』，以下稱香港）是全中國人民的共同願望，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決定於1997年7月1日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已經清楚界定香港地區的範圍是「包括香港島、九龍和『新界』」了。袁國強怎麼可以睜眼說瞎話指「基本法無定義香港範圍」呢？

至於《基本法》第七條說香港土地是國家所有、由香港特區管理並可出租給個人、法人或團體使用，袁國強據此稱可以出租給國家。但這一條絕非意味出租後可以實行租賃者自己的法律而《基本法》及香港法律可不在那兒實施，根據第八條、第十八條，所有香港地區都無例外地實施《基本法》，並言明「全國性法律」不在香港地區實施。因此，在《基本法》訂明的香港地區內實行大陸法律，並沒有法律根據。

袁國強又稱，「實行高鐵一地兩檢的要求，是由香港提出，內地亦是本着幫助香港的心協助」。

這個「此地無銀」的聲言，使人更懷疑「一地兩檢」不僅是因應中共的需要而提出，而且這根本就是香港要建高鐵的目的。甚麼意思？意思就是從香港前往大陸的便利來說，根本是不需要高鐵的，更不需要把高鐵站建在市中心。香港建高鐵的目的，就是以「一地兩檢」為藉口，把大陸專權政治的執法利劍，插進香港的心臟。因此，建高鐵是手段，藉高鐵搞「一地兩檢」才是目的。

法律界人士David Tang昨天在facebook上說，「高鐵最令我反感的，是特府打從Day One就存心欺瞞」，「甚麼48分鐘直達廣州，根本是惡意做假。火車到的，不是廣州市中心，而是番禺，不過站名叫『廣州南』而已，要再坐十幾個站地鐵才到市中心，最少半個鐘。更糟的是，48分鐘是指中間不停站的直通車，而直通車，一天卻沒有幾班，其他的，要60分鐘以上，再轉地鐵，就是一個半鐘以上了。現在的九廣直通車，也是一個半鐘多一點而已」。

還有，大陸大部份城市的高鐵站，都遠離市中心，為甚麼香港非設在西九不可？香港有52%即300、400萬人居住在新界，他們去大陸會直接從北區過境，要坐高鐵也去深圳坐，不會繞來西九的。

因此，高鐵不論從成本還是需求來說，根本不值得建。建高鐵的目的現在終於清楚了，原來就為了要弄個「一地兩檢」。

香港失去的，不是「割地」，而是由此開始並將逐漸擴大的中共在香港的執法權。

香港人還以為無所謂，以為沒事發生嗎？

李怡 - 說到底是信任問題

世道人生   香港蘋果日報   2017年7月26日

高鐵一地兩檢安排，大致上是：特區將有關入境及離境的部份樓層及月台層租給大陸，在大陸租用的樓層及月台，以至車廂，中共人員有全面執法權，包括入境、清關、檢疫和刑事執法，在車廂的刑事案件由大陸處理。大陸執法人員200人。可配槍。在租用區執行大陸法律。車廂發生刑事案件，由大陸法院處理。沿途香港段的車軌則屬香港特區擁有。

不想窮究所以的市民，也許受轉軚大狀蠱惑，說向大陸設「新租界」合憲，說人大常委有權對香港的範圍作出調整，又說大陸執法人員在香港執法沒有問題，駐軍都可以何況執法？殊不知，香港與大陸的關鍵區別正是法律。講駐軍的《基本法》第14條規定：「駐軍人員除需遵守全國性法律外，還須遵守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至於中共在香港設置機構，也有《基本法》第22條規定：「中央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的一切機構及其人員均須遵守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

香港有沒有司法管轄權，是不是實行香港的原有法律，是香港維持一國兩制的基石。《基本法》特別在第8、第14、第22條作出規定，正是中共當時在憲法層面的承諾。為甚麼深圳灣口岸又可以由大陸租給香港以及可以實行香港的法律呢？因為一來中共憲法並沒有作出明白的限制，二來眾所周知，在一黨專政之下的憲法、法律都只是裝裝門面，跟香港傳統的「法的統治」不可同日而語。

香港目前跟大陸、台灣都沒有罪犯引渡條例，反而大陸跟台灣有，甚麼原因？據了解，香港與大陸就司法合作的商談一直未能達成協議，關鍵問題是因為香港沒有死刑，而大陸、台灣均有死刑。無死刑地區，原則上是不能同有死刑地區相互引渡罪犯的。僅此一條，就可見港中兩地的司法管轄基本不同甚而不能相通。一地兩檢容許大陸執法人員在香港執行大陸法律，不僅違反《基本法》規定，更是擺明對香港司法制度的踐踏，衝擊一國兩制的法律基石。儘管有人說，李波事件已是大陸人員在香港執法啦。但由暗到明，畢竟有很大差別。

路軌屬香港業權，而車廂就實行大陸法律，那就更荒謬。輪船在公海上，可以視為輪船登記國的領土延伸，一旦進入別國的領海，就要受所在地的法律管轄。火車、飛機也一樣。若高鐵車廂屬大陸法律管轄範圍，倘若車廂出現刑事糾紛，甚至要煞停在香港擁有的路軌上，那麼該執行有死刑或沒有死刑的法律管轄呢？

張炳良前兩天說，一地兩檢是信任的問題。說到底，的確是信任問題。李波，桂民海，劉曉波，要香港人對中共在香港執法「信任」，除非瞎了眼睛。香港在深圳灣口岸通關、美國在加拿大境內通關，與中共在西九執法，根本是兩回事。可以信任，和絕難信任，豈可等量齊觀？

相關文章：一地兩檢違基本法　吳靄儀：這是一場民意戰　不能以為什麼也不做　可靠司法覆核推翻

李怡 - 祈願

世道人生   香港蘋果日報   2017年7月10日

劉曉波留診的瀋陽醫院通報稱，「美國和德國專家提出患者希望出國治療，中國專家提出：『患者轉運過程不安全，你們還有甚麼治療辦法可以做得更好？』美德專家回答：『我們也沒有更好的辦法了，你們已經做得非常好。』」。

這是中共為劉曉波做的最後一場戲，請來美德專家並由他們說出沒有更好辦法，院方又以「患者轉運不安全」為理由，拒絕劉曉波出國治療。

劉已命懸一線，他的所謂「保外就醫」仍然被當局嚴密監控，家人被監視。從種種情況來看，院方所謂「轉運不安全」，只是當局指令下的藉口，真正原因是不許劉曉波帶同劉霞出國。劉曉波在國外或許「也沒有更好的辦法」治癒，但劉霞會因獲自由而把多年來無端受軟禁及當局對劉曉波、對她、對她弟弟的所有卑鄙惡行公之於世。

在所有的大陸持不同意見之中，劉曉波最「愛國」、最溫和，甚而是最能夠體諒專制政權。1889年他還在美國當訪問學者，因民運而中斷回國。六四前，他作為四君子之一，與戒嚴部隊談判，說服部隊讓數以千計的學生撤離。

1993年1月，劉曉波應邀訪澳大利亞和美國，期間就「八九民運」進行批判性反省，引起海內外異議人士爭議。到5月，他謝絕海外一些朋友留下避難的建議，又返回中國。

2008年，劉曉波因起草《零八憲章》被捕，並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11年。罪名是「煽動」，意味只是言論而沒有行動。而劉的言論，即《零八憲章》的主旨，只是要求中共政權按照自己所定的憲法，給予人民應有權利而已。在法庭上，他也以「我沒有敵人，我沒有仇恨」表示對專制政權的寬容。也因此，海外的中國異議人士對他嚴詞批評，甚而反對向他頒發諾貝爾和平獎。

