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韜文 - 從劉曉波死訊看大陸社交媒體的管控

2017年8月10日

【明報文章】劉曉波是中國著名異見人士、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為世人所知，故他從病危到死亡的消息一直為香港及國際新聞傳媒所關注。中共則一向視劉曉波為顛覆者，實行信息審查，而現在適逢十九大權力爭持期間，他的死訊變得更為敏感，受到管制應是意料中事。

雖然劉曉波的死訊受到管制並不意外，但是當中如何管制及其效果如何則未可知，使人好奇。幸好有多位學者，包括同事徐洛文教授視此為關鍵案例，設法探究大陸在特定敏感的時刻如何具體進行管控。與大眾傳媒相比，社交媒體的管控是較為鬆動一點的。如果連社交媒體都不放過的東西，大眾傳媒都不用說了。幾位研究者的出發點就是要透過關鍵詞測試，集中看看大陸的社交媒體在劉曉波死亡前後如何過濾敏感消息。由於學者們有所預期及拿準時間，是以當劉曉波事件開展的同時可以進行實際的測試，從而取得可靠的資料，並寫成網絡報告（註1）。

封閉式管控

根據報告，大陸的信息管控非常嚴格有效，可以說是到了一個密不透風、滴水不漏的地步。一般來說，牽涉到較多人的社交媒體群組功能所受到的管控比一對一的聊天功能所受到的管控更為嚴密。在劉曉波去世後，社交媒體的審查大大加強，任何提及劉曉波的信息都被屏蔽。不管簡體、繁體或是拼音，下場都逃不過被過濾的命運。所謂關鍵詞，也不一定限定在「劉曉波」3個字，也延伸到「曉波」、「曉波+劉」的名字別稱、甚至是「劉老師」一類為網民所創造出來的「代名」。環繞着劉曉波的死亡衍生出不少相關的關鍵詞詞組，也成為被審查的對象。好像「劉霞+軟禁」、「劉曉波+進食困難+出國治療」等詞組也會引發審查。

在劉曉波死亡之前，研究者發現在微信的群組聊天和朋友圈功能內都有過濾圖像的現象，但是在劉曉波死亡之後，圖像封鎖則擴延到一對一的聊天功能。所以，海外不少人互相傳遞的「空櫈」、「蠟燭」和劉曉波的照片都無法在大陸網上順暢流通。大規模的圖像審查應該是很難的，如何可以做到，實在使人驚訝及好奇。無論怎樣，從報告看來，不管是文字及圖像，只要管控者一聲令下，都可以被屏蔽，中國審查技術的發達由此可見一斑。

灌水式管控

以上是封閉式管制的極致表現，適用於特定事件、概念和人物。從中國社會宏觀層次來看，它只是眾多的管控辦法之一，跟其他各式各樣的管控辦法是互相配合和補充的。這裏無法逐一介紹其他管控的方法，只想提及一種相關的社交媒體管控措施。根據幾位哈佛大學教授的研究，大陸在社交媒體管控上主要不是採取屏蔽手段的，反而是冷淡對待批評的意見，集中利用「五毛黨」大量發布有利於建制的言論，談及多種不同的議題，從而冲淡、掩蓋原來的輿論，改變網民的視點和關注的焦點（註2）。這種管控方式的重點不在屏蔽，而是以偽裝的官意衝擊輿論的原生態，我們或可稱之為為灌水式管控。如前所述，封閉式管控及灌水式管控並不互相排斥，可以是並行協作的。

審查的力度和意志

互聯網興起初期，不少學者看到資訊科技的解放性，認為互聯網是不可能管制的，遲早會打破集權國家的封鎖。從劉曉波個案可以看出，互聯網的解放性是有條件性的，而目前的中國並不具備有關條件。相反，我們從個案可以看到，中共擁有非常發達的審查技術，「技術含金量」頗高，可以進行快速、大幅度、細緻的審查。從速度看，它是隨着事態變化而同步實行的。審查是全國性的，覆蓋的是全體國民。雖然有人可以翻牆打破信息封鎖，但是人數畢竟是極少數，而且他們的輻射力也很有限，不足為患。傳統的審查是意念的審查較多，現在的審查已經到了關鍵詞及其相關詞組的層次，其細緻程度是空前的。從組織層面看，中共的信息管控系統還是很有意志力和執行能力的。沒錯，中國社會的意識文化已經隨着改革開放而產生很大的鬆動和變化，不可同日而語；但是表現在政治意識形態和執政穩定問題上，其實變化不大，就算是社交媒體的意見交流都不曾放過。這樣說，中共的信息體制，以至社會體制是否就固若金湯，永不改變呢？證諸歷史，也不能這樣認定，因為社會變革牽涉到多種動因，不完全取決於一時信息控制的成敗。不過，那是另一個更大的問題，不是這裏可以議論了。

註1： M. Crete-Nishihata, J.Knockel, B.Miller, J.Ng, L.Ruan, L.Tsui and R. Xiong（2017）. Remembering Liu Xiaobo. https://citizenlab.ca/2017/07/analyzing-censorship-of-the-death-of-liu-xiaobo-on-wechat-and-weibo/

註2：G. King, J. Pan, and M. Roberts（2017）. How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abricates Social Media Posts for Strategic Distraction, not Engaged Argu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11:3:484-501.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榮休教授

陳韜文 - 結構性新聞審查的陰影

2017年7月20日

【明報文章】同事區家麟博士把他的博士論文改寫成書──《二十道陰影下的自由：香港新聞審查日常》（註）剛剛出版，筆者有幸先睹。由於書的主題跟我一向關注的新聞自由問題有關，而且有新的見地，故以書介的形式在此加以說明一下相關發現。

