練乙錚 - 黨國不分是中華傳統 忠君愛國即愛國愛黨

氣短集   香港蘋果日報   2017年9月20日

十大學校長聯署聲明發表後，社會分裂更深更廣，因為聲明觸及今天的港陸對立焦點──言論自由。自由當然有前提，問題是統治階級開出的限制通常較嚴苛，現存體制的反對者卻要求寬鬆。可憐諸大學校長儘管學貫中西，卻一輩子未曾真正面對過這個忽然變得空前尖銳的矛盾，乃有進退失據的場面，有的還以今天的我打倒昨天的我。

其實，這些學者若在世界上絕大多數其他文明地方當學術領導，都會不過不失，但在香港卻被迫在一些敏感問題上表態支持統治階級，殊為不幸。覆巢之下無完卵；釋法DQ之後，言論自由的基地何可不遭蹂躪、大學校長哪能避開狼吻？這些從來十指不沾陽春水的政治乙女，大家不應該以打不死的獨自派領袖人物的標準來評核。當然，他們頭上一向頂着的那一抹德望光彩，也就從此失去。

中共與中國文化

共產黨污手觸碰過的事物，無有不變糞土，但在它的支持者看來，卻都是值得敲鑼打鼓歡慶的盛世事。如此醜惡常態，恐怕是國人自身文化基因裏的問題，不能都怪馬列史。

1958年，新儒家代表人物唐、牟、徐、張聯合發表長文《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們對中國學術研究及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認識》。四位學者對中國文化的看法幾乎完全正面，不足之處在於民主自由的觀念薄弱，有種子卻未發芽，需由西方輸入作補充。對於中共的思想來源，他們則認為「根本不是中國的」。筆者認為這是過分武斷和樂觀了。

中共的信仰體系其實包含大量傳統文化的東西，非常中國。舉例說，民主派常常指控中共「黨國不分」。他們認為共產黨的確壞透了，但無損中國特別是中國文化的偉大；黨國有別而且可分，反共乃必須，但卻不能因此不愛國。（這是「大中華」民主派無法接受港獨的重要原因。）

但是，如果我們把「黨」理解為一個以某種包羅的政治和道德規範組織起來的壟斷性精英利益共同體（如今天的中共），那麼，在傳統中華文化裏，皇帝家族一姓及其委任的官僚體系就是一個黨（可稱作帝黨），這樣的黨和國家不僅不可分，甚至更是黨國一體、黨即是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句話，便是在諸如《詩經》、《左傳》、《孟子》等古籍裏，儘管用作目的或不同，意思卻一樣。

與這個政治秩序共生的意識形態，就是後儒所說的「忠君愛國」；這與今天中國由「姓黨」的一家專政底下對人民提出的「愛國愛黨」說法雷同。（兩個說法裏的黨、國次序倒轉了，但以黨為依歸的意念則一。）

有人會說，孔子和孟子等先儒對君臣關係作了民本解釋，否定了絕對意義上的「忠君愛國」思想，因此中華文化的優良傳統是與中共那套不相干的。但是，如果拿孔孟的言論原文細讀，並不能清楚得出這樣的結論。孔孟論述君臣關係時，的確提出過含進步意義的說法，但用現代語詞形容的話，是打了擦邊球，迴避了矛盾，「忠君愛國」的思想並沒有因此動搖。

《論語．八佾》記載孔子與魯定公的一段對話。定公問：君王任用臣下，臣下事奉君王，彼此應遵循甚麼原則？孔子答道：「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這裏談的是在正常狀態底下的君臣關係博弈平衡──（禮、忠）就是一對平衡策略。孔子沒說明的是，如果皇帝（中共）不「禮」，臣下（港人）還要不要「忠」。

到了孟子那裏，矛盾就比較尖銳。《孟子．梁惠王下》記載了齊宣王和孟子就歷史上湯放桀、武王伐紂兩件事的一段對答。齊宣王問得很刁鑽：那樣臣弒君，可以的嗎？孟子答說：損仁的人叫賊，損義的人叫殘，殘與賊都是大壞蛋，殺大壞蛋不算弒君（「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孟子的迴避很技巧、很得體──湯放桀、武王伐紂的事都做對了，但桀、紂不夠格稱人君，殺了他們，也沒違反「忠君愛國」大原則。

面對一個王，孟子很明顯不能不這樣說。但這是非常危險的邏輯；文革期間，黨認為「反革命」不是人，殺了也不算不人道。或者，今天，黨認為港獨是狗，關起來打也不算違反人權。

國家──不可愛但可憂

我們說，中華文化博大精深，裏面有很多東西可以作十分正面的解讀，例如孔孟的人本思想；那是沒錯的。然而，嚴格而言，理論上孔孟都沒有乾淨利落地突破當時的最高政治道德規範──忠君愛國。原因很可能是太危險了，就像今天鼓吹香港獨立一樣。於是，忠君愛國一直作為後儒的政治規範和核心價值而存在，演化為今天中共提倡的「愛國愛黨」。上述四位新儒家認為中共思想不來自中華文化，但事實上中華文化並不如想像中那麼純潔。

中共固然破壞了不少中華文化的優良部份；但在中華政治領域裏，黨國不分才是一貫的，中共實際上繼承了、代表了中華文化政治傳統裏的這個核心部份。

相反，黨國二分、黨不同國的說法，的確是舶來品，是西方近現代出現了民主體制、政黨政治之後，傳過來中國，由梁啟超等人介紹給國人的。中共罵民主派、異見人士反對一黨專政乃照搬西方，大家聽了也許非常反感，卻大體上符合事實。便是新儒家也承認，中華文化本身開不出民主制度，一定要倚賴西方文化這方面的輸入。

明白了這點，大中華民主派的思維裏便可能出現信仰危機：中華政治傳統與民主價值既然沒有多少共同點，那麼這個國家有多可愛？如果在民主派的價值體系裏，政治民主是最重要的東西，則中國（指傳統中國，不指今天的中國）並不特別可愛。事實上，中國政治人愛國，從來都不是因為她可愛，反而是覺得國家可恨、可憂的多；憂國是中華人的國家感情特徵。然而，一旦絕望了，憂就成為多餘，剩下的就是恨，而且恨還會變質，從恨鐵不成鋼的恨，變成憎恨的恨。涼薄之意興而「恭喜」之語出。（說到底，後者不過是北方語「活該」或粵語「抵死」的訕笑版，並不特別冇人性。）

中國的政治從來都不很可愛，那麼，土地如何？人民如何？文化的非政治方面如藝術又如何？無疑，比起政治，中國的這些方面有較多可愛處，但也並非全然。

如果考慮到中國近五百年來大部份時間都是擴張掠奪成性的陸地帝國主義國家，行徑和西方海洋帝國主義其實沒太大分別，有的主要是「時差」──中華帝國主義的全盛期比西方出現的早了一百多年，那麼，中國的很多土地就不那麼可愛，因為是古今皇朝政權從周邊界外搶佔得來的；新疆、西藏、內蒙、台灣都如是。東北則本來是滿洲人的，滿族入侵中國建立大清帝國，亡了之後給中國反吃過來的，那也不是甚麼特別光彩的事。

比西方的更可惡

事實上，中華帝國主義有比西方帝國主義更可惡的一點。二次大戰的西方勝利國也起碼讓很多以前的殖民地獨立了，但中華帝國至今沒有那樣做，一直大剌剌佔據那些搶佔回來的土地，以「同胞」名義欺壓當地人民。中土人若說愛西藏的土地，藏人聽了會非常反感。那種愛，道德上其實很低劣，因為愛的是偷搶回來的贓物。這些「不方便事實」，都給中共史觀和民國史觀巧妙地掩蓋了、篡改掉。

中國的人民也很可愛，尤其是非常窮苦的時候。中國的詩詞歌賦曲書畫的成就極高。中國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東西，世界第一（瞿秋白語）。對一些港人來說，這已足夠讓他們愛北方的國、反香港的獨。但對另外很多特別是受2047問題困擾的本地人而言，認識清楚了中華文化的專制主義和帝國主義歷史脈絡之後，其餘縱還有正面的價值觀念、生活方式和藝術元素不必也不容否定，也不足以壓下分離主義的心魔了。

陳韜文 - 從劉曉波死訊看大陸社交媒體的管控

2017年8月10日

【明報文章】劉曉波是中國著名異見人士、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為世人所知，故他從病危到死亡的消息一直為香港及國際新聞傳媒所關注。中共則一向視劉曉波為顛覆者，實行信息審查，而現在適逢十九大權力爭持期間，他的死訊變得更為敏感，受到管制應是意料中事。

雖然劉曉波的死訊受到管制並不意外，但是當中如何管制及其效果如何則未可知，使人好奇。幸好有多位學者，包括同事徐洛文教授視此為關鍵案例，設法探究大陸在特定敏感的時刻如何具體進行管控。與大眾傳媒相比，社交媒體的管控是較為鬆動一點的。如果連社交媒體都不放過的東西，大眾傳媒都不用說了。幾位研究者的出發點就是要透過關鍵詞測試，集中看看大陸的社交媒體在劉曉波死亡前後如何過濾敏感消息。由於學者們有所預期及拿準時間，是以當劉曉波事件開展的同時可以進行實際的測試，從而取得可靠的資料，並寫成網絡報告（註1）。

封閉式管控

根據報告，大陸的信息管控非常嚴格有效，可以說是到了一個密不透風、滴水不漏的地步。一般來說，牽涉到較多人的社交媒體群組功能所受到的管控比一對一的聊天功能所受到的管控更為嚴密。在劉曉波去世後，社交媒體的審查大大加強，任何提及劉曉波的信息都被屏蔽。不管簡體、繁體或是拼音，下場都逃不過被過濾的命運。所謂關鍵詞，也不一定限定在「劉曉波」3個字，也延伸到「曉波」、「曉波+劉」的名字別稱、甚至是「劉老師」一類為網民所創造出來的「代名」。環繞着劉曉波的死亡衍生出不少相關的關鍵詞詞組，也成為被審查的對象。好像「劉霞+軟禁」、「劉曉波+進食困難+出國治療」等詞組也會引發審查。

