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關生 - 從兩種治港思路之爭 尋找香港脫困之路

星期日生活   2016年7月3日

【明報專訊】炎炎夏日，數以萬計香港人無懼中暑，走上街頭，遊行示威，今年由於發生了銅鑼灣書店事件，引發港人對「一國兩制」的憂慮。

「『一國兩制』的確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幾個星期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與公民黨主席余若薇對話時這樣說。（這段名為「公民對談」的「余曾對」精彩視頻見於YouTube，全長68分鐘，分六節，可惜未受傳媒及社會關注。從5月28日上載至昨日，每節點擊率只有五六千到一萬三千不等。以下有關曾鈺成的引文，均出自這段視頻。）

受到這段對話啟發，筆者嘗試從探討兩種治港思路的角度出發，尋找突破香港當前政治困局的出路，套用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接受《紫荊》雜誌的訪談，「營造理性合作的社會政治環境」。

造成香港當前社會矛盾尖銳對立，誰的責任最大？余若薇認為：「更大的責任永遠在當權者身上，因為權力在他手上。」曾鈺成表示同意，還借用毛澤東的《矛盾論》：「矛盾的主要方面一定是掌權那邊。」

據港大民意研究計劃調查，香港人對中國的歸屬感，從回歸初期到2008年攀至高峰，為什麼這幾年卻插水式下跌？為什麼從來不是選項的港獨、本土分離意識現在會成為社會議題？為什麼大年初一會發生多年罕見的嚴重警民衝突？社會撕裂分化如此嚴重，為什麼？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用毛澤東這把尺來量度，梁振英的治港路線出了什麼錯？

梁振英鬥爭為綱搞分裂

今天，愈來愈多人看清楚， 梁振英在任四年，推行的是一條以鬥爭為綱的左傾路線。套用毛的說法：不是搞五湖四海，而是搞山頭主義；不是搞團結，而是搞分裂。

例如，劉夢熊曾爆料：梁振英視泛民為敵我矛盾。

原本親建制的自由黨，也受到排擠打擊。主席田北俊只是說了句梁振英應該考慮辭職，就被「搣柴」——解除全國政協常委的職務。

根正苗紅的原民政局長曾德成，竟被梁振英以霹靂手段掃地出門，還要馬上利用自己手下掌控的網站「港人講地」落井下石，把政府對青年工作的缺失，全部諉過於曾德成。

公務員事務局長鄧國威「被辭職」，令公務員團隊為之心寒。

王維基創辦的香港電視被「一男子」否決，拒絕發出牌照，破壞了廣播事務管理局一貫的發牌機制，違反市場經濟自由競爭的法則，活生生地扼殺了一個創意企業，也打爛好幾百人的飯碗。而梁振英以為可以保住的亞洲電視，依然逃不掉倒閉的命運，結果，助長無綫電視一台獨大、不思進取的惡劣局面。

一味迎合中央，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在施政報告念念有辭講了40次「一帶一路」，打算用10億公帑設立「一帶一路」獎學金。

四年過去了，公開撐梁的工商界「大孖沙」，依然寥寥可數。

連親中陣營的政黨也吞吞吐吐，不敢理直氣壯地支持他連任，一切要等北京的「阿爺」發落。

梁振英未能做到政通人和，卻教曉香港人一大堆語言偽術和精句sound bite：

「我記憶中，我冇講過話我冇僭建。」

「我當時係冇隱瞞嘅。我當時嘅認知就係，個僭建處理咗，個僭建就唔存在。」

「（國民教育科）喺撤回與不撤回之間呢，我哋商量嘅空間同餘地係好大嘅。」

多次以「不記得、不知道、無印象」回應議員對西九「漏報利益」風波的提問。

被問到對六四看法，他回答：「我不是說我不感動，但無可奉告。」

與機場職員通電話討論女兒的行李問題時，「我沒有說我是梁特首」。

最常說的是一句：「適當時候會向大家交代。」

雨傘運動時，他說過有外國勢力介入，但至今未見他交代過。他收取澳洲UGL的5000萬元離職酬金，有納稅嗎？在哪裏納的？也沒有交代。

儘管如此，只要一朝未失聖眷，西環和官方喉舌、押注在他身上的傳媒，以及一貫寧左勿右、篤信文革「鬥則進，不鬥則退，不鬥則修（修正主義）」的，例如鄭耀棠為首的工聯會，都是他的堅強後盾。

曾鈺成：一國兩制要長期讓反對派存在

以曾鈺成為代表的另一條溫和路線， 就勢孤力弱得多。

梁振英最「挑機」的一句話：vote them out！（投票踢他們反對派出立法會）

曾鈺成針鋒相對：「以為vote them out就天下太平，這條路一定行不通，完全是錯誤的判斷。」

曾鈺成認為，「中央政府、特區政府、建制派要接受一個現實：一國兩制要長期讓泛民主派或反對派存在，承認在社會得到相當多的支持，不能漠視的支持。為何有兩制，因為有他們在，有差異。」「為何很多香港人支持泛民主派或反對派？因為他們看到靠泛民主派或反對派，才可以維護大家珍惜的價值觀念。他們擔心一旦給建制派贏光了，就失去了一切，就變了，兩制就沒有了。他們不是完全沒道理，所以你要承認這些事。」

曾鈺成以下這番話，更是衝着梁振英而來：「有人以為中央領導硬，就會欣賞硬，行政長官愈硬，中央愈支持。如果你硬而行得通，管治得頭頭是道，所有事情又推行得到，中央才會欣賞；你硬但做不到事……」

請讀者諒解，為什麼要大篇幅引用曾鈺成的原話，原因很簡單，眾所周知，他是共產黨的人，比其他泛民更具說服力；他經歷了中英會談到回歸前後30多年的全過程，有組黨、敗選、勝選的經驗，是建制陣營中思路最清晰、最洞悉政局，也最能夠與泛民溝通對話、理解泛民想法的一個人。不過，他的意見遠未成主流。

毛澤東：人的因素第一

《明報》7月1日社評寫道：「香港的困局，問題並非出在某一個人，因為無論誰當特首，只要是現在的體制，最終都會被折磨得焦頭爛額，香港則繼續沉淪下去。」這正是梁營為連任造勢所提出的理由，筆者絕不苟同。

體制無疑是很大掣肘，但毛澤東說過：「人的因素第一。」小至一場球賽、體育有沒有經濟貢獻，以至對本土的看法，梁振英和曾俊華的表述就很不同，比較一下兩人的民望指數就知道。

梁振英上台後，是令社會矛盾急速惡化，還是走向緩和，早已路人皆見。涉及治港理念的分歧，不同的人當特首，分別只會更大。

「政治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這是精通謀略的毛澤東又一論斷。

看看梁振英重用的是什麼人：張震遠（競選辦主席、原行政會議成員）、劉夢熊（用完即棄）、邵善波（中央政策研究組首席顧問，坊間有「左王」之稱）、陳茂波、張志剛、吳克儉，還有那個自詡為「白宮發言人」、一味幫主子塗脂抹粉評功擺好的新聞統籌專員馮煒光。

這批人就是為梁振英的治港路線服務的，設想曾俊華或曾鈺成或林鄭出任特首的話，還會重用這些人嗎？

梁振英一旦再獲欽點，屆時不用顧慮連任問題，恐怕只會更加肆無忌憚，「強政勵治」，為所欲為了。

有人說，梁振英最近不是已經放下身段，改稱泛民為「朋友」嗎？為什麼不給機會他「改過自新」呢？

「犯了路線、方向錯誤，為首的，改也難。」毛澤東曾經這樣形容中共黨內機會主義的頭子。看來，對香港也有參考價值。

王光亞說：「近年有人說中央對港政策收緊了，這不是事實。」「中央對港政策並不存在軟硬、鬆緊的問題。」香港人會同意這種說法嗎？

特區成立的最初5年，中央派駐香港的主要官員姜恩柱（1997年7月到2002年8月，先後出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和改組後的中聯辦主任），確實恪守「一國兩制」，「大隱隱於市」，香港人幾乎沒有見過他的身影，完全不像後來的中聯辦各級官員，以「第二支管治隊伍」的姿態出席各種活動，指指點點，橫加插手。

曾鈺成提到自己的親身經歷：「回歸初期，民建聯到內地訪問，往往受到內地官員警告，不要同他們討論特區管治問題，如有意見，回去跟特區政府說。當時真的是這樣。事實上這十幾年真的有變化。」

曾鈺成還說：「（2014年由國務院新聞辦發布）《一國兩制白皮書》的解釋，是同基本法頒布、回歸前以及回歸初期，中央負責香港事務的官員的說法，有相當大的差別。」他甚至質疑：「我們過去認識和追求的『一國兩制』，北京會否已有不同看法？」

回顧過去幾年，中央干預的結果，就是壓迫愈大，反抗愈大。

往者已矣，來者可追。

全國人大委員長兼港澳協調小組組長張德江5月訪問香港時表示，要「勿忘初心」，並釋出善意，當面聽取泛民主派四名立法會議員的意見。

鄧小平：多選些中間的人

對「初心」的最佳詮釋人，就是「一國兩制」總設計師鄧小平。

他說：「由香港人推選出來管理香港的人，由中央政府委任，而不是由北京派出。選擇這種人，左翼的當然要有，盡量少些，也要有點右的人，最好多選些中間的人。這樣，各方面人的心情會舒暢一些。」梁振英做到了嗎？

過去四年的實踐，已經證明了梁振英治港路線的失敗。

王光亞說，在中央看來，大多數泛民都是愛國，泛民立法會議員是特區政權體制的組成部分，從基本法角度看，他們也屬建制人士。泛民政團與中央有關部門的接觸和討論日後會繼續，亦會更多，又稱會依據國家法律，積極解決一些泛民人士與內地有關的問題，希望泛民成為特區的建設力量。

恢復兩制信心 要解決ABC與CBB

王光亞這些講法，與梁振英一貫對待泛民的態度有很大差別，有何含義，仍待觀察。

要恢復港人對「 一國兩制」的信心，現階段首要解決兩組英文字。

ABC（Anyone But CY）：不再欽點梁振英，揚棄以鬥爭為綱的極左路線，起用願意「營造理性合作的社會政治環境」的官員，做到李嘉誠說的「下任特首要給香港人帶來希望」。

CBB（Causeway Bay Bookstore銅鑼灣書店事件）：回應香港人對內地執法部門違法處理書店當事人的質疑和憂慮，真正讓人感覺到中央釋出善意，讓香港啟步走出政治困局，實現鄧小平的遺願：「香港在1997年回到祖國以後50年政策不變……50年以後更沒有變的必要。」

文：江關生

編輯：馮少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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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關生 - 從林榮基證言 看內地執法部門如何違法

星期日生活   2016年6月19日

【明報專訊】銅鑼灣書店事件擾攘大半年，終於有一位苦主——林榮基星期四在記者會上和盤托出被拘禁八個月的詳情，內容駭人聽聞。內地官媒《環球時報》承認，這枚「最新炮彈，讓內地執法部門看上去有些被動。」

林榮基披露了強力部門種種做法，不但違反基本法，更違反了內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簡稱《刑訴法》），必須徹查。

問題是林榮基可信嗎？港區人大代表、工聯會黃國健說，林榮基「只是一面之詞，點知你真定假，無拿出真憑實據」。他質疑林榮基「做騷」。另一位人代劉佩瓊認為「太撲朔迷離」，難以判斷。人代、民建聯葉國謙還說，事件現時是「一個階段性結束。」

對於這些「刻毒涼薄」（借梁唐青儀語）的言論，只能贈以三個字﹕「禮義廉」——無恥！

一個手無寸鐵的香港書商，為什麼要冒天下之大不韙，誣衊一個武裝到牙齒的政權，斷了自己幾乎一切的後路（包括人身安全受威脅、不能到內地見女朋友）？

《環球時報》今年初就李波失蹤事件發表社評說，「全世界的強力部門通常都有規避法律讓一個被調查者進行配合的辦法，既達到開展工作的目的，又不跨越制度的底線」。

「規避法律」、「不跨越制度的底線」，真是絕妙的語言偽術。但這並非事實。人們只要憑常識和簡單的邏輯，就能判斷林榮基的「一面之詞」可信度極高，而強力部門確實用了卑鄙的規避手段，蓄意違反《刑訴法》。

