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c - 六四屠殺27週年閱讀筆記

2016年6月4日

六四屠殺轉眼27年，今晚香港維多利亞公園仍會有支聯會主辦的燭光悼念晚會，參加人數估計仍將以萬計。

但許多香港年輕人已經決定與支聯會分道揚鑣：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是支聯會創會成員之一，以往學聯均會代表大專院校出席維園六四晚會，並上台發言。2015年，香港大學學生會決定不以學聯名義參與維園晚會，在港大自行舉辦活動。今年，本土之火繼續延燒，學聯宣布退出支聯會，各大專院校學生會亦將自行舉辦六四晚會，港大學生會會長孫曉嵐甚至質疑悼念六四「是否要有完結」。//（端傳媒編按）

年輕人的「反叛」言行激起相當熱烈的爭論，許多親歷八九民運（在港支援也算是親歷吧）的中年人異常痛心，認為不應「再對年輕人客氣」，近日紛紛口誅筆伐。香港民進黨人楊繼昌這篇〈香港存亡 六四決戰——在犬儒與沉淪中拯救我城〉，得到許多讚好，相信反映了不少中年人的心聲。周保松這篇〈關於六四的幾點個人看法〉，在我看來非常空泛，但應該也有一定的代表性。安徒（羅永生）〈先做人，再做香港人〉一文同樣得到「毋忘六四派」大力讚好，但我認為無論是說理還是抒情，該文都是失敗之作。（這當然可能是因為我有成見偏見，但我相信許多一般讀者必須非常有耐心，才能認真看完該文。）

芸芸議論當中，我比較重視練乙錚先生這篇〈六四：我的大中華獨白〉，尤其是以下幾段：

//傳統泛民人才濟濟，但老實說，筆者還未見到他們對新出現的本土/獨派思潮與主張作出過系統的深入的、縱不一定令人信服也至少是認真的分析批判。沒錯，每一次年輕人太激進做了儍事說了錯話（例如最近因六四悼念起爭拗而觸發的「鴇母龜公事件」），傳統泛民就有話說，卻不過是以皮毛對付皮毛，意氣回應意氣，談不上認真。什麼叫「認真的批判」？大家或者可以看看馬克思、恩格斯。……

社運中認真的思想交鋒和批判十分重要，不僅關係到自身派別的理論建設和實踐成敗，還是一個對人民的命運是否負責任的問題。運動中遇到的棘手問題，很多都沒有現成答案，學院裏的研究常常追不上，社運人要自己動腦動手解決。然而，傳統泛民並未有效回應本土/獨派新思潮對原有抗爭路線的批判。此時此地的《反杜林論》還未書寫。面對30年來最嚴重的競爭與挑戰，包括對「六四維園會」這樣的招牌活動的衝擊，似乎有人的反應止於悲憤而安於怠懈。

但也有可能並不如此，而是有更根本的原因：2014年的抗爭和打壓在在顯示，原來的路線——「民主回歸」的政治綱領以及「和理非非」的抗爭手段，都已發揮到極致，卻完全碰壁。這不啻是一記重擊，便是清醒得過來，心智也不一定可以即時恢復。「君子有時而窮」。

怎麼辦呢？其一是依「古法」：窮則變。其二是從「西法」：If you can't beat 'em join 'em。……//

練先生自認是大中華派，但面對香港新興的本土／獨派思潮，從不氣急敗壞；見到個別年輕人的過份言論（例如「鴇母龜公」論），也不會破口大罵。練先生從不「以皮毛對付皮毛，意氣回應意氣」，而是認真深入地嘗試理解新興思潮。相對之下，眼下香港學界年輕得多的壯年一代，不少人對六四問題、本土／獨派思潮的回應卻幼稚膚淺得多，一如練先生所說的「止於悲憤而安於怠懈」。

練文之外，陳永政這篇〈六四爭議反思──單一香港人認同不存在〉也值得閱讀，徐承恩在面書分享該文的按語，對願意深思的讀者應該頗有啟發。關心香港前途的人，也不應錯過陳永政日前這篇〈回應港獨，須正視其道德意義〉。

我個人看完這幾篇文章之後，寫了一點感想：

//人如果可以永遠停留在只講基本人道精神、抽象普世價值、歷史文化中國這種層次，也可以說是幸福的──即使在現實中遇到嚴重的質疑和挑戰，他只需要搬出那套言之成理、簡單易明、但脫離政治與社會現實的說辭，就可以維持良好的自我感覺，繼續在道德上自我榮耀，反正一切的質疑挑戰，都是來自很可能思想混亂、道德墮落的人。

但時移世易是由不得我們的。現實政治既是骯髒，也是複雜的。不是說你也要成為思想複雜、手段骯髒的人，但你必須明白：現實中的種種衝突和掙扎，背後往往有你不認識、不理解的情況。先別哭，也別笑，先試著了解。//

不結束一黨專政，香港民主永遠無望？

劉健威先生6月3日的《信報》專欄文章〈政治自閉症〉，我看完相當感慨，尤其是這一句：「八十後和更年長的人都知道，香港沒民主，是中國『一黨專政』的結果；不結束一黨專政，香港永遠不會有真正的民主。」

我認為香港是否有民主，絕非可以如此簡單地概括。如果你真的認為「不結束一黨專政，香港永遠不會有真正的民主」，那麼2014年的佔領運動便是毫無意義的鬧劇──大家根本應該全力去設法結束一黨專政，怎麼能只爭香港一地之民主如此天真？

我也想起數年前的烏坎事件，大概當時應該有人去告訴烏坎人：「不結束一黨專政，烏坎永遠不會有真正的民主。」

或許確實是這樣。如果你已經是某個命運共同體無法分割的一部分，獨善其身或許真的不可能。整個國家腐敗墮落，小小一個地方真的可能免於沉淪嗎？

但我想當年大概沒有人去告訴烏坎人：「不結束一黨專政，烏坎永遠不會有真正的民主。」因為正常的人應該是這樣想的：「結束一黨專政談何容易，不如就讓烏坎來做個民主實驗，看看是否能成為中國其他地方的模範。」

香港人爭取民主，也應該這樣想：中國民主，從香港開始。如果我們都抱著「中國有民主、香港才有民主」的想法，都認為「不結束一黨專政，香港永遠不會有真正的民主」，那幾乎是死路一條。

二十七年來，支聯會除了在香港搞六四悼念（以及六四鎮壓後營救若干中國民運人士），做過什麼去「結束一黨專政、建立民主中國」？容我不厭其煩地引用司徒華生前的自白（華叔的最後五課書之二：論中國民主）：

//記者反問：是否中央心知支聯會起不到飛腳，所以你沒擔心中央會出手打壓？

「不是如此簡單，他們知道你起不到飛腳，他們不用怎防你，但假如經常搞大遊行……，和平理性非暴力，它們就不敢打壓。第二，打壓亦很傷，你估對它很有益？假如禁止六四遊行，它都煩，不易應付。」

坐在記者旁邊的立法會議張文光，即時問道：「你是覺得，支聯會的存在是一面旗幟，旗幟顯示平反六四的追求，但對國內民主運動、人權維權的支援，實際作用要由國內做起，香港起到的作用不是很大，這就是你所謂：起不到飛腳。但你仍堅持支聯會，因為它象徵中國未來的價值，我們要守住這希望。而支聯會表達方式是和平理性非暴力，故不用承受很大的壓力也可以存在。但其實，我們也沒有給中國很大的壓力。」

華叔點頭謂，「你基本上說得對，支聯會這面旗幟，是象徵香港國內海外，建立民主中國的象徵。至於我們對國內，只是精神支援，實際要靠國內的人。將來中國民主發展，也是靠和平理性而非起義。這是符合我們提倡的和平道路」。

記者問：那麼支聯會的工作，日後可會伸延至幫助國內維權人士？

這時，思路明快的華叔回應謂，「不會主動牽涉，假如他們提出，我們會看看。很多維權活動我們都不了解，如他們走出來，我們都會幫忙。」

記者追問：即是不會推動維權運動在中國的發展？

「不會，因中國民主是靠國內人，他們也知道我們不會涉足。」//

劉健威那篇文章也說：「在國際法理上，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找不到獨立的依據；香港和中國在歷史、文化、資源……都有着長期難以分割的關係，否定不了。」

我則認為國際政治、國際關係雖然也有一定的法理可循，但更重要的是政治現實，也就是形勢、實力與利益考慮。如果有朝一日中共政權崩潰，香港尋求獨立，不見得世界主要大國不支持（但香港的中華大一統派，可能會大力反對）。如果政治現實如此，你還怕找不到支持香港獨立的國際法理嗎？

至於「香港和中國在歷史、文化、資源……都有着長期難以分割的關係，否定不了」，則台灣大概也是這樣。當然，你可以反對台獨，但不要以為反台獨是一種崇高的道德立場，正如悼念六四符合人道精神，但譴責不悼念六四的人，不見得有多大的道德理據──何況香港很多有理想的年輕人，其實不是要遺忘六四。

香港年輕一代，基本上是不想香港成為中國命運共同體的一部分。這的確是一種分離主義立場，在中共的宣傳中是十惡不赦的，但這種立場是否道德，不是那麼簡單的一回事。

我個人認為香港人這個族群理應自立自主，但就我有限的觀察，即使在關心政治、理應成熟且進步的香港中年人當中，大部分人對於香港的出路，仍陷於思想混亂的狀態，滿足於只講基本人道精神和抽象普世價值的層次。逾半個世紀之前，香港《工商日報》社論〈香港人豈能再不談政治〉（1964年10月30日）對香港人政治取態的分析，很不幸到今天仍然適用，茲節錄如下：

「香港有許多居民，平日都不大關心『政治』，而祇知著眼自己的切身利益。尤其是工商界，他們多數有一種心理，認為『在商言商，不談政治』，是適應香港『殖民地制度』生存的最好辦法。由於這些淺薄觀念的作祟，以致許多人都對『政治活動』不求甚解，並且視為畏途。這與鴕鳥埋首沙堆，以為自己看不見獵人，就會得到『安全』實為同樣的可笑。因此在外界人看來，香港人的經商才智是綽然有餘的，但香港却不像一個有『生命』的都市，原因就在香港人對現代政治認識太可憐，幾乎表現不出一點自立自主的性格。」