在劉曉波死亡之前，研究者發現在微信的群組聊天和朋友圈功能內都有過濾圖像的現象，但是在劉曉波死亡之後，圖像封鎖則擴延到一對一的聊天功能。所以，海外不少人互相傳遞的「空櫈」、「蠟燭」和劉曉波的照片都無法在大陸網上順暢流通。大規模的圖像審查應該是很難的，如何可以做到，實在使人驚訝及好奇。無論怎樣，從報告看來，不管是文字及圖像，只要管控者一聲令下，都可以被屏蔽，中國審查技術的發達由此可見一斑。

灌水式管控

以上是封閉式管制的極致表現，適用於特定事件、概念和人物。從中國社會宏觀層次來看，它只是眾多的管控辦法之一，跟其他各式各樣的管控辦法是互相配合和補充的。這裏無法逐一介紹其他管控的方法，只想提及一種相關的社交媒體管控措施。根據幾位哈佛大學教授的研究，大陸在社交媒體管控上主要不是採取屏蔽手段的，反而是冷淡對待批評的意見，集中利用「五毛黨」大量發布有利於建制的言論，談及多種不同的議題，從而冲淡、掩蓋原來的輿論，改變網民的視點和關注的焦點（註2）。這種管控方式的重點不在屏蔽，而是以偽裝的官意衝擊輿論的原生態，我們或可稱之為為灌水式管控。如前所述，封閉式管控及灌水式管控並不互相排斥，可以是並行協作的。

審查的力度和意志

互聯網興起初期，不少學者看到資訊科技的解放性，認為互聯網是不可能管制的，遲早會打破集權國家的封鎖。從劉曉波個案可以看出，互聯網的解放性是有條件性的，而目前的中國並不具備有關條件。相反，我們從個案可以看到，中共擁有非常發達的審查技術，「技術含金量」頗高，可以進行快速、大幅度、細緻的審查。從速度看，它是隨着事態變化而同步實行的。審查是全國性的，覆蓋的是全體國民。雖然有人可以翻牆打破信息封鎖，但是人數畢竟是極少數，而且他們的輻射力也很有限，不足為患。傳統的審查是意念的審查較多，現在的審查已經到了關鍵詞及其相關詞組的層次，其細緻程度是空前的。從組織層面看，中共的信息管控系統還是很有意志力和執行能力的。沒錯，中國社會的意識文化已經隨着改革開放而產生很大的鬆動和變化，不可同日而語；但是表現在政治意識形態和執政穩定問題上，其實變化不大，就算是社交媒體的意見交流都不曾放過。這樣說，中共的信息體制，以至社會體制是否就固若金湯，永不改變呢？證諸歷史，也不能這樣認定，因為社會變革牽涉到多種動因，不完全取決於一時信息控制的成敗。不過，那是另一個更大的問題，不是這裏可以議論了。

註1： M. Crete-Nishihata, J.Knockel, B.Miller, J.Ng, L.Ruan, L.Tsui and R. Xiong（2017）. Remembering Liu Xiaobo. https://citizenlab.ca/2017/07/analyzing-censorship-of-the-death-of-liu-xiaobo-on-wechat-and-weibo/

註2：G. King, J. Pan, and M. Roberts（2017）. How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abricates Social Media Posts for Strategic Distraction, not Engaged Argu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11:3:484-501.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榮休教授

李怡 - 軍隊職能

世道人生   香港蘋果日報   2017年8月2日

昨天拙文後有網友留言問：「到底黨的軍隊是否國家的軍隊？這支軍隊的職能是甚麼？是對外的還是對國民的？」

大陸一位曾在1998年罹獄9年的異議人士查建國，出獄後持續在網上發表時政散論，語調頗委婉。日前他就中共建軍節發表「點評之519」，開頭說：「這些天大陸黨媒掀起了建軍紀念大潮，其主旋律、最強音即『聽黨話，跟黨走』。出現頻率極高的話是：『黨的絕對領導是永不變的軍魂』，這是公然違憲。」文章摘抄6段憲法條文，包括第57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第62條全國人大有選舉中央軍委主席和決定戰爭和和平的職能；……第93條國家軍委領導全國武裝力量；第94條中央軍委對全國人大及人大常委負責。

這些條文都規定軍隊是國家軍隊，不是黨的軍隊。因此，回答前述網友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按中國憲法，軍隊是國家的；按習近平的宣示及中共國的主旋律宣傳，軍隊就是黨的。兩者矛盾的結論就無可爭議地說明中共政權是慣性違憲的。憲法就連裝飾的功能都缺乏。對香港《基本法》亦如此，袁某等隨極權意向作的關於一地兩檢的法律解釋也如此。

查建國的點評最後說：「我以一公民身份向中國軍隊送上10個字：『永不向和平示威者開槍』，不管何時、何地、何種理由、何黨何人命令。做到這10個字就是『人民的軍隊』，就是人權捍衞者、憲法執行者，就是對歷史的懺悔，對民主轉型的貢獻，對後人的交代。這10字就是軍人的良知，『永不變的軍魂』！」

這10個字的意思就是：軍隊的職能是對外而不是對國民的。

啟蒙時代英國思想家John Stuart Mill（1806-1873）說：「集權和獨裁統治，政權的主要精力是對付內部人民的，他們害怕內部勢力遠甚於外部勢力。自由社會也一樣，只不過民主政府被剝奪了壓迫人民的權利。」

集權和獨裁統治害怕內部勢力，花費龐大軍費和比國防開支更大的維穩費，都為了對付內部人民。掌權者視一般人民為奴隸，更害怕反對勢力形成組織。民主政權的主要精力也是用來對付內部人民，但因為政權被剝奪了壓迫人民的權利，所以必須不斷對應人民的要求，必須應付國會、媒體和各社會組織。美國總統在國際社會呼風喚雨，似乎不可一世，但在美國國內，就低聲下氣求國會、見媒體，不似在國際上那樣叱咤風雲。

所有政權都將主要精力用於對內，不同的是專制政權用壓制手段對付人民；民主政權則要討好人民來求取人民的支持。

2005年6月1日，中共與俄國簽訂了在大陸媒體不見蹤影的中俄邊界密約，放棄了被沙俄強佔的144萬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積相當1,360個香港，「海參崴」、「伯力」等稱謂永遠消失；2009年以來，中共動員龐大的武力折磨一個要求實現憲法中的人民權利的書生和他的無辜妻子。武力用於對外還是對內，很清楚吧。查建國講甚麼10個字，甚麼「不變的軍魂」，對專政者來說，陳義過高了。

馬嶽 - 七月十四的故事

星期日生活   2017年7月23日

【明報專訊】7月13日。

這是場事先張揚的命案。在中國綿綿不盡的文字獄中，這一定不是最後一宗的命案獲政府空前重視，想要法官黨委親友老細街坊都覺得，這個人不是政府害死的。

但舊理想舊記憶和赤子心都沒有跟他安葬。有說思念像一條河，大體撒到大海後，思念就永遠不滅了，除非海枯石爛。

撒到大海後，他就會像Joe Hill般永遠不死了。他們忘記殺死的人，從瀋陽到香港，當他們為自由民主走出來，為如病染的祖國奮起叫嚷時，他就會在他們旁邊。

7月14日。

185,727票，被DQ的票是叫特首的人的239倍。

應該很多人都會奇怪的在問：為什麼一個法官可以有這麼大的權力，一個人撤銷185,727人的投票結果，又有誰可以制衡他的權力？

有記者問這樣取消議員資格在外國有案例嗎？當然有，歷史上無數威權國家，用各種理由取締反對黨、用各種理由刑事檢控議員拉人封艇，反對派贏得議席後用各種方法輸打贏要，並不罕見。

但在民主憲制原則下，這倒是難以理解的。像愛爾蘭新芬黨人在選上英國國會議員後，由於拒絕宣誓效忠英王，多年來都沒有take office。英國的相關法例規定是沒有完成宣誓的議員不可以支薪、不可以參加議會辯論和投票，否則可以罰款或有其他刑罰，但並不會將新芬黨的議席褫奪然後拿出來補選，因為國會議席來自選民投票授權，只有選民可以把這授權拿走（例如下次大選）。民主制度下，主權在民，你法官有法律可判案，法律的來源是選民透過投票選出的議會，你法官公權力的來源也是人民授權，建基於選民選出的國會立的法，除非這選舉的議席是非法獲得，法院可以宣布選舉無效，否則沒有宣誓，最多代表這人不能履行議會中的議員職務，法院沒有權把這議席拿走重新選過。

現在的情况，是由一個非由民選產生的全國議會，在監誓人宣布宣誓合法有效後，將新的宣誓條件加在地方的部分民選議會和法院上，成為凌駕性的「憲法性文件」，然後透過法官將185,727人的投票意願DQ。用民主和法治的原則來判斷，可能都是「牛頭不搭馬嘴」地搞錯了。

梁愛詩之流倒是會說共產黨其實是代表13億人，13億人其實是185,727的幾千倍呀。也好，有本事你就讓13億人投一次票給我看看。共產黨上一次得到人民授權，應該是1949年的事了，和國民黨的「萬年國代」差不多。

7 月14日晚上。

陌生城市的雨，沒有停下來的感覺。

長毛在7月14日晚上的集會說，他有一個夢。其實大家都有。

人又似天天去等，夢想總不會近。人漸老，那希望，變做遺憾。

有人問：可以做些什麼？我也不知道what will work呀。

不要哭，哭只會讓豺狼笑。縱要狂歌當哭，也必須在痛定之後。

朱凱廸說，劉曉波應該也知道他爭取的東西很難「成功」，都不會有即時的果效，但他只要做歷史上正確的事。長毛說，228年前困在巴士底監獄的人，不會想到有人會打破監獄把他們救出來的。

社會運動政治運動，本來就是逆流而上，本來就是很難成功的。順勢而行、很容易成功而有很多着數的事情，建制派都會搶着比你做得更快了。

有理想敢去堅持的人，繼續抱緊自信爭取公義就是了。會不會成功要多久成功，大家都不會知道，但成功與否，本來就不是大家選擇做這些事情的理由呀。震駭一時的犧牲，不如深沉的靭性的戰鬥。不過我不相信夢是假的，我不相信死無報應。拖欠得愈久，就要償還更多的利息。

