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茵、林芷筠 - 未來基金——讓基建掏空香港

星期日生活   2014年5月18日

【明報專訊】香港財政儲備雄厚，惟依據《基本法》「量入為出」原則，極少動用老本。今年財政預算案卻打破慣例，建議拿出其中2200億、即接近三分之一財政儲備成立「未來基金」。

中國人向有「積穀防饑」觀念，財爺打出「為未來儲錢」的旗號，很少有人會反對。其實這是套花錢而非儲錢的語言偽術。

近年政府大興土木，多項跨境基建同步上馬，又嚴重超支，已為全港市民積下近3500億基建債項，相當於過去6年地價收入總和，或整體財政儲備的一半。

情况就似有人揮霍致周身卡數，卻跟家中老人說「幫你拎啲儲蓄去投資，你未來就唔使憂喇！」你敢將錢交給他嗎？

立法會正進行的財政預算案拉布，關乎這基金會否成立，以及如何使用。

借「人口老化」 抽儲備起基建

財政司長曾俊華多次強調「人口老化會對公共財政帶來持久挑戰」，作為成立「未來基金」的理由，令市民誤以為「未來基金」將用於增加社福開支照顧長者。而財政司率領的「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又指「未來基金」是仿效外國既有做法，並舉澳洲為例，實有誤導之嫌。澳洲的「未來基金」會用來支付公務人員退休金，但港府早已成立公務員退休金儲備基金（長俸基金） 。但當民間倡議「未來基金」應用於設立全民退保、改善醫療服務時，政府從未正面回應。

其實，曾俊華在財政預算案第143段已明言，「未來基金」將用於基建：「我們可以考慮效法其他經濟體，研究儲蓄計劃，未雨綢繆……設立『未來基金』，即使政府持續入不敷支，都有一定後備資源，可開展關鍵的基建項目」。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長陳家強亦表示，未來基金傾向用於「本港基建，包括房屋及土地重整等所有公共工程」；「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成員雷鼎鳴更直認，未來基金並非針對解決任何結構性問題，而是將一筆現有儲備「改過個名，為將來基建保住啲錢」 。

基建效益成疑 香港將借債度日？

政府成立「未來基金」的理由，是將來開支會大於收入，更預言十幾年後香港便要借債度日。

特區政府至去年底約有7460億財政儲備，看似很多，但截至今年3月底基建負債已達3487億，接近財政儲備一半。

已開展的大型基建項目共1915億元，包括：

廣深港高鐵（669億，最少超支34億）

港珠澳大橋（554億）

屯門西繞道及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448億）

蓮塘口岸（244億）

策劃中及即將申請撥款項目共約5100億元，包括：

新界東北（約1200億）

港深西部快速軌道（900億）

機場第三條跑道（約1500億）

中部水域人工島（合理推算超過1500億）

必須注意，2010年起依靠政府撥款的六大基建工程（即：廣深港高鐵香港段、港珠澳大橋、屯門西繞道及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沙中線、蓮塘/香園圍口岸、西港島線）全部超支。目前該六項基建的工程費已由原預算約2300億，超支逾25%至約2900億，完工日的超支總額肯定更高。

更令人擔憂的是，這些基建經濟效益成疑，即使最樂觀估計，港珠澳大橋亦要約36年才回本，高鐵甚至要40至50年。珠三角城市近年爭相起基建，分薄客源，港府評估基建未來使用量時卻無視有關情况，尤其高鐵因規劃缺陷、一地兩檢未解決、票價高昂等，載客率極低幾屬必然，隨時「蝕到入肉」。官員指十幾年後香港要借債度日，不是危言聳聽，但沒說的是，這樣的未來是因他們錯誤及超額的投資決定一手促成。

今年公共開支預算裏，基建開支已成為所有政策開支範疇中最高的一項。相對來說，與民生相關的建設耗資少得多。

建立服務30萬人口的天水圍醫院成本：39億

建立全民退休保障的種子基金：500億

足夠讓所有輪候者上樓的24萬個公屋單位：約1680億

若2200億「未來基金」是用於民生，已大致可應付以上3項需求。

基建有專屬基金 不應再撥儲備

無錢改善民生及應付人口老化，除了基建開支多，也因為港府很多收益不計入「經常收入」，因此沒用在改善民生的「經常開支」上。

自2005/06年度起，政府每年地價收入（包括賣地、補地價、換地及租地等所得）平均達535億元，約佔政府總收入四分之一。但據1998年修訂的法例，香港所有地價收入均撥入「基本工程儲備基金」，專門支付基建開支，盈餘用作投資，收益繼續滾存。

將地價收入再度投放於基建，會形成不斷開發環境、鼓勵大興土木的循環。當有基建帶動地區發展，租金樓價會被推高，誘使地產商進一步發展住宅及地產項目，政府地價收入自然水漲船高，然後再投資發展更多基建，我們形容此為「資本旋轉門」。

「資本旋轉門」外的小市民往往成為受害者。基建徵地及地價上升逼遷弱勢社群，租戶承受加租壓力，居民或遷離、或面對遭破壞的環境，生活質素下降。若政府發展基建是為了大眾福祉，應以土地收益改善民生。

然而「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日後不但無以支援民生，更可能不夠償付基建開支。從上表可見，近年基建開支急增，2013/14與05/06年度相比，基金結餘雖增加123%，開支卻大增195%，本年度基金預算更已出現84億赤字。今年3月底尚未支付的基建工程承擔額達3487億，比3年前大增62%。一旦經濟情况逆轉，地價收入大減，遇上將臨的基建高峰期，足以耗盡基金盈餘。

政府因此打「土地基金」主意。「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構想的「未來基金」，是由「土地基金」2200億元加上日後每年財政盈餘的三分之一組成。土地基金信託於1986年成立，管理於《中英聯合聲明》 生效起至97年7月1日的土地交易所分攤收入，在回歸日移交特區政府，及後改稱「土地基金」併入外匯投資組合，滾存至今已累積2200億元。

「土地基金」不像其他如長俸基金、賑災基金，未有指定用途。它曾被用來應急，如亞洲金融風暴期間政府千億救市，部分來自土地基金；2003及04年經濟低迷，亦曾先後調動1200億及400億入一般收入帳目，以應付「經常開支」。

我們認為「土地基金」應適度撥作民生用途，不然亦應維持應急儲備的角色。「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成立多年，有豐厚地價收入，更不斷透過投資收益滾存，已有積穀防饑功能。若它將來出現赤字，全因政府在經濟榮景下過度透支，沒有將基建發展控制在一個可負擔的速度。香港市民無責任為政府無止境的基建帳項埋單。若「土地基金」換上「未來基金」的名目、成為第二個專為基建而設的基金，只為彌補政府決策失誤，實屬不能接受。

未量入為出 或違《基本法》原則

據《基本法》第107條，「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財政預算以量入為出為原則，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並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相適應」。故此，特區政府常以「量入為出」為擋箭牌，對增加民生開支錙銖必較。

但在基建發展上，政府近年卻沒遵從「量入為出」原則，經常誇大基建的急切和必要，不理支出多少；現更計劃為基建而耗用需多年累積的財政儲備。讓我們回看曾俊華在財政預算案所言：「設立『未來基金』，即使政府持續入不敷支，都有一定後備資源，可開展關鍵的基建項目。」在「持續入不敷支」的情况下，不惜動用儲備來開展基建，很可能違反《基本法》原則。 雷鼎鳴亦曾指出，近年港府理財方式違反「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相適應」這要求：「從1997/98年度至2012/13年度，政府開支總共的增幅是94.1%，但同一期間香港的名義GDP增幅只得48.7%，顯然政府的開支增幅遠遠跑贏GDP增幅……政府如何可以解說它並未違反《基本法》107條的第三部分？ 」

去年度基本工程開支，比97/98年度大增172%，但同期的經常開支只增加95%。可見，令政府開支增幅脫離GDP增幅的元兇，是基建工程的過度投資。

最近弄得一鑊泡的高鐵，已證明急功近利、倉卒審批基建撥款，可令香港整體社會付出沉重代價。事隔3年，讓我們回味前政務司長唐英年對香港青年的寄語：「剛愎自用加上勇往直前，最後很容易車毀人亡。」從今天起，我們必須重新檢視政府的理財方式，監察各項帳目的運作，不再盲信政府發展基建有利經濟的說辭。各項基建發展，其興建理據和設計，必須得公眾深入討論，拒絕匆匆撥款。2200億公帑，是屬於全體香港市民、得來不易的社會財富，我們應有權決定，怎樣運用才能為香港建立一個可持續的未來。

作者為本土研究社成員

文 林茵、林芷筠

編輯 葉雨舟

林茵 - 調景嶺 寶島痕迹

街知巷聞   星期日生活   2013年8月4日

【明報專訊】從未見過清拆前的調景嶺平房區，但筆者對此地的好奇，不下於九龍城寨。

位於英國殖民地的山城小區，卻可長年高掛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猶如國中之國、城中之城；而且它人才輩出，文化界、影視界不乏名人自調景嶺出身，連台灣總統馬英九亦曾在此短住。

這個比台灣更台灣的地方，在九七回歸的前一年，匆匆開始拆掉。

九龍城寨尚且在公園裏有小展覽介紹當年歷史，調景嶺卻幾乎什麼都沒留下，相關著作亦缺。

月前在書店裏，見到《荒原上的遺民——調景嶺的滄桑歲月與愛的軌跡》，身為調景嶺老居民的作者計超先生整理歷史資料，並以秀麗的文筆細述當年生活片段，遂邀他舊地重遊。

儘管已面目全非，計超說起往事卻仍歷歷在目。

鐵嶺遺民 自組小台灣

調景嶺平房區，起源於1950年6月左右兩派人士於摩星嶺難民區發生流血衝突，事後港英政府以兩天時間將6000多名追隨國民政府的難民搬往調景嶺，以防衝突再現。當時該處無電無自來水、無對外交通，連平地都缺乏。計超說，嶺上難民曾自嘲為「鐵嶺遺民」，鐵嶺就指光禿禿、寸草不生的山頭，「遺民」就是被時代遺忘的民眾，他們的故鄉家園落入共產黨手中，又無法隨大隊撤退台灣，被遺落在荒山野嶺，僅靠港英政府提供一日兩餐救濟。初時難民自行撿拾草木搭棚，後來政府提供油紙搭建逾千個「A字棚」作暫時棲身，而由調景嶺通往觀塘、鯉魚門和油塘的道路，都是居民一手一腳開闢而成。

