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韜文 - 從劉曉波死訊看大陸社交媒體的管控

2017年8月10日

【明報文章】劉曉波是中國著名異見人士、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為世人所知，故他從病危到死亡的消息一直為香港及國際新聞傳媒所關注。中共則一向視劉曉波為顛覆者，實行信息審查，而現在適逢十九大權力爭持期間，他的死訊變得更為敏感，受到管制應是意料中事。

雖然劉曉波的死訊受到管制並不意外，但是當中如何管制及其效果如何則未可知，使人好奇。幸好有多位學者，包括同事徐洛文教授視此為關鍵案例，設法探究大陸在特定敏感的時刻如何具體進行管控。與大眾傳媒相比，社交媒體的管控是較為鬆動一點的。如果連社交媒體都不放過的東西，大眾傳媒都不用說了。幾位研究者的出發點就是要透過關鍵詞測試，集中看看大陸的社交媒體在劉曉波死亡前後如何過濾敏感消息。由於學者們有所預期及拿準時間，是以當劉曉波事件開展的同時可以進行實際的測試，從而取得可靠的資料，並寫成網絡報告（註1）。

封閉式管控

根據報告，大陸的信息管控非常嚴格有效，可以說是到了一個密不透風、滴水不漏的地步。一般來說，牽涉到較多人的社交媒體群組功能所受到的管控比一對一的聊天功能所受到的管控更為嚴密。在劉曉波去世後，社交媒體的審查大大加強，任何提及劉曉波的信息都被屏蔽。不管簡體、繁體或是拼音，下場都逃不過被過濾的命運。所謂關鍵詞，也不一定限定在「劉曉波」3個字，也延伸到「曉波」、「曉波+劉」的名字別稱、甚至是「劉老師」一類為網民所創造出來的「代名」。環繞着劉曉波的死亡衍生出不少相關的關鍵詞詞組，也成為被審查的對象。好像「劉霞+軟禁」、「劉曉波+進食困難+出國治療」等詞組也會引發審查。

在劉曉波死亡之前，研究者發現在微信的群組聊天和朋友圈功能內都有過濾圖像的現象，但是在劉曉波死亡之後，圖像封鎖則擴延到一對一的聊天功能。所以，海外不少人互相傳遞的「空櫈」、「蠟燭」和劉曉波的照片都無法在大陸網上順暢流通。大規模的圖像審查應該是很難的，如何可以做到，實在使人驚訝及好奇。無論怎樣，從報告看來，不管是文字及圖像，只要管控者一聲令下，都可以被屏蔽，中國審查技術的發達由此可見一斑。

灌水式管控

以上是封閉式管制的極致表現，適用於特定事件、概念和人物。從中國社會宏觀層次來看，它只是眾多的管控辦法之一，跟其他各式各樣的管控辦法是互相配合和補充的。這裏無法逐一介紹其他管控的方法，只想提及一種相關的社交媒體管控措施。根據幾位哈佛大學教授的研究，大陸在社交媒體管控上主要不是採取屏蔽手段的，反而是冷淡對待批評的意見，集中利用「五毛黨」大量發布有利於建制的言論，談及多種不同的議題，從而冲淡、掩蓋原來的輿論，改變網民的視點和關注的焦點（註2）。這種管控方式的重點不在屏蔽，而是以偽裝的官意衝擊輿論的原生態，我們或可稱之為為灌水式管控。如前所述，封閉式管控及灌水式管控並不互相排斥，可以是並行協作的。

審查的力度和意志

互聯網興起初期，不少學者看到資訊科技的解放性，認為互聯網是不可能管制的，遲早會打破集權國家的封鎖。從劉曉波個案可以看出，互聯網的解放性是有條件性的，而目前的中國並不具備有關條件。相反，我們從個案可以看到，中共擁有非常發達的審查技術，「技術含金量」頗高，可以進行快速、大幅度、細緻的審查。從速度看，它是隨着事態變化而同步實行的。審查是全國性的，覆蓋的是全體國民。雖然有人可以翻牆打破信息封鎖，但是人數畢竟是極少數，而且他們的輻射力也很有限，不足為患。傳統的審查是意念的審查較多，現在的審查已經到了關鍵詞及其相關詞組的層次，其細緻程度是空前的。從組織層面看，中共的信息管控系統還是很有意志力和執行能力的。沒錯，中國社會的意識文化已經隨着改革開放而產生很大的鬆動和變化，不可同日而語；但是表現在政治意識形態和執政穩定問題上，其實變化不大，就算是社交媒體的意見交流都不曾放過。這樣說，中共的信息體制，以至社會體制是否就固若金湯，永不改變呢？證諸歷史，也不能這樣認定，因為社會變革牽涉到多種動因，不完全取決於一時信息控制的成敗。不過，那是另一個更大的問題，不是這裏可以議論了。

註1： M. Crete-Nishihata, J.Knockel, B.Miller, J.Ng, L.Ruan, L.Tsui and R. Xiong（2017）. Remembering Liu Xiaobo. https://citizenlab.ca/2017/07/analyzing-censorship-of-the-death-of-liu-xiaobo-on-wechat-and-weibo/

註2：G. King, J. Pan, and M. Roberts（2017）. How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abricates Social Media Posts for Strategic Distraction, not Engaged Argu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11:3:484-501.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榮休教授

吳靄儀 - 走出陰影 曬曬太陽

2017年7月24日

【明報文章】愈來愈愛看區家麟的文章，寫旅遊眼光獨到，寫評論一針見血，近年來時局嚴峻，反而更見深度，最近見他介紹新作《二十道陰影下的自由》，才知道他過去一年潛心寫論文正式研究香港傳媒的審查，證明花精神研究學習、思索分析的確是可以令人的思想更上層樓。區兄正當盛年，我很期待他負起帶領及推動香港新一代思潮的任務。我的一代，讀書人自然而然身負針砭時弊的使命，有人稱為public intellectual，在沒有民主議會的年代，政府重視輿論，社會給予獨立敢言的人特殊的地位。我的一代隨着社會變遷而過去了，但人類對言論自由、思想自由的要求沒有過去，新的擴張權力的手段崛起，要有新的批判力量作為抗衡，不讓生而享有自由的人淪為專制暴政的奴隸。人們愈不信任政治人物，有公信力的傳媒愈是重要。操控任何傳遞知識、鼓勵人們獨立判斷的媒體，自古以來就是暴政的夢想，至今不變，變的是過去的審查及禁制手段我們見得到，能對之譴責；現代的操控，我們雖然深深感受得到，有如包圍着我們的空氣污染，但卻捉不到、摸不到，不知如何對付，最後，只渴望找到逃離的門路。區家麟這本書最獨特，也是最令我肅然起敬之處，就是他不但沒有覓路逃離，反而轉身直面深入霧霾，分析出二十種方式源頭交織成的一張密不通風的「結構性審查」的大網，逐步檢驗，而且以區家麟活潑文體道出，偶有因論文所需的較學術性的討論，也很容易略過，令讀者可以迅速閱畢全書，再深思回味。我案頭有居禮夫人的名句：「Nothing in life is to be feared. It is only to be understood.」這位搜索最可怕的癌症的治療的勇士告訴我們，不需害怕，只要了解——了解害怕的物體，我們就會對付，不會再害怕了。這本書讓我們了解結構性審查，讓我們不再害怕，很值得再三細閱。

但細閱還不足夠。我在細閱的過程中不住問。為什麼會這樣？為什麼陰影的力量這麼大，足以癱瘓這麼多人，甚至癱瘓一個本來充滿活力的多元化社會？什麼可以掃除陰影，帶來陽光？我注意到一個虛缺，就是每個人的autonomy——自主自決、為自己負責這個基本思想和信念，這是文藝復興的中心思想，也是木心《文學回憶錄》突顯的古希臘人類敢於違抗天命的精神；隱藏在二十道陰影迷宮地下的魔怪是對得到別人認可的渴求，除掉魔怪，走出迷宮，曬曬太陽——區家麟，寫你的續集！

陳韜文 - 結構性新聞審查的陰影

2017年7月20日

【明報文章】同事區家麟博士把他的博士論文改寫成書──《二十道陰影下的自由：香港新聞審查日常》（註）剛剛出版，筆者有幸先睹。由於書的主題跟我一向關注的新聞自由問題有關，而且有新的見地，故以書介的形式在此加以說明一下相關發現。

從自我審查到結構性審查

中共設有意識形態控制和宣傳部門，對傳媒發出指示，規定宣傳口徑，禁止政治敏感話題，結果出來的媒介內容都是消毒過的，沒有異聲反調。這種新聞審查很容易確定，因為當中的管控是明刀明槍的、中央化的、有迹可尋的。相對之下，香港的權力結構正在轉變，而新聞制度也處於拉扯的過渡狀態，新聞審查並沒有中國大陸的明晰可見。

雖然如此，但香港還是有多位學者對新聞審查先後加以研究。綜合來說，自我審查大概是指傳媒為了討好權力中心或因為害怕利益受損而放棄新聞專業的守則及判斷，進而忽略、淡化、扭曲或屏蔽權力中心或許認為敏感的信息。研究自我審查的難處在於審查的行為難於獲得當事人的確認，很多時候要透過案例對比、邏輯推論、環境旁證等方式來考察。

區家麟一書的研究從自我審查的觀點出發，但不以此為滿足，他一方面要追溯自我審查的結構性根源，同時也把自我審查的概念擴寬為新聞審查，並把焦點從新聞工作者自覺的審查轉到日常，看習以為常的新聞制度、規範及實踐，如何客觀上生產出傾向利於建制的信息。他稱這種新聞審查方式為「結構性審查」（constitutive censorship）。在他眼中，結構性審查是潛藏在新聞組織中「無形的手」，不用外力強加，組織成員均視一些行事守則為理所當然，一旦實行，表達的可能性從而受到限制，新聞內容自然偏向權力中心。由此觀之，自我審查是傳媒工作者於結構性審查中，放棄抗衡、選擇妥協的一種結果。

新聞審查二十道陰影

「結構性審查」是本書的核心概念，當中則包含了20種審查表現。區家麟以香港新聞廣播新聞媒體作為考察對象，在蒐集大量資料後，他把有關的審查方式概括成20種「結構性審查行徑」（constitutive censorship practices）。因為有關行徑是無形的框限和禁忌，故他也稱其為「陰影」。這裏不是逐一介紹他的發現的地方，只能舉例一二，簡要說明。

