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凱迪 - 《前途解密30後》——愈解愈密？

星期日生活   2014年8月17日

【明報專訊】北京引導香港政改輿論的最新說法是，普選香港特首涉及中國國家安全，因此務必要在提名程序設高門檻，篩走「對國家不安全」的潛在候選人。國家安全的危險主要指外國透過香港挑戰中共的專政地位，這面旗幟已成為北京壓制自由民主的萬應靈丹，只要國家有危機，連憲法保障的人權也可以懸擱不顧，何况一本小小的特區《基本法》。有需要時，想點解釋就點解釋。

這種把香港置於大國角力的政治觀，黎智英政治獻金事件是「通俗版」，上星期有線電視的特備節目《前途解密30後》則意外地成了「嚴肅版」，影響力有過之而無不及。

節目以新近解密的英國政府檔案為基礎，涵蓋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前幾年的中英政治角力。《明報》早前已根據檔案報道過一次，有線電視的野心更大，希望以檔案為本，講述一九八四至今三十年的一國兩制歷史。為了補歷史檔案的不足，有線記者找來了十二位重量級受訪者，包括四位前中共幹部（周南、張浚生、陳佐洱和流亡美國的許家屯），一位匿名中共黨員、英國前中英聯合聯絡小組英方代表包雅倫、香港代表則有李柱銘、陳方安生、李鵬飛、譚惠珠、曾鈺成、葉國華等。

儼如北京以勝利者姿態述戰功

然而，這種擺明以中英兩國官員和香港精英角度綜合的香港史，無論有多少檔案支撐，也不會有多少「新意」——英方於七○年代主動提出前途問題、續租新界或主權換治權等方案先後被否決，都是已被多次講述過。比較新鮮的是以檔案證明英國八○年代在香港推動代議政制，部分是出於牽制中國的考量——不過這點也一直是北京的判斷，並且利用來抹黑在香港實行民主。無論有沒有檔案解密，香港幾百萬市民被排除在整個談判過程，沒有辦法掌握自己命運這一點，並沒有不同。主持人也多次提醒觀眾這點。

記者似乎沒辦法在北京找到同一時期的政府檔案。有趣的是，雖然檔案沒有拿出來，但願意受訪的中方前官員明顯較英方多，包括近年先後出版回憶錄的周南、張浚生和陳佐洱（訪問很多時只是回憶錄的影像版），令節目儼然成為北京官員以勝利者的姿態憶述「香港外交戰」中獲勝的經過。北京是否早已料到特輯對他們的輿論戰有利，因此大開方便之門？

略過港人爭民主抗爭史

到了沒有英國檔案覆蓋的部分，特輯繼續以中英角力為主軸，於是北京的故事版本愈來愈突出，屬於香港的聲音卻更幾乎消失了，或者說，敘事多次違反了一般香港人的集體記憶。譬如北京官員認為所有九七前的香港政制民主化都是英方的陰謀，特輯卻略過了港人爭取八八直選的抗爭，以及劉慧卿在九○年代動議全面普選立法會的嘗試，好像香港的民主真的只有英國人單方面在推動一樣。又譬如談到八九六四後的政治形勢，竟然是先由曾鈺成以一副客觀口吻把問題轉換成香港政界疏遠中共，之後再由周南洋洋自得地表述如何利用簽署新機場備忘錄的機會為中共突破六四後的國際外交封鎖。香港主流輿論在六四後對中共政權以及《基本法》的全面否定，以及爭取三百萬港人居英權的運動，也是消失無蹤。

最後一集來到九七後一國兩制的實施情况，特輯的論述變得更單薄。延續着大國角力的框架，英國人撤退後，北京彷彿突然間沒有了直接的對手，故事說不下去，而董建華執政的五年卻無端被多位受訪者視為特區的黃金歲月——還有比這個更遠離一般香港人經驗的觀點嗎？由北京欽點的無能特首，激起○三及○四年連續兩年幾十萬市民上街，最後被北京拉下台，然後北京開始違反《基本法》干預香港內部事務，到二○一二年梁振英上台後變本加厲。如果按特輯的敘事，一國兩制被破壞可是香港人以抗爭自招的！

英方代表包雅倫最後的說法也令人莫名奇妙，他說：「中國正落實一國兩制，並忠誠地按《基本法》行事……可以理解的是，關注高度自治的人，總禁不住設法測試自治界線，但問題是這樣做，會否反而削弱自治？這問題我不想回答。」他是在怎樣的提問下作出上述回答？所謂「測試自治界線」是指香港人現在爭取沒有篩選的特首普選的運動嗎？單看這個回答，我會以為連英方官員都認為一切對一國兩制的衝擊都是香港人以抗爭自招的，北京反而完全沒有責任。

整套特輯中，稍為脫離大國角力敘事的反而是那位匿名資深中共黨員。他評論到當前形勢是，沒有附和北京收緊對港政策的正當性，反而踢爆了北京利用香港的現實：「這三大基地（外匯、情報、革命）已經完成了歷史任務。講句不好聽的話，現在香港變成什麼基地？洗黑錢的基地、移民的基地。以前很多靠香港，現在不需要靠香港，所以對你不客氣。」

當年「民主回歸」今日「國家安全」

看罷《前途解密30後》，一股「愈解愈密」的鬱悶壓在心頭。雖然我絕對相信有線新聞部的獨立，但我確實感覺到，當困在大國外交的敘事框架，無論官方解多少密，也只能說出愈加複雜細緻的「香港人被擺佈史」，怎樣也講不出一段屬於香港人的歷史來。

為了試圖「解解毒」，我拿出馬嶽編著的《香港80年代民主運動口述歷史》的羅永生訪問，談的是當年中大學生會怎樣開始舉起「民主回歸」的旗幟，希望可以從香港人的角度對照中英談判（有線特輯裏恰巧也說香港政壇在八○年代開始團結在「民主回歸」的綱領下）。羅永生在訪問裏說：「整個『民主回歸』的論述，當時覺得我們很主動的提出，但我認識的現實應該不是這樣的！應該是有點醞釀，有一些學生以外的人，可以有效的帶出這些想法的人（影響了我們）。那麼他們的想法從哪裏來？其實是有協調的，我覺得這是中共統戰的其中一個方式……即是用學生運動的方式去推行一些政策，或者運動的口號，其實是配合共產黨政權的方向。我覺得『民主回歸』也是這樣。」

三十年前的「民主回歸」論讓香港進步青年主動接受主權移交，三十年後的「國家安全／大國角力」論又試圖說服香港市民為民族犧牲小我。共產黨的論述戰無孔不入，令人倒抽一口涼氣！

