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好×果籽】未完的鴉片戰爭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4月2日

 

同一本英語歷史作品《The Opium War: Drugs, Dreams and the Making of China》，

繁體譯本（左）與簡體譯本已經是兩個不同版本，簡體版經過刪剪。

《南京條約》文本，香港變殖民地的開始，鴉片戰爭雖已經結束了百多年，

但在反西方及民族主義宣傳下，幽靈仍然徘徊不散。  

最近幾位建制派大佬埋堆，成立歷史「補習社」，以推動歷史及國情教育，其中一位董事叫梁紀昌，是鮮魚行小學前校長，形象正面，他表示會以辛亥革命之前為重點，避免因國共內戰、抗日誰人領導而產生紛爭，也可避開六四爭議。但即使避開近現代史，正統中國史照樣充斥着大漢族意識形態、充斥民族主義宣傳。在中國人的觀念中，歷史從來沒有離開過政治的五指山。

英國女歷史學者Julia Lovell（藍詩玲）的作品《The Opium War: Drugs, Dreams and the Making of China》，最近在台灣繙譯成繁體中文版，去年中國已出了簡體版，並刪去了關於共產黨如何利用鴉片戰爭作政治教育這一章。本來辛亥革命後，在種族革命的旗幟下，鴉片戰爭正好是用來譴責滿清腐敗無能的案例，因此整個調子並不是針對英國侵略。到了孫中山聯俄容共開始，西方帝國主義入侵的論調才出現，借鴉片戰爭宣傳反西方民族主義是始於國民黨，但真正將鴉片戰爭定性為中國近代史開端的是毛澤東：以英為首的西方帝國主義者把鴉片輸入中國，荼毒國人，成為東亞病夫，淪為半封建半殖民，主權喪失，後經歷抗日、內戰，在共產黨領導下終於走上了偉大的民族復興之路。作者指出其實有一段長時間鴉片戰爭不受內地官方重視，真正再度宣揚紀念是1989年之後，因為自1979年後鄧小平高舉四個現代化旗幟，承認要向西方學習，整個知識階層均視西方為模範。1985年我第一次去圓明園，那裏完全是一個廢墟，英法聯軍焚毀的石雕堆在田野任人拿走，門口是個農民承包的賽馬場。

八九民運之後，內地官方開始對抗西方和平演變陰謀，1990年鴉片戰爭150周年紀念登場，文革後一度告別的大規模意識形態宣傳再度復活，圓明園修繕，趕走農民，由北大清華學生幽會勝地變成愛國主義教育基地，要中國人毋忘國恥。百年屈辱、反西方意識形態及民族復興成為宣傳主旋律，一反八九前知識精英西化氛圍。在八九後愛國主義教育下成長的一代，同走出文革、急於擺脫落後吸取西方先進文明的一代，其價值取向有明顯分別。六四後的愛國主義教育，在千禧年後經歷南斯拉夫領館被炸及兩次大規模反日，正式開花結果「憤青」登場。

中港兩地越行越遠，內地高舉反西方，強調屈辱史，在香港人眼中卻沒甚麼感覺。對內地而言，鴉片戰爭割讓香港，在英治殖民地下，香港人理應感受到恥辱，而九七主權移交後，也應有雪恥之喜悅。六四後香港人同內地感覺仍然親近，是相信大家同一方向，同一路軌，只是車速有別。但當內地高舉反西方普世價值，「中國模式」等一套，並要向香港進行教育宣傳時，香港人發現不單車速有別，原來路軌及終站也不同。大家反而擔心香港核心價值不保，而這些普世價值正是源於英治殖民時代，而北京眼中的港人戀殖親英，由此而來。

百多年前的鴉片戰爭，仍然橫亘在中國人的心內，這場戰爭，其實並未完結！

撰文：劉細良
編輯：陳國棟
美術：楊永昌

【讀書好×果籽】文革五十年 歷史幽靈徘徊不散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2月27日

今年是文化大革命爆發五十年，1966年中國大陸正式步入全國動亂，一年之後，文革動亂病毒在香港散播，1967年香港左派暴動登場，成為本地歷史上最血腥的群眾騷亂事件。五十年過去，很多人認為文革已經被否定，毛澤東死了，不會再來，其實產生文革的政治、社會基礎，並沒有過去，歷史的幽靈正在香港人頭上徘徊不去。

目前對文革研究最齊全的是哈佛大學教授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的三大卷鉅著——《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內地自由行識貨之人不少，來港不會選購老作八卦書，他們必買的兩本作品是高華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另一本就是一套三冊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前兩冊曾在內地經刪剪後出版，而第三冊則無法面世，最後在香港成功出版。

此書的重要性，是脫離了中共官方為文革的定調，共產黨對全國動亂草草總結，視為毛的晚年錯誤及四人幫奪權陰謀。作者由五十年代的合作化運動到大躍進、蘇共批史太林等事件一直到1966年為止，逐條分析對共產黨黨內鬥爭的影響，歸納而言是毛澤東力推的許多政策，在實際中引發了大量問題，「甚至在中共的最高領導層，對這些問題仍然存在實質性的不同意見，自那以後，這些不同意見持續了很長時間並日趨嚴重，也正是在這些不同意見中埋下了文化大革命的許多種子」。執政黨的政策分歧，何以會變成全國動亂？今天英國保守黨領袖對是否脫離歐盟一樣有嚴重分歧，但他們會通過黨內一套公開透明的政治程序去解決，不會變成全國動亂。作者指出共產黨的問題是黨內根本沒有制度化的程序處理權鬥，他們用「意識形態」去合理化權鬥，這接近伊斯蘭神權政治模式。權鬥的勝利者，一定表示自己是黨意識形態最忠誠的捍衞者，而失敗者則是違背了黨的意識形態。