Joe Hill

I dreamed I saw Joe Hill last night
Alive as you or me
Says I, But Joe, you're ten years dead
I never died, says he
I never died, says he
In Salt Lake, Joe, says I to him
Him standing by my bed
They framed you on a murder charge
Says Joe, But I ain't dead
Says Joe, But I ain't dead
The copper bosses killed you, Joe
They shot you, Joe, says I
Takes more than guns to kill a man
Says Joe, I didn't die
Says Joe, I didn't die
And standing there as big as life
And smiling with his eyes
Joe says, What they forgot to kill
Went on to organize
Went on to organize
Joe Hill ain't dead, he says to me
Joe Hill ain't never died
Where working men are out on strike
Joe Hill is at their side
Joe Hill is at their side
From San Diego up to Maine
In every mine and mill
Where workers strike and organize
Says he, You'll find Joe Hill
Says he, You'll find Joe Hill
I dreamed I saw Joe Hill last night
Alive as you or me
Says I, But Joe, you're ten years dead
I never died, says he
I never died, says he

Joe Hill(1879-1915) ，著名美國工運組織者及歌手，於上世紀初以歌聲帶領工人對抗剝削，其後捲入一宗謀殺案，在被指不公義的審訊中被判罪成，多國一度介入，最終他仍逃不過處死命運，死後成為社會抗爭的標誌人物。

卓文 - 中國知識分子悲哀

夾心人   2017年7月17日

第一次接觸「文字獄」，應在小學讀清朝故事之時。記憶中老師指做法不對，但心底覺得沒什麼大不了。得罪皇帝被殺頭，是正常的事啊。年事漸長，書愈讀愈多，加上接觸世界文明，才明白文字獄之可怖，更是對知識分子一種踐踏。

人和野獸最大分別，是人類懂得思考。有思想，自然要表達意見。若只求滿足生理需要，或者不能發言，和禽獸及奴隸沒有分別。有幸身為知識分子，更有責任為國家為民族提供意見。不過在中國，這似乎是一種奢望。

中國有以言入罪傳統。參考《維基百科》，最早文字獄，可追溯至公元前春秋時代。為禍最烈的是，清朝康雍乾三代，文字獄個案超過160宗，牽連人數成千上萬。民國時代，情況好不了多少。因為言論（特別是支持共產黨）被迫害的不知凡幾。幸運的是，民國政府遷到台灣後，民主制度開始在九十年代落地生根，知識分子重新受到尊重。相反在大陸，進步無私執政黨，對文人壓迫變本加厲。自立國以來，先有「反右運動」，後有「文化大革命」，數以百萬計知識分子慘遭迫害。開放後曾有一段太平日子，近年隨着國勢興盛，反而重歸壓制傳統。劉曉波先生一介草民，只是行使憲法賦予的言論權利，便被囚禁至死，妻子還長期受到軟禁。這是一個什麼國家？

中國到處都充滿了野蠻的行徑，習近平又集軍政大權於一身，國際社會對此事未宣之於口，後世會如何評價。這樣對待劉先生，一方面引起公憤，另外對真正愛國之士，也是嚴重打擊。有志有節之士愈來愈少，剩下的只是唯利是圖、阿諛奉承之輩。今次代價太大，中國遲早要償還。

陳文敏 - 悼劉曉波

2017年7月19日

【明報文章】上星期是一段令人難過的日子。

劉曉波終於離開我們了。對他而言，多年的牢獄生涯終於可以解脫；對劉霞而言，多年的牽掛和身心的煎熬，心力交瘁，但前路會是怎樣？對世人而言，劉曉波給我們展示了一份崇高的人格和理想，他的離世，也給我們留下一連串的疑問！

劉曉波是中國目前唯一一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但為什麼一位和平獎得主臨終仍要背負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他做了什麼罪大惡極的事要得到這樣一個罪名？劉曉波的前半生從事教研工作，專注於美學和文學評論。六四事件爆發，他放棄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訪問學人計劃，毅然回國支持學生，並懇求學生撤離廣場，不要平白犧牲性命，他亦因此被判囚於秦城監獄兩年。其後他草擬《零八憲章》，提出保障在中國憲法下已受保障的權利，促請政府走向民主選舉，並建議以聯邦制和平解決台灣問題。他沒有質疑中央政府的權力，亦沒反對共產黨的領導，更加沒有鼓吹任何行為推翻現政權。他只是一介書生，一個憂時傷國的知識分子，為什麼這些書生言論會構成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怎煽動？怎樣顛覆？是否提出和當權者不同的意見就是煽動顛覆，知識分子憑良心說實話就是顛覆國家？

第二十三條立法，是否就是要訂立這種煽動顛覆分裂國家政權的罪名？過往三十年，中國在經濟發展方面取得巨大成果，習近平主席在回歸二十年時亦提醒港人要發展經濟，但為何發展經濟和尊重民主人權不能同時並重？將劉曉波囚禁十一年和發展經濟有什麼關係？發展經濟是否就要出賣靈魂、放棄人性和忘掉良知和尊嚴？

還有，劉霞又犯了什麼罪，要遭多年軟禁？她只是嫁了一個愛國的丈夫，便因此失去了人身自由。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為什麼她還是這樣懼怕——懼怕一個手無寸鐵的文弱書生、懼怕一個飽受煎熬的未亡人、懼怕一些真誠的言論？

請你告訴我，輕輕的告訴我，不要喧嘩！

余杰 - 永遠如樹站立的劉曉波

香港蘋果日報   2017年7月19日

在絕大多數中國人都選擇像草一樣生活，歪歪斜斜、一吹就倒的時代，劉曉波堅持像樹一樣筆直地站立，因而成為時代的標杆。從「六四」到「零八」再到「一七」，他飛蛾撲火，再飛蛾撲火，最終焚而不毀。

這個時代，不是靠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和習近平這些面目猙獰的「巨嬰」來定義，而是靠劉曉波這樣形容枯槁的先知來定義。若沒有劉曉波，這個時代的中國將宛如聖經中的索多瑪城那樣污穢不堪；而有了劉曉波，這個時代的中國暫時被上帝從毀滅的名單中刪掉，劉曉波為中國贏得了一段認罪悔改的緩衝時間──至於中國是否真的會認罪悔改，那就不是劉曉波的事情了。

活着，並且站立，似乎這是兩難的選擇。在這個彎曲悖謬的時代，活着就意味着駝背，活着就意味着下跪，活着就意味着閉目，活着就意味着塞聽。劉曉波卻選擇為那些六四死難的學生而活，他認為自己不配稱為死難者的老師，因為孩子們死去了，老師卻倖存下來，這是何其巨大的恥辱。失去恥辱感的知識界從此麻木不仁、與狼共舞，劉曉波卻懷着贖罪般的心態開始後半生矢志不渝的抗爭。有人將抗爭當作奪取權力或道德高地的手段，劉曉波卻將抗爭當作再平凡不過的職業和志業。

在北京的那些年裏，我和妻子有好幾次跟劉曉波、劉霞一起去郊遊。在警察如影隨形的監控中，我們總是能找到斑斑點點的光陰縫隙。每當劉曉波和劉霞看到荒郊野外的樹木，都會發出由衷的感嘆：多美！劉霞很喜歡畫樹，尤其是那種掙扎着要想騰飛的樹，從土地奔向天空的樹。而劉曉波喜歡欣賞劉霞畫的每一幅樹，到了愛不釋手的地步。

有一次我們去他們家作客，在狹小的客廳裏面，劉曉波滿頭大汗地將劉霞的畫一幅幅搬出來向我們展示。平日豪爽如女俠的劉霞，那一次略帶羞澀地對曉波說：「又不是你的畫，幹嗎那麽顯擺？」而聽到我們讚美劉霞的畫，曉波比聽到我們對他的文章的讚美還要開心，像孩子一樣琅琅地笑了。

2014年，劉霞的哥哥到美國來找我。我問他，在長期軟禁中的劉霞有甚麽需要，他說，劉霞特別叮囑，希望為她拍攝一些美國的樹木。作為畫家的劉霞，長期以來失去了外出寫生的自由，只能根據照片畫畫。

我帶着劉霞的哥哥去了美東最大的國家公園仙來多，在美不勝收的藍嶺驅車並徒步數小時之久，拍攝到了很多高聳入雲的大樹。在這個自由的國度，不僅人自由，連樹也如此自由，不會有龔自珍《病梅館記》中寫到的那種「病梅」。劉曉波是美國的熱愛者，若他能在這座森林裏面健步如飛，如果他能在這些高聳入雲的大樹下歌唱，那將多麽幸福。

不知道劉霞後來有沒有根據這些照片畫出新的作品，不知道劉霞有沒有機會將她新畫的樹拍成照片帶給獄中的曉波看？

余杰
旅美作家

練乙錚 - 文革結束40年被禁閉致死，於中國

氣短集   香港蘋果日報   2017年7月19日

文學不會革命，但革命往往造就文學，尤其如果千萬仁人志士心中的希望最後竟變成暴政。1940年，匈牙利猶太裔作家、前德共黨員、西班牙內戰中的共和派庫斯勒（Arthur Koestler）一馬當先發表了共運批判文學中的第一部極品《正午無光》。故事發生在蘇聯史達林清黨的那幾年裏，主角是最高領導人的黨內頭號政敵，場景按出現次序分別是囚禁政治犯絕密監獄裏的臭格、盤問室、走廊、地窖行刑間。

走廊非常重要；主角最後一次被押着通過的時候，兩旁臭格裏的所有犯人整齊莊重地一下一下敲打鐵閘替他送行。

太陽失光如同黑夜

原書是德文，書名只一個字：Sonnenfinsternis，日蝕。讀畢全書，你會發覺光明一點滴也沒有，是日全蝕。英譯本的書名是Darkness At Noon，一說出自雨果的一本批評拿破侖三世的小冊子，指的是《聖經》所記耶穌受難被釘在十字架上臨終時出現正午太陽失光如同黑夜的景象（Il fait nuit en plein midi）。

主角被疲勞審訊，目的是要他承認自己是反領袖反祖國反人民的蓄意反革命。負責審訊他的人有兩個，一個是老幹部，另一個是「新人類」（原書用Neandertaler，舊石器時代人）；這個反差，在首章裏主角回憶被兩個秘密警察逮捕時也出現過，隱喻蘇維埃共產政權之下的文明倒退。筆者這輩人當中跟中共打過交道的，多少也會覺得本地老愛國與新人類（如《環時》派、愛字幫）之間亦有此差別。（註一）