「無台灣就無調景嶺」

就在難民遷入調景嶺兩年後，港府擔心右派勢力坐大，遂停止派飯，由於該處全無工作機會，預計難民將要散落港九各區另覓工作和居所。此時台灣國民政府介入，透過「港九各界救濟調景嶺難民委員會」，在調景嶺設立駐營服務處，接手派飯救濟的工作，又派發建築材料讓難民建棚居住，設立學校提供免費教育和課本，高中畢業的學生還可到珠海書院參加台灣的大學入學試，獲取錄者可得助學金保送台灣。當時香港只有一家香港大學，能免費往台灣升學，不但區內學童受惠，港九各區的貧窮學童都紛紛來調景嶺讀書。曾循此途升讀成功大學外文系、後當上調景嶺駐營服務處主任的王國儀先生斷言，「無台灣就無調景嶺」，很多調景嶺老居民，至今對台灣的幫助非常感恩。

忘反攻大陸 落地生根

1962年超級颱風溫黛襲港，調景嶺居民的草棚小屋在颶風之下數分鐘就掃光了；王國儀說，最初居民都以為在香港只是暫住，不料一住十年，「話反攻大陸都無晒聲氣，重建家園時就把屋建得堅固一點，作長久打算。但港英政府亦有點驚，怕居民當真開枝散葉，整個山頭霸了去，政治影響力會愈來愈大」。於是將調景嶺列為「徒置平房區」，由寮仔部逐間登記，其後就不准再擴建；起初居民激烈抗議，認為這是逼遷的前奏，徙置事務處長莫理臣為安撫民心，遂以公開信承諾居民可在調景嶺的現有屋宇內永久居留。

成功爭取更多清拆賠償

踏入70年代，香港工業起飛，調景嶺居民努力工作，經濟狀况得以改善；80年代起是小區的衰落期，因寮屋政策限制擴建，居民第二代成家後空間不足，紛紛到區外另置居所，完成學業的亦往外找工作，區內剩下老人家和小孩。適逢中英談判決定香港回歸，港英政府在發展將軍澳新市鎮的同時，着手清拆調景嶺這政治敏感地。其時兼任西貢區議員、協助居民爭取賠償安置的王國儀說，居民心態各異，「已經搬出外面住的，就想快點拆，拿賠償金；但那些乜都無的老人家，這裏每個月交十幾廿蚊房屋許可證費就可以住，當然唔想走。比例上是一半一半吧，不過話唔搬的人就大聲過想搬的，因為想搬的人唔會開聲，費事畀人鬧」。最初政府按一般寮屋清拆計算的賠償金只得很少，居民連番爭取，又以1962年莫理臣「可永久居留」的承諾與政府打官司，結果政府敗訴，安置賠償唯有從寬處理。王國儀提出的數項要求，包括原區、全村整體安置到厚德邨，欲遷往外區就近子女的可優先揀公屋居屋，計算寮屋補償金時要計入閣樓面積等，均獲接納；房屋面積較大的，得到的賠償金達一百幾十萬元，足夠購買居屋，「因為政治因素的考慮，政府急於解決問題，所以過程大致順利，賠償額相比現在的新界拆村高好多」。

每當變幻時 難逃遷拆

王國儀和計超都在調景嶺讀書成長，認為當年的調景嶺是個窮困但美好的地方，沒什麼娛樂或奢侈享受，但勝在空間廣闊、有基本食物救濟、有免費書讀，放學後通山跑、打波游水，相比五六十年代逃港難民屈居板間房、樓梯底，這裏已是非常舒適。至於後來的清拆，王國儀認為是時代轉變之必然，「就算不是九七問題，調景嶺當時已經老化沒落，你諗下，無一間屋企有正式廁所的，後生仔住過出面，好難再返來住，剩下老人家，就算條村不拆，到現在都會十室九空」。計超和靈實醫院前護士長黃茵若姑娘則認為，當年出於政治原因，將整個平房區拆到一絲痕迹不剩，始終有點可惜，「無論點講，這是個好重要的歷史過程，應該畀後來的人知道一下」。黃姑娘說。

簡陋醫院 樂天病人

尚德邨後山的靈實醫院是調景嶺區唯一留在原地，並仍以原有用途運作的建築物。當年調景嶺難民能克服艱困環境，除了台灣的照顧，教會在醫療和教育方面的援助亦功不可沒。區內3間中學裏，慕德中學和鳴遠中學都是教會開辦的；最初的「大坪診所」和1955年成立的「靈實肺病療養院」（1976年改名靈實醫院）亦由外國宣教士創辦，向居民贈醫施藥。

黃茵若姑娘（鄧宗弘攝）

捨己精神 越嶺照顧同胞

黃茵若姑娘是靈實的前護士長，1957年進靈實工作至1991年退休。她憶述當年路德會教士邀請她加入靈實，但身邊親友因為調景嶺與世隔絕、肺病又會傳染，紛紛反對；剛從護士學校畢業不久的她遂找妹妹陪同，又車又船、翻山越嶺地親自往靈實一看。當時的靈實醫院比照片中更荒涼，只有幾間平房，四周沒花草樹木，教士帶她們參觀病房，只見牀鋪設備簡陋，「但窗明几淨，那些病人又很開心，小朋友唱詩歌來歡迎我們」。教士告訴她這裏工作辛苦、薪酬也低，着她與家人仔細商討；其時院內醫護人員很缺乏，因為大家都不願來。黃姑娘回家後考慮了數月，「我覺得如果沒人肯來，為何我不可以來照顧自己的同胞呢？」懷着基督徒的信念和對難民同胞的感情，黃姑娘在這裏一做就30多年。後來香港的肺結核病情受控，靈實漸發展出其他專科，現時以慢性病的復康療養和善終服務聞名。

靈實醫院最早期的幾間石棉瓦頂平房，溫黛襲港時把屋頂都吹起了，病房被褥盡濕；黃姑娘性格堅毅，不怕風雨，有同工受不住蚊叮蟲咬而辭職，她都適應下來。本來光禿禿的山頭，樹木都是醫院成員親手種的，現已綠樹成蔭。（鄧宗弘攝）

往日靈實醫院就在海邊，放眼看去群山圍繞、藍海壯闊，黃姑娘笑說，「我成日諗，這裏景色咁靚，點解政府唔發展旅遊業呢？」不料一發展起來就填掉那漂亮海灣，現在的靈實都被高樓大廈包圍了。

60年代的靈實醫院（鄧宗弘攝）

治安好 警民賞魚樂

1956年發生了嚴重的右派「雙十暴動」，港府其後格外加強對在港右派的監控，調景嶺自是首當其衝，政府於1961年在調景嶺平房區對上的山腰設立警署，並裝設強力軍用探射燈，每晚9時至11時之間，居高臨下的向着平房區巡迴照射，監察右派人士，令小區生活添上詭異陰森的感覺。

儘管如此，區內的警民關係大致融洽，王國儀說，這是因為小區內有什麼糾紛或社區問題、家庭問題，一般都由調景嶺駐營服務處人員解決了。服務處又有自治糾察隊，對罪案防範於未然，故治安良好，警員清閒，甚至在警署門口建置了一座精緻的金魚池；由於往返九龍的巴士以警署為總站，往日居民上下車時常駐足觀賞，警民同樂，魚池現今仍在警署閘外。

舊警署（鄧宗弘攝）

佛堂「佔領」警署 老居民聚腳地

警署現時改為佛堂之用，原來亦有段古。話說1995年賠償安置的工作已完成得七七八八，學校、教會等公用設施都獲分配新址，但一對劉姓母子經營的佛堂卻沒同類安排，該佛堂是區內居民安放先人靈位之用，當局卻只當是普通寮屋賠償，劉氏母子不滿，不肯搬走，政府人員打算封村清拆時，劉子與警員爭持，激動下從十幾呎高的屋頂飛身撲下，撞傷自己和數名警員。後來當局始終沒安排地方給佛堂搬遷，劉氏一怒之下把神主牌、佛像和各樣家當搬進警署裏「佔領」至今，也成為一些老居民的聚舊之地。

僅存的山水靈氣

警署對出，昔日建滿小屋的山頭、居民豐富多彩的生活痕迹，都被石屎擋土牆牢牢蓋起了。警署閘門左方有一道往下的樓梯，可通往寶琳南路，行走於這片擋土牆的上方，沿途經過5條溪澗，昔日平房區就以這些溪澗為界，劃分為5個行政區管理。溪澗的上游，居民稱為坪山，部分溪澗旁有小路可供溯澗而行，綠樹林蔭、流水淙淙，恍如世外桃源，計超說當年他和同學最喜歡到此遊玩，更有一中學教師在林間搭屋居住，盡享山水靈氣。

碉堡 留下對國民黨的思念

由靈實醫院到達警署之前不遠處，右方有條石級小徑上山，可通往茅湖山碉堡遺蹟。該碉堡建造的確切年份不詳，估計於英軍佔領九龍前已存在，可遠眺坑口至鯉魚門一帶的廣闊海面，監察往來船舶，是香港罕有的圓形碉堡，被列為一級歷史建築，可惜日久失修，樓頂已經塌下。

碉堡（鄧宗弘攝）

碉堡外望（鄧宗弘攝）

碉堡遺蹟因風景優美，是調景嶺居民閒時作短程旅行的地點，今天除了一般遊人的塗鴉，還留有估計是老居民的題字，「民元四九學子遊，青天白日復神州，莊敬自強爭民主，處變不驚為自由」，對國民黨當年的理想念念不忘。計超努力指出，對面山頭往日刻有「蔣總統萬歲」5隻大字，但已全不可辨。