從自我審查到結構性審查

中共設有意識形態控制和宣傳部門，對傳媒發出指示，規定宣傳口徑，禁止政治敏感話題，結果出來的媒介內容都是消毒過的，沒有異聲反調。這種新聞審查很容易確定，因為當中的管控是明刀明槍的、中央化的、有迹可尋的。相對之下，香港的權力結構正在轉變，而新聞制度也處於拉扯的過渡狀態，新聞審查並沒有中國大陸的明晰可見。

雖然如此，但香港還是有多位學者對新聞審查先後加以研究。綜合來說，自我審查大概是指傳媒為了討好權力中心或因為害怕利益受損而放棄新聞專業的守則及判斷，進而忽略、淡化、扭曲或屏蔽權力中心或許認為敏感的信息。研究自我審查的難處在於審查的行為難於獲得當事人的確認，很多時候要透過案例對比、邏輯推論、環境旁證等方式來考察。

區家麟一書的研究從自我審查的觀點出發，但不以此為滿足，他一方面要追溯自我審查的結構性根源，同時也把自我審查的概念擴寬為新聞審查，並把焦點從新聞工作者自覺的審查轉到日常，看習以為常的新聞制度、規範及實踐，如何客觀上生產出傾向利於建制的信息。他稱這種新聞審查方式為「結構性審查」（constitutive censorship）。在他眼中，結構性審查是潛藏在新聞組織中「無形的手」，不用外力強加，組織成員均視一些行事守則為理所當然，一旦實行，表達的可能性從而受到限制，新聞內容自然偏向權力中心。由此觀之，自我審查是傳媒工作者於結構性審查中，放棄抗衡、選擇妥協的一種結果。

新聞審查二十道陰影

「結構性審查」是本書的核心概念，當中則包含了20種審查表現。區家麟以香港新聞廣播新聞媒體作為考察對象，在蒐集大量資料後，他把有關的審查方式概括成20種「結構性審查行徑」（constitutive censorship practices）。因為有關行徑是無形的框限和禁忌，故他也稱其為「陰影」。這裏不是逐一介紹他的發現的地方，只能舉例一二，簡要說明。

他首先闡述的「第一道陰影」是「不對稱平衡」的現象。平衡報道是大多數新聞人員認同的新聞原則，以此賦予爭議雙方有同等的回應機會。在「不對稱平衡」中，平衡的作用主要在於裝飾，雖然雙方意見都有提及，但是建制一方意見所得的長度、顯著度和輕重安排卻不成比例。第二道陰影是「強力平衡」。這也跟平衡報道有關，只不過是指不需要平衡時卻強作平衡，結果導致真相的扭曲。其他「陰影」尚包括「唯權是尚」、「陰乾滅士氣」、「龍門飄移」、「重劃禁區」、「幼嫩培育」、「邊緣化羞辱」等等。在闡述每一道陰影的時候，區家麟都引述多個相關事例和被訪者的經驗和觀察來說明，可說是娓娓道來，甚具說服力和故事性。

「尋真」才是新聞的目標

在破題及闡述多項結構性審查行徑的過程中，區家麟花了相當的筆墨解構新聞專業意理，尤其是當中對新聞客觀性的質疑。他的解構可以說再一次有力打破一些新聞工作者對中立客觀的迷思。不過，他沒有在客觀性被非神話化後變得虛無，否定一切。他認為新聞的目的旨在尋找真相，不在於有否跟循客觀中立的一些專業儀式。對他而言，新聞客觀性只是尋真的手段，是在最終「真相」尚未發現時，一種暫時過渡的表達。又或有時不涉真假，只涉價值觀，平衡報道才有必要。他所不齒的是有人以客觀中立作為不判斷、不作為的口實，使其淪為新聞審查的暗器，混淆黑白，唯權是尚，把片面的事實幻化為真相的整體。

結語

此書強調新聞審查的結構性根源，無論是從理論概念的整合創新，或是從論述分析的深刻性和系統性來看，它對香港新聞傳播研究的貢獻是重要和可貴的。區家麟是有20多年經驗的資深電視新聞工作者，再花了6年時間修畢博士課程和完成論文。從他的專著可見，他是少數能自由出入於新聞實務與傳播理論的學者和新聞工作者，顯示出令人佩服的思考力、分析力、專注力和努力。這項研究的資料主要來自區家麟與數十位新聞人員的深談以及他多年來親身的觀察，為研究提供了豐富而堅實的實證基礎。自我審查及結構性審查都是比較複雜的問題，但是有關分析在區家麟的筆下顯得條理分明，邏輯清晰，概念與實證互相映照，誠然是理論結合實際的力作。區家麟坦言這是他目前最重要的一本書。我同意之餘，必須加上一句：這也是對了解香港新聞審查、自我審查和專業意理十分重要的一本書。弄清楚這些問題，可以提高我們對新聞審查的警惕，同時激勵我們對新聞尋真的熱切追求。

註：區家麟（2017）《二十道陰影下的自由：香港新聞審查日常》，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陳韜文 - 回歸20年新聞自由今昔變化

2017年6月1日

【明報文章】1997年回歸日那幾天有數以千計的世界新聞工作者雲集香港，見證歷史的交接。我和3位同事把握這千載難逢的機會，訪問了70多位來自8個地區的新聞工作者，並分析了各地區主要傳媒的報道，最後把結果寫成專書。其中一個大家關注的問題是香港的新聞、言論、出版等自由有否前景。我在這裏整理一下當時大家對香港新聞自由的預想，再對比回歸後的真實狀况。

對新聞自由的預期

對香港回歸後新聞自由的估計，可以劃分為悲觀派、樂觀派、審慎悲觀派和審慎樂觀派。雖然各地記者及傳媒對香港新聞自由的估計有內部的差異，但總的來說，來自北美、英國、台灣和本地的記者較傾向悲觀或審慎悲觀，也有好一些是屬於審慎樂觀的。表現得最為樂觀的是大陸的傳媒。