黨內權鬥影響全國

在民主國家因多黨競逐，黨內權鬥對政府及全國影響有限，因為若太離譜黨員會反彈，選民會離棄，但在一黨專政國家，黨國不分，黨內殘酷的權鬥，會以政府公共政策來做注碼、理由、藉口。毛推動合作化運動過急影響農村穩定，本來就是一場政府公共政策辯論，可以公開討論及檢討，但在共產黨體制下，卻變成意識形態鬥爭，被視為是否違背毛澤東思想，甚至是反黨反革命行為。共產黨本質上傾向擴大矛盾、激化鬥爭，以此打倒反對者，維護不容挑戰的獨裁領導地位。

內地對文革動亂一直含糊其辭，正因為他們了解到一旦否定文革始作俑者毛澤東，否定毛澤東思想這面意識形態旗幟，最後等如否定共產黨一黨專政黨國不分的管治模式，所以為求繼續壟斷國家權力，求求其歸咎於毛晚年糊塗就算數。而隨着文革遠去，現在更反過來正面宣傳五、六十年代的毛澤東，認為不應以改革開放後三十年否定改革前三十年。

毛澤東過去，不等如文革元素過去。意識形態掛帥，擴大矛盾，以鬥爭方式鞏固權力，將權鬥引入公共政策、引向社會，將群眾拉入政治鬥爭之中，鼓勵群眾內鬥，這些全是文革動亂的根本元素。香港人只要想一想，這幾年為何香港變得陌生，不再是大家熟悉的地方，為甚麼大家都擔心社會將爆發大規模騷亂，為甚麼當權者會對港獨分離主義運動出現是如此興高采烈，不斷誇大其辭、不斷宣傳破獲武器庫？香港為何無端被推入動亂邊緣。

五十年前，內地文革直接催生香港最血腥的暴亂，五十年後，文革的幽靈仍在香港人頭上徘徊。

撰文：劉細良
編輯：陳國棟
美術：黃創泰

【讀書好×果籽】郵筒的糾結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10月17日

郵筒上因有皇冠標誌要「改裝」，這種阿Q式的精神勝利去殖民地大法，香港人是想不出的。香港人如果真的有戀殖情意結，是因為在帝國殖民時代，反而可容忍差異存在，不強求集體一致愛大英帝國。

1989年，我首次蹅足台灣雲林的農村，晚上同鄉土作家及村民一起談天，我第一次知道老農民他們會說流利日語，然後他們告訴我國民黨政府是外來政權，台灣鄉村建設是日治時期留下的。香港人對日本五十年殖民統治台灣認識不深，因為日治時期在1945年已告終。殖民經驗對台、港兩地，不是抽象的帝國主義壓迫理論，而是活生生的歷史糾結，就在人們心內。這感受比內地愛國憤青、空喊民族主義口號的官員，複雜得多。

今年初，台灣出版界朋友送給我一本書叫《灣生回家》，是關於日治台灣的紀實故事，1895至1946年間在台灣出生的日本人叫「灣生」，當時在政府鼓勵下日本人曾大量移民台灣，開發台東、花蓮。他們在日本戰敗後被國民黨集體遣返，歷史稱為「引揚」，人數達32萬之多，身上只准帶1,000日圓，回國後受到歧視，從此不再輕易表露灣生的身份。這代人大部份已離世，其中一個灣生後代田中實加，中文名叫陳宣儒，下決心追尋母親的歷史，帶着僅存的灣生老人，再次蹅足他們的「家」。《灣生回家》已拍成紀錄片，另一套描述日治時期嘉義棒球隊打入甲子園故事的電影《Kano》，在台灣大收旺場，《海角七號》也是流露對日治台灣的緬懷。這年頭，共產黨官員民族主義反殖上腦，連英治留下幾個舊郵筒也要對付，不知有沒有電影公司會發行《灣生回家》這套政治不正確的紀錄片。

帝國原罪

所謂台戀日港戀英，是民族主義者道德譴責批判姿態。在帝國殖民的回憶中，並不一定是外來政權瘋狂壓迫、搶掠資源、民不聊生，而殖民地結束之後的民族國家，也不代表人民當家作主、勤政愛民、安居樂業，更多在非洲亞洲的現代史，是民族國家比殖民地更不寬容，更追求單一化純潔性，內部壓迫更甚。當然民族主義者會歸咎於殖民者挑撥離間，製造分化，但大家又有否想過，民族國家為何會比帝國殖民者更大規模用暴力對付「他者」？印巴獨立引起的人道悲劇，直至九十年代仍發生烏干達種族屠殺，中國「半殖民半封建時代」有否發生文化大革命之類的群眾集體暴力互相迫害行為，法國統治越棉寮時，有出現過波爾布特式的階級血腥清洗嗎？這真的全部是殖民地埋下地雷嗎？