這就是一個和平的、理性的、非暴力甚而非行動的，只在憲政範圍內議政的知識分子，在極權政治下的遭遇。更禍延妻子遭長期軟禁，妻弟劉暉被誣告判刑。

當掌權者要香港人學習憲法、《基本法》時，劉曉波要求當局尊重憲法有何啟示？

在對生存已經絕望的時刻，劉曉波知道留在中國已經沒有意義了，他瀕危的唯一希望，就是能夠讓受累的妻子恢復自由，而留在「祖國」這是沒有希望的。但即使這卑微的要求，也被一個假借的理由拒絕了。

這幾天，大陸網頁有人放上《魔戒》的主題曲、Enya的《祈願》（May it be），我也一面重聽一面嘆息，以下是歌詞的中文：

祈願有一顆夜晚的明星/照耀着你/祈願當黑暗降臨之際/你的心將會真切/你行走在孤獨之路上/哦！你離家鄉多麼遙遠啊/黑暗已經來臨/堅定信念，你會找到屬於你的道路/黑暗已經降臨/一個諾言現在與你同在/祈願陰影的召喚/終將煙消雲散/祈願你的旅途/通向那光明的明天/當那黑夜被征服之時/你將起身看見那耀眼的太陽/黑暗已經來臨……

歌詞的「你」，不是曉波，他將遠行。而是我，和你，和他，和我們。

李怡 - 法治社會的返祖退化

世道人生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11月9日    

人大就《基本法》104條的解釋，名為釋法實為加建，加了「宣誓人必須真誠、莊重地進行宣誓」，「任何不真誠、不莊重的方式宣誓，……所作宣誓無效，宣誓人即喪失就任該條所列相應公職的資格。」又指「宣誓人必須真誠信奉並嚴格遵守法定誓言。宣誓人作虛假宣誓或者在宣誓之後從事違反誓言行為的，依法承擔法律責任。」

何謂「真誠」？真誠是真實誠懇、真心實意，也就是忠於自己認知的意思。共產黨人從來不講真誠而是講忠誠，作為黨員最重要就是對黨的絕對服從，是對黨忠誠，而不能夠有忠於自己、出自肺腑的真誠。

蘇聯時代有過一個對人的三個特質的說法，雖是笑話我卻認為屬真理。這個說法認為，人身上有三種不可測的特質：才智、黨性和真誠。一個人只可以擁有兩種——有黨性和真誠就不會有才智，有才智和真誠就不會有黨性，有才智和黨性就不會有真誠。

現在共產黨人在對香港《基本法》的解釋上重重複複講真誠，恐怕真正要說的是黨性，及由此派生的對國家主義的忠誠。

無論真誠還是忠誠，都是一種心理狀態，誰去判斷宣誓人是否真誠？誰能夠洞悉宣誓人是否真誠？人大釋法說，「監誓人負有確保宣誓合法進行的責任，對符合本解釋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規定的宣誓，應確定為有效宣誓」。因此，監誓人就須有貫穿宣誓人內心世界的能力，否則他就是完全憑自己的自由心證作出的判定。

真誠與否？是看不見摸不着的東西。早在1876年美國出版的開會寶典《羅伯特議事規則》，已經明確規定，無論是議會、法庭，任何開會議事，都只能夠講證據，而不能質疑動機。這本開會寶典，已經成為全世界尊奉的文明規則。孫中山曾將此寶典翻譯並改名為《民權初步》。在明白可證的法治規則上加一些自由心證的是否真誠的動機質疑，等於一個文明法治社會的返祖退化。

質疑自己的黨員或國民對黨國的真誠或忠誠，是中共建黨近百年的傳統，也是災難之源。劉少奇對黨忠誠嗎？一段時間他是黨員自我修養的模範，然後又成為「叛徒、內奸、工賊」，忽而又獲平反為一生對黨國忠誠也。這樣的際遇近百年無數人都不同程度遭遇過。中共製造無數人間悲劇的意識形態根源就在於根深蒂固的敵情觀念，和無時無刻不是對事而是對人的動機質疑。

因為人心不可測，因此祭出「真誠」這個不可測的武器，就是方便掌權者用這個沒有準繩的兇器去操控既有的規則，排除掌權者不喜歡的人。因此，建制派認為同樣沒有「完整」讀出誓詞的黃定光「不是故意」的，不該被取消議員資格，而另一些人沒有完整讀誓詞就是「故意」的。故意與非故意，也沒有證據，也完全是自由心證。

這是清晰向模糊的墮落，法治向人治的墮落，文明向野蠻的墮落。附和的辯護士和推動這個荒謬的政客們，除了要在政治垃圾中撿些殘羹剩飯之外，他們自己有過「真誠」嗎？

李怡 - 釋法是要向內地人民交代

世道人生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11月7日

人大常委進行釋法前，按照《基本法》須徵詢香港基本法委員會的意見。因此，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的意見，應該有權威性。她怎麼說呢？她說，中央這次釋法是要向內地人民交代。「如果香港的議員可以在立法會宣傳『港獨』，是否在新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亦可以這樣做？西藏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亦可以這樣做？如果中央對香港不表態，你點樣向西藏、向新疆代表交代？中央處事都要公平。」

根據這個要向內地人民交代的說法，恐怕釋法陸續有來。比如以言論自由來說，梁愛詩說，「大家都知道『港獨』已經發展了一段時間，他們仍然很自由地喺公眾發表他們的言論。但你喺立法會、政府架構中，你咁樣做，影響係更加大嘅」。意思是公眾發表港獨言論沒有問題，因屬言論自由的層次，但在立法會有這樣的言論，就要釋法也。但按照中央處事要公平的理據，那麼香港人在政府架構外發表港獨言論，是否代表內地人民也可以有發表獨立言論的自由呢？如果不可以，又如何向大陸人民交代？因此，為了向大陸人民交代，為了貫徹《基本法》第1條香港屬中國一部份，和第12條香港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為了顯示中央處事公平，也應該對香港的言論自由作解釋，即不可發表危害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的言論。

《基本法》第37條關於香港居民有「自願生育的權利」，但中國憲法第49條「夫妻雙方有實行計劃生育的義務」，顯然對大陸人民不公平。《基本法》第141條「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宗教組織和教徒可與其他地方的宗教組織和教徒保持和發展關係」，但中國憲法第36條「宗教團體和宗教事務不受外國勢力的支配」，兩地的法律準則完全相反。為了體現《基本法》第1條，人大常委若對香港居民的權利不作釋法，中央如何向大陸人民交代？

中國憲法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其中第51條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權利的時候，不得損害國家的、社會的、集體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權利。」在香港《基本法》第三章「居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中，並無這樣的規定。中央若要公平處事，即香港和大陸人民的權利對等，看來也應該釋法，將中國憲法第51條引入，也就是說，香港居民在行使自由和權利時，不得損害國家的利益。而何謂國家利益，當然是由中共當局說了算囉。

比對中國憲法和香港《基本法》，相信基於國家利益、領土完整，應該還會有許多釋法的空間。

記得已故親共名人鄔維庸曾經對香港人勸告：「如果注定被人強姦，何不索性躺下來享受當中的快感呢？」別把這句話當作笑話。這兩天，許多香港名人，包括法律界人士說「若然令本港法律更清晰，釋法未必一定是不好的事」。似乎在享受了。