陳雲 - 香港應與中國締結中華邦聯

紐約時報   2015年6月14日

原文：A Federation for Hong Kong and China

紐約時報中文網譯文：大陆可与香港建立“中华联邦”

香港2017年特首選舉安排近來再度激發爭論。本週稍後，香港立法會將表決中國政府提出的選舉方案。該方案極富爭議，觸發去年秋天的「雨傘運動」，導致香港數個主要社區長期為抗爭者佔領。

中國政府提議香港特首候選人要由當局操控的提名委員會預先篩選。香港民主派人士表示，這種審查制度摧毀了北京對香港人的承諾：香港特首將由普選產生。

北京訴諸「一國兩制」來替其立場辯解：示意香港有獨特之處，但又假裝香港不過是大陸屬下的一個直轄市。但是，香港與大陸的兩套制度差異太大，無法同屬一國；兩者的關係必須重新界定。

英國1997年將香港交給北京時，香港已經不是中國的一部分超過150年。在此期間，中國大陸經歷了短暫的民國統治，以及較長時間的共產政權統治。大陸除了經歷諸多政治變遷外，還摒棄了正統宗教習俗、正體中文，以及古雅的地方華語，例如粵語。但是，在香港，這些文化資產得到保存，甚至獲得滋養。

香港政權易手近二十年後，香港與中國大陸的文化差異遠非只是趣緻的地方差異：兩套文化其實是競逐華人身份代表地位的對手。相對於中國大陸的文化，香港現今的文化不但比較現代，而且更接近真正的華人特質，也就是更植根於古老的華夏傳統。

這種情況加上香港已經享有相對自主權，在政治上有重大意義。雖然香港名義上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中的一個特別行政區，但它實際上更像與大陸締結邦聯關係的一個實體。事實上，香港與中國大陸未來正是應該這樣互相看待：大家都是正式的中華邦聯中的平等成員，而這邦聯的成員還包括澳門和台灣。

香港的獨特之處與英國的殖民統治大有關係。1925-1926年，廣州爆發長期罷工，事件在香港吸引了超過25萬名支持者。當時的香港總督金文泰認識到，防禦型愛國主義（defensive patriotism）可能促使香港人與他們在大陸的華人同胞聯繫起來。為避免這種情況，金文泰引進政策，培育本地傳統文化──例如聘請前清官員和學者（他們在中華民國變成了過氣人物），到香港新設的官校和大學教授中文經典。

共產黨1949年控制中國之後，香港這種文化復興政策變得更加明顯。除英語外，香港的殖民政府在官方場合傾向使用粵語（而非普通話、客家話或潮州話），將粵語從市井語言提升至學校語言，然後更在法院和議會使用。當局也保存華人宗教和傳統習俗，向外國遊客宣傳它們代表古老的中國。

在此同時，大陸人口大量湧入香港。根據某些統計，1945至1953年間，香港人口從約60萬增至逾200萬，並且隨著共產中國推行集體化政策而繼續增長。相當一部分逃往香港的難民來自上海、寧波、北京和天津，而這些城市當年在商業、教育、藝術和大眾娛樂方面比香港前衛。他們為香港非常傳統的廣東文化引入現代性，而他們也發現，香港的新聞自由和大致開放的文化是自我表現（self-expression）的安全港。到了1970年代，也就是中國人大逃港產生的經濟衝擊大致平息之後，族群混集在香港孕育出獨特的文化產品，例如功夫片。

這種獨特的文化身份，以及香港在英治期間取得的實然自治權，在1984年的《中英聯合聲明》中獲得承認和保護；該聲明界定了香港1997年政權移交的條件和香港此後50年的地位。《中英聯合聲明》要求為香港制定《基本法》，這是香港的準憲法，將「一國兩制」這概念化為法律條文，規定行政長官最終「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

但是，「一國兩制」名不副實，是一種公開的計謀。中華人民共和國雖然獲正式承認為一個國家，在聯合國有席位，甚至在安理會有否決權，但它配不上「人民共和國」這名稱。這個國家沒有民主，憲政只是名義上的，而且不保障人權。它試圖建立一個單一中國文化的民族共和國，但這種嘗試已脫離常軌。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其說是一個有實質內容的共和國，不如說是一個表達願望的概念：它是中國共產黨推銷的一個政治構想，是一種控制手段和賦予政權合法性（legitimacy）的工具。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黨國（party-state），不是一個民族國家。

反而香港有國家的若干特徵。香港有自己的護照、自己的貨幣、自己的貨幣儲備、自己的海關制度，以及自己的法律制度。一些國際機構，例如世界貿易組織，視香港為獨立的成員，與中國並無從屬關係。連北京有時也將香港當成另一個國家：中國大陸有關投資的法律將香港投資者視為外資，中國政府的年度統計也將來自香港的投資視為外資。

文藝復興時期的漢撒同盟（Hanseatic League）是建構現代歐洲國家的基礎，同樣道理，香港現今的準國家狀態最好是理解為通往中華邦聯的過渡狀態。

這構想並非表面看來那麼不切實際。香港是中國歷史上首個藉著與北京締結契約（《基本法》）、得到重大自治權的地方政府。不過，這契約2047年便將屆滿，而香港和中國很快將必須為此後的安排重新談判。香港的經濟活力有賴穩定和可預測的投資環境，而許多按揭和財務安排為期長達30年；也就是說，這些契約的基本變數最遲必須在2017年確定。

北京不會簡單地替《基本法》續期：按照當局的原本構想，50年的期限是一種試驗期。但另一方面，中國政府不能在2047年全面接管香港。近年來，北京半公開、半秘密地日益控制香港的高官、資本、地產、主流傳媒和大學行政機關。但它不能毫無保留地控制香港，因為這會破壞香港的關鍵信譽：法治之下暢順運作的國際金融中心。

北京目前不願授予香港更多民主自由，因為它害怕這會鼓勵香港人有朝一日要求徹底的自主。因此，與其繼續在民主問題上僵持不下，還不如直接處理根本的主權問題，而建立正式的中華邦聯，將能解除北京失去香港的擔憂：中國將不會因為香港獨立而失去這地方。

主權問題解決之後，各方便能比較冷靜地討論中華邦聯各成員適合什麼政治制度。屆時這種辯論涉及的利害將小一些，而香港將有較大的機會得到合適的民主制度。

建立中華邦聯對中國也是好事。它能幫助北京解決香港問題，而且還可以解決台灣問題。而因為邦聯中各成員可以有自己的管治制度，香港邁向民主不代表大陸也必須邁向民主。容許香港按照香港人的意願發展，也有助中國政府維持中國大陸的既有制度。

（陳雲為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香港復興會創辦人；翻譯：Vic）

伍瑞瑜 - 年輕人與六四切割，與溫和妥協切割？

周日話題   星期日生活   2015年5月24日

【明報專訊】年輕學生要與支聯會及六四晚會切割，引來極大迴響，不少人心痛欲絕，經歷六四的一代更是十萬個不理解，年輕人是否想壞腦了，高呼這樣只會令「中共最開心」。要理解部分年輕人在想什麼、為何做出看似如此難以理解的決定之前，或許應先細心冷靜分析，六四為香港民主運動帶來了什麼。

我估計，年輕人對六四事件中是非黑白的判斷，其實與「大中華膠」們分別不大，不會是非不分，年輕人要切割的，其實是六四事件後確立的那套抗爭思維──爭取民主應見好就收、應與當權者溫和派建立互動、重視妥協、重視退場。這套思維，其實一直纏繞着香港的主流民主派。

對部分年輕人來說，他們不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只以香港人自居，因此六四只是一宗別國事件，港人只需站在「普世價值」的標準上評價六四，而沒有了「血濃於水」的感情。這想法你未必認同，「大中華膠」接受也好不接受也好，這是本土意識的發展趨勢，要擋也擋不了。本文要討論的不是這點，而是六四事件對香港民主運動意識形態的影響。

對親身經歷六四時代的那些人來說，六四的是非黑白太分明，香港人與學生站在一線，對抗強權，這個「抗爭者」的身分與道德高地，不容質疑，但這只是事情的其中一面。

香港的雨傘運動結束後，運動的策略、激進vs.溫和、衝vs.不衝，引來連串討論，其實當年八九民運後也是一樣。大眾除了聲討中共政權外，民運策略的檢討，同樣放到社運及民主運動人士的議程之上。26年前，激進vs.溫和、衝vs.不衝，同樣是討論焦點。

民運圈子中的「六四退場論」

前中國民聯主席胡平在1992年出版的《中國民運反思》一書指出，八九民運失敗的原因（作者強調只是策略失敗，道德上學生沒有錯，錯只在中共），就是不能「見好就收」。胡平說，李鵬願意與學生對話，本身就代表了學生的勝利，當時根本不可能要求中央及李鵬公開承認失敗，而學生未能及時察覺溫和派（即趙紫陽）曾經佔上風，結果運動愈來愈激烈，最終被鎮壓。胡平認為運動領袖應與當權溫和派建立「良性互動」，若學生在戒嚴之前撤退，中共溫和派就毋須下台，中國的民主運動必定在東歐巨變後捲土重來。

已故北京大學及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鄒讜在《二十世紀中國政治》一書中表示，「從獨裁政治制度轉變成民主制度」的最佳策略，就是「統治集團中的改革派，與社會上溫和改革派成立聯盟，戰勝統治集團內力量強大的保守派」。鄒讜指出，學生未有察覺，政府與學生自治組織對話，其實代表中共已間接承認其合法性，做出重大讓步，並意味着國家與社會關係根本改變的開端。

當年六四之後，在民運圈子就出現了上述的討論，討論學生在策略上是否過於激進，不懂把握政府中溫和派釋出的善意，不懂見好就收，不懂退場，結果運動流血收場。不少人心中認同，中共當然要負上最大的道德責任，但如果運動再來，投身運動者決不可以重蹈覆轍，社會運動不單要思量何時進攻，更要思量如何退場——這大概可稱之為「六四退場論」。

當然，這只是眾多討論的其中一部分，各路民運與社運團體的結論未必一致，當年的學生領袖封從德就曾嚴詞反駁，指摘「見好就收」根本無法操作，何時是好何時是壞根本無法判斷，學生即使退場也可能換來秋後算帳。無論如何，學生應否適時退場的討論，確實曾經出現。