《Empires in World History: Power and Politics of Difference》是近年在歐美史學界勃興的帝國史研究作品，中文譯本《世界帝國二千年》剛出版，在今天民族主義昂揚，反殖整風在港蔓延之際，香港人更應該多點讀帝國歷史。作者Jane Burbank及Frederick Cooper開宗明義表明，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主權至上的「民族國家」，歷史年紀還不滿60年，反而帝國是更長久的國家型態，而帝國崛起雖然是來自軍事力量壓迫，但帝國的長期存在卻是更值大家深思。帝國是不斷向外伸延，把不同民族拉進來，而在帝國治下各民族的差異就更加被凸顯出來，帝國的政體設計，就是預設了用不同方式治理不同民族。對帝國管治而言，就是實踐「差異政治」，包括接受多元種族、文化、習俗及宗教，帝國要求不是全體一致性，而是尊重能代理帝國管好自己友的中間人。

差異政治

我們對書中所闡述的帝國治術相當熟悉，因為香港曾經是全球最大帝國的一員，也因帝國之名而提早進入全球化世界，殖民帝國的「就地而治」，重用代理人，接受差異，我們一一認識，尤其是對照起今天民族國家主權至上，充滿排他性，抹去差異的境況。環顧世界現代史，脫殖後民族獨立的國家，對國內種族差異比帝國殖民時代更難容忍，才有各種人道危機出現。

香港、台灣，都是大清帝國崩潰過程出現的「異類」，今天在民族國家復興過程中，必定難以接受這種差異，本來一國兩制曾經令人認為是有政治想像的空間，但最終仍然是在主權至上的觀念下，剷除一切差異，這才是「去殖化」的原委。有人指今天中國是重建中華帝國，我想共產黨即使有此意圖但沒有帝國治理的能力。不信？就比較一下清帝國對西藏、蒙古、回疆、雲南土司的治理手法，再對比今日民族國家的粗糙手段，自會有答案。 

撰文：劉細良 
編輯：陳國棟
美術：楊永昌

【讀書好×果籽】俄羅斯檔案 爆老毛「契弟」史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10月10日

近代中國偉大民族復興之路，好快就會成為香港初中中國歷史教程，教育局已着手編制課程，略遠詳近，增加鴉片戰爭後歷史篇幅，以符合「依法去殖化」指導思想。今天起上至殖民地大學、下至殖民地郵筒，全部都要挨整挨批。中國偉大民族復興的故事，始於英國人狼子野心以鴉片荼毒中國人，發動不義戰爭，中國淪為半封建半殖民，民族尊嚴受踐踏、國家主權盡喪，直至共產黨及偉大的毛澤東領導無產階級革命，完成了民族獨立、收回主權使命。但故事是否如此簡單呢？最近公開蘇聯時代所收藏KGB（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關於中共領導人的情報，中共內部「篤背脊小報告」、中蘇共見面及會議紀錄，告訴大家另一個版本的「民族復興」故事。

俄羅斯歷史學家潘佐夫（Alexander Pantsov）　2007年以俄文出版了毛澤東傳記《Mao: The Real Story》，因語言所限，未受華人關注，此書的重要性是他基於「俄羅斯社會暨政治史國家檔案」而寫成，這是世界關於國際共運和蘇共黨史最全面的資料庫，而更重要是解密的檔案裏面有大量關於中共領導人活動報告。此書今年終於譯成中文由台灣出版，任何關心中國偉大民族復興運動的前殖民地香港人，都應該一看。

史太林鐵粉

自從三十年代美國「左膠」記者斯諾（Edgar Snow）為老毛所迷惑，寫下那本為毛宣傳的《Red Star Over China（西行漫記）》後，毛澤東就被塑造成為民族主義者，他成功領導革命是因反對蘇聯共產國際教條主義，成功結合中國本土國情，提出正確的分析及政治路線，最終奪取政權。所以即使毛晚年發動文革帶來全國動亂，也因建國有功，有三分過七分功的評價。但根據潘佐夫一書所披露，毛澤東和他領導的中國共產黨，自三十年代起絕對忠實地執行共產國際和史太林指示，其忠誠度超乎外界想像。毛在早期黨內鬥爭中脫穎而出，鬥倒共產國際代表王明，背後是因為蘇共內部鬥爭，而史太林早已看上毛，認為可做其政治代理人，毛沒有擺脫過蘇聯，史太林一直控制着中國共產黨，或者這樣理解更準確：中國的共產運動是由蘇聯領導的國際共產運動一部份，而毛澤東則是忠實的執行者。

潘佐夫一書更踢爆所謂「毛澤東思想」是史太林塑造，毛其中在奪權過程中為人推崇的「新民主主義論」，即由無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是進入共產主義階段前的過渡期，並非一黨專政，而是多黨合作，統一戰線，扮民主以爭取民族主義者，扮改革而非血腥革命爭取溫和中間派，當時係史太林指示毛澤東在三十年代後期接受有關政策，並且在中共建政後仍一直不允許毛澤東偏離此政策。1953年史太林去世，沒有了偶像的命令，毛才開始他的獨裁管治及烏托邦共產主義實驗。