對於強姦行為，還有一個普遍的說法，就是不能怪強姦者，誰叫被強姦者打扮漂亮、衣着性感去誘人強姦呢？

記得彭定康離港前怎麼說嗎？香港的沉淪不是沒有理由的。

李怡 - 一貫卸膊，不如早早卸任

世道人生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9月22日    

記者會本已宣佈結束，梁振英仍要說最後一段話，並一度哽咽，以哭腔說出，「我哋做出嚟嘅成績，粒粒皆辛苦」。市民聽來，反應恐怕是：咁辛苦咪唔好做囉。你做下去辛苦，香港市民更辛苦。

梁特說，先發展橫洲第一期4,000單位是他作為行政長官的決定，更說是他的擔當。但為甚麼早幾天他沒有這麼說？為甚麼政府最先發的稿隱瞞梁特擔任橫洲工作小組主席？為甚麼他早先說項目由財政司司長跟進，又說「運房局是由政務司司長負責，發展局由財政司司長負責」，給人印象就是與他沒有直接關係？前天不肯回答問題，拖一天開記者會，很明顯就是要把形象較好的曾俊華抬出來解困，需要先夾口供。顯然是財爺不肯食死貓，不願承認分期發展是他任主席的土地督導委員會作的決定，於是梁特才被迫表示他的「擔當」。但仍然留下大堆疑問，包括沒有提供答應過的文件，包括被諮詢的民建聯議員梁志祥也不知道有二三期計劃。

為甚麼兩天前鬍鬚曾和林鄭要急急為橫洲分期發展撇清關係？很明顯他們不願對橫洲公屋縮水這件事負責，也可能是看破梁特卸膊的伎倆。連串公關災難催迫下，梁特才有這個小題大做的記者會。

出了問題就向下推諉責任，梁特此非第一次，而是常態。比如警方出動催淚彈或使用過度暴力去對付示威群眾，他總說是警方負責，還說甚麼專業。

「The buck stops here.」是美國前總統杜魯門1945年放在他白宮辦公室桌上的標語牌。這句話有一個現成的中文成語，叫「責無旁貸」。不過責無旁貸講多了，讀來有點麻木。這句英文的真正含意是，責任到我這裏為止，不容也不會推卸給別人。

「The buck stops here.」的意涵是由美國俚語「pass the buck」演繹而來的。「pass the buck」的意思是「將該負責任的事推給別人」。Buck的出處是，在西部拓荒時期玩撲克牌遊戲，為求公平而輪流做莊，輪到誰做莊就把一種帶有鹿角手柄的刀子放在誰面前。Buck是buckhorn knife的簡稱，如果輪到做莊的人不願意做莊，可「pass the buck」，將責任讓給別人。

這句話現在已成了美國人工作態度的基本要求。西點軍校把這句話納為最重要的行為準則。不僅是總統，即使是在一個企業中負起部門責任的人，也要有這種責無旁貸的精神。

對一個企業、機構、組織的領導人來說，「The buck stops here.」是座右銘。即使是自己手下的人犯的錯誤，即使你對出現的錯誤並不知情，但因為你是領導者，你就要站出來挑起承擔錯誤的責任。然後，你關起門來對犯錯的人提出批評，他才會心服口服地改進。更何況，錯根本是你犯的，禍是你闖的，豈可把責任推給下屬？

既然一貫卸膊，那就應該盡早卸任，因為他根本不配當首長。你既不肯承擔責任，手下的人當然沒有道理要為你承擔。紛紛卸膊的團隊，不會做好任何事。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來時各自飛。現在已出現樹倒猢猻散的先兆也。

李怡 - 港獨禁忌荒誕劇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8月24日

梁振英昨天說，「在學校裏宣傳『港獨』，這個絕對不是言論自由的問題。學校校規比社會上的法律更加嚴格，譬如……在社會上講粗口不會上法庭，但在學校講粗口，屢勸不改可能會被踢出校……。」

香港學生在學校講粗口，應該說一直以來都是十分普遍的現象。老師會批評，會勸阻。但從未聽過有學生因講粗口而被踢出學校的。689是否可以舉出一個講粗口踢出校的例子？又或者找一個校長來說說這種校規？

689對現實狀況沒有了解就信口開河，已成為他擔任行政長官的最大特點矣。他又說，「香港是國家不可分離的一部份，有甚麼可以討論的餘地呢？」因此，討論港獨「完全不是一個言論自由的問題。」

學校有什麼規定不能討論港獨？討論港獨倘若不是言論自由的問題，是什麼問題？難道是行動問題乎？他到底知不知道言論自由的普世準則在哪裏？

我已重複過多次，但對健忘的讀友或有意抹殺的政客還是應該再提醒，言論自由的界限就是「明顯而立即危險原則」（clear and present danger test），這原則是1919年美國大法官Oliver W.Holmes定下並且已是全球採定的標準，舉例是不容許任何人在戲院中妄呼火警，引起恐慌。除了這種會產生明顯而立即危險的言論屬違法之外，公民的言論自由不應該設定任何禁區。

1951年，美國審訊由11名共產黨員鼓吹以武力推翻美國政府的「丹尼斯案」，其中一位大法官William O. Douglas反對判他們有罪，因為美國共產黨的勢力微不足道，不可能造成「明顯而立即危險」，而「鼓吹」涉及意圖，意圖是摸不着、看不見的東西，故不能成為罪名。因此「鼓吹以武力推翻政府」應該受到言論自由的保護。他認為倘若一旦以意圖和沒有構成「明顯而立即危險」去限制言論自由，社會就會進入一個危險境地，「每個公民的自由都將受到危害」。他的見解後來成為言論自由的經典。

關於港獨，目前只處於微弱的言論層次，根本談不上產生「明顯而立即危險」，更遑論有言論以外的行動。一旦以港獨名義去限制言論自由，就會進入危險境地。選管會日前以需就「民主自決」「推動民間公投」「自主未來」等字眼諮詢律政司意見為理由，拖延部分參選人的入屋郵遞單張審批。如果我們忍受以港獨對言論自由設限，發展下去不僅上述「民主自決」等提不得，恐怕「七不講」也會降臨香港，即連普世價值、新聞自由、公民權利等都成為言論禁忌也。

在梁特的渲染下，港獨目前在建制派中已造成杯弓蛇影。日前演藝文化界的建制派參選人馬逢國竟表示因港獨違法故不能在演藝中涉及此話題，另一參選人周博賢即表示，殺人更明顯違法，但演藝創作中一直有這題材。

梁特宣傳港獨不遺餘力，從討論港獨要踢出校，到演藝產品不能涉港獨題材，香港正在上演港獨禁忌的荒誕劇。

李怡 - 哀哉，廉政公署！

世道人生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7月15日

行李門毀掉香港的國際航空和國際城市的聲譽，現在的廉署門也把香港數十年好不容易建立的廉潔城市美譽毀於一旦。昨天在特首答問會上，楊岳橋希望689不要「搞死香港」。不錯，廉政被搞死，香港看來也會被他搞死也。

一位從學校畢業後即在廉署工作32年的神探幹員，獲獎無數，又被派往美國接受FBI訓練，居然被一個空降的廉署專員指她工作不達標，將這個署理執行處首長「搣柴」，而導致她憤而辭職。接着，一位被譽為廉署明日之星的40歲首席調查主任高迪龍也遞信請辭。據聞，白韞六在會見20名首席中高層主管人員，交代取消李寶蘭署任執行首長的理由時，遭在場人員質疑違規，因為即使李寶蘭工作不達標也應該先向她發出警告，給予改善機會，而不是斷然「搣柴」。有消息指廉署上下士氣低落，原定今天舉行的員工周年晚宴，因超過七成半人表示不會出席，而罕有決定晚宴延期。七成半人杯葛，無疑是一次集體抗議行動。