最悲觀的新聞工作者和傳媒在回歸前已認定「香港已死」（《財富雜誌》在1995年曾以此作為封面專題），有人甚至擔心回歸當天晚上一些民主派領袖會被拘捕。當然，這種戲劇性的預期並沒有發生。無論是悲觀派或是審慎悲觀派，他們的判斷主要不是根據當時已發生的事例而作出的，是從中共的歷史和意識形態推斷未來的結果，認為一國兩制只是中共權宜之計，時間將會暴露它的真面目。與此對比的是樂觀的大陸傳媒，它們宣稱一國兩制能為香港帶來更大的繁榮穩定，保證香港生活方式50年不變。審慎樂觀者認為極權的中共在改革開放中已變得務實，對一國兩制不無承擔，新聞自由應留有一線希望。

回歸是中央收權的過程

回歸初年，中央大體上實行「互不侵犯」的對港政策，容許香港「高度自治」，是以香港生活方式沒有什麼改變。有所倒退的反而是受到金融風暴和沙士疫症打擊的香港經濟。大多數人或許預期回歸後的局面會是「經濟繁榮、政治倒退」，現實卻相反，安穩的是政治，倒退的是經濟。可惜回歸的政治蜜月期為時不久。自2003年發生七一大遊行之後，中央一改「互不侵犯」的政策，在香港要「有所作為」，遂逐步介入香港事務。不過，就算到了2007年，中央對香港的干預還不太多太顯，以致《財富雜誌》在同年公開承認早前「香港已死」的判斷是錯誤的。到了2014年，中央便正式發表一國兩制實踐白皮書，對《基本法》加以新的詮釋，縮小香港的自治權。白皮書與張德江回歸20周年座談講話可謂一脈相承，強調中央對香港最終有全面的管治權。

在這些中港關係宏觀政策演變下，關乎新聞自由的事件也此起彼伏，原先對香港新聞自由審慎樂觀的變得較為悲觀，呼應着好一些新聞自由指標的升降。港大民意調查計劃發現，市民對香港新聞自由的滿意程度淨值由1997年9月的68.7下降到2016年9月的6.6，跌幅可謂驚人。「無國界記者」自2002年起每年發布世界新聞自由排行榜，香港的位置由是年的第18位掉落至2017年的第73位，變化同樣令人吃驚。

打擊新聞自由的手段

香港新聞自由面對的主要威脅來自中央和特區政府兩大權力中心。它們擁有各式各樣用來壯大自己的聲音、打擊異聲反調的手段。這些手段包括統戰籠絡、廣告調配、商機控制、批判指摘、入股收購、信息控制、採訪權控制、行政管制、鼓動群眾鬥群眾、執法控告、耳提面命，更包括強力打壓、立法嚴管等等。在九七回歸時，大概只有統戰籠絡、信息控制、耳提面命的手段較為明顯，其他措施則在回歸後才逐步顯露。

香港講求法治，要改變新聞自由狀態，最有影響力的手段自是立法。特區政府在2003年推出《國安法》草案，準備讓立法會通過。不過，在最後關頭，有50萬人上街抗議過嚴的國安法條文和施政失誤，使形勢逆轉，政府最後不得不擱置立法。港人一般不反對為國安立法，所反對的是過嚴的條文，害怕新聞、言論、出版和結社等自由會受到傷害。如今中央政府的對港政策比以前嚴厲許多，港人對23條再立法的擔憂只會更大。

中國國力強大，有權有勢，掌控着龐大的資源，而且打擊異己從不手軟，已成功地建立了一個權力場，使人望而生畏，或加以迎合。在權力場作用下，中央統戰籠絡的手段顯得特別有效，造成傳媒自我審查愈來愈嚴重，向權力中心作不同程度的靠攏。權力中心有時甚至向傳媒施壓，要求改變傳媒的關鍵人事任命，以此加強對傳媒的影響。堅持以監察權力中心為己任的傳媒則受到抽廣告、信息隔離的懲罰。個別傳媒更有時受到發行干擾，使出版發布無法正常進行。

一度高唱一國兩制必然可以保障香港生活方式50年不變的傳媒，回歸後卻以急風暴雨的方式對一些名嘴或意見領袖口誅筆伐，有時甚至不惜以虛擬新聞打擊對手。無論是香港的親中傳媒或是大陸的官方傳媒，不時會上綱上線對港人和香港事務加以批評。這不是對等的討論交流，更多的是居高臨下的批判，是打擊對手的高壓言論。

傳媒的擁有權十分重要，可以說是誰擁有就誰控制。回歸後愈來愈多的大眾傳媒已陸續落入跟大陸資本和權力中心有千絲萬縷關係的個人手中。《南華早報》、無綫電視、有線電視的轉手買賣都可以如是觀之。連無綫電視這樣雄霸香港的傳媒的擁有權也「失守」給國內人士，香港的新聞輿論去向可思過半矣。

銅鑼灣書店事件是回歸後有關港人自由最嚇人的事情。大陸國安人員到香港及第三國把書店成員強行帶回大陸，被拘留盤問、喪失人身自由之餘，在港的出版事業也被毁於一旦。非法越境侵犯港人的自由雖然受到各方譴責，但事件也起了殺一儆百的作用，在社會上產生寒蟬效應。