蘇式個人崇拜

至於樹立毛澤東個人崇拜，也來自史太林的指導，最先是在蘇聯出現，是史太林模式的山寨版本。在台譯版本中，潘佐夫指：「惟有把中國共產黨改造成俄國式、以領袖為中心的黨（史達林化），未來與國民黨的內戰才能確保勝利。中國共產黨的史達林化，需要強化其領導人的個人崇拜，以及完全壓制黨內反對派，即使沒有真正的反對派存在，也不妨編造出來。在這些方面，史達林經驗豐富，可以幫毛澤東大忙。」史太林甚至容許毛澤東宣傳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以突出毛的「本土派」政治形象。1949年毛澤東訪莫斯科，毛因太激動要食鎮靜劑，見面後卻被史刻意冷待，心神不定坐立不安，根本就是被史太林玩弄股掌間。

史太林就是毛澤東背後的「木偶師」，重讀這段歷史，你開始會明白為何中共始終對「勾結外國勢力」，是那麼充滿恐懼、戒心，其實，一切陰影，都在共產黨身上找到，與人無尤！

潘佐夫《毛澤東：真實的故事》，中文版由台灣出版，根據英文版本作翻譯。

撰文：劉細良
編輯：李寶筠
美術：黃創泰 

【讀書好×果籽】寫手出書 爆政客語言偽術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9月19日

 《The Speechwriter》一書揭露了美國政客與幕僚相處真實一面，
作者認為只有信任下屬及指示清晰的老闆，寫手才可寫出令人讚嘆的演辭。

朋友介紹看Barton Swaim新作《The Speechwriter：A Brief Education in Politics》一書時，有種他鄉遇故知的感觸。寫手一職佔了我工作生涯大半時光，1991年離開研究院後便投身於此。寫新聞稿、報章投稿、書信、辯論演辭、記者會發言提綱、政治廣告文案，由立法局議員幕僚開始最後成為行政長官的寫手。翻開《The Speechwriter》一書看到作者種種可笑、可悲故事，他對政客的觀察，猶如回帶翻看自己的寫手歲月。

Barton Swaim本是大學圖書館職員及英文系博士，一天見到州長報章投稿，用了錯誤的比喻講述政府預算制訂過程，於是就寄上個人履歷及一封簡單求職信，寫道：「我不懂州政治，但我懂寫作，你需要一個寫手。」很快得到州長桑福德（Mark Sanford）聘用，這個政治初哥的奇妙之旅由是展開。老闆桑福德是何許人？他一度被視為奧巴馬連任的競選對手，是共和黨州長協會主席，黨內實力派中堅。就在仕途一片光明之際，2009年親手炮製一場「行山風波」，最後被迫下台。州長用公帑去布宜諾斯艾利斯五日與小三幽會，卻編造了去行山謊言，最終被記者撞到踢爆，更大鑊是情慾電郵曝光：「我愛你古銅色的身體曲線，愛你臀部的曲線，你在晚間微弱燈光下擁抱自己身體（或你兩個重要部位）時，足以挑起人情慾的美態……」州長的老土情色文字成為笑柄，而「行山」自此在美國政壇就成為政客婚外情的代名詞。

政治語言的本質

作者當初成為州長寫手，有種接近權力的亢奮及浪漫想像，心想掌權的州長片言隻語皆出自我手，多威風！但近觀政客真面目，與想像自然有別。香港近三年來，經歷梁振英「政治教育」，終於明白何謂政客「語言偽術」。但大家不要就此認定政治語言就是謊言，政治語言的本質應該是「廢話」，而非「大話」。對這位英文博士而言，第一個衝擊是政客的寫手並不是要創作出驚天動地、感人肺腑的演辭，而是用「滑頭」、「庸俗」的廢話，令政客講咗等如冇講，目的是與爭議保持距離、好似表態但實則不表態，保持選擇在手。這種策略香港官員稱為「Ring fencing」，即先與爭議作區隔，以觀形勢發展才作最終表態。

作者認為政治的本質就是令語言失去原本的意義，也可理解為一種偽裝。例如「超然」不等如「凌駕」，那麼「超然」究竟是甚麼意思呢？又例如香港官員說「不排除重新招標的可能」，這就是「滑頭」政治語言，表面聽落似乎聽取民意，重新招標，但細心想想，官員根本沒有任何承諾。又例如常用的「優化」，明明是政策失誤要修改，卻用上「優化」一詞逃避承認失敗，又例如政客沒有計劃部署就叫做「成熟一項推一項」。作者指出政治語言的「蹺妙」，是盡量用多字及可作多種詮釋的文字，"Words are useful, but often their meanings are not. Sometimes what you want is feeling rather than meaning, warmth rather than content."對一個語文高手最諷刺是發現政客需要的，是懂得濫用文字及口水多過浪的寫手。