監視居住

關於被監視居住，林榮基說﹕去年10月24日由香港去深圳探女朋友，過關時被內地關員帶走，在深圳派出所過了一夜後，輾轉被押送至浙江寧波一幢大樓2樓的一個房間，林榮基其後5個月在不足300呎的房間，24小時有人看守，被提審20至30次。

監視居住是中國刑法的特色。香港人只知「香港警察可扣留任何犯罪嫌疑人四十八小時以協助調查案件；過後如不正式起訴便要將之釋放」，對內地這一套自然感到陌生。《刑訴法》第六章〈強制措施〉第六十四條﹕「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根據案件情况，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拘傳、取保候審或者監視居住。」

林榮基說，監視居住期間，不能踏出房間一步，「只可以望住個天孤立無援」。其後他被送往廣東韶關，住了大約3個月，限於特定區域活動，仍屬監視居住。兩地加起來，接近八個月。

林榮基所說的八個月，就是一種違法的規避手段。《刑訴法》第七十七條﹕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監視居住最長不得超過六個月。」

換了一個地方，六個月的期限就可以規避掉，不算數？！

林榮基說，扣押他的人至今未有表明身分。只是其間有人說漏嘴，指他們是「中央專案組」，而且曾有兩個北京派出的人，指他是「被專政的人」，「政府」對待他們絕不會手軟。

《刑訴法》第八十三條﹕「公安機關拘留人的時候，必須出示拘留證。」林榮基與監控他的人相處大半年，居然連監控者是何方神聖，來自哪個法院？檢察院？還是哪個公安機關？隸屬深圳？寧波？還是北京？全部不清不楚。

「放棄通知家人、不聘請律師」的羅生門

林榮基說，曾被要求在寫有「答允放棄通知家人」及「不聘請律師」的紙張上簽名。

寧波市公安局一名負責該案的民警對《星島日報》透露，「因林榮基和胡某（林榮基的女朋友）自身的原因，兩人主動書寫了不聘請律師、不會見家人的聲明。」

兩種說法，孰真孰假？

一個不熟悉內地法制、失去自由、孤立無援的香港人，有什麼「自身的原因，會主動要求不聘請律師、不通知家人」呢？除非他是思覺失調的白癡。看林榮基在記者會的表現，雖然中氣不足，但思路清晰，侃侃而談。他像是思覺失調嗎？

強力部門顯然一開始就不打算讓林榮基與家人見面，甚至不准他通知家人，否則，為什麼要千里迢迢，跨省把他送到浙江寧波。因此，唯一合理的推論是﹕林榮基肉隨砧板上，身不由己；強力部門則公然違反《刑訴法》，褫奪被監視居住人通知家屬和委託律師的合法權利。

《刑訴法》第七十三條﹕「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除無法通知的以外，應當在執行監視居住後二十四小時以內，通知被監視居住人的家屬。」

《刑訴法》第四章〈辯護與代理〉第三十三條﹕「犯罪嫌疑人自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或者採取強制措施之日起，有權委託辯護人；在偵查期間，只能委託律師作辯護人。被告人有權隨時委託辯護人。」

林榮基所感所受，正正和聯合國《保護所有人免遭強迫失蹤國際公約》規定的相反﹕「任何人不應遭到強迫失蹤。」「『強迫失蹤』係指由國家代理人，或得到國家授權、支持或默許的個人或組織，實施逮捕、羈押、綁架，或以任何其他形式剝奪自由的行，並拒絕承認剝奪自由之實情，隱瞞失蹤者的命運或下落，致使失蹤者不能得到法律的保護。」

嚴禁逼供、誘供

林榮基曾在今年2月下旬接受香港《鳳凰衛視》和內地《澎湃新聞》訪問，當時他在鏡頭前承認協助桂民海「非法經營書店」。

林榮基在記者會稱，這些片段是「有晒導演、台詞要讀，要我做戲我都要做戲」，他稱背熟對白後要於鏡頭前說出來，部分對白並非他想說。他感嘆「我都係普通香港人，要我簽（文件）就簽，喺視頻要我做嘅嘢都要做」。

還沒有上法庭起訴，就已經強迫林榮基上電視承認自己有罪，完全違反了《刑訴法》第五章〈證據〉第五十條﹕「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證據，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

《環球時報》說，根據林榮基所言，說明沒有刑訊逼供。

表面上似乎如此。但是，正如安徽大學法學院講師魏小偉指出，與看守所羈押相比，監視居住對犯罪嫌疑人自由的控制更加嚴厲，與外界無信息交換路徑。訊問的壓迫性、隨意性，決定了嫌疑人自行辯護的無力。

（〈檢察機關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訊問風險及防控〉，法學雜誌，2016年第一期。）

寧波市北侖區檢察長李鐘、檢察員劉浪也批評﹕「執行機關甚至可以控制嫌疑人的生存狀態。這比在看守所進行訊問更加方便、有效。」（〈監視居住制度評析－以2011年《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為視角〉，法學雜誌，2012年第一期。）

長時間監視居住的滋味，相信只有嘗過的人才感受得到。

有關銅鑼灣書店事件的取態，特區政府和建制派看來已統一口徑，一如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說，若有人在內地違反當地法律，應依從當地司法制度處理；相反，港人在港的司法權利亦應獲得尊重。

林榮基、桂民海等人遭到內地非法對待，林榮基和桂民海的女兒已表達了他們的失望與不滿。就過境執法的問題，特府與內地的交涉一直是黑箱作業，對「強力部門通常都有規避法律」的講法，也沒有回應。

非法經營罪

寧波市公安局對《星島日報》透露，林榮基等人在明知違反內地有關法律的情况下，長期向內地非法銷售大量未經內地有關部門許可的書籍，涉嫌非法經營罪。

根據內地《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1條﹕「違反國家規定，出版、印刷、複製、發行本解釋第1條至第10條規定以外的其他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擾亂市場秩序的非法出版物，情節嚴重的，依照刑法第225條第（三）項的規定，以非法經營罪定罪處罰。定罪上，必須犯人在主觀方面故意構成，並且具有謀取非法利潤的目的。」

至於量刑期方面，非法經營出版物數額25萬元以內（人民幣，下同）／違法所得7萬元以內／圖書5000冊以內，將根據程度判處罰金及5年內的監禁。若超過上述數額，則以5年作量刑起點。

根據目前所掌握的資料，林榮基等人沒有在內地「出版、印刷、複製」非法出版物。至於把書籍帶給訂戶，算不算「發行」？所謂「在主觀方面故意構成」，是指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並且希望或者放任這種結果發生，因而構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林榮基等人有此意圖嗎？田北辰問得好﹕亞馬遜郵寄內地禁書給內地的讀者訂戶，亞馬遜是否觸犯內地法律？如果在香港收取書款，然後在內地交書，算不算「非法利潤」？控辯雙方理應在法院就這些問題辯個真章。然而，林榮基、桂敏海、李波等人都喪失了《刑訴法》賦予的應有權利。

撥亂反正 一查到底

綜上所述，強力部門處理銅鑼灣書店事件的粗暴手段，完全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破壞一國兩制，打擊港人對中港兩地法治的信心，國際影響亦極其惡劣，損害中國「依法治國」的觀瞻，而且違法事實明顯，情節十分嚴重。因此鄭重建議﹕最高人民檢察院應行使檢察權，盡快進行審查；最高人民法院也應該承擔審判有重大影響或者疑難複雜的刑事案件的責任；《環球時報》胡謅亂道，歪曲事實，無視法律，理當受到公開譴責，甚或停刊整頓；王毅外長和外交部發言人下次回答銅鑼灣書店事件時，希望能夠實事求是，而不是用怒斥記者來規避問題。否則，只會令人覺得色厲內荏，有失泱泱大國外交官的風度。

至於特區政府再也不能袖手旁觀。林榮基說，李波對他表示是被人帶返內地。而林榮基日前回港，也是有兩個內地人陪同來。是否涉及跨境執法，應該繼續追查。絕不能再允許跨境執法、李波事件翻版。

《星島日報》引述寧波市公安局的民警說，「鑑於林目前的情况，辦案部門將適時提請啟動與香港警方的相關工作機制。」當中隱隱然帶有企圖引渡林榮基的威脅口吻。曾受內地牢獄之災的程翔建議，特區政府有責任向林榮基提供24小時人身保護。

此地的什麼人代、政協，無論是惺惺作態，還是不表態，都是在侮辱港人智慧。除了極個別如田北辰，表示聽完林榮基的說法「個心好唔舒服」，會去信人大常委會要求解釋。話說回來，田二少不會縮沙轉軚吧？！葉國謙說﹕林榮基是在內地被捕、犯了內地的法律，港府「無得好跟進」，港人不應干預內地的事務。

一帶一路是中國夢，依法治國更是中國夢。為什麼特府不惜動用十億公帑辦一帶一路獎學金，而關注內地法治就變成干預內地事務。什麼狗屁邏輯？

至於李波，他完全有義務和責任像林榮基那樣，召開記者會，講出事實真相。他先前屢次接受《鳳凰衛視》和《星島日報》的聯合採訪，所講的內容疑點重重，毫無說服力。一向親建制的兩朝元老孫明揚在林榮基爆料前兩天撰文說﹕「由於內地有很多不同的單位，良莠不齊，有時會做了一些破壞一國兩制的事，顯著者如李波事件……對港人的信心自然大大打擊。」孫公所言，加上林榮基的證言，當是港人心聲。

林榮基說，李波曾對他私下透露自己在非自願下被人由香港帶返內地。李波則在社交網站否認自己是非自願被帶返內地。

林榮基還說，扣查人員「叫李波將硬件複製上去，再放到電腦（看紀錄），叫我認人。」被林榮基拒絕，「怕讀者受影響，怕他們以為香港或我出賣他們。」言下之意，李波似有為求自保，出賣幾百位訂購書籍的內地讀者之嫌。李波亦否認有把任何顧客名單交給公安。二人各執一詞。

李、林二人反差確實很大。 李自始至終只肯接受《鳳凰》和《星島》聯合採訪（好一對奇妙的組合！），對其他媒體則左閃右避，支吾以對；林敢於直面任何記者，有問必答。李在內地受訪時，仍屬監視居住，但在鏡頭面前卻力求表現輕鬆，臉帶微笑；林在香港見記者，雖然重獲自由，卻凝重沉鬱，眉頭緊鎖。到底誰真情流露，誰在按劇本演戲？各人自有判斷。在強大的專政機器面前，每個弱小的個體都會有自己的考慮。

林榮基表示，自己是一個普通香港人，在強權下有時也會屈服。但已經被逼到無路可退，自己負擔最小，決定站出來，向強權說不！

文：江關生
編輯：梁詠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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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關生 - 中國式法治

2014年6月15日

【明報專訊】黨大還是法大？

人大前委員長彭真上世紀八十年代被香港記者問到時坦言：「我也搞不清楚。」

30年過去了，情况如何？

香港大律師公會回應《「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時，毫不客氣地點出了香港與內地的分別：尊重法治（根據香港及國際文明社會所理解的「法治」）遠遠超乎事事只求「依法辦事」或「依法施政」那麼簡單，它包括在權力行使上適當地自我制約，好使司法獨立的重要性得到適當的重視和彰顯。

言下之意，香港人所理解的法治，遠遠超乎（內地近年經常講的）「依法施政」，兩者是完全不同的層次。

然而，在筆者看來，大律師公會已算筆下留情。

所謂「事事只求依法施政」，內地做到了嗎？

近日從新浪微博蒐羅了若干案例可作說明，也有助於我們對白皮書的解讀。

黃海波事件

內地演員黃海波因嫖娼被拘留的八卦新聞，在香港報紙娛樂版曇花一現，但在內地卻演變成網民熱議的法治話題。原因是黃海波被拘留15日後，並未恢復自由，而是被收容教育至少6個月。因為根據《賣淫嫖娼人員收容教育辦法》，可以限制當事人人身自由半年到兩年，不必經過審判程序，只由公安部門說了算。消息傳出，法律界嘩然，紛紛撰文指出，這條拿公民人身自由開玩笑的惡法，與憲法、立法法、行政強制法、治安管理處罰法、行政處罰法相牴觸，與國際條約相衝突。一些律師希望藉黃海波此案，促成收容教育的惡法廢除，就如同在收容所被打死的孫志剛案，促使《收容遣送辦法》被廢除；為被強姦和被迫賣淫的女兒上訪6年反而被勞教的唐慧案，促成《勞動教養規定》被廢除一樣。