計超（圖）指示石上的題字。（鄧宗弘攝）

文 林茵
圖 鄧宗弘攝
編輯 鍾家寶

林茵 - 誰侵佔了屯門？

街知巷聞   星期日生活   2013年7月28日

【明報專訊】屯門西鐵站上蓋商場V City本周開幕，毫無懸念，商戶名單中都是熟口熟面的大品牌。

叫人咋舌的是，發展商新地透露，商場開幕後來往廣東省及屯門的穿梭巴士，將由現時每日二百班增至五百班，網民嘩然，屯門市廣場原已淪陷，新建一個倒模商場，看來不但無法起分流作用，還招來倍增的大陸旅客，雪上加霜。

屯門市廣場變臉之始，跟數年前來往深圳灣和屯門市中心的B3系列巴士線通車，時間上恰好相近。愈來愈龐大的旅客人流，帶來對連鎖大品牌和金舖、鐘表店、奢侈品的消費需求，原本平易近人的個體戶時裝店、精品小店、中低檔餐廳逐間消失，今天走在裏頭，由裝修風格到店舖組合，都跟沙田新城市廣場、旺角新世紀廣場大同小異。

另一個將屯門與中國大陸加強連接的基建則較少人知道，那是興建中的「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以海底隧道接通屯門與赤鱲角機場、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預計於二○一八年全面通車。昔日偏安一隅的屯門，屆時便將是這個貫通香港、澳門、深圳、珠海四地的交通網絡裏一個重要中途站。西鐵站上蓋樓盤「瓏門」能夠賣上萬元一呎，未必無因。

「屯兵之門」 唐朝設軍鎮

翻看歷史，原來屯門由古時起就是作為中國對外交通物流網的一部分而發展起來。屯門位於珠江口東岸，與大嶼山相對而成一道海門，閩粵沿海航道由佛堂門、鯉魚門、汲水門、屯門而入珠江、直達廣州。屯門灣（也稱「青山灣」）有山勢屏障，是入珠江口前一個便利的避風港，自唐代起就成為中外船舶停駐之地。為保商旅安全和徵收稅款，唐朝及其後歷代政府都在此設立軍鎮。由於這道海門有軍隊屯駐，故稱為屯門。明朝時葡萄牙人看中這裏的戰略價值，圖佔領屯門，引發中葡戰爭，葡方戰敗後轉移至澳門建立根據地。後來屯門連同整個新界被收歸為英國殖民地，這裏的航海和軍事重要性日漸減低。

被納入「內地租界」？

屯門今日的風貌，自七十年代港英政府發展新市鎮而起。屯門灣被填成屯門河，河道兩岸幢幢公屋、私人樓宇相繼落成，安置數十萬居民。遠觀建築佈局，屯門其實跟將沙田海填為城門河的沙田新市鎮相差不遠，空間甚至更為開揚，不少屋邨和私人屋苑都享有山景海景，惟因沒有鐵路接駁，一直不像沙田般備受置業者歡迎。早期屯門公路經常塞車，又屢次發生致命交通意外；新落成的屋邨多受童黨、黑社會等治安問題困擾，九十年代的「屯門色魔」更增添區外人對這裏的負面印象。然而，幾個香港人熱愛的品牌像維他奶、維記牛奶、福字麵、拉鏈製造商YKK等，都曾以屯門工廠區作為生產基地。可惜隨着工業式微，現在大部分屯門人都要每日往返市區工作了。

新的經濟活力，由深港西部通道打開。屯門經歷百年殖民時期的偏遠和邊緣，忽然因為這條公路的興建，重新接上珠江口大城市的人流物流網絡。不同的是，從新市鎮時期成長起來的屯門人，對此地有了自己的回憶和歸屬感，已不再視大陸旅客為同族，更抗拒這種由交通發展帶來的聯繫。土生土長的屯門街坊阿寶，說起深圳人「搭巴士二十分鐘就到屯門市中心喇」，語氣裏是一種面臨大軍壓境、家園被外來者湧入的無奈；曾住屯門市中心的Cindy眼看萬元一呎的樓盤拔地而起、過度密集的金舖鐘表店，明顯不是為區內人而設，由從前熱愛屯門、日漸變成「唔想再留喺度」。向錢看的地產商推波助瀾，商場特設服務跨境旅客的櫃位，店員對本地人愛理不理，這原本屬於屯門的核心地段，現在屯門人卻感覺如進入內地租界，種種來自日常生活的矛盾衝突，要解決殊不容易。

瓏門 隔斷好風景

屯門首個公共屋邨新發邨，因興建西鐵而在2001年拆卸，後再發展成大型樓盤「瓏門」和購物商場V City。曾經住在屯門市中心的Cindy，看着瓏門一路起，「起初說呎價5000元，這在屯門也還算合理，現在竟然變成過萬元，完全諗唔到區內邊啲人有能力買」。而且瓏門高達37層、加上巨型基座，大大破壞區內景觀。從前由新墟可看見市鎮公園、屯門河道、再遙望青山，今天卻被瓏門隔斷，只有買得起這樓盤的住戶才能獨享。

屯門市廣場 回憶絕迹

多年來被視為貧窮區的屯門，今天市區有的連鎖店，由Starbucks、Muji、Zara、各大護膚品牌，屯門市廣場都有齊了，卻是屯門人開始厭棄這裏之時。阿寶最不忿的是冒險樂園被米芝蓮食肆新斗記取代，至今仍拒絕光顧；從前主要是旅行社的區域全換成嬰兒用品店，「賣細路仔衫咋喎，使唔使突然間多成6、7間？」開業多年的砌圖店、精品店紛紛絕迹，同一集團的金舖，在商場內不同分翼都各開一家分店，換走本來廉價的食肆和服務居民的銀行。Cindy認為，雖然被取代的店舖可能都很平凡，但對居民來說卻是充滿回憶，「以前市區的朋友問我『屯門係咪有牛？』我會同佢講返屯門其實係點，但現在我已經無興趣再講，因為屯門已經同旺角無分別。在屯門市廣場裏行，我可以好清楚話畀你知這個位置之前是什麼、有咩賣，我有咩回憶喺度，但講得愈充實，心裏卻愈空虛。」現在她要逛街購物，寧願到滿佈小店的葵涌廣場尋寶了。

紅橋 寧靜小社區

新墟往北的屯門河東岸、井財街一帶，是屯門人通稱為「紅橋」的住宅區，被譽為屯門最後一片淨土。這裏以單幢私樓為主，業權分散，免受大型連鎖店入侵，沿街地舖都是服務居民的街坊生意，氣氛寧靜。

地道美食貨真價實

這裏被稱為紅橋，是因橫跨屯門河有一條紅色的天橋而來，河西如澤豐花園、兆康苑、大興邨居民以紅橋橫過河岸，就會見到昔日的地標「虹橋酒家」，酒樓面積甚大，因是店家自置物業，食物一直大件夾抵食，很多屯門人曾經光顧，本年初酒家結業前都專程來回味。

現時紅橋一帶仍保存很多價廉物美的食肆，雲貴風是其中一家，經常大排長龍。雲南米線店近年雖已隨處可見，雲貴風的特別之處是他的湯底非常香濃，但感覺上不多味精，更非那些很人工的疑似「一滴香」味道，分量又足，單餸米線24元，之後每款加餸4元。Cindy說，「從前屯門人好enjoy留在屯門吃飯，因為真的又平又好食，仲有好多區外人都專登來食，像喜喜中國廚房的荔枝柴燒鵝，好多人話仲好食過深井，可惜都已執咗。」現在屯門要找地道和價廉物美的餐廳，井財街一帶是好選擇；從前新墟也有不少，但鄰近市中心，近年都漸漸換上味如嚼蠟的連鎖店了。

兆康苑商場 原貌稀有

屯門變臉的危機，除了來自大陸旅客，領匯亦是元兇，多個屋邨商場被改造得面目全非，例如良景邨，絕非屯門核心地段，居民也不富裕，但因也是往深圳灣的巴士沿線，領匯同樣引入很多連鎖店，像大型藥房和莎莎，方便旅客購買日常用品。沒有出售給領匯的兆康苑商場，雖然極近西鐵站，卻奇蹟地保存原貌，幾間士多、辦館、糧油雜貨店、文具店、髮型屋、餐廳，開業二三十年，不但尚在，連位置都無變過，這些從前在屯門很平常的屋邨商場風景，今已成稀有動物。

巴倫紐/嶺大 人文氣息

從市中心出發，愈往北走，愈像是返回一個「人住的地方」，行程最後來到嶺南大學，綠樹青山環抱，貓群聚集，大自然氣息令人非常放鬆。鄭政恆自小在九龍長大，從前對屯門的印象都是聽聞它治安差，感覺上很偏遠，2007年起他在嶺南大學工作，反而覺得這裏的人都很樸素，空間又充足，很舒服好住，美中不足只是輕鐵甚為不便。從事文藝評論的他，最喜歡到新墟看電影，小小一個墟，有兩家舊式戲院，凱都和巴倫紐，內裏的座椅和裝修都已翻新，跟市中心的UA相比更易買到戲票，至今仍是很多屯門人愛去的消遣之地。

文 林茵
圖 林俊源
編輯 沈可媛 

林茵訪問朱凱迪：辦區報建設鄉郊

生活達人   星期日生活   2013年7月21日

【明報專訊】新界東北村民和藝術家到屯門市廣場辦展覽，商場說「我愛我家」是敏感詞、「城鄉共生」也是敏感詞，參展人一再退讓，最終在原定展覽開幕那天，小克筆下的聾貓一句呼籲「強烈要求城鄉和諧共存」，被敏感得可以的商場職員擅自拆下禁展，藝術家忍無可忍，拉隊離去，展覽告吹。