這不僅是一個機構的士氣問題，而是涉及香港一個重要價值觀念的崩解。廉署自1974年成立以來，一直是香港的驕傲。成立初期在警廉風暴後，廉署穩定和確立起來，歷年開展的只要有舉報就可能採取反貪反賄行動，為香港樹立良好的清廉風氣，有人說香港連如何行賄的方法都失傳了，以至有香港人到大陸投資竟然不知怎麼開口輸送利益。香港在華人社會中，一掃千年貪腐傳統，展現新風。幾十年來，香港拍了許多有關廉政的電影和電視劇。香港的廉潔風氣被所有華人社會交口稱譽。有一個時期，中共主政的開明派曾經談過要效法香港成立廉政公署。當然，隨着內部權鬥、胡趙先後失勢和中共日趨腐敗，這一提議也就無疾而終了。

由於成立以來在香港以至在全世界受到肯定與尊重，而廉署的舉報、立案、認真查辦的機制也較難動搖，投入廉署工作的人會有一份自豪感，對自己擔負的責任會覺得有意義、有價值、有理想，比較其他職業有更多認同和歸屬感。有認識李寶蘭的朋友說，她純樸，誠懇，低調，踏實。32年的廉署生涯，自然很清楚怎樣嚴格按機制行事，也知道要「達」的是甚麼「標」。七成半廉署人的不滿，中高層當面質疑白韞六的決定，在在說明他們和李寶蘭一樣，要守護廉署的傳承和價值系統。那麼，由梁振英委任的白韞六，是執行梁的意向，還是迎合梁的意向，都已經沒有分別。如果是李寶蘭鍥而不捨地按機制去查某事件，而這樣查又造成大人物的困擾，那就是「達」不到白醞六護主的「標」。事情就是這麼清楚，要「達」廉署幾十年的「標」，就無法「達」以權謀私的「標」。最終，就是人凌駕制度，而制度也就毀壞了。

有人對我說，李寶蘭哭了好幾次，相信她不是為自己失去職位而哭，而是為她一生心血、一生信仰、一生堅持卻毀於一個垃圾狗之手而哭。

哀哉，廉政公署﹗

李怡 - 港官與公安磋商甚麼東東

世道人生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7月8日

林榮基記者會後，梁振英煞有介事地去信「中央」說是反映港人對這件事的關注；然後煞有介事地由律政司長、保安局長等到北京與公安部討論事件；回港後又煞有介事地由689與袁國強等人會見傳媒，說取得了成果。

取得甚麼成果呢？就是雙方就通報機制循時限等四方面作檢討。另外就林榮基案中共在港官面前播出林被監視居住和認罪片段，689接着說：「不同的司法管轄區是有不同法律的，每一個社會的居民，他去到外地都要遵守當地的法律。」

香港人對銅鑼灣書店的關注，是關注通報機制嗎？是認為香港人到世界任何地方都不須遵守當地法律嗎？

通報機制再怎麼「完善」，如果在強權脅迫下要被拘留者簽名同意不通知家人，中共執法部門也有大條道理而不通知香港警方，就4個方面去檢討通報機制有甚麼意義？至於「每一個社會的居民，他去到外地都要遵守當地的法律。」還用的着689說嗎？香港人到世界各地，怎麼會不知道要遵守當地法律？問題是：林榮基在大陸，究竟犯了麼法？在大陸寄書犯法嗎？大陸憲法寫明有出版自由，沒有任何法律講有禁書，也沒有法律講不得寄所謂「禁書」，更沒有法律列明任何人不得在境外向大陸寄「禁書」。寧波市公安局竟然說，發現有人向寧波銷售境外書籍，而「書籍是從香港銅鑼灣書店購買」，於是銅鑼灣書店出售書籍也成為罪名。香港人關注的就是在大陸隨時會觸犯沒有法律列明而被指為違法的事，更關注在香港做合法之事到了大陸卻被指在香港從事對大陸非法之事。

對銅鑼灣書店事件，香港人最關注的是中共的「跨境執法」，今年一月《環球時報》社論說，「強力部門通常都有規避法律讓一個被調查者進行配合的辦法」，對「跨境執法」實際上已自我承認。袁國強等人到大陸商談銅鑼灣書店之事，若真正表達香港人對事件的關注，又怎能不講這個最重要的關注？怎能不當面問清楚《環時》講的「強力部門」是怎麼回事？

不提「強力部門」，不提銅鑼灣五子究竟觸犯了大陸哪一條法律，而講無關痛癢的通報機制，看林榮基剪髮影片，還好意思說取得甚麼成果？

而正在689和袁某等大晒通報機制的時候，寧波公安局就為文說林榮基「違反取保候審規定」，促他回內地受查，否則將對其「變更刑事強制措施」。《人民日報》對這次公安部與港府有關部門的磋商更有與港官截然不同的表述，這份中共中央機關報表示，經磋商後，「內地各省市公安機關與港警執法合作必將更加緊密」，「犯罪嫌疑人以為逃到香港就可以逃脫法律制裁的圖謀難以得逞了。」

林榮基躲起來不是沒有理由的，經689派高官到北京磋商後，香港人在大陸以至在香港的法律權利是多了些保障還是更無保障？確是使香港人疑慮重重。

李怡 - 記住：這裏是香港

世道人生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6月24日

香港最出色的舞台劇作家莊梅岩在她的facebook推薦一篇長文說：「我懇求朋友，坐下來由頭到尾把訪問讀一遍，沒有驚濤駭浪的情節，但是，看到一個真實的人在香港重獲自由的經歷我覺得感動、看到一個盡責的記者在香港忠實報道我覺得感動。……這裏是香港。」

我很少看見有人用「懇求」這個詞去叫人讀文章。於是細讀這篇長文，同樣地感動，也同樣懇求我的讀者朋友去讀。

這是《立場新聞》刊登的林榮基專訪，它觸及所有香港人都應該關注的要點，就是為甚麼我們要珍惜香港。

出事前的林榮基，跟大部份香港人一樣，是「自由的香港人」，將自由視為理所當然。但經過在大陸失去自由的八個月，這次回港，他卻像換了一副眼鏡，香港的人、事、物跟以往不再一樣。

他詳述被囚禁的經歷。中共當局不僅囚禁其肉身，更透過種種精神折磨，軟硬兼施，予以思想上的扭曲，飽受恐懼、絕望、無助的煎熬，在不知不覺間讓他打從心底接受自己失去自由的事實。他慨嘆：「我想不到自己可以被它洗腦洗到咁。」縱然五個月後將他「取保候審」到韶關圖書館當義工，但在當局監控下，他仍然溫馴如綿羊。「他控制得我好嚴，連我諗咩都要話佢知。」而經已認命的林榮基乖乖照辦。曾經是自由的香港人，不過幾個月時間，已被改造成不吭一聲的順民。

直至他重新踏足香港。密切監視他的兩個人，不再在他身邊，只命他定期以短訊報告行蹤。而林榮基，即使已身處自由的香港，卻仍然按照吩咐，十分聽話，像是自我扣上無形手銬。到第三天中午，在返回大陸途中，林榮基突然想到香港這裏「始終是自由的地方，跟大陸完全不同。我見到有人搭地鐵就開心，逼都開心。這裏的人的素質、氛圍都不同，個個有自由有尊嚴，上面不是這樣。」於是他在九龍塘火車站出閘抽煙。三支煙的時間，「我察覺自己不應該再受他們那一套。我身處的環境是自由的嘛！」於是，他毅然作出了決定：擺脫被強權操控的奴隸處境，自己重新掌握命運。