網民更翻出去年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多名法官集體嫖娼的舊帳——這批接受款待嫖娼的法官只是被上海市公安局行政拘留10日，沒有收容教育。

6月3日，律師莫少平、馬綱權受黃海波母親委託，代黃海波對收容教育申請行政複議、提起行政訴訟。但6月4日兩人到北京市收容教育所要求會見黃海波時被拒。

6月8日，40多名法律學者、律師聯署，向人大常委會發出關於廢止收容教育制度的建議書。

意想不到的是，當事人黃海波當晚卻透過微博發出致歉函，表示「不複議，不訴訟，也不希望任何人再借此事炒作。錯已至此，願受處理。唯有一心改過！懇請各位當以我為戒！」

微博對黃海波的做法議論紛紛。有的質疑他：「為啥要放棄自己的正當權益，甘心被收容，害怕正義的聲音挽救他呢？」「這才教育了幾天啊，就服了？」也有的表示同情：「壓力山大，可以理解。」「別怨黃海波，換成你你也未必有勇氣。」有人特別針對「炒作」一說表示：人們呼號奔走不是為了某一個當事人，而是為了每一個人的自由及安全。像「遣送」和「勞教」一樣，「收容」不除，警權氾濫，公正何在？「法治」何談？！

6月9日上午，代理律師來到收容所，相關工作人員出示了一份黃海波署名的聲明，稱其本人「不同意聘請任何律師作為我收容教育一案的訴訟代理人。」

6月10日，兩名律師發布聲明，終止黃海波被收容教育一案的委託代理。

內地律師對此大多表示諒解。劉曉原微博：「在沒有自由狀態下，面對強大的公權，他這樣做也是很無奈。」

律師段萬金的微博留言：「收容教育辦法規定太嚇人了，一是必須經過公安機關複議才能向法院起訴，二是延長收容時間幾乎是公安機關單方面隨便找個理由就可以決定，如果申請複議，可能會被認為不服從收容教育，在兩個月複議期間內，什麽事情都可能發生。」

段萬金律師說：「中國法律賣淫嫖娼有治安管理處罰法，組織強迫賣淫有刑罰，已經有嚴密法律體系，問題在於公安機關執法瀆職，大量色情場所基本都有警方保護傘，收容教育很大程度就是一斂財工具。」

資深律師陳有西微博：「黃海波事件是一場嚴肅的鞏固全國人大《廢除勞教決定》的保衛戰，是樹立國家司法權威、制約警察濫用行政處罰權、濫用自由裁量權、對違法公安權力進行司法審查的有歷史意義的行動。黃的行為違法，嫖娼應當受到譴責和依法得當的處理。勞教制度必須在中國徹底廢除，絕不能讓它死灰復燃。」

6月13日，黑色星期五，昆明律師許思龍在微博寫道：有關收容教育的N多帖子被屏蔽、刪除，是被其他用戶舉報，還是接到有關部門指令？

只要讓公權力不爽，就是尋釁滋事

2014年是內地法律界多災多難的一年。

1月，學者許志永被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以「聚衆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為名，判處有期徒刑4年。聲援許志永的內地法學教授們認為，許志永只是在廣場、公園、大學等地，以布條、傳單等和平方式，表達「教育平權」和「官員財產公示」的訴求，不構成「聚衆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這名促成《收容遣送辦法》被廢除的功臣提出上訴，被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駁回，維持原判。

5月，參加了一次戶內舉辦的六四紀念研討會的律師浦志強，以「涉嫌尋釁滋事罪」被捕。不久前，浦志強當選「影響中國」2013年度法治人物，獲獎的理由是：「對法制改進抱有最大的善意。在一個個尖銳得讓人道德和良心無法承受的事件中，他選擇了一系列勞教案作為切入口。他試圖以微小之善，一點點融化看似牢不可破的制度堅冰，他在守護當事人的法治夢，也是完成自己作為法律人的『良心活』」。這名推動《勞動教養規定》被廢除的維權律師如今卻身陷囹圄。他的外甥女曲振紅律師，亦以涉嫌「非法蒐集公民個人信息」被捕。

代表律師張思之引述浦志強說，「幾乎是天天提審，有時長達10小時，現在有些腿腫，估計與時間過長有關係」。老這麽幹，「身體會招架不住。」

5月中旬，推動公民不合作運動的廣州維權律師唐荊陵、王清營、袁新亭3人，被以「涉嫌尋釁滋事罪」刑事拘留。代理律師隋牧青會見王清營後，在微博留言說，「得知：1，自上次會見披露其遭刑訊逼供信息後，提審待遇改觀，可去廁所，身體挪動有自由，不再打罵。2，審訊力度極大，迄今提審已20多次，有時一天兩次。提審時間短則四五小時，長則十二三小時。」

曾經進過看守所的「秀才江湖在紐約」在微博說：「疲勞審訊，是精神上的刑訊逼供，比肉體上的刑訊逼供更殘酷！你體力不支、昏昏欲睡，衙役不讓你睡覺，一般人很難挺住，真他媽歹毒！」

5月，河南律師常伯陽、姬來松二人則以「聚衆擾亂公共秩序罪」被刑事拘留。

6月上旬，來自全國各地的10多名律師來到鄭州市第三看守所，要求會見當事人，等了幾天，一直卻遭到拒絕。鄭州市公安局的答覆是：「雖然罪名是擾亂秩序，但實質是危害國家安全，律師會見要辦案單位許可。」

袁裕來律師在微博慨嘆：在網絡上發幾個帖子、幾位知識分子聚餐、老百姓舉牌要求官員公開財產……只要讓公權力不爽，就是尋釁滋事。危害國家安全，成了濫用公權力的遮羞布，國家真的危矣。

背後的女人

難能可貴的是，這些維權人士的背後，都有一個不離不棄的妻子。

浦志強的太太在網上深情撰文：「自與你相識，總是聚少離多。為了家人，為了朋友，為了良心，你拖着病體，風餐露宿，終日奔波在祖國大地上。……這一次，你在京城停留的時間最長。可是，你卻不在家裏，我仍然見不到你！……你不會對我講述你所遇到的各種險惡，也不會告訴我你所面臨的身心折磨，你把所有的苦難、委屈、痛苦，一個人承擔。……

面對着血雨腥風、紛雜凌亂的世界，我找不到你，我該如何做？」

王清營的妻子在微博寫道：「願清營早日回家，免思念之苦。 此時此國，能堅守良心為公義奔走的人們，多被構陷，被侮辱，被脅迫。為父者，被迫與幼子分離；為夫者，因有司刁難，難與妻子相守；為人子者，因公義受難，難與親人相伴。林覺民《與妻書》，感天動地之文，而今讀來，如訴時事。相信飄搖有時，公義伸張亦有時。」

另一名受難者家屬——王愛忠太太每天都會在微博呼籲：「感謝您，請大家持續關注王愛忠！謝謝大家！ 王愛忠為了正義、民主、自由。王愛忠無罪！！！強烈要求當局釋放王愛忠！！！」

網民「菜刀王默哥」在微博說：「王愛忠——南方街頭靈魂人物之一，一個懷抱幼兒的父親，一個有情有義卻不顧嬌妻甘願坐牢的丈夫，一個為追求全民福祉自散千金的商人，一個執著於推動這片土地自由、民主進程的人。」

黨大還是法大？

以上這些案例，在香港人眼裏，簡直匪夷所思。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三條列明：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第三十五條列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

像許志永、浦志強、王愛忠、王清營這些人，都是「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他們是律師、教師、商人，沒有個人冤屈，也不是社會的loser（失敗者）。他們都是「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他們完全可以「國家事，管他娘」，關起門過自己溫馨的家庭生活。然而，卻選擇了一條爭自由、爭人權、爭公義的艱險道路。而當權者就運用「尋釁滋事」、「聚衆擾亂公共秩序」、「危害國家安全」3條罪狀，以及《收容教育辦法》等手段，肆意踐踏憲法，無情剝奪他們的公民權利和人身自由。

內地資深律師陳有西在微博分析：「民權要向公權一步步討回失地，律師是前鋒，故犧牲最烈。社會大衆一時還看不到。沒有律師的權利，就不會有民衆的權利。中國律師至少還有10年苦難期。」但陳律師還提出：「中國民心，已經不會再容忍10年了。變則存，守則亡。政改已成生死存亡的關鍵。」

唇亡齒寒。中國大陸左風呼嘯，香港也難逃劫數。北京一方面要香港人遵守《基本法》，另一方面卻又在行政長官提名委員會之上，僭建了《基本法》沒有的「機構提名」、「集體意志」。

「一國兩制」白皮書之所以引起香港社會強烈震盪，反映了民主憲政與專制獨裁之間的博弈、普世價值與中國模式的角力。

「百代都行秦王政」，中國背負着2000多年專制皇權的包袱，加上當代秦始皇－毛澤東的階級鬥爭理論流毒未清，這就難怪新華社香港分社前社長周南對香港人爭取真普選，會說出這番殺氣騰騰的話：「 『佔領中環』是反華力量圖謀篡奪特區管治權，有必要時中央可以宣布戒嚴，進行干預。」

黨大還是法大？還用問嗎！

文 江關生
編輯 麥少菁

江關生 - 左風呼嘯：見施明德，罪犯天條？！

星期日生活   2013年10月27日

【明報專訊】台獨！暴力！流血！佔中！動亂！港獨！

這個星期，從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幫港出聲」的教授、名嘴，到北京《人民日報》、《環球時報》、本地左派報紙的社評、專欄，鋪天蓋地、全面圍剿佔中行動。以民建聯為首的四十名立法會建制派議員更簽署聯合聲明，指摘佔中發起人朱耀明、工黨議員李卓人、真普選聯盟召集人鄭宇碩教授三人赴台，與民進黨前主席施明德會面，是試圖借助「台獨」理念推動「佔中」，走向暴力對抗，將香港推向危險境地。

這股有組織、有計劃的輿論攻勢，信息清晰、直接、嚇人。只可惜千部一腔，千人一面，水平奇低，看得令人有點煩厭。不過，謊言歪理講一百遍，也會成為真理，何况還是這麼多權威、大人物！

來勢洶洶的口誅筆伐，除了可以抹黑佔中行動、真普選聯盟，還可以轉移視線，圍魏救趙，救一救在電視台發牌問題上與民為敵的梁振英政府。可謂連消帶打，一舉數得。

筆者只是路人甲，與什麼台獨、佔中、泛民沒有半毛錢關係，眼見不平，插幾句嘴，擺擺事實，講講道理。

施明德發起的「百萬人倒扁運動」是好得很？還是糟得很？

香港人對施明德的認識，大多來自他在二○○六年八月發起的「百萬人倒扁運動」。百萬紅衫軍「天下圍攻」總統府，台北市片片紅海，蔚為奇觀。這場波瀾壯闊的運動持續了一個多月，雖然未能即時迫使陳水扁總統下台，卻為兩年後民進黨的落敗埋下了伏筆，最終把貪腐的陳水扁送進了監獄。早已脫離民進黨的施明德此一壯舉，獲得台灣社會普遍肯定，大陸的媒體更是一片喝彩。

官方的《中國新聞周刊》讚揚「百萬人倒扁運動」「堪稱台灣史上第一個不由政黨發動、全然民間自發、大規模而非暴力的群衆運動」。

該刊引述香港鳳凰衛視時事評論員楊錦麟說，「上班族、退休人士、家庭主婦、年輕辣妹、公職人員、中學生，甚至是帶着小孩的母親——這些台灣社會中最溫和的人，正在以自發、自覺、和平、守法的方式，呈現公民社會最積極的性格」。（〈台灣「倒扁」：理性與激情〉，《中國新聞周刊》二○○六年九月二十五日）