反革命之為蓄意，在共產黨政治罪名排序上非常重要；次一等的罪名是「客觀上的反革命」，即無惡意卻做了壞事，蘇維埃刑法不判死刑。不過，審訊不是要犯人認罪（因為那就算不是事先定了，也可事後揑造），而是要從供詞裏找到足夠材料編造「蓄意」的證據。百度百科劉曉波條指他「以『貴族犯人』自居，關在牢裏也有美國人支付的年薪2.3萬美元」，那當然是蓄意裏通外國的罪證之一。

如此罪名，的確足以令曉波「死有餘辜」，所以北京對付他，比北韓對付美國學生Otto Warmbier更殘暴──後者成了植物人，最後也獲准出境就醫，但曉波有知有覺卻沒有這個自由；這種愈見殘酷的折磨手段，無疑一直以來都是掛在他頭上的催命符。Warmbier好端端給弄得失去知覺，北韓無疑做了手腳；曉波2008年失去人身自由，09年被判入獄，至今八年前後判若兩人，不僅外表老化嚴重，還得了肝癌，急促惡化，算責任完全可以算到中共頭上。

囚犯與肝癌

這不是政治判斷而是有醫學證據做基礎的指控。最新研究一致顯示，監獄人口中的癌症發病率和癌症死亡率都比平常人口高，其中尤以男性肝癌的數字特別嚴重，比正常人口中的數字高出好幾倍。下面簡單介紹加國安省2000-2012年期間做的一項大數據追蹤研究。（註二）

這項研究比較的是安省內2000年入獄的全部49,470名新囚到2012年終期間的年均癌症發病率和癌症死亡率，以及2006年（即2000-2012年期間的中間年份）整個省內人口的癌症發病率和癌症死亡率，得出標化發病比（standardized incidence ratio，SIR）和標化死亡比（SDR）。由於數據充份，可以算出合乎統計技術要求的分男女、分七種不同部位發生的癌症的SIR和SDR。

【體例：圖一，女性肺癌SIR=2.5，即表示數據內的女性在囚人士在2000-2012年期間肺癌新發病率是全省女性人口2006年間肺癌新發病率的2.5倍。SIR=1的話，即表示在囚與否沒有分別。注意橫座標顯示的倍數，不是用普通整數而是用對數做單位（logarithmic scale），所以第一大格是0.1到1倍，第二大格已是1到10倍。又：藍色代表男性，紅色代表女性。】

圖一、二分別是該項研究中各種癌症的SIR和SDR。可以看出，對男性而言，入獄成囚對肝癌的發病率和死亡率影響最大。圖一顯示男性肝癌SIR是3.5；圖二顯示男性肝癌SDR也是3.5。

政治犯與肝癌

由此結果推論，如果曉波入獄12年，他的肝癌發病或然率比一般人提高3.5倍，他的患癌死亡或然率也比一般人提高3.5倍。實際上可能更糟糕。在囚人士的癌症SIR和SDR偏高，很大程度是在囚期間的精神壓力導致的。（註三）由於曉波是政治犯，所受到的精神壓力比非政治犯要大得多（加拿大無政治犯），所以曉波的兩個或然率都會遠超一般人而不止3.5倍。事實上，不必12年，他已經到了肝癌的末期。鮑樸先生指中共謀殺曉波，如果指慢性謀殺，那一定對。

政權的維護者會狂嗆：他死有餘辜！正常人可不能同意這種蘇維埃/納粹/法利賽人的政治瘋癲。曉波因言獲罪，以文明人標準看，他完全無辜。中共強行把他逮捕、起訴、判刑，正式罪名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卻除了指出他發表過一系列違反官意的言論之外，始終沒法證明他有甚麼顛覆國家政權的行動，於是只得偷換概念，把他發表言論之舉說成是「行為」，「超出言論自由的範疇，構成犯罪」。

那麼，中共講的言論自由到底指甚麼呢？我們拿曉波的判決書看看就清楚：「被告人劉曉波……利用互聯網傳遞信息快、傳播範圍廣、社會影響大、公眾關注度高的特點，採用撰寫並在互聯網上發佈文章的方式，誹謗並煽動他人推翻我國國家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其行為已構成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且犯罪時間長、主觀惡性大，發佈的文章被廣為鏈接、裝載、瀏覽，影響惡劣，屬罪行重大的犯罪分子，依法應予從嚴懲處。」

試問，這些「行為」，哪一條在文明社會裏是構成犯罪的呢？問題很清楚，曉波文章影響大，共產黨吃不消，所以他有罪。換句話說，如果一個人講話，要麼是共產黨中聽的，要麼是廢話，或者只講幾句就乖乖收聲，一點影響力都沒有，那他在中國就有充份的言論「自由」。

文革回頭路：行穩致遠

文革發生的時候，文化部長陸定一與當時的極左派周揚起草了一份文件，首次提出搞「文化大革命」。文革真正展開後，他卻先被劉少奇鬥倒，後又給毛定性為「階級異己分子、反黨分子、內奸嫌疑」，永遠開除黨籍。1996年他臨死，最後一句遺言是「要讓人民講話」。

改革開放的確有新意，人民的自由多了，但過去十年中共已經走了很多回頭路，以言入罪的情況又變得平常，封鎖人民思想的動作如嚴禁互聯網「翻牆」等，已經不是新聞。

中共當年搞文革，人民是糊裏糊塗給拉下水、捲進去的，但這一次它在政治及思想方面走回頭路，的確得到不少大陸人民乃至海外華人包括在西方受教育的高級知識分子和商人的大力支持。如此，再加上三十年來大陸經濟可觀的增長所提供予政權的合法性，走這條回頭路比起毛時代的那條，更能「行穩致遠」。

這個趨勢，大陸的民主派異見人士不可能不清楚感覺到，所以才有曉波對「中國」乃至「中國人」的柏楊式的批判與揚棄：「我絕不認為中國的落伍是幾個昏君造成的，而是每個人造成的，因為制度是人創造的，中國的所有悲劇，都是中國人自編自導自演和自我欣賞的，這可能與人種有關。」

斷腸回首處　淚偷零

百度百科更拿曉波的另一些晦氣話上綱上線：「劉曉波恥於做中國人，他認為自己最大的悲哀是外語不過關，『如果可以過關，中國會和我根本沒有關係』。」「他還曾多次公開為台獨、藏獨搖旗吶喊，甚至提出要把中國分裂成十八塊。」愛國人最後落得如此決絕，令人想起納蘭性德名句：「人到情多情轉薄，而今真個悔多情，又到斷腸回首處，淚偷零。」

1977年8月，華國鋒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宣佈文革「結束」，這剛好是40年前的事。今年，曉波用他的生命寫下了《正午無光》中國版。當他從通道走過的時候，當會有不少像筆者這樣的政治共犯替他送行，敲打鐵閘。

（註一）反思共產主義運動的批判文學巨著還有兩本：巴斯特納克的《齊瓦哥醫生》（1957），蘇仁尼津的《癌病間》（1968）；前者也有顯著的「老幹部」與「新人類」的對比。這兩本小說的出版日期都比《正午無光》晚。

（註二）論文可在美國國家生物科技資訊中心（NCBI）網站下載：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5321272/ 。

（註三）論文網址：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3037818/ 。

區家麟 - 釋法不義

2017年7月17日

【明報文章】宣誓案判決，再DQ四名民選議員，政府以司法手段改寫選舉結果，最突出的荒謬處，乃是你今天的行為，會犯了明天立的法。

議員是在二○一六年十月十二日宣的誓，犯了人大常委在十一月七日釋的法。現在玩法是，看清楚你的言談行為，然後找法律專家度身訂做法例解釋，然後又說這是釋法，不是修法，故有追溯力，而且可追溯至二十年前的回歸日。

法網無邊，還可以穿越時間長河，政府可追溯梁國雄議員過往幾屆宣誓時都不莊重不合形式，一次過DQ，原來長毛從來無做過議員，還要把過往多年的議員工資津貼歸還。

慣例既成，釋法還可以更有創意地靈活運用。根據內地「法律傳統」，被指「妄議中央」的人，隨時遭「依法」冠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循此路向，香港基本法二十三條其實不用立法，香港《刑事罪行條例》早已經有殖民時代遺留下來的「煽動叛亂罪」，即是「頭上早已有把刀」，人大常委隨時發揮一下釋法的創造力量同幻想，以釋法豐富一下「煽動」的定義。結果，每個人一生之中，總有幾次可被定義為「妄議中央」，全部都被今天的法律視作「煽動叛亂」，十惡不赦。

至高無上的人大常委，只需忽然以釋法之名直接修改法例，就能以明天的標準，審視你的過去。香港法院，最少是終審法院之下的法院，已建立了一個承認人大釋法兼照單全收的做法；無視往日立法會慣例，亦無視釋法權力無限大、過程封閉、違反法治精神的權力操作。

法律成為冠冕堂皇的統治利器，美妙。

鄭美姿 - 中國人的害怕

2017年7月15日

【明報文章】七年前一個冬日的下午，在挪威奧斯陸巿政廳，正舉行諾貝爾和平獎的頒獎禮。典禮開始，不是鑼鼓張揚，而是一把女聲唱道：「冬天不久留，春天也要離開，春天要離開。」這首歌叫Solveig's Song，由劇作家易卜生填詞，是一首挪威的百年老歌。歌詞最後兩句，這樣完結：「你回來之前，我也一直獨自等待；就算你到了天上浮雲處，我也會前去相見。」

那是為劉曉波而舉行的頒獎禮，歌聲在十二月飄雪的北歐天空縈繞；而當刻劉曉波正於遼寧錦州，地址為南山里八十六號的一座監獄裏服刑；他的太太劉霞，則因丈夫獲獎，而在北京的家中遭軟禁，與外界聯繫全失。

劉曉波是有史以來，第一位中國人得到諾貝爾和平獎；但他因言入罪，不能出席領獎。這變成一場沒有得獎者的頒獎禮，台下有觀眾，台上只有大會為劉曉波準備的一張空櫈。諾貝爾委員會想邀請華裔小提琴家張萬鈞，在典禮上為劉曉波奏樂。張萬鈞在美國波士頓出生，他獲邀後沒有立即答應，因為害怕。是的，張萬鈞根本是美國人了，但他仍然害怕，當時他這樣說：「我需要多一些時間考慮，確保不會遭到報復……我在中國還有親戚，我問父親，他希望我不要去。」