香港民主運動的「退場論」身影

說到這裏，有沒有一點熟悉的感覺？「見好就收」、「與建制溫和派互動」、「退場保勝果」，是否有點熟悉？

不少人都說，六四是香港民主運動的分水嶺，自此香港民主派正式冒起，支聯會成為了抗爭的象徵，六四效應亦令民主派一度在選舉戰無不勝，六四時香港的社運要員，繼後都成為香港民主運動的最積極參與者，投身政界。八九民運當然是一場激烈的抗爭，香港的民主運動當然也是一場面向中共的抗爭，但也可以想像，六四事件後上述這個「六四退場論」，可能也同時成為了香港民主運動潛藏的發展方向，主宰着香港民主運動的發展。

無獨有偶，近年香港民主運動其中一些重要的場合，就有着濃烈的「六四退場論」身影。搞辭職公投，被視為過於激進，挑戰中央底線，支聯會領導反而選擇走進中聯辦，跟北京的「溫和派」妥協，當時主張溝通的人，就是抱着「與建制溫和派互動」這信念。雨傘運動早期，部分人曾力勸衝擊者要留有一手，不要過分衝擊政府總部，並盡快與政府中的溫和派（林鄭？）建立對話，部分人曾經聲淚俱下的說情况極度危急，又傳聞警察要開槍，甚至解放軍要出動實施緊急狀態，勸告學生要盡快退場。遇上政府聲言絕不退讓甚至可能會下重手時，不是高聲譴責政府，不是集合力量抗爭要求政府退讓，反而要求民眾「退場保勝果」，以達「階段性勝利」，這就是「六四退場論」的現代雨傘版。

六四感受愈深者 愈反對衝擊

在六四事件後的20多年，出現了一個極為古怪的現象——當年六四參與愈深或感受愈深者，今天在民主運動雨傘運動中卻愈溫和，愈支持妥協，愈反對衝擊，愈支持退場，正正是因為他們不希望民主運動與雨傘運動重蹈六四事件的覆轍，因為他們經歷過六四後學生逃難的苦况，不忍悲劇再次發生，也因為他們都相信，拒絕退場，不單無法爭取民眾的支持，更只會釀成悲劇。

說到這裏大家也許就能明白，為何跟中共對抗多年的支聯會領導，當年反而認同走進中聯辦，跟北京妥協。他們從六四事件得出結論，想爭取民主，就要知所進退，學懂妥協。說到這裏也就可以理解，新一代要與六四切割，要與支聯會切割，其實並非要與六四事件中的是非黑白切割，而是要與「六四退場論」切割，與「見好就收」、「退場保勝果」這條溫和保守的抗爭路線切割。

年輕人要切割的是溫和路線

年輕人不認命，相信抗爭，拒絕遵循上一代留下來的社運老路，反國教時學生突然絕食，雨傘運動時衝進公民廣場以及後來群眾衝向政總而觸發催淚彈，統統都是不按傳統泛民牌理出牌的行為，當然，後來再衝政總的成敗已有公論，但總的而言，年輕人要切割的，其實是那套承襲自六四的溫和妥協路線。

各方論爭誰對誰錯，我沒有能力在此判斷，我只想嘗試釐清彼此到底在爭論些什麼。支聯會的領導也許覺得，自己為民主奉獻了大半生，竟然會換來如斯質疑，實在氣結，但還是那一句，把個別本土謬論抽出來鞭撻一番，不會有多難，但要了解年輕人到底在想什麼、切割什麼，並適時改變，運動才有可能走下去。

文 伍瑞瑜

編輯 葉雨舟

Vic：支聯會「建設民主中國」的口號基本上是虛的，甚至可質疑是假的。今年支聯會製作《六四答問》回應青年質疑，其中第九條問題是「為甚麼不回大陸建設民主中國」，而答案真係令人笑出來：「他日中國大陸進行政治改革，有一定程度的開放，我相信不少人會回內地協助建設民主。正如五、六十年代不少攜同家眷、財產回國建設社會主義中國一樣……」（全文見 http://goo.gl/zDJt1K）

司徒華其實老早就與中共有默契，支聯會基本上只是在香港擺出民主反共的姿態，不會真正投入中國的民主運動，甚至連中國的維權運動也不會涉足。這是司徒華2010年10月親口說的，見《明報》〈華叔的最後五課書〉第二課：

記者反問：是否中央心知支聯會起不到飛腳，所以你沒擔心中央會出手打壓？

「不是如此簡單，他們知道你起不到飛腳，他們不用怎防你，但假如經常搞大遊行……，和平理性非暴力，它們就不敢打壓。第二，打壓亦很傷，你估對它很有益？假如禁止六四遊行，它都煩，不易應付。」〔Vic：「但假如經常搞大遊行」之後的停頓，真係意味深長。〕

坐在記者旁邊的立法會議張文光，即時問道：「你是覺得，支聯會的存在是一面旗幟，旗幟顯示平反六四的追求，但對國內民主運動、人權維權的支援，實際作用要由國內做起，香港起到的作用不是很大，這就是你所謂：起不到飛腳。但你仍堅持支聯會，因為它象徵中國未來的價值，我們要守住這希望。而支聯會表達方式是和平理性非暴力，故不用承受很大的壓力也可以存在。但其實，我們也沒有給中國很大的壓力。」

華叔點頭謂，「你基本上說得對，支聯會這面旗幟，是象徵香港國內海外，建立民主中國的象徵。至於我們對國內，只是精神支援，實際要靠國內的人。將來中國民主發展，也是靠和平理性而非起義。這是符合我們提倡的和平道路」。

記者問：那麼支聯會的工作，日後可會伸延至幫助國內維權人士？

這時，思路明快的華叔回應謂，「不會主動牽涉，假如他們提出，我們會看看。很多維權活動我們都不了解，如他們走出來，我們都會幫忙。」

記者追問：即是不會推動維權運動在中國的發展？

「不會，因中國民主是靠國內人，他們也知道我們不會涉足。」

──華叔的最後五課書之二：論中國民主（http://hktext.blogspot.tw/2011/01/blog-post_873.html）

地牢裡的小孩

大衛．布魯克斯（David Brooks）

原文：The Child in the Basement
紐約時報   2015年1月12日

或許你熟悉娥蘇拉．勒瑰恩（Ursula Le Guin）的短篇故事《離開奧美拉城的人》（The Ones Who Walk Away from Omelas）。它講一個愜意、和平的城市，那裡有美麗的公園和愉悅的音樂。

奧美拉城的人由衷地感到幸福。他們熱愛當地漂亮的建築和「美妙的」農夫市集。

勒瑰恩描述奧美拉城的一個節日：大家喝著可口的啤酒，觀賞賽馬。「一個矮胖、笑容可掬的老婦人從籃子裡拿花送人，高大的年輕男子將她送的花插在他們閃亮的頭髮上。一名九或十歲的孩子一個人坐在人群的邊緣，吹著一根木笛。」

這是一個充滿田園氣息的迷人地方。

但是，勒瑰恩接著便描述奧美拉城另一個特別之處。在某間房子的地牢，有一個像清潔工具間那麼大的小房間，裡面沒有窗戶，門鎖了起來。有一個小孩被鎖在裡面。它看起來約六歲，但實際上接近十歲。「它是個智障兒。可能它出生時就是智障，也可能是因為恐懼、營養不良和無人照顧而變成智障。」

偶爾有人開門，看看裡面的情況。以前那小孩會大喊：「求求你們，放我走吧。我會乖乖的！」但是從來沒有人答話。現在這個小孩只會嗚咽。它瘦得嚇人，每天只能吃半碗麥片，就坐在自己的糞便上。

「他們全都知道這個小孩，奧美拉城所有人都知道，」勒瑰恩寫道。「有些人曾經去看它，其他人覺得知道它在那裡就夠了。他們全都知道這個小孩必須在那裡。有些人知道為什麼，有些人不知道，但他們全都明白，他們的幸福、奧美拉城之美、友情之溫煦、孩子的健康……全都有賴這個孩子承受可怕的苦難。」

這是奧美拉城的社會契約。某個孩子承受可怕的苦難，好讓其他人過幸福的生活。如果這個苦孩子得到自由或慰藉，奧美拉城將遭毀滅。多數人替這個孩子感到難過，有些家長因此更加看緊自己的小孩，然後他們繼續過著自己幸福的生活。

但有些人去看過這個孩子之後，一直走一直走。他們不想成為這種社會契約的一分子。「他們離開了奧美拉城；他們走進黑暗之中，不再回來。」

這故事可看作是一則有關剝削的寓言。根據這種解讀，我們許多人身處的社會，靠遠方地牢裡的某些孩子維持繁榮。我們購買一支手機或一件廉價的衣服時，背後有一些遭剝削的勞工，他們是地牢裡的孩子。我們容忍剝削，告訴彼此：他們的苦難是維持我們整體富裕的必要條件。但或許事實並非如此。

也有人認為，這故事是在質疑當代盛行的效益主義心態。

理論上，我們多數人認同一套價值觀，它們建基於一個觀念：人是目的，不是工具或手段。將人當成物件是說不過去的。奴役人是錯誤的，即使這種奴役可以產生很大的好處。殺人取其器官是錯誤的，即使這麼做可以救很多人。

但是，在現實生活中，我們並不奉行這個關鍵的道德法則。現實中充斥著各種悲慘的折中妥協。在許多不同情況下，少數人受苦受難被說成是正當的，因為我們要靠他們的犧牲來成就多數人的最大幸福。

企業成功，因為它們會炒人，即使被炒掉的人有整家人要養。有些學校變得非常尊貴，因為它們拒絕大量申請人，即使這些人為此畢生努力。領袖帶領我們打反恐戰爭，難免會殺死一些無辜的人。這些不幸的人是地牢裡的小孩，為了我們的生存和幸福而犧牲。

這故事迫使讀者問自己是否願意接受這種社會契約。有些人不願意。他們遠離繁榮，作出一些根本的承擔。他們寧願致力追求某種內在的純淨。

我們多數人則接受種種折中妥協。這故事使我們想到這種生活造成的精神麻木。留在奧美拉城的人不是那麼壞，他們只是愈來愈習慣自己的幸福建基於某個小孩的苦難。我發現，這故事吸引人是因為它迫使讀者面對現代生活中的種種慘痛妥協，面對所有地牢裡的小孩，而且它誘發我們的反抗慾望──反抗無動於衷地接受這一切。