他首先闡述的「第一道陰影」是「不對稱平衡」的現象。平衡報道是大多數新聞人員認同的新聞原則，以此賦予爭議雙方有同等的回應機會。在「不對稱平衡」中，平衡的作用主要在於裝飾，雖然雙方意見都有提及，但是建制一方意見所得的長度、顯著度和輕重安排卻不成比例。第二道陰影是「強力平衡」。這也跟平衡報道有關，只不過是指不需要平衡時卻強作平衡，結果導致真相的扭曲。其他「陰影」尚包括「唯權是尚」、「陰乾滅士氣」、「龍門飄移」、「重劃禁區」、「幼嫩培育」、「邊緣化羞辱」等等。在闡述每一道陰影的時候，區家麟都引述多個相關事例和被訪者的經驗和觀察來說明，可說是娓娓道來，甚具說服力和故事性。

「尋真」才是新聞的目標

在破題及闡述多項結構性審查行徑的過程中，區家麟花了相當的筆墨解構新聞專業意理，尤其是當中對新聞客觀性的質疑。他的解構可以說再一次有力打破一些新聞工作者對中立客觀的迷思。不過，他沒有在客觀性被非神話化後變得虛無，否定一切。他認為新聞的目的旨在尋找真相，不在於有否跟循客觀中立的一些專業儀式。對他而言，新聞客觀性只是尋真的手段，是在最終「真相」尚未發現時，一種暫時過渡的表達。又或有時不涉真假，只涉價值觀，平衡報道才有必要。他所不齒的是有人以客觀中立作為不判斷、不作為的口實，使其淪為新聞審查的暗器，混淆黑白，唯權是尚，把片面的事實幻化為真相的整體。

結語

此書強調新聞審查的結構性根源，無論是從理論概念的整合創新，或是從論述分析的深刻性和系統性來看，它對香港新聞傳播研究的貢獻是重要和可貴的。區家麟是有20多年經驗的資深電視新聞工作者，再花了6年時間修畢博士課程和完成論文。從他的專著可見，他是少數能自由出入於新聞實務與傳播理論的學者和新聞工作者，顯示出令人佩服的思考力、分析力、專注力和努力。這項研究的資料主要來自區家麟與數十位新聞人員的深談以及他多年來親身的觀察，為研究提供了豐富而堅實的實證基礎。自我審查及結構性審查都是比較複雜的問題，但是有關分析在區家麟的筆下顯得條理分明，邏輯清晰，概念與實證互相映照，誠然是理論結合實際的力作。區家麟坦言這是他目前最重要的一本書。我同意之餘，必須加上一句：這也是對了解香港新聞審查、自我審查和專業意理十分重要的一本書。弄清楚這些問題，可以提高我們對新聞審查的警惕，同時激勵我們對新聞尋真的熱切追求。

註：區家麟（2017）《二十道陰影下的自由：香港新聞審查日常》，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陳韜文 - 回歸20年新聞自由今昔變化

2017年6月1日

【明報文章】1997年回歸日那幾天有數以千計的世界新聞工作者雲集香港，見證歷史的交接。我和3位同事把握這千載難逢的機會，訪問了70多位來自8個地區的新聞工作者，並分析了各地區主要傳媒的報道，最後把結果寫成專書。其中一個大家關注的問題是香港的新聞、言論、出版等自由有否前景。我在這裏整理一下當時大家對香港新聞自由的預想，再對比回歸後的真實狀况。

對新聞自由的預期

對香港回歸後新聞自由的估計，可以劃分為悲觀派、樂觀派、審慎悲觀派和審慎樂觀派。雖然各地記者及傳媒對香港新聞自由的估計有內部的差異，但總的來說，來自北美、英國、台灣和本地的記者較傾向悲觀或審慎悲觀，也有好一些是屬於審慎樂觀的。表現得最為樂觀的是大陸的傳媒。

最悲觀的新聞工作者和傳媒在回歸前已認定「香港已死」（《財富雜誌》在1995年曾以此作為封面專題），有人甚至擔心回歸當天晚上一些民主派領袖會被拘捕。當然，這種戲劇性的預期並沒有發生。無論是悲觀派或是審慎悲觀派，他們的判斷主要不是根據當時已發生的事例而作出的，是從中共的歷史和意識形態推斷未來的結果，認為一國兩制只是中共權宜之計，時間將會暴露它的真面目。與此對比的是樂觀的大陸傳媒，它們宣稱一國兩制能為香港帶來更大的繁榮穩定，保證香港生活方式50年不變。審慎樂觀者認為極權的中共在改革開放中已變得務實，對一國兩制不無承擔，新聞自由應留有一線希望。

回歸是中央收權的過程

回歸初年，中央大體上實行「互不侵犯」的對港政策，容許香港「高度自治」，是以香港生活方式沒有什麼改變。有所倒退的反而是受到金融風暴和沙士疫症打擊的香港經濟。大多數人或許預期回歸後的局面會是「經濟繁榮、政治倒退」，現實卻相反，安穩的是政治，倒退的是經濟。可惜回歸的政治蜜月期為時不久。自2003年發生七一大遊行之後，中央一改「互不侵犯」的政策，在香港要「有所作為」，遂逐步介入香港事務。不過，就算到了2007年，中央對香港的干預還不太多太顯，以致《財富雜誌》在同年公開承認早前「香港已死」的判斷是錯誤的。到了2014年，中央便正式發表一國兩制實踐白皮書，對《基本法》加以新的詮釋，縮小香港的自治權。白皮書與張德江回歸20周年座談講話可謂一脈相承，強調中央對香港最終有全面的管治權。

在這些中港關係宏觀政策演變下，關乎新聞自由的事件也此起彼伏，原先對香港新聞自由審慎樂觀的變得較為悲觀，呼應着好一些新聞自由指標的升降。港大民意調查計劃發現，市民對香港新聞自由的滿意程度淨值由1997年9月的68.7下降到2016年9月的6.6，跌幅可謂驚人。「無國界記者」自2002年起每年發布世界新聞自由排行榜，香港的位置由是年的第18位掉落至2017年的第73位，變化同樣令人吃驚。

打擊新聞自由的手段

香港新聞自由面對的主要威脅來自中央和特區政府兩大權力中心。它們擁有各式各樣用來壯大自己的聲音、打擊異聲反調的手段。這些手段包括統戰籠絡、廣告調配、商機控制、批判指摘、入股收購、信息控制、採訪權控制、行政管制、鼓動群眾鬥群眾、執法控告、耳提面命，更包括強力打壓、立法嚴管等等。在九七回歸時，大概只有統戰籠絡、信息控制、耳提面命的手段較為明顯，其他措施則在回歸後才逐步顯露。

香港講求法治，要改變新聞自由狀態，最有影響力的手段自是立法。特區政府在2003年推出《國安法》草案，準備讓立法會通過。不過，在最後關頭，有50萬人上街抗議過嚴的國安法條文和施政失誤，使形勢逆轉，政府最後不得不擱置立法。港人一般不反對為國安立法，所反對的是過嚴的條文，害怕新聞、言論、出版和結社等自由會受到傷害。如今中央政府的對港政策比以前嚴厲許多，港人對23條再立法的擔憂只會更大。

中國國力強大，有權有勢，掌控着龐大的資源，而且打擊異己從不手軟，已成功地建立了一個權力場，使人望而生畏，或加以迎合。在權力場作用下，中央統戰籠絡的手段顯得特別有效，造成傳媒自我審查愈來愈嚴重，向權力中心作不同程度的靠攏。權力中心有時甚至向傳媒施壓，要求改變傳媒的關鍵人事任命，以此加強對傳媒的影響。堅持以監察權力中心為己任的傳媒則受到抽廣告、信息隔離的懲罰。個別傳媒更有時受到發行干擾，使出版發布無法正常進行。

一度高唱一國兩制必然可以保障香港生活方式50年不變的傳媒，回歸後卻以急風暴雨的方式對一些名嘴或意見領袖口誅筆伐，有時甚至不惜以虛擬新聞打擊對手。無論是香港的親中傳媒或是大陸的官方傳媒，不時會上綱上線對港人和香港事務加以批評。這不是對等的討論交流，更多的是居高臨下的批判，是打擊對手的高壓言論。

傳媒的擁有權十分重要，可以說是誰擁有就誰控制。回歸後愈來愈多的大眾傳媒已陸續落入跟大陸資本和權力中心有千絲萬縷關係的個人手中。《南華早報》、無綫電視、有線電視的轉手買賣都可以如是觀之。連無綫電視這樣雄霸香港的傳媒的擁有權也「失守」給國內人士，香港的新聞輿論去向可思過半矣。

銅鑼灣書店事件是回歸後有關港人自由最嚇人的事情。大陸國安人員到香港及第三國把書店成員強行帶回大陸，被拘留盤問、喪失人身自由之餘，在港的出版事業也被毁於一旦。非法越境侵犯港人的自由雖然受到各方譴責，但事件也起了殺一儆百的作用，在社會上產生寒蟬效應。

結語

經過回歸20年的洗禮，當年新聞自由的樂觀派，應該很難在現實中找到繼續樂觀的理由，而悲觀派變得更悲觀之餘，反而有可能慶幸香港的新聞自由尚可爭持20年而未全倒。沒錯，回歸後，香港新聞自由是衰退的20年，但同時也是爭持的20年。當中實有不少新聞工作者、傳媒及公民社會堅持奮鬥的事迹，不容忽視。至於原來審慎樂觀和審慎悲觀的人，大概都會變得更審慎、更悲觀。不過，樂觀一點或是悲觀一點並不太重要，關鍵反而是新聞工作者和社會大眾有否捍衛新聞自由的自覺和決心，因為新聞自由最終是屬於有警覺和願意爭取的人。

（作者按：此文會收錄在「眾新聞」出版的《回歸20年──1997我們都是記者》一書內）

陳智傑 - 「五毛黨」的網絡輿論攻防戰

2016年8月4日

【明報文章】「五毛黨」是一個耳熟的網絡名詞。它來自一個城市傳說──有一大群人以「五毛錢一個帖子」的市價替中國各級政府機關營造網絡輿論及替政策辯護。「五毛黨」意味了「屏蔽」（官方過濾民眾於網絡世界的信息）的局限。一來，面對海量及秒速增長的網絡信息，任憑中國政府僱用再多的人手，也未必能及時阻隔所謂「敏感消息」傳播開去。二來，「屏蔽」往往惹來民眾反感，並激發其「翻牆」的求知慾，結果消息「愈禁愈旺」。

既然「屏蔽」難以堵塞天下眾口，中國政府於是展開「輿論引導」的工作，積極「疏導」及「引導」網絡輿論。國家主席習近平也曾指示要把握好網上輿論引導、使網絡空間「清朗起來」。在這政策方針下，「五毛黨」對於中共在網絡輿論攻防戰的作用，更是舉足輕重。不過問題是，「五毛黨」一直以來大多是欠缺實證研究支持的傳聞。其何許人也，所作為何，大多是由不同的新聞工作者、學者及網絡輿論參與者指證。