在這篇洋洋五千多字的專訪中，林榮基詳細回顧他的經歷和心路歷程，不是我這篇短文可以概括的。最使我感動的是他對自己的遭遇和挺身而出「無憾」：「如果這件事令許多香港人維護自己，我覺得很值得。就算無辜坐了八個月，都值得。」經過親身體驗失去自由的恐怖，他說他終於明白一個道理：「有咩唔妥，就要企出來。」

自由是一種奇怪的東西：沒有的人不會知道它的滋味；而享受慣的人，它就像空氣一樣，不會令人覺得可貴。然而自由人一旦失去了自由，成為奴隸，當他再享受到自由時，他是寧死也不願意再做奴隸了。

這就是林榮基的命運，也是你的命運，我的命運，香港的命運。「我們都是林榮基」，不只是一句口號。希望中共港共的掌權者記住，但香港人就一定要記住：這裏是香港。

立場新聞專訪林榮基：呼一口煙，吸一口自由
林榮基：不足 300 呎的房間裡，求死不能
林榮基戴的帽子、愛讀的書，以及其他

李怡 - 擇善固執，有種的漂亮

世道人生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6月21日    

Lancôme事件自6月初發生以來，何韻詩發聲明，社會關注，國際傳媒報道，法國教師發動網上簽名。但Lancôme在罵聲中，使出拖字訣，也就是想用時間把事情不了了之。何韻詩在facebook寫道：「香港人在這兩年已經受夠了所有的『不了了之』，而『不了了之』其實不是一個選擇。就是這種『不了了之』，讓香港社會的恐懼與憤怒越見加深。」

可是，香港市民又能夠怎樣？許多人很可能習慣了與原先看不慣的荒謬一起生活，屈從於得過且過，覺得生活就是這樣，怎麼樣都一樣，不然還能怎麼樣？

可是，何韻詩突然告訴香港人，告訴全世界，還能夠這麼樣！就是在Lancôme原定的同一天、同一地點舉行《有種的漂亮》音樂會。

Lancôme的活動，原定只在一個小咖啡館門外可容不到100人的場所舉行。如果沒有強權打壓，沒有醜陋縮沙，這個活動即使在娛樂新聞中，也不會大篇幅報道。

可是，經中共《環時》和微博的醜詆和Lancôme的跪低，前天的《有種的漂亮》音樂會居然來了3,000人，在大熱天把整條街擠得水洩不通。除了在咖啡館前面街道的小塊地方，絕大多數的人根本看不到何韻詩，然而，群眾的熱情絲毫沒有因此減低。置身在那個現場，我也感到鼻酸，很佩服阿詩沒有落淚。

為甚麼有這麼多人來？以及為甚麼還有更多人想來？因為我們欣賞和認同何韻詩的不屈服，不在金錢利益面前拜倒；因為我們不能忍受一個品牌屈從強權的不公不義；因為我們欣賞和支持何韻詩的反抗和活出自己。做自己，是音樂會的主旋律。

「I love you just the way you are.」這句黃耀明在音樂會上唱的歌詞，正說明何韻詩獲這麼多香港人愛護的原因。二十多年前林振強填的歌詞：「沒有改你舊模樣／不需製造形象／為了所信絕無後退與欺場／不管謊語極嘹亮／虛假似是時尚／人來得真／人才能舒暢／從沒跟風轉方向／愛你辦事從無賣帳／你固執得真漂亮。」歌名《你漂亮的固執》，是擇善固執，是有種的漂亮。

中共打擊何韻詩，目的就是要告訴全世界，人人要識時務做金錢奴隸，就是要壓抑香港人對命運自主的渴求。但打壓使事情走向反面，何韻詩反守為攻，以做自己、活出自己的思想和形象，呼喚起更廣泛的自主自決意識。而這正正就是中共所忌諱的追求獨立的社會意識根源。

法國作家卡繆說：「人們有權享有的幸福，靠反抗才能獲得；轉身反抗不公不義，你才由奴隸變成自己！」不是變成主人，而是變成自己：一個忠於自己的人。反抗者不是因為追求自由所以要反抗，而是只有在反抗中才能有真正的自由；不是由於有希望才要反抗，而是透過反抗，才能擺脫處於等死狀態的絕望。不是因為恐懼所以不敢反抗，而是不反抗就活在最大的恐懼中。

《有種的漂亮》音樂會結束了，何韻詩身體力行地實踐林榮基的話：「我都可以，點解你唔可以？」相信她的支持者不是只來宣洩情緒，而是會把「我都可以」的勇氣帶回去，並散播於社區。

李怡 - 《環時》漏底耐人尋味

世道人生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6月20日    

就林榮基記者會，英國外交部表示，李波在非自願情況下被移返大陸，是嚴重違反《中英聯合聲明》，英外相已就此事件向中國與香港政府提出交涉。可見，國際關注焦點，仍然是中共有沒有跨境執法，即李波是否在香港被擄走的問題。

中共官媒《環球時報》在林的記者會後的凌晨發出社評，幾小時後收回；第二天刊出一篇報道，也在發出後收回。兩篇文章及收回動作，很耐人尋味。

凌晨發出的社評說：「『一國兩制』是需要在實踐中不斷磨合、完善的」，「比如，香港各種力量都要尊重內地的政治體制……。內地則要更嚴格地尊重香港獨立司法權，了解香港輿論在這方面的高度敏感。」

這段話，顯示中共承認在這件事上沒有「尊重香港司法獨立」，而真正牽涉到香港司法獨立的，正正是跨境執法。所謂「了解香港輿論在這方面的高度敏感」，就意味一黨專政在沒有輿論監督下習慣性地任意妄為，而意想不到香港輿論居然不同，以致跨境執法這件事現了形。

社評在發出幾小時後即撤回，說明中共有人看出社評的說法漏了底。這是《環時》一月提出「強力部門」用「規避法律」的方式讓被查者到大陸「進行配合」之後，又一次不打自招。

李波針對林榮基談話，表示：「我在和林榮基談話時，根本沒有提到過我怎樣返回內地的事，更沒有跟他說過『非自願被帶返內地』或類似的話。」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立即表示，「李波已通過某種方式否認林榮基的說法」。但細讀李波的言辭，他只是表示他沒有跟林說過這樣的話，並不表示他否定「非自願被帶返內地」這件事的真實性。實際上他在與林的談話中，很可能說了使林產生這種印象的話。

林在記者會上的具體談話如下：「他（李波）在敍事的過程中說，自己是被人帶走，沒有具體說。（記者問：是違反他自己的意願被帶走？）當然啦。」
「被人帶走」可能是李波的原話，至於「自願」或「非自願」，他應該沒說。但從他沒有香港出境紀錄和沒有帶回鄉證來推斷，加上《環時》一月和上周五社評的間接表示，應無懸念了。

至於《環時》刊出後撤回的報道，是引述社科院副研究員的意見，一是指「在通常情況下內地警方拘捕香港居民，應及時通報香港警方，但如果涉及到國家安全等一些特殊的情況，晚通報也是可以的。」二是表示如果林榮基的「新聞發佈會，對案情有影響，比如洩露了案件的偵查秘密，辦案部門可以提請啟動與香港警方的相關工作機制，對他進行處理。」

這段報道一是承認了中共根本沒有理會通報機制，完全不尊重一國兩制；二是究竟林洩露了甚麼「偵查秘密」？唯一就是爆出辦案的是「中央專案組」，而這，肯定是中共絕不想外界知道的「偵查秘密」。

