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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2月22日 星期一

施安娜 - 普通話是誰的母語?

2016222

【明報專訊】廣東人的母語是廣東話,福建人的母語是福建話,究竟普通話是誰的母語?有人寫文章提及普通話「是我們的社會母語」,引起了一些討論。誠然,社會是由人組成的,但社會不等同於人。人有母親,社會沒有。人與母親,那是血緣上、自然的關係,訴諸的是情感。人與社會不是, 所謂「社會母語」, 強把普通話當母語,那是一種矯情,也偷換概念。
「社會母語」 偷換概念
關於教學語言,教育改革以來,一直強調母語教學,在2001年,時任特首董建華在施政報告中提出了推廣「兩文三語」是既定政策。早在1982年國際顧問團提出以「心中的語言」學習,1997年的《中學教學語言指引》指出世界各地及本港的研究結果顯示,對大多數學生來說,以母語學習,成效最佳,大多數學生較喜歡以母語學習,用母語教學,為學生消除學習大部分科目時的語言障礙,學生因而較容易吸收知識、分析問題、表達意見、發展探究精神及培養敏銳的思考能力。
2015年課程發展議會的《更新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文件中指出「中文是香港大多數學生的母語」,「中國語文教育除了要均衡兼顧書面語(包括語體和文言)及口語(包括粵語和普通話)的學習外,亦要關注學生︰運用規範書面語的能力,以避免學生的表達受口語或網絡語言的影響」。當中仍然提出培養善用「兩文三語」溝通的人才,可是仍「繼續以『用普通話教中文』為遠程目標」,雖然「普教中」的成效仍然成疑,雖然有些學校已由「普教中」轉回「粵教中」。
香港環境「普教中」窒礙高階思維
當局提倡母語教學,並非憑空而來,而是經過研究才有的政策。如果我們認同母語教學的成效更高,如果我們明白普通話並非大部分香港學生的母語,如果我們了解普通話和廣東話也是一種口語,學習中文不等同是學習口語。在香港的語言環境,在一般教與學的情境裏,師生用廣東話較能表達高階思維,用普通話則會窒礙高階思維,勉強用普通話教與學,則要付出影響高階思維的代價。普通話教學時所謂的減少方言干擾的得益,與「普教中」窒礙高階思維的損失相比,可謂得不償失。
何况採用「普教中」能否做到所謂的減少方言干擾?文件中強調的「規範書面語」,也不是採用「普教中」可以解決的。如果學生寫文章時用「吹水」,你會說是用了口語方言;可是若他換上「侃大山」,你可能摸不着頭腦,或者是覺得很有隔膜。我們可以在普通話課本裏找到的用詞,其實也是方言。要是有人說你「長時間沒完沒了地說一些瑣碎、不恰當或無效的話」,說話如斯累贅,可就沒有了「吹水」的簡潔傳神。語言是文化的載體,「吹水」二字,之所以傳神,因那是屬於香港人的詞彙,雖然現在還未編入詞典。現在流通中港台的「牛仔褲」,本來是香港人的詞彙,筆者手上那本1988年版本的《現代漢語詞典》還杳無影蹤,2004年版本的《現代漢語規範詞典》卻已現身說法了。引用這些例子只想說明,俚語並不可怕,普通話也有俚語,我們現在用的不少詞彙、諺語,本來就是俚語方言。若採用「普教中」成效在於減少俚語方言、強調規範,忽略了高階思維的訓練,層次也未免太低了吧!
當局一意孤行地把普通話教中文作為遠程目標,實是昧於香港中文學習的現實。
作者是中學教師

2014年2月5日 星期三

施安娜 - 廣東話是母語而非方言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2月5日

教育局因網頁文章〈語文學習支援〉將廣東話定義為「一種不是法定語言的中國方言」而在輿論壓力下道歉,筆者更關注的是這篇文章與普教中的關係。該篇文章其實是當局對於語文學習、甚至是教學語言的政策。文章指,「教育局語文教學支援組於2004年成立專責小組,以提升香港語文水平為終極目標。專責小組由教學顧問組成,為全港中小學,提供中文(包括普通話)及英文課程發展支援服務。」其中一項工作正是「鼓勵以普通話進行語文活動或課堂學習」。