還有一種解讀是：整個奧美拉城只是一個人的心理的各部分；這個人活在忙碌的現代社會，他的理想和道德感性是被囚在地牢的那個乾癟小孩。

Vic：我是看到網友在談《犧牲的體系：福島‧沖繩》這本書，提到Ursula Le Guin的故事The Ones Who Walk Away from Omelas，上網找到David Brooks這篇文章的。因為覺得很有意思，就把它譯出來。Le Guin原著篇幅不長，但要譯出來費勁得多，我就省一點力氣。

《離開奧美拉城的人》這個故事，使我不禁想到中國的眾多政治犯和良心犯，想到劉曉波、劉霞、許志永、浦志強等人。中共這個政權，以及很多支持它的人，似乎認為為了偉大的中國夢，為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犧牲一些「地牢裡的小孩」算得了什麼。可是，我想所有良知未泯、神智正常的人，都難以接受這種迫害異見者的事，何況這種迫害是完全沒必要的。

《離開奧美拉城的人》是個意味深長的當代寓言，關心中國人權狀況和時代精神的人，如果文筆夠好，可以考慮仿作一篇。

相關文章：彭明輝為《犧牲的體系》所寫的導論

Vic - 古德明論李怡．香港之崩壞

2015年5月13日

一、

香港近年的政治情勢變得太快了，我雖然每日關注，但仍不時有霧裡看花之感。

向來反共的古德明先生，寫文嚴厲抨擊李怡先生（見〈遁辭知其所窮〉），這種事如今也給我看到了。

李怡以「敵人吃飯，我們吃不吃？」反駁「共產黨最高興」之說，無疑是引喻失義。但是古文倒數第二段，說李怡1970年代辦雜誌鼓吹文革，後來變成民主派，2010年支持民主黨的政制改革方案，如今又變成「本土派」，對民主派老少槍挑劍劈，前後三件事，不變的是中共很高興，我看完不禁搖頭嘆息。

李怡曾說：「一個人是一生行為的總和。」我深以為然。古德明提到的三件事，支持文革肯定是錯，李怡悔過了（見〈文革與我的心路〉）；第二件或者也錯了，李怡如果也悔過，那不是很好嗎？古德明心懷大中華，不屑香港本土派沒有關係，但是拿這些事來說李怡數十年來的重要作為無不令中共很高興，實在是極不厚道。古書有云：「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這道理古先生不會不懂吧？

如果中共高不高興真的那麼重要，古德明重砲攻擊李怡，我相信中共是很高興的。那你為什麼還寫這種文章呢？說到底，中共是否高興不能用來判斷事情是否正確合理。

我看古德明和李怡兩位先生的文章也二十多年了，雖然對香港許多事情不敢下定論，但我相信李怡先生的人格。

二、

香港之崩壞，超乎多數人之想像。好多香港人不怎麼留意網上輿論（尤其是中老年人），看新聞只看無恥小人掌控的CCTVB或老闆早已歸順朝廷的主流報紙；即使去年爆發香港史上最大規模的民眾抗爭運動，也因為佔領者「阻住我搭車」而不屑這種「不理性的群眾暴力」，對於黑警暴打抗爭者無動於衷，甚至高呼「抵死」。

去年佔領運動期間，所謂建制派花錢請黑社會辱打抗爭者，警察故意縱容。七名黑警暗角打一名被捕男子，至今未被起訴，警務處長甚至說這些打人警察有權不配合調查。支持暴政的所謂藍絲在新聞鏡頭前打記者，人證物證俱在，認人時警察容許疑犯戴口罩和浴帽，最後以證據不足為由無罪釋放。

不了解香港情況的人，看到我寫這些事，會以為我是在胡說八道。也可能會有人認為，香港政府只是在對付政治異見者，一般人不會有事。但是近日我們又看到，香港警察竟然可以老屈一名智障者謀殺，難不成這名智障者也是政治異見者？

不久之前，新加坡男子梁錦華在法院門外掌摑「侮辱新加坡國父」的少年余澎杉，如今隨即被判囚三星期。法官表示這案件有許多加重刑罰因素，譬如被告想要自己教訓受害人，並選擇在國家法院和家事法庭的走道上這麼做，來加大事件的傳播度。法官表示，每位被告人有權經過法律程序和受到公正的對待，並由法官依照案情裁判，但被告卻選擇私自執法，這樣的做法不可容忍。

對比起香港的情況，我實在不敢再說香港有值得自豪的法治。我覺得香港的執法機構真係好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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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 - 單向度的人

2015年3月14日

《單向度的人：發達工業社會的意識型態研究》（One Dimensional Man: Studies 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是社會學名著，1964年出版，作者馬庫色（Herbert Marcuse）是法蘭克福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獲譽為「美國新左派之父」（但馬庫色本人非常不喜歡這名號）。

台灣麥田出版社新推出此書中文版，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萬毓澤以之前兩個中譯版為基礎，「逐字逐句對照原文校訂，前後花了一年多的時間」完成審定。萬教授在該書審定後記中表示：

我不敢說我審定後的譯本完全沒有錯誤，但可以保證是迄今最可靠，文字也最流暢（西化語句比例最低）的譯本。原文涉及法文、德文、古希臘文的部分，我全部沒有放過，皆一字一句修訂，連註釋的文字我也全校訂了，讀者可以放心閱讀。

這本書是我對中文社會科學界的重要貢獻（且容我不謙虛一次），我希望有更多學界同仁可以加入這個行列，一起為學術翻譯略盡綿力。

做過校譯的人都知道，「逐字逐句對照原文校訂」，往往比自己翻譯更累。《單向度的人》是嚴肅的學術著作，對一般人來說不是易讀的書。萬教授對學術翻譯有熱情，在中山大學和國家教育研究院開設「社會科學翻譯研究」課程，他為本書付出的心力，值得中文讀者珍惜。

以下介紹這本書，內容翻譯自維基百科有關該書的英文詞條。

以「大拒絕」對抗社會宰制

在《單向度的人》中，馬庫色廣泛批判當代資本主義和蘇聯共產社會，闡述了這兩種社會中新形式的社會壓迫如何平行興起，以及西方革命潛力如何衰減。他認為發達工業社會製造出虛假的需求，而這些虛假需求藉由大眾媒體、廣告、產業管理和當代思維模式，將個體融入現存的生產和消費體制中。

結果這產生了「單向度」的思想和行為世界，身處其中的人批判思考和行動抗爭的潛質與能力均大大衰減。在這種環境下，馬庫色認為唯有「大拒絕」（great refusal）才足以對抗無孔不入的社會宰制。他花了很大篇幅為「否定思維」（negative thinking）辯護，認為這是對抗當代盛行的實證主義（positivism）的一股顛覆力量。

馬庫色也分析了工業勞工階級如何融入資本主義社會，以及資本體制如何以新方式維持自身穩定，因此質疑了馬克思主義者有關革命無產階級和資本體制無法避免危機的基本假設。馬庫色倡導發揮少數群體、局外人和基進知識份子的非一體化力量，嘗試藉由提倡基進思想和抗爭，促進抗爭的思想和行為；這立場與正統馬克思主義顯然不同。馬庫色認為那些據稱奉行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出現的官僚化趨勢，對自由的危害一如西方資本體制。

Georg H. Fromm和William Leiss等人在致《紐約書評》（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的信中，概括了《單向度的人》的四個主題：

一、「單向度的人」這概念認為人類的存在有當前向度以外的其他面向，但這些面向被消滅了。這概念認為人類以前視為私領域的事物──例如性（sexuality）──已成為整個人對人的社會支配（social domination）系統的一部分。它並指出，極權主義可以在並不使人覺得恐怖的情況下強加在人類身上〔這令我想到那些為「中國模式」歡呼喝采的人〕。

二、技術理性（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已建立起人類自由的物質基礎，但它繼續為壓迫的勢力服務，使得當代人類生活的所有方面均變得貧乏。〔這令我想到可憐的香港人。〕在當前環境下，技術進步支配人類有其邏輯；我們需要質的躍進（qualitative leap）而非量的積累（quantitative accumulation），才能將這股毀滅生趣的力量轉變為助人幸福生活的力量。

三、馬庫色的分析以「否定思維」或辯證思維為基礎。這種思維認為既有事物不是它們表面看來那樣，事物中固有的各種可能性遭否定。它要求「免受已知事實的壓迫和意識形態力量支配之自由」。

四、對於人類是否可以克服技術社會日趨嚴重的宰制和不自由，本書大致上持悲觀看法。它集中審視當前體制遏制和排斥一切替代模式的力量。

消費主義──社會控制的一種形式

馬庫色強烈批判消費主義，認為這是社會控制的一種形式。他指出，發達工業社會雖然宣稱是奉行民主體制，但實際上卻是威權的（authoritarian）：人們的自由觀（perceptions of freedom）受少數幾個人主宰，可以選擇的只是為自己的「幸福生活」購買哪些東西。在這種不自由的狀態下，消費者的行為是不理性的：他們超時勞動（如果只是滿足實際基本需求，他們根本不必那麼長時間工作），透過物質的東西尋求社會聯繫，忽視這種生活方式的有害心理影響，忽視它造成的浪費和對環境的傷害。

比這更不理性的是：工業社會不斷創造出新商品，舊商品因此必須廢棄；這促進經濟成長，鼓勵人們付出更多勞動，以便能夠購買更多東西。個體喪失其人性，成為產業機器中的一件工具，消費機器中的一個齒輪。此外，廣告維繫消費主義，向大眾宣揚花錢就能買到幸福，而這訊息實際上可能造成重大的心理傷害。

我們可以選擇反消費主義的生活方式。反消費主義貶低所有非必要的消費和勞動，反對浪費。但因為廣告與商品化徹底互相滲透，所有東西都成了商品，我們實際需要的東西也不例外，反消費主義之實踐並不容易。

蘇賡哲 - 太平輪與張靈甫

溫哥華星島   轉載自懷鄉書訊   2015年2月17日

吳宇森導演的《太平輪亂世浮生》已經落畫，想不到因為這部電影引起台海兩岸一番政治論戰。

1949年1月27日，從上海啟航前往台北基隆港的太平輪，在舟山群島的白節山海域撞上另一艘貨船建元輪，建元輪當場沉沒，太平輪則負創靠岸搶灘，在離岸僅五百米處沉沒，喪生人數超過一千人。這麼重大的海難事件，一齣電影當然只能營造幾個人的故事。吳宇森想不到他的男主角之一、國軍將領雷義方會引發爭議。