對外，最受關注的是跨境辦案；對內，爆出「中央專案組」，涉最高層，未來動向更微妙。

李怡 - 我都可以，點解你唔可以？

世道人生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6月17日

林榮基是銅鑼灣書店五子中，最後回香港「銷案」的一個。很可能因為他沒有直系親人在大陸，中共無人質在手，所以拖到最後。中共眼看被放回各人都照劇本辦事，於是以為讓最後一人回港銷案後，再拖一陣香港人和國際社會就會把這事淡忘。誰料事情牽連最小的林榮基，回港兩天就來個大翻盤，不但案件再被翻起，而且相當清楚地把真相掀開來了。儘管林榮基只就他自己的親身經歷，說出事實，並沒有談及其他四人的情況，也沒有多作推測。

自從《環球時報》提出「強力部門」用「規避法律」的方式讓被查者到大陸「進行配合」之後，其實中共已經大剌剌地把事實自我揭破了。只是接下來的爛劇本一再上演，當事人在安全威脅下也不能不配合。中共自以為得計。然而，世界上有一樣東西叫紙包不住火，強制下的自由意志還是會從石縫中伸展出來。林榮基儘管被扣大半年，不知外界消息，但回港兩天，看了有關新聞視頻，特別是看到了六千香港人為這件事上街，他「好大感觸，好感謝。……如果我哋唔出聲，香港就無得救，因為呢件事唔係淨係書店嘅事，係觸及香港人嘅底線」。

整個記者會最值得香港人思考的一段話，是林榮基希望香港人「向強權說不」。記者問我們可以說不嗎？林瞬即回答：「我都可以，點解你唔可以？」

「我都可以」，是因為他本人處於仍然受威脅的地位。在場記者問他出來講出實情，會不會擔心安全，會不會像李波那樣被擄走，要不要請求香港警方保護，甚至問他會不會移民。這說明李波事件後，香港人普遍認為中共越境執法已無懸念。林榮基說「我都可以」，顯示他即使明知站出來「向強權說不」有很大風險，但他仍然選擇為了維護香港人的人身安全而發聲。「點解你唔可以？」是針對許多香港人在涉及港人的人身安全和法律權利的底線時，選擇沉默的反詰。對在場記者和他們代表的許多香港人來說，林榮基站出來說出事實是他們不可思議的事，他們認為啞忍自保才是安全之道。香港的淪落，主要當然是中共的侵凌，特區政府的自宮，大批政商界向北跪拜，但眾多香港人心中的「我們可以說不嗎？」卻是自我放棄發聲、放棄權益的主因。

我曾經說過，只要李波等能夠平安回港，重過正常生活，我不會要求他們說甚麼，我也願意不再評論此事。因為我知道在生存威脅之下，不能夠要求他人做烈士。但我仍然非常感佩林榮基能挺身而出，他的挺身，維護了日後千千萬萬香港人的人身安全。而他的挺身而出，正是因為看到有六千香港人為他們的事向強權說不，事實上，六千人的背後有更多人對銅鑼灣五子表示深度關注。許多不認同「我們可以說不嗎？」的香港人的良知，觸動了林榮基，才使他在整整兩夜不眠下站出來。

「我都可以，點解你唔可以？」讓我們緊緊記住這金句。

李怡 - 何韻詩很漂亮

世道人生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6月16日    

蘭蔻在中共不顧事實的指控和大陸網民盲目施壓下，單方面以「安全因素」取消了何韻詩的小型音樂會活動，何韻詩挺直腰桿，決定在原定的同一天、同一地點自己挑起所有責任與負擔，舉辦一場免費音樂會。有「安全因素」嗎？何韻詩以行動證明那只是藉口。

政治歸政治，音樂歸音樂，原來蘭蔻與何韻詩的音樂會是完全沒有政治色彩的。中共《環時》向大陸網民挑起「港毒藏毒」的醜詆之後，政治就介入音樂了。何韻詩把取消的音樂會再恢復，她聲明那一天「沒有政治，沒有口號，沒有橫額，沒有標語，沒有組織，也沒有大財團。就只有一個又一個的個體，一個一個自信自由的個體。」「打造一個快樂又安全的社區活動」。事情本來就是如此，就應該如此，甚麼時候，一個政治標籤壓下來，大家就怕了，就收聲了，就屈從於政治了，就商業不是商業，音樂不是音樂了。何韻詩努力讓原來的一切回到原來。

我懷着敬意，懷着感謝，也懷着愛慕，默默祝願她的音樂會成功。

她本來就是一個歌手，一個藝人，她甚麼都沒有做。參加佔領運動也不過是出於對一個公民權利的追求，盡一個市民的本份。她原來在大陸有一定的市場，佔領運動後被中共封殺，她也沒有提出抗議，因為她知道這是她忠於自己的代價。「吃中國飯」？她早就放棄了。「砸中國鍋」？她也沒有「砸」。她的談話文章很少涉及中共國。她從來沒有公開提出過或支持過港獨，也沒有支持過藏獨。

總括來看，何韻詩除了做一個忠於自己的藝人和盡一個公民本份之外，沒有從事過任何針對中共國的政治活動。是的，她沒有在強權面前跪低，沒有為了進入中國市場而搖尾乞憐，沒有說一些迎合中共掌權者的話，沒有在金錢誘惑下屈服，沒有為了甚麼政治名銜出賣良知。說她「有種」，不是她冒險犯難去挑戰強權，只是她沒有屈服於強權；她沒有跟從或領導抗爭，她只是沒有做強權期望她做的事。她不是做了甚麼，而是沒有做甚麼，她說的大都是「不」，向強權說「不」。她做自己，做一個歌手的平常事。原來在中共國，在港共治下的香港，做西方世界歌手的平常事，就已經是「有種」了。

不久前看到一段網民留言，說何韻詩「冇趨炎，冇附勢，冇順從，冇屈服……」，百冇之中一句是「冇變醜」。我最欣賞。因為我看到太多趨炎附勢、扭曲自己、滿嘴謊言的人，漸漸都變醜了。不是因為他們老了，而是扭曲自己的歲月把他們整張臉也扭曲了。中國俗語說「相由心生」，林肯說：「四十歲以上長成甚麼樣子就要自己負責」，都是同一意思。

何韻詩星期天的音樂會，題目是《有種的漂亮 The Beauty of WE》，聲明說「漂亮來自內在，漂亮來自個性，漂亮來自堅持，漂亮來自自由的思想和語言。……

這種漂亮，有個名字，叫做──有種的漂亮。」

何韻詩很漂亮，發自內在的漂亮。老年的昂山素姬很漂亮，發自內在的漂亮。星期天，如果你去那個「有種的漂亮」的音樂會場，你也會很漂亮。如果你沒有去，但感染到「做自己」的磁場，你仍然會漂亮，而且會一直漂亮下去。

李怡 - 中國的長臂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6月15日

有網媒刊登文章，稱「境外封殺何韻詩，是商業版李波事件」。實際上不只是封殺何韻詩，而是藉此向外警示：「今後會對『吃中國飯砸中國鍋』的境外藝人和各種力量越來越不客氣」，「想參與中國內地的市場並從中獲益，就別做危害中國國家利益的事，在境內境外都如此」。「境外」，就是全世界了。所有商業機構聽清楚了，對中共國來說，已經沒有政經分離，也沒有在商言商了，所有商業機構，一切商業活動，都要按照中共掌權者解釋的「中國國家利益」去調整自己的行為。至於何謂「中國國家利益」，就像過去對毛澤東的宣傳那樣：「讀中共的書，聽中共的話，按中共的指示辦事」就是了。

