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蘋果日報 2017年5月4日
文明社會的共識，就是不會見死不救。所以曾幾何時，香港公共醫療制度的核心精神是：「沒有人會因經濟問題，得不到適當的醫療服務。」早幾天，卻有位患罕見病結節性硬化症的單身媽媽，無法負擔藥費，不幸失救離世。
政府官員經常說藥物成本不斷上升，要嚴格控制。然而醫藥用品佔醫管局整體開支一成不到。
記得十年前的夏天，有一群罕有遺傳疾病患者，上街遊行示威。就連我這個講了幾十年大市場小政府的「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者」，也忍不住請求政府增加對他們的支援。畢竟，罕有遺傳病，無法預知和預防，而且患病者人數不多，由政府代表社會共同承擔治理這類疾病的成本，既不會製造扭曲的誘因，花費也極其有限。
由我當年批評醫管局的資源分配不均，至今日十年，醫管局的開支分配，基本上一直沒有改變。今次病人失救後，醫管局發表官方回應，指藥物名冊由專家定期評估；個別有需要病人，再過幾個月便可以向撒瑪利亞基金申請資助。
早在2012/13年的財政預算案，政府額外向撒瑪利亞基金撥款100億元，以資助病人購買自費藥物。為何仍有病人因為經濟理由失救？原來，撒瑪利亞基金也是由醫管局營運；所謂對病人額外的資助，只是在藥物名冊外，變相有另一個藥物名冊。
注資撒瑪利亞基金的安排，是諷刺的；由同一個機構，以同一套思維和手段經營，結果自然是一樣的。
究竟香港公共醫療系統還剩下甚麼？雖然在醫管局的網站上，仍然找得到這句說話，不過近年已經很少聽到官員提到，不知道是否因為他們從心底裏清楚明白到「沒有人因為經濟理由失救」，根本是個謊言。又或者，他們真的將這精神忘記得一乾二淨。
醫生經常說市民要對他們的專業完全信任，但你們又是否明白，信任是建立在甚麼之上？假如醫生永遠將病人利益放在最優先的位置，他們要求病人絕對的信任，也是合情合理。可惜，從種種客觀事件反映，醫生也是人，做決定時難免也會考慮自身利益。
所以，醫生雖然比別人讀多幾年書，但也沒有理由憑一句「專業自主」便拒絕社會監督。那怕醫生對醫療技術的管理，有資訊上的壟斷，但在社會資源分配、效率管理和公眾期望等問題上，醫生應該學會謙卑。
公共醫療制度，是共同承擔的社會保障，醫生是其中的服務提供者之一。不過現實中，公共醫療制度最先照顧的，卻是這群服務提供者的利益。千萬不要誤會，我不是說所有醫生都是自私自利之徒，而制度上的偏斜，也不是在一朝一夕間發展出來，甚至身在其中的人，也不會意識到箇中的扭曲。但開支分配完全傾向既得利益者身上，剩下一成用在藥物之上，已經用事實說明了一切。
醫療制度要動手術
經營照顧七百多萬人的醫療衞生系統，殊不容易。任何制度都一定有若干的缺陷，也不能確保所有人都長命百歲無病無痛。可是目前的制度，究竟對資源的分配是否最適切有效？醫生和官僚，又是否將病人利益放在首位？答案，大家心裏有數。
管治之道，不外乎兩招。次一等的，就是增加透明度和內在的制衡，確保一定的公正公義。讓更多具公眾認受性和真心服務社會的代表參與公共醫療制度的資源分配過程和決策，是簡單直接的改變。
更上乘的管治，是讓所有持份者，都分享某種最大的共同利益。打破論資排輩和反競爭的專業壟斷，讓有能者得到應有回報，無能者被淘汰出局。所謂的公私營失衡，根本是偽命題，皆因白色巨塔橫跨公私營市場，專業也深受專業壟斷和官僚化的蠶食。香港醫療制度要是不再動手術，恐怕在將來會成為最大的社會隱憂，也是港人離開的最大原因。
李兆富
公共政策顧問
公共政策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