炒雜碎的廚師

Barton Swaim明白到自己只是州長槍手，只不過州長沒足夠時間寫稿，才交由他作替槍，事實上根本不需要依靠他的寫作能力，對政治修辭運用的理解是工作阻礙多於助力，因為政客通常認為自己能力高於幕僚，他們創作的字句更神聖不可侵犯。後來作者學精了，懂得收集州長的慣常用字及句子，如"given the fact that"、"very considerable"，在適當段落加入，即使是多麼生硬及無聊，他心裏絕不欣賞州長的用字，例如常用"Indeed"一字，因州長相信可令平庸的句子看起來「有啲嘢」。作者總結廢話當道是因為政客每天事無大小，懂與不懂，都要作快速回應，媒體的要求越來越大，時事回應的準備時間越來越少，於是便形成「廢噏當秘笈」，流水作業，將州長昔日言論草草炒埋一碟便上枱。書中有不少八卦內容，描述桑福德的自我中心、刻薄、貪小便宜，活靈活現。

桑福德2013年復出成功晉身衆議院，由此可見政客的政治語言，雖屬廢噏居多，但選民也是易呃易𠱁之徒。所以擅於運用語言偽術者，不應因民望低而灰心，說不定兩年後，香港市民早已忘記了上次的經歷。

撰文：劉細良
編輯：李寶筠
美術：楊永昌  

劉細良 - 等埋發叔時，讀羅永生《勾結共謀的殖民權力》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6月27日   圖片見原網頁

羅永生《勾結共謀的殖民權力》（Collaborative Colonial Power-The Making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香港牛津出版社2015。（左圖）

何啟，香港首任華人立法局首席議員，殖民地華人知識分子與政府「勾結共謀」的典型人物，書中第四章以何啟為個案，剖析雙重身份的何啟，對中國現代化的理念與實踐。（右圖）

等埋發叔事件，令人看到政治主僕關係的真貌，僕人誠惶誠恐，怕少了一票觸怒主人，方寸大亂。這種主僕政治，不禁令人想起大英殖民時代，於是我拿起了羅永生今年出版的作品《勾結共謀的殖民權力》細讀，這書是由英文學術論文改寫繙譯而成，西方後殖民理論術語十分「蹺口」，會嚇走普羅讀者，但內文所串聯的港英歷史，卻十分有趣，為大家提供了另類視野。

卧底DNA

對殖民地體驗，愛國人士自然高舉「欺壓論」，洋人欺壓華人，靠軍警、買辦奴才構成統治階級，而殖民左派群眾就是代表反殖。英人殖民亞洲，人數少，遠離歐洲，土著有強大宗教、文化傳統及背景，更擁有比美洲複雜的商業網絡，如何實現殖民管治？單靠武力直接管治，必須派大量文官及軍隊。如果歷史是這樣，香港人身份就簡單得多，一祭起國家認同、華夏身份及民族主義，便足以令人心回歸。羅永生就告訴大家，香港殖民地治理一百五十多年，怎會如此簡單。

他認為殖民地就地而治的精神在於「勾結共謀」，除了隨大英帝國而來的軍人、文官、傳教士及外籍商人，英帝國還有另一條「統一戰線」，與本土華商、士紳、知識分子合作勾結，英人將殖民權力本土化，而香港經歷百多年的「高度自治」亦產生一種有別於大中華國族的主體意識。英人佔香港不是為殖民香港，而是為龐大中國的商業利益。因此主導香港變化是兩種力量：英人殖民地戰略目標與近代中國歷史變遷。

晚清崩潰時，港督盧吉想利用香港華人推動中國文明開化，才有成立香港大學的構想，港督卜力甚至有分裂晚清中國意圖。當中國激進民族主義昂揚，五四運動文化革命席捲全中國，影響殖民地戰略利益時，港督金文泰就聯合保守文人同五四切割，成立港大中文系，以古文國學為基礎，喑中排斥五四的反傳統民族主義。當韓戰後冷戰體系在亞洲尖銳對抗，英人就與南來反共的傳統主義者新儒家合作，成立中文大學。

同謀與主僕

羅永生認為，殖民的勾結共謀模式，是可以由一個宗主國轉到另一個宗主國，尤其是當中國以天朝帝國形式再登場後，殖民治理順利轉換為帝國技術，因為一日位居「中央」的主人結構仍存在，勾結共謀的殖民權力體制就會存在。問題是盧吉總督建立的「間接管治」，勾結共謀，是尊重華人的獨立身份，令他們不用變成唯唯諾諾的主奴關係。東華醫院、保良局的華人士紳，還可以穿上清朝官服，香港大學校董會毋須由「英皇粉」主導，文化政策是隱藏在英語教育語文內，而不是在課程內強迫加入大英帝國史或英國文學。

此書沒有交代英式與中式「統戰」的分別，而背後就是大英帝國與中華帝國的分野，十九世紀大英帝國在亞洲曾代表進步、文明，香港華人精英除了利益考慮外，也有真心追隨的一面。而今天面對中華帝國，除了利益外，就只有利益。英治華人精英遊走於英國價值及華夏身份之間，自視為具西方核心價值的現代中國人，但今天中華帝國，能給予共謀者甚麼文化身份呢？而更大的分別在於中華帝國治理邊疆，已不再是大清對西藏、回疆、雲南，由理藩院主導的「就地而治」模式，而是採用了共產黨一套更深入，更微觀的直接管治方法，由此勾結共謀就過渡成為主僕關係。

在這種關係下，本來無足輕重的一票，為何會變成千斤重，你們懂的。


1872年成立的東華醫院，是殖民地勾結共謀核心機構，除慈善及醫療外，也是官民溝通地方，處理細瑣民事糾紛，管廟宇、辦學，間中會向政府請願，而其準官方地位是由殖民地政府賦予，是華人社會的管理組織。第一批董事全體穿滿清官服，之後變成士紳代表。到今日出任東華三院總理，仍被視為晉身政府建制的踏腳石。