雷義方的原型是國軍十大抗日名將之一的張靈甫，參加過淞滬會戰、南昌會戰、常德會戰，戰功赫赫，日方稱他的軍隊為「支那第一恐怖軍」。其後在國共內戰時，在山東孟良崮遭遇陳毅的華東野戰軍包圍，因重裝備軍隊在山區失去優勢，全軍覆滅，張以身殉職。台灣為表彰英烈，把一艘驅逐艦命名為「靈甫號」。

電影中的雷義方和真實的張靈甫一樣跛腿，既是第一男主角，形象自然是正面的，而他麾下的國軍整編七十四師官兵也不可能拍攝為「無惡不作的蔣匪幫鷹犬」，這就引起大陸當局不滿。

再加上網絡瘋傳張靈甫葬身在一個農家的羊圈下，他的兒子張道宇希望把父骨遷葬陝西故鄉，卻被農家勒索二十萬元不知所謂的鑑定費，網上民意多站在張家一邊，顯示大陸民間對舊民國的尊崇，這也引起中共的警惕。 《人民日報》旗下的《環球時報》發表文章，指擁護張靈甫的人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甚至把張靈甫比喻為汪精衛。抗日英雄變成漢奸，自難以服人。台灣馬英九政府，久被視為軟弱媚共，際此大是大非關頭，又值抗戰勝利七十周年紀念，乃偶然硬了一次，站起來要中共正視抗日史實，不要再歪曲共軍才是抗戰主力。

同時，上海也有大型活動紀念淞滬戰役83周年，如果把參加了這戰役的猛將張靈甫醜化為漢奸，其荒謬處便尤甚於日本右翼將侵略中性化為進出。

中共的尷尬在於，如果照近年來，大陸比較開明而敢言的史學家勇於承認國民黨將領的抗戰功勳，可是這些英雄人物在國共內戰時又是中共必須抹黑的死敵，這個形象上、評價上的矛盾問題，始終是他們過不了的關。何況他們底氣不足，說到底是假抗日、真擴張。

這裏只舉一例：中共中央文獻辦公室編寫的《劉少奇年譜》，從劉少奇擔任中原局書記到1940年底的兩年間，他所有向中共中央的報告和他對新四軍的指令，沒有一次是為打擊日軍，而是全部針對國軍的。但在1949年他們掌握了話語權後，是非黑白被顛倒過來，變成中共是抗日主力，日本投降了，假抗戰的蔣介石就「從峨嵋山上跑下來摘勝利的桃子」。

張靈甫本身死在沙場，和太平輪沉沒事件並無關係。吳宇森以太平輪為主題的電影尚有下集。沒有雷義方，也許會在沉船的原因上開展劇情。太平輪是撞上建元輪，來不及搶灘沉沒的，這應該是事實，當年上海特區法院的紀錄，以及海事權威刊物《輪機月刊》所報道，發生撞船意外是因為太平輪「超載、超速、抄捷徑」之故。但這三點原因，近年受到質疑，有人深入考察，發現遇難乘客中，有國共雙方的特工混雜，因此引起不少人的遐想。

更值得我們關注的，其實在太平輪撞上建元輪的海難發生後，很多家庭失去經濟支柱的父親，幸得母親力撐危局，栽培好下一代，美國鑑證專家李昌鈺就是這樣出身的人才。他說，這是「太平輪精神」。

Vic：群眾是很容易受愚弄的。中共極力歪曲歷史、操縱輿論是自由世界人所共知的事，大陸人知之者也甚眾，但是大陸人對中共的民族主義宣傳，對中共歪曲事實，抹黑香港與台灣追求獨立自主者之宣傳，卻普遍深信不疑。結果是中共教出了一大堆理不直卻氣壯、滿口歪理、面目可憎，淪為暴政幫凶的愚民。

李怡 - 何須理會「以理殺人」的反智帽子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1月28日

過去一年爭取真普選的文明而勇敢的抗爭，令全世界對香港人刮目相看。中共為香港的抗爭運動炮製出兩頂帽子，一曰港獨，一曰外國勢力。香港市民和泛民主派對「帽子工廠」見識不多，見帽子飛來，許多人都撇清關係，自我對言論設限，或聲言「愛國」，或聲言「反對港獨」，甚而為此連本土議題都少碰為妙，以至講話、抗爭都似乎不怎麼理直氣壯。然而，當中共官媒（去年十月十九日《人民日報》）把佔領運動提出的「命運自主」誣為「港獨」，當梁振英把使用匯豐觀塘分行本票誣為勾結「外國勢力」，其實爭民主的市民已不須再理會這兩頂反智帽子了。

香港哪一個人的命運不是由自己操持？若命運自主即港獨，那就人人都是港獨矣！只是現在自主觸到政治權利，於是專制政權就要我們「命運被主」。在所有臣民都必須「命運被主」的專權政治意識形態之下，任何爭民主的訴求，即使是「大中華派」的乞求恩賜民主，容或會被階段性統戰，只要仍然堅持真普選，遲早都會被扣「港獨」帽子，再怎麼自表清白都無意義。

專制政權過去六十多年的內政強項是「帽子工廠」，甚麼反革命、右派分子、右傾機會主義、走資派、反黨分子，以至現在的經濟犯罪、腐敗分子等等，說穿了各式帽子都是為保權爭權而炮製。而一個個正直的知識分子、黨國元勳，若不是在帽子下當賤民，就是灰溜溜下台。香港人的爭民主，不僅挑戰中共領導人的個人權威，而且挑戰一黨專政的體制，要打破「民主集中制」的一黨提名，因此就是「港獨」。照此局勢發展，幾乎可以肯定將來會連「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都會被指為「港獨」，因為這不是明明反對白皮書所指的中央「全面管治權」嗎？再說，已有前車可鑑，曾經按中共中央的指令提出「台人治台」的台盟領導人謝雪紅，在反右中就指她的「台人治台」口號等於「台獨」。

日前，港澳辦前副主任陳佐洱質疑，為何在佔領行動期間，回歸時才娃娃學語者如今成為揮動米字旗、衝擊軍營、立法會及政府總部的排頭兵？他乘機提出香港教育局要受中央監督。

他問對了問題，但給錯了答案。

一九八四年中英簽署聯合聲明後，筆者在新加坡與一些學者聚談，有學者認為香港人站在民族主義立場，不應抗拒中共收回香港主權。這時，哲學所的翟志成表示：「如果過去三十多年中國搞得比香港好，香港的中國人不會反對中國收回。如果香港老百姓今天對中國收回香港難以接受，那麼香港老百姓不應該感到有民族主義罪咎，相反是中國領導人應該感到有民族主義罪咎。如果我們自己不願接受共產主義政權直接間接的統治，卻用一些堂皇的理由去指摘別人對共產政權的抗拒，那就是『以理殺人』。你有權以理自殺，但無權『以理殺人』。」

這三點意見，是筆者聽到有關香港前途問題的最中肯和最一針見血的話。筆者絕不認為提出「港獨」有甚麼民族主義罪咎，但如果有民族主義包袱的話，那麼沿用上引的道理可以回答陳佐洱的問題：如果過去十七年來，中共當局嚴格遵守《基本法》二十二條不干預香港內部事務，如果中共恪守當年港澳辦主任魯平承諾、並由中國外交部重申，二○○七年以後「香港如何發展民主，完全是香港自治權範圍內的事，中央政府不會干涉」，香港社會就不可能滋生港獨意識。如果今天社會有逐漸增長的港獨意識，那麼有這種觀念的人不應該感到有民族主義罪咎，相反是中共領導人特別是主理香港工作的人應該感到民族主義罪咎。如果絕大部份的中共官員和港共高官都已經安排好轉移財產和家屬到外國的後路，卻祭出一頂頂帽子、用堂皇理由指摘留在香港的人爭取命運自主的抗爭，那就是「以理殺人」。香港人面對這些不肯以理自殺卻要以理來殺盡香港人的強權，我們還需要去理會他們的歪理嗎？

算吧啦﹗要是「命運自主」就是「港獨」，那麼我們就自認是「港獨」；要是去匯豐觀塘分行開本票就是「勾結外國勢力」，那麼我們就自認勾結外國勢力。對於權迷心竅、每天胡言亂語不講邏輯的統治集團及其應聲蟲，我們毋須跟着他們的話語起舞，毋須迴避他們扔出的帽子。因為無論你如何自辯、怎麼撇清，都是徒勞，只要你不接受「命運被主」，專制政權就認定了你是敵人。

香港接下來的「好戲」，不是表面實力的對決，而是命運自主或被主、良知與行騙、真理與歪理、邏輯與中國邏輯的對決。（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Vic：長跑的朋友說：「對我來說，長跑是自我惕勵和自我實現，在跑道上的若干小時裡，我有千百次放棄的機會，只要堅持了，跑到終點，就是屬於自己的成就。」

我稍微改寫一下，獻給香港追求自立自主的朋友：「對我們來說，追求民主普選是自我實現。在漫漫數十年的民主路上，我們有千百次放棄的機會，但是我們相信，只要堅持下去，總有跑到終點的一天。為了堂堂正正做人的尊嚴，我們決不放棄。」

Vic - 大神級人物談翻譯：洪蘭的錯，錯不在洪蘭（真的嗎？）

2015年1月24日

新聞報導說，國民黨認為自己之前選舉慘敗的一大原因，是在網路宣傳上落後於對手。中央社1月24日的報導寫道：『行政院長毛治國今天召集上百名各部會正副首長進行網路趨勢特訓，由台北市長柯文哲的「網路軍師」如戴季全及翟本喬擔任講師，毛治國讚這些講師在網路世界是「大神」級人物。』

這些「大神級」人物我都不熟悉，但我記得戴季全寫過這篇〈革了翻譯產業的命吧：洪蘭的錯，錯不在洪蘭〉。因為當時看完非常不以為然，所以我一直沒有忘記。

戴季全從他19歲時譯第一本書說起，說他當年譯得很用心，但結果很差，「要不是當時的主編心岱找了姚若潔幾乎重譯，這本書根本上不了台面」，然後他盛讚「這本《愛因斯坦的方程式》非常好看，都是姚若潔與心岱主編的功勞……當時的時報出版，擁有台灣最為細膩、近乎苛求的編輯流程，能夠用最好的品質從全世界帶回最貼近原意的全世界知識」。