福建警察學院政教系副教授吳仲柱寫道：「標榜走『和平、理性、非暴力』路線的『百萬人倒扁運動』誠然是島內民眾抗爭在新的時代背景下的重大突破和創新轉型。倒扁決策層既沒有政黨或社運團體作為組織後援，靠道德感召力的勸說、傳授非暴力運動的經驗和訓練組織維持秩序的糾察隊，使運動鮮見暴力和暴民。……其所宣揚的理念、所採取的手段與方式，都將深刻地影響到趨向成熟的台灣街頭運動。」（〈論戰後台灣街頭運動的演化及成因〉，《福建警察學院學報》二○○八年第三期）

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助理研究員王茹寫道：「『倒扁運動』的紅衫軍中，有六成以上是女性。她們帶着幼童，冒着被執政當局、執政黨及其支持者指控為『破壞秩序、擾亂社會穩定、暴民』等污名，以非暴力的抗爭自執，且持續時間長，在台灣前所未有，而且在所謂的政治轉型的國家和地區的民主運動實踐中，也鮮有先例。」

王茹還指出，以施明德為首的決策層在準備期間，就訓練民眾的非暴力抵抗技巧。「組織了數千志願者組成的秩序維護隊伍……傳授領導民眾進行街頭和平運動的技巧、控制場面的能力和應對意外發生的方法，而且非常重視對普通參與者講解非暴力的意義。制定行動守則：對過激行動不參與。對挑釁行動不圍觀，不造成衝突……」（〈試析「倒扁運動」中的女性政治參與〉，《台灣研究集刊》二○○七年第一期）

北京「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主辦的《統一論壇》指摘陳水扁政府，「除了極力抹紅、抹黑、抹黃施明德外，把『倒扁』運動歪曲成『泛藍奪權』、『中國指使』，還挑動『倒扁』、『挺扁』雙方支持者的暴力衝突，降低『倒扁』的合法性，迎合中間選民。」（〈「倒扁」運動對島內政局和兩岸關係影響重大〉，《統一論壇》二○○六年第五期)

「仁勇之魅」施明德

由廣州《南方人物周刊》、新浪網等媒體舉辦、網民投票的「二○○六中國魅力榜」，施明德以「仁勇之魅」，壓倒其餘四十九人，榮登榜首。《南方人物周刊》在贊文中給予至高無上的評價：「我們可以猜測，他將是明年諾貝爾和平獎最無爭議的獲獎者之一。

作為台灣黨外運動的領袖，施明德的起伏人生，無疑是台灣民主自由史上的一個傳奇。早年因反對蔣氏政權，他兩度以叛亂罪被捕，一共被囚禁二十五年……他二十三歲就被士兵用槍托撞斷所有牙齒，多次面臨死刑的威脅，甚至妻離女散、家破人亡、財產盡失。但他出獄後，竟沒有一絲恨意，他向正翹首以待的公眾說的第一句話是：『忍耐是不夠的，還必須寬恕。』

今年八月，對陳水扁貪瀆政權極度失望的他發起了百萬紅衫軍『倒扁大行動』，他的口號仍然是：愛與和平。『要發動百萬人上街頭是很難的，更難的是百萬人上街頭沒有發生暴動，這更了不起。』他的和平請願運動，和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曼德拉的南非種族和解有着共同的精神源流，更為華人世界的民主實踐與和平轉型確立了一座豐碑。」（《南方人物周刊》二○○六年第三十二期）

二○○九年，紅衫軍運動三周年，施明德撰寫的《總指揮的告白》出版，詳細交代了他頂住權力的誘惑，堅持和平、非暴力，沒有仗着百萬紅衫軍的「兵力」攻進總統府，避免台灣流血衝突、民主倒退的心路歷程。

筆者不厭其煩地羅列以上資料，意在說明：施明德領導的「百萬人倒扁運動」是和平、非暴力，與統獨無關，當中積累了大量寶貴經驗，值得兩岸三地民間，甚至執政當局參考。佔中發起人向施明德討教和平、非暴力的抗爭經驗，何罪之有？

中大政治行政系退休教授、前台灣陸委會諮詢委員鄭赤琰說，施明德以民進黨爭取台獨的手法介入、甚至主導佔中，會演變為「二二八事件」、「美麗島事件」那樣的流血衝突。

發生在一九四七年和一九七九年的兩起事件，都是國民黨官方殘酷鎮壓造成的。為什麼鄭教授不說清楚呢？至於二○○六年的「百萬人倒扁運動」是一場和平、非暴力的運動，只有少數挺扁群眾和倒扁群眾發生零星衝突，為什麼鄭教授提都不提呢？

敢問抨擊施明德的袞袞諸公：你們認為施明德領導的「百萬人倒扁運動」是好得很，還是糟得很？ 施明德是用台獨理念去「暴力對抗」台獨總統陳水扁嗎？ 你們當時是維護「台灣之恥」陳水扁，還是支持「仁勇之魅」施明德？看了以上引述的內地官方刊物，你們有什麼感想？

施明德對兩岸關係的態度

過去二十年的台灣民調顯示，台灣人有八成以上贊成維持現狀。當中包括國民黨主張的中華民國主權獨立和「三不」（不統、不獨、不武），即「獨台」，也包括提倡台灣主權獨立的民進黨，即「台獨」。台灣商人不入於獨台，即入於台獨。與台灣有生意來往的香港富商巨賈、大陸國有、民營企業，豈不是有資「獨」之嫌？

香港人一向聞「獨」色變。但是有沒有想過，為什麼這麼多台灣人不惜拋頭顱、灑熱血，去爭取台灣獨立呢？有沒有嘗試去了解一下台灣的歷史呢？

施明德接受大陸著名傳記作家葉永烈訪問時，談到兩岸關係：「大陸和台灣是兄弟，大陸是長兄。兩岸要彼此包容，彼此尊重。大陸人民應當了解台灣人民所經歷的歷史磨難：從一六四二年荷蘭佔領台灣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到國民黨政府取而代之，在將近四百年的時間裏，台灣的主權五次更替，沒有一次在事先徵求台灣人民的同意， 沒有一次在事後得到台灣人民的追認。台灣人民的這種無奈的感受，葉先生，你在上海沒有設身處地過，往往是很難理解的。」（〈訪台灣倒扁領袖——百萬紅衫軍總指揮施明德〉，《名人傳記》二○○八年第三期）

在施明德看來，「根據台灣人民的共識，以及國際法、國際外交史、現代史及台灣與台灣海峽兩岸半世紀以來的實况，中華民國一直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台灣已經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如果撇開台獨的話題，施明德對兩岸關係的態度，其實相當理性務實。

他祝賀中國富起來了，但指出離「富而好禮」還有一段距離。

他歡迎ECFA《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認為雙方「竟然談出了一個結束兩岸六十年衝突的正式法律文件，值得恭喜！」「讓政治權謀離ECFA愈遠，ECFA愈能替兩岸人民謀求更大福澤！」

對於會引起中國強烈反應的「台獨公投」，他表示反對，覺得沒有必要。

他認為兩岸領袖及人民應該向「歐盟」學習。「誰敢想像德法幾百年的世仇，歐洲各國錯綜複雜的恩怨情仇，會走到今天的『歐盟』」？（施明德：《常識——一個台灣人最好知道的事》，財團法人施明德講座基金會，二○一一年八月，十四頁、一二七頁、一三○頁、一三四頁、一三七頁）

筆者最後一次到台灣採訪，是在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發生後不久……

原屬統派的立法委員林正杰說：「天安門事件令香港人傷透了心，嚇怕了，台灣人也是同樣的情况。」他表示要站在台灣兩千萬人的利益來思考。

代亡夫出征、競選立法委員的民進黨人葉菊蘭說：「看到天安門事件，非常不希望哪一天中國的戰車來到台灣。」葉的丈夫鄭南榕主張建立台灣國，當年四月為抗議國民黨箝制言論自由，自焚而死，終年四十二歲。

當年七十三歲的老立委費希平直言：「國、共兩黨不必害怕台灣獨立，要反躬自問，我對老百姓做了些什麼？老百姓對我是否認同？假如經濟很發達，政治很民主，老百姓很擁護你，認同你，還怕什麼台灣獨立？」

這些台灣人的心聲，後來在《新聞透視》播出。施明德當時仍在監獄服刑，筆者無緣採訪他。

兩岸三地應當進行全方位的交流

「不要天真地以為，香港有了直選，就萬事大吉；以為有了民主，就高枕無憂。」一些要為民主袪魅的人常常這樣告誡我們。說得對。台灣儘管從兩蔣時代的威權政治，和平過渡到民主政治時代，沒有發生軍人政變、暴力革命、流血犧牲。但民進黨和國民黨先後輪流執政，依然跌跌撞撞，問題如山。

台獨理論大師林濁水就寫了一本五百多頁的《歷史劇場——痛苦執政八年》，深刻分析了民進黨執政八年的錯亂、貪腐，以及國民黨上台之後，弄得民生凋敝、百業蕭條。林濁水本身是民進黨創黨成員，但對扁王朝敗亡的解剖毫不留情。台灣政論家南方朔最近也狠批馬英九的兩岸政策十分失敗：「兩岸ECFA的簽訂，加速了台灣技術、資金和人力的向中國流出，台灣產業的空洞化、就業環境的惡化，以及薪資水準的倒退回十七年前……」

台灣的民主化經驗、處理兩岸經貿關係的成敗得失，很值得香港參考研究。兩岸三地，跳脫統獨的魔障，進行政治、經濟、文教、學術、環保等全方位的交流，共同推動大中華地區的民主民生社會建設，難道不是天經地義的大好事嗎？

如今，主張台獨的前行政院長謝長廷堂而皇之地踏足大陸，與中國高層官員對話；美麗島事件受刑人施明德的囚友、台獨分子陳菊，更以高雄市長的身分兩度訪問大陸；特區政府高官曾俊華、曾德成也屢次到訪台灣。以譚耀宗主席為首的民建聯代表團亦在二○○八年拜會民進黨主席蔡英文，成員包括民建聯前主席曾鈺成、副主席葉國謙及蔣麗芸等。

滑稽諷刺的是，譚耀宗現在居然領銜立法會眾多建制派議員，聲色俱厲地抨擊佔中、泛民三人見施明德。

譚耀宗辯解說，他不是雙重標準，兩者會面的性質不同。他還認為民進黨與以往「已有些不同」。

二○一二年差點成為台灣第一位女總統、二○一六年機會更高的蔡英文，台獨立場一向堅定清晰。二○一一年，蔡英文發表了《兩岸十年政綱》。中國社科院台灣研究所研究員王建民批評這個《政綱》：「以『台獨』與兩岸『一邊一國』為指導思想，敵視大陸、否認『九二共識』、政治凌駕經濟、管制重於開放。」（〈蔡英文「兩岸政綱」剖析〉，《世界知識》二○一一年第十八期。《世界知識》的主管單位是中國外交部）

民建聯訪台，與各界交流，包括會見台獨領袖，絕對是好事。令人不爽的是，為什麼只許州官防火，不准百姓點燈？你們見如日方中的蔡英文，就理直氣壯；別人見垂垂老矣的施明德，就呱呱嘈，說是勾結台獨勢力。難道說，分享「倒扁運動」和平、非暴力抗爭的經驗，也罪犯天條？

誠心希望某些人，少說一些傷害台灣人民感情、分裂兩岸三地關係的話，以免成為破壞祖國統一大業的千古罪人。

外號「浪漫革命家」的施明德說，明年起要每月派十七人佔中。佔中與否，仍在商討，一切還看政改方案。一個地方的民主進程，畢竟要靠當地人的覺悟。外來力量是靠不住的。

香港人是醒目仔女，也很「惜身」。一個沒有多少香港人認識的林濁水，前來參加婦女參政論壇，說了幾句：「今年佔中、明年佔西、後年佔北。」能有多大的煽動力？為此搞得神經兮兮，好像台獨分子快要打到來。可笑不可笑？

稍有頭腦的人都知道，港獨是死路一條，不可能實現，也沒有市場。大家心知肚明，歷史不會倒流，英國殖民統治者從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午夜就已經一去不復返，高舉龍獅旗的一小撮人只是宣泄對特區政府的不滿而已。