城鄉共生原是夢？選擇在城市化的極致——地產商經營的大商場裏講述關於鄉郊的故事，是否太過一廂情願？

朱凱迪卻說，自「反高鐵、保菜園」開始，鄉郊故事，就是由城市人發明出來去幫鄉郊村民講的，而講述的對象，同樣也是城市人，另一班尚未覺醒的城市人。

由城市保育運動走入八鄉菜園新村，朱凱迪埋首於城鄉角力，已踏入第五個年頭。

近來他好像靜了，較少在運動的前線相見。這次終於坐下來仔細談，感覺他比從前更深思。

他的說法總比時下口號式的、二元對立的宣傳多幾分猶豫，猶豫來自不斷自省。

他所戒慎恐懼的，不只是反中反蝗的情緒，就算「農村人情很美好」、「原居民就是貪財霸道」這些論調，他亦不鼓吹，「城鄉對話裏是有好多誤解的，這些誤解能夠製造一些張力和動力，但我唔鍾意咁講，唔想去擴大一種誤解，好似有一個美好的新界或者鄉郊等緊城市人去發掘咁，我覺得事情並不是這樣」。

「無乜人理的地方有較大包容」

拒絕把問題簡化，結果就是聽眾會少，他自嘲「呢個就可能係我嘅失敗囉」。然而即使置身於如此不容易的八鄉裏，他仍在竭力摸索一條正確的道路，並持續前行。他認為目前香港最需要的，便是重建人與環境、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連繫，而這在城市裏，由於社區網絡的嚴重瓦解，已很難入手了；鄉郊卻仍比較有潛質，「始終是個無乜人理的地方，會有較大的包容，有條件去營造和維繫這些關係」。辦八鄉錦田地區報、跟進村民個案、張羅耕地、協調鄉裏的有心人多搞一些活動，重建居民的社區認同，他笑言自己正在用一種好「民建聯式建設香港」的進路在建設八鄉，為的是相信，社區認同若能建立，將會是迎戰鄉事勢力、資本主義城市開發、以至中港融合的基礎力量。

一片鄉郊地養三類人

朱凱迪認為，所謂城鄉關係，並非一直存在，「我們成日以為有城鄉兩種價值在互相角力，其實根本就無，在香港只有一種價值，就是城的價值，城的價值是同時滲透那些鄉郊居民的心裏面的」。我們所說的鄉郊，很大程度上只是地理上的鄉郊，而這裏住着三類人，一類是與城裏的有錢人勾結、希望搭上城市開發便車發財的鄉事派；另一類是近三十年來逐漸成為鄉郊主要人口的、為追求更寬敞空間而遷入的城市人，他們只將這裏視為市郊住宅，由思想至生活模式都仍依隨城市價值；第三類就是農村裏的非原居民，「他們是弱勢社群，但對於鄉郊整體的衰落，過往他們雖算不上是樂見其成、但都是幾麻木的」。直至城市發展真的踩上門，在拆村逼遷的危機面前，非原居民才開始在社運青年、藝術家和知識分子的協助下，整理出一套屬於鄉郊的論述，作為捍衛家園的理由和憑據，「如果要令城鄉關係成為一種真正的議題，你首先要做的就是要令到鄉裏的人知道自己是誰，或者他們的存在、他們在這地區裏的存在，當中有無一啲可以拎得出來講、能夠跟其他人有關的一種力量、或一些條件呢？因為你需要一個除了『我住喺度』之外更大的理由，如果你無的話，城市化是有無限個理由的，要賺錢、好多人要住、要有新產業，要中港融合，有一萬個理由。」為與之抗衡，村民開始尋索自身的歷史，提出本土農業對都市人的重要性、鄉郊作為另一種的、更加可持續的生活模式等。

鄉郊的好不合比例地放大

在這過程中，參與運動的村民和城市青年，均刻意強調鄉郊的美好一面，以說服主流城市人，鄉郊值得保留，「就好似你寫本書介紹香港畀一個外國人睇咁」。當中的農村社區人情味、耕住合一、合家同住老有所依、人與自然共融等等，並不是假，只是被不合比例地放大。「當你去到真正的鄉郊就會發覺，其實它只是好少部分，在新界鄉郊裏這種諗法是邊緣得很嚴重的。就像我們在舊菜園村帶導賞團時，睇親都係好核突的露天貨倉呀、荒廢農地呀，其實是一個關於鄉郊衰落的故事。」放大鄉郊的好，有其宣傳上的正面作用，「但我們不能停留在這些美好想像裏，因為佢雖然有點唔成比例地得到討論同關注，但對於現實，比如說那些把持權力的人，並未造成好大的挑戰。我覺得關鍵是佢要能夠激起人在現實裏投入角力，現在其實好缺乏真正走入去這種角力的人」。

新界亂七八糟不只是新界的事

過分簡化的城鄉對照，有時更會令我們無法對症下藥、在政策上作出較為公平合理的決定。朱凱迪感到，現時的城鄉討論當中誤會重重，太多面譜化的指控：「例如覺得原居民就是壞人，他們都是一出世就好多錢。其實現在的丁屋根本已不是一般新界原居民可以起到。因為是要在村界範圍內起的，而可以起丁屋的土地已經比原居民裏面的大財團買晒，普通一個男丁，如無背景、老豆唔係好勁的話，根本是起不到的。」只能將丁權以三數十萬的價錢賣給地產商，當一個傀儡式的申請人，自己則住不起丁屋。而市區人恨得牙痕痕的新界僭建，其實很多都是由城市遷入、將丁屋當作市郊住宅的居民做的，「人們好自然就會話，市區都拆了，點解你新界唔洗拆呢？然後就去捉鬼啦。覺得丁屋等於鄉事、鄉事等於貪心、無王管無法例。但如果我們真的去睇實際的居住環境，一個天台，整個篷去遮太陽，其實是好有需要、亦是幫助節能的構築物，咁你唔畀佢，或者好似鄉議局建議話特赦之前的人，之後就唔可以再起，這兩種諗法都是並無理解現實狀况下去諗的。」

另一種心態就是，有些人會因為對原居民已有刻板的定形和印象，就會對他們的問題習以為常，「例如區議會選舉，我們會比較嚴格地對待一些規矩，但如果在村代表選舉、鄉委會選舉、鄉議局選舉就會覺得，『哦，佢哋賄選咩？佢哋係賄選架啦。』或者，『有黑社會同地產商勾結咩？新界咪就係咁架囉。』因為發生在新界，就好似變成是可以容忍的。」朱凱迪指出，不能以為我們有個文明的市區，新界亂七八糟就只是新界的事，「你諗下特首選舉，漁農界和鄉議局界別加埋已有90票，梁振英得689咋喎，差不多100票是新界相關人士畀佢的，這已不是局部區域的問題。」

試行方式：參與鄉郊政治

「經常有一種講法是，撤銷晒新界原居民的傳統權益，香港就會好好喇。這些所謂答案，就像話徹底同中國切割就可以解決香港的問題一樣，都是好唔仔細，亦唔係真的，但又有煽動力和傳播力的講法。」他認為農村的衰落、或農業是否能夠持續，跟農民對土地的控制程度有幾高是很大關係的；如果農地繼續被視為投機炒賣的工具，即使取消原居民特權、取消鄉議局，「那個空出來的位置好可能係畀地產商佔了去，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力量，總之唔係我哋囉。所以本身從字面去睇，香港有個鄉議局是重要的，只不過它的發展跟殖民勾結息息相關，變成不務正業。鄉議局、鄉委會，都有農業主任的職位，不過啲人無做事而已。」既然城市價值已深入地理上屬於鄉郊的居民心中，那從事城鄉角力的另一種方式、朱凱迪在試行的方式，就是去參與鄉郊日常的政治裏面，「你不能永遠停留在一兩個case、實驗式的地方，比如菜園新村、馬寶寶，就拎住這兩樣嘢講，講到口水都乾埋咁。因為你的對手會反撲㗎嘛，到時你個區入面，到底有幾多人真係支持你的想法？咁就見真章了。政府發展新界東北，都需要一層層咁去擺平鄉事委員會、北區區議會、或者地區裡面的學校呀、社福機構呀、業主立案法團呀，這些公民社會內不同的參與者，政府都需要他們的力量，就算唔支持，起碼唔好出聲反對。咁我們這一邊可以有咩呢？農業團體有幾多呢？香港最大的農業團體是『菜聯社』（新界蔬菜產銷合作社有限責任聯合總社），有幾十個合作分社，他們有無出來呢？未有啦。要去搵到突破囉，無論在政策上、或者去改變一些組織的權力，去令到你的影響力發揮得更大。」

建立共同想法

從保衛菜園村至競選八鄉區議員，朱凱迪嘗試由一個點擴展至一個小區，從鄉的層面重建一種「鄉本位」的政治意識，鄉民才能在城市價值的入侵下守護自己，「要重新令到這裏住緊的人當自己是鄉郊的主人翁。我的願望就是先在八鄉這個層面上有得立足，而唔係畀人掃走，然後慢慢去經營並發揮影響力。我們現在成立了『八鄉綠色生活社』，出版地區報啦、有舞團和藝術家搞活動、有耕田班等，都凝聚到一些非原居民的第二代，同埋一班從市區搬入來、原本對鄉郊政治灰心的朋友，大家互相支援，嘗試令多些事情在鄉郊發生。」《八鄉錦田地區報》去年初創刊，每月一期，每期印五千份，在錦上路西鐵站和大欖隧道轉車站派發，內容由西鐵站上蓋屏風樓、丁權爭議、巴士鄉郊線路改組、蚊患，到比較軟性的像新春劍蘭豐收、非裔居民辦球賽融入社區等，都有觸及，「辦報紙是居民組織的第一個階段，其實也是一種論述的生產工作。我覺得我不可以自絕於任何一個群體，希望做到原居民、非原居民村民、城市遷入來的人，三類人都會覺得這份區報係好睇的，能夠建立一種諗法，就係我們都住在這個地方，所以我們要為這個地方的未來一齊去諗的。如果策略一點去講，原居民都要諗點樣同城市人去對話的，如果要不斷去利用自己那個全世界都好憎的權利，去在鄉郊起滿晒丁屋，令到鄉不再是鄉、只是市郊，咁原居民仲點能夠去講到自己的位置呢？那些宗族呀、傳統節慶呀，已經是好脆弱的了。」