結語

經過回歸20年的洗禮，當年新聞自由的樂觀派，應該很難在現實中找到繼續樂觀的理由，而悲觀派變得更悲觀之餘，反而有可能慶幸香港的新聞自由尚可爭持20年而未全倒。沒錯，回歸後，香港新聞自由是衰退的20年，但同時也是爭持的20年。當中實有不少新聞工作者、傳媒及公民社會堅持奮鬥的事迹，不容忽視。至於原來審慎樂觀和審慎悲觀的人，大概都會變得更審慎、更悲觀。不過，樂觀一點或是悲觀一點並不太重要，關鍵反而是新聞工作者和社會大眾有否捍衛新聞自由的自覺和決心，因為新聞自由最終是屬於有警覺和願意爭取的人。

（作者按：此文會收錄在「眾新聞」出版的《回歸20年──1997我們都是記者》一書內）

陳韜文 - 公信力是媒體的生命

2016年5月19日 

【明報專訊】傳媒成為新聞主角似乎有日漸增多的趨勢。最近引起較大注意的是百度的魏則西事件和《明報》解僱安裕的爭議。雖然兩則事件發生的社會背景及媒體性質很不一樣，前者是中國大陸網絡平台，而後者是香港的傳統紙媒；不過，它們都是資訊傳媒，所面對的問題都是公信力喪失的危機。我這裏沒有空間同時探討上述兩個案例，只能集中討論因百度所引發的問題。至於明報問題，留待以後有機會再說。

因商業利益而失信

百度是大陸最多人用的搜尋器，公司在美國上市，可算是揚名世界的一個中國品牌。魏則西是主修電腦大學生，因患上晚期滑膜肉瘤而四處求醫，最後接受百度推薦的武警北京市總隊第二醫院腫瘤生物中心所推出一種未經審批核准的療法，付出大量金錢及時間後，最終無效身亡。魏則西生前曾在網上發文指出相關醫院及醫生的言行具有欺詐性，揭露所推薦療法缺乏實質根據，並指出百度是通過競價排位推薦此等醫療信息。事件曝光後，百度受到廣泛的批評，股價暴跌。

百度的股價應聲暴跌是有道理的，因為搜尋器所提供的是資訊服務，而資訊服務賴以生存的就是信譽。世人所期求的信息都是確實可靠的，尤其是跟性命攸關的醫療資訊，更不容得下半點差錯。網絡用戶大抵知道網上信息有真有假，不會天真地以為網絡信息全是真實可靠的。不過，他們對搜尋器還是有預期的，至少希望它們可以把最相關的資訊依受歡迎程度而客觀排列出來，方便查閱。他們不會預期搜尋器因為貪圖利益而暗中改變先後排位，使有問題的網頁排到前面。網頁的受歡迎程度與資訊的可靠性是不能完全等同的，但是歡迎度可以折射出資訊的相關性和效度，因為虛假的消息一般都難以經受時間及人數的考驗，可以長期受到用戶的擁護。百度這次可以說是犯了信息服務的大忌，為了廣告費而不惜把有問題的信息推上最當眼的地方，誤導眾生。有人或者說廣告界有時也是以競價的方式來出賣廣告位置，何以廣告界行之有效的辦法不能移植至資訊搜尋界？那是因為那是廣告，不是以事實為根據的資訊服務，兩者不可相提並論。

有報道說，每年百度從相關醫療集團收取競價排位的廣告收益超過100億人民幣，可見此等收益對百度何其重要。魏則西事件爆發後，百度乃不得不立即作出反應，開展信譽修復工程。在眾多的反應中，最重要的要算是百度接受中國國家網信辦聯合調查組的規定，以後不再採用競價排位，改為以信譽度為主、價格為輔的排序機制，並對所有搜索結果中的商業推廣信息進行「醒目標識」，加以風險提示。這些規定最終能否徹底執行，能否保持信譽，一切仍然有待觀察。不過，官方及百度的快速反應暫時為事件的損害止了血，為百度的復原爭取了時間。換了有真實競爭的社會，百度備受的壓力將數以倍計。我們不難想像，若然谷歌還可以在大陸運營，百度能否保有今天獨特的地位，實在叫人懷疑。

因政治壓力而失信

百度以競價排位來處理醫療信息，但是如何處理政治社會的資訊的排位問題則未見提及，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事實上，政治社會信息也有一個如何排位的問題。比如，文革是歷史問題，牽涉到事實及解讀，如何排位才符合相關性和客觀性的要求？有關網頁如果不是競價排位，是否按權力代表性來排位？如果是，這是否符合資訊客觀性要求也屬疑問。透過歡迎度來排位未嘗不是一個可行的辦法，至少會比權力排位的方法更為客觀可靠。為什麼沒有人質疑權力排位的機制？很有可能是因為這是一個結構性問題，是官方霸權構成的一部分，被視為理所當然、質疑不得。此外，錯誤的政治社會資訊所產生的影響並沒有醫療信息那樣立竿見影，對人民健康及福祉不會造成即時可見的惡劣影響，所以社會的反應一般不會太大。

大陸所實行的是集權體制，所謂事情的真相很多時候由黨國來決定，權力愈高者愈有發言權，而傳媒歸黨國掌控，是當權者的喉舌。因為權力有至高無上的重要性，所以在大陸，傳媒的公信力很多時候跟權力代表性混淆在一起，因此民眾在評價傳媒的公信力時多把代表中央的機關傳媒奉為前列。在他們心目中，公信力不一定是指傳媒的可靠性和客觀性，乃是指傳媒的權力代表性。其實，權力代表性和公信力不一定對等。換了是自由開放的社會，以上兩者的分野就會變得較為明顯。好像香港大概沒有人懷疑《文匯報》及《大公報》作為中央平台的代表性，但是它們是否擁有很高的公信力則是另外一個問題。事實上，它們在歷次傳媒公信力調查中的排名都相當低，因為市民所考慮的主要是它們提供信息的客觀性、可靠性及效度。