本書第三章以籌辦香港大學為個案，分析共謀管治的實踐。盧吉總督1907年到任，他是英國殖民地「就地而治」的理論家。盧吉到任立即籌辦成立香港大學，項目變成了英華共謀合作代表，他全力爭取華人士紳、商人甚至兩廣總督支持，他強調教育對品性培養，而港大也成為日後殖民權力本土化的根基。圖為他向華人募捐的歷史文獻，「盧制軍」就是華人對盧吉總督的尊稱。

撰文：劉細良
編輯：陳漢榮
美術：楊永昌 

劉細良專欄：求富求強何去何從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2月17日

今日人人講中港矛盾，有人認為屬資源爭奪，有人扣上「病態本土主義」帽子，但若放在歷史長時段來看，套用大陸常用政治評論語句：「這矛盾不因人的意志而轉移，有其歷史發展的必然性。」

去年美國亞洲協會兩位年輕學者Orville Schell與John Delury出版一本名為「Wealth and Power：China Long March to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的作品，研究自晚清以降中國人在現代化過程中，政治家、思想家、革命家、知識人所呈現的精神面貌，由清末魏源、梁啟超、陳獨秀、孫中山、蔣、毛、鄧小平到劉曉波。

作者認為中國現代化只有一個目標，就是求富求強，洗脫恥辱，一切主義、思想、革命，都只是求富求強的一種手段，一種拿來主義，實用主義思維模式下的產品。

不論是慈禧的立憲、孫中山三民主義、蔣介石推崇德國國家社會主義、毛澤東的烏托邦共產社會，或五四全盤西化論，都沒有終極目標，究竟，除了富強，中國人的理想生活狀態是怎樣？

作者比較中國與世界上其他國家的現代化起點，大家並不相同，前者是由一場屈辱，即鴉片戰爭開始，而後者則是一場勝仗或革命成功，如美國獨立戰爭、法國大革命與英國光榮革命，而中國近代史的起點，這個屈辱史的開端，令到香港成為了英國的殖民地，也就令到香港和中國開始了兩段完全不同的現代化發展之路。

港人抗拒內地道德真空

中華帝國在晚清崩潰，產生了大一統權威瓦解，香港與台灣是這段近代史中兩個「異端」，他們探索富強之外，有甚麼核心價值，是中國人現代生活應有的狀態。

這種異端對大中華帝國重建，是一種威脅，因為主旋律是民族主義，洗脫屈辱，求富求強，但內裏空洞無物的中國夢。

香港、台灣的存在，本身正在凸顯出帝國重建中的道德價值真空狀態，香港人針對內地人不文明行為，並不是甚麼病態本土主義，內心不滿的其實是內地文明價值失落的道德真空狀態。

要消除「異端」雜音，與主旋律的不協調，必須向香港人灌輸一種屈辱史觀，才能對共產黨帶領民族復興產生自豪感，蒙上一塊紅布，跟着黨的感覺走，自絕於西方普世價值，這就是人心回歸工程了。

港中矛盾，微觀層面是自由行，宏觀層面，是歷史發展的必然過程。 

劉細良專欄：反智的自由行政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2月10日

周日出席城市論壇，討論香港自由行及內地學生承受力，左派群眾全程叫囂，粗言穢語辱罵本人，拳頭伸到面孔一毫米，我一笑置之，只覺他們是可憐愚民。我的觀點很簡單，這問題十分重要，不是「包容」或「歧視」之爭，而是要放回常識層面，從公共政策角度討論。

空喊「包容」　後果不堪設想

正如呂大樂教授所言，自由行不是旅遊問題，不應止於由工商局評估酒店及旅遊設施承受力如此簡單，自由行是港深融合的政策後果。

2012年統計2,300萬內地旅客八成來自廣東省，六成乃不過夜即日來回，這說明香港已經成為了深圳及珠三角居民一小時生活圈活動中心，這已經超越旅遊工業挑戰，而是十一五規劃、珠三角規劃綱要下，港深同城化政策推動的結果，問題不是特區政府評估不足，多批地建酒店及搞活橋頭堡經濟，多建幾個邊境outlet mall可以解決的。背後的最根本問題是港深同城化政策是否出了問題，速度是否過快？一國兩制與同城化是否存在矛盾？若果政府不作檢討，一味空喊「包容」，後果將會不堪設想。

因為跨界基建會陸續落成，2015年廣深港高鐵直抵西九龍，來廣東省居民即日來回更快捷方便，屆時香港人在生活層面將面對更大衝擊，高鐵及西九文化區投資，回報必須要靠內地人消費，同樣2016年港珠澳大橋落成啟用，一樣要靠同城化及一小時生活圈的人流支撐，否則投資變大白象。