除了張萬鈞，大會還向一隊中國兒童合唱團作出邀請，讓他們親臨挪威的現場表演；事緣劉曉波曾說過，他喜歡孩子的歌聲。但最後合唱團拒絕了，因為那些孩子的父母害怕，他們害怕一旦出國了，將不能回家。最後大會改由挪威的兒童合唱團表演，他們喜樂地唱了一首自己國家的民歌，臉上沒有懼怕。

紀思道 - 劉曉波，我們想念你

紐約時報   2017年7月14日

我們這個時代的曼德拉已死，在遭受了中國當局幾十年駭人聽聞的虐待之後，劉曉波至少現在找到了安寧。

享年61歲的劉曉波，是自納粹時代以來，第一位在羈押中去世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他的死是對中國殘酷對待一位現代偉人的指控。

就連在劉曉波罹患晚期癌症、頻臨死亡之際，中國仍拒絕讓他出國接受可能挽救他生命的治療。中國當局在沒有得到他同意的情況下，給垂死的劉曉波拍下影片，製作描述給他仁慈待遇的虛假宣傳片，這種做法愚不可及、令人作嘔。

在接下來的幾週裡，中國可能會試圖把劉曉波的遺體處理掉，而且是以不讓他的墳墓成為民主朝聖地的方式。當局無疑會企圖恐嚇、威脅劉曉波勇敢的遺孀劉霞，也許為了不讓她說話，會無限期地將她軟禁。

西方領導人會為她說話嗎？我認為恐怕不會，他們不會用比此前為劉曉波本人發聲更強有力的聲音為劉霞說話。

如果說，劉曉波死的方式是對中國壓迫的控訴，他的死同時也突顯了西方領導人的懦弱，他們太過膽怯，沒有用任何有意義的方式來提出劉曉波的情況。川普總統在二十國集團首腦會議的間隙，在漢堡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見了面，但川普根本沒有提劉曉波的名字。慚愧呀，所有人。

劉曉波死得有尊嚴、死得光榮，他恪守了自己的原則。其他所有人，差了點勁。

有朝一日，在民主降臨中國後，天安門廣場上將有一個劉曉波的紀念碑。但在一個自由的中國裡，永遠不會有習近平的紀念碑，他在執政期間主持了對異見的嚴厲打壓，大大地減少了中國的自由度。

下面是讓那些不認識劉曉波的人略微了解一下他：

1. 他是一位出色的教員，1989年春，他正在哥倫比亞大學當訪問學者，過得相當安逸。但在天安門的學生民主抗議活動開始的時候，他迅速回到國內，以對示威者表示支持。當軍隊在1989年6月3至4日的夜間向抗議者開火時，他原本可以逃離，但卻留下來與軍方協商，為仍在天安門廣場中心的學生安排了一個安全離開的通道。在1990年代，他原本可以移居西方，但為了在自己的國家裡為自由而奮鬥，他沒有走。

2. 他還有一個偉大的愛情故事，中國政府為了向他施壓，兇殘地對待他的妻子劉霞。劉霞在情感上已經很脆弱，雖然她從來沒有被控犯有任何罪行，但她被置於軟禁之中。中國政府知道劉曉波永遠不會屈服，所以政府故意讓他的妻子遭受巨大的隔離之苦，以此向劉曉波施壓。然而，這對夫婦堅​​持了下來，他曾用優美的語言向她致意：「你的愛，就是超越高牆、穿透鐵窗的陽光，撫摸我的每寸皮膚，溫暖我的每個細胞，讓我始終保有內心的平和、坦蕩與明亮，讓獄中的每分鐘都充滿意義。」

3. 異見者往往是不近情理的人，因為挑戰一個高壓國家有失去一切的風險，需要一種特殊的性格。劉曉波在職業生涯之初也不近情理，曾是一個少年得志、不可一世的學者，但在職業生涯的過程中，逐步變得溫和、明智。他用以呼籲民主的《零八憲章》，就是這種明智的範例，他時常讚揚自己的辦案者的專業精神，以明確地表示他並不厭惡他們——這正是我將他比作曼德拉的一個原因。

4. 習近平是否對劉曉波的死負有責任目前還不清楚，但很可能情況確實如此。雖然劉曉波死於肝癌，並曾患有肝炎（這是肝癌的一個危險因素），但中國監獄的醫療條件是臭名昭着地差，監獄當局常常拒絕為異見者提供醫療照顧，作為向其施加壓力的一種方式。在我看來，很有可能如果他沒有被監禁的話，劉曉波的癌症會在能夠進行治療的時候、更早地被發現。

5. 劉曉波在羈押中死亡，也為人們看到習近平讓中國倒退了多遠提供了一個窗口。在20世紀90年代及21世紀的部分時間裡，劉曉波曾有過自由，能為海外刊物和互聯網刊物寫文章。（我最後一次和他通話是在2008年他被捕前不久，我在電話裡報了自己的名字之後，國安人員就把電話掐斷了）。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比20年前的中國更不自由了。幾天前，我曾給劉曉波寫過一封公開信，將他描述為也許是我最敬佩的人，我真希望他看到了那封信——但我相信當局不允許他那樣做。

6. 大多數中國人從未聽說過劉曉波，因為國家宣傳機器禁止關於他的討論。於是就出現了這個矛盾的現象：因其在中國從事的工作而贏得諾貝爾獎的首位中國人去世了，但在他自己的土地上卻沒有多少哀悼他的人。但是，對我們這些在過去幾十年中關心其無比重要和勇敢無畏的工作的人來說，有一種太多的空虛和悲傷感，主要不是為劉曉波本人感到悲傷，因為他現在已不再受迫害，而是為中國的大倒退感到悲傷，為世界領導人在一位現代偉人遭受野蠻對待時表現的膽怯感到悲傷。我們能夠從劉曉波的勇氣、正派和遠見卓識上學到很多東西，我也期待著有朝一日可以在天安門廣場上在他的紀念碑前獻花。

劉曉波病逝：自由的探路者，專制主義的囚徒

紐約時報   儲百亮

2017年7月13日

 

北京——中國民主人士劉曉波於本週四逝世，享年61歲。劉曉波是一位離經叛道的知識分子。1989年學生運動中，他曾守在天安門廣場，軍隊逼近之際，救護了現場的抗議者。因為起草並傳播一份呼喚民主的宣言，他被判處11年有期徒刑。2010年，劉曉波在獄中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劉曉波是因肝癌離世。中國政府於6月末才披露這個診斷，那時他的病情已經基本醫治無望。從官方的角度來說，劉曉波獲得了保外就醫。但即便是住進東北一家醫院、面臨死亡的時候，劉曉波仍被禁言，始終有人看押。他幾十年來與這個專制政權的牢籠鬥爭，臨死時仍然是它的囚徒。

劉曉波的妻子劉霞一直被警方軟禁，並處於嚴密監視之下。警方不允許她就丈夫的死和遲到的癌症治療發表言論。

劉曉波危及生命的病情被公開時，劉霞在一段對朋友的簡短的視頻中這樣描述他的情況：“不能手術、不能放療、不能化療。”這段視頻迅速在網上傳播開來。

劉曉波的病況引起了朋友、中國人權活動人士以及國際團體的廣泛同情。在他們看來，劉曉波是一名無畏的和平民主改革倡導者。他是1935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1938年在監獄醫院中死亡的德國和平主義者、納粹的敵人卡爾．馮．奧西茨基(Carl von Ossietzky)——以來，第一位在國家監控下死亡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人們對他病情的反應說明了他受到了多大的尊重，”現居洛杉磯、一名認識劉曉波的前北京文學教授崔衛平說。“各界人士——朋友、陌生人、年輕人——在聽說有癌症晚期患者被關押至死，都相當憤怒。”

劉曉波最後一次被捕是在2008年，在他參與起草《零八憲章》之後。那是一份呼籲民主、法治以及結束審查制度的大膽的請願書。

一年後，北京一座法院審理了劉曉波的案子，並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對其判刑。判決書引用了《零八憲章》和劉曉波批評、戲謔中國政府的文章。面對沉重的判決，劉曉波回以一個對中國未來的警告。

“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劉曉波在一項為審判而準備的陳述中寫道：“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煽動起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毀掉一個社會的寬容和人性，阻礙一個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進程。”

受審當時，劉曉波已是中國最出名的異見者。在2010年獲得諾貝爾獎之後，他變得更加出名。當時他被關在中國東北獄中。挪威諾貝爾獎委員會表彰他是“中國人權鬥爭最突出的象徵人物。”

劉曉波無法親自領獎，在頒獎典禮上，本該屬於他的位置擺放著一張空椅子。他為審判而準備、卻未被准許宣讀的法庭陳述，被人代為朗讀，作為他的諾貝爾演講。

“無論是在精神還是肉體上，曉波都與中國及其命運緊緊相連，”劉曉波去世前，澳大利亞漢學家、他的好友白傑明(Geremie R. Barmé)在一篇頌詞中這樣寫道。“到頭來，他的言論與行動可能為他贏得了諾貝爾獎，但是在一個專制的體制裏，在一個1989年以來不過是在殘酷與無情之間擺動的體制裏，那些言論與行動已經註定了他的命運。”

劉曉波對抗爭和監禁毫不陌生。1955年12月28日，他在中國東北的吉林省出生。他的父親是一名忠於共產黨的大學教授，他卻一生頑強執拗地與專制主義抗爭。

“即使在異見者中間，他也是一名異見者，”劉曉波的友人余傑說道。他曾為劉曉波寫過一部傳記。余傑現居美國。

他還說道："劉曉波願意作自我批評，反省自己的所作所為。就連許多民主運動中的活動人士，也做不到這一點。”

餘傑回憶了大約在1999年，他第一次與劉曉波通電話的情景：“他說，‘我已經讀過你的書了，有很多地方我不同意，’他批評了我大約半個小時。”

20世紀80年代，劉曉波在北京作為一個嚴厲的文學評論家出了名，被人稱為“黑馬”。知識界的一致順從讓他深惡痛絕，哪怕是以改革的名義。當時，鄧小平拒絕進行與經濟自由化匹配的政治改革，他漸漸將重心轉向政治問題。