滅掉農鄉 製造依賴？

鄉郊面對的威脅，除了是心裏只有城市價值的鄉事勢力壟斷，也有中港融合的力量。朱凱迪較少在中港融合的議題上發聲，其實他亦了解，中共正試圖以城市發展來加強對香港的宰制，「農業通常對經濟的貢獻唔會好大，執政當局要維持鄉郊，通常是出於經濟以外的戰略考慮。殖民地時期的香港較為需要獨善其身，現在北京的就是一種反轉的操作，佢嘅諗法係香港唔應該再有鄉郊的」。消滅鄉郊和農業，一方面製造香港對中國的依賴，另一方面城市建設本身因為花了錢，也有提高GDP增長的作用。然而，朱凱迪不願意輕易為事件定性。「譬如話我唔支持新界東北因為我反中，或者香港要農業因為香港要獨立，這些其實是一些好快的、短路式的答案，我盡量唔希望行這條短路，因為這些短路係隨時電死自己的，政府亦都可以有好多答案回應，如果佢講港人港地、或者建多些公屋，咁會否導致更合理的暴力去拆你條村？『排外反中』的宣傳可以凝聚一時的力量，但那都是沒有承擔的情緒，隨時聚合、隨時消散。當推土機來的時候，這些顧着排外反中的人會站在弱勢者身邊嗎？」在紛亂的社會情緒下，朱凱迪始終相信應從社區認同出發，讓原本一直被制度排擠而喪失自信的非原居民，能檢視由殖民時期開始的體制，重新肯定自己的歷史和貢獻，再透過抗爭改變不公義的制度。

文 林茵

圖 李澤彤

編輯 沈可媛

林茵 - 90年前工運 工人佔中

通識導賞   星期日生活   2013年7月21日

【明報專訊】早前貨櫃碼頭工潮搞得有聲有色，令工運一度成為社會熱話。

其實香港工運的歷史悠久，只是甚少成為歷史研究的主角，遺蹟也沒被好好保存。

一九二二年初的海員大罷工，由開始時有數千名海員參加，逐漸升溫為逾十二萬人聲援的全港罷工運動，約四分之一的香港人口參與其中，經濟運作癱瘓，歷時五十六天，最終以資方答應勞方全數要求而勝利告終。

工運史研究者梁寶龍指出，海員大罷工堪稱香港工人主體意識覺醒的里程碑。在此之前的罷工，往往只是響應中國國內的政治運動，甚至是由商人發起，例如美國排華影響華人生意，華商就煽動工人罷工以對美方還以顏色；然而海員大罷工是首次由工人發起，以爭取加薪、華洋海員平等待遇、反對包工制剝削為主題，由工人清晰地提出自己訴求並進行談判。

重要本土史 教科書從不提

可惜的是，無論在殖民時期還是回歸後，出於政治穩定的考慮，如此重要的本土歷史事件從不出現在教科書內，以至大眾對此一無所知。實現會社下周日（二十八日）將舉辦工運導賞團，由梁寶龍與參加者一同游走中上環和金鐘，今天這片屬於白領和金融才俊之地，九十年前卻是工運爆發的起點。儘管街道與建築物已面目全非，但聽着往事，回想昔日工人的生存處境，原已熟口熟面的摩天巨廈看起來令人別有一番感受。

1. 通脹求加薪 勞動中堅發起罷工

當年：卜公碼頭以西

今日：干諾道中

干諾道於一九○三年開通，當時是沿海大路，卜公碼頭以西起，是倉庫和貨運碼頭的集中地，以支援中環核心商業區的運作。除了海員外，還有大批搬運工人、挑夫、人力車夫等在此工作，他們被稱為「咕喱」，原來是英文Coolie的音譯；一九四○年代以前港英官方聘用的雜工，工作證上都寫上Coolie一詞，指在碼頭、貨倉、煤站及其他以肩挑背扛的體力勞動謀生的工人，帶有貶意，後來才以Labourer和Workman代替。這些在海傍工作的苦力，主要來自潮州、東莞和惠州，服務外資的洋行及華商經營的南北行，是維繫這個海港城市物流運作的勞動中堅。

工人遭軍警槍殺 激起民憤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香港連年受高通脹困擾，工人生活困苦。一九二一年海員成立「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決心爭取公平待遇，多次向資方包括渣甸、太古船務公司爭取加薪被拒，工會遂於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二日發起罷工，每名罷工海員獲發每日四毫半至一元的生活津貼，也有獲安排返廣州生活，當海員罷工開始後，貨船滯留，搬運工人亦隨之無工可做，索性一起罷工，商店亦無貨可賣，令市面癱瘓。這些其他行業的罷工工人都有不少選擇回廣東鄉下，港英政府眼見局勢失控，逐在二月底下令九廣鐵路停駛，但工人持續步行返廣州，終於在三月三日，約二千人的工人隊伍途經沙田時被軍警開槍阻止，造成三死八傷，稱為「沙田慘案」，激起更大的民憤。

2. 海員罷工勝利 孫中山船上民主「洗腦」

當年：海員工會創會會址 

今日：中環華懋廣場二期

「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是香港海員工會的前身，其創會會址在德輔道中一三七號，是一幢廣式唐樓建築，早已拆掉，重建成華懋廣場二期大樓。

原來辛亥革命前後，孫中山經常坐船奔走各地，常向香港海員傳播民主思想，海員既組織活動募捐革命經費，又會為孫中山運送軍火、傳遞秘密文件和掩護革命分子，出錢出力。後來海員工會的成立亦是由國民黨支持，領導層都是國民黨員，故海員罷工開始後，港督司徒拔認定「海員罷工不單純是一場經濟運動，而是一場政治運動。」為免對殖民統治構成威脅，政府決意採取強硬手段應對，一度封閉海員工會，並把工會招牌拆走，後來釀成「沙田慘案」，令全港大罷工一發不可收拾，要由英國領事協調勞資兩方及港府談判，才達成加薪十五至三十巴仙的協議，港府則解封工會、歸還招牌，釋放被捕人員，並發放撫恤金予沙田慘案的受害者。

首次「萬人佔中」 上街慶祝

當年民眾聽說海員罷工勝利，非常高興，都湧到海員工會的會址、德輔道中及附近數條街道上慶祝，更燒炮竹助興，聚集群眾上萬人，當時全港人口才約六十多萬人而已，梁寶龍笑稱，此場面正好是香港首次的「萬人佔中」。受到海員罷工啟發，及後一段日子，工會數目以每年逾百間的速度增長，工會之間更重視連結和合作，為三年後的省港大罷工奠定基礎。

1922年3月6日，罷工勝利終結時，萬人空巷慶祝，港英政府並歸還海員工會的招牌，重新掛上（見紅圈）。（海員工會提供）

3. 政經心臟地帶 爆工運最暴烈一幕

當年：工運最暴烈一幕

今日：皇后像廣場

作為香港政經心臟地帶的中環，皇后像廣場是豎立殖民者和資本家銅像的地點，宣示着他們的地位和權威；全盛時期，廣場內共有九個銅像，包括英國皇室成員、港督梅含理和匯豐銀行總經理昃臣爵士等。然而工運最暴烈的一幕，亦是在這裏發生。

買辦商人被海員轟斃

海員大罷工期間，買辦梁玉棠於上海招聘數百人來港頂替罷工的海員，欲消解罷工影響力，有份參與罷工的海員梁和於是持槍來到皇后像廣場，趁梁玉棠乘人力車經過時上前截停，並開槍將其轟斃。結果梁和被捕遭判刑，海員工會則向他發出三千元「安家費」，一九二○年代大部分香港工人的日薪仍不足一元，這是一筆很大的數目。此外，罷工期間開工者，一概被視為「工賊」，有罷工海員索性潛上船刺死來自外地的替工，及後遠至上海、寧波的海員都聽聞到香港工作會有生命危險，紛紛拒絕前來開工。

廣場內現只剩下昃臣像。（林茵攝）

4. 帶起金融發展 華工匯款寄貨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中國在列強入侵、戰亂和革命下經濟崩潰，大量華人出外謀生，除了四海為家的海員，每年都有多達十幾萬人經香港、澳門和廈門三個港口出國，洋人稱為「苦力貿易」，其實更像販賣人口。華工出國後，常要使用匯款服務將薪金寄回家鄉，是一筆龐大而定期出現的資金流動，相比起其他業務，匯款對銀行來說是穩賺服務費的，故華工出國直接帶起香港的金融發展，其時的大銀行如匯豐、渣打、東方匯理都受益不淺。此外，在外的華工也需要買中國的食物和日用品，故南北行和其他貿易公司亦有受惠，甚至永安、先施等，買賣寄送貨物給外國華工之餘，也兼替華工匯款。大眾眼中卑微的「苦力」工人，其實對香港銀行業和經濟成長起過很大作用。到了今天時移世易，香港繁榮起來，不少港人家庭向更窮困的東南亞國家聘用家務工，梁寶龍認為，當年的華工就像今天的外傭一樣，離鄉別井、艱苦工作，還處處遭受歧視；港人應念及祖輩華人出外打工的辛勞，讓外籍家務工都能有尊嚴地生活，同享香港的法治和自由民主。

5. 英縮減海軍船 船塢工人怠工

當年：英軍船塢 

今日：金鐘廊

行程最後一站將來到金鐘廊，這裏與金鐘港鐵站一帶，昔日是英國海軍船塢；金鐘道以南的山坡則是陸軍的兵房。十九世紀中後期，香港是英國駐遠東的第二大海軍基地，僅次於新加坡，金鐘的海軍船塢曾僱用工人近萬，成為當時香港最大僱主，而一九二○年及一九四七年的機器工人罷工，海軍船塢工人也是主力之一。

罷工舞照跳

到了二戰後，英國國力衰退，駐遠東艦隻數目大減，國防部遂於一九五○年代決定縮減海軍船塢規模，其時尚有三四千名工人，由於面臨失業，工會決定怠工抗議。五十年代的罷工文化較海員大罷工時大為溫和，這次由工聯會發動各左派工會支援船塢工人，並在罷工現場舉辦歌舞文娛節目，形式就像早前的碼頭工潮。是次抗爭歷時十個月，大部分工人都經由勞工處和工會介紹獲得就業安置，算是和平解決。