老是攻擊別人搞港獨，要不是錯估形勢、謊報軍情，就是一種鬥爭手段——蓄意製造緊張、上綱上線、「砌生豬肉」，達到抹黑對手、震懾輿論的目的。共和國成立六十多年來，這種政治錯誤犯得還少嗎？批電影《武訓傳》、批《紅樓夢研究》、肅反、批胡適、批胡風、反右、批彭德懷、批習仲勳（習近平之父）反黨、文革批走資派、批劉少奇、批鄧小平，批孔子、批周公、四五天安門事件、六四天安門事件……直到今天，依然司法不彰，黨大於法，製造了多少冤假錯案……

不久前，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賀衛方在中文大學發表「中國憲政之路」的演講。被問到對「佔中」有什麼看法時，他對在場的一千五百多人說：

「讓一個學法律出身的人明確地支持：通過違反某種法律的方式來實現訴求，是一件特別困難的事情。但人類歷史上，有許多時候，人民通過違法的方式和平表達訴求，最終促進了法律的發展。

站在一個大陸人的角度，更願意強調的是，大陸的政府應該反思，為什麼會讓香港的學者不得不發起這樣一場（佔中）活動？為什麼傳統的抗議活動完全失效了？為什麼大陸政府不能表現出對民主的訴求一種極大的支持？恨不得你們香港人民早點直選、早點普選，這是最合理的制度。我們叫People's Republic（人民共和國），我們如何實現人民當家作主。我們讓香港人民在前面走、探索，在七百萬人的社會裏民主試驗，過程中出現怎樣的問題？有哪些值得我們學習的？大陸慢慢也可以把香港作為很好的標誌，來推動大陸的民主事業發展。為什麼總是讓香港許多人民感覺到大陸政府就是抵制民主、反民主，為什麼會形成這種印象？這是特別特別遺憾的。」（賀衛方的精彩演講，中文大學已上載到YouTube和內地的Youku優酷網）

話音剛落，會心的笑聲和掌聲交疊。

賀衛方還笑言，一九八九年他也佔領過北京的二環、三環，游說和阻擋進城的軍車……

十幾天後，香港電視主席王維基在同一個圓形廣場演說。三千多名師生對梁振英政府拒絕發出牌照給香港電視，舉手表示憤怒。

從電視選擇權、普選權到民主憲政，從一九八九年北京學生在天安門廣場安營紮寨、二○○六年台北紅衫軍包圍總統府，到戴耀廷教授等人仍在醞釀的佔領中環，當中潛藏着一條極度敏感的神經線。

冬天來了，左風呼嘯。讀着紅衫軍總指揮施明德寫的《常識》：「示弱，是強者的美德。只會咆哮的『強者』，絕不會是真正的強者。」想到連日來留守在政府總部的香港電視員工，令人感慨不已。

文 江關生

編輯 馮少榮

江關生 - 極左幽靈在香港上空徘徊

星期日生活   2013年10月13日

【明報專訊】極左幽靈近期最突出的標誌，當數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被左派報章抨擊他妖魔化中央。

來自內地的中共寫手蒯轍元（「觀點中國」網介紹：蒯是中共黨員）點名指曾鈺成的「心魔論」十分惡毒，猖狂之極。

在支聯會已故主席司徒華心目中，早在一九七○年左右已加入共產黨的曾鈺成（見附註*），何以遭到如此惡言對待，還要表示「虛心接受，深切反省」？

皆因曾鈺成先前對傳媒說，二○一七年香港能否普選特首，在於中央一念之間。

假如中央能將對篩走不喜歡的人選的「心魔」解開，政改討論便會海闊天空，泛民主派也毋須堅持公民提名。

曾鈺成的觀點有其一貫性。他曾寫道：「特區政府如果要搞一套『保證不讓反對派參選』的選舉方案，不但是徒勞無功，而且必然弄巧反拙。一套明顯對反對派不公平的方案，只會激起公眾的義憤，令反對派在社會上得到更多同情和支持。」資格比曾鈺成更老的吳康民也認為：「如果篩選為了禁止泛民候選人入閘，結果普選告吹，政制原地踏步。香港社會的動盪不安，可能比目前更甚，這決非香港以至中央之福。」

兩位本地老革命的顧慮，希望中央政府作出明智抉擇，正正是很多香港人的擔心：《基本法》列明的普及而平等的選舉，變成有篩選的假普選，香港人再一次被忽悠！這也是「佔領中環」運動飽受圍剿、卻生生不息的根本原因。

曾鈺成的一番話更是刺激極左派的神經：「不相信民主、擔心普選會把香港搞得比現在更糟的人，與其挖空心思去嘗試設計一套『零風險』的選舉辦法，不如面對現實，做好準備去應對他們害怕會出現的局面。」

暴露左派內部之爭

左報連番批曾，暴露了左派陣營內部對普選特首、政黨政治等涉及香港未來政治走向的路線之爭。有論者認為，批曾只是一齣黑臉白臉合力演出的大龍鳳，似乎與事實不符。

寧左勿右是中共由來已久的惡習。在共產黨的思維裏，左傾代表革命、立場堅定、鬥爭意識強，一旦過左也只是認識問題，熱愛黨國愛過了頭而已。就像最近中共黨內高層流行的批評和自我批評，說什麼「急於求成」、「好大喜功」之類，其實都是在繞着彎誇自己，或者刷老闆鞋。

相反，右傾就嚴重得多，涉及階級立場，屁股坐到敵人那邊、中了帝國主義糖衣炮彈的政治問題。因此，歷次政治運動中受苦受難的絕大多數是右派。

曾鈺成有份創建民建聯，受過直選洗禮。他對香港政局的認識，在本地左派陣營中明顯地鶴立雞群，無出其右，遑論西環那些外派幹部。因此，這次拿曾鈺成開刀，還帶有外派幹部批鬥「土共」的特色。中共建政初期，廣東佬葉劍英、方方、古大存、馮白駒等「土共」執掌華南，施政較為寬鬆，毛澤東卻認為是犯了右傾錯誤，定性為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表。連場反地方主義的鬥爭，南下的北方幹部得勢不饒人，不少廣東幹部被降職、貶謫、罷官，受處分的多達幾千人，直到毛澤東死後，才得以平反。

當然，吳康民、曾鈺成以往有多次黨性壓倒人性的轉軚記錄——從文革批劉少奇、批林彪、批鄧小平、批四人幫，一貫緊跟中央，到六四慘劇發生後依然不離不棄。他們今後是看風使舵、搖風擺柳，還是堅持己見、擇善固執，也在一念之間。

一、《文匯》文章

引發黎慶寧是MI6特務聯想？

批曾的蒯轍元在《文匯報》還發表了一篇奇文，展示了中國特務情報工作之無孔不入。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老大哥在監視你！首當其衝的是前港英保安司、特區政府首任保安局長黎慶寧。蒯轍元寫道：「黎慶寧掌握不少本港公務員和政商學界的敏感資料。回歸後短短十三個月黎慶寧就離開官場，攜帶大量保密資料轉移澳洲，二○○六年他低調捲土重來香港。」蒯文的指控極為嚴重，帶走不屬於自己個人的特區大量保密資料，顯然有竊取國家機密的特大罪行之嫌。如果屬實，關進秦城，與薄熙來為鄰，也毫不為過。蒯轍元如果自信情報可靠，證據確鑿，何不向當局檢舉，將黎某人繩之於法，以彰顯其維護國家安全之決心？

蒯文論及黎慶寧的上文提到「出身於英國軍情六處的老特務霍德」，下文緊接着「他低調捲土重來香港」一句，說「香港回歸十六年來，一大批隱蔽身分的軍情六處特務回流香港，與滲入到政黨、團體、司法界、商會、傳媒、政府要害部門，加緊搶奪香港管治權。」是否想引發黎某人是軍情六處（MI6）特務的聯想?

反過來說，如果蒯文是造謠，黎慶寧完全可以控告蒯轍元誹謗。二者必居其一。也許黎慶寧認為耗費時間金錢去打官司花不來，但至少應該撰文表態。如果只是一笑置之，不公開表白，有朝一日到內地旅遊，甚或在香港，突然被失蹤，到時就真是有口難辯，水洗不清矣。

二、《大公》文章

麥齊光之「死」關英國事？

《大公報》的奇文也不遑多讓，羅先亞的〈英國在港的間諜活動〉點明：原發展局局長「麥齊光『死』於英國人之手」。羅先亞寫道：「麥齊光被指騙津被控，但所有指控證據是源自於數十年前的公務員資料，擁有此等能力的，除了英國當局還會有誰？」羅先亞還說，英國情報機構「通過此類資料，長期控制着一批港英過渡的高級官員。」照此推論，英國應該是好好利用此類資料要脅麥齊光，來達到長期控制的目的。客觀的情况是，「曝光」對英國情報機構一點好處也沒有，得益的反倒是特首梁振英。「騙津」新聞曝光後，梁振英很快就對麥齊光棄若敝屣，迫不及待地扶植自己的頭馬——當不成副財政司司長的陳茂波取代了發展局局長的職務。然則，英國憑什麼要幫梁振英呢？

筆者從一些熟悉麥齊光的港大校友口中得知，麥齊光對自己與同事互租物業一事不以為忤，毫無忌諱，早就在言談間宣之於口，並非秘密。他盡享房屋津貼的做法，當年相當普遍。否則，就不會有公務員團體對互租物業一事要求特赦。

三、《文匯》又一文

捉錯鬼？「陳方安生廢中史課」

最好笑的是《文匯報》一篇署名徐庶的奇文，連珠炮發，轟擊的竟然是一大批自己友。徐庶說，英國「回歸後通過陳方安生廢除中國歷史課、設立通識教育，向青年學生洗腦，拒絕承認是中國人，為把香港分裂出去、建立獨立的政治實體作好意識形態準備。」

教育局長吳克儉在今年四月發表的《新學制檢討進展報告》指出，今天的新高中課程，始自二○○○年提出的教育改革建議。當年倡議教改的梁錦松、程介明、戴希立，人稱「三頭馬車」。通識教育則是在教育局長李國章、常秘羅范椒芬時代推行的。以上都是中方紅人。《文匯報》徐庶如果要捉鬼，就應該向中方紅人下手，查究裏面是否有潛伏的港英餘孽或美帝特務，何必找二○○一年已退休的陳方安生麻煩。

中國歷史課當然不應該廢除，讓學子們認識共和國的歷史以及中共的功過得失，很有必要。在此提醒一下：如果忠於史實，結果只會令更多學生疑共、抗共，而不是親共！一如通識教育促使學生應試必須關心時事，結果培養出「學民思潮」一大批反國教的反斗星。

若那狂潮（再度）捲起

《文匯》、《大公》這類左得出奇的文章，近來無日無之，源出於美國駐港總領事夏千福（Clifford Hart）聲言，美國支持香港達至「真正普選」，港人對香港政制發展應有「最終發言權」，以及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國務大臣施維爾（Hugo Swire）公開表態撐香港「真普選」，而英國政府準備隨時提供支援。

有不少評論說，美、英兩國談論香港普選，只會觸動北京的神經，對香港的政策只會更強硬。這是託辭。毛澤東有一段名言可作回應：「我們要學景陽崗上的武松。在武松看來，景陽崗上的老虎，刺激牠也是那樣，不刺激牠也是那樣，總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老虎者，專制獨裁之苛政也。

俗話說：身正不怕影子歪。如果真心實意以民為本，在香港推行「真普選」，何須懼怕外人說三道四。地球村內，鄰居忠告：要善待子女，切莫過分限制其自由。只要平常心對待，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沒必要大動肝火。何况中美兩國還是夫妻關係呢！這是副總理汪洋說的。

中共十八大強調三個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泱泱大國理當自信滿滿，兩個秀才加一個牧師的和平佔中，有何能耐炸平太平山，煽起一場動亂?