1989年，在北京的學生佔領天安門廣場、要求民主改革並結束政黨腐敗時，他是哥倫比亞大學的訪問學者。他回到北京支持抗議者。後來，他將該時間點描述為一個“轉折點”——讓他結束學術生涯，不可逆轉地走上了政治反抗的人生道路。

劉曉波對學生展現了無保留的同情。他最終敦促他們離開天安門廣場，回到校園。越來越多跡象表明，共產黨領導層將動用武力結束抗議活動；這時，劉曉波和他的三個朋友（包括歌手侯德健）在廣場上一邊絕食聲援學生，一邊勸導他們撤離。

“如果我們沒有加入廣場上的學生並且面對同樣的危險，我們就沒有資格發言，”侯德健引述了劉曉波的話。

當軍隊進來時，在通向天安門廣場的路上，有成百上千示威者死在槍彈下和混亂中。但如果沒有劉曉波和他的朋友，流血事件的後果可能更加慘重。6月3日夜晚，當坦克、裝甲車以及解放軍官兵朝天安門方向推進合圍時，劉曉波和他的朋友們也守在廣場。

劉曉波和他的朋友與逼近的軍隊協商，要求為留在廣場的示威者開放一條安全的通道以便他們撤離，並說服驚慌的學生離開，避免衝突。

“你們的心情我理解。但是你們想過沒有，這槍一響，天安門廣場將血流成河？”根據劉曉波撰寫的有關1989年的回憶錄，他當時在天安門廣場上這樣說。

“如果他沒有在現場，我相信會有人死在廣場上。那是他的和平主義行動，”6月3日那晚同劉曉波留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友人劉蘇裏表示。“曉波有一種從未消失的英雄主義情結。”

軍方鎮壓動亂之後不久，劉曉波因支持抗議而被捕，在獄中度過了21個月。他失去了大學講師的工作、著作被禁，共產黨把他貼上煽動民運的“黑手”的標簽。他隨後支持包括入侵伊拉克在內的美國政府政策的行為也招來鄙視。

但他沒有為此屈服。1996年，因為呼籲釋放因參與示威而仍被囚禁的人士，劉曉波被判處勞教三年。

劉曉波不是《零八憲章》的發起人，但他後來參與了公開發佈這份聲明之前的準備，並且讓它能被盡可能多的人所接受。他還在北京挨家挨戶地敲門，動員知名人物簽字。

這一請願書一開始吸引了303人簽字，其中包括劉曉波動員的許多中國著名作家、學者、律師和卸任官員。截至2009年5月，簽字人數已達8600多人，包括海外支持者。

“他能兼顧體制內外的人，”劉曉波的朋友、同樣也簽署了《零八憲章》的崔衛平說： “他還把來自不同世代的反對派運動聯繫起來。我不認為除了劉曉波還有人可以做到這一點。”

劉曉波和大多數其他簽署者對可能受到嚴懲的風險不以為然。但他的妻子劉霞擔心政府會嚴加報復。在劉曉波的審判陳述中，他感謝劉霞的“無私的愛”。

“即使我被碾成粉末，我也會用灰燼擁抱你，”他寫道：“親愛的，有你的愛，我就會坦然面對即將到來的審判，無悔於自己的選擇，樂觀地期待著明天。”

儲百亮(Chris Buckley)是《紐約時報》駐京記者。

陳文敏 - 以言入罪的悲劇

2017年7月12日

【明報文章】1998年10月，中國簽署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儘管至今中國仍未批核確認公約的生效，但簽署了公約已意味着中國原則上接受公約的內容。公約開宗明義指出，尊重個人尊嚴和平等是自由、公義及和平的基石，進而確認和保障每個人的基本權利。1982年的中國憲法，亦明確列出保障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和選舉的權利。

劉曉波因草擬《零八憲章》而被判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成，入獄11年，在差不多服刑期滿才獲准保外就醫。10年前他還是個滿腔熱血的中年書生，10年後他已是臉容憔悴、在死亡邊緣掙扎的末期肝癌病人。天地悠悠，究竟劉曉波犯了什麼錯要遭到如斯對待？

《零八憲章》就自由、人權、平等、公義、民主和憲政提出19項主張，這些主張大約可以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重申對人權的保障，包括人身自由，不受非法逮捕、拘禁或審問，廢除勞動教養制度，保障公民的自由遷徙權，結社自由，和平集會、言論、出版和學術自由，宗教和信仰自由，實行政教分家。憲章亦倡議保障財產權、改革財稅、建立社會保障體制，保護生態環境和提倡可持續發展。這些主張，無異於中國憲法內對人權的保障，亦和國際人權公約的規定相符。

憲章另一部分提出憲制改革，包括構建分權制衡的現代政府，防止行政權力過分擴張，保障司法獨立，實現軍隊國家化，警察和公務員保持政治中立，全面推行民主選舉制度。最後，也最具爭議性的，乃是通過平等談判和合作尋求海峽兩岸和解方案，在民主憲政的架構下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

聯邦共和其實並非新意，早在多年前已有人提出，甚至在中英前途談判時亦有人提出這個概念。可惜，這個主張令劉曉波賠上性命。一紙文章，竟然可以構成顛覆分裂國家政權罪，這個國家何時變得如此脆弱？

最近又有不少關於23條立法的言論，23條真正的問題其實並非關於國家安全，因為這早已有足夠法律保障，而是我們是否需要一些以言入罪的罪行。劉曉波是今天中國的悲劇，我們還要多少個劉曉波，才可以容納一些卑微的不同聲音？

劉曉波寫給廖亦武的一封信

2000年1月13日   來源：廖亦武臉書

親愛的鬍子或禿頭：

夜以繼日地讀你的《證詞》，劉霞讀得快，我讀得慢。一目十行與逐字領會之間，你應該知道哪頭更熱吧。以後你再豬腦子，也該知道對誰應該坦蕩，對誰應該曖昧了吧。

與你四年的牢獄相比，我的三次坐牢都稱不上真正的災難，第一次在秦城是單人牢房，除了一個人有時感到死寂外，生活上要比你好多了。第二次8個月在香山腳下的一個大院中，就更是特殊待遇了，除了沒有自由，其它什麼都有。第三次在大連教養院，也是獨處一地。我這個監獄中的貴族無法面對你所遭受的一切，甚至都不敢聲稱自己三進三出地坐過牢。其實，在我們這個非人的地方，想有尊嚴只剩反抗一途，所以坐牢只是人的尊嚴的必不可少的部分，沒有什麼可炫耀的。怕的不是坐牢，而是坐過牢之後，自以為可以向社會討還血債，號令天下。

我一直知道「六．四」後有太多的被捕者判得比我這樣的風雲人物重，獄中的條件之惡劣，非常人所能想像。但在沒有看到你的《證詞》之前，這只是一種感覺而已。《證詞》才使我能夠真實地觸摸到「六．四」悲劇的真正受難者的心跳。我的羞愧是無法形諸於文字的，所以，在我的後半生，只能為亡靈，為那些無名的受難者活著。什麼都可以過去，但無辜者的血淚是我心中永遠的石頭。沉重，冰涼，有尖利的棱角。

《安魂》是一首真正的詩，比《大屠殺》還好。

與其它共產黑幕中的人物相比，我們都稱不上真正的硬漢子。這麼多年的大悲劇，我們仍然沒有一個道義巨人，類似哈維爾。為了所有人都有自私的權利，必須有一個道義巨人無私地犧牲。為了爭取到一個「消極自由」（不受權力的任意強制），必須有一種積極抗爭的意志。歷史沒有必然，一個殉難者的出現就會徹底改變一個民族的靈魂，提升人的精神品質。甘地是偶然，哈維爾是偶然，二千年前那個生於馬槽的農家孩子更是偶然。人的提升就是靠這些偶然誕生的個人完成的。不能指望大眾的集體良知，只能依靠偉大的個人良知凝聚起懦弱的大眾。特別是我們這個民族，更需要道義巨人，典範的感召力是無窮的，一個符號可以喚起太多的道義資源。例如方勵之能走出美國大使館，或趙紫陽能夠在下臺後仍然主動抗爭，或北島不出國。「六．四」以後的沉寂與遺忘，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們沒有一個挺身而出的道義巨人。

人的善良和堅韌是可以想像的，但人的邪惡與懦弱是無法想像的，每當大悲劇發生之時，我都被人的邪惡與懦弱所震驚。反而對善良與堅韌的缺乏平靜待之。文字之所以有美，就是為了在一片黑暗中讓真實閃光，美是真實的凝聚點。而喧囂、華麗只會遮蔽真實。與這個聰明的世界相比，你和我就算愚人了，只配像古老的歐洲那樣，坐上「愚人船」，在茫茫大海上漂泊，最先碰到的陸地就是家園了。我們是靠生命中僅存的心痛的感覺才活著，心痛是一種最盲目也是最清醒的狀態。它盲目，就是在所有人都麻木時，它仍然不識時務地喊痛；它清醒，就是在所有人都失憶時，它記住那把泣血的刀。我曾有一首寫給劉霞的詩：「一隻螞蟻的哭泣留住了你的腳步。」

我沒見過你的姐姐飛飛，她該是一個怎樣的女人，你的筆使我愛上了她。與亡靈或失敗者共舞，才是生命之舞。如果可能，你去掃墓時，代我獻上一束花。

曉波於公元二千年一月十三日

李怡 - 祈願

世道人生   香港蘋果日報   2017年7月10日

劉曉波留診的瀋陽醫院通報稱，「美國和德國專家提出患者希望出國治療，中國專家提出：『患者轉運過程不安全，你們還有甚麼治療辦法可以做得更好？』美德專家回答：『我們也沒有更好的辦法了，你們已經做得非常好。』」。

這是中共為劉曉波做的最後一場戲，請來美德專家並由他們說出沒有更好辦法，院方又以「患者轉運不安全」為理由，拒絕劉曉波出國治療。

劉已命懸一線，他的所謂「保外就醫」仍然被當局嚴密監控，家人被監視。從種種情況來看，院方所謂「轉運不安全」，只是當局指令下的藉口，真正原因是不許劉曉波帶同劉霞出國。劉曉波在國外或許「也沒有更好的辦法」治癒，但劉霞會因獲自由而把多年來無端受軟禁及當局對劉曉波、對她、對她弟弟的所有卑鄙惡行公之於世。