然而，在2014年12月，一名內地匿名博客把江西省贛州市章貢區網絡宣傳辦公室（網宣辦）的電郵外泄出去。外泄電郵涵蓋由2013到2014年網宣辦跟各網絡打手及其他各級政府機關的聯絡內容。這些外泄電郵為揭開「五毛黨」的神秘面紗提供了珍貴的實證研究材料。美國哈佛大學學者Gary King連同其研究團隊，蒐集了這批外泄電郵，再循其中內容抽絲剝繭，分析出這批所謂「五毛黨」的身分及網絡言行。研究團隊再配以盡量嚴緊的抽樣調查方法、中國的網絡、城鄉及地方架構資料，推斷出「五毛黨」於全中國的組織及活動規模。Gary King把這些研究結果寫成「How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abricates Social Media Posts for Strategic Distraction, not Engaged Argument」一文，並自今年7月26日起於其網頁發表，讓公眾下載閱讀。

每年製4.5億帖文 過半在官方平台

研究團隊推算「五毛黨」每年於全中國的社交媒體平台製造大約4億4千8百萬條帖文，其中約52.7%出現於官方平台，其餘約2億1千2百萬條信息，則散佈於約商業社交平台上的800億條帖文中。由此可見，雖然「五毛黨」生產海量的網絡帖文，但對比於更為海量的內地網絡輿論信息，亦不過是泥牛入海。故此，研究團隊由「五毛黨」的帖文時間、內容及活躍平台，推論了以下的「五毛網絡攻略」：

一、鞏固官方網絡輿論陣地：在約4.5億條「五毛」帖文中，有超過一半在中國官方社交或網絡平台發表。此外研究團隊亦發現，「五毛」帖文在官方平台亦明顯地較活躍。例如，在上述研究文章初稿的內容為國際傳媒報道後，被視為代表內地官方立場的《環球時報》曾發表社評予以回應，指出中國社會總體是認同「引導輿論」的必要性。研究團隊於是把握這機會，對比《環球時報》網站及「新浪微博」對這篇社評的網絡輿論反應。結果發現《環球時報》網站中有82%的相關帖文評論都支持該篇社評，而「新浪微博」則只有30%的相關評論支持《環球時報》的社評。這發現證實「五毛黨」傾向鞏固官方網絡輿論陣地，多於轉戰於商業社交平台。另外更為難得的，是中國政府透過半官方媒體的回應，算是首次親口承認了「五毛黨」的存在。

重要時刻較活躍 力圖引導輿論

二、集中火力、把握戰機：以2億多的「五毛」帖文投入商業社交平台信息中約800億條信息中，要發揮效力，則必定要集中火力，把握戰機，於「重要日子」或「事件」中發揮作用。研究團隊從江西省贛州市章貢區網絡宣傳辦公室的外泄電郵資料中，推斷及辨認了43,797條「五毛」帖文，並研究它們於2013及2014年的出現分佈狀態。結果發現「五毛」帖文主要活躍於群體事件（如動亂或大型示威）之後，人大政協兩會或中共重要紀念日子期間（這些期間的「上訪」或「示威」較容易惹起公眾關注），以及是清明節等民眾放假又「得閒」之時（可能因為害怕人們有時間「搞事」）。總括而言，「五毛黨」大約在這些「重要」時刻較為活躍，力圖「引導」輿論。

三、避免爭論、轉移話題：研究團隊發現，「五毛黨」的「作戰方式」跟一般的理解大不相同。他們極少會主動「挑機」反駁不滿黨和政府的言論，又或批評「外國勢力」，甚至談論爭議話題。「五毛黨」主要是轉移話題，以稱許中共及政府、敍述施政效能等把輿論視線盡量轉離敏感爭議。直接跟反對聲音交鋒只會讓其於社會繼續發酵；讓輿論百花齊放，再不斷「轉移話題」，方是應對輿論戰的上策。

嚴密組織對付子民 讓國民扼腕

上文的戰略效果如何，見仁見智。不過，文章也替「五毛黨」洗脫「五毛」的傳聞──研究團隊追查發現，大部分的「五毛黨」用戶其實是公職人員或支持中共施政的輿論領袖。他們發表評論、增開不同用戶帳號、向官方報告網絡輿情，是事實；但所謂每條帖文收取5毛錢，似乎是傳聞多於實證。另外，中共及政府機構必定不會放過一些鼓動群體事件的輿論和組織。事實上，國內近日大規模搜捕維權律師及輿論領袖，其中的罪名往往便是鼓動群眾「鬧事」。

層層的監控、嚴密的組織，是用以對付自己的子民而非外敵，這是Gary King的研究團隊所作的結語之一。這相信也是讓國民最為扼腕的說話。

作者是恒生管理學院傳播學院助理教授

呂秉權 - 練乙錚被封筆

2016年8月2日 

【明報文章】窗外颱風打到來，肆虐香港言論自由的猛風亦颳得既急且狠，昔日光輝的老牌媒體被弄得日月無光、言而無信。

上周五，《信報》總編輯郭艷明發電郵通知《信報》前總編輯及主筆、香港一大「健筆」的資深評論人練乙錚，表示因改版，8月1日起「暫停」其專欄。郭在回應《明報》及《蘋果日報》的查詢時解釋，改版要減版控制成本，刪練乙錚的欄無特別原因，「無作者會一生一世」。

練乙錚在「封筆之作」〈別了《信報》〉一文透露，3月底時《信報》已知會他由於經營困難，給他的潤筆（稿費）一下子減少六成，但專欄還能繼續。他自覺與《信報》榮辱與共，完全不介意。很多人知道練先生寫文「變態」，但不說不知，說了亦不信，他每周兩篇4000字鴻文，最少花5天、每天十數小時來構思、搵料、研究和寫作，是地獄級的嘔心瀝血，篇篇咬出來都有極其詳實的背景、理論演化、引例、評論和反思。這些嚴謹立論、精闢分析的作品，無疑是香港和讀者之寶。獲通知改版停欄後，練不禁問了3個字：「為什麼？」

繼兩年前TVB一群編採人員因「七警事件」發公開信之後，一群署名現職和前任《信報》員工亦迫不得已向總編輯郭艷明發公開信，質疑「多場選舉將至，以總編輯郭艷明為首的管理層突然在這個時候作出這項決定，難免令人聯想到是個政治決定、為當權者執行滅聲任務。在這個風雨飄搖、新聞及言論自由受壓迫的年代，我們十分憂慮《信報》已淪為下一份失守的報紙」。

他們還提出實在理據，指練乙錚與林行止先生的文章，一直高踞《信報》點擊率前列，可是練的待遇卻不成正比，不但不獲續約和幾乎絕迹網上宣傳，「令人質疑練生遭有計劃、有部署地針對，背後或有不可告人原因或授意」。

有內地時評人寫道：「什麼叫（香港）回歸？星島訪李波，南早訪趙威，東方訪王宇。明報炒掉安裕，信報解約練乙錚。」

自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5月訪港之後，中央已調整對港方針，一邊統戰泛民，一邊對本土宣戰，所有與本土及港獨相關的言論和行動空間迅速收窄，各種打壓之舉逐一就位。但是，在言論自由的保障下，各種不同的觀點理應受到尊重和容納，讓真理愈辯愈明，傳媒絕不應因為政治氣候甚至政治目的或任務而將某些立場的專欄粗暴停掉，變成「假和諧」和「一言堂」。如只懂緊緊跟隨官方口徑，報刊分分鐘要「改姓」，丟失幾十年的招牌和靈魂。

言而無信，可以一下子發生。

作者是浸會大學新聞系高級講師

桑普 - 「習禁評」的審查和出擊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7月26日

《狼吞虎嚥：習近平與梁振英專政之始》是我的第三套政治評論文集，由香港九江文化出版，發行人是武宜三。本書面世過程，歷盡驚險波折。武宜三承受壓力，反覆思量，終於同意出版本書，我相當感激。程翔也因為答應擔任拙著新書發佈會的主持，竟然收到不要「頂風作案」的「溫馨提示」，實在令人憤慨。

寫政論多年，自己評自己，還是第一次。我要談談幾點感想。一、共產黨監控與箝制網上言論的實力，不容小覷。7月13日，我擬在23日舉行新書發佈會的文稿出現之後，48小時內，即引起斧頭幫打手的注意和出擊，快、狠、準。

二、欲破艱困，必須堅定，述說真相，公開高調，內外輿論，傳遍四海。有些人未必同意我的看法，認為政治碰不得，共禍闖不過，遇困宜低調，應徐圖後計。然而，依我看來，沉默就是懦弱，忍耐就是麻木。有些人的家屬沉默了，結果呢？大家不妨想想。

三、網上有人聲稱：我是為了催谷新書銷情、為了錢而「做」新聞。但請問出300套書，怎能賺得到錢？由始至終，主動出擊恐嚇的是斧頭幫打手，我是處於被動，只有敍述事實，沒有加油添醋，怎能算是「做」新聞？

四、我結集文章出書，究竟是為了甚麼？很簡單，留下歷史記錄與見證，避免網上及報刊資訊零散紛亂而欠缺系統性整理。我以前找晨鐘書局老闆姚文田出版《風雨如晦》及《革命倒影》，也是抱持同一目標。豈料到了這一次，我的新書意外成了香港言論自由與出版自由的另一塊試金石。

五、在銅鑼灣書店事件中，被衝垮的香港言論自由與出版自由「底線」是：不能黑吃黑收錢後叛黨、不能吃共產黨飯而砸共產黨鍋、不能胡編亂造故事誹謗習近平、不能把這些書運到大陸出售。今天的九江文化發行事件，被衝垮的香港言論自由與出版自由「底線」悄悄地向前推進了一大步：不能在香港出版任何在標題或內容方面負面評論習近平的書籍，不論作者理性評論抑或胡編亂造，一概不准。這是共產黨把底線逐步向前挪移之舉。一旦大家繼續沉默，不肯撰寫反習、反共、港獨書籍或發表相關言論，中共必將繼續蠶食，我們必須防微杜漸。須知道，這已經不是「自我審查」的問題，而是共產黨「主動審查和出擊」的現實。豈不嚴峻？

六、對一個人的不義，就是對全人類尊嚴的踐踏。同樣道理，對習近平的禁評（名副其實的「習禁評」），就是對言論自由與出版自由的全面打擊。有些人說：「你還可以批評毛、鄧、江、胡、反右、大饑荒、文革、六四，只是識點時務，不要批評習近平即可，所以你的言論自由還是有99％嘛！」這是荒謬的說法。「你可以愛全世界的人，就是絕對不可以愛父母夫妻子女，所以你愛人的自由還是遠遠超過99.99％嘛！」通嗎？須知道，沒有明顯而立即造成暴力危險的言論，即應享有百分百的自由。港獨如是，反共如是，反習亦如是。