可以想像按照原本進度，配合基建落成，一簽多程應由深圳擴大至全廣東省。問題是，香港人認同此方向嗎？政府官員有老老實實將所謂「自由行」問題清楚向公眾交代嗎？

香港人突然要面對的，是同城化及一小時生活圈實現所帶來的轉變，除了旺角會「東門化」、周街藥房、資源爭奪戰外，更大衝擊來自認同層面，香港還是香港人的城市嗎？

無疑世界上國際都會或旅遊城市都有外來人口，有旅行、做生意、購物、進進出出，但在數量上總不會如內地自由行那麼多，足以因量變而造成質變。假設香港遊客數量之大，令曼谷Sukhumvit由Soi1至Soi30之間，每隔十步就有一間泰式Spa、按摩中心、翠華時，你認為曼谷居民會怎樣？

另一個更敏感議題是同城化與一國兩制兼容問題，內地人不文明行為被放大，背後亦是涉及香港人對核心價值的堅持，不認同內地一套，而當香港變成澳門一樣，經濟繁榮全靠賭業及旅遊業時，變成依賴及一元化，這種發展格局，是香港人所樂見的嗎？梁振英在今年施政報告中，提出大嶼山發展CBD，幕後智囊如林奮強力推大嶼山開發，一國兩制中心力推發展南沙，放棄了曾蔭權時代六項機遇產業，全速推動融合及同城化。當經濟層面下層建築改變後，政治、文化等上層建築也隨之改變。

對於影響深遠的港深廣融合，政府有必要重新論證，諮詢公眾，令香港人全面掌握香港這城市在十年、廿年後會變成怎樣，而融合下各項目標又是否為大家認同。現時刻意將政策零碎化、將討論變成「包容與否」如此低層次，矛盾只會越來越大。

劉細良專欄：香港與香港大學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10月7日

港大選出英國醫學教授馬斐森當新校長，似乎傷害了港大「知名」教授們自尊心，有人喊出「HKU Deserves Better」口號，看見他們痛心疾首，搥胸頓足之表現，我見猶憐。

HKU Deserves Better！多漂亮動聽的口號，但回心一想，是誰令百年學府發出異味，變成一個中式醬缸，出現大學為取悅國家領導而進入戒嚴荒謬事呢？當百年學府成為政治侍從，這是集體墮落，是精英知識分子集體墮落。如此中式醬缸，為甚麼大教授們認為還可以吸引世界級學者來淌這渾水。

一如當打之國際球星，會甘願放棄英超、西甲、德甲、意甲四大聯賽，將如日中天的黃金歲月奉獻予黑哨充斥之中國超級聯賽嗎？中國頂尖球會頂多會吸引到顛峯已過、名氣與實力早已不符的夕陽球員。

呢一班教授圍起個圈自吹自擂，認為風景這邊獨好，以港大身為中國第一學府之名，全球傑出學者應趨之若鶩，這是一廂情願。學術歸學術，沒有甚麼大中華概念供炒作，以為染紅就可以令外資基金追捧，如此心思、如此水平，枉為學者。杜奧巴、安歷卡來中超逛個圈賺人民幣當然樂意，荷李活明星妮歌潔曼來剪剪綵，當然沒問題，但要她長住內地到橫店拍劇？才不會。

命運共同體

香港大學不是獨立於香港的存在，當教授們痛心新校長欠學術地位之際，請反省自己為Hong Kong Deserves Better做過甚麼，不是HKU，當香港整體環境，包括自由、人權、法治、民主都呈現倒退，政治干預學術，一線教授為政權充當政治打手時，你們為香港做過甚麼？當梁振英上台一年來多次做出損害香港核心價值之事，各位教授，特別是支持梁振英的盧教授，你們為捍衞香港價值，為爭取一個更合理、更公平的政治制度做過甚麼？

當香港人也得不到應得的政治、社會及文化權利時，香港大學必然與香港一起倒退。當內地進入狂熱毛澤東個人崇拜，延安文藝路線定於一尊時，難道北京大學教授們還會有百花齊放的學術黃金時代嗎？當警察早已打壓異己，政治滲入執法，縱容青關會打壓法輪功，無理阻撓示威群眾表達意見時，他們將自己一套搬入港大校園，習以為常，天經地義，大學還有尊嚴可言嗎？你們過去十多年為維護香港核心價值又做過甚麼？

當香港整體也失去了meritocracy，無恥政客不理民意繼續做局長時，香港大學為甚麼可以獨善其身呢？今次選校長是香港集體命運之縮影，知識分子如有反省，在辱罵新校長為五無時，想想自己，為香港爭取應得的，做過甚麼！香港大學與香港，是命運共同體來的！

劉細良 - McKinsey神話背後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9月9日

梁振英發表的道歉言論，令人又關注起張震遠商交所案，廉署投訴不成立，不代表商罪科及證監調查停止，目前被起訴的只是台前人物。談起張震遠，不少建制派及泛民中人都會惋惜，認為他是商界精英，何以商交所會弄到如此境況。當日在衛奕信年代，他獲顧汝德賞識，聘為中策組全職顧問，甚受港府器重。當年官員介紹他時，總會提到他曾在McKinsey顧問公司任職背景，McKinsey履歷成為他進入公職的一張卡片，由那時開姶，我便相信凡在McKinsey工作過的，應該是叻人。我離開民主黨，在不同媒體工作，也遇上過幾位曾在McKinsey工作的人，說話充滿自信，彷彿對任何行業也可在幾小時內掌握行業關鍵知識，琅琅上口。可惜這些Mckinsey人離開顧問工作，進入實際操作層面時，往往變成笨拙不堪，甚至會犯上低級錯誤。此後每當與朋友談起這些顧問，我總認為他們實在「冇得輸」，他們空降下來，用一張表格總結公司各主要問題，提出解決方案，當改革或併購成功，功勞是顧問，當失敗時，可歸咎於貴公司管理層執行不力。