文章寫到這裡，我們知道的是一名年輕不勝任的譯者將一本書譯壞了，主編找人大修，形同重譯，結果出了一本好看的書。戴先生認為出版社的編輯流程非常了不起，但讀者未免會想：出版社為什麼會將這本書交給一名不適任的譯者？在發譯工作上是否有疏失？如果能發給合格的譯者，還需要這麼辛苦找人大修、形同重譯嗎？如此善後雖然算是負責任，但從發譯開始的整個過程顯然不夠專業吧？

戴先生顯然不認為出版社有什麼問題，他緊接著就很帥氣地說出他的結論：「我寫這篇文章，冒著違背主要聲音（我不會把這種聲音稱之為主流輿論）的風險，我必須一字一字深刻地說：洪 蘭 的 錯 ， 錯 不 在 洪 蘭 。」

如此「深刻」的結論，到底有什麼論據支持呢？戴先生文章餘下篇幅，基本上是談產業面的問題，大意是翻譯出版業產值很小，本錢有限，因此大家責怪出版社出了翻譯品質低劣的書也於事無補，他認為「最好還給譯者版稅，取代按字計費。否則一本十萬字的書，一個字 0.6 元翻譯稿酬六萬元，譯者只能在一個月和三個月之間選擇品質或收入低落，而且收入還不會有成長性。」（最後兩句意思不清，是想說譯者收入微薄，所以如果追求品質、慢工出細貨就會收入低落嗎？他提議給譯者版稅或許是出於好意，但是現在許多翻譯書一刷都賣不完，如果譯者不收按字數計算的固定稿費，改為按銷量收版稅，收入很可能更差吧？畢竟不是很多譯者能譯到暢銷書啊。）

戴先生一再強調「只會找出錯誤，其實是一種根本上的錯誤」以及「洪蘭的錯，錯不在洪蘭」，但讀完他整篇文章，我實在不認為他能提出什麼具說服力的論據去支持他的「深刻」結論。

看完戴文，我強烈覺得這是一篇打高空的廢文，真的很unhelpful。洪蘭劣譯的問題有它特殊的地方，但我們實在不必扯那麼遠，只需要思考以下問題：洪蘭翻譯的那些書，出版社拿支付洪蘭的稿費，在台灣能找到勝任的譯者，譯出意思準確、文字流暢，基本上不需要怎麼修改的中文嗎？我願意鄭重地說：絕 對 可 以 的！既然如此，為什麼要故作深刻，扯那麼多廢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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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明 - 不如墳場新聞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1月4日

職場上有title inflation，社會上有光環通脹。

光環可燦可黯，像股價可升可跌，有時甚至會泡沫爆破。

品牌一樣，個人的企業的掌聲噓聲，有實力的必經高低，有高潮必逢災難，火燒水淹安然渡過有驚無險，才是百煉真金，有考驗水退時，才知誰沒穿泳褲。

主場新聞當日突然停牌，連帶宣布它忽然死亡的蔡東豪都在整個雨傘運動中，停了牌，終止了一切交易活動。事實是主場新聞被永久釘牌，蔡東豪又剛好在雨過但天未青時自我復牌，精密部署挾新產品回魂上市，就算像我般不懂金融乜乜乜的人，都知道在財經生態，以《警訊》語言，大概事主股主合該對股民市民交代交代，合情合理。

如果有雨傘交易所，監管佔領相關投機投資活動，興許也要公允地合理懷疑說好的死士，有否把新聞衍生產品的股價在暗角舞高弄死。當然，不正常停牌，背後定必有極多離奇過小說，迷幻過幻海奇情的苦衷，奈何今時今日，初衷比苦衷重要得多。

試問誰沒苦衷？幾多孩子幾多香港人，押上了前途押上了家庭關係，在最危險的時刻甚至預備押上生命去抗爭，案底和那87枚催淚彈後面曾經不是警棍，可以是橡膠子彈，可以是暴力清場。很多人都有很多苦衷和犧牲。初衷比苦衷重太多。

蔡東豪復牌至今，股價低沉，壞消息和媽聲群起，護航的聲音幫不了忙甚至幫倒忙，似乎枉費了一場波瀾壯闊的抗爭運動給我們的鍛煉。不論誰、那個場如何有冬瓜豆腐衫長褲短，看看有什麼值得學習長進和成熟，有什麼可以反省檢討做得更好的才是重要。

別讓公義太野蠻。有些動物比另一些動物更平等嗎？是否你的公義一定比別人的大？對人太狠，對己太縱。連容祖兒在當叱咤頒獎禮台上唱《撐起雨傘》時不拍掌都一定是錯有點over了。深黃絲帶是否對淺黃、淺藍太過暴力？尤其是所謂「正方」，支持蔡東豪的，把一切批評都視為敵人，民主是你能罵人人不能X你的嗎？有些批評是諍言，有些媽聲有建設性。肥佬黎自從創傳媒業以來，未曾停過被罵。蘋果、壹仔，從來有玩、窒、寸肥佬黎的空間，但看有沒理，不看身份私情。壹傳媒在很多人眼中有很多罪，但真理在我的極權一定不是其中一樣惡，它永遠讓你插的。

要批評，不妨提供角度。東豪再起的新場，名字差，logo乏善可陳。當年「主場」，承本土精神及守衛我城的大氣乘勢而起，如今「立場」二字陳腔無個性，最大鑊是：主場變立場，多難聽。Logo，從創意、意涵、aesthetic三方面都蒼白弱雞，市面上一面倒劣評不無道理。寧願叫「高場新聞」，與高牆對着幹。有人講好過無人問，墳場歡場豬場散場刑場怯場骨場乘機抽水花生四起，是贈了興其實立場應多謝感恩。

品牌和創傷管理同源。是perception，也是情感治療。廣告公司常替不同品牌把脈醫病，一定要斷對症。立場再起的失敗，不是改錯名，是忘了為缺席運動的原罪懺悔。從死士到逃兵，就算是被迫缺陣，沒有並肩是事實，幾多苦衷都好，啃咗佢，「對不起」少不得。若果不想你在旁，怎會介意你走了？傷了感情傷了信任，重點不是我「交代」，最低消費是「我道歉」。整場運動，試問誰還未發聲：蔡東豪。

打不必然企定，但一定要反省。當日學聯常委司徒子朗大興問候蔡老太，我在面書share了，寫了一句「有沒有反省空間？」人家不是跟你比戰傷，是比承擔。如今時勢，做對的事很鋌而走險，沒有什麼道德高地，大家都在實戰泥濘，在抹黑了的暗角和塗鴉了的牆找光明。「團結撚」今時今日冇市場，either you in or you out，腰骨太脆，顧慮太多，和大陸太多糾葛錢銀，像智者倪匡說，那有對抗得那麼親熱。高牆那麼高，雞蛋那麼雞，要的不是被成功滅聲後東山再起的自我感覺良好，不是顧影自憐自賞的身段，是面對戰傷的氣概。

別幫忙傳揚恐懼。2014大事回顧有劉進圖被斬事件，他有句話：「真理在胸筆在手，無私無畏即自由」，身中多刀都沒有說「我恐懼」。太多運動的不論是領導者或是無名參眾，為大局就頂着說：怕，但不會退。退了，豁不出去，明白，理解，但全身而退了的別放大恐懼好嗎？很多人要上戰場還在戰場。

葉劉推23條時說「放長雙眼」，讓時間說話？689上台時大家也叫先給他時間做，別一味批評他。讓時間說話，是你現在沒有理據服人的最虛弱辯解。

美國最有影響力的已故政治新聞主播之一 Tim Russert的專業精神被稱頌是"he was hard, but he was always fair"。尊重是對的方法不止一種，政治種族宗教愛情生活價值觀和態度也不可能只得一款。得咎，沒問題，得咎有時會得救的，問題是你咎我咎得有沒有道理先？咎得我有point（s），我咀你還來不及。

現在，我喜歡墳場新聞多一點，墳場新聞找死了的主場問問米，或許能還大家一個死因大白。現在平台很廉價，不是需要多一個平台，是需要多一點智慧承擔和希望。塗鴉少女事件的群情眾怒是集體無畏無懼，Philip Lo有一張圖：有信念就有出路，我信。

Vic：墳場新聞絕非惡搞咁簡單，唔信你睇吓呢篇「傻強扶弱」。墳場新聞還有好多文章，其實好正經。

我向來認為主場新聞是走精面的網媒，致力掠奪其他媒體的工作成果。主場無疑抄得高明，美術設計也有水準，但抄就是抄，我一直覺得香港人將它捧得太高了。

有網友說：「 如果他的策展的確用資源提升網上的新聞展示，對媒體界有所裨益也算，但過往兩年觀察，除了左抄右剪，還不加credit，吃人透透。 」我認為批評得有道理。

Vic - 民主就是做自己的主人

2014年11月29日

今天看到蘇賡哲先生在文章中說，他最欣賞香港佔領區的標語是「生於亂世 有種責任」。他說這使他感愧無以名狀，因為以前他和很多同輩，應對亂世只會哀哀怨怨說一些「寧作太平犬，不作亂世人」之類毫無意義的話，有能力的就移民避開亂世；現在看到子侄輩揭示出這樣的標語，無異當頭棒喝。他讚揚香港年輕人生逢亂世，不願逃避，而是要背負責任。然後他寫了一句我認為很有意思的話：

「所謂民主，就是不逃避責任，做自己的主人，這才是勇者的氣概。」

未曾為爭取民主付出過代價的人，很容易將民主參政的權利視為理所當然，忘記這種權利雖然是基本人權，但往往是前人付出慘痛代價、努力奮鬥爭取得來的。

當然，香港的年輕人沒有這問題，因為他們的前人非常不濟，中了民族主義的毒，輕信香港可以「民主回歸」黨國一體的獨裁政權，結果留下跡近絕望的現實給他們面對；幸好他們沒有逃避，擔起了重任，正為自己與後代的民主權利而戰。