余若薇 - 高官愛務農

明報   2014年8月10日

一年前，傳媒揭發負責新界東北發展的發展局長陳茂波涉嫌囤地，他家人在古洞擁有一幅1.8萬呎農地，有機會坐收逾千萬元賠償。他說買地目的是「休閒耕種」。

近日，傳媒揭發另一名負責地政的高官囤地手法更猖狂。地政總署助理署長林嘉芬管轄範圍包括元朗，2012年2月發展局宣布檢討元朗錦田南用地，考慮發展為住宅區，兩個月後，林嘉芬與丈夫斥資1880萬元買入一幅8萬平方呎農地，位於檢討用地範圍周邊。今年4月，發展局宣布錦田住宅區擴大發展為新市鎮，7月，城規會批准林嘉芬申請其土地的地積比率加倍，可興建4幢村屋樓面面積共7840方呎，測量師估計利潤高達半億元。林稱，買地因為丈夫喜歡耕種，地政總署亦說林有申報，無利益衝突。公眾嘩然，已有人向廉署舉報。

事件除了涉嫌利益衝突，還有官官相衛。該農地上一手業主5年前也曾申請興建4幢村屋，地政署批示樓面面積最多3480方呎；申請人換作林嘉芬，地政署就說「按一貫做法」批准7840方呎。此外，城規會鄉郊小組審批林的申請時，有委員認為申請者是地政總署官員，應交由第3方仲裁以提高透明度，但小組主席兼規劃署長凌嘉勤認為毋須考慮申請人的身分，不採納委員的建議。

特首梁振英在屋企種花種菜，曾撰文自勉，耕種要有目標，選好時機，一步一步做，肯定有收穫。寓意深長，有慧根的下屬參透了。

終於明白，漁農界功能組別何故屹立不倒；亦解開一個謎，選出梁振英的1200人選舉委員會，漁農界選委佔多達60席，比起各佔18席的金融界、地產界更為舉足輕重，原來，因為特首與高官愛務農。

朱凱迪 - 城規會你憑什麼？（摘錄）

明報   2014年8月9日

過去幾日的報道，讓大眾看到平時不受人關注的城規會運作細節：

■城規會大會和小組都是由官員出任主席，除了由特首委任的非官守委員外，亦有政府部門代表出任委員，事件主角林嘉芬是鄉郊小組委員之一。

■城規會在「決策階段」的會議不公開，公眾不知道表決過程及委員取態。

■城規會委員在做決定時，主要是看部門的立場，差不多坦承自己是部門的橡皮圖章。這次地政總署認為批給林嘉芬的可建樓面應比上手業主更多，鄉郊小組約5分鐘就通過申請。

■鄉郊小組有20名成員，林嘉芬是其一，當林在7月25日由委員搖身一變成為申請人時，20名委員中，只有雷賢達出聲質疑：「不要介意我這樣問，因為申請人在地政署。」主席凌嘉勤回道：「申請人的身分並不屬我們考慮」，一句「KO」了雷，其餘十多名委員再沒有異議。

■當城規會的決定受輿論質疑，當日有份參與的委員，沒有站出來捍衛當日的決定。身兼委員的許智文教授只是評論說，城規會已盡了法例賦予的職權，彷彿決定跟他個人無關。

如果讀者了解香港殖民地歷史，就會發現上述5點都充滿殖民地行政主導的特色，今天的城規會活脫脫是1980年代引入選舉前的立法局翻版：（1）行政當局牢牢地掌握權力；（2）納入社會精英以增加正當性；（3）被納入的精英樂於做當局的橡皮圖章；（4）精英就算面對明顯不合理的狀况，仍然對當局相當馴服；（5）精英和當局分享了政治權力，卻不用為自己的決定面對公眾質疑和承擔政治責任。

城規會的決定涉及土地資源分配，無論是社區內的規劃申請，還是新市鎮建設，都和公眾利益息息相關，近年亦激起了市民非常大的參與熱情。在一個「循序漸進」邁向民主的社會，這個核心政策範疇理應率先民主化，城市規劃要由民眾選出來的政治代表負責決定，再配合以更深入廣泛的公眾參與決策制度。然而，我們卻見不到九七後的特區政府有任何將城規制度民主化的計劃，反而死抓住殖民地的「行政吸納政治模式」，像殖民地政府一樣繼續聯合社會精英壟斷權力。

朱凱迪 - 東北613行動的前因後果

2014年6月15日

【明報專訊】立法會財委會新界東北前期撥款審議，跟二○○九至二○一○年的反高鐵撥款抗爭，何等相像。倡議者都是透過經年的持續鬥爭，把一個本來在主流意識中已有定見的事情，重新問題化；公眾都是透過傳媒看到大規模衝擊，首先把結論鎖定在「香港愈來愈亂和失控」，之後才慢慢鬆動。然而，公眾意識改變之慢，與政治機器與推土機之快，對比鮮明——過了四年，香港市民才擦亮眼睛看清高鐵之「大鑊」，但也無人敢輕言停工止蝕。星期五的衝擊立法會行動導致財委會被迫休會，也只是令更龐大的新界東北利益分贓集團，稍微撼動了一下。

「撼動了一下」換來的，是警察報復式地毆打和恐嚇被捕示威者、各級高官和保皇黨議員的暴力譴責、還有發展局在Facebook製作新的反駁文宣。可以說是兩年來，四處奔走的新界東北村民招來最熱鬧的「招呼」。二○一二年起，東北三區村民和支援者組成聯盟投入抗爭，保衛家園和鄉郊環境，可是，除了二○一二年九月在上水舉行的數千人「諮詢會」和發展局長陳茂波在古洞北囤地自肥得到較大關注外，反對運動一直波瀾不興。

政府急忙申請三億前期工程撥款

村民之後像被牽着鼻子一樣捱過明知是假諮詢的法定程序：去年年中動員市民反對東北的環評報告；年底在全港擺街站，為反對城市規劃委員會通過東北的規劃圖，收集了四萬多個反對意見。到今年五月，城規會尚未通過東北規劃圖，政府就急忙到立法會申請三億元的前期工程撥款，包括詳細設計和土地勘測。村民組織很清楚，如果前期撥款通過，東北計劃將成既定事實，因此在五月二日財委會開會審議撥款之前，一早已經部署這場議會內外的抗爭。

五月二日、五月十六日、五月三十日、六月六日、六月十三日，新界東北前期撥款審議，連星期五在內，已經經歷了五次會議。村民組織的希望是，當議員盡力在議會內審議，向政府質詢，來聲援的市民會愈來愈多，從而對政府產生壓力。村民組織和支援團體下了很大苦功，事前聯同支持村民的議員辦公室，一起研究新界東北計劃的問題，並撰寫上千條的動議。可是，頭四次審議只有很少普通市民到場聲援，來的都是村民和核心的支持者。村民組織每次都要租旅遊巴，從新界東北千里迢迢把老村民送到金鐘，經費用盡了，村民也累了，組織不止一次瀕臨放棄邊緣。