導賞團info

「工運行大運！——海員大罷工至五十年代工運史蹟」

日期：7月28日（周日）

時間：下午2時半

集合：上環實現會社，皇后大道中222號啟煌商業大廈L4（樓梯上一層）

名額：20人

導賞員：香港工運研究者梁寶龍

報名：thecomingsociety.wordpress.com/strike

文、圖 林茵

編輯 蔡曉彤

林茵 - 穿在你身，痛在佢身──血汗牛仔褲

星期日生活   2013年7月14日

【明報專訊】牛仔褲原是以耐穿耐磨見稱，自從它成為時尚衣飾後，一般人同時擁有幾條不同顏色和剪裁的牛仔褲已是平常事。一條完好的牛仔褲，往往沒機會穿舊就已被它的主人遺忘、或被潮流淘汰了。

矛盾的是，我們不斷買新衣，卻又追求那穿舊了的質感，仰慕洗水泛白或破洞的「頹廢美」。各種加工方法應運而生，能在短短的生產時間內讓頑強的牛仔布恍如經受歲月洗禮，可以想像那些方法是何等暴烈。危害的不只是環境，還有造褲子的工人。

其中一種工序叫「噴砂」（sand blasting），工人運用機器或壓縮氣槍，將含有矽的微砂以高壓噴向牛仔褲上，達至造舊的效果。然而，廠方往往沒有為噴砂工人提供足夠的保護裝備，衣物纖維和粉塵在通風不足的工作間飄浮，都落進工人的肺裏去。

土耳其2005年便發表研究，是首個關注噴砂工序與矽肺病關係的地區。該國至今有52名製衣工人因矽肺病死亡、約1200宗登記個案，由於很多工人一旦健康轉壞便會辭工回鄉，醫學界相信實質數字遠超此數。一般煤礦工人可能持續工作數十年才患上矽肺病，但在製衣業裏，大量粉塵加上高壓噴射，噴砂工人可能工作數月就得病。

在勞工團體施壓下，土耳其遂於2009年禁止製衣業使用噴砂工序，但廠家的對策只是將生產基地轉移至中國、孟加拉、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國家。2010年乾淨衫運動（Clean Clothes Campaign，下稱CCC）及其他工運團體要求各大企業承諾停用噴砂工序，Levi's、H&M、Armani、Bennetton等逾40個品牌都應允並出了公開聲明。

無視禁令工序移師隱蔽處

然而，CCC、大學師生監察無良企業行動（SACOM）、國際工會聯合會香港聯絡處（IHLO）及Waron Want等團體，日前聯合發表《窒息的生產──危機四伏的中國牛仔衣飾工廠》報告，它們對廣東省兩間大型服裝生產商中山益達、創興服裝集團，以及4間中小型廠家進行調查，他們都是替各大國際品牌牛仔服進行代工的廠家。調查發現這些禁令形同虛設，大品牌未能有效監察其代工廠，噴砂工序只是搬到更隱蔽的地方進行，廠家會把噴砂機拆裝收藏以避過監察，或將工序判上判至更小型的廠家，而這通常意味着更惡劣的工作環境和更欠缺保護裝備。

消費者應向品牌施壓

調查員之一的阿銘（化名），去年以工人身分應徵進入創興和另一家中型服裝廠親身體驗，並到其他多間廠房外訪問，發現工作環境比想像中更惡劣，車間裏悶熱潮濕，肉眼就看到灰塵在空氣中飄揚，「下班過後我自己的工作服洗出來的水黑得發亮」，極辛苦的工作，按件計算的工資卻很低，「幾毛錢一個工序，甚至有些工序只有幾分錢，與一條幾百上千元的牛仔褲形成了天壤之別」。阿銘工作過的兩家工廠生產包括Polo、Levi's、Lee、Hollister、D&G等大品牌的牛仔褲。

阿銘認為，消費者對有破舊感的牛仔褲實在有需求，而因着這需求的存在，將導致更多中國工人在缺乏勞工保障的環境下拚命生產。消費者可站在自己的角色向各大品牌施壓，購買時查詢這些破舊效果是由何種工藝造成，並向品牌提出建議，要求他們監督生產商，停用噴砂打磨，採取更環保的方式生產。

吸「厚粉」吐「黑痰」

調查發現，代工廠其實仍有採用噴砂工序，而且為免被發現，就將噴砂工作搬到密封的房間，並嚴防噴砂工人與其他部門的工人接觸，安裝閉路電視監視等，阿銘雖然進廠工作，但有工廠把工序外判，或將噴砂工人上下班的時間編排得跟其他工人不一樣，所以仍是較難找到他們聊天。

據接觸到的噴砂工人所說，噴砂部炎熱又嘈吵，沒有排塵降溫的設備，寒冬2月都有不少男士脫掉上衣工作，粉塵有時厚得令工人無法看見車間的出口，而許多工人只獲發普通的外科口罩，對過濾矽粉塵毫無作用。有工人表示喉部不適，有時會吐出藍黑色充滿粉塵的痰。然而，公司一般都沒為工人買保險，工人難以負擔在城裏醫病的費用，當健康出問題時多會回鄉治療，故很難找到已確定患上職業病的工友。

手擦、打磨、泛白

除了噴砂外，生產不同破舊效果會應用到不同的技術。例如膝蓋和大腿的摺痕，是經由手擦（hand-sanding）工序造成，以砂紙直接在牛仔褲表面磨擦出「貓鬚」效果。打磨（polishing）則是以鑽頭或機械石輪打磨牛仔褲，例如腰間、口袋、褲管邊的部位，做出破舊感覺；打磨工人長年累月彎身在牛仔布上幹活，沒有任何符合人體工學的設備，常有背部和手臂痛症，也會因不慎將手放到打磨輪邊而受傷。

至於泛白的效果，是以噴染化學品高錳酸鉀（potassium permanganate）造成，工人先將高錳酸鉀噴到牛仔褲的指定位置上，經化學乾燥工序，再以另一種化學品中和，然後洗掉，該位置的顏色就會變淡。這工序應在通風地方進行，或戴上呼吸面罩，並在安全距離下使用高錳酸鉀；然而實際環境是既擠擁又不通風，大部分工廠沒有提供合適的面罩，其中一間受調查的工廠雖有提供，但因工作間太熱，工人又沒有得到關於高錳酸鉀危害健康的資訊和培訓，不少員工耐不住炎熱而沒有使用面罩。他們都感到化學品有刺激性氣味，部分人身體出現過敏和紅疹、痤瘡等。

說好的體檢呢？

手擦工人徒手用砂紙打磨牛仔褲，工作幾年後明顯出現手部變形，而且身體常被打磨出來的深藍色粉塵覆蓋，甚至蝕進指甲和皮膚，無法洗去，耳朵內的粉塵亦很難清除。

中國的《職業病防治法》明確規定僱主須在員工進行有害工作前、工作期間和離職前提供健康檢查，而員工有權在離職前查看自己的檢查報告；但實際上很多工人都表示，從沒接受過健康檢查；其中一家大廠中山益達，雖然有為大部分員工進行年度健康檢查，但工人許多都沒被告知檢查結果，就算患上呼吸道疾病，都沒有得到適當診治或通知，通常是員工自己發現病情嚴重而辭職。

一分耕耘……

雖然擔任危險和辛苦的工作，但工人的收入和他們付出的勞力並不成正比。大多數工人的基本工資不足以維持生計，必須加上計件工資和超時工作來幫補，而計件工作單價很低，一般來說每件只有幾毫子的工資，阿銘就見着工友每天跟時間賽跑，「有些工人為了多掙錢，從早上6時就開始一天的工作，午餐就是自己準備好的幾個饅頭，一個雞蛋，自己帶來的開水」。幾十個工人密麻麻的擠在一個鐵皮縫車間內，人被淹沒在牛仔褲堆中，常常每天工作逾14小時，30天都必須待命，總計每月才能掙到3000至4000元（人民幣）。

儘管中國的《勞動合同法》規定，不按月支付工資是違法的，但很多時廠方都會延期20天至一個月才發工資，計件工資的計算方式亦複雜含混，往往對工人不利。旺季的時候訂單增多，工人被迫整個月開工，無法請假；淡季時則會面臨開工不足，每月只能工作15天，工資完全不夠生活，以至同事間會為了爭做微量的工作而發生衝突。

代工品牌無回應

調查報告的合作團體之一乾淨衫運動（Clean Clothes Campaign），曾於2013年3月發信及報告內容給多間國際知名牛仔服飾品牌公司，當中包括Hollister、Guess、Dolce&Gabbana、American Eagle、Texwood、A&F、Gap（Old Navy）等港人熟悉的品牌，這些品牌都在調查中被發現有交訂單給有使用噴砂工序的代工廠製造產品，至今沒有收到上述品牌對報告作回應。

文 林茵

編輯 方曉盈

林茵訪問尊子：為普選玩鋪勁

星期日生活    2013年6月30日

【明報專訊】尊子漫畫諷刺時弊，以一針見血著稱，真人卻像個頑童，雖然頭髮花白，卻是臉圓圓、笑嘻嘻的，「漫畫佬好多時呢，笑人之前就會笑自己先嘅，自嘲係第一步。」

2003年七一街頭，50萬黑衣人潮中，處處見人舉着他畫的「不要董建華」海報，他還是笑言自己沒什麼影響力，「係《蘋果》肯花成本，印咁靚周街派之嘛。」

十年前，畫老懵董的後頸肥肉，畫得輕快；十年後，對象換成CY，笑意不再，「CY是要認真對付的，佢比董建華聰明好多，cunning好多。」

如何用一格漫畫刺破他的語言偽術，尊子花的時間心力都比從前倍增。

旁人敬佩他多年來每日畫幾個專欄，創作力仍源源不絕，他卻覺得其實不難，「畫漫畫基本上是跟新聞走的，如果你在新西蘭畫就慘啲，無乜事發生，成日就見住啲羊。但香港是個好活躍的地方，每日都有好多新聞，有新聞就有漫畫」。