香港有不少人相信中共的宣傳，常常嘲笑台灣的民主不知所謂，譏笑台灣議會的肢體衝突，恥笑民選上台、平民出身的總統貪污腐敗。還有一些聰明人，例如張五常教授，積極讚美「中國模式」，認為中國找到了全世界最先進的政治經濟制度；也有偽進步人士如張翠容嘲笑香港人正在爭取的西方民主是落伍的東西；當然還有強國成長的新一代「精緻利己主義者」，接受西方傳媒訪問，坦言不覺得自己需要民主……

台灣的現實其實千瘡百孔，例如全台灣人幾乎都吃到了台灣首富製造出來的垃圾油，而民主進步黨實在也不見得進步到哪裡去，但是今天我們又一次見證了民主極可貴的一面：執政黨表現差劣、冥頑不靈，我們就用選票和平地教訓他們。人民才是主人。人民的質素，決定了民主的質素，而人民的質素在民主體制中比較容易進步，在專制體制中則很容易每況愈下。

相對之下，中共、港共積極詆毀民主，千方百計剝奪人民的民主權利，就是要阻止人民做自己的主人，要人民相信偉大、光明、正確的共產黨是人民可以託付的靠山。這其實等同要人民放棄做自己的主人，放棄做人的尊嚴。

沒有什麼比這更侮辱人了。而香港的年輕人已經覺醒，回不去了。有人說年輕人的政治立場終究會改變，會變得務實溫和，似乎香港年輕人終有一日會接受中共的假普選似的。我們且放長雙眼，看看是否如此。我只想提醒心存僥幸的人：香港安穩的日子結束了；在實現民主普選之前，大家不會有真正安穩的生活了。

余英時 - 共產黨要的是一種偽儒家

自由亞洲電台   2014年11月24日

我的書最近被禁，引起許多人的注意，包括美國高等教育雜誌，都已經報道這件事情，網上報道的也很多。所以我知道許多中外記者電話討論這件事情。我最早知道他們要禁我的書是國內網上通過出版社傳來的條文。這五條中間有兩條都是以我的名字開頭的：第一條就是講余英時、梁文道、許知遠、茅於軾、野夫、張千帆、陳子明、徐曉等人作品不予出版。我在中國出版了很多書，現在大概不能再出版我的書了，大概也不可能再在雜誌報刊上出現我的名字，寫的文章。中間有三條都是關於宗教，我就免去不談；第五條特別提到我，第五條是說余英時、九把刀兩位作者的書全部下架。

中共做這個決定的是一個機構，叫做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局。這個廣電局當然是屬於他們直接控制的一個官方機構。因此我又得到第二種消息，第二個消息是國內的朋友有些是從網上傳來，還有出版社的朋友，我覺得這是很可信的。

這個可信的報道表示說，他們在第一個五條之外，電話通知不見文字時說，你們大概書還可以賣，不過不要聲張。當然這書是說已經印出來的書，以後這書賣完之後不准在印了，所以我的書在各地，如北京的三聯書店門市部還在大量的賣我的書。四川有個朋友剛剛去做演講，在書店裡看看，我的書也還在賣，所以可見在共產黨裡面也有不同的聲音，有些人認為我應該嚴格的加以懲罰，所有的書一概不准出現；但是在網上又是另外一會事情，現在我所知道的是網上賣我的書很活躍。最值得注意的是價錢的提高，所以我們可以看出來，中共內部也有不同的意見，不是鐵板一塊。不過基本上傾向於對我的一種懲罰，大概是黨內一致的。這個當然是共產黨並沒有把理由說出來為什麼。

外面許多揣測都是因為香港鬧事的時候我說過話，因為剛好在9月27日那一天是香港的新亞書院，我的母校請我做六十五周年的學術演講。講的是新亞書院跟人文精神，並沒有涉及到香港的佔中和抗議這一套，那個講演是電視裡直接和香港面對面談話的。

香港選特首是不是應該一般老百姓如果符合章程，也可以提名競選？不能都由中共官方指派的人才能選舉，原則上我是說這是中國的傳統，也是西方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的一個傳統，就是說士大夫對社會有責任，看到不平的事，是應該站出來的，我的評論只是到這裡為止。我並沒有鼓動大家去佔中或者採取什麼行動，因為行動的事情我是一概不問的。可是，經過書的事情遠遠發生在9月底以前，這個事情恐怕7、8月已經在醞釀中，所以我不認為香港的抗議佔中和我的發言是這次提出禁書的一個個真正的動機。

從習近平最近的整個動向來看，習近平是要加緊控制，對任何 不同的意見都要加以限制，所以現在國內的學者和新聞記者朋友都告訴我，最近控制的非常嚴格，許多話都不能說了，所以我想在這個大的政策之下要禁我的書，書不准出版對我講來說也是一個榮譽；換句話說，我對共產黨對禁我的書的這件事，我不覺得沮喪，好像我受到打擊，我還覺得這對我是個無形中的鼓動，無形中把我的影響力擴大了，我本來沒有這樣的影響力。

我在國內只是學術界的有些人注意我，書賣的很多，書出版的數量也很大，但都是學術的東西。我的對於共產黨的評論，都是通過像自由亞洲電台來發表的。所以我退休後基本沒有寫政論文字，所有台灣的報紙雜誌和香港的報紙雜誌的約稿我都盡量的推辭，除非萬不得已寫短篇，很少談政治，所以我的書在中國大陸出版基本上是研究中國的歷史文化的，我最後一本書是由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的，那就是《論天人之際》，講中國思想的起源，純粹是學術的。

我的一生的工作基本上就是要了解中國的歷史文化傳統，我希望歷史文化傳統能盡量通過中國原始的文獻做客觀的研究，慢慢地從小到大。所以我發表了若干對中國整個通史、文化史、思想史有一個整套的看法和意見。對共產黨不可能有任何的妨害，尤其是現在共產黨利用文化的民族主義，到處表示要恢復中國的儒教傳統，甚至認同儒家。包括習近平最近若干次表示對仁義禮的尊敬，表示對儒家恢復繼承和發揚種種。可是在這種情況之下，我是真正研究儒家幾十年，我雖然不是儒家本身，儒家有許多價值我還繼續接受，繼續認同。儒家之間有許多價值跟普世價值是相通的，並不是完全風馬牛不相及的。在這種情況下把我的書禁掉，對他們講只有對自己有個憤慨，而不是對他有什麼好處。

問題是現在習近平跟其他的中共做第一把交椅的領導人有個共同之處，就是他們最要緊的是要黨不能失去權力，一黨專政必須把握住，一涉及到批評，共產黨就不要儒家了。所以共產黨要的儒家就是三從四德直系的儒家，完全聽命與中央的儒家，所以是一種偽儒家，可以說是被歪曲的儒家，而且也是在政治上一直造成災害的儒家。五四以後，甚至五四以前已經開始了，反對儒家的人基本上是從這個地方著眼。

對儒家要分開看，一個是儒家本身；另一個是被利用的政治上的儒家。所以共產黨禁我的書，事實上使得他們政權的性質表現得更清楚。他們要的不是對知識或者真理，或者對道德本身有什麼取捨，而是要維護他的一黨專政。


Vic：共產黨是一個背叛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匪幫，任何美好的事物經過它的髒手，都會被嚴重歪曲，承諾香港的民主普選便是一個好例子。

共產黨允許的教會是偽教會，共產黨推崇的儒家當然也是偽儒家；共產黨倚重的學者是偽學者，共產黨操控的政團、工會、宗親會、學生組織，通通都是掛羊頭賣狗肉。

蘇賡哲 - 沒有免費午餐

都市風雲   香港太陽報   2014年11月16日

政治學者艾雲杜蘭在一九七一年提出「世上沒有免費午餐原理」，其後不久，經濟學者佛利民將他一本著作改名《世上沒有免費午餐這回事》，而且在接受以色列希伯萊大學名譽博士學位的酒會上說：「世上沒有免費午餐這句話，就可以概括我經濟理論的全部，其他只是微枝末節。」

免費午餐確實是沒有的，只是午餐的餐費有時是預付、有時是埋單時付、有時是吃後很久才付，更有時是別人暫時代付，事後償還。

有人說建制派團體的蛇齋餅糉是免費午餐。一般來說，蛇齋餅糉不論是假設來自朝廷的公帑，或本地紅色商人的奉獻，都只屬看來免費，接受的人總要有所回報，即是吃後才付代價。而且代價可能會遠遠大於所得，無利可圖的生意不會有人做。

當然，有時這種交易的利益和交換過程極為晦暗轉折，紅色商人付出蛇齋餅糉的成本，他可能不參政，不是政客，接受者如果以選票報答，不是報答他本人，他的回報來自朝廷所施予的商業利益，這種原不應有的利益，不來自朝廷官員的荷包，而來自百姓應享有的權益，因而即是香港人吃午餐，內地納稅人埋單。內地百姓交稅時，很少人會覺得稅收轉轉折折，竟變成一盒港人免費得來的月餅。香港人吃了月餅，將票投給剝奪自身利益甚至踐踏自身尊嚴的政客，代價又比內地納稅人沉重得多。


Vic：所以才有「免費的最貴」這句話。

劉銳紹 - 接納青年 必先開竅

2014年11月7日

【明報專訊】有政黨建議提委會增設青年組別，並指學聯應有席位。其實，內地溫和「知港派」9年前已提此議，但被高層否決。他們憶述3點，供今日參考：

（一）高層認為可在選委內開放青年組別，但必須留給建制派的青年團體。「知港派」曾具體提及學聯，但高層認為：必須首先穩奪學聯的長期領導權，才可考慮。

（二）「知港派」曾建議，如香港學聯不願與內地接觸，可讓全國學聯來港交流時走訪香港學聯，營造氣氛，但此議也被高層否決，認為不能釋出「妥協」信號。

（三）民主派青年與外國交流，高層視為「裏通外國」。但建制派青年應美國政府邀請赴美（事先請示），卻可以容許。

可見，思維不改，胸襟不廣，欲爭青年之心，難矣！望京開竅。


Vic：劉銳紹很早便急於勸退佔領區群眾，並指責學生智慧不足。他連日來的言論膠味甚濃，但今日在明報的這篇短文值得注意，尤其是值得香港大量患有政治幼稚症的人注意。提委會的設計，其實就是功能組別，之所以要保留功能組別這種扭曲的設計，是方便中共操控，方便特權份子政治分贓。香港建制之內林林總總的組織，無論掛什麼旗號，莫不是已被共產黨或共產黨代理人壟斷領導權的，可憐許多香港人仍然認為這些團體各有其代表性。