相信前企業高層維護公眾利益？

議員和村民互相支撐的那幾次財委會，不應稱為「拉布」，因為保皇黨提倡的所謂「有效率的審議」，實際上就是不去挑戰議會的不平等結構、官員和議員跟議案之間的利益衝突，以及不去深究議案本身的細節。這幾次財委會的審議裏，公眾可以知道，雖然政府不斷吹噓新界東北是解決未來住屋問題的關鍵，可是公營房屋佔地僅三十六公頃，即整個發展區範圍的6%；公眾可以知道，政府官員在立法會內公然說謊，否認曾經進行東北區內的業權調查，反而更加清楚，政府設定持有四千平方米以上的地主可以就地發展的政策，是諮詢地產業界的委員會後得出的結果，證實了透過發展向地產商輸送利益的指控；公眾可以知道，當計劃徹底破壞原有社區和環境時，政府原來沒有區內長者數目的資料，所以根本不打算照顧他們的特殊需要，沒有想好令失去農地的農友得以復耕的方案，連村民的「公屋原區安置」也是假的，因為當第一期公屋落成之日，村民早已全部被逼遷四散。

另外，面對香港這個半民主半威權的政體，每次在立法會的認真審議都必然上升至對議會不民主體制及制度暴力的醒悟。比起四年前反高鐵，香港特區政府和立法會的狀况如今更加不堪。四年前負責推銷方案的運輸及房屋局長鄭汝樺，政務官出身，公眾甚至反對者基本上相信她不會涉及貪腐或為了延後利益而賣力推動高鐵。

四年後梁振英政府的發展局，非政務官出身的局長陳茂波不斷被揭發與所推動政策有利益衝突，龜縮至今，今年年初政府找來馬紹祥當副局長取代波叔到立法會應戰，但此君上任前是全球最大工程顧問公司AECOM的亞太區副主席，任內和在東北囤積農地的地產商有多項生意來往，而政府土木工程拓展署在一月至今短短幾個月，已經批出價值接近三千萬的顧問合約予AECOM。儘管其利益申報表幾乎「一片空白」，但在爆出許仕仁貪污案後，市民是否真的能靠這些身陷利益集團幾十年的前企業高層維護公眾利益？

至於立法會財委會，主席一職由民主黨的劉慧卿換成身陷三重利益衝突（中銀高層、港鐵董事和新鴻基旗下公司數碼通董事）的銀行界功能組別議員吳亮星，其主持會議方式的橫霸已廣為報道，在此不贅。

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腐化

那六月十三日的衝擊立法會行動是什麼一回事？第一，那是迫不得已的行動。正如東北村民組織和支援者在前一日發表的聲明〈立會不是堡壘 撤回東北計劃〉：「真正出現危機的不是『立法會的保安』，而是立法會本身。由保皇黨透過不平等選舉制度控制的立法會，對北京和財閥馬首是瞻，罔顧市民利益，一幕幕荒腔走板的鬧劇已經氣得市民忍無可忍……梁振英和保皇黨議員對『佔領立法會』誠惶誠恐，是因為深知自己正在僭奪市民的政治權力，道理不在他們一邊──面對着這樣一個爛議會，全世界敢於挑戰專制的人民，不單止有權在大堂內示威，更有權進入議場，阻止不公義的僭政繼續運作。

「新東北計劃前期撥款的審議，已經將立法會帶到被市民『名副其實地佔領』前的臨界點。特區政府要避免市民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中受傷，只有一個方法，就是順應民意和大多數直選議員的立場，馬上撤回新界東北計劃。」行動的原因很清楚，因為吳亮星在星期五晚決定阻止議員提問及提出臨時動議，讓保皇黨實行「少數壓制大多數」的議會暴力，如果要阻止議會暴力，村民和市民除了行動起來，沒有其他方法。

第二，電視畫面很激烈，但行動不是為了搗亂、不是為了發泄怒氣，不是為了襲擊任何人。行動的目的也很清楚，就是進入議會，阻止會議繼續進行。

行動帶來了打壓，也創造了新的形勢。市民最容易接收到的信息就是激烈的電視畫面，我們的責任是讓市民看到與激烈的行動對立的制度暴力，看到香港的社會矛盾如何被既得利益集團推向臨界點。新界東北計劃的問題，歸根結柢是一個權力的問題。「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腐化」，特區政府從殖民政府承繼了對於土地的絕對控制權，於是它才可以背逆全世界民主城市的慣常做法，動輒將數以百計公頃有上萬人居住幾十年的區域圈出，然後聯合所有既得利益集團，包括囤積農地的地產商和新界原居民地主，將原有社區消滅，再規劃成空間被高度壟斷的市鎮。

把握住這一點，市民就可以看懂，新界東北和香港民主發展的緊密關係，也明白為何立法會現在會成為主要戰場。簡單來說，新界東北這種龐大開發計劃可以長驅直進，關鍵的條件就是不民主的政制。

當財委會因為行動暫停後，幾百名示威者重新聚集在立法會門前集會，後來任由警察包圍、抬走、拘捕。那個情景令我十分感動，也想起過去一年多來，「佔領中環運動」宣傳的公民抗命意識。這幾百位示威者，出於對香港的關切，無私地行動起來，而且敢於面對行動的後果，包括被警察無理毆打，在此艱難的時勢推動香港民主運動，需要的不就是這種義無反顧的行動力和勇氣嗎？

（作者為土地正義聯盟執委，東北三區村民組織支援者）

文 朱凱迪
編輯 梁詠璋

林茵訪問朱凱迪：辦區報建設鄉郊

生活達人   星期日生活   2013年7月21日

【明報專訊】新界東北村民和藝術家到屯門市廣場辦展覽，商場說「我愛我家」是敏感詞、「城鄉共生」也是敏感詞，參展人一再退讓，最終在原定展覽開幕那天，小克筆下的聾貓一句呼籲「強烈要求城鄉和諧共存」，被敏感得可以的商場職員擅自拆下禁展，藝術家忍無可忍，拉隊離去，展覽告吹。

城鄉共生原是夢？選擇在城市化的極致——地產商經營的大商場裏講述關於鄉郊的故事，是否太過一廂情願？

朱凱迪卻說，自「反高鐵、保菜園」開始，鄉郊故事，就是由城市人發明出來去幫鄉郊村民講的，而講述的對象，同樣也是城市人，另一班尚未覺醒的城市人。

由城市保育運動走入八鄉菜園新村，朱凱迪埋首於城鄉角力，已踏入第五個年頭。

近來他好像靜了，較少在運動的前線相見。這次終於坐下來仔細談，感覺他比從前更深思。

他的說法總比時下口號式的、二元對立的宣傳多幾分猶豫，猶豫來自不斷自省。

他所戒慎恐懼的，不只是反中反蝗的情緒，就算「農村人情很美好」、「原居民就是貪財霸道」這些論調，他亦不鼓吹，「城鄉對話裏是有好多誤解的，這些誤解能夠製造一些張力和動力，但我唔鍾意咁講，唔想去擴大一種誤解，好似有一個美好的新界或者鄉郊等緊城市人去發掘咁，我覺得事情並不是這樣」。