公信力跟權威不應混為一談

與此相關的另一案例是《人民日報》最近發表一「權威人士」的經濟分析，認為大陸的經濟在相當一段長時間不會急速反彈，反而會是「L形」橫行，引起市場一陣慌亂。人民日報是中共中央的機關報，其權威代表性沒有什麼懸念，現在加上「權威人士」的稱號及當眼大篇幅的展示，更沒有懷疑此名人士的權威性。但是這次「權威人士」的登場是否意味人民日報公信力的上升則有疑問。這次人們似乎較以往更相信有關分析，恐怕主要不是因為什麼「權威人士」，而更重要的是因為人民日報一反常態，對中國經濟不是一味唱好，反而是唱淡，因而為有關信息增添了幾分可靠性及客觀性。我們可以想像，如果此「權威人士」一如既往繼續唱好，社會大概不會把它當作如何一回事。由此可見，公信力跟權威的代表性是有所區分的，不應混為一談。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研究教授

陳韜文 - 政改臨危 再看民意

2015年4月9日

【明報專訊】香港沒有民主政治，有的是民意政治。回歸前後，民眾的利益都是透過民調、社會運動、示威、請願和輿論等民意渠道表達，形成了頗有香港特色的民意大合唱。

民意調查是發掘民意的社會分佈最有效的辦法。它有科學的學理基礎，也能經受實踐的考驗，是世界通行的一種民意檢測方式。雖然如此，建制派不時仍然攻擊民意調查，質疑調查的動機和方法，甚至懷疑何以從區區幾百人的樣本可以推論出香港數百萬人的看法。不過，凡事皆有例外，當民意對自己立場有利的時候，建制派也會推崇和擁抱民意。大半年來，特區政府常常把民意掛在嘴邊，呼籲泛民順從民意而投政改一票，由此可見一斑。

政改無疑是兩年來最困擾港人的議題。中央政府、特區政府和建制中人紛紛走到台前，為人大的政改框架鳴鑼開道，保駕護航，甚至動員大量群眾上街吶喊助威。與此對應的是泛民及公民社會，除了慣常的街頭示威抗議外，更因為政府以圍堵和催淚彈對付示威者而觸發雨傘運動，促成了香港爭取民主最激烈的民意表達。雨傘運動最後因為運動的領導不知進退，曠日持久，公民社會內部分裂，以至喪失主流民意的支持，造就政府藉禁制令而使佔領告一段落。

究竟經過雨傘運動的衝擊之後，市民對政改的取向如何？這是重要的，也是使人好奇的問題。我們學院有幾位同事——蘇鑰機、李立峯、李少南和梁永熾——自去年8月起委託中大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先後進行5輪追蹤式調查，探討政改民意的動向。首輪調查在佔領運動之前進行，繼後有3輪在佔領期內進行，而最後一輪是在佔領之後的3月初進行。有關調查一般做法及結果，可參考有關的新聞稿及文章（註）。

我想在這裏借用他們的調查結果（見表）回顧一下民意在佔領運動前後的變動，至於箇中具體的成因，則非本文所能探討。當然，本文的觀點只是我個人對調查的閱讀，有錯誤的當然是自己負責。

在佔領前第一輪調查時，主張否決政改方案的為53.7%，主張通過的有29.3%，彼此相差24.4個百分點。當佔領運動在今年3月告一段落後，主張通過和否定分別為40.2%和46.9%，相差為6.7個百分點。由此可見，經過半年的街頭衝突後，最終主張否定的比例仍然高於主張通過的，但是運動前後主張通過的增加了10.9個百分點，而主張否決的則減少了6.8個百分點，使彼此的差異縮小。如果我們以半數（50%）算，主張否定的略佔優勢，離半數只差3個百分點。

如果我們比對香港政改民意關注組委託嶺南大學做的民意調查，它們發現傾向接受「袋住先」大概多於半數，表面上跟這個調查所反映的傾向相反。為什麼如此？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很可能是因提問方法不一所造成的。中大調查的問法，同時有提及投票權開放及候選權限制的問題，而其他調查的提問多只提投票權問題，是以產生上述差異。至於問法應否提及候選權受限制的事實，那要看調查者認為調查應否反映現實中的爭議焦點。我們知道，一直困擾政改的問題不在投票權，而在候選權是否公平的問題，所以兩者並提是符合現實的選擇。

雙方民意差不了太遠

中大調查的數字顯示，經過佔領運動後，有不少市民認同政改方案的安排（40.2%），而同時有更多一點的人（46.9%）寧願只要坊間所提的「真普選」。由此可見，真假普選的問題已經進入香港的集體思維，不少人更對此更有所執著。何謂真普選？我有一個內地朋友在看到中大校園學生掛的「我要真普選」的長幡時，也有此一問。她是涉港的研究人員，尚且搞不清楚，其他國內官民可以思過半矣。順便一提，所謂真普選，是指投票權和候選權要同時公平開放的選舉制度。這個定義，大概符合國際標準，也就是建政前中共《新華日報》常常所標榜的民主原則。

政改已近尾聲，雙方民意差不了太遠，誰也壓服不了誰。官方已多次申明政改的人大框架不會改變，而泛民也公開重申屆時不會通過根據人大框架而制定的政改方案。從雙方強硬的立場看來，除非中央及特區政府有一些超常的手法或智慧，民意才有可能有戲劇性轉變，迫使一些泛民轉投贊成票，否則，政改方案很有可能遭立法會否決。

當此政改大局底定，與其寄望於意外結局，反而更值得我們多想的是後政改民意政治的發展態勢，因為民意在後政改時期仍將扮演重要的角色，仍是市民爭取民主之所寄。中央和政府有的是權力、資源和宣傳機器，經佔領一役，對如何影響及塑造民意，心中應有更多的盤算。反觀泛民及公民社會，好像還沒有從佔領運動回過神來，還沒有充分總結過去，未能提出後政改時期的路向和策略，難免使寄望民意政治的港人焦慮。