七、有些人更奇怪，聲稱「你做得政治評論，就應該預算好會有這樣一天」。這樣麻木不仁、冷血無情、不分善惡是非、信奉強權即公理的觀點，簡直不值一駁。今年9月，這種人投得出票給某些黨派的候選人，又應該預備會有怎樣的一天呢？上廁所，又預備會有怎樣的一天呢？上班、上課，又預備會有怎樣的一天呢？「預備會有」暗示「理當如此」。這是甚麼「理」？根本只是赤裸裸的恫嚇和強權而已。識者自省，莫墮深淵。

桑普
政治評論人

長平觀察：Lady Gaga與中國政治霸淩

德國之聲中文網   2016年6月28日

美國歌星Lady Gaga（臺灣譯為"女神卡卡"，中國大陸多用英文藝名）因為與達賴喇嘛見面，遭到中國大陸"粉絲"憤怒刷屏，指責她"與恐怖分子為伍"，"傷害了中國粉絲的感情"。據《蘋果日報》報道，中宣部、廣電總局及網辦層層下達封殺Lady Gaga的指示，要求內地所有傳媒及全網即時停止播放和上載Lady Gaga的所有作品。

可以看出，這些"粉絲"既不瞭解達賴喇嘛，也不瞭解Lady Gaga。換句話說，他們既不關心到底是誰在威脅或者推進世界和平，也不關心所謂"偶像"真正關心的問題，並非真正的粉絲。甚至，他們連娛樂消費者都算不上──正如有網民嘲笑的那樣："一群聽盜版音樂的人恐嚇Lady Gaga將失去中國市場。"

更重要的是，他們也不瞭解自己，並非自由發表意見的網民。我知道，他們中的很多人因為被稱為"五毛"而憤怒，因為他們真的沒有從政府部門直接領賞，而是真心憤怒，主動抗議。"為什麼擁護政府就要說是被洗腦？"他們感到不解。很遺憾，這是事實。

且不說政府控制了全部教育、出版和媒體，每天發佈各種"引導輿論"的指令，列出無以計數的被禁書籍、網站、歌曲、作者、歌星和人權活動家，也不說一個打壓基本人權、動輒禁這禁那的政府不靠洗腦如何能獲得贊同，單就所謂港獨、藏獨、中間道路等議題而言，權力禁止了一方面的意見，另一方面意見怎麼好意思宣稱勝利？

被禁止的其實是本國民眾

《環球時報》對此心知肚明。在前不久評論"網民打擊何韻詩"的文章中，它強調"這種打擊完全是內地民間的自發行為，它的性質一如蘭蔻取消'何韻詩音樂會'後，一些香港人所呼籲的對蘭蔻的抵制"。這是明顯的謊言。很多香港人、機構和企業可以高喊"堅決反對港獨"，在內地可以宣稱"堅決支持港獨"嗎？

官媒為什麼要不惜公然撒謊來強調這點？因為它希望外界將專制控制看成是一個民族主義問題。或者說，按照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像的共同體》中的區分，它刻意要混淆“群眾民族主義”與“官方民族主義”。事實上，境外媒體報道中稱"中國網民"的時候，或多或少接受了這種宣傳。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說，官方民族主義是對群眾民族主義歷史的收割和利用。在今天的中國，官方從播種、收割到加工都完全掌控，很難說有什麼原初的群眾民族主義。那些群情激憤“驅趕”歌星的網民，動輒宣稱這是“人民的力量”。事實上，在讓孩子不喝毒奶粉、不吸毒空氣等同樣讓他們憤怒的議題上，“人民”沒有半點力量。

一些港臺人士對此辨識不感興趣，認為群眾民族主義和官方民族主義沒有區別，不過是"蝗蟲"和"蝗蟲的爹"而已。不過，對此問題有清醒的認識之後就會明白，與其花費大量時間去和"中國網民"吵架，不如更多地抨擊中共輿論控制。言論自由的社會，仍然會有民族主義和意見分裂，但是這種可怕的"人民的力量"不復存在。

禁止娛樂明星的"力量"來自官方，它直接損害的正是"人民"的利益。極端的例子，就是"文革"期間全國人民只看八個"樣板戲"。人們忽略了一個簡單的事實：禁令並非直接下達給自由世界的歌者，而是不允許本國人民自由聽歌。被禁止的聽者非但不抗議，卻還念茲在茲富可敵國的歌者的利益，實在不可理喻。

來自北京的政治霸淩

歌者當然也是受害者。這種傷害不僅僅是"失去市場"，而且是政府發動和引導的人身攻擊，以及對娛樂業必需的精神自由和言論自由的踐踏。那些自稱"粉絲"的中國網民，似乎並不知道， Lady Gaga一直致力於反對各種霸陵（Bullying) 。幾年前，她曾因一位同性戀少年受欺淩自殺，宣稱要和奧巴馬總統見面討論此議題。

在本年度奧斯卡電影獎上，Lady Gaga演唱了《直至你感同身受》（Till It Happens To You）。這首歌是一部反映美國校園霸淩現象之一──性侵害紀錄片的主題曲。在Lady Gaga演唱時，來自美國各地的52名性侵倖存者，有男有女，走上舞臺，手牽著手，互相鼓勵，一起完成了演出。

今年以來"政治霸淩（political bullying）"成為美國輿論中的一個熱詞，它是指政治人物或者組織利用政治權力行欺淩之事。放在全球範圍來看，北京政府鎮壓本國異議人士，打擊港臺及境外的反對力量，包括禁止不同政治觀點的娛樂明星，難道不是最嚴重的政治霸淩嗎？

霸淩現象中的常見錯誤是"譴責受害者"，讓受害者覺得是自己的錯。這也正是欺淩長期存在的秘密。中共官媒及所謂"網民"也是如此，企圖讓人認為錯誤不在政府禁止民眾聽歌，而是歌星們做錯了事說錯了話。

Lady Gaga在奧斯卡電影獎演出之前，登上舞臺介紹節目的人是美國副總統拜登。他呼籲人們採取行動阻止性侵犯行為。"我們必須也能夠改變文化，讓遭受虐待的女人和男人不再自問：'我做錯了什麼？'她們沒有做錯任何事。"

相信長期反對霸淩現象的Lady Gaga不會接受中國網民的譴責。所有遭受中共政治霸淩而失去所謂"粉絲"的明星們，也不必自問："我做錯了什麼？"你們沒有做錯任何事。

長平是中國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現居德國。

德國之聲致力於為您提供客觀中立的新聞報道，以及展現多種角度的評論分析。文中評論及分析僅代表作者或專家個人立場。

李怡 - 只要不太惡心就收貨了

世道人生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5月12日

明天是記協一年一度的籌款ball，照例接到一兩位買了桌子的朋友邀請，我以剛遠遊回港疲倦而婉謝了。是實情也是藉口，更深層的心理原因，是去年我的臨時「甩底」及其後獲得的資訊，讓我醒悟到魯迅說「雅人應避俗人」的話。香港過去立場不同、平日針鋒相對的人，在杯觥交錯中談風月敍友誼也交換些消息意見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誠如去年網友竇蓉在文章說，「放下立場，歡聚一堂的舊日時光不再」，那時「政府怎樣憎記者，也不會下令企業抽廣告、搵大陸流氓搞蘋果、縱容黑社會打前線記者、打記者的暴徒獲警察不合理地包庇，凡此種種，多不勝數，政權無所不用其極地消滅傳媒，以官媒、黨委取代」。其實還有，那時即使同新華社（中聯辦前身）的中共官員，雖不同意見大家也是有偈傾的。現在，沒有了。

我既是幾十年的記協會員，也一直支持和尊敬記協努力維護香港新聞從業員和新聞自由的工作，但記協ball近年陸續有些見到都要作三日嘔的人出現，應酬兩句或被捕拍照都覺得是作賤自己。當然，買桌子的人邀請甚麼座上客，是他們權利，記協是無法選擇的。所以，不怪記協，怪自己臉皮薄，這種場合躲開為妙。

記協每年邀請的主禮嘉賓，都煞費苦心，過去請過彭定康、李國能、包致金，都是備受敬重的人物。去年請了曾俊華，他妙語如珠，含沙射影半帶嘲諷引入政壇話題，引來哄堂笑聲，但主題卻是藉「高牆與雞蛋」的比喻，警告記者要慎用話語權，並說語言霸權的威力比社會其他霸權更加驚人。而他面對的卻是新聞自由不斷被扼殺的時代。另一主題就是為政府推銷政改。

曾俊華在目前的政府高官（我已不能稱之為團隊了）中，民望算高，而且還偶爾會說些符合市民心聲的話。在記協ball講話要傳達的主旨也相當技巧。

今年記協ball，據聞主禮嘉賓是港大校長馬斐森。如果一年前請他做主禮嘉賓，相信還很受尊重。那時固然有親共人士反對他的任命，但多數港大師生和社會人士對他還有期待。開始時，他也支持陳文敏任副校的提名。但今年一月，他表現出臣服在李國章的淫威下，指學生包圍校委會是「暴民統治」，更指學生行動讓他聯想到「1989年英國希爾斯堡球場人踩人慘劇」。在「中國式病毒」肆虐下，馬斐森拜倒權錢似乎已沒有懸念矣。

舉目望向香港今日政商學高層滿朝權貴，記協要找一個比曾俊華、馬斐森更似人樣的做主禮嘉賓，也不容易。鄭國漢乎？陳章明乎？在高官和眾建制派中，只要說幾句人話的，或向梁特抽抽水的，我們就要奉為「真人」，儘管他們在立法會投票時仍然按政府意願投票。高官中只要表現不太惡心的，市民好像就收貨了。香港人的標準，就是這樣在689的蹂躪下，不斷向下調降。如果說，怎樣的人民就有怎樣的政府，那麼689 的任務就是不斷把香港人的標準推低，然後使香港人可以接受越來越低水平的管治。

卓文 - 中國病了

夾心人   2016年5月11日

因為「魏則西事件」，本報社評質疑內地有沒有類似香港「不良醫藥廣告」監管法例。我可以代答是有的。中國是法制之國，實施大陸法制度，法律五花八門，當然有相關規例。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告法》為例，內中第十六條，就規管醫療廣告不得含有「表示功效，安全性的保證」及「說明治癒率或者有效率」。不過這悲劇不盡是法律問題，遑論不良廣告。