2013年財政司長曾俊華在財政預算案中建議撥款50億注資語文基金,2014年1月10日在立法會財務委員會通過了。教育局提交立法會的文件,提及「語常會就以普通話教授中文科、在不同語境下使用中文及英文等方面,提供了有用的數據和資料。」可是筆者在語常會的網頁,除了看到在2008年因要推行普教中而做的研究和《協助香港中、小學推行「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計劃簡介》之外,並無任何新的數據。

而教育局提交立法會的文件,只是談及自2008年開始至2014年,合共支援了160所學校推行普教中,指出「我們相信,藉着鼓勵和支援更多學校推行普教中,這項計劃會大大有助達到推行普教中的長遠目標。」若教育局提及的所謂有用數據和資料,只是指2008年語常會關於推行普教中所需的條件的研究;這裏明確地指出長遠目標推行普教中具備六個條件:(1)師資,(2)學校管理層的態度及策略,(3)語言環境,(4)學生的學習能力,(5)課程、教學及教材安排,以及(6)教與學的支援。筆者早已指出,這「儼如師資及教學法問題解決了,香港學生的寫作能力便提高了,這是昧於現實、欠缺學理的良好願望」,也是「言文混淆、脫離實際的無知。」

若教育局提及的所謂有用數據和資料,只是指160所學校參與推行普教中的數字,卻沒有分析當中的成效,談的只是數字,不是質素,又怎能據此而提出要求撥款繼續推行?更不可思議的是,教育局網頁中有關普教中的「問與答」中,回應「目前個別官立中小學實施以普通話教中文,教育局能否作全港性推廣,讓學子熟練掌握普通話,以提高中文修養?」指出語文基金及優質教育基金近年曾資助三項與這課題有關的研究,「目前仍未有確實證據,證明以普通話學習中國語文的學生的一般中文能力會有所改善。其中兩項研究發現,以普通話學習的學生的中文能力,與以廣東話學習的學生並無分別,甚或表現更差。」教育局所提及的三項研究何時進行,並沒有清楚說明。但清晰可見的是,當中提出普教中的成效未有定論,當局在考慮繼續推行時,可曾考慮成效?這斷不能是說「相信」便可以斥巨資繼續投資的。

事實上,部份參與普教中計劃的學校質疑其成效。已有媒體報道小學校長指見過不少因普教中而引起的語言混亂;有學校曾推行半年普教中便停止,因發現學生的學習差異擴大,上課像教普通話多於中文課。香港大學教育學院副院長謝錫金回應TSA測試中學生語文水平低時指出,近年不少學校推行「普教中」,老師普遍將教學生認字的時間花在教漢語拼音上,結果反削弱學生寫字能力。凡此種種,教育局可曾正視,可有交代?這也許是當局沒有公佈普教中成效的原因,可是巨額撥款已通過了。

關於香港的教學語言政策,不得不追溯至1982年國際顧問團報告書,其中關於教學語言的說法對於後來的相關政策有很大影響,報告書中指出「母語是教與學的最佳語言」,認為粵語是香港學生的「心中的語言」,有助於學生的學習。繼續堅持推行普教中的當局,當中應該有對語文有相當研究的學者,應該明白言與文不同,不可混淆,學好普通話不等於提高了學生的語文水平。

普通話並非大部份香港學生的母語,以推行普教中為長遠目標,是否要改變學生的心中語言?改變其母語?對於接近97%本地人口採用的語言,稱其為方言,而要加以改變,那是對於本地語言和文化的不敬。

施安娜
中學教師 

2013年8月2日 星期五

韓連山、施安娜、戚本盛支持林慧思老師聲明

2013年08月02日   獨立媒體

作為教育工作者,我們對林慧思老師遭到的惡毒打擊感到憤慨,謹作公開聲明如下:

2013年7月14日林老師因見青年關愛協會以大型橫幅遮擋法輪功攤位,而現場警察沒有及時分隔青關會及法輪功雙方,儼如讓青關會的干擾繼續下去,於是與警察理論。其後,有人刻意剪輯林老師當天憤慨發言間的三兩粗鄙言詞,將片段於網上流傳,抹黑林老師,滋擾其學校,警察員佐級協會和警務督察協會相繼發出聲明,《文匯》、《大公》等輿論機器接連開動,左派團體則更將舉行公開活動,對林老師個人作出無休止的攻擊。