中共建政以來，在香港犯過三次左傾錯誤——五十年代初期、一九五八年、以及最嚴重的一九六七年暴動。這是已故港澳辦副主任兼黨組書記李後，代表中共中央下的定論。

左派報紙近期的言論、愛字頭組織的崛起、起用社團人士，以肢體語言對抗民主派，挑動群眾鬥群眾，是否預示着新一輪左傾狂潮的來臨？

一念天堂，一念地獄。曾鈺成的逆耳諫言，佔中三子反映的港人心聲，中央領導人可有雅量去聆聽考慮，化解香港面對的政治危機。

附註*：

司徒華：〈曾鈺成不及格〉，《一寸春心》一一七頁﹕

我認為：「他（曾鈺成）確確實實是共產黨員……相信他的黨齡不短，會近四十年了吧？」

（司徒華此文寫於二○○八年十月）

文 江關生
編輯 沈可媛

江關生 - 愛國愛港，如何評斷？——重溫鄧小平關於愛國者治港的論述

星期日生活   2013年4月7日

【明報專訊】有關香港未來的特首普選以及應否愛國愛港的議題，坊間近來有不少奇談怪論，其中以港區人大代表兼基本法委員會委員譚惠珠的論點，最為聒耳。

譚惠珠說，愛國愛港的定義應從嚴。泛民主派的特首候選人即使宣誓效忠中國，還是不可靠，因為可以發假誓，故應由提名委員會先行決定誰是愛國愛港。

重溫鄧小平的講話，當知譚惠珠的誅心之論，是徹頭徹尾的胡說八道。

鄧小平在1984年6月22日、23日分別會見香港工商界訪京團和行政局首席議員鍾士元等時談到，「港人治港有個界線和標準，就是必須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未來香港特區政府的主要成分是愛國者」。

對於何謂「愛國者」，鄧小平有很清晰的界定：「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只要具備這些條件，不管他們相信資本主義，還是相信封建主義，甚至相信奴隸主義，都是愛國者。我們不要求他們都贊成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只要求他們愛祖國，愛香港。」

顯然，鄧小平的政治標準只是以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劃線，「不要求贊成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寬鬆的程度簡直超乎想像：相信奴隸主義的人，怎配去治理香港？

鄧小平也沒有說愛國必須愛黨。相信資本主義、封建主義或奴隸主義的人，意識形態與共產黨可謂風馬牛不相及。口說愛共產黨，也只是吹牛。

鄧小平還說，「我們不是有個口號叫『中華民族大團結萬歲』嗎？只要站在民族的立場上，維護民族的大局，不管抱什麼政治觀點，包括罵共產黨的人，都要大團結。」

鄧小平三落三起，文革期間先後戴過「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死不改悔的走資派」等大帽子，歷盡政治磨難。當他惶惶不可終日之際，大概想不到海外有知音——《明報》創辦人查良鏞。

查良鏞當時主政《明報》，反對毛澤東發動文革，肯定鄧小平溫和務實的路線；譴責港共1967年在香港挑起騷動，支持港英政府平暴。左派對《大公報》出身的查良鏞恨之入骨，指斥他是背叛祖國、反華反共的「豺狼鏞」，要像暗殺林彬那樣幹掉他。查良鏞也確實收到過炸彈郵包。文革結束，復出掌權的鄧小平親切接見了這位武俠小說大師。鄧大人用行動為查良鏞「平反」，將昔日港共的誣衊之詞顛倒過來，也留給人們無限的思想空間：到底是緊跟中央的左派愛國？還是經常同中央唱反調的查大俠愛國？

泛民主派是敵我矛盾還是人民內部矛盾？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強世功評論鄧小平提出的「愛國者」標準時，引用並贊同立法會前議員劉千石的比喻：「反對派只是不大聽話的調皮孩子」，「所謂的愛國派與自由派、民主派或反對派都屬於愛國者，二者分別是聽話的愛國者與調皮的愛國者。」
（〈和平革命中的司法管轄權〉，《北大評案．法律思維》，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2月，389頁。）

如果認為泛民主派是敵我矛盾的話，如何解釋2010年中聯辦要跟民主黨秘密談判政改方案呢？

鄧小平在1984年10月3日會見港澳同胞國慶觀禮團時進一步提到：「由香港人推選出來管理香港的人，由中央政府委任，而不是由北京派出。選擇這種人，左翼的當然要有，盡量少些，也要有點右的人，最好多選些中間的人。這樣，各方面人的心情會舒暢一些。處理這些問題，中央政府從大處着眼，不會拘泥於小節。」

以上論述全部見諸《鄧小平文選》。奇怪的是，香港的建制派，如民建聯、《文匯》、《大公》等，無一提及。

鄧小平從政治家的高度，大處着眼，令各方面人心情舒暢。可惜，回歸以來，特區政府沒有按照鄧小平設想的政治光譜，惟才是舉，擴大團結面，反倒是滲砂子——安插自己的親信，挖牆角——利用問責制來蠶食公務員體制，一味擴大左派的版圖。

譚惠珠在城市論壇說，普選只涉及選舉權，不必包括被選舉權。照此推論，帝制也不一定和普選牴觸了。皇帝挑兩個王子出來，給人民去選，也是普選！

譚的言論，是以我劃線，製造分化，蓄意挑動矛盾，企圖把擁有近六成選民支持的泛民主派候選人視為「敵我矛盾」，排擠出去，既「左」（比主子還要激）得離譜，也右（專制）得令人憎厭。

晚年鄧小平告誡過我們：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

根正苗紅的傳統左派、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坦言：「假如將來的特首選舉採用一個高門檻的篩選機制，去保證中央不支持的候選人不能參選，社會就會反彈。」相比之下，其餘一眾左派只懂盲從附應，欠缺分析能力，連說句真話的勇氣和本事都沒有。

判斷譚惠珠愛國之難

在城市論壇上，與譚惠珠同台交鋒的夫子劉銳紹引述已故草委、老左派廖瑤珠的名言：「愛國不分先後，但要分真假。」筆者聽後不禁莞爾。年輕一輩的也許不知道，八十年代中英有關香港前途談判期間，譚惠珠曾是港英政府銳意栽培、協助英國阻撓中國收回香港主權的一員幹將。

已故的支聯會主席司徒華曾指出：1985年他當選立法局民選議員，拒絕宣誓效忠英女王，結果促使港英政府修改誓詞。而在此之前已擔任四料議員（行政、立法、市政、區議會）的譚惠珠，至少作了四次效忠英女王的宣誓，加上後來被委任為太平紳士，合共五次。

基本法起草委員會開會期間，港英派人以英方的意見來游說，譚惠珠就扮演了這種游說的角色。司徒華引述當時的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秘書長李後的意思：「譚是英國的代表，為英國說話。」（〈且看看譚惠珠的昨天〉，《滄浪之水》）

新華社香港分社前社長許家屯憶述：就在鄧小平會見完鍾士元等人不久，匯豐銀行主席沈弼宴請他，譚惠珠作陪。講話最多的譚惠珠在席上建議中國政府「當香港的董事長，聘請英國當總經理。」許家屯寫道：「她很露骨地說：『這樣的辦法，英國可以接受。』」「沈弼說：『如果貴國政府採取譚女士的建議，香港人就可以免予恐慌，保持穩定繁榮了。』」

許家屯從而得出結論：以主權換治權，已成為英國政府對付中國收回香港的主要謀略。（《許家屯回憶錄》，97頁。)

譚惠珠後來改換門庭，投向北京懷抱。假設她競選下屆特首，批不批准她入閘，對特首提名委員會將構成一大難題。誰敢寫包單肯定譚女士是：覺今是而昨非的「真愛國」？識時務者為俊傑的投機分子？睡在中方身邊的赫魯曉夫式的人物、打着紅旗反紅旗的英方臥底？五次宣誓效忠英女王都是「發假誓」的中方線人？還是連李後、許家屯都不知道、長期吃中英兩家茶禮的雙重「無間道」？

「中國是信守諾言的」

一國兩制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曾面告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中國可以容許在自己身邊，在小地區和小範圍（指香港、澳門）內實行資本主義。中國是信守諾言的。

將來根據基本法成立的特首提名委員會，有責任恪守鄧小平對世界的宣示和對愛國者的定義，不要陷鄧小平和中央政府於不義。除非有確鑿證據證明，某名泛民主派的特首候選人有顛覆中國的行動，才可將之除名。

未來有志參選特首的泛民主派也應該表明態度：無意與中央對抗，亦沒有企圖去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改變國家主體實行社會主義制度。

大國崛起，超英趕美，中國的經濟總量已位居全球第二，吹鼓手們也忙不迭地為「中國模式」敲鑼打鼓。和昔日與英國人簽署協議，以至起草基本法時相比，中國的綜合國力簡直不可同日而語。回歸以來，北京在此地滲進了多少共產黨的人，收編了多少「港英餘孽」，中資在股壇佔據了半壁江山，解放軍亦兵臨城下。香港這片彈丸之地，早已在如來佛掌中，有何能量顛覆中國？鄧小平三番四次地說：「要相信香港的中國人能治理好香港，要有這個自信心。」既然如此，借用已故總理趙紫陽當年問香港記者的話，反詰北京：你們怕怎麼呢？

鄧小平對普選態度保守但沒有否定

必須承認，鄧小平對香港實施普選的態度是保守的。他在1987年4月16日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表示：「對香港來說，普選就一定有利？我不相信。比如說，我過去也談過，將來香港當然是香港人來管理事務，這些人用普遍投票的方式來選舉行嗎？」「即使搞普選，也要有一個逐步的過渡，要一步一步來。」

「中國恢復行使主權以後，香港人執政，香港也應該穩定。這是個關鍵。香港的穩定，除了經濟的發展以外，還要有個穩定的政治制度。」

回歸以來，香港先後出過三任特首——董建華生不逢時（金融風暴、SARS），志大才疏，管治失當，腳痛下台。曾蔭權攀附權貴，漠視社會深層矛盾，完全沒有做好呢份工，任期屆滿，落得一個貪曾的污名；梁振英缺乏選民的認受，誠信成疑，施政舉步維艱，民望一直低水。而社會上充斥怨氣，爭拗不斷，關鍵是還沒有建立一套有選民授權、穩定的政治制度名義上是港人治港，但絕大多數香港人無權選舉特首，從梁振英的代號689（由689人的小圈子選出），可見一斑。

鄧小平還對基本法草委說：「我向一位外國客人講過，大陸在下個世紀，經過半個世紀以後可以實行普選。現在我們縣級以上實行的是間接選舉，縣級和縣以下的基層才是直接選舉。因為我們有十億人口，人民的文化素質也不夠，普遍實行直接選舉的條件不成熟。」

鄧小平這番願景是26年前說的。時日無多，何不以人民文化素質較高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做試點，在2017年實行如假包換的特首真普選。台灣早在1996年已實現總統直選，至今已有五屆，一千多萬選民以選票做抉擇，政黨輪替，做不好就換人，沒有你死我活，已成民主憲政的常態。香港有良好的法治傳統，選民的表現不應該也不可能比台灣差吧？！香港人無法忍受再被忽悠下去了！學者一句「佔領中環」，已鬧得滿城風雨，蓄勢待發，這就是忍無可忍的一個重要警號！

1984年在中英簽署《中英聯合聲明》前一周，兩局非官守議員代表團及多位成員，當中包括譚惠珠(右三)等人到倫敦拜訪戴卓爾夫人。（圖片取自 《鍾士元回憶錄》）

1986年7月基本法草委會政制小組第二次會議在深圳迎賓館舉行，港英派人以英方的意見來游說，譚惠珠(左四)就扮演了這種游說的角色。（新華社）

文 江關生
編輯 蔡曉彤

江關生 - 誰騎劫了國民教育？

星期日生活    2012年8月5日

【明報專訊】前港區人大大老吳康民撰文說：「國民教育問題已被政客騎劫！」

政客是誰？吳康民認為：是香港的利益集團，聯同「港英餘孽」、泛民主派。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查實，騎劫國民教育的，正是左派人士。

身兼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會長、香港國民教育中心及香港國民教育服務中心董事局主席的香島中學校長楊耀忠有過一份自供狀：「幾年來，教聯會多次呼籲、多方奔走，終於得到香港教育統籌局及民政事務局的支持，於2004年成立了國民教育中心……透過舉辦大型專題展覽、開展專題交流活動、開辦工作坊和課程，以及向學校提供國情教育的教材，支持全港學校推行國情教育……成為學校和機構團體進行國民教育的基地。」（楊耀忠：〈不變的堅持〉，《北行記事》，經濟導報社，2009年11月，122-126頁。）