「無乜人理的地方有較大包容」

拒絕把問題簡化，結果就是聽眾會少，他自嘲「呢個就可能係我嘅失敗囉」。然而即使置身於如此不容易的八鄉裏，他仍在竭力摸索一條正確的道路，並持續前行。他認為目前香港最需要的，便是重建人與環境、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連繫，而這在城市裏，由於社區網絡的嚴重瓦解，已很難入手了；鄉郊卻仍比較有潛質，「始終是個無乜人理的地方，會有較大的包容，有條件去營造和維繫這些關係」。辦八鄉錦田地區報、跟進村民個案、張羅耕地、協調鄉裏的有心人多搞一些活動，重建居民的社區認同，他笑言自己正在用一種好「民建聯式建設香港」的進路在建設八鄉，為的是相信，社區認同若能建立，將會是迎戰鄉事勢力、資本主義城市開發、以至中港融合的基礎力量。

一片鄉郊地養三類人

朱凱迪認為，所謂城鄉關係，並非一直存在，「我們成日以為有城鄉兩種價值在互相角力，其實根本就無，在香港只有一種價值，就是城的價值，城的價值是同時滲透那些鄉郊居民的心裏面的」。我們所說的鄉郊，很大程度上只是地理上的鄉郊，而這裏住着三類人，一類是與城裏的有錢人勾結、希望搭上城市開發便車發財的鄉事派；另一類是近三十年來逐漸成為鄉郊主要人口的、為追求更寬敞空間而遷入的城市人，他們只將這裏視為市郊住宅，由思想至生活模式都仍依隨城市價值；第三類就是農村裏的非原居民，「他們是弱勢社群，但對於鄉郊整體的衰落，過往他們雖算不上是樂見其成、但都是幾麻木的」。直至城市發展真的踩上門，在拆村逼遷的危機面前，非原居民才開始在社運青年、藝術家和知識分子的協助下，整理出一套屬於鄉郊的論述，作為捍衛家園的理由和憑據，「如果要令城鄉關係成為一種真正的議題，你首先要做的就是要令到鄉裏的人知道自己是誰，或者他們的存在、他們在這地區裏的存在，當中有無一啲可以拎得出來講、能夠跟其他人有關的一種力量、或一些條件呢？因為你需要一個除了『我住喺度』之外更大的理由，如果你無的話，城市化是有無限個理由的，要賺錢、好多人要住、要有新產業，要中港融合，有一萬個理由。」為與之抗衡，村民開始尋索自身的歷史，提出本土農業對都市人的重要性、鄉郊作為另一種的、更加可持續的生活模式等。

鄉郊的好不合比例地放大

在這過程中，參與運動的村民和城市青年，均刻意強調鄉郊的美好一面，以說服主流城市人，鄉郊值得保留，「就好似你寫本書介紹香港畀一個外國人睇咁」。當中的農村社區人情味、耕住合一、合家同住老有所依、人與自然共融等等，並不是假，只是被不合比例地放大。「當你去到真正的鄉郊就會發覺，其實它只是好少部分，在新界鄉郊裏這種諗法是邊緣得很嚴重的。就像我們在舊菜園村帶導賞團時，睇親都係好核突的露天貨倉呀、荒廢農地呀，其實是一個關於鄉郊衰落的故事。」放大鄉郊的好，有其宣傳上的正面作用，「但我們不能停留在這些美好想像裏，因為佢雖然有點唔成比例地得到討論同關注，但對於現實，比如說那些把持權力的人，並未造成好大的挑戰。我覺得關鍵是佢要能夠激起人在現實裏投入角力，現在其實好缺乏真正走入去這種角力的人」。

新界亂七八糟不只是新界的事

過分簡化的城鄉對照，有時更會令我們無法對症下藥、在政策上作出較為公平合理的決定。朱凱迪感到，現時的城鄉討論當中誤會重重，太多面譜化的指控：「例如覺得原居民就是壞人，他們都是一出世就好多錢。其實現在的丁屋根本已不是一般新界原居民可以起到。因為是要在村界範圍內起的，而可以起丁屋的土地已經比原居民裏面的大財團買晒，普通一個男丁，如無背景、老豆唔係好勁的話，根本是起不到的。」只能將丁權以三數十萬的價錢賣給地產商，當一個傀儡式的申請人，自己則住不起丁屋。而市區人恨得牙痕痕的新界僭建，其實很多都是由城市遷入、將丁屋當作市郊住宅的居民做的，「人們好自然就會話，市區都拆了，點解你新界唔洗拆呢？然後就去捉鬼啦。覺得丁屋等於鄉事、鄉事等於貪心、無王管無法例。但如果我們真的去睇實際的居住環境，一個天台，整個篷去遮太陽，其實是好有需要、亦是幫助節能的構築物，咁你唔畀佢，或者好似鄉議局建議話特赦之前的人，之後就唔可以再起，這兩種諗法都是並無理解現實狀况下去諗的。」

另一種心態就是，有些人會因為對原居民已有刻板的定形和印象，就會對他們的問題習以為常，「例如區議會選舉，我們會比較嚴格地對待一些規矩，但如果在村代表選舉、鄉委會選舉、鄉議局選舉就會覺得，『哦，佢哋賄選咩？佢哋係賄選架啦。』或者，『有黑社會同地產商勾結咩？新界咪就係咁架囉。』因為發生在新界，就好似變成是可以容忍的。」朱凱迪指出，不能以為我們有個文明的市區，新界亂七八糟就只是新界的事，「你諗下特首選舉，漁農界和鄉議局界別加埋已有90票，梁振英得689咋喎，差不多100票是新界相關人士畀佢的，這已不是局部區域的問題。」

試行方式：參與鄉郊政治

「經常有一種講法是，撤銷晒新界原居民的傳統權益，香港就會好好喇。這些所謂答案，就像話徹底同中國切割就可以解決香港的問題一樣，都是好唔仔細，亦唔係真的，但又有煽動力和傳播力的講法。」他認為農村的衰落、或農業是否能夠持續，跟農民對土地的控制程度有幾高是很大關係的；如果農地繼續被視為投機炒賣的工具，即使取消原居民特權、取消鄉議局，「那個空出來的位置好可能係畀地產商佔了去，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力量，總之唔係我哋囉。所以本身從字面去睇，香港有個鄉議局是重要的，只不過它的發展跟殖民勾結息息相關，變成不務正業。鄉議局、鄉委會，都有農業主任的職位，不過啲人無做事而已。」既然城市價值已深入地理上屬於鄉郊的居民心中，那從事城鄉角力的另一種方式、朱凱迪在試行的方式，就是去參與鄉郊日常的政治裏面，「你不能永遠停留在一兩個case、實驗式的地方，比如菜園新村、馬寶寶，就拎住這兩樣嘢講，講到口水都乾埋咁。因為你的對手會反撲㗎嘛，到時你個區入面，到底有幾多人真係支持你的想法？咁就見真章了。政府發展新界東北，都需要一層層咁去擺平鄉事委員會、北區區議會、或者地區裡面的學校呀、社福機構呀、業主立案法團呀，這些公民社會內不同的參與者，政府都需要他們的力量，就算唔支持，起碼唔好出聲反對。咁我們這一邊可以有咩呢？農業團體有幾多呢？香港最大的農業團體是『菜聯社』（新界蔬菜產銷合作社有限責任聯合總社），有幾十個合作分社，他們有無出來呢？未有啦。要去搵到突破囉，無論在政策上、或者去改變一些組織的權力，去令到你的影響力發揮得更大。」