30年了，尊子每天追着新聞畫，卻感到就這樣畫來畫去，社會不會因而有什麼改變，「好似有點無力感，一個人無乜力量的」。

眼見戴耀廷和一班從前想像不到會站出來的人，都紛紛決志佔中，「你會反思，咁我們又做了什麼呢？係咪漫畫界都應該有個人出來揸起支旗幫佢呢？但未有喎，咁咪自己做囉」。加上見到余若薇在街頭論壇說起，佔中爭普選的成敗，就看整個運動是否能落地、影響到街坊層面，尊子就想，漫畫對社會大眾的親和力，是否可在這過程中發揮一臂之力？

「漫畫刁民」聯盟 七一擺街站

「聯絡起嚟就發覺，原來好多人都想郁的，都想做啲嘢，只係未有第一個人行出嚟打電話。」幾下手勢，十幾廿個本地漫畫家便組成了「漫畫刁民」的聯盟，打算為爭取民主普選「玩鋪勁」。

明天七一，若你再次走在遊行途上，便會見到這位白頭叔叔和一眾漫畫家擺街站派傳單，宣傳他們的首個主題展覽。

尊子1980年代開始畫政治漫畫，當時已有類似的漫畫家聯盟，「一班後生仔，有馬龍啦、一木啦，楊維邦啦，組成『漫畫研究社』。那時是中英談判開始，有關於政制發展的爭拗，民生問題如興建大亞灣核電站，我們都畫漫畫和搞活動去回應社會事件。當時好多朋友都任職報館，容易聚頭，放工消夜就傾吓搞乜囉。後來有些轉了行，或無再畫，就較少見面。有一段頗長時間，沒再組織起來搞活動。係反廿三條那時搞過一次，今次有佔中爭普選這件事，我就覺得不如再試吓啦。」當年的老朋友，有些已放下畫筆，馬龍、一木就依舊力撐，還多了不少新朋友進來，像黃照達、智海、江記、Cuson等等，「好多我在報紙或網上見過佢哋啲畫，但都是今次搞起來才識到佢哋真人，有些還未聯絡上。現在網站set好了，希望係好開放的，所有畫漫畫的人都可以加入」。

畫時事漫畫 就是永遠的反對派

名為「漫畫刁民」，是眾成員投票討論後選出的。「畫時事漫畫，就是永遠的反對派嚟嘅，邊個上台就畫邊個囉，如果李柱銘上場就畫李柱銘囉。」他笑言，「刁民」這個字都甚貼切，「漫畫有時係唔講理由的嘛，這個媒介是好特別的，背後是理性的，但出到來張漫畫是訴諸感情的。因為在一個小方塊或者幾格裏面，唔似一篇文章可以有頭有尾講晒件事出嚟、講好多理據。」尊子認為，漫畫呈現的很多時不是大道理，大道理只存在於漫畫家自己的腦裏，畫出來的，已是思索過後的意見和想法，「好似一個點子、一下火花咁，都是好短促、訴諸感性的、pin point式的，刺激人們的思考和興趣。未必一定是搞笑，雖然笑是一個幾好的手段，但畫出來令到人喊都好呀，令到人嬲又可以，令到人暈咗喺度嘅，就最好啦！」

九七後報章政治漫畫愈來愈少

這種力量，往往為極權所忌諱。九七前尊子在藝術中心辦個人的大型回顧展，很多人猜想回歸後他是否會迫於言論自由收窄而擱筆，然而由老懵董、煲呔曾畫到CY，尊子的漫畫專欄還是好端端，「我自己睇就係有變化的，但一般人不會知道，不會感覺到。九七前差不多份份報紙的編輯都想搵人畫，打電話來問有無人可以介紹；但九七後愈來愈少，報紙上有漫畫，但肯畀一個畫政治漫畫的就不多，大約有四五份比較大眾化的、入屋的報紙，本來有政情漫畫的欄，都愈來愈縮，甚至cut了。」政權不喜、報章顧忌，因為漫畫形象突出，觀者易入腦，編輯又難審查，「寫文章佢有得改你的字眼，或抽起說你脫稿一天，搵第二個攝都得。但漫畫就好難，無理由個編輯塗咗你幅畫自己加嘢落去，雖然都試過，有漫畫家畫時用電腦打對白，點知出嚟嘅對白唔同晒，佢話哎，咁都得嘅！」「所以你就用手寫字了？」尊子哈哈大笑。

不知不覺畫了30年，「技術上來講，睇番自己早期的畫，好仔細、勾晒線，畫畫吓就放鬆了點。睇到外國的漫畫，好多珠玉在前，有些漫畫家直情畫火柴人公仔，都可以表達到好搞笑、好深刻嘅內容，有些直情唔用畫，搵啲字嚟整四格漫畫都可以嘅，變咗『畫』這件事未必一定咁重要。有陣時倒番轉頭添，無idea時就要畫得靚啲，有些人就以為『哇，你好犀利！』但如果有內涵時，個信息帶到出嚟，就可以畫得好簡單。」

CY難對付 重思考多於畫功

現在尊子的心機，花在思考上多於畫功。CY無論在實際的政治環境，還是作為漫畫角色，都比他的前兩任難對付得多。「董建華係個old fashion一點的長者，佢有趣些，可以用來搞笑呀，好多滑稽嘢，其實就輕鬆啲。但要解構CY講的說話，捉到佢裏面的漏洞，演化成漫畫，而大家都理解到佢句說話的問題所在，是需要一些技巧去做。否則就好容易畀讀者覺得，唓，你成日都鬧佢㗎啦，覺得係你無道理，所以CY是需要認真對付的人來的，要認真啲。」比如早幾天CY忽然自數政績，還說「我唔會自滿」，「如果董建華一定唔會咁講，唔係佢治下的成績，佢唔會講成係自己功勞，曾蔭權都唔會講。明知道這是假的陳述，但CY係會咁講出來。假如你是個外來人，打開電視聽到CY講這些說話，你會覺得，哇做了咁多事、又唔自滿喎，真係好。但你日日都見住佢時，你會知道這句說話包含了什麼意思，佢目前遇到什麼困境，點解要用這個方法來講這句說話？這是個好多層次的問題。」結果尊子畫了一個人，整個栽進了糞坑裏，弄得髒污四溢，還舉着「我不會自滿」的牌子；另一幅則是CY化身成屠夫，殺雞取卵到一屋鮮血後擺出一小盤雞蛋，還舉起勝利手勢說「上任一年，成績共睹！」

很多人對回歸後香港民主發展急劇惡化，憂心忡忡，尊子覺得近年所見，不是一面倒地壞，「有時會有好負面的，像區議會、立法會選舉那些選票的轉向，你覺得，哎呀，啲人真係咁現實；但另一方面你見到反國教事件，原來後生仔咁樣的，或者其他成年人都肯企出來喎，又令你好鼓舞。」對於香港前景，他不顯得灰心或「恐共」，「大陸的影響是一個方面啦，而另一方面是香港人自己本身的，大家都唔理唔出聲，無乜所謂時，問題就大了。我相信每個崗位上的人，做教師又好，做傳媒又好，大家都堅持返一啲嘢，企硬一點，就算大陸想改變你，都好棘手」。

爭取普選難在實行 讚賞佔中

這次尊子帶頭發起聯盟，便是想身為漫畫家的，也可以一起做點事。頭炮活動在8月，除了在中環的畫廊擺展覽，又跟油麻地的藝術團體活化廳一拍即合，「有些朋友介紹說，他們很強調社區街坊同藝術的關係，於是我們聯絡問有無興趣合作，他們就說好呀，過嚟啦！我們覺得作品的內容更緊要，唔需要一定係專業的畫家，任何街坊有意見有睇法的，都可以嚟，最好就係職業畫家都可以同大眾一齊畫漫畫，擺在同一個地方，而唔係分隔開來。」畫展以外，也想辦其他關於民主普選的工作坊或活動。雖然最初發起聯盟是受到佔領中環所觸動，但由於漫畫家成員對佔領中環這手段未有一致看法，所以將範圍擴闊一點，以「爭取普選」為最大公因數。尊子個人亦認為，佔中作為方法，最終可能未必需要實行，還看未來一年的事態發展，但他很讚賞戴耀廷等人到目前為止的努力，「作為一個畫漫畫的人呢，要諗50個古怪方法去爭取普選，係唔難的，難係難在實行，邊個人在咩時間、講啲乜才能召喚到大眾去完成同一件事，然後製造到壓力出嚟，這個過程是需要好仔細的計劃，而且要執行得到，這才是困難。佔中到現在為止，有人切實在做緊這件事，而且是向前行緊、仲行得通的。但由現在起到明年，會發生乜事都好難講，大家要珍惜這樣嘢囉，如果支持得到就去支持啦」。

文：林茵

圖：葉家豪、受訪者提供

編輯 葉雨舟

林茵訪問曹禮：「教，不為錢」──聖士提反女中創辦者後人

星期日生活   2013年6月16日

【明報專訊】百年名校聖士提反女子中學擬轉直資，學費估計高達三、四萬元，惹起家長和舊生激烈反對。照理說，舊生既已畢業，轉直資與否對她們沒有直接影響；挺身而出，為的是前校監「St. Stephen's is not for the rich」的承諾。曾在此度過一段無分階級背景、共同成長的青葱歲月，怎捨得母校淪為學店？

創辦人之一的後代曹禮，直言聖士提反轉直資有違學校百年來堅守的「有教無類」精神，加上現時校方財政計劃不明，擔憂資深教師因薪酬太高被裁員，依賴商界捐款易令校方陷入利益交換的歧途，犧牲的都是莘莘學子，「可以預見的是，將來會大部分是有錢才能入學，前人的辦學理念，慢慢就不見了。我們是覺得他沒了那份心，這是好可惜的」。

創辦人 盼人人受教育

回顧學校歷史，當年為創校奔走的曹善允先生及其紳商好友、為同學爭取一套長衫校服以消弭貧富差距的李曹秀群，皆出身上流社會，卻看到基層的需要，為弱勢者出力。今天，同樣來自富裕家庭的前教育局政治助理楊哲安，卻滿口「demand」、「supply」來理解教育問題，有一女兒在讀聖士提反幼稚園的他，成為支持學校轉直資的家長代表。