教育局在2004年不做公開招標，便私批撥款予教聯會成立「國民教育中心」，再於2007年批出另一筆撥款予該會成立另一所「國民教育服務中心」，教協早前向申訴專員投訴，已收到申訴專員回覆，會全面調查，並於三至六個月內結案。

真要查的話，其實很簡單。楊耀忠上述的話表明，國民教育中心的成立，是出自長官意志，根本沒有經過什麼招標程序。

楊耀忠還說：「香島中學要求學生訂閱愛國報刊。」「有傳媒稱香島中學為推行國民教育的學界訓練場」。「愛國報刊」應是指《文匯報》、《大公報》吧。

《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的教訓

國民教育服務中心用公帑出版的《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為香港人上了很好的一課。薄薄36頁的《手冊》除了最受非議的中國「進步、無私與團結的執政集團」、美國「政黨惡鬥，人民當災」之外，還有政治體制、中國模式等眾多具爭議、甚或不盡不實的內容。難怪行會召集人林煥光評之為「不及格」。

《手冊》備受輿論批評之初，教育局局長吳克儉也不得不指出其內容偏頗。但楊耀忠和他的同僚黃均瑜仍然拒絕承認錯誤，反指當局如果撤回《手冊》，就是政治審查。

正是楊、黃等人的囂張、教育局的顢頇，激怒了九萬多名家長、學生上街遊行，反對國民教育變成黨化教育，反對國民教育被騎劫，也迫使不少建制派人士急於與國民教育服務中心和《手冊》切割，棄卒保車。

令人刮目相看的是，率先要求撤回國民教育的是一批年輕家長，以及「學民思潮」——一群乳臭未乾的中學生。他們沒有明顯的政黨背景，也反對激烈的肢體抗爭，卻能在短時間內動員近十萬人上街。其實，當天只要走到群眾中去，或者站在天橋冷眼俯視，都能感受到家長的苦心——頂着酷暑烈日，用嬰兒車推着嗷嗷待哺的心肝寶貝，走上街頭。理由很簡單，就是出於父母愛子之心，要捍衛子女的教育，捍衛香港人的核心價值／普世價值。

很可惜，一向自命是開明左派的吳康民，卻沿襲了昔日對敵鬥爭的思維，斥之為是「對中央及駐港的中聯辦，以及傳統愛國左派進行總攻擊」，站在主流民意的對立面，結果是為淵驅魚，為叢驅雀，自我孤立，突顯自己的一左二窄。

「教育歸教育，政治歸政治」

教育局長吳克儉談到反國民教育的示威時說：「教育歸教育，政治歸政治。」到底吳局長是無知，還是睜着眼說瞎話？

港英當局在1966年年底的一份機密卷宗，早已把福建中學、香島中學、培僑中學等列為「共產黨控制的學校」Communist Controlled Schools，而控制的年份（Year Controlled）全部始於創校的上世紀40至50年代。（香港歷史檔案館 HKRS907-2-5）

「共產黨控制的學校」幾十年來推行了一套什麼樣的黨化教育——愛國等於愛政府、愛共產黨，資料確鑿，毋庸諱言。（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拙著《中共在香港》下卷 1949－2012，天地圖書，2012年7月。）

吳局長的同宗兼前輩吳康民早就說過：「學校是培養政治人才的地方。」吳康民身體力行，由他執掌的培僑中學，幾十年來培養了不少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民建聯已故主席馬力就是典型。到如今，左派只是想把「傳統愛國學校」的那一套，推向全港中小學而已。

回歸以來，特區不斷殺校，「共產黨控制的」左派學校卻能不斷開枝散葉，擴大版圖。這與教育局對香港左派辦學團體偏愛有加，政策傾斜，有莫大關係。

吳康民自述：他曾當面投訴申請黃大仙校舍落空，特首董建華「很認真的聽，馬上在枱曆上記下了這事情，並說要通知教育署。果然，不久我們申請在小西灣辦培僑小學和大圍培僑書院，都獲得成功……後來，福建中學申請得觀塘及小西灣校舍，香島中學申請得將軍澳和天水圍校舍，漢華中學申請得小西灣校舍，勞工子弟學校也申請得秀茂坪校舍，教聯會也獲得東涌的中小學校舍各一。」（《吳康民口述歷史》，三聯書店，2011年7月，137-139頁。）〔Vic：真乃香港大不幸！〕

申訴專員不妨連同此案一併徹查。不過，由於此案涉及全國政協副主席、前特首董建華和香港左派教育陣營，申訴專員是否有膽量去做，毫不樂觀。

國民教育應該緩行

八年來，左派主導了國民教育，利用朝裏有人好辦事，走政府上層路線，輕易拿到納稅人的錢，壯大己方勢力之餘，還可以塞進私貨，貫徹他們希望推行的「國民教育」。好一筆無本生利的如意算盤！在九萬多人遊行反對國民教育之後，政府使出緩兵之計。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說，教育局將成立一個有廣泛參與的委員會，就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在三年開展期的推行，向教育局提供意見，以釋除部分家長疑慮云云。

如果政府真要釋除家長疑慮，首先，就要打破左派操控的香港國民教育中心、香港國民教育服務中心對國民教育活動的「壟斷」，允許其他教育團體公平競投和參與，不再搞「一黨獨大」。

其次，全面檢討這兩個中心、以及其他學校過往幾年推動的國民教育活動，審視是否有偏頗或有洗腦之處。筆者查看了兩個中心的網頁，確實有不少地方值得商榷。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古有明訓。現今一些把國民教育叫得震天價響的人，不少早早已將子女送往英美等西方國家留學。除了被人議論最多的林鄭月娥兩位留學英國的公子外，一位曾任教灣仔聖公會鄧肇堅中學的老友告訴筆者，工聯會榮譽理事長鄭耀棠的兒子是他的學生，中學未畢業已負笈海外，不再像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老一輩愛國人士，一律把子女送回內地升學。

文 江關生

編輯 梁詠璋

葉蔭聰與江關生談《中共在香港》

什麼人訪問什麼人：土共跟車太貼 死不認錯

星期日生活   2012年7月15日

【明報專訊】兩大冊的《中共在香港》，肯定是近年最重要的本地出版。書名本身便切合了香港最新的政治處境，而且，它還是香港民間學者的獨立研究成果。作者江關生努力翻查及整理大量資料的毅力，足以令包括筆者在內的香港學術中人感到慚愧，我們對這個課題所下的工夫實在太少了。

就如江先生在書中所說，正因為這是一個乏人問津的題目，所以才推動他開展這個計劃。同時，江先生曾是七十年代國粹派學生，因此，這本書自然帶着一代人濃厚的反思味道。

葉：葉蔭聰   江：江關生

葉：《中共在香港》上下兩卷以1949年作分界線，你認為這前後有什麼重要的變化？

江：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確是分水嶺，即所謂變天。共產黨由一個在野黨，變成了執政黨，它在香港的活動方式也不同了。同時，港英政府對中共的態度也有變化，抗日之後蔣介石想收回香港（後因邱吉爾反對而作罷），所以跟國民黨關係不好，比較包容中共在香港的活動。1949年後，共產黨奪取了政權，英國看到勢色不對，所以才收緊監控中共的活動。

我其實最初打算把書名定為「革命：中共在香港（1921-1949）」及「奪權：中共在香港（1949-2010）」。在我心目中，在1949年前中共有進步意識，但在此之後革命是墮落的。尤其是解放後搞的政治運動，體現了權力就是一切。雖然，革命也是奪權，從而推翻舊世界，但你從1949年前的歷史人物身上看到他們的理想，之後便漸漸消失。

今日的香港也看到這個問題。就以國民教育爭議為例，你看到左派陣營的態度很囂張，它們用公帑來編了這種偏頗的教材，但是，楊耀忠及黃均瑜都不肯認錯，輿論反對他們，他們卻反指是政治審查，這實在很荒謬。

港有一群人凡事左三分

葉：下卷當中有一個主題，中共與土共並不是永遠步調一致的，在中共眼中，土共也犯過不少錯誤，例如六七暴動，你會怎樣形容黨中央與土共的關係？

江：主流的觀點認為，香港左派組織受中共領導，聞雞起舞。我基本也同意，但是，我在書中想指出，香港有一群人，凡事左三分，寧左勿右，這在中共當政後經常發生。在左派心目中，「過左」只是態度過分積極，「右」則是立場及原則錯誤。有一段有趣的事，70年代末，新上任的新華社社長對左派學校不以為然，覺得它們浪費了很多資源，他大概也不喜歡土共某種態度。不過，我不認為土共敢跟中央對着幹，比較恰當的比喻是，跟車太貼，容易撞車，死不認錯。

陳婉嫻曾鈺成都有反思

葉：六七暴動期間，其實也嚇怕了一些親共陣營的自己人。

江：只要有思考，有些事情也會看不過眼。就如魯迅所說，革命中有些人高陞，有些退隱。1958年時工聯會曾號召萬多人回國建設，不少人後來也黯然回來。1967年暴動時，也有很多人不滿意。最明顯是廖恩德，廖瑤珠父親，最初是支持反英抗暴，後來認為做得太過分了。中華總商會副會長高卓雄，看到六七年形勢不對，後來移民加拿大。電影明星夏夢，去內地跟紅線女會面，見她被剃了半邊頭，要戴帽子才敢見她，回來後開始對極左路線不滿。每次內地政治運動，都對香港社會，尤其是香港的土共有衝擊。又例如文化大革命期間，1971年林彪事件，許多人問，一個毛澤東的親密戰友怎麼會出逃？陳婉嫻與曾鈺成都有反思，不過，他們經一輪思考後，最終還是「歸隊」。另外一個大轉折當然就是六四了。

葉：我留意到你在上卷提及，30年代時中共曾想在香港動員群眾加入紅軍，參加長征，可是，卻非常失敗。但是，40年代開始，中共在香港的組織則大有發展，這中間是一個怎樣的歷史過程？

江：40年代國民政府實在太腐敗與貪污，共產黨則予人一種希望。陳君葆在日記中說，他期待中國內地的民主化走在香港之前，很可惜，結果是與他的期望剛好相反。而且，當時許多知識分子及工人對中共有很大的期待，所以，1958年能動員萬人回國，1967年也有上萬人放棄自己穩定的工作而參加罷工。

看到外資對統治經濟重要

葉：你在書中特別指出，中共在80年代初後不再輸出革命，你認為這對香港有什麼影響？

江：中共放棄革命後，減少了東南亞國家的恐共情緒。鄧小平很清楚，中國或中共都需要吸引外資，特別是華僑的資金。如果你還到處煽動革命，顛覆別人的國家政權，很難吸引到資本，華商也隨時面臨排華威脅。這種環境對香港當然有好處，因為許多資金都經香港。同時，也爭取到不少香港的華僑社團支持。其實，1949年後，中共一直有籠絡資本家。例如解放後，在中華總商會領導權的爭奪，中共利用高卓雄踢走親國民黨的資本家。但是，政治運動又把許多原本親近中共的資本家嚇怕，當時毛澤東的極左路線，什麼事情都擴大化。到了鄧小平上台後，撥亂反正，中共終於看到資本家對自己統治及中國經濟的重要。

許多鬥爭由中共中央扯線

葉：這兩本書你寫了兩年半，在這段時間裏你對中共的認識有什麼變化？

江：這段時間我看了許多資料，把不少事件的來龍去脈弄清楚。其實，就連黃文放及司徒華都會記憶有錯，許多事情的理解也模糊不清。我不敢說自己一定正確，但我盡量把事情搞清楚。又如周奕的《左派鬥爭史》，把許多鬥爭描述為純粹是香港愛國工會及學校發動，但是，許多資料說明，背後扯線的是中共中央。例如，令我吃驚的是1949年底至1950年初的香港電車工人罷工，竟然由遠在北京的毛澤東及劉少奇親自指揮如何鬥爭。

我運用的資料都是公開的，我只是把它們整理下來，例如40年代後期中共在香港的活動，杜襟南的日記有不少記載，提及他如何從事機要情報工作。此外，陳君葆的日記也是很珍貴的資料，讓我知道過去不少流行的說法都有誤。