建立共同想法

從保衛菜園村至競選八鄉區議員，朱凱迪嘗試由一個點擴展至一個小區，從鄉的層面重建一種「鄉本位」的政治意識，鄉民才能在城市價值的入侵下守護自己，「要重新令到這裏住緊的人當自己是鄉郊的主人翁。我的願望就是先在八鄉這個層面上有得立足，而唔係畀人掃走，然後慢慢去經營並發揮影響力。我們現在成立了『八鄉綠色生活社』，出版地區報啦、有舞團和藝術家搞活動、有耕田班等，都凝聚到一些非原居民的第二代，同埋一班從市區搬入來、原本對鄉郊政治灰心的朋友，大家互相支援，嘗試令多些事情在鄉郊發生。」《八鄉錦田地區報》去年初創刊，每月一期，每期印五千份，在錦上路西鐵站和大欖隧道轉車站派發，內容由西鐵站上蓋屏風樓、丁權爭議、巴士鄉郊線路改組、蚊患，到比較軟性的像新春劍蘭豐收、非裔居民辦球賽融入社區等，都有觸及，「辦報紙是居民組織的第一個階段，其實也是一種論述的生產工作。我覺得我不可以自絕於任何一個群體，希望做到原居民、非原居民村民、城市遷入來的人，三類人都會覺得這份區報係好睇的，能夠建立一種諗法，就係我們都住在這個地方，所以我們要為這個地方的未來一齊去諗的。如果策略一點去講，原居民都要諗點樣同城市人去對話的，如果要不斷去利用自己那個全世界都好憎的權利，去在鄉郊起滿晒丁屋，令到鄉不再是鄉、只是市郊，咁原居民仲點能夠去講到自己的位置呢？那些宗族呀、傳統節慶呀，已經是好脆弱的了。」

滅掉農鄉 製造依賴？

鄉郊面對的威脅，除了是心裏只有城市價值的鄉事勢力壟斷，也有中港融合的力量。朱凱迪較少在中港融合的議題上發聲，其實他亦了解，中共正試圖以城市發展來加強對香港的宰制，「農業通常對經濟的貢獻唔會好大，執政當局要維持鄉郊，通常是出於經濟以外的戰略考慮。殖民地時期的香港較為需要獨善其身，現在北京的就是一種反轉的操作，佢嘅諗法係香港唔應該再有鄉郊的」。消滅鄉郊和農業，一方面製造香港對中國的依賴，另一方面城市建設本身因為花了錢，也有提高GDP增長的作用。然而，朱凱迪不願意輕易為事件定性。「譬如話我唔支持新界東北因為我反中，或者香港要農業因為香港要獨立，這些其實是一些好快的、短路式的答案，我盡量唔希望行這條短路，因為這些短路係隨時電死自己的，政府亦都可以有好多答案回應，如果佢講港人港地、或者建多些公屋，咁會否導致更合理的暴力去拆你條村？『排外反中』的宣傳可以凝聚一時的力量，但那都是沒有承擔的情緒，隨時聚合、隨時消散。當推土機來的時候，這些顧着排外反中的人會站在弱勢者身邊嗎？」在紛亂的社會情緒下，朱凱迪始終相信應從社區認同出發，讓原本一直被制度排擠而喪失自信的非原居民，能檢視由殖民時期開始的體制，重新肯定自己的歷史和貢獻，再透過抗爭改變不公義的制度。

文 林茵

圖 李澤彤

編輯 沈可媛

朱凱迪 - 不該送的禮和不該收的禮

星期日生活   2013年4月28日

【明報專訊】香港特區政府是全港土地的地主，也是土地的管理者，無論是舊區小業主、新界小農以至地產商，都只是批租制度下的過客。政府有權批租土地，和承租人訂立契約，也有權以公共理由徵收土地。雖然法定權力如此穩固，但面對一班地產商「大租客」，政府卻完全缺乏守護市民基本權利和城市規劃制度的意志，一味將責任外判。在市區，特區政府向發展商慷慨贈送額外開發權和公共空間管理權，犧牲市民的基本權利；在新界，特區政府則以接收四叔捐贈的農地來證實自己的無能。

前幾天，網上流傳一份中環長江集團中心的地契，上載者希望網友一起研讀，看有沒有可能阻止長實再一次向法庭申請禁制令，禁止罷工碼頭工人和聲援市民在長江中心地下的公眾休憩用地集會留守。同樣的事情，去年當匯豐銀行要驅逐「佔領中環」示威者時，也做過一次。研讀的答案不難預想：地契不是過分狹隘地限定公共空間只能作為通道，就是給予業主必殺的條款，例如不可掛橫額或造成阻礙，作為驅逐示威者的藉口。這張地契，成為香港政府出賣市民言論自由的證據。

碼頭工人在自己工作的地方罷工爭取改善待遇，或者和平地在大老闆樓下的公共空間示威，居然可能面對最高判監7年的刑罰，實在匪夷所思。這是對基本人權的踐踏，透過對空間的規管以及城市規劃制度來進行。

政府的外判責任思維

香港的城市規劃及土地開發制度，有一個清晰易見的發展趨向，就是不斷配合當時資本主義發展，照顧資本家對空間及空間管理的需求，協助他們盡情從空間生產中賺錢。當財團的能力愈來愈強，他們對於生產空間的胃口也愈來愈大，向高空發展之餘，也希望開發愈來愈大的地盤。

在城市核心的商業區和住宅區，擴大地盤的方式包括改建和依靠強制《土地收回條例》達至地權合併，造就了一個又一個吞噬原有街道的「都市巨無霸」。整個私有化和外判責任的思維，包括將原有的公共用地私有化，同時間又希望發展商在生產和管理公共空間上擔當更重要的角色。具體的措施是透過《建築物條例》和修改地契，容許合併地權後的發展商興建更多樓面，以換取發展商代替政府，為市民提供及管理「公共空間」。

發展商在城市核心的龐大開發要達到最高效益，人流是最關鍵的，因此他們本來已經願意透過開闢廣場之類的「公共空間」，以吸引人群聚集，如今政府居然還以贈送更多樓面面積作為誘因，發展商自然是多多益善。長實集團90年代收購希爾頓酒店後，再以30億作價兼併周邊接近10萬平方呎土地，重建樓面面積增加100多萬平方呎，新增樓面每平方呎地價僅2000元。作為代價，長實要提供5萬多平方呎休憩用地、800個車位和重置郵局和公廁等設施。