單從法律角度看，這個案非常複雜。固然百度暗裏收了廣告費，將醫院及療法排到最前，但搜索引擎並沒有作出任何醫療推薦。它只是利用一個「植入」方式，引導搜索者去醫院網站。就筆者所知，國內國外目前沒有法律監管這個做法。百度最大爭議，只是沒有將搜索結果帶有廣告性質公開。電子平台發展太快，嶄新經營手法層出不窮，各地立法根本追不上這個速度。

至於療法也有爭議性。雖然據稱外國已淘汰相關治療，但不表示違法。以中醫為例，外國大多不會接受，卻在中華區域盛行。同樣很多創新治療，特別是臨床實驗，只要得到患病者同意，註冊醫生進行，也沒有法律後果。說到底，每種療法都有風險，只是大部分病人忽視。

就筆者所知，在內地主流醫學界，靠掛部隊醫院的莆田系從來沒有地位。但這鍋老鼠屎不僅壞了部隊醫院聲譽，也惡化當前岌岌可危的醫患關係。事件不是百度或醫藥廣告問題。整個根源在腐敗人心。無論醫院和醫生，大多以盈利和個人利益為目標，忘記醫護者天職。早前過期疫苗，已是一個活生生例子。就算有良心醫護人員，在整個體制下，也是有心無力。中國社會是生重病了。

長平 - 魏則西事件與中國癌症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5月10日

陝西大學生魏則西患了罕見的癌症滑膜肉瘤，多方求治無效，於上個月去世，成為近日最大的網絡事件之一。這起看起來「生死由命」的案例，包含了中國大陸社會存在的多種罪惡。

首先是魏則西去世前不久在網絡上揭露搜索引擎企業百度的惡。互聯網並沒有給大多中國民眾帶來全球化資訊共用，而是讓中共當局建立起更加精密的控制與洗腦機制。這種機制不僅不鼓勵有助於資訊分享與傳播的技術創新，而且讓企業主動作惡，一邊與專制政府合作發明和更新審查技術，一邊利用政治手段擠壓不肯充份配合的國外企業。全球搜索引擎谷歌因此被迫退出中國市場。

和其他中國特色的網絡企業一樣，百度從當局獲得的回報，不僅是壟斷中國龐大的市場，而且是不受法律監管的為所欲為。百度採用競價排名廣告政策，混淆搜索內容與商業廣告，成為醫療騙子的大本營。

醫療欺騙是中國醫療體制更早造就的另一種惡。為了社會控制而不是公平正義而建立的醫療體制，使得城鄉之間、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之間醫療資源存在巨大的差異，大城市少數大醫院才值得信賴，為騙子提供了機會。

中國社會控制一直沒有走出戰時體制，緊緊抓住槍桿子是當局保住權力的核心手段。因此，不僅優勢資源向軍隊傾斜，而且涉及軍隊的醜聞難以揭露。騙子們順水推舟，為虎作倀，老軍醫、武警醫院成為最好的旗號。地方小騙子披上軍隊的外衣，再和百度合作，儼然成了新時代的新科技。

於是，毫不意外地，魏則西通過百度搜索到了武警北京總隊第二醫院。這家醫院的「老軍醫」向他推薦了「來自美國的先進醫療技術」（實際上是不成熟的技術），保他再活20年。在花了20多萬元人民幣之後，魏則西迅速走到生命的盡頭。

百度曾被揭露三成以上的收入來自虛假醫療和保健廣告，它甚至把血友病貼吧等網絡論壇的管理權賣給私人醫院。由於醫療的專業性和生命的不可逆，人們無法知道到底有多少人上當受騙，以及受害的嚴重程度。可以推測，身患絕症的魏則西並不是百度最大的受害者，只是他的遭遇被發現並傳播，引爆了網民們長久的積怨。

砌詞狡辯洗腦　是為更大的惡更多的惡還在等在後面。政府僱用匿名網絡評論員攪渾輿論並洗腦的手法，中國企業尤其是與政府緊密合作的互聯網企業，早已經學會並駕輕就熟，而且直接享受洗腦的成果。再一次，百度辯護者祭出民族主義大旗，稱網民對它的批評是外國敵對勢力佔領中國輿論陣地的陰謀，號召網民「寧可死在自己貪婪的兄弟手裏，也不能當亡國奴」。

洗腦的另一個成果是，追求公正被認為天真可笑，天下烏鴉一般黑，沒甚麼好抱怨的。百度辯護者不否認它作惡，但辯稱它不是最大的惡。而且通過釋放六四資訊等，表明站在它背後的最大的惡是政府。揭露最大的惡本該是為了公義，但是在這裏成了百度逃避罪責的擋箭牌。

面對成堆的社會問題，官方喉舌《人民日報》發表評論稱，人有生老病死，因此，「尊重自然規律，放棄不切實際的幻想，坦然地面對生與死，是最理性的選擇」。這些原本正確的話語，在此種語境中，成為惡的源頭：政府不僅不作為，而且奉勸人民不抵抗。

配合這些洗腦話語的，是來自宣傳部門的禁令：相關報道「全面降溫」，除新華社、《人民日報》等權威媒體消息外，不再新發相關報道、評論。於是，醫療欺騙就跟腐敗、強拆、城管、毒奶粉、問題疫苗一樣，生在中國，只能「坦然面對」。

由此可見，如果說社會是追求美好生活的運作機制的話，那麼中國大陸社會也本身也遍佈惡性腫瘤。惟有脫胎換骨，才能重獲新生。

長平
《南都周刊》前主筆

長平觀察：推！「偉大的中國故事」

德國之聲中文網   2016年4月19日

廣州曾經有一位記者被人笑話，因為他的報道總是這樣開頭：「××做夢都沒有想到……」即便是那位記者，做夢都不會想到，有一天新聞報道可以這樣寫：網友們做夢都沒有想到，推特（twitter）官方人士向中國中央電視台（CCTV）發出邀請：「讓我們攜手合作，向世界講述偉大的中國故事。」

這句話讓很多推特用戶目瞪口呆。他們沒有看錯，說出它的人是推特新任命的首位大中華區董事總經理陳葵（Kathy Chen）。她走馬上任之後，在推特上首先和央視及新華社互動示好，儼然是面對公眾的「就職演說」。

中共宣傳機器講述過無數「偉大的中國故事」。它在餓殍遍地時講述過水稻畝產上萬斤，它在紅衛兵街頭槍戰時講述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又在「六四」民主運動被鎮壓時稱它是「反革命暴亂」。今天，它在講述中國有自己的「特殊國情」，堅決拒斥民主、自由、人權等「西方價值觀」。

對於同屬「大中華區」的港臺民眾來說，當下央視講述的最「偉大」的故事，莫過於長期出版中共政治禁書的銅鑼灣書店股東「自願」從境外偷渡到中國大陸向警方「自首」或者「配合調查」，在央視及其合作媒體上公開認罪，並宣稱要放棄外國護照；以及中國警方從肯尼亞押運臺灣「犯罪分子」到大陸，並讓他們上央視認罪。

和很多西方人想像的不同，央視從來沒有滿足於只對中國大陸人講述這些「偉大的故事」。作為中共「大外宣」政策的執行者，它一直在全世界尋找合作夥伴，向全人類推銷這些故事。中國政府把四分之一的人類控制起來，主宰他們的新聞和文化消費，然後用這個「巨大的市場」作為籌碼，配合騷擾、威脅、拒發記者簽證及網絡防火牆等手段，逼迫境外媒體合作。

因為貪婪或者恐懼，境外媒體對中共順從合作並不意外；但是很多人以為推特會是最後一個。和其他不接受中共審查的媒體一樣，推特早已在2009年被中共封鎖。作為網絡時代的自媒體代表，它被追求言論自由的中國網民稱為「永不打烊的自由小酒館」，很多人堅持「翻牆」使用。

幫助過濾政治敏感信息？

「想不到你這濃眉大眼的傢伙也背叛革命了！」正如喜劇演員陳佩斯的相聲名句所言，陳葵的發言令這些忠實的推特用戶感到驚愕。他們並不在乎推特從未對他們表示過感激，但是也無法接受這樣的冒犯和羞辱。他們表達了強烈的質疑和抗議，並在美國白宮網站聯署請願書。

這還不是最黑色幽默的地方。網民搜索發現，陳葵具有可疑的中國軍方和公安背景，曾擔任北京冠群金辰軟件公司任總經理，一家由美國網企與中國公安部合資成立的公司，其產品之一是郵件過濾。過濾什麼呢？陳葵解釋說：「……還有可能具有法輪功或者政治敏感信息或者不良信息，我們會有內容上的過濾。」這些產品顯然令中方感到滿意，陳葵獲得「2004年度中國信息安全保障突出貢獻獎」。

隨後，她又加盟疑因幫助中國政府建立網絡防火牆而廣受質疑的美國企業思科，出任其中國公司高級副總裁，工作任務包括「特別致力於與政府各部門及其直屬機構建立良好的政府關係」。

這也是一個「偉大的中國故事」：很有可能，一個曾經幫助中國政府封鎖推特的人，被聘為推特的大中華區董事總經理。而她並不是中國政府的「叛徒」，而是公開宣示繼續和它合作。

即便如推特官方所說，陳葵目前的主要工作是拉企業廣告，而不是平台建設，她的工作經歷及「就職演說」讓用戶感到厭惡和擔憂，仍然不言而喻。

中國政府也在努力「連接世界」

去年底，在巴黎為媒體同行做培訓時，我為自媒體給出了自己的定義。我舉例說，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作為大學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我創辦了一份信息雜誌，自己編寫內容，自己送到印刷廠印刷，自己發行，並獲得經濟上的成功。儘管那時還是鉛字排版，但是我稱它為「自媒體」。而如今中國大陸的微博、微信等被中共宣傳部門嚴格監管的社交媒體，無論它通過多麼先進的互聯網和手機發佈信息，也很難稱它們為真正的「自媒體」。

自媒體之「自」，或者說新媒體之「新」，並不在於其生產和發佈技術。技術只是為它提供了更大的可能，讓它能夠補充及挑戰精英控制的傳統媒體，相對獨自自主地發佈和傳播信息，為普遍人提供發聲的平臺，而且每一個聲音都可以等到更加平等的對待。臉書（Facebook）和推特在世界上大多數地方做到了這一點，成為新媒體的典範。這也正是它們被任意操控輿論的中國政府封鎖的原因。

只有改變其根本特性，接受中國政府的審查和控制，這些新媒體才有可能不受阻攔地進入中國大陸，成為和那裏的眾多網絡媒體一樣，以新媒體之名，行專制操控的傳統媒體之實。否則，無論紮克伯格去北京街頭呼吸多少被污染的空氣，也無論陳葵成為推特用戶的頭一天就多麼熱烈地與新華社及央視擁抱，除了讓現有用戶感到不安及受辱之外，不會有別的收穫。