透明度低　難斷真本事

最近美國出版一本解構McKinsey神話的新書，作者Duff McDonald，書名叫《The Firm: The Story of McKinsey and Its Secret Influence on American Business》，作者介紹了這間公司成功歷史，但也同時質疑究竟是否真的如此厲害。McKinsey也曾作過不少失敗建議，包括時代華納併購AOL，也包括為通用汽車制訂應對日本車競爭策略，八十年代為AT&T制訂應對流動電話巿場的策略，通通失敗，而且不是小錯，是大錯特錯。

作者認為外界對McKinsey公司是好是壞所知甚少，因為該公司的標準合約，是未得McKinsey書面批准，禁止向外披露關於該公司工作內容、建議，甚至提及聘用了McKinsey一事。由於這些規條，外界很難知道究竟他們做得好還是壞，一切只有道聽塗說，而他們的顧問，躲在神秘面紗後，變成了傳說，究竟「好打得」還是「好吹得」，外界也難判斷。只知道他們的顧問有的當上大企業CEO，暢銷書作者，甚至政府高層，自然大家都認為曾在McKinsey工作過的都是勁人。

此書作者對大企業為何聘用McKinsey作另一種註解，他認為大企業CEO要作出不受歡迎決定時，包括降低成本，這些措施當然不受公司僱員歡迎，最好請McKinsey顧問並由他們提出，減低阻力，由此觀之，某些公司根本不在意他們顧問服務水平，只是用他們來過橋。Duff Mcdonald這書相信會引起一番對美國管理學的爭論。政府中人更應看看，不要再盲目崇拜McKinsey出來的人才！

相關文章：卓文 - 麥嘜

蔡東豪與劉細良談佔領中環

蔡東豪：我佔領中環

主場新聞   2013年3月27日

我是幾間上市公司的董事，其中一間是在法蘭克福上市的德國公司。正式參與佔領中環之前，我會跟這些公司交待我的行動。我在想，怎樣跟這間德國公司的同事解釋？在他們心目中，香港是非常先進的城市，他們做夢也沒想過，香港人還在爭取一些他們覺得是基本的權利。

普選是普及和公平的選舉，所有人都明白其意義，無須補充和解釋。由北京挑選兩個人出來競選特首，是假普選，甚麼語言偽術也改變不了。夠了，香港人等夠了，2017年沒真普選，要等到幾時？

我不算是特別關注政治的人，我不屬政黨，不參與政治活動，未認真讀過政治理論，所知的政治知識，大都從日常生活中得來。我相信我屬於泛民，以我記憶，過去多年都投票給余若薇或陳淑莊。我有出席過遊行集會，不過出席與否，視乎心情、身體狀況、天氣。我就是沉默大多數的一分子，每有事發生，在場邊議論一番，然後散去。有人邀請我參與帶有政治色彩的活動，我的答案都是：「After you，你行先」。

我不認識戴耀庭，主要從傳媒了解佔領中環行動。我的理解是，佔領中環目的是製造一個對峙局面，迫使香港人以及北京，去認真思考2017年普選的問題。對峙牽涉風險，每個參與者要為自己衡量，計算各有不同。

我選擇在這時候表態，是因為我再找不到理由閃避。我是一個人出席，我會答應家人，靜靜地坐在李柱銘不遠處，CNN和BBC的攝影機會釘住他，相對上應該最安全。

劉細良：召喚

主場新聞   2013年3月27日

最近在中大座談上，同學問我怎樣看佔領中環，我說支持，因為戴耀廷提出的，是召喚。

這是一個召喚，不單是對我們同代人的召喚，每個香港人都要面對；要誠實地回答：「我支持嗎？」在進入具體細節策略討論，先要問自己。

這個召喚背後，就是香港人是否願意為真正普選付出代價。如果最終連一萬人也找不到，我認為算罷了，香港人是自己甘心情願接受不民主的宰制。但在作出分析、判斷、硏究之前，也要回答：「我支持嗎？」

這是為了對自己作交待。我與戴耀廷都是經歷基本法起草諮詢、港府代議政制諮詢、八九民運、九一直選、基本法頒佈、彭定康政改、直通車拆毀、臨立會、沙士、七一遊行、董建華下台到中央頒佈普選時間表。由青年學生變了中年人，整整三十年。我理解三十年來，由過渡期開始，參與社會政治，走到了這一段，回望過去，我們這代人好像不斷失敗。

戴耀廷說他自己沒有怨恨，沒有敵人，我認同，但對於當前民主運動的狀態，我們是有責任的。當年我們相信反殖，支持民主回歸，但這條路卻愈走愈窄。我們一度相信自我設限的民主運動，最後可得到北京認同，現實證明，我們錯了，過去大家所相信的方法，已經無用。

2017普選是真是假，將決定今後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香港是上升進步，還是不斷下沉。也決定了2046五十年不變承諾之後，香港會變成怎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