在所有的大陸持不同意見之中，劉曉波最「愛國」、最溫和，甚而是最能夠體諒專制政權。1889年他還在美國當訪問學者，因民運而中斷回國。六四前，他作為四君子之一，與戒嚴部隊談判，說服部隊讓數以千計的學生撤離。

1993年1月，劉曉波應邀訪澳大利亞和美國，期間就「八九民運」進行批判性反省，引起海內外異議人士爭議。到5月，他謝絕海外一些朋友留下避難的建議，又返回中國。

2008年，劉曉波因起草《零八憲章》被捕，並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11年。罪名是「煽動」，意味只是言論而沒有行動。而劉的言論，即《零八憲章》的主旨，只是要求中共政權按照自己所定的憲法，給予人民應有權利而已。在法庭上，他也以「我沒有敵人，我沒有仇恨」表示對專制政權的寬容。也因此，海外的中國異議人士對他嚴詞批評，甚而反對向他頒發諾貝爾和平獎。

這就是一個和平的、理性的、非暴力甚而非行動的，只在憲政範圍內議政的知識分子，在極權政治下的遭遇。更禍延妻子遭長期軟禁，妻弟劉暉被誣告判刑。

當掌權者要香港人學習憲法、《基本法》時，劉曉波要求當局尊重憲法有何啟示？

在對生存已經絕望的時刻，劉曉波知道留在中國已經沒有意義了，他瀕危的唯一希望，就是能夠讓受累的妻子恢復自由，而留在「祖國」這是沒有希望的。但即使這卑微的要求，也被一個假借的理由拒絕了。

這幾天，大陸網頁有人放上《魔戒》的主題曲、Enya的《祈願》（May it be），我也一面重聽一面嘆息，以下是歌詞的中文：

祈願有一顆夜晚的明星/照耀着你/祈願當黑暗降臨之際/你的心將會真切/你行走在孤獨之路上/哦！你離家鄉多麼遙遠啊/黑暗已經來臨/堅定信念，你會找到屬於你的道路/黑暗已經降臨/一個諾言現在與你同在/祈願陰影的召喚/終將煙消雲散/祈願你的旅途/通向那光明的明天/當那黑夜被征服之時/你將起身看見那耀眼的太陽/黑暗已經來臨……

歌詞的「你」，不是曉波，他將遠行。而是我，和你，和他，和我們。

林夕 - 不應把事情鬧大

香港蘋果日報   2017年7月9日

問世間，論見識不知邊個高，所以，我寧可靠常識做個庸人。可惜，時運偏低時，總會聽到高人愛發高論，這些高人有個特點，平日對世事不多言，好擺出冷靜觀察家的風範，大多數人都在講的觀點，他們不屑講，憑人之常情而起的反應，他們一般冷眼旁觀，收斂到近乎麻木，以表示世事都給他們看透。

例如劉曉波得了肝癌末期，從獄中像貨物般被搬到查無此人的醫院治療，輿論呼籲當局讓劉保外就醫之聲不絕，七一遊行也有香港人高喊釋放劉曉波保外就醫，也有人要求外國聲援，跟中國交涉，高人就很懂這個遊戲的潛規則似的，用知情人士的口吻指點：「真夠笨的，都沒搞清楚對手都是些什麼人，就亂喊一通，老共從來吃軟不吃硬，本來或許還有轉圜機會，把事情張揚弄大了，他怎麼能答應，他最愛面子，最重權威，有人呼籲就聽你說的，以後還怎麼管治？最不智是牽扯到外國勢力，老共最忌諱這個，又多一個口實，外國人不宜干預內政。真是好心做壞事。」

此話確實有太平山那麼高，但又熟悉似太平山，不過是另一種老調。雨傘時期也一樣，又是那套不做老共不喜歡、會忌諱的事，反而會得到真一點的選舉。但是，吃軟不吃硬？你軟，這個政權就心軟，你不特別爭取的他反而自動送上？歷史上沒法發生過，是聞所未聞的天方夜譚。

所以我怯怯的問高人：「然後呢？」

高人反問：「什麼然後？」

我說：「不應把事情鬧大，不作聲不作為，大家假裝沒事發生，連劉家的親朋好友律師也不要多事，就能得到想要的？」

高人曰：「沒有然後了，現在鬧大了，就回不了頭。當初若肯服軟，就沒事。沒有那些維權律師，老共沒覺得受威脅，就沒事。沒有好心人做的壞事，就沒事。唉，大家都不懂策略。」

聽到這裏，我不得不借用兩岸網民一句話：我也真是醉了。

眾人皆醉他獨醒，這類高人的確很醒目，從來只聽過他們批評好心的人做壞事，太天真誤了大事，做壞事的始作俑者，卻不知是沒興趣抑或沒膽量，連私下四野無人也不吭一聲。這心態，我理解無能，只好想像，釋放×××之類的要求太天真太普遍，不夠有型，不夠深度。而高人天真地認為，討好極權，讓自己沒有威脅性，就能得到糖果獎勵，以戰術而論，主動投降就是最高策略。

練乙錚 - 獨立與民主，孰難？

氣短集   香港蘋果日報   2017年7月5日

前幾天和一個老朋友談論社運裏的一個看似無甚可議的問題：民主和獨立，港人爭取哪個更困難？直覺判斷當然是獨立難得多，因為那是違法的，而且，大家只要留意最近京官提起港獨時的語氣，便可穩作此判斷。但是，如果想清楚一點，繼而查看一些資料，可能發覺其他兩個答案都未必能夠一口否定，只不過這兩個答案都不在很多人的直覺裏，因此少人主動談起。拋磚引玉，筆者希望能夠增進就此問題持不同意見人士之間的相互了解。

思辨實驗

問：局部地方的民主和獨立，哪一個對中共政權的生存威脅大些？

設想一：假如西藏、新疆、內蒙古和台灣這幾個一直以來都有要求獨立的地區忽然都成功獨立出去了，成為新興國家，那麼中共活得下去嗎？答案是完全可以。那些地區，不是偏遠便是人迹稀少，像今天已經存在了幾十年的外蒙古，多幾個又如何？而且，只要中共在那幾個地方獨立之前不要太為難當地人民，它就會活得比現在更好。

設想二：假如廣東省忽然（真）民主化了，卻賴死不走，成功保持中國的一個省的地位，那麼中共能活得下去嗎？很值得懷疑。因為其他各省便是只有一半想跟廣東看齊，那中共也很可能要完蛋，至少也要脫胎換骨，才有望生存下去。

當然，一個如此簡單的思辨實驗並不能把上述問題解決，其單薄處更不具足夠說服力，但是它給大家提醒了一個大致上的真理：民主運動是專制政權的天敵，獨立卻不是。打個譬喻，周邊地方獨立，傷及的是主體的皮肉，頂多是去掉幾個指頭甚至半條腿，卻不會有生命危險，但民主則直指心臟。

儘管簡樸，這個思辨實驗已能對前述的先入為主答案提出合理質疑，引起進一步找尋正反證據的動機。一直以來，這方面的討論聚焦諸如「斷水斷糧」等近距離因素，雖然重要卻不全面，會導致「當局者迷」的困惑，因此筆者初步提供一些比較「離地」的思考材料。

戰後事例

民主和獨立都是複雜的歷史事件，每一宗都是獨特的，但我們也不能完全排除其所包含的普遍性；揭示這普遍性就要看大數據。筆者提議一個簡單進路：點數二戰後世界上出現的新興民主國家和新興獨立國家的數目，比較一下孰多孰少。箇中道理，當然是民主化和獨立的困難越大，錄得的總數就越少（這個命題有多準確，該由政治學者仔細商榷，但起碼是個第一約莫）。

先看戰後世界上幾波新增民主國家的總數。這裏引用的資料來自英國牛津大學的一位學者主持的網站Our World in Data其中的政治／民主部份。資料很好用，只需把滑鼠在年份點上一放，該年份全世界範圍內有多少個民主國家便顯示出來了。查看1945年，這個數目是17；再看2010年（資料最後年份），數目是87。這就表示，1945-2010這65年裏，進入民主行列的國家有70個。筆者未考慮期間有沒有異常事例發生，如一些國家滅亡了或合併了，那就會導致數目不準確，但估計問題不嚴重。

再看同期間世界上幾波新出現的獨立國家總數。資料來自維基百科的「按成立日期排序的主權國家清單」。這網頁包含兩組資料，其中一組按洲（continent）計算，另一組則統一計算，對達到「主權獨立」的要求有所不同。第一組資料顯示，1945-2011這66年裏，非、美、亞、歐、大洋洲、跨洲的新獨立國家數目分別是19、9、18、13、11、6，總數是76。第二組的總數則是90。被納粹德國佔領、二戰末期重新獨立的歐洲六國沒算進任何一組數字。保守一點，筆者取用第一組的數據，即二戰之後取得獨立地位的國家總數是76。

民主獨立一樣難

按上述數據，若民主化和獨立運動成功的平均難度跟新興民主和新興獨立國家的數目成反比，則二戰以來的歷史大致上指出：爭取民主和爭取獨立的難度，其實「差不多」。

注意兩個總數很接近，不意味絕大多數新興國家都走上民主路，因為那70個戰後民主化國家當中，有些是1945年之前已經獨立成國，例如中華民國。又注意，這裏比較的是平均難度；在平均的兩側，分佈其實很離散。以獨立為例，新加坡的獨立太容易，是天掉下來的，自己本來並不想要。但孟加拉從巴基斯坦壓迫之下獨立出來，就非常痛苦，死人無數。

為甚麼獨立與民主化的平均難度會差不多呢？那可能僅僅是巧合，但筆者認為有一定道理。一般而言，爭取民主化的對象是同國族的專制政權，獨立鬥爭的對象則是外來政權，二者都是壓迫性的，面對兩種反抗運動，統治者的利益同樣受損，反咬的兇狠程度，跟人種膚色分別的關係不大。

按具體情況看，香港目前的體制跟民主和獨立比，其實都是只有一步之遙，只不過這一步就是都給北京卡住了。

民主比獨立難

然而，上述的「差不多」結論可爭議，因為民主有分真假，獨立就大體上沒有真獨立還是假獨立之別（蘇俄時代可能有，東歐國家受蘇聯操控很嚴重，可隨時被老大哥出兵佔領，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都曾經「領嘢」，因此是假獨立）。