我們明白,教師的言教身教均極其重要,但林老師當天的公餘身份,實與一般公民無異,一時失言,情有可原,而根本與她的教學工作無關。更重要的是,林老師並非支持法輪功,卻挺身而出,捍衛法輪功的和平集會和言論自由,正是公民的良好榜樣;她所珍惜和堅持的,正是我們必須守護及留給下一代的價值。

教導學生明辨是非,是教師工作的重要使命。要明辨7月14日事件的是非,就不能截取林老師的片言隻語大加譴責,而必須看到事件的來龍去脈:法輪功的權利被干犯、林老師仗義執言、事後被報復抹黑、甚至其學校、上司、同事也被滋擾等事實。

我們質疑,一個市民打抱不平而被這樣惡毒攻擊,是否要殺一儆百,對不平則鳴要消滅於無形?一個乾淨得沒半句粗話,卻無視集會和言論自由被侵犯、仗義執言卻被惡毒攻擊、報復的社會,是否我們樂意留給下一代的?


我們知道,林慧思老師曾得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在課堂教學以外,她關懷愛護學生,受到學校和家長的肯定。作為教育工作者,能與林老師為伍,我們感到無比光榮,我們不會因她一時失言,就與她劃清界線,反之,我們仍會與她站在一起,反對那些對她的無理攻擊,維護任何人表達自由的權利。

韓連山 (退休教師)
施安娜 (中學教師)
戚本盛 (教師專業發展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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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8月28日 星期二

施安娜 - 活在真誠磊落中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8月28日 

看到吳克儉對於九萬人上街反國民教育科的看法,認為贊成的人其實更多,「若你看看香港的學生數目,單是小學生便有四十萬名,加上家長數目更是過一百萬」,認為沉默大多數支持國民教育,這讓我想起了哈維爾說的活在磊落真誠中(living in truth)。

在〈無權勢者的力量〉中,哈維爾談及在還是極權統治年代的捷克,一位賣菜大叔在櫥窗中掛起了「全世界工人階級團結起來!」的標語,表示自己對於現存制度的忠誠,雖然他不會理會標語的內容,不過是「上頭分發」的;張貼,也不過是「多年來都這樣做,人人都這樣做」。「如果他不做,就會有麻煩。」「他會被指摘」,「甚至會有人說他不忠於人民和國家。」哈維爾指出這標語的意義是:「我某某賣菜大叔,住在這裏,我懂得我應做的事,我已按照人們期待我的去做。我是老實人,我是好人一個,我聽話,所以我有權平平靜靜的在這裏過活。」雖然他們不用接受謊言,但他們接受了以謊瞞騙隱來生活,鞏固了這種制度。有人說,香港人沒那麼容易被洗腦,甚至說教師是專業等等,我們沒那麼容易受騙,我們是專業的,可是,我們樂意見到我們的學生、教師,共同鞏固一個謊瞞騙隱的制度嗎?哈維爾認為只有由那謊言的世界中走出來,拒絕那掛標語等的儀式,違反遊戲規則,才能重新發現人們那被壓抑了的人性和尊嚴,這種反叛就是試圖過磊落真誠的生活。然而在這個追求自由民主的香港社會,我們的沉默,不也在締造一種謊瞞騙隱的意識形態嗎?

如果你是七月廿九日沒有上街頭抗議的其中一個,對於吳克儉的話,你認同嗎?可是,你一日沒有表達你的意見,你就「被代表」了,吳克儉已代你表達了立場。皇帝的新衣與指鹿為馬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詳,用這來教導小孩。這豈止是給小孩子的教訓,遊行隊伍中,純真的小孩不是拉着「媽媽說:『逼小孩說謊的人是大壞蛋!』」的橫額嗎?我們容讓這個洗腦式的國民教育荼毒我們的下一代,逼小孩說謊嗎?別無他法,我們只能戳破謊言,別讓當局蒙混過關。

有人質疑「教師良心約章」簽署運動,認為「教學本來就是良心事業,為何要簽署證明?」質疑聯署的意義何在?用公開聯署方式向社會顯示自己有教育良心,易讓人誤會,以為不參與聯署的教師沒有良心,這就對教師造成沉重壓力。這其實是曲解了運動的意義,迎合了當局利用沉默者的意圖。「教育良心」不必證明,簽署,是一種公開表態,向當局說,你不能代表我。

「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別讓沉默,成為當局推行洗腦國民教育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