陳葵在推特上用中英文貼出傳統「中國結」，表達「連接你我」的意思。「連接世界」也是紮克伯格的口頭禪。且不說一邊宣揚「連接」一邊討好封鎖信息的專制政權有多麼虛偽，這種低級的心靈雞湯還掩蓋了如下事實：中國政府一邊封鎖信息，一邊也在努力連接世界，孜孜不倦地向全人類「講述偉大的中國故事」。因此，如果這心靈雞湯不想騙人的話，只講「連接世界」這一方面是不夠的。

高重建 - 翻牆背後的成本

RYU VS KEN   星期日生活   2016年4月17日

【明報專訊】曾跟朋友說，香港最主要的成本是租金，大陸最主要的成本是翻牆。那雖然是戲言，但實際上也是事實。

比如說我的廣州辦公室，光纖上網本來就要比香港貴得多，還要另加「海外帶寬」，逐M算。然後加錢翻牆。這還只是辦公室內而已，為了讓同事平時也能真‧上網，還得為所有同事買VPN，選用市面上公認最好的。但就連這家專業做VPN的公司，最近也翻不了牆，可憐我付了一大筆年費給外國勢力，原來買來了過期武器，都沒意識到祖國早已超英趕美。

祖國高牆 超英趕美

你說就算是這些成本加起來，還不至於高過租金？當然。但翻牆真正的成本，是背後的隱藏成本。相對國內專業的同事，過時的我啥都不懂。但有時他們有不懂的時候會問我，假定我知道。你問我，我問邊個？當然是姑姑——Google是也。我經常抱着一個假定，我們不過一家小小遊戲公司，又不是什麼全球先鋒，任何我們想到的，之前都有不少人想過了，任何我們的疑問，之前都有人問過了，也有人解決了。前陣子網上流傳一本假書叫Copy and pasting from Stack Overflow - cutting corners to meet arbitrary management deadlines，程序員紛紛LOL（laugh out loud），正是因為明知是假的但又很寫實，現在遇到編程問題，總能在最大的程序員社區Stack Overflow找到答案，拿來主義。

砍掉大量生產力

所以除非你要享受解迷的過程，否則自行花時間解決難題前都應該先行搜索。這個假定，大部分時間是對的，問題和答案姑姑都能搜出來。當搜不出來，通常是因為自己搜索的功夫不到家。真正沒有人解決過兼放上網的問題，搞不好可以讓你拿諾貝爾獎。缺乏了搜索的能力，就是失去了大量生產力。而很多優秀的內容，都存放在海外的網站，於是牆掉海外網站，就是砍掉國家大量生產力。

我是很平和，非常有耐性的人，但也偶爾對國內的同事發脾氣。不止一次，是因為儘管公司不計成本提供最好的上網和翻牆資源，同事依然不珍惜，懶得用，繼續百度，寧願QQ。「姑姑還是不穩定」、「Slack傳文件就是慢」——blame the victims。這種互聯網式自暴自棄，教我很火光。

我除了很難發脾氣，也絕少認真厭惡，但我真心討厭百度。國際上有科網三巨頭Apple、Google、Microsoft，國內的三巨頭人稱BAT——Baidu、Alibaba、Tencent——分別掌握了人與資訊的關係、人和貨金的關係以及人與人的關係。有些港人常覺得Alibaba當年鬥贏了eBay、Amazon等網店，QQ過往鬥走了ICQ、MSN等即時通訊軟件，純粹因為國內的高牆和保護政策，我不認同。保護政策和高牆固然是給國內公司提供了優勢，但真正深入使用PayPal、支付寶、MSN、QQ，在牆內和牆外生活的人，相信都能感受到「阿Q」，還有很多中國科技公司比如小米，從抄起家是事實，但發展成型後確實有青出於藍的地方，部分技術和功能很先進，甚至有創意。比如，facebook和LINE的支付功能是跟微信支付學的，只是有些港人不知道，或者知道也不願意承認。相對於eBay和MSN，直接競爭對手「阿Q」確實提供了很多針對中國獨有情况的細微改善。

就是百度，我從來看不到它有任何地方超越學習對象Google，甚至連抄也抄得不倫不類，到喉唔到肺，比如網上辦公軟件欠奉，在國內整個安卓手機系統的生態中更只扮演大配角。呀，不對，還是有一項功能超越了，過濾。百度過濾出來的信息，還有百度百科，清過蒸餾水，大可考慮發展水利。比如說，搜索巴拿馬，能找到大量旅遊和地理知識，還「被推薦」移民巴拿馬條件的網頁。助紂為虐，百度當之無愧。要數天下第一阻礙國家發展、阻住地球轉的科技公司，首選百度。

文：高重建

編輯：王翠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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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純恩 - 資訊偏差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2月17日

到了墨爾本，朋友們來看我，說起香港情況，不論香港移民還是大陸移民，對於香港發生的事情都很關心，關心自然要了解，如今的了解途徑自然就是上網。

於是就發現一個有趣現象，香港移民的信息來源多數是香港媒體，大陸移民看的則是大陸媒體。得到信息的來源不同，對事情的認知和看法也不同。比如年初一旺角街頭事件，大陸移民朋友的疑惑就大得多，偏見很大，陰謀論很多，一問，他們看的都是大陸媒體報道。

我跟他們說，你們來自大陸，對大陸媒體的報道傾向和手法應該清楚，許多「報道」，也都不知道是第幾手資料，等你讀到，離真相已經很遠。既然你們關心香港，想知道香港發生的事情的真相，就應該直接看香港媒體的報道，左中右媒體的報道都看齊，然後再用自己的識見和智慧去理一理頭緒，這樣離事實即使不全中，亦不遠了。至於對這件事的看法和態度，那就自便了，但是，起碼不會上當受騙瞎起哄。

為了使他們比較準確了解香港情況，我把近三年多來香港發生的事情跟他們略講一下，他們聽完，發覺跟自己的認知有很大的距離，從中可以看出習慣勢力的強大，像這些中國大陸移民朋友，雖然已經身處資訊自由環境，但因為習慣勢力，一上網，選看的依然是那幾個在中國防火牆之內的媒體，那堵牆，好像都砌在腦子裏一樣，勢力強大，很難扭轉。

李怡 - 謠傳是對專制政權的懲罰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1月23日

本身是「幫港出聲」成員的監警會新任成員錢志庸，日前表示，假設李波「一如政棍所編的故事」，在內地籌劃出版禁書，即使是在香港印刷和出售，雖沒有牴觸香港法例，亦會觸犯內地法律，故審判權在內地。

李波因出版禁書而罹禍，絕非「政棍所編故事」，中共官媒《環球時報》稱：「銅鑼灣書店長期出版、銷售針對內地的政治書籍，大量編造虛假內容，惡毒攻擊國家政治制度……給內地維護秩序製造了特殊干擾」。《環時》也承認「強力部門」用「規避法律」的辦法「讓一個被調查者進行配合」。李波因何事被中共以強力手段「弄」去大陸，社會已無懸念。錢志庸的說法只是把中共踐踏一國兩制的行徑合理化而已。

香港許多人仍然抱着事不關己的心態，認為我不是做出版行業，沒有出版中共的禁書，因此不關我事。殊不知在香港做出版也是一門法律允許的行業，幾個做發行工作的人，可能根本不知道發行的是大陸禁書。對他們來說，這只是一份工。你沒有出書，但有沒有發表過「針對內地政治」的言論呢？如果有，是不是都會在香港被強力部門架走？這是李波事件最使香港人感憂慮之處。

自由行催生禁書行業

在香港，出版有關大陸的政治書籍不是只有銅鑼灣書店。在機場，在報攤，都佈滿針對大陸的政治書籍。香港很少人看這些書，更少人會相信書中內容。這些書的銷售對象是大陸自由行旅客。每年大陸旅客有四千多萬，有百分一人對這些書有興趣，就是四十多萬。實際上絕不止百分一。他們不僅自己買，還幫朋友買。自由行除了帶旺金舖、藥房，也催生了禁書這個行業，並擁有盈利市場。市場的形成有幾個條件，一，大陸是一個沒有新聞自由的封閉社會，而香港是一個享有出版自由的開放社會；二，香港是最靠近大陸的使用中文的社會，編寫中文書和以中文出版在這裏都輕而易舉；三，開放大陸客自由行，提供了這些書的廣大客源。

如果在美國，出版一本《奧巴馬的六個女人》，相信不會有人感興趣，奧巴馬即使可以控告出版商誹謗，恐怕也懶得去告。因為在一個開放社會，出版一本秘聞書卻提不出任何真憑實據，不會有人相信，不會有市場，受損害的只會是出版商自己——沒有盈利還會賠上商譽。但對於一個封閉社會來說，就不同了，因為封閉，因為對領導人之間的分歧，領導人的生活和行狀，都是國家秘密，於是任何揭秘，不管是真是假，都會讓人民感興趣，而且即使內容鋪陳荒謬，也會相信。

幾年前網上流傳一段「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對中國人的幾點評價」，其中第一條是：「非常聰明，但非常相信傳言。」大陸有一個網民對駱家輝的話予以釋意：「非常聰明也就非常懷疑非傳言，在中國還是傳言比非傳言可靠，非傳言往往都是謊言。」

非傳言就是官方發言人或官媒的言論。比如央視和新華社日前編造的桂民海12年前車禍的故事，這個非傳言不是比一些禁書的編造更離譜嗎？

封閉社會的專政高官如此害怕傳言，害怕禁書，是因為老百姓相信傳言，而相信的原因不是基於愚昧，而是基於社會封閉和官方壟斷傳媒的非傳言太不可信。因此，謠傳，是對專權政治和封閉社會的懲罰。

出版自由是肯定的善

中國憲法沒有對禁書的不容，刑法沒有對禁書的罰則。中國憲法第三十五條甚至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文革後基於對民意支持度有信心，中共曾鼓勵思想解放、言論自由。鄧小平也基於這種信心而提出一國兩制，並且公開揚言香港九七後可以「罵共產黨」。北京的《讀書》雜誌，有好多年都提倡「讀書無禁區」，意思是即使色情的、反共的書都可以讀。然而，隨着權貴資本主義發展，特權和管治問題越來越多，言論和意識形態也就越來越抓緊。不過，連在香港出版「針對內地的政治書籍」都不能容忍，則是在習近平掌大權後才出現的事。

中共老祖宗馬克思寫過許多文章力主出版自由，反對書報檢查。他說「沒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出版自由本身就是思想的體現、自由的體現，就是肯定的善……自由報刊是人民洞察一切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體現，是把個人同國家和世界聯結起來的有聲的紐帶」。