地權換來「偽公共空間」

關鍵在於，政府透過向發展商提供一系列優惠而為市民換回來的公共空間，地權繼續由發展商持有，開放程度和規管方式由地契決定，結果全部變成「去政治化」的「偽公共空間」。透過地契，政府不單送錢給發展商，更連香港市民的公民權利也一併送出去。這類「私人擁有公共空間」，譬如時代廣場地下、匯豐銀行地下和長江中心地下，重新定義了何謂公共生活。在發展商眼裏，公共生活通常只包括經過，或者坐坐，而不包括示威遊行等表達意見的政治活動。

當這類「假廣場」和「假公共空間」隨着市區重建愈來愈多，而且成為人流聚集的城市商業地標，市民要在香港市中心尋找一個又多人經過、又可以示威，但又不會被地產商告上法庭的地方，愈來愈難。

新市鎮的情况更糟。發展商在城市核心搶地的過程中，還會因為希望擴大地盤而主動承擔一些公共設施的建設。到了新規劃的新市鎮，生活空間的私有化從一開始已是常態。大家去將軍澳、東涌或者天水圍走一圈就知道。新市鎮的城市設計，人流最多的地方一律是私人擁有的商場。商場表面是一個人人可到的地方，但其實你一進去，除了逛街購物之外，我們好多公民權利已經被剝奪了。曾經有一班外判清潔工人在觀塘一個商場向地產商示威，不到5分鐘就有一大堆保安圍住，跟住就有警察來招呼。

商場剝奪公民權利

一個城市的設計同城市的政治理想息息相關。幾千年前希臘城邦的核心，是用來召開公民會議的露天廣場。但香港的城市規劃，一味強調空間的私有化以配合資本累積，培養「消費動物」，與自由民主的政治理想背道而馳。香港政府不知不覺地將我們的公民權利隨着土地私有化外判出去，由美孚居民反屏風樓示威被禁制、到佔領中環被匯豐禁制、到碼頭工人兩度被禁制，市民才逐步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我們已經無處可逃，動輒得咎。香港人講爭取民主，不單止要爭取民主的政治制度，更要從財團手上重奪自由民主的「活動空間」。

送不適當的禮會損害香港市民的言論自由，收不適當的禮，後果同樣嚴重，說的是恒基四叔的送農地計劃。

恒基地產打算把自己在新界囤積的4000多萬平方呎農地，捐一小部分出來給政府，為本地青年提供售價100萬的「上車盤」，條件是政府免補地價。過去幾個月，集團不斷藉此消息製造懸念，刺激公眾期望，曝光率賺到盡。計劃最新的版本是先捐出兩幅地，由政府發展，再以折扣價賣給市民，收益撥入關愛基金，預計可以提供500至1000個單位。

發展商捐農地 本小利大

四叔李兆基提出捐農地，是公關的高招，本小利大。本小到什麼程度？地產商長期囤積農地，收購價每平方呎從100多元到400元不等，恒基就算捐100萬平方呎農地出來，平均總計也只是兩三億元，相當於兩三個港島豪宅單位的價錢。對於地產商千億王國，豉油一碟而已。

利有多大？捐地的利益在於令公眾接受本港大地產商繼續透過持有的大量農地，壟斷物業發展市場，不容許政府大幅改變遊戲規則。所以，捐10萬以至100萬平方呎農地出來，是要保住其餘幾千萬平方呎農地的物業發展權——那可是上千億的大茶飯。幾年前一紙風行的《地產霸權》已經說明了其中的點石成金方法：地產商以平價囤積農地後，向政府提出發展方案，再以閉門形式洽商批准建屋後的地價差額（俗稱補地價），以這種形式發展的地產項目，土地成本通常較公開拍賣低得多。因此，大地產商樂此不疲地在新界囤地二三十年，並以此為基礎形成牢不可破的經營優勢。

這種做法一直為後過渡期的殖民政府及特區政府所暗許，並成為其中一線地產開發的主力，重頭戲是80年代初單一發展商將大量天水圍漁塘地送給政府，以換取部分土地的開發權及基建。這種開發新界鄉郊的模式，和市區一樣，政府把主導權外判給發展商，自己亦乘機將徵收土地過程中涉及的賠償和安置農戶責任推得一乾二淨。政府減少了自行開發的政治風險，發展商的開發自由度又大，各取所需。

囤農地補差價 政府一直暗許

新界東北3區中的古洞和粉嶺北，一直是按這套隱藏的邏輯在推動。政府放出消息後，地產商包括恒基就「落區」囤積農地兼清場，等待時機與政府就房地產開發討價還價。去年特區政府卻忽然轉換口風，稱新界東北新發展區將會由政府先以農地價格徵收土地，再經規劃後推出市場競投。恒基等在新界東北部署多年的發展商對此說反應極大，擔心失去數以百萬平方呎已囤積農地的發展權，優勢盡失。

其後，四叔就提出在新界東北發展區附近捐農地，表面是慈善，實際是要逼政府收這份小禮，以換取新界東北新發展區繼續以天水圍的公私營合作方式推動。

很多市民期望四叔快點公布送地詳情，理由是不管是哪裏來的地，只要有平價樓供應，多多益善。但是，四叔這份禮，我們不能讓特區政府收，一收，香港整套城市規劃和房屋制度就「禮崩樂壞」。

香港的城市規劃制度不是以業權先行，而是以整體社會發展需要而釐定。農業用地要改成住宅用途，如今發展商要先過城市規劃委員會一關。委員可以從環境、社區發展等角度，否決申請，與發展商對着幹，或最少拉鋸幾年，譬如南丫島東澳和上水丙崗就是。如果四叔送農地，政府宣布接受並且在其上建屋，那麼城規會應該如何應對呢？反對計劃的話就被視為阻礙「善事」，千夫所指，爽快通過的話就等於自我矮化為發展商的橡皮圖章。

收下捐地 加速鄉郊衰亡

政府一代表市民收下四叔這碟豉油，也等於逼我們接受地產商過去幾十年囤積農地、浪費農業資源（超過4億平方呎農地荒廢，大部分由不同的地產商控制）、透過地方惡勢力逼遷農民、破壞生態的勾當，多少地產商將會照辦煮碗，各捐50萬呎農地來逼政府替他們的勾當正名？又有多少地產商會受到鼓勵，再加兩錢肉緊收購農地等待開發？已經七零八落的鄉郊環境將會加速衰亡。

特區政府坐擁幾千億財政儲備，又有提供房屋及土地的法定權力，完全有能力策劃公屋、居屋和私人樓宇的發展；也完全有能力保護好鄉郊的農田和山水，振興本地農業，提高食物供應比率。如今為了區區能夠建500至1000個「畸形居屋單位」的農地，竟然要向地產商百般遷就，讓四叔贏盡名聲。