「各種力量」也不只是商業力量，更包括所有的境外媒體，比如加拿大記者，中共外長王毅就教訓她要照中共宣傳的「國情」提問，沒有去過中國就沒有發言權。

各種力量當然也包括各個國家的政權力量。於是有桂民海、李波分別在曼谷、香港被中共「強力部門」用「規避法律」的方式讓他們到大陸「進行配合」，而且警告對他們的事「越炒作」他們就越不會獲自由。

各種力量當然包括外交力量，想「吃中國飯」就不要堅守自己國家的禮儀，我外長要見你的總理，你就得讓我見，我住進白金漢宮你的房間就得照中國風水擺設。所有這些都是「中國國家利益」，你們要不要定單？不是要跟錢鬥氣吧。

5月24日，美國國會舉行聽證會，聽證會的主題是：「中國的長臂」（The Long Arm of China）。意思是，中共國的手臂伸得太長了，桂民海的女兒在聽證會作證，她表示完全無法接受父親是「自願回國以及認罪」。她還澄清父親是瑞典國籍，不是中國所稱的中國國籍。加州一位議員說，「看來中國不僅針對它自己的公民，而且對一個瑞典公民採取行動。如果中國能夠這樣做，那麼誰知道它下一步會做甚麼。」

下一步、再下一步就是沒有國際秩序可言啦，包括王毅向加國記者發飆，對付Lancôme與何韻詩。中國長臂無遠弗屆，無孔不入，只要是中共掌權者不喜歡的，不管是純商業行為，不管是他國的新聞機構和採訪事業，不管是外交禮節，長臂愛伸到何處就何處。

一個專制政權的長臂伸縮有兩個特點，一個是「不見棺材不流淚」，面對六四後的全球杯葛，鄧小平提出要「韜光養晦」，意思是與人無爭而又包容內斂；而一旦富起來，就「一闊臉就變」，一副暴發戶目空一切的嘴臉，明示「對各種力量越來越不客氣」，中國長臂伸向世界各個領域。

但這世界不是所有人都要受長臂指揮擺佈的，有何韻詩，有李施德林，法國教師匯集簽名至今也幾達十萬之數，還有不聲不響在中國撤資，一帶一路的各國「踢契」。倘若越來越多的人、結構、國家不再理會那長臂，說不定中共國甚麼時候又縮回長臂，回到六四後那階段的特點矣。

李怡 - 「中國式病毒」施虐到幾時

世道人生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6月8日

Lancôme為了「吃中國飯」而向中共叩頭，顯然被跪者不怎麼領情，《環球時報》對「蘭蔻表示因為『安全原因』取消這場音樂會」更是一言拆穿，鄙夷地說這個要「吃中國飯」的商家「真正的原因公眾當然心領神會」，讓Lancôme死得更難看。

《環球時報》印證了何韻詩聲明所說的，一個國際品牌向強權跪低，「牽動了一整個社群的恐懼，助長了另一個極權的橫蠻」。《環時》表示「今後會對『吃中國飯砸中國鍋』的境外藝人和各種力量越來越不客氣……想參與中國內地的市場並從中獲益，就別做危害中國國家利益的事，在境內境外都如此。這個道理堪稱是『普世的』。」何謂「中國國家利益」？外國政府保護擁有本國國籍者的權利，中共卻認為這些外籍人「首先是中國公民」，於是外國政府的保護就是「危害中國國家利益」；外國記者向自己的外長提問，因為涉及中國，於是又是「危害中國國家利益」；外國品牌在香港邀請一個中共不喜歡的藝人唱歌的正常商業活動，也是「危害中國國家利益」。「中國國家利益」就是任憑中共掌權者詮釋的語詞，而且會因中共的情勢變化有不同詮釋。比如文革時與文革後，薄熙來掌權時與倒台後……，中共宣傳部都會提出不同以至相反的「中國國家利益」。不過，由於中國財大氣粗了，在「中國式病毒」的傳染下，許多國家和企業都為了「吃中國飯」而聽從中共宣傳部的指揮棒轉矣。

但是，向中共跪低不見得就可以「吃中國飯」，不跪低也不見得「冇運行」。中共幾乎天天罵日本，又說要抵制日貨，日本置之不理，結果抵制出的是大陸人蜂擁到日本去搶購日貨。《環時》稱讚蘭蔻「反應比李施德林更快些也更專業，更傾向於照顧內地公眾的情緒」，但李施德林並沒怎麼遭殃。事實上，Lancôme跪地更讓中共和大陸人看不起，不僅官媒拿它消費，大陸網民也拿它消費。

哈佛商學院教授Clayton Christensen在一本書中說：「100%堅守原則，要比98%來得容易。」所謂原則，是指誠信的原則，也指忠於自己信念的原則。當這原則在權力、金錢、情欲的誘惑甚而是壓迫之下，100%堅守容易，還是作小小的妥協、堅守98%比較容易？Prof. Christensen認為前者容易。為甚麼？因為一次破例就會有下次，小蒼蠅終會變大象。你今天向一個強權跪低，認為只是在商業倫理上作一些小讓步，但這會助長這個強權認為你可欺，氣燄更大，會繼續逼你在商業倫理上作更大妥協讓步。你妥協一次就會有第二次，以為可以堅守98%，結果就是滿盤皆落索。一間公司如此，一個人也如此。

有朋友說，何韻詩這次慘啦，經此一役，還有商戶找她工作嗎？正如她所說，「在這個時代，自由不是必然、堅持不是必然、忠於自己不是必然。」但100%堅守做人原則，至少活得自在，心安理得，不須在正常生活之外有許多不應有的令人煩擾的掙扎。而且，世界關注了，「中國式病毒」還可以施虐到幾時？

李怡 - 不要問喪鐘為誰而鳴

世道人生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6月7日

何韻詩的Lancôme事件，不是一樁個人與一國際品牌之間的個別事件，甚而不是公關事件，它涉及我們在香港還能不能做一個正常人、還可不可以進行正常商業活動這些大問題。

何韻詩昨天就事件發表聲明，稱「我們從來不是獨立的個體」，並非表示她是某群體一分子，而是指在強權欺凌下，我們每一個人都會受害，因此曾經表示討厭政治的王菀之也在微博撐阿詩，不是因為她們是朋友，而是因為Lancôme對一個歌手極不尊重，其實也反映了對客戶、對用家的不尊重，說到底是對自己的品牌不尊重。作為另一個歌手王菀之也感到受傷害。如果一家公司為了爭取更大市場，可以不顧商業倫理而屈從於某政權的政治意向，那麼它為了經濟利益，會不會採用劣質材料去製造產品？會不會欺騙用戶？

因此，何韻詩說，一家公司的畏縮，「牽動了一整個社群的恐懼，助長了另一個極權的橫蠻」；「這早已不是我個人層面上的事情，而是整個世界價值觀的嚴重扭曲」。十七世紀英國詩人John Donne說：「沒有人是孤島，每個人都是整片大陸的一部份，沒有人是完全的自己，而總是社會全體的一部份。當喪鐘為他人響起，你不要問喪鐘為誰而鳴，喪鐘是為你而鳴。」這是阿詩的遭遇，也可以是其他人的遭遇。這正是「我們從來不是獨立的個體」的含意。