今年5月，三位瑞典哥騰堡大學教授利用V Dem Institute 的政權仔細分類資料，把世界上所有政權按民主程度分成四等，其中第一等的要求是：除了有公平公開廉潔的一人一票普選制度之外，還要求有充份的人身、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等自由，以及法治和受司法和立法適當制約的行政系統。這就是香港人一般認知的「真普選」。

按這個港人認同的標準定義民主的話，2016年的時候，全世界只有52個國家在實行民主（而且還是把1945年之前已經真民主化的國家也算進去了）。這比上述所講的70個多出一大截。如果帶着這個標準比較民主化和獨立的難度，我們會說，爭取（真）民主比爭取獨立難。

大數據和認知落差

假如上述數據和分析正確，那麼就要問及香港的一個特殊性：為甚麼港人包括民主派普遍認為談港獨完全不切實際，追求民主卻「現實」得多？主因當然是港中硬實力懸殊，中方表明強烈反對港獨，那就已經「一句到尾」。但為甚麼民主乃直指其心臟的天敵，中共卻擺出「有得傾」的姿勢，甚至搞出一套似模似樣的民主東西要你「袋住先」呢？

那是因為中共像全世界大多數專制政權一樣，為了騙取管治合法性，老早搞了一套專制選舉（autocratic elections）撐場面，用的語言詞彙跟民主國家九成相似，你說民主它也說民主，於是造成彼此「有得傾」的假象，讓大家以為（真）民主縱然渺茫也始終不能說沒可能。香港的大多數民主政黨便是在這種相信之下運作的。中共不會儍得一出口便反民主，因為它還要樹立自己的那一套專制選舉；但面對獨立訴求，儘管對它而言並非致命，它卻完全沒有必要作任何保留。這就造成錯覺，以為「中共反港獨比反（真）民主更堅決」。

有這些因素在，就短觀而言，在香港宣揚獨立、自決，的確比搞民主困難，何況還有那些斷水斷糧的恐嚇。因此，這個短觀結論是不需要爭辯的，問題是長觀裏的景象卻可以很不同，因為有其他結構性因素在起作用。

國史做裁決

稍早之時，本欄介紹過前上海復旦大學史學家葛劍雄教授的一些著作；葛教授的研究顯示，國史上版圖分裂、出現獨立國與中土政權分治的時間，相當大程度超過統一的時間。

筆者認為，這是因為中國文化與體制有弱點，沒足夠凝聚力去保證一個不斷擴張、黏合、擴張、黏合而成的動態版圖長期穩定不甩裂；「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因而成為貫穿兩千多年歷史的一個貼切概括。另一方面，中國文化卻不幸未能在不斷的政治競爭中衍化出民主政制。結論是，在中國，鬧分裂搞獨立是一個古老傳統，但民主卻不是風土。

最後，讓我們看看三個從中華帝國周邊成功分裂出去的國家：朝鮮、越南和台灣。三個當中，只有一個半（台灣和南韓）是民主化了。而且，分裂出去的年份，遠早於民主的來臨。這是民主不比獨立容易的又一例證。

《尚書》提出「五服」主權觀，指導了兩千多年的中華帝國版圖增長過程。在這段時間裏，歷代承先啟後武功出人的君主擴張領土，就像在大塊燒餅的周邊上一小塊一小塊地加上生麵團，再鼓動爐火加熱猛烤，以求其黏住；秦始皇征閩、粵，就那麼加了兩塊。然而，把周邊甩甩爛爛的大燒餅放到西伐利亞民族國家模型那種乾淨利落版圖線裏框住，始終有困難；僅僅是黏着的周邊部份，要剝落很容易。遠觀中國，就是如此。

楊秀卓 - 消失的天、地、人

藝術初體驗   星期日生活   2017年6月4日

【明報專訊】中國共產黨的管治模式有一個特色，凡對某些人或物看不順眼的話，就要他們消失於眼前，包括同路人，例如劉少奇、彭德懷、賀龍等，這些人物被鬥至身故，當中從沒灰色地帶。

1958年3月，毛澤東發起一場全國性「滅麻雀行動」，因為毛認定麻雀吃掉太多穀物，影響農作物生產，於是動員全中國人民打麻雀。根據一份報章報道，第一天，僅是上海一地就「估計」有194,432隻（多麼精準！）被殺死。過了一段日子，相信有數以百萬計麻雀死去。這行動嚴重破壞食物鏈，在沒有天敵下，蝗蟲和蚱蜢大量繁殖，吃掉大量農作物，導致覆蓋廣泛的饑荒。後來，毛下令取消滅雀行動，最後更要向前蘇聯進口麻雀！

血腥歷史被埋葬 「天下太平」

1989年，數以十萬計20歲出頭的青年人佔領了天安門廣場，以和平、理性、非暴力方式爭取民主改革，堅持了個多月仍不肯撤退。鄧小平一聲令下，連催淚彈都不用，直接出動坦克車真槍實彈血腥清場。之後，整段屠城歷史被淡化為一場風波，書報不准寫，課堂不准提，這一場中國近代史上可歌可泣的民主運動被滅聲、被埋葬。2012年我到當時的香港教育學院客串教兩堂課，當中幾名來自大陸20餘歲的碩士生，居然從未聽過八九六四暴力鎮壓學生這段歷史。其他人物如方勵之、劉賓雁、王丹和王希哲，全部「出國就醫」，永遠不能再踏足中國領土。總之，歷史「被消失」，民運人士「被出國」，眼不見為乾淨，從此中國變得「天下太平」。

解決維權者即解決問題

2008年，三鹿集團生產三聚氰胺毒奶粉，受害嬰孩家長趙連海聯同其他「結石孩子」的家人，進行合法的維權訴訟。趙鍥而不捨，持續兩年多四處奔波要討回公道，他接受境外傳媒訪問，事情獲廣泛關注，激怒了領導人，結果於2010年被控尋釁滋事罪，判刑兩年半。受害人竟然倒過來要坐監，皆因共產黨覺得你日日嘈嘈閉，鎖你入監倉，不再在身邊嗡嗡叫，毒奶粉問題就這樣解決了，多麼簡單。

2008年汶川大地震，四川作家譚作人於2009年2月起草《5．12學生檔案》倡議書，尋找死去學生的名字，並追究學生校舍的工程質量調查，還死難者一個公道。譚堅持了一年多，四處訪問倖存者，將死去學生資料清楚整理，他們的名字、年歲、性別、級別、校名……等等，可惜只做了一半，共產黨害怕譚如果繼續追查下去，矛頭定會直指貪污官吏集團。為了阻止事件發酵，共產黨於2010年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將譚判刑5年（2014年3月譚刑滿出獄）。譚的命運跟趙連海一樣，只是入罪理由不同。

無數個 被自殺被失蹤的臉孔

2009年12月25日，共產黨於聖誕節向全世界宣布，負責起草《零八憲章》的發起人劉曉波被「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為由，判監11年。他的妻子劉霞從此亦被軟禁在住所內，折磨得精神崩潰，每日要靠藥物入睡。共產黨不喜歡你，無論你的態度有幾溫和、幾誠懇，就算手無寸鐵的一介書生，也要你消失。

2012年，被囚禁22年的硬漢李旺陽在接受訪問時說，就算被砍頭也要堅持平反六四，共產黨就是害怕這位在獄中受盡折磨，導致眼盲耳聾身體虛弱的一個硬漢，絕對要他消失。結局是李旺陽竟在醫院吊頸「被自殺」，並在沒有家人同意下，立即火化屍體，要死無對證。

2015年台灣歌手周子瑜在韓國綜藝晚會節目中，手持中華民國國旗出鏡，共產黨不高興，結果周子瑜像ISIS所俘虜的人質一樣，在鏡頭面前「被道歉」，中華民國國旗從此消失於大陸的電視機中。

2015年7月9日，全國24個省有300多名維權律師被搜捕，部分律師至今仍音信全無。近日，王全璋律師妻子李文足連同王的年老雙親和姐姐王全秀，一起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要求調查王全璋失蹤案。至今，王被捕兼「失蹤」已接近700天，告還是不告，該有個說法，讓夫妻見個面，是法律容許，也是基本人權。共產黨喜歡玩「失蹤」（前科是2011年艾未未），順便折磨家人，達至寒蟬效應。

2017年5月，台灣希望以觀察員身分參與世衛會議，但共產黨利用其外交影響力，連觀察員身分也不獲批准，把台灣徹底拒諸世衛門外。病菌無國界，這是什麼邏輯？這是中國邏輯，看你不順眼，你就要消失。

「消失」風已吹到香港

自雨傘運動後，這股「消失」風也吹到來香港。2015年銅鑼灣書店股東李波、桂民海，突然以「自己的」方式進入大陸，再在電視鏡頭前「報平安」、「認罪」，比鬼故更離奇恐怖。2016年新界東補選梁天琦高票落敗，之後梁參加9月立法會選舉，未入閘已被DQ。而正式成為議員的劉小麗、姚松炎、羅冠聰和梁國雄則被告上法庭。特區政府用公帑控告上述議員，以巨額訴訟費和人大釋法DQ他們。傘後公民社會日趨成熟，但當權者赤裸裸毫不掩飾地打壓民間學院搞教育，封殺庫斯克老師寫時事評論、趕絕Hidden Agenda辦音樂會……你們這班獨立思考、無懼發聲的人，通通要消失。

大律師周浩鼎死撐自己沒有錯、前律政司長梁愛詩說不行一地兩檢不如炸掉高鐵、資深大律師胡漢清說香港地底不屬香港管、律師何君堯暗喻同性戀者是畜牲、警察話自己是受迫害的猶太人、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說香港沒有三權分立只有特首行政權……他們全都是「真理部」的掌權人，我嗅到「戰爭即和平」、「自由即奴役」、「無知即力量」已殺到埋身。

28年前的天安門廣場和三年前的金鐘、銅鑼灣、旺角，全都成為香港人的歷史，我們不會忘記，兩代青年人在不同時空所堅持爭取的，都是相同目標：民主與自由。2017年，藍天消失了、歷史消失了、義人消失了，試問邪惡什麼時候消失？好讓希望重燃人間。

文：楊秀卓
編輯：梁敏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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