迷信外判責任，任由發展商和財團魚肉市民，特區政府以上述兩件事，向全世界證實了自己的無能。

文 朱凱迪

編輯 葉雨舟

朱凱迪 - 新界東北新發展區規劃——「文明」暴力

星期日生活    2012年8月26日

【明報專訊】「新界東北新發展區」（包括古洞、粉嶺北和打鼓嶺／坪輋）這個講了十多年的開發計劃，到了所謂第三階段「諮詢」的尾聲，終於藉着成為中港矛盾的最新戰場而略受關注（承接反國民教育運動）。網民急不及待在facebook流傳「梁振英割地賣港」的改圖，立法會選舉候選人也紛紛出席論壇表態：在這個從來不會質疑發展的地方，竟然也開始因為「抗共」的政治議程而對發展提出質疑。「發展主義」被捅出個缺口後，成千上萬被「規劃」二字踩在頭上的東北三區村民，終於有人願意聽聽他們的呼喊。我覺得，這當中的意義，同樣深遠。

單講發展規模，實在難以明白「東北新發展區」計劃為何一直無人關注。三區的發展規模超過七百公頃，十多條村落要清拆、數以千戶上萬名居民將被逼遷——那是過去三十年來新界最大規模的逼遷啊！相較之下，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在石崗菜園村收地廿七公頃，逼遷約一百五十戶共五百人，已經激起了持續的反抗運動。

要解釋這個現象，就要了解特區政府如何利用「規劃」和「諮詢」這些貌似正面的過程，在新界特有的政治結構下把篤定要被逼遷的「非原居民社群」逐步圍困與瓦解。

所謂新界特有政治結構，是指新界原居民與非原居民之間的「主從關係」。新界鄉郊地區自一九四九年共產黨於大陸建政後，接收了大量南來的農民。他們向新界原居民氏族租用田地耕種建屋，逐漸在原居民村落周邊形成眾多「非原居民農村」，並在六○至八○年代成為新界農業發展的主力。由於「非原居民」大部分屬佃農，雖然已落戶新界五、六十年，但在地區政治上一直從屬於由新界原居民控制的「村代表→鄉事委員會→鄉議局」三級結構。

封鎖資訊 掩飾真相

自八○年代起，處於後過渡期的殖民政府對本地農業發展放軟手腳，一方面以污染為理由取締本地禽畜養殖業，另一方面又縱容地主將菜田改為高污染的露天貨倉及劏車場等臨時用途。「非原居民農村」的農產業逐步被殺死，由新界原居民地主、地產商金主和政府組成的「土地開發同盟」開始千方百計逼遷「非原居民農村」，以騰出土地作開發之用。「規劃制度」就成了達至此目標的系統工具。古洞、粉嶺北和打鼓嶺／坪輋三區是最新一批被規劃和出賣的「非原居民農村」，之後排着隊的還有屯門的洪水橋、新田的牛潭尾、元朗唐人新村以及八鄉錦上路西鐵站一帶。

香港戰後的大規模開發，沿用「先剷平後發展」模式，蔑視在地居民的意願，無論是新界的新市鎮還是市區的重建項目，城市規劃師都是自上而下擬定發展策略，以數據模型計算人口、交通、產業、基礎設施等因素。完成規劃後，政府以公權力驅逐土地上的居民和舊產業，然後透過拍賣土地或自行發展落實計劃。三四十年前，香港社會對發展主義比現在更迷信，推土機遇神殺神，殖民政府也省得弄什麼假諮詢，直接就按既定的安置或賠償程序驅逐土地上的居民和產業。近年因為流行「講民主」，雖然骨子裏土地開發依然是自上而下的「先剷平後發展」，但在推土機進場拆屋前當局已習慣請顧問公司安排很多諮詢會和參與工作坊等等，幻想着居民會溫文爾雅地理性討論，令方案更「完美」。

然而，當局愈「真誠地」花數百萬元請顧問公司就一個由上而下的「先剷平後發展」諮詢居民，事情就顯得愈荒謬。「新界東北新發展區規劃」明明專挑「非原居民農村」開刀，而且目中全無村民（見第二階段諮詢文件的封面），直到第三階段的諮詢文件，均沒有報告三區目前的人口、居住模式、土地使用模式和生產模式，偏偏政府就不斷要求將被逼遷的居民就新發展區該做什麼產業或公私營樓宇比例發表意見。情况就如劊子手行刑前「真誠地」諮詢死囚該如何處置其屍首。居民每在講一句話，都會被理解為「參與了」諮詢，令逼遷計劃變得更合法合理。「新界東北新發展區規劃及工程研究」，從二○○八年到今天，政府「真誠」了足足四年，直到八月十八日於粉嶺祥華村舉行的居民會，「真誠」終於爆煲，居民一聲聲怒罵，撕開了對立的真相。

最近聽到這樣一個故事——話說新界東北新發展區中的「打鼓嶺／坪輋」，由原居民控制的鄉事委員會七月在鄉委會大樓前舉行了一次盆菜宴，「慶祝」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即將落實。由於鄉委會一直壟斷了發展資訊，當區將被逼遷的「非原居民」一直對計劃內容不知情，還欣然赴會，結果在起筷前的鄉紳發言中才知道委員會自己的家園已經「被犧牲」了。此時突然下起傾盆大雨，盆菜宴被迫腰斬（莫非天有眼？），非原居民知道大禍臨頭，迅速召集各非原居民成立「打鼓嶺／坪輋保衛家園聯盟」，反對計劃。

政府外判「逼遷」

除了封鎖資訊以掩飾真相，另一區粉嶺北還出現更狠毒的「外判逼遷」招數。過去幾年，粉嶺北馬屎埔不時傳出地產商逼遷「非原居民農戶」的新聞。追本溯源，原來地產商在政府於九○年代尾放出發展消息後，陸續向原居民地主購入「非原居民農村」的土地囤積，等候計劃落實，仍居於農地上的「非原居民」遂成了地產商和政府角力的籌碼。政府過去幾年一路進行規劃諮詢，地產商就一路逼遷；直到最近，政府宣布東北發展改由政府先收購所有土地再拍賣，打爛了地產商囤積農地的如意算盤，地產商接連出口術抗議，還繼續逼遷馬屎埔村民。從九○年代尾至今，大半馬屎埔村村民已被逼走，餘下的也被地產商以律師信折磨至五癆七傷，進退維谷，擔心反對計劃會激怒地產商。不管最後政府會否屈服，回到「公私合營」模式，政府這套諮詢諮詢再諮詢的玩法，實質效果就是把安置／賠償居民的責任，外判予發展商和地主，自己待到最後才進場收拾殘局。

在現今的反共社會氣氛下，「梁振英割地賣港」的新聞標題一點即明。市民不明白的反而是八月十八日在粉嶺舉行的新界東北發展區居民大會，村民為何這樣憤怒。有人問：為何不能慢慢的說，和官員「理性對話」？上面寫了這麼多，就是解釋。新界非原居民農村面對的是持續經年的多重宰制：政府以規劃之名行殺村之實、原居民群體隨時出賣、地產商代政府以法律逼遷，更要命的是市民的不理解，主流輿論的「發展就是硬道理」等等。