李波事件使一些書店把有關中共的政治書籍下架，個人同國家和世界聯結的紐帶被割斷。對香港固然是墮落的惡耗；對中共國也非好事，因為這會催生更多的謠傳，更多對專制政權的懲罰。（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何慶基 - 想把人民變蠢蛋的蠢蛋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1月5日

與英國萊斯特大學合作研究藝術刪禁的問題，研究進行了半年開始略有頭緒，發現政府最有效落實刪禁的方法，不是甚麼鎮壓制止，而是讓人民統統變成蠢蛋。

任何形式的強制操控，浪費資源兼且形象差劣。現今極權政府刪禁鎮壓手法比昔日極權者如史太林高明得多。最有效而全面的，不是威嚇、監控或以惡法來「依法管治」，這些方法即使壓制了言行，人家心底還是抗拒不服氣。最高超的是薰陶、教育，縮窄人民的目光視野，封閉其思想於細小領域，令整個社群不單不自知，且更沾沾自喜，井底裏以為盡得天下，甚至以此為傲。極權政府就是喜歡這類慢慢煙熏出來的蠢蛋。

事事向錢看的井底蛙

要人民心服口服自甘墮落，不能強壓，要靠落藥催眠去磨滅智商。精於權術的英國殖民統治者深明此道，利用早輩逃港難民那寄人籬下、只求兩餐的卑微心態，培育不搞事只求兩餐的蟻民。多年前曾就香港藝術教育作研究，訪問早年於殖民政府教育署美術科任高職的華裔教育官，當年他曾向英籍上司建議加強中小學美術教育，得到的回應是「學生們學設計好了，學美術令他們想太多」。

「想太多」永遠是當權者的心中刺。簡化思維、縮窄視野，是統治良方。殖民地設立的金科玉律「繁榮安定」，回歸後繼續成為絕對權威。賣的仍是只要賺錢不問其他。繁榮指「有水」、安定指「不要搞搞震」。文化藝術往往是社會獨立思維的表徵，現在連搞文化藝術，都主要以經濟收益來量度，研究可吸引多少遊客，如何建立文化都會品牌，大型文化項目如西九，鮮有討論發展文化對本土有何深層次文化意義。網絡23條談的也是經濟回報，忽視對創意、個人表述的破壞。事事向錢看，腦袋和目光俱欠其他更高更闊理想視野，努力塑造的，是個聲色犬馬大家開心的夜總會。

教書多年，一直認為學生只顧打機唱K，以及盤算畢業後如何賺錢買樓買車。面對如此膚淺一代，心底倒有點失望，如果不是鄙視。怎知雨傘運動的出現，令為師者大跌眼鏡，不單因為他們原來有賺錢以外更高的理想和要求，而運動期間大部份人在追求理想過程中，展現出令人刮目相看的克制、和平、堅持和真誠。當權者及其附庸未能跳出思維枷鎖去了解新世代的思維，瞬即以井蛙之言，控以破壞繁榮安定的彌天大罪，以為齊齊賺錢，社會即成天上人間，所有人也得以全然發展，即使這繁榮絕不公平，有人賺得超級特別多，但漏斗效應最後也惠及貧下階層。例如多消費於是街頭多紙箱垃圾，六、七十歲老人家於是可多拾紙皮，多賺十元八塊。一個又一個老人家推着載上重甸甸紙皮的木頭車，穿插於車輛橫行的路上，快慢交錯，好一片港式繁華景象！

雨傘運動新世代搞亂這個繁華檔，大逆不道至竟要追求繁榮安定以外其他東西，統治者苦心經營、商家和權威學者努力推動的凡事向錢看傳統被打破，仍不知道一些已醒覺的新生代，再沒那為錢做乖乖的奴才心態。對自己、對這個由難民營已變成家的香港，有更高更遠的期望。

最近網上有英菲混血兒反駁王晶那「買到樓是成功」的短片，論點清晰鮮明，淋漓盡致的交代新一代對自己、對香港的理想，羅列井底蠢蛋看不到或不敢想的單薄思維，惹來無數網民激賞。年輕人的激烈行動，井蛙又是從錢的角度解釋，認為是因找不到工作、買不到樓造成，這可能是部份原因，但只要略為與學生溝通，便明白這些絕不是主因，特別是當大批離畢業找工作買樓還很遠的中學生也走上街時，蠢蛋也應嘗試了解年輕一代其他的理想訴求，例如民主與自由。如果連這點也看不到，也無謂浪費時間搞甚麼青年事務。

雨傘運動其一重要成就，就是鮮明地說出要擺脫至今仍持續的殖民式統治下那種思想模式，對自己和社會有更高更遠的要求。這思維解放的轉捩，定會耀目地留在香港史書上。至於那些嚴重近視、腦袋萎縮的蠢蛋，讓他們繼續留在自己成功購買的樓房內，繼續看陳年鹹片，繼續自欣自慰吧。

何慶基
中大文化管理碩士課程主任

長平 - 中共野心大於「世界互不聯網」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12月18日

這幾天最大的政治笑話，是中國正在召開世界互聯網大會。鑑於中國政府對境外眾多網站的嚴密封鎖，網民戲稱之為「世界互不聯網大會」。有人指出，中國政府對互聯網的侵害，遠遠超過防禦性的封鎖，而是主動利用它來鞏固專制。事實上，中國政府的野心，還遠遠大過鞏固在本國實行專制，它要改變世界政治的遊戲規則。

政治笑話並非博人一笑而已，它往往意味着一個國家乃至整個世界的悲劇。網絡給人類帶來更多意見表達平台的同時，也給中共帶來了更加方便的思想管制工具，更多中國人因為發表言論而獲罪。相較於前互聯網時代，近年來幾乎所有中國政治犯，從劉賢斌、劉曉波、許志永、高瑜到浦志強，更少機會從事言論之外的政治活動，而都在發表言論時就被抓捕定罪。他們的言論大多通過互聯網發表。

網絡言論治罪日趨嚴厲。去年，若干人士僅僅因為在微博發表聲援香港雨傘運動的一句話或者一張圖片，就遭到警察抓捕乃至刑事拘留。而浦志強僅僅因為七條微博，就被羅織四宗罪名拘捕。在新疆，僅僅因為手機裝了可以翻牆的VPN，就會被取消號碼。在很多方面，情況之嚴酷已經超過文革時代的荒唐鬥爭。

接受了宣傳任務的中國大小媒體，在所謂的世界互聯網大會期間，沒有探討互聯網時代的自由精神，甚至也不關心網絡技術的發展，而是炒作網絡名人含金量之類的惡俗新聞，把中國人精神世界的雜草叢生描繪成繁花似錦，把中共的互聯網監獄鼓吹成人類「命運共同體」。

要在地球村合理化專制制度

曾經聲稱「中國一不輸出革命，二不輸出飢餓和貧困，三不去折騰你們」、痛斥「有些吃飽了沒事幹的外國人，對我們的事情指手劃腳」的習近平，比中共任何一個領導人都更具有改變世界的野心。在江澤民時代，「與國際接軌」即適應國際遊戲規則是一個主流的命題。在胡錦濤時代，這個命題雖然不再顯耀，而代之以國內和諧維穩，但是國際規則仍然得到承認，不過辯稱中國因為「特殊國情」暫時不能參加而已。習近平上台以後，黨媒摧枯拉朽地批判了西方憲政之後，共產主義再一次成為人類的指路明燈。跟「世界馬克思大會」一樣，「世界互聯網大會」中的世界二字並非突發奇想，而是毫不掩飾地對世界指手劃腳。

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比世界上任何國家都更理解互聯網的價值。儘管防火牆高大陰森，但是習近平在講話中也明確指出，網絡時代意味着世界成為雞犬之聲相聞的地球村。在這個難以阻隔互通往來的村子裏，只想在一家實行專制統治是困難的。要讓專制長治久安，必須要改變整個村裏的文明，讓專制制度不僅獲得妥協和讓步，而且得到理解，深入人心。

中共強調「互聯網主權」概念，改變了世界政治中的主權定義。即便在中國法律中，限制出境也只是適用於所謂危害國家安全或者逃脫罪行的特定「犯罪嫌疑人」。但是在互聯網主權概念中，全體國人都被當作犯罪嫌疑人限制出境。它的實質是徵用「主權」概念，讓國際社會接受中共對全人類進行言論管控。

美國保護記者委員會（CPJ）剛發佈的報告指，2015年全球共有199位記者因為工作被關押在監獄，其中超過一半（109人）來自網絡媒體。中國連續兩年成為囚禁最多記者的國家（羈押49人），並同時創下單年囚禁記者數量的新紀錄。無國界記者發佈2015年新聞自由指數，中國在180個國家中排名第176位。自由之家發表的2015年度全球網絡自由度報告指，中國網絡環境五年來持續惡化，在65個受調查的國家中位居榜末，還不如伊朗、敍利亞、埃塞俄比亞、古巴等國家。同時應該看到，中國對整個世界的影響力，遠非這些小國可以相比，其野心遠遠大於「世界互不聯網」。

長平

《南都周刊》前主筆

李平 - 中共就是互聯網的痛點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12月17日

第二次世界互聯網大會在浙江烏鎮舉行，主題是「互聯互通．共享共治——共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這個主題是中共想給自己的臉上貼金，但實質上是對中共的諷刺，一是中共求治不求通，防火長城是世界網絡互聯互通的最大障礙；二是願意與中共共建命運共同體的國家寥寥無幾，只有八個外國領導人與會。

更諷刺的是，與官方人民網關係密切的微信公號「學習大國」，在報道中共總書記兼中央網安組組長習近平在開幕式發表主旨演講時強調：「發展，就是發現痛點並消除之。互聯網的發展，也面臨這個類似掃雷、排雷的問題。」如此高級自黑的評論，實在令人嘆為觀止：中共不就是互聯網不能互聯互通的痛點嗎？是時候消除之以求發展了！

中共成為互聯網的痛點，一是以網絡言論入罪侵犯人權，二是以防火長城阻止網民在中國與世界聯通，三是以敏感詞的屏蔽妨礙資訊發佈，四是供養五毛隊伍干擾資訊交流，五是禁止facebook、Google、YouTube等網企進入中國，六是培植黑客入侵外國政府、企業網站。中共如此逆世界潮流而動，網絡惡行數之不盡，還要呼籲互聯互通，這不只是葉公好龍，更是厚顏無恥。

硬銷「命運共同體」

中共要建網絡命運共同體，當然要拉些盟友撐場。官方宣稱有八個外國領導人與會，其實，俄羅斯總理梅德韋傑夫等六人是到中國出席上海合作組織總理會議而順道與會，另兩人是剛果副總理、湯加副首相，不見歐美國家領導人的蹤影，連聯合國代表、副秘書長吳紅波也是曾任中國外交部港澳台司司長的自己友。這個組合與其說是世界網絡命運共同體，不如說是中共自娛自樂的朋友圈。