註：蘇鑰機、李立峯、李少南、梁永熾〈政改民調的9點總結〉，載《明報》2014年12月19日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 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座教授

陳韜文 - 中港政治傳播的新格局

2015年2月27日

【明報專訊】中港政治傳播的格局近年起了很大的變化。

說格局已變，首先是指中央政策的改變。中央一向標榜的是「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河水與井水的和平共處。到2003年大遊行之後，中央決定在香港要「有所作為」。到了今天，一國兩制白皮書已成了政策的新焦點，所強調的是一國優先，強調中央擁有香港全面管治權，強調中央對自治程度的絕對界定權。一言以蔽之，中央要積極多方面介入香港，加強對香港的管控。

一國壓倒兩制的政策

由於政策的改變，中央也動用各方面的資源左右中港的傳播互動。同屬中央直接或間接控制的媒體，好像央視、《人民日報》、《環球時報》，它們不時議論香港事務，有時更上綱上線，實行政治批判。這種公然對香港事務的批評取態，在幾年前是匪夷所思的。本來傳媒有它們報道評論的自由，不必大驚小怪，但是在中國的體制下，傳媒都為執政黨所擁有及控制，是以應該把它們的言論看成是黨國官意的一種表達。

除了國內媒體外，中央還有一批專家和學者可以用來製造輿論。香港講求法治，不少發展問題都也牽涉到《基本法》的演繹，所以上述法律專家學者可以在輿論戰中大派用場。中國的法律專家學者多有官方背景，其意見多是官方取向的反映和折射。與此有關而較引人注意的是今年成立的全國港澳研究會，其會長由港澳辦前副主任陳佐洱出任，副會長則為香港中央政策組前首席顧問劉兆佳。從組織構成及過往言論看來，研究會應該是中央統戰的延伸，旨在加強中央在輿論戰中的地位。

中國大陸公民的聲音在中港政治傳播中的作用並不重要。就算是網絡言論，如果是政治敏感議題，個人的言論也會受到禁止。更根本的情况是網民受制於官方傳媒的屏蔽和單向報道，對香港事務缺乏直接全面的了解，難以產生什麼獨立的民間意見。在針對境外問題上，大陸輿論向來以官方取向為馬首是瞻，一致對外。如果中央認為必要，民間意見也可以動員起來，造成泰山壓頂之勢。不過，目前，只調動官方輿論已夠香港消受了，沒有勞師動眾的必要。

傳媒代議功能的弱化

在中港政治傳播中，香港是處於弱勢的。首先，香港最有組織和龐大的政治力量就是特區政府，它本來應在高度自治的範圍內維護和爭取香港最大的利益的，但是它隨着中央政策的收緊和受制於中央與地方的上下關係，特區政府愈來愈無法顯出它對「高度自治」的政治擔當。在中港政治傳播的格局中，特區政府已成為中央的延伸，連相對自主的聲音也變得弱不可聞。

另一股有組織的政治力量是各政黨及議會。由於選舉制度的規限，無論是議會的構成或是政黨的規模，建制的力量都佔盡優勢。所以中港有任何政治矛盾，建制派都是與中央和應的多，鮮有表示異議。他們跟附屬中央的專家學者的言論差異不大，最大的差異只在於彼此的身分不同，前者是京人，而後者則是港人，但是在立場上，彼此也是內外和應的。

香港的新聞傳媒眾多，本來十分多元化，起着一定的代議功能。不過由於擁有權的轉變，加上中國恩威並施，絕大多數的傳媒在政治上已程度不一地向中央靠攏。就算是傳統標榜獨立客觀的傳媒，已不得不對壓力作出回應，調整領導人事安排及報道言論方針。一直困擾傳媒的自我審查問題，原來是偶發和默默地進行的，現在已變成半公開的新常態。香港更有一些打着本地身分而起着中央喉舌作用的官方傳媒，即是傳統所謂的左派傳媒。它們的言論究竟是民意，還是官意，明眼人是清楚的，但是在運作上，卻又為中央及特區政府所挪用，被視為香港民意的一部分。

公民社會的內部分化

香港的公民社會頗為活躍，有不少民間團體在遇到重大政治問題時都會公開發聲，甚至以社會運動的方式爭取。2003年大遊行可以看成是公民社會自救和爭取權益的重大動作。不過，公民社會在中央和建制勢力的經營下，已呈現出兩極分化的現象，在佔領運動更是表露無違。民主派有不同較為激進的組合，建制派也有不少極端的小團體；民主派有數以十萬計的人參與的「公投」，建制派也有龐大的簽名運動。公民社會的大分化削弱了爭取民主的聲勢，再加上支持民主的公民社會及民主黨派的內部矛盾不斷，民意更互相消耗，因而壯大了一向缺乏道德力量支持的建制派言論。輿論領袖方面，多位名嘴先後被轟，最後離職倒台，而坊間的學者及社會評論員也多方受壓，雖然在輿論上奮力抗衡，但在長期的輿論車輪戰消耗下，疲憊之情已溢於言表。

大局已定下的持續抗爭

中港的政治傳播並非一定是對立的，只不過因為彼此對民主自由等重要價值的看法有基本上的差異，是以不時以對立的形式出現。在雙方對壘的情勢下，中國有統一的領導，有效調動傳媒機器和輿論機器，使人覺得上下唱和，內外呼應，造成壓人的聲勢。反觀香港，權力中心已然受命於中央，傳媒多已向建制靠攏，逐步放棄了它們的代議功能，加上公民社會內部分化不止，民意相互抵消，而整個社會在中央權力震懾之下，現實主義興起，言論界有陷入沉默螺旋之勢。〔註：沉默螺旋，the spiral of silence，維基百科的說明：如果人們覺得自己的觀點是公眾中的少數派，他們將不願意傳播自己的看法；而如果他們覺得自己的看法與多數人一致，他們會勇敢地說出來。而且媒體通常會關注多數派的觀點，輕視少數派的觀點。於是少數派的聲音越來越小，多數派的聲音越來越大。〕