葉：你打算再寫一本集合多名人物的傳記，你會談及什麼人物？

江：我剛在草擬一份名單，還沒有完成，都是在香港活躍過的中共人物，也有受中共影響的人。內裏有中共建黨初期的人物，例如張國燾，他是中共創黨成員，30年代末脫離中共，1949年至1968年都在香港。也有一些30至40年代香港的地下黨，如章漢夫及喬冠華，他們都是建國初期的外交大員，但在文革時都被打倒，命運很坎坷。還有一些文人，如廖沫沙、胡風、夏衍等等。此外，還有許多許多，例如早前認識了一個參與六七暴動的朋友，他可能會介紹一些跟他相同背景的人。內裏有大人物，也有小人物。

其實，我選擇的標準很簡單，只要我覺得重要及有趣我便想寫，希望能引起人思考。我寫這兩大卷時，編輯及一些朋友也說，有些枝節寫得過長。只要我覺得值得反思的地方，我便多寫，甚至會跳離了香港。

問：葉蔭聰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講師，獨立媒體網站創辦人之一，以民間記者介入社會事件。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及傳播學系，並在該校修畢碩士學位，2007年在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取得博士學位，著有《小媒體‧大事件》、《媒體識讀》及《直接行動》等書，並本刊讀書版專欄作者

答：江關生

中學就讀於皇仁書院，香港大學中文系畢業。大學期間，曾參與《學苑》及《盤古》雜誌的編輯工作。畢業後，曾任《東方日報》記者，兼《明報晚報》、《新報》外電翻譯。繼而先後任職香港電台電視部及無綫電視新聞及公共事務部，1989「六四」事件後一年，離開新聞界，改行從事錄影製作

文 葉蔭聰

暴動45周年：六七暴動四十五年祭

——讀《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

2012年5月6日

【明報專訊】今天50歲以下的人，對1967年香港發生的大動亂，恐怕已沒有什麼印象了。

《南華早報》政治編輯張家偉的新作——《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以下簡稱《六七暴動》），對這場政治悲劇做了最全面深入持平的紀錄。

張家偉早在1996年任職《亞洲週刊》時，負責採寫六七年香港左派暴動始末的文章。其後，利用公餘時間繼續深入探究，採訪了十多名當事人，當中有好幾個已先後離世，包括新華社副社長梁上苑，老左派廖一原、蔡渭衡、黃建立、胡棣周，港英政府的姬達爵士等。在世的有曾鈺成、曾德成兄弟、葉國謙等，於2000年寫成並出版了《香港六七暴動內情》（簡稱《內情》）。2009年，他以舊作為基礎，寫成英文版Hong Kong's Watershed － The 1967 Riots。今年，中文版出世。

張家偉以其敏銳的新聞觸覺、嚴謹的專業素養，在新著裏增補了一些大、小人物的專訪，如港澳辦主任魯平、新華社副社長張浚生、曾放過炸彈的左派「戰鬥隊」成員梁耀華、人造花廠工人蕭劍輝、參加罷工的水務局水務督察劉文成。其中，蕭劍輝的坎坷遭遇，尤其令人惆悵。

蕭劍輝先是被警方拘捕，在警署內遭毆打，導致部分神經線受創。休養期間，工聯會每月發給他生活費，一年後停止。蕭劍輝找理事長楊光理論，指工聯會不應如此絕情。楊光淡然說：「當時鬥爭是你自己要求的。」蕭劍輝唯有外出找工作。由於神經線舊患復發，手腳顫抖，在70年代後期失去工作能力。結果，妻子與他離婚，子女離他而去。晚年靠綜援維生的蕭形容，暴動令他家破人亡。2006年蕭劍輝去世，終年71歲。

要不是張家偉努力發掘搶救，這些珍貴的剖白早已隨風而逝，湮沒無聞。

《六七暴動》另一特點是，根據當時港英政府與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往來的大量解密文件，探討了英國政府的撤退計劃，以及英方內部鷹派與鴿派的角力。

北京不欲重提「糊塗帳」？

智者千慮，也難免有失。筆者有若干發現，與張家偉不同，茲簡略提出幾點商榷：

1）張家偉說：「北京官方和香港左派陣營都不願重提這次事件，反映了北京覺得這是『不提也罷』的事件，甚至是一筆『糊塗帳』。」

此說不確。

張家偉舊作《內情》曾提及港澳辦原黨組書記兼副主任李後的著作《回歸的歷程》，但在新書裏卻一字不提。

不知何故，此書一直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

李後在退休後寫的這本書，絕非個人著作，而是港澳辦主任姬鵬飛建議他組織幾個同志寫的。李後每寫完一稿，都送給姬鵬飛審閱。它的簡體字版：《百年屈辱史的終結——香港問題始末》，印數高達十萬冊，是經國務院港澳辦黨組審定、國家新聞出版署批准，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在1997年4月出版，是「配合中央要求在廣大幹部群衆中進行關於解決香港問題基本方針和各項政策的宣傳教育的重要讀物。」（《黨的文獻》雜誌刊登的一段廣告文字）

官方結論：中央方針最嚴重衝擊

李後對六七暴動的論述句斟字酌，觀點鮮明。中國官方對六七暴動的權威結論盡在其中：

發生於1967年的「反英抗暴鬥爭」是建國以來對中央正確方針和政策的第三次、也是最嚴重的一次衝擊和干擾。

當時，正處於「文化大革命」時期，中方在香港的工作受到極左思潮的嚴重影響。在鬥爭中，不是引導群衆適可而止，做到「有理、有利、有節」，而是毫無節制地一味鬥下去，致使事態迅速擴大。

據統計，在這次事件中，共有51人死亡，800多人受傷，5000多人被捕。香港的工人和各界愛國群衆雖然在港英軍警面前表現得很英勇，但作為指導這場鬥爭的思想和路線卻是錯誤的，造成的損失也是嚴重的。經過這次事件，愛國力量受到很大的削弱。港九工會聯合會的會員人數從事件前的28萬，減少到18萬多人。《大公報》、《文匯報》、《新晚報》、《商報》、《晶報》5家愛國報紙的發行量由原來佔全港中文報紙發行總量的三分之一，下降到十分之一。原來在香港和東南亞享有聲譽的香港「長城」、「鳳凰」、「新聯」三家愛國電影公司，也失去了市場，從此一蹶不振。

工聯會論述與中央唱反調

且看工聯會對反英抗暴鬥爭（六七暴動）的論述：

1967年5月，新蒲崗人造膠花廠發生勞資糾紛，港英竟出動荷槍實彈的軍警，用鎮壓、槍殺、逮捕、監禁和遞解出境等手段，對付工人群眾和愛國人士！激起了工人和各界市民的極大憤怒，遂演變成一場社會性的反英抗暴鬥爭。

「六七事件」爆發的原因，是港英長期以來對香港市民和愛國工會採取高壓手段，在香港只是攫取利益，不管市民福祉的殖民地統治政策導致的必然結果。因為港英這種手段和政策，造成了與市民的尖銳矛盾，社會缺乏公義，經濟落後，市民沒有民主，生活艱辛，民生困乏，民間不滿情緒瀰漫。

即使沒有「六七事件」，這種矛盾的不斷累積而導致的對抗，遲早也會發生。

「六七事件」是哪裏有壓迫，那裏就有反抗理論的印證。

這段左得出奇、帶有翻案意味的文字，見於《光輝歲月薪火相傳——香港打工仔的集體回憶工聯會歷史圖片1948-2008》，顯然是與中央唱反調，比起張家偉在書中介紹的絕大多數左派人士的觀點還要「左」。書的總編輯是工聯會副會長、立法會議員黃國健，寫序的是工聯會榮譽會長、行政會議成員鄭耀棠。

毛澤東通過立即收回香港決議

2）2009年9月，國務院原港澳辦公室主任魯平在北京接受張家偉訪問時表示：「當時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打算派解放軍衝到香港，但周（恩來）總理獲悉後連夜制止」，才不致出現香港「提早回歸」的局面。

魯平此說不妥。

內地《黨史縱橫》1997年第8期厲松：〈高瞻遠矚果斷英明——「文革」中周恩來阻止進軍香港〉一文提到：

1967年7月上旬，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在北戴河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與會者有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中央軍委文革小組成員和當時沒有被點名靠邊站的政治局委員共32人。會議一致通過了中央文革小組起草的《關於立即收回香港，結束英帝國主義殖民統治》的決議。

幾天後，陳伯達等人就拿出了起草的方案：1967年9月15日收回香港，9月25日前組成廣東省香港市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迎接10月1日國慶節。方案還提出了收回香港的三種可能方式：一、採取軍事行動，從海、陸、空進軍香港，收回香港。二、由中國政府照會英國當局，限英國當局於9月15日前把香港政權交給中國。三、由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發表告全國人民書，公布收回香港日期和將採取的軍事行動。

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採取第一和第三種方式，並成立了以陳伯達為組長，楊成武、江青、汪東興、張春橋、張秀川為副組長的工作領導小組，向中央政治局、中央軍委、中央文革負責，還決定由謝富治、黃永勝、張秀川組成香港市革命委員會籌備領導小組，由謝富治任組長。此外會議還通過一項決議，要求英國當局賠償發動鴉片戰爭侵略中國造成的損失，歸還掠奪中國的文物。

1967年8月20日，陳伯達工作領導小組完成了各項佈置和計劃，決定動用兩個師的兵力發動進攻，另一個師待命，同時還組織3000名幹部隨軍進港，隨時準備接管港英各部門。

就在這萬分緊急的時刻，周恩來總理感到事關重大，他迅速聯絡了朱德、董必武、陳雲、李先念、陳毅、李富春、劉伯承、葉劍英等老同志，聯名給毛澤東寫信，要求暫停收回香港。周恩來還親自先後七次做毛澤東的工作，他向毛澤東提出了暫停收回香港的三點理由：一、香港現階段存在有其經濟價值；二、香港的發展主要是中國人自己的智慧和創造；三、香港工商界對現階段收回有抗拒性，倘若抽資外逃，近400萬香港人是一個大負擔。

毛澤東在冷靜思考之後，終於接受了周恩來等人的意見。

1994年5月6日，魯平在香港五大商會午餐會上講過：「你們可知道在1967年是周恩來在最後一分鐘才阻止『四人幫』派軍隊進入香港嗎？」此刻卻說是四人幫死對頭——林彪的幹將黃永勝。

其實，無論調動軍隊，還是解放香港，都是關乎政權和涉外的頭等大事，權柄都是牢牢掌握在毛澤東手上，區區一個廣州軍區司令員又何來權力這樣做？！

曾鈺成三兄姊自發行動？

3）《六七暴動》值得探討的內容還有不少。

例如，捲入暴動的曾氏三兄妹——曾鈺成「經常到中環蹓躂，並參加了兩次遊行」（不會那麼巧，兩次都是偶然蹓躂碰上，馬上參加這類速聚速散的「飛行集會」吧）、與港大同學合辦反英抗暴刊物《新港大》；聖保羅書院學生曾德成在校內懸掛「反對奴化教育」的布條，被捕入獄；在庇理羅士中學就讀的妹妹曾勵予，也因參與左派反英活動而被捕入獄。如果說這些只是個人自發的行動，背後沒有人組織，也是很難令人置信的。梁慕嫻的《我與香港地下黨》對類似的左派組織活動已有詳細敘述，不贅。

又如，六七事件是先鎮（壓）後暴（動），還是先暴後鎮？持續近半年的炸彈狂潮是否得到中央政府默許和支持？中華中學學生製造炸彈是否校方教唆？港英政府對左派人士施暴，等等。即將出版的拙著《中共在香港》下卷，會有進一步探討。

在引用了意大利哲學家克羅齊的格言：「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之後，張家偉說：「六七暴動的歷史，絕不是與香港社會發展毫無關連的『死的歷史』。六七暴動的影響，至今依然持續。」

「左毒」清毒劑

殷鑑不遠。左派如今在香港已是大權在握，但「左」毒未清，且時常發作。張家偉的《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是一服來得及時、而且歷久常新的清毒劑，讓人們充分認識「左」的危害。

文 江關生

編輯  馮少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