批判理論指出，規劃是國家為資本主義發展創造空間條件。一個國家及地區的規劃制度，可說是掌握地區發展方向的關鍵，在香港，從殖民地時代至今，官方的城市規劃委員會一直由發展商和從屬的專業界壟斷席位。反過來說，在香港推動民主運動，也應該包括對城市規劃制度的民主化鬥爭。觀乎北京的治港策略，當然有理由相信新界東北發展以及開放禁區計劃，背後包含了北京希望進一步在空間上控制香港，以及為中港兩地的資本家謀求資本出路的盤算。但是，民主鬥爭要突破的不單是「北京——特區政府」之於香港人這一重宰制，如今勇敢地站出來的東北三區「非原居民」，以血淚告訴大家，推倒「新界東北新發展區規劃」，也是為了掙脫囤積土地的地產商／資本家之於香港市民、新界原居民之於非原居民的多重宰制。

不要令村民的呼喊再次被淹沒。香港要邁向民主，反民主的規劃，我們要學會撕破其「民主偽裝」，一個也不能讓它通過！這就是從灣仔利東街到石崗菜園村的抗爭中學到的功課。

朱凱迪 - 我想愛我的社區，可以嗎？

2008年2月23日

700萬人口，已相當於很多發達國家全國總和，人家的地方政府民選地方議會有決策實權，香港剛剛相反，區議會只有諮詢地位，於是一些對地區影響深遠的城市發展事宜，到頭來總是由中央權力機關和諮詢組織拍板，再被傳媒放大為全港焦點，鞏固中央政府能幹的形象。在過程中，居民只有任人擺佈的份兒，沒有更多的知情權和參與權。

香港中央集權式的政制，包括城市規劃制度，都是港英殖民時代定下的。但在英國，城市規劃制度無論對環境和市民參與權都重視得多──規劃申請由民選地方議會的規劃小組負責審批，大原則是新發展要尊重原來居民的生活環境，包括景觀、人流、噪音、歷史建築、自然生態等等，發展商亦必須將申請內容詳細向鄰居交代。

香港的中央集權政制，令地區居民無法透過參與，改善和維持生活環境水平，最後眼白白看著環境變差，只好自求多福搬走，或者成為破壞別人環境的新業主。如此，一個有責任感、有地方認同的社區便無法建立。歷史建築保存及再利用必須配合更民主和尊重環境的城市規劃制度，才能整體地培養香港市民對生活環境的尊重及喜愛，本土認同才得以建立。否則，在一個不斷鼓吹樓換樓、不愛惜原來生活環境、不斷以「踩低他人抬高自己」來發展的城市中保留幾座舊屋，只會是旅遊小冊子中可有可無的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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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自從天星、皇后碼頭被拆，政府官員為奪回保育議題，連番出招：景賢里開創了在市區換地保育的先例；馬會豪擲17億翻新﹝轉﹞中區警署；發展局復有「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交出8幢位於港九新界的歷史建築予民間團體再利用。

這些攻勢和輿論有一個有趣的特徵：它們都是全港性的，而非地區性的，雖然具體關乎某區的某建築物，卻好像跟地區無關。今日灣仔、明日旺角、後日大埔。這現象反映了香港的集權特質，也是本土政治的困局。700萬人口，已相當於很多發達國家全國總和，人家的地方政府民選地方議會有決策實權，香港剛剛相反，區議會只有諮詢地位，於是一些對地區影響深遠的城市發展事宜，到頭來總是由中央權力機關和諮詢組織拍板，再被傳媒放大為全港焦點，鞏固中央政府能幹的形象。在過程中，居民只有任人擺佈的份兒，沒有更多的知情權和參與權。

舉例，香港住宅樓宇高度自1955年起，大約以每15年翻一番的速度增加，今天連公屋也起至48層(牛頭角)，私人住宅隨時高60層。許多市民都反對摩天住宅常規化，破壞周圍環境及霸佔景觀，近年香港亦出現了環保觸覺等關注「屏風樓」的團體。雖然受影響的是個別社區，不過「屏風樓」議題一直給人「全港性」的印象，環保觸覺是漁翁撒網式罵盡港九新界的地產發展，他們主要的游說對象也是統一決定全港發展密度的城市規劃委員會。角力了幾年，最近城規會決定降低北角邨地皮及紅磡填海區的發展密度，這好像是民間團體努力的成果，但筆者卻說不清到底贏了什麼。

大圍居民則沒有那麼「幸運」，就算他們出盡法寶，也未能在城規會內阻止發展商在火車沿線興建兩排總共20幢、每幢平均50多層的摩天住宅。大圍新市鎮位於兩列山脈中的谷地，70年代末至今，發展都集中在南北兩邊，中間的空地則作低度發展。這種發展模式令大圍南北的居民都可享受較市區開揚的景觀，但九鐵偏偏就要在中間空地興建20幢摩廈(即大圍車廠和大圍火車站上蓋)。

九鐵說，1986年時已按程序獲城規會批准在車廠上蓋起樓(那時車廠尚未興建)。至於車站上蓋，沙田區議會2000年曾要求降密度，但不獲城規會接納。到去年11月30日，城規會再次否決大圍居民要求將車站上蓋改為政府設施用地的申請，雖然在公眾諮詢期間收到的780份意見書中，幾乎僅九鐵一份反對。

港人無法參與改善生活環境

香港中央集權式的政制，包括城市規劃制度，都是港英殖民時代定下的。但在英國，城市規劃制度無論對環境和市民參與權都重視得多──規劃申請由民選地方議會的規劃小組負責審批，大原則是新發展要尊重原來居民的生活環境，包括景觀、人流、噪音、歷史建築、自然生態等等，發展商亦必須將申請內容詳細向鄰居交代。

筆者隨便打開英國中部Sheffield市議會(人口52萬)網頁查看最新的規劃申請：一個興建住宅的申請因當地團體反對，被迫減少規模，發展商並答應將200個單位中的四分之一以低價出租給低收入家庭，最終議會在提出44項條件下通過。可以想像，九鐵那種嚴重影響大圍居民的發展計劃──令大圍中心人口激增超過2萬(目前為5萬多)，又在公開諮詢中被強烈反對，根本不可能獲批准。

香港的中央集權政制，令地區居民無法透過參與，改善和維持生活環境水平，最後眼白白看著環境變差，只好自求多福搬走，或者成為破壞別人環境的新業主(反過來說，對付「屏風樓」的最有效方法，是賦予區議會審批地區規劃的權力)。如此，一個有責任感、有地方認同的社區便無法建立。歷史建築保存及再利用必須配合更民主和尊重環境的城市規劃制度，才能整體地培養香港市民對生活環境的尊重及喜愛，本土認同才得以建立。否則，在一個不斷鼓吹樓換樓、不愛惜原來生活環境、不斷以「踩低他人抬高自己」來發展的城市中保留幾座舊屋，只會是旅遊小冊子中可有可無的景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