但是，如果我們以為港人從此靜默下去，這也是不切實際的，是過分低估了中港之間的差異以及港人對理想的堅持。中港兩地的觀念、文化、價值和利益多方面都有重大的差異，這是必須承認的，否則中央也沒有大搞什麼「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必要。港人作為一個整體，尤其是年輕一輩，還沒有到願意放棄自治理想和利益的時候，我們可以預期爭持仍會持續，而中港政治傳播的格局也會受到觸動而進一步演變。

陳韜文、李立峯 - 佔領運動新組織形態初探

2014年11月10日

【明報專訊】佔領運動一爆發，如果我們是誠實的話，大概都會驚訝於佔領運動的規模和形態。我們一向關注社運與傳媒的關係，覺得佔領運動很可能是香港的社運的一個分水嶺，值得加以探究。目前，我們所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現場問卷調查、訪談和現場觀察。整個研究還在進行，這裏想報告的是現場調查一些初步結果。

抗爭主體是年輕的有生力量

我們在佔領運動發生後首個周末，即10月4日及5日，進行了現場問卷調查研究。由於人手安排上的限制，我們只能在一個佔領地點現場調查，選擇的是金鐘。抽樣方面，我們指示學生助手在佔領區內依指定路線行走，然後訪問行走時身邊經過的每第10位參與者。參與者自行填寫問卷。兩天的訪問共收回969份完成了的問卷，回應率為95%。

受訪者中56.9%為女性，79.4%具大專或以上的教育程度，但只有20%是現時的大學生，受訪者的平均年齡為27.7歲，25歲或以下的佔48.8%，26至40歲的佔42.9%，41至60歲佔7.4%，61歲或以上的只有0.8%。自認為屬於「中層或中產階級」的有47.5％，自認為屬於「下層或基層階級」的有48.9%，自認為屬於「上層階級」的只有3.6%。值得留意的是，自認為屬於「下層或基層階級」的參與者比例，較過往一些大型遊行集會為高。例如筆者二人在2003到2007年間做過多次七一遊行現場調查，自認為屬於「中層或中產階級」的比例在57.2%至70.7%不等，自認為屬於「下層或基層階級」的只有27.6%至41.2%（註）。但是次調查結果卻有點不一樣。而且，是次調查已經是在理應較為中產的金鐘佔領區進行，若加上旺角，自認為屬於基層的參與者比例很可能更高。

朋輩相互自發動員

在接受訪問的時候，大部分受訪者都已經參與過多天的佔領活動，其中只有11.2%是首天參與，36.4%參與了2至3日，30.5%參與了4至5日，18.3%參與了6至7日，3.5%參與了8天或以上（基本上即是每天參與）。所有受訪者中亦有25.9%有試過通宵留守至少其中一個佔領地點。另外，不少參與者會到不同的佔領地點活動，受訪者中41.1%在之前幾天有到過旺角，39.4%有到過銅鑼灣。

我們在七一遊行研究中已經指出，香港社會的大型遊行集會，是靠香港市民自發動員的，其中一個指標，就是市民極少是跟自己所屬團體或組織參與活動的。在2003到2007年的七一遊行現場調查中，「與自己所屬團體一起到場參與」的比例只有1.8%至4.7%。今次調查中指自己試過與所屬團體一起參與的有8.8%，明顯地比以往高一點，但仍然是一個很低的數字。何况，佔領運動持續多時，試過在其中一兩天跟自己所屬團體一起參與不足為奇。相比之下，大部分參與者主要是跟自己認識的人一起參與，試過跟朋友一起到場的就高達80%，試過跟同學或同事一起參與的分別為41.9%和19.5%，試過跟配偶或家人一起參與的分別有18.4%和18.6%。

另一個自發動員的特點，是運動參加者較少認同運動組織者或其他社會政治組織和團體的動員和號召對他們的參與決定有很大的影響。表一顯示了是次調查的相關結果。當被問及參與今次佔領運動的原因時，以5分量表來回應（1代表非常不重要，5代表非常重要），95.4%認為爭取無篩選的普選重要或非常重要，92.2%認為爭取公民提名重要或非常重要，95.7%認為為保障香港的自由重要或非常重要。當然，參與者強調運動的目標和理念是正常的情况，但值得留意的是同意增加運動聲勢為重要或非常重要的參與原因的受訪者也有69.8%。相比之下，認同「響應同支持學聯」和「響應同支持學民思潮」為重要參與原因的受訪者，只有32.3%和32.9%。由於現場參與者始終以年輕人為主，認同「響應同支持佔中三子」為重要參與原因的受訪者只有14.7%。

自發性組織的領導與協調

當然，今次佔領運動跟以往的遊行集會的自發運動也有不一樣的地方，其中一點是參與者的參與和表達方式可以很多元化，在佔領區內，每位參與者都可以嘗試做一些個人或小組的行動，以至參與到運動的組織和協調工作之中。絕大部分參與者都有試過主動邀請他人一起參與是次運動，「試過一兩次」的有39.8%，「多次」的有41.8%。18.3%的受訪者就曾參與有關運動方向或者策略的討論，36.3%曾參與運送物資或維持秩序。同時，參與者在網絡上的行為，亦可以被視為他們參與運動的方式之一。在調查中69.1%的受訪者有通過轉發運動、媒體或運動支持者的資訊和文章在新媒體平台上（互聯網、社交媒體或手機群組）澄清有關運動的謠言。59.6%的受訪者有試過在新媒體上回應自己認識的反佔中人士的言論，24.1%的受訪者有試過在新媒體上回應自己不認識的反佔中人士的言論。