葉劉淑儀此妖婦建議提委會增設青年組別，是對香港人政治智慧之侮辱。但香港人之中，政治幼稚者比比皆是，例如昨日程翔在明報發表〈梁振英「綁架」了習近平〉一文，便有讀者在網頁留言：「程先生不知道有沒看過新華網的英文原稿。英文稿只是指出有富豪沒表態，那篇文章寫得很中性，沒感覺是'批評'。」我看過那篇新華網的英文原稿。這名讀者就像不少香港中產人士，受過高等教育，英文溝通無礙，但政治頭腦停留在非常天真無邪的程度。

新華網那篇文章點名李嘉誠、李兆基、郭鶴年、吳光正無表態反對佔領運動，你居然說寫得很中性，沒有「批評」的感覺？大佬，篇文好大鑊啊！大鑊到共產黨都覺得太過份，所以才急急撤文啊！

Vic - 佔領筆記：英國歷史檔案與無恥的中共謊言

2014年10月28日

寫這篇筆記，是因為看到明報即時新聞「北京50年代警告英勿在港搞普選」，內文提到：

據《紐約時報》報道，日前由英國國家檔案館公開的有關文件顯示，中方曾強力警告英方勿採取任何推動香港自治的舉動，甚至威脅如果英方在港引入民主，改變現狀，中方將採取行動解放香港。1960年，負責香港事務的中方高官廖承志曾警告，「我們將毫不猶豫地採取積極行動，解放港九新界」。

其中一份文件顯示，中國前總理周恩來曾告訴英國軍方，任何推動香港自治的舉動，都會被視為是「非常不友好的行為」和「陰謀」，因為中國不希望香港的殖民地地位發生任何改變。這些威脅使得英方最後被迫擱置普選的推動。

因為明報報道最後提到台灣自由時報，我好奇之下，將自由時報的報道找出來看，發現當中並未提到紐約時報。

我根據明報網頁的網友留言，找到紐約時報這篇文章「HongKong Democracy Standoff, Circa 1960」，看完之後確定其提到的英國檔案，其實早在2014年1月11日，便有筆名毛由來的香港史愛好者，在網媒輔仁媒體詳細講述了，文章題為「為何英國不早給香港民主？英國檔案提供的答案」。

我很樂見主流傳媒，尤其是公信力很高的紐約時報，報道英國檔案揭示的歷史真相，因為如果單靠網媒的文章，影響力始終有限，尤其是因為很多人認為網媒內容質素參差，缺乏嚴謹的查證與編輯把關，所以不大可信。

中共的宣傳機器不斷宣稱，英國統治香港一百五十餘年，從沒給予香港民主，香港的民主是「回歸祖國」後中國的恩賜。這種鬼話不但多數大陸人和不少香港人深信不疑，連一些弱智的外國人，例如不入流的所謂英國學者馬丁．賈克（Martin Jacques），也將這種謊言寫進文章，廣為宣傳。在紐約時報的報道中，香港科技大學成名教授說：「北京可以對著這麼多香港人，不知羞恥地說謊，我個人十分震驚，因為香港人對於政權移交前，英國與中國政府就香港政制民主問題的鬥爭記憶猶新。」

成名教授未免有點大驚小怪，因為厚顏無恥、顛倒是非正是中共的傳統。任何關心時事的人，都能看到中共如何無所不用其極地抹黑非常和平的香港佔領運動。中共自己是勾結外國勢力的鼻祖，近來卻不斷誣陷香港佔領運動勾結外國勢力。10月26日反佔領的「藍絲帶」暴徒毆打記者，政務司司長譴責暴行，新華網的報道標題卻是「香港官員譴責佔中者襲擊記者」。中共拿出大量維穩費，聘用人渣垃圾反佔領，但中央電視台的報道卻賊喊促賊，請來大陸人扮演香港街坊，轉述其朋友被人用錢脅迫參與佔中，「兩天收了2500元」！

中共是一個反民主的專制政權，這是常識。中共希望在港魚目混珠，推行假普選，激發激烈抗爭，勇敢的香港青年跑上獅子山頭，於懸崖上掛上十層樓高的「我要真普選」標語，一天時間便被香港土共政權拆除，可見共產黨如何憎恨真普選。中共的嘍囉周融在香港「幫港出聲」，捏造民意反佔中、支持假普選，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還好意思在與學聯代表對話時，引述作為香港民意反佔領的證據。其實要知道香港真正的民意很難嗎？一點也不難，如孔誥烽教授先前提議，政府只要辦一場公投，全民公決政改問題便可以了。但是中共是決不會允許全民公投的，因為它是一個本質上反民主的殘暴政權。支持這樣的政權，是人渣所為。

為了袒護權勢，袁志偉可以去到幾盡？

TVB袁志偉訓示新聞部



識廣東話的人，應該聽聽這段錄音。

為了袒護權勢，一名自甘墮落的小人可以如此「義正詞嚴」地訓斥專業盡責的新聞工作者。

袁志偉，香港人會認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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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 - 令人心寒的陳可辛

2014年10月15日

在香港人為民主與自由奮戰之際，因為網頁上閃出標題「对话陈可辛导演：别把电影审查视为敌人」，好奇之下，點到BBC中文網，看完香港導演陳可辛以下這段話，感到十分心寒：

子川：您曾在別的訪談中提到審查部門當時只是對死亡證明那場戲有意見，後來還是拍了，是不是已經很清楚應該如何應付審查制度了？

陳可辛：沒有人知道審查制度是怎麼樣的，也不太可能應付得遊刃有餘，因為它本身也不是白紙黑字很清楚的東西。審查確實也是要看整個市場以及整個社會的變化，不同時候的審查標準可能也不是100%一樣，因為中國的社會、政治等方面會不停地影響審查標準。

我覺得，我們別把審查看作自己的敵人，我永遠都把電影局看成我們的戰友。其實大家應該儘量去把值得拍或者有意義的東西拍出來，並且能夠去跟觀眾溝通。

我覺得很多時候電影局也希望電影能夠過審，他們也是用經驗來預估現在的政治環境能不能允許這樣的細節表現出來。

有些時候有的電影可能審查過了之後，網上可能有些思想比較保守的網民去投訴，可能最後被領導看到，再找相關的人來負責。很多時候審查機關也是要負責任的。所以，我認為，不要把電影局看成對立面，把它視為合作夥伴會更好。

陳可辛前作《中國合夥人》在中國大獲成功，還因此獲得金雞獎最佳導演獎，成為「第一個完成臺灣金馬獎、香港電影金像獎以及中國電影金雞獎的大滿貫導演」（引自中文維基百科）。《中國合夥人》遭香港影評人家明痛罵，我很認同家明的批評，對陳可辛已沒什麼期望，但如今看到他這番奴顏卑膝的話，不禁倒抽多口涼氣。（深秋天涼，而我仍穿夏裝，難免容易因寒戰慄。）

我認為任何真誠的藝術創作者，無不痛恨專制政權的審查制度，那是對表達自由（基本人權）的粗暴侵犯，是無可辯解的惡政。創作者為現實所迫，無奈接受這種審查，往往是可以理解以至同情的。但是陳可辛竟然主動說出這種話：「我們別把審查看作自己的敵人，我永遠都把電影局看成我們的戰友……我覺得很多時候電影局也希望電影能夠過審……很多時候審查機關也是要負責任的。所以，我認為，不要把電影局看成對立面，把它視為合作夥伴會更好。」我只能說，此人已成為暴政的幫凶，是所有真誠的藝術創作者以至渴望自由者之敵人。

同為香港電影人，現任香港演藝學院電影電視學院院長舒琪先生顯然可敬得多。他立場鮮明地支持香港人爭取民主政制的運動，日前有導演轉寄屈穎妍垃圾文章〈歷史，不會紀錄砲灰〉給他，遭他回信痛斥：「請你停止轉發給我這些惡毒不堪、埋沒良知的文字。如果這代表了你認同它的歪理，也請讓我倆的友誼於此告終。」我十分欣賞他這種直率坦蕩的態度。

陳可辛名成利就，他的話或許是真心的，而從他身上，我也看到中國人可憐的扭曲心態。以下這段長文，來自網友網誌的讀者留言，細心閱讀，可以加深對大陸人主流心態的了解。他問道：「憑什麼港人價值觀就要強於內地人的價值觀？」我的簡單回應是：「渴望自由、願意為自由而戰的人，其價值觀當然強於甘願苟且偷生、世代為奴的人。」

用简体字其实不丢人=用簡體字不丟人。因為隨便輸入法按一下簡繁轉換很容易。

有一些香港人還是有點愛國情懷的，當然現在越來越少了，有這樣的情懷反而是好事，至少感覺是對中國大陸人民恨其不信怒其不爭。可是現在更多人是只愛香港，只愛自己了。

說句實話，內地人不需要香港人操心來救，香港人也救不了內地人。沒有任何貶義的態度，只希望香港人活得更好，香港更好就成。

好多香港同學總是問我為什麼你們不關注六四，不關注民主？

我們為什麼要關注？現在很多內地人只要肯努力，活得還是不錯的。這不是開玩笑，真的活得還成。內地現在政策寬鬆很多，我們是可以談論這些事情的，不完全像港人想的那樣。

政府是政府，人是人，如果港人不願意把內地人當人看，是很可惜的事情。因為過去內地羨慕香港，現在卻不一定了，都沒有什麼值得驕傲的。總有部分香港人和部分內地人都把自己看的太高，很遺憾啊。

內地人其實真的並不需要那麼多大中國情懷，內地人和港人根本每天想的就不是一樣的事情。

相信我們，大多數內地人不需要港人的憐憫（不敢說全部），也没有必要去争取你们香港人需要的民主（这是咱们两边根本价值观的不同）。這次占中，大家只是看笑話罷了。

愛爾蘭本來就是個笑話，至於hongkong這次事，还不如爱尔兰好笑呢。

价值观不同啊。。。但凭什么港人价值观就要强于内地人的价值观？是不是太骄傲了呢？这样的不等式：美国>香港>中国 是谁给出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