中共要建的網絡共同體不是基於民主、自由、法治的普世價值，而是基於其吃飯不砸鍋原則。中央網安組辦公室主任魯煒早前被問及中國網絡審查問題時說：「我們不歡迎那些掙了中國錢、佔了中國市場，還誣衊中國的人。」這種論調只是習近平不許「吃共產黨的飯、砸共產黨的鍋」說的延伸，其心態無異於暴發戶守着鍋，覺得能決定分給誰一杯羹就是老子天下第一。

據統計，習近平自主政以來已在不同場合使用「命運共同體」這一詞語60多次。從博鰲論壇強調「牢固樹立命運共同體意識」，到中國與東盟、中國與非洲、中國與拉美—加勒比海國家要建命運共同體，再從在G20峯會上要各國樹立命運共同體意識，到在聯合國大會呼籲同心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習近平不厭其煩地推銷這一概念，如今更兜售到互聯網世界。但是，言者諄諄，聽者藐藐，沒有普世價值為脊柱的命運共同體，連利益共同體都談不上，只能算是行屍走肉的集合。

李怡 - 法治精神和香港面臨的危機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12月12日

本文不是要討論俗稱「網絡23條」的版權條例修訂草案，而是藉此草案及梁振英以身試法在其個人facebook上載他合唱《喜歡你》一事，探討法治精神和香港面臨的危機。

普世奉行的法治原則源自17世紀英國政治哲學家John Locke的經典論述：政府只有在取得被統治者的同意，並且保障人民擁有生命、自由和財產的自然權利時，其統治才有正當性；個人可以做任何事情，除非法律禁止；但政府不能做任何事情，除非法律許可。

法治精神的經典論述

要「取得被統治者同意」，於是現代幾乎所有國家包括落後地區都採取民主普選制度。民主不是最好的制度，但誠如邱吉爾說，「民主是除其他制度之外的最差制度」，即由於人性的缺陷，人類實行的其他所有制度更差，所以民主是沒有選擇中的選擇。而民主產生的就是「取得被統治者同意」的政府，體現了主權在民，人民會認為這可以保障他們的自然權利。

為甚麼「個人可以做任何事情，除非法律禁止」呢？因為天賦人權，個人做任何事情都是生而為人的自然權利。但人類組成社會就有了人與人之間的約束，比如個人的自由不能以損害他人的自由達致；而人類社會也產生壓制人的自然權利的專權制度。於是，進入現代文明，人類社會就訂下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確認了所有這些權利都是基本人權。

為甚麼「政府不能做任何事情，除非法律許可」呢？因為有固定任期的掌權者等於同人民訂立合約，人民將自己管理國家、社會的部份政治權利讓出來給當權者掌管；而合約也確定掌權者不得享有憲法規定的權力之外的個人權利。比如《基本法》規定，香港居民有移居其他國家的權利。特首和高官在任內就沒有這權利。又比如人民有批評政府和討論公眾事務的言論自由，但政府官員卻沒有隨意發表意見或對人民意見反批評的言論自由，因為他們一開聲就是政治行動，牛頭角順嫂都可以評論股市樓市，但政府官員絕沒有言論自由去談論股市或叫人買樓。今年初，梁振英在施政報告批評《學苑》，他說他有言論自由，但他的批評本身就是在行使政治權力，為政府高官和建制派作政治定調，所以實際上是傷害了社會的言論自由。

當前世上基於法治觀念而建立的法系，包括普通法和大陸法。普通法又叫做不成文法，是幾百年來實行普通法地區的法官累積的判例，成為日後判案的依據。法官審每一樁案時也會詳細解釋他判案的理由，和分析以前的判例作為支持他判案的理據。「大陸法」指的是歐洲大陸，則重視編寫法典，強調法典必須完整，以致每一個法律範疇的每一個細節，都在法典裏有明文規定。但不論普通法的判例和大陸法的法典，都依據John Locke的原則。

給老百姓定出甚麼事不可以做，就意味此外的所有事都是人的自然權利，都可以做。非法治的人治體制是定出甚麼事老百姓可以做，這是由打江山取得政權的政黨施捨給人民的恩惠，沒有規定的都不可以做，而在實行上，往往是規定可以做的也不能做，例如回歸中國憲法的「08憲章」。

梁振英故意顯示特權

港英時代儘管沒有本地產生的民主政府，但沿用普通法的案例都以人權法為基礎。因此我們可以說，英國的民主制度保障了香港人的自由和法律權利。

版權條例修訂草案提出使用他人版權作品的豁免範圍，有戲仿、諷刺、營造滑稽、模仿、評論時事、引用等六個類別。這是向公眾提出甚麼事可以做，而不是甚麼事不可以做。規定可以做之外的範圍廣闊，都不可以做，它產生的滑稽效果就是：你在網上唱一首歌走音，因屬戲仿而不算侵權，但如果你完美地唱一首歌，就會被控有罪。真正的法治應該是引入「開放式豁免」，即只要是非牟利或非商業創作，以及無傷害原作的版權利益，便不需負刑責。

正在這時候，發生梁振英上載其合唱短片的事，知識產權署署長梁家麗兩度回應梁是否違例侵權，她指行政長官作為公眾人物，屬報道時事豁免範圍。這一說法進一步違反法治精神的另一條，即「政府不能做任何事情，除非法律許可」。

網絡23條顯示香港正走向法治精神的反面，即人治，其特點正好與法治相反：個人不可以做任何事情，除非法律許可；政府可以做任何事情，除非法律禁止。梁振英上載短片很可能是他故意表現他有超越老百姓權利的特權，或演繹香港將以人治凌駕法治。

這是香港的文明崩解，法治危機。（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李怡 - 涉言論自由大是大非，豈能不拉布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12月9日

版權條例修訂草案複雜艱深，忙於工作娛樂的市民多無暇細看，更莫說深入認識了。《蘋果日報》就網民視為日常動作的幾個問題，詢問知識產權署及法政匯思，分別獲簡單回應，答案刊於前天《蘋果》，題為〈「網絡23條」立法五大陷阱〉。讀者可以從正反兩方面對草案有一個基本認識。

更能直指問題核心的，是由「覺醒配音組」在周日發佈的視像，是將電影《希特拉最後十二夜》的一段片重新配音，題目是《希特拉都反網絡23條》。影片表示，由於主流媒體已一早被攻陷，現在打開電視既看不到真相，也沒有任何節目為市民發聲，因此網上世界就成為市民最後的自由國度。政府炮製「網絡23條」的目的，就是要打擊我們的網上二次創作，直接要封住我們的嘴巴。近來越來越受歡迎的100毛、毛記電視，在網絡23條之下，「有幾多條毛剩下」？勁曲金曲肯定第一個要摺埋。政府說，批評、評論時事、戲仿等可獲豁免，問題是這些本來就是我們已有的自由表達方式，現在變成政府在特定範圍內對我們的施捨。而施捨的範圍，也隨時可能會縮小或任從解釋。

跟版權保護無絲毫關係

政府表面冠冕堂皇地說，版權條例修訂是要保障原創者的版權，可以鼓勵更多人的創意。問題是，保障原創者的版權，現有法律已經足夠。與亞洲各地相比，香港是最少侵權翻版的地區。再想一想，「這廿年來，政府何時有關心過做創作的人」？何時有幫過創意產業？有心搞創作的人，「個個比林日A還瘦」。「搵唔到錢唔緊要」，他們想有一個空間表達自己的想法，就這麼簡單，連這麼一個卑微的願望政府都要通過甚麼版權條例加以扼殺。

影片問：為甚麼香港人這麼慘，網上改一張圖，抒發一下生活壓力和情緒，都要告你刑事罪？原因是我們的二次創作水準太高太搞笑，每次都踢中掌權者的要害。這是政府推出網絡23條的原因。但是為甚麼政府不換個角度想想：「做少啲衰嘢咪冇咁多改圖改片囉，就算改也不會有咁多人share和like啦。」

「覺醒配音組」這條片的意思很清楚：主流媒體淪陷，於是網上二次創作興起，由於太有創意、太高明和刺中要害，於是政府藉口保護版權意圖對網上的自由言論封嘴。這跟版權保護一點關係都沒有，因為現有法律的保障已足夠。

為推動立法，政府的態度故意很寬鬆，似乎許多項都獲豁免，彷彿政府、版權持有者、營運商都不會控告二次創作。問題是有惡法在，就起到阻嚇作用。要改圖的網民難免會想，何必惹官司呢？不做就是了。這種對創作自由的壓榨，是未必真有法律行動才會生效的。

網絡23條，涉及對言論自由的最後一個保壘──網絡的壓制，是大是大非的問題。在當前立法會建制派佔多數的形勢下，民主派議員即使全部投反對票，都無法阻止「網絡23條」的通過。因此，毋須甚麼政治智慧，都知道光是投反對票，不僅無助於捍衞市民的網絡自由，而且沒有盡到民選議員的應有責任。因為誠如李慧玲前天所說；「港人經過近幾年社會事件的洗禮，已越來越聰明，一眼看穿行禮如儀地投反對票，等同放生惡法。」在言論自由的是非面前，作為一個議員，應做的是想盡辦法推倒它。拉布絕對是唯一招式。議員藉拉布可以更清楚講明道理，可以使社會更多人明白，可動員廣大市民在立法會外抗爭。如反23條和反國教一樣，裏應外合未必無機會逼政府收回成命。

不可配合把拉布污名化

梁振英把自己所有施政失誤都怪罪議員拉布，圖達到將拉布污名化的目的。但事實上，他上台三年來，真正拉布只有三次，而其中兩次是針對財政預算案的。泛民政黨公開宣稱不拉布，等於配合梁特把拉布污名化的語境。莫說支持民主的市民都傾向應用盡手段推倒網絡23條，即使許多人中了梁特的污名化詭計，民主派議員也不應計算市民的取向而要堅持有效而正義的選擇。否則只能暴露他們缺膽識、保個人權位、無視公眾利益的政治取態。不過，香港人「已越來越聰明」了。

曾鈺成以黃毓民早前提交的903項修正案中的800多項，只是行文的修改，視作「瑣屑無聊」而否決，但同時他建議政府當局認真考慮黃毓民提出理順法律條文的中文行文意見，並強調日後並非所有改動文字的修正案均不合乎議事規則。這自相矛盾的表述，說明他的大幅刪除修正案並不是因為「瑣屑無聊」，而是有既定的政治任務。這從另方面證明了所謂版權條例修訂，絕非技術性，也無關版權，而實實在在是中共港共的一項政治任務。任務是甚麼？「覺醒配音組」已表述清楚。民主派若不拉布，與保皇建制何異？（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