時代確實不同了。年代久遠，今天或已不是很多人知道曹善允的名字。翻看他的生平，香港教育史上卻多處見到他的事迹。曹善允是曹禮的爺爺，曹禮憶述，在曾祖父的一代，曹家在澳門甚有地位，同時受到葡國政府和清廷的冊封；曹善允自小就得到用心栽培，十四歲被送往上海習國學，數年後又到英國修讀法律，考得優異成績。他在英國取得律師資格，由於司法體系相近，沒有回澳門老家，選擇來香港執業，成為香港早年少有的華人律師。曹家也有不少親戚友好在港居住，曹善允很快就跟其時的紳商名人如何啟、區德等成為好友。

這條成長之路，就像現代家長趨之若鶩的「贏在起跑線上」。但曹善允沒有獨善其身，而是運用自己的地位和人脈為社會出力。「回看他做過的事，有兩個好清楚的範疇，就是教育和醫療。現在當然好難去問他當時的具體想法是怎樣，但我猜想，他自己有機會到英國受教育，體會過西方教育的好處，就好想將這引進來令香港的華人受益。」

時為二十世紀初，香港社會仍處於非常草創的階段，學校缺乏，一般孩童就算有機會受教育，都是傳統的「卜卜齋」。一九零一年，以何啟為首的八名華人紳商，包括曹善允在內，上書港督倡建一所仿效英式公學的學校，專收華人子弟，以便他們畢業後可銜接升讀英國的大學。計劃獲港督和聖公會班納牧師支持，曹善允協助籌款，一九○三年成功創立聖士提反男校（今聖士提反書院）。翌年，曹何等人希望女孩都有受教育的機會，故創設兼收男女學童的小學及幼稚園，該校於一九○六年交由聖公會營辦，正名為聖士提反女校（今聖士提反女子中學），後來開設中學部，曹善允一直有參與校政，首屆校董會於一九二六年成立時他亦當選為校董之一。此外，一九一一年創立的香港大學、一九二六年的首間官立中文學校金文泰中學、一九三五年成立的孔聖講堂，曹善允都是籌組工作的核心人物。港府以其豐富的辦學經驗，一九二○年起邀請他加入教育委員會，為教育發展提供意見，曹善允連任該職二十年之久。

長衫 平等教育精神

曹禮指出，關注基層的理念，貫徹他爺爺的教育和醫療工作，像他籌辦的九龍城民生書院、西區的贊育醫院，都是有意設在貧困華人聚居之地，以幫助他們改善生活。聖士堤反女中亦不例外，當時雖未有九年免費教育，但學校收取的學費亦很低廉，不少貧困人家的女孩子都能入讀。一九二六年是標誌性的一年，聖士提反女中成立校董會，「當時聖公會的何明華牧師（後升任主教）公開表明，聖公會的辦學理念是『有教無類』。其後，新任的聖士提反女子中學校長Miss Atkins亦說，會跟隨何明華牧師所講的理念去辦學。最近校友講那長衫故事，也是這時間後發生」。事緣當年聖士提反女中雖然貧富兼容，但家境好的女生穿戴得花枝招展上學，基層女生卻只有天天白衣黑褲。為免同學互相比較，當時就讀該校的曹秀群便設計了一件藍色長衫，向校方建議定為校服，獲得採納，從此聖士提反的女生不論出身都穿起這件藍色長衫上學。長衫美麗，在於其平等教育的精神。曹秀群長大後成為大家熟悉的李樹培夫人、香港立法局首名女議員，力推修改婚姻法廢除納妾，捍衛女性權益，聖士提反校園內的金禧樓，一九九六年亦命名為李曹秀群金禧樓以作表揚。

那些年 同學無分背景

曹禮笑言，曹秀群雖與他家同姓，但並非親戚關係。曹秀群來自越南華僑家庭，亦甚富裕，其父將曹秀群送往香港，在聖士提反寄宿就學，與曹善允的三女兒同期，故非常熟稔，放假都到他們的家裏同住。曹善允的4個女兒都在聖士提反就讀，到曹禮這一輩，才較多入讀聖保羅男女學校，「我堂姐就仍讀聖士提反，她爸爸還安排她寄宿，那是四十年代尾，戰後的時間，堂姐很記得，當時宿友什麼階層都有，還有來自九龍城寨的同學，明顯是什麼家庭背景都歡迎的」。七十年代，聖士提反女中還開始預留學額給視障和聾啞學生，失明人協進會會長莊陳有，也是舊生家長，早前跟曹禮和一群關注轉直資事件的朋友提起，當年他對校長Dr. Barker讓視障和聾啞學生入讀的決定大加讚賞，Dr. Barker回應說，能有機會給他們進來讀書當然好，但更重要的是，同學有機會接觸到跟她們不同的人，令眼界更為廣闊。「所以這真的是一間好好、好前衛的學校。『有教無類』這理念，是一九二○年代末由學校官方講出來的，實踐到今時今日，如果這時候去轉，係好可惜。」

二○○八年，聖士提反女中前校監楊簡煥珠接受本報報章訪問時，堅稱不會跟隨傳統英中轉直資的潮流，因為「St. Stephen's is not for the rich」（聖士提反並非為有錢人而辦學）。不料數年過去，換了新校監和校董會後，校方態度忽然一百八十度轉變，仍在諮詢階段，已擺出一副轉直資事在必行、別無他選的態度。曹禮曾就此事與辦學團體聖公會的大主教鄺保羅面談，鄺表示，今年八月三十一日是政府設定的期限，學校要決定是按《校本條例》成立法團校董會，還是轉成直資學校；教會對此沒有既定立場，應由各校的校董會諮詢持份者，如家長、老師等，討論兩個方案的優劣再作決定。「後來我就在會上將主教所講的，向校董會、校監同大家講番出來。但校監（王鳳儀）卻一句話，『唔係喎，我們覺得直資是最適合聖士提反的』。好多人問，我們是否都要睇睇法團校董會優劣？甚至你可否話我聽，直資有咩唔好處？一樣咁多啦？無。一樣都無講，一句都無提過。」

「有無計過條數？」

曹禮說，四月中得知聖士提反擬轉直資，當初仍抱開放心態，與身為校友的太太同往出席諮詢會，想聽聽校方的計劃，然而，二十幾場諮詢會，「只是不停hard sell轉直資。我覺得佢係做場戲咁」。諮詢文件裏，對於日後的財政安排，細節欠奉。「我並不反對直資制度，只是認為它不適合聖士提反。從一個好practical的角度睇，即是從錢方面睇，聖士提反轉了直資後是否維持得到？校園內有廿三個斜坡，兩個護土牆和一個法定古蹟，每樣都需要維修，別的學校無這些開支。比如說政府要你每五年檢查一次這些護土牆和斜坡，平均一年都要花幾百萬，現在由出錢到找工人、完成工程，都是政府負責的。法定古蹟也是，現在教育局幫手做，教育局筆錢好大，要拿出幾百萬給你是好容易的事，但轉了直資，唯一途徑就是向古蹟辦申請，那邊的錢得咁少，你要申請就要排隊，要同其他古蹟去爭那筆小小的錢，還不知道是否全額資助，這是其他直資學校不用面對的問題。」

「校方還有一個好大的賣點是說，轉直資後會起一座好靚的教學大樓，卻沒講到要幾多錢、在哪裏起。因為大家知道，校園已無地方再起一幢新大樓，唯一方法就是將徐大統樓拆了再起過，徐大統樓才建成十五年，非常新的，而新大樓同佢現有設施相比，只是多個游泳池。我們問建築界的朋友，起一座這樣的大樓，起碼要三億，用三億買一個游水池？」家長和校友不斷想問更多詳情和計劃，校方卻一律避而不談。學費方案同樣令人疑惑，「第一輪說四萬二，因為比人話好貴，兩三星期之後就改口說三萬五，同時撥入學費減免的比例由原本十巴仙升至二十巴仙，卻無解釋是怎樣計出來，好似閤埋雙眼寫的而已，畀人感覺是，到底你是第一次想撳水魚？定係第二次那個根本做唔到㗎呢？有無計過條數呢？讓人疑慮方案背後根本無實際的財政分析及預算。」

師資恐成開刀對象

曹禮預見，若跟隨校方現時的方向，轉直資後財政壓力必然沉重，師資將是頭號被開刀的對象，「這裏好多老師都好有經驗，人工已升到頂薪點，跟普通中學相比，薪酬開支是比人高一截的。你當一盤生意你會點做？炒了高人工的請兩個平的囉。唔係仲有咩可以cut？大部分資源是放在教師上面。」當他們向校方查詢，轉直資後各種新建設錢從何來？校方便說找人捐錢，「如果我係一個舊生，會樂於捐錢畀間津貼學校定直資學校？搞到今時今日咁，好多校友已經覺得，如果轉了直資，根本就會同間學校切割的了，都唔係以前那間學校了。佢會點呢？搵商界囉。或者你都會諗到，商界會唔會無條件捐錢畀你？唔多唔少都希望會有番啲嘢吧。」曹禮感嘆，一些學校轉了直資後財政混亂，甚至有聽聞受廉署調查，「點解做學校會搞成咁？」

他的母校聖保羅男女學校都已轉了直資，問他轉直資前後的變化，他說，實在不知如何回答。他聽聞在黃竹坑小學部接送孩子的私家車太多，被鄰居投訴，校方要安排一架校車將孩子送到一處寬敞的地方讓他們「轉車」；朋友也有孩子在讀小學，說班裏二十多個同學，每個都是大企業家、高官名人的兒孫，名字一講出來人盡皆識，「佢話我都唔知個仔在咁樣的環境長大，會變了一個怎樣的人？這是否好的教育？佢話佢都唔敢講。」曹禮認為，今天基層向上流動的機會明顯減少，窮學生入大學的比率跟富學生相比，差距由二十年前的一點二擴大至三點七倍，「這是社會好需要正視的問題。教育不應該是這樣的。現在香港的教育制度或者未係好完善，但這應該是大家一齊去跟政府傾，爭取改善，而不是自己轉了直資就獨善其身」。

文 林茵

圖 尹錦恩、受訪者提供

編輯 方曉盈

相關評論：曾榮光 - 津校轉直資有礙教育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