有人認為，做生意追求利益天公地道，沒有人願意同錢鬥氣，Lancôme的跪低也不過是「睇錢份上」。然而，中共的財大氣粗，用錢在國際社會要其他國家或國際品牌遷就它的蠻不講理，已牽動了「整個世界價值觀的嚴重扭曲」。去年6月在美國國會聽證會上，位於紐約的明鏡出版集團總裁何頻提出了「中國式病毒」這個詞語，所指的是中共以黨國體制的腐敗，「賄賂開道、欲達目的不擇手段、有奶便是娘、毫無道德倫理底線、將金錢置於自由、人權、環境、公平、正義之上的經濟發展模式和價值觀像病毒一樣在世界各地大舉擴散，而且勢不可擋」。「中國式病毒」這個詞語在去年10月後廣泛流行，因習近平訪英受到隆重接待而英國在定單掛帥下不提中國人權。英女皇不久前私下表示，中國訪問團對英駐華大使「非常粗魯無禮」，王毅訓斥加拿大記者，都顯示「中國式病毒」正在腐蝕西方社會的價值觀。

「中國式病毒」的強大潛能，來自於它的低道德甚至是零道德優勢，來自於人性的貪婪和信仰的崩潰，來自於對負面人性的迎合和駕馭。國際品牌已經不是第一個跪低了。如果西方世界都難抵禦「中國式病毒」入侵，那麼處於「中國式病毒」入侵最前線的香港，是否就得向病毒全面投降呢？也許正是由於我們站在最前線，就更能感受到病毒的可怕。香港女兒寄望香港人挺直腰桿，「用行動展示香港人團結不畏懼霸凌的實力」，是對香港人很好的警醒。

相關文章：何頻專訪：中國式病毒威脅世界文明 

李怡 - 六四與香港前途

世道人生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6月3日

明天六四，支聯會的維園活動一如既往主調是悼念，而港大學生會和十一間大專學生會的聯校活動則舉行論壇，主調是宣稱「刻不容緩」的香港前途問題。支聯會主席何俊仁認為任何時候都可以討論香港前途，「一年悼念嗰一晚，咁都叫浪費時間？」

六四同香港前途是否不相干的議題？公民黨主席余若薇說：「對我這一代來說，1989年百萬香港人出於憤慨和對自身前途的恐懼而上街，以及年年六四悼念活動，同樣本土。」她指出當年上街與「對自身前途的恐懼」相關。

記得1989年六四後兩天的六月六日，我主持的《九十年代》月刊邀約了演藝界積極投入聲援八九民運的人士座談，徐克說：「本來許多人對九七問題已經放棄，甚至有如等死的感覺，看不見有何種力量去要求甚麼。雖然有人在做《基本法》，但實在與我們有距離。……北京民運使我們覺得參與有特殊意義。」

如果六四發生在中英簽訂聯合聲明之前，那麼香港的命運還有可能改變。但1989年已簽訂聯合聲明5年，香港人想移民的都已經或在準備移民了，留下來的多放棄再爭取甚麼，也看不到香港人還有甚麼力量可以依持。六四後若百萬香港人要求自決，儘管或會得到國際社會呼應，但要讓尊重合約精神的英國撕毀聯合聲明幾乎不可能。因此，支持中國八九民運，盼其成功，以改變中國專權政治現狀，是當時多數香港人的努力與寄望。支聯會以平反六四、支持愛國民主運動、建設民主中國等口號呼喚市民，可以說正當其時，香港人受六四感染而尋回中國人的身份認同並以紀念六四去推進中國民主，期盼可以改變香港命運，是八九以後相當一段時期針對中共專制政權的香港民主派主旋律。

九七後十九年的變化，特別是中共國的經濟發展帶來的是政治與社會的退步，「建設民主中國」日見渺茫。當然，人們仍然可以追逐難以實現的夢想，然而中共國對香港政經社的侵凌，不顧《基本法》對香港的赤裸裸干預，而中國人的形象越見醜惡，使香港人對中國人身份認同感迅速下滑。與支聯會領導人身份重叠的人士，在守護香港人利益的種種議題上，都顯示他們或交了白卷，或傾向大陸人或新移民利益。最重要的，是支聯會漠視社會上特別是年輕人的身份認同已徹底改變，仍然標舉愛國、建設民主中國等旗幟。年輕人把紀念六四與探討香港前途聯結，實際上是繼承香港人參與八九六四的初衷，重點是：我們要以中國人或香港人的身份去爭取更好將來。支聯會卻把悼念活動與探討香港前途問題切割，似乎真是跟不上形勢了。

人大8.31決定和雨傘運動後，香港人特別是年輕人面對未來，真有當年的「有如等死的感覺」。與中國和中國人切割，包括民主派在內的不少人可能覺得是死路一條。但至少他們在抗爭中是「活」的，而不是在中共及其代理人689對香港固有價值的逐步和全面閹割之下，處於奄奄一息的等死狀態。

李怡 - 文革與一帶一路

世道人生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5月20日

張德江頌揚習近平提出的一帶一路，又是「世界和平」，又是「時代要求」；梁振英頌揚一帶一路，說為各國和香港「帶來空前機遇」。這些頌詞，使我想起文革時對實現共產主義的宣傳。

1871年巴黎公社短暫統治法國，當時馬克思認為巴黎公社是實踐他的共產主義社會理想的證明。1971年是巴黎公社100周年，正值文革期間，中共就大肆宣傳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指引下，全世界的共產主義將會在30年內即21世紀到來時實現。

極權統治永遠需要一個目的感，過去以共產主義為目的，文革結束後又不斷以四個現代化、開發大西北等等為目的，習近平上台就以一帶一路為目的。偉大目的往往聯繫到全世界，文革目的是全世界實現共產主義，一帶一路的目的是世界和平。民主社會不需要提出偉大目的，能夠在一個機會平等的社會讓人民安居樂業就好了，如果所有國家都這樣，自然就有世界和平。世界和平是不會由一個極權國家推動而達致的。

一帶一路，其實跟實現共產主義差不多，都是不切實際的世界性的設想。今年兩會期間，李克強在記者會上對一帶一路完全不提。兩會期間，《有線電視》訪問中央財經大學教授王福重，他直指一帶一路「是個誤會，歷史上中國是沒有絲綢之路的！絕大部份時間它是不通的！」又說，一帶一路其實是個政治構想，沿線國家都是非民主國家，沒有法治環境沒有信譽，「在這裏投錢我覺得就是『打水漂』（即有去無回）！」他又表示，去年以來，中國的外匯儲備下降得非常快，有時一個月便下降兩三千億，當中很多都是投到一帶一路去。當然，搞一帶一路，有可能以貸款方式幫中國轉移過剩產能，但現在面臨經濟下滑，轉移產能又收不到錢，這種財政資源淨流失的事看來不得不踩煞車了。香港大力提倡這個「有去無回」的發夢機遇，莫非想接過這個爛攤、向一帶一路「打水漂」乎？

在中國歷史典籍中，根本沒有記載過甚麼絲綢之路，此詞最早來自德國1877年一本地圖集，記載公元前1世紀西漢張騫出使西域各國走的路線，其後就沒有人提到了。海上絲綢之路更是「誤會」，中國的海上通商只在明朝鄭和的一段短時間實現過。中國基本上是鎖國，與外界是不通的。

中共國要走向世界，當然很好。但選擇走向缺乏法治、投資沒有保障，隨時像投資委內瑞拉高鐵那樣爛尾的國家豈是好選擇？香港若像梁特首所說，當中共國和一些恐怖主義國家的「超級聯繫人」，把青年送到這些國家發展又是否好出路？梁特能否帶個頭，先把你的子女送去？

中共國的一帶一路，實際上如王福重所說，是個「政治構想」，同文革期間說要實現共產主義一樣，是不能當真的。極權主義需要目的感去安慰自己、愚弄百姓。最可笑的是香港有一大邦政商名人跟着唱類似文革的濫調。一帶一路若真有甚麼短期政治目的的話，不外就是借此名義讓張德江來港作訓示，以及為提了42次一帶一路的689打氣而已。（文革50年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