另外，今次運動亦出現了自發動員會否令運動失去領導甚或失控的討論。我們在調查中亦問到受訪者對自發行動的一些看法。以5分量表來表達，如表二顯示，同意或非常同意「自發行動的重要性是令運動更加純粹」和「自發行動的重要性是防止運動被騎劫」的有68.9%和62.2%。同意或非常同意「自發行動的缺點是令運動失去焦點」的只有36.8%。不過，也有50.7%的受訪者同意或非常同意「自發行動的缺點是令運動失去領導」。

幾點總結

從樣本的人口特徵可以看出，佔領運動參與者的主體是年輕一代，平均年齡為27歲，其中包括學生和更大量受過良好教育的社會在職青壯年。以集會高峰時期計算，參與者數以萬計，而認同他們的民主訴求以至佔領行動的大眾則佔青年人口中的大多數。簡而言之，他們所代表的是香港年輕一代中的有生力量，如果政府與中央以他們作為假想敵，那麼就是與整個香港未來一代為敵，這絕不是為政者所應為的。

運動的參與有一個發展的過程，在佔領運動中有不少人是隨着事態的發展而參與的。受訪者中只有小部分是每天都在佔領區的，不過表示第一個星期之內有參與4天或以上的超過半數。這個數字算是很高的，顯示出參與者對運動的執著。當然，時間可以磨損鬥志，運動現在已經出現疲態，但是從參與者早期的執著行為看來，他們堅持之心不可低估，在尋求解局方案時應該充分考慮在內。

動員模式方面，佔領運動很大程度是自發的。即是說，因為組織動員而來的只佔少數，絕大部分是因為認同爭取公正的普選的目的而跟朋輩一起參與。總體上，這種自發動員模式跟七一的動員模式是相近的。不過，有些地方可能因為運動號召的團體不一，而抗爭的目的和手段也不完全一樣，所以自發的具體表現也有所差異。比如，現在因為學聯和學民扮演較大角色的關係，運動參與者跟同學一起參加的比例就比七一遊行要高許多，同時表示是為了聲援而來的也有不少。

如何領導一直是自發性社會運動要面對的問題。因緣際會之下，學聯、學民思潮和佔中三子往往被認為是佔領運動早期的領導者。不過，從調查可以看到，因為響應他們的號召而參與的比例不算高，尤其是佔中三子。事實上，有三成的受訪者認同學聯和學民思潮的號召而來，這在香港的政治生態中已算是不錯的反應。雖然如此，很明顯的情况是佔領運動一開始就缺乏強而有力而為各方認同的領導，有的是相對分散的多中心領導。

社會運動要有效運作，不管它是多麼自發，它都要解決組織、協調、決策、執行各方面的問題。佔中運動的組織形態是從運動動態中演變出來的。運動中的個人往往是就個人的認知和判斷而向朋輩圈子通傳、交流、號召，而這種交流又跟別的朋輩圈子重疊，互相轉發，最後產生較大範圍的共同認識，甚至轉化為較多人一起進行的行為，達至自發運動中的協調作用。現在有三成左右的受訪者承認他們有參與物資運送和維持秩序，比例算高。但是這種交流的方式是民主有餘，對解決好像物資供應、人流指引等或是有效，但是對較複雜的商議和決策的作用則有待觀察。

有一半的受訪者就認同缺乏領導是自發運動的一個缺點。當運動變得眾說紛紜而曠日持久時，運動的方向感就會減弱，如何走下去自是一個迫切的問題。佔領運動也要面對同樣的挑戰。沒錯，自發動員和多中心的分散領導方式有利於運動純粹性的建立，有利於爭取社會大眾的信任，使人相信運動不會為利益集團所騎劫。但是，社運要有效應變，就算是標榜自發的佔領運動，也必須要制訂建立共識的機制，從而制訂應變策略，並有效執行。搞組織不是浪漫的事情，但似乎是社運所必須的，佔領運動也不能例外。

註：這裏及以下提到的七一遊行研究結果，見Francis L. F. Lee and Joseph M. Chan(2011). Media, social mobilization and mass protests in post-colonial Hong Kong. London: Routledge, Chapter 8.

作者陳韜文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座教授；李立峯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陳韜文 - 限制查冊打擊資訊自由

2013年2月20日

【明報專訊】新聞自由是香港公認的核心價值，一直為港人所珍惜。不過，自回歸以來，有關香港新聞自由的評價，每况愈下。根據無國界記者組織公布《世界新聞自由指數2013》，香港的全球排名為58位，相對於2002年的第18位，下滑了40位，已落後於台灣、日本及韓國等亞洲國家及地區，跌幅可算驚心動魄。

新聞自由倒退的最主要原因是業界因權力中心的統戰及震懾而進行的自我審查，其次是政府以行政手段收緊資訊發放及阻礙傳媒採訪。最近政府推出《公司條例》附例，試圖限制傳媒及市民查冊的權利，這是以立法方式收緊新聞自由及資訊自由的舉措，令人倍感不安。

香港一向享有公司查冊的自由，新聞工作者借此得以揭露官員以至個別人士蒙騙欺詐、利益衝突和逃避董事責任等不當行為，有效發揮他們監察政府及社會的功能。根據新的法例建議，董事登記冊所刊登的將只是董事的通訊地址及局部身分證號碼。由於香港同名同姓的情况甚為普遍，加上所報地址不是個人化的住址，董事身分的核實將變得甚為困難。新聞界最講求的是資訊的準確性，對具名的指控不得不小心謹慎，是以修例等於是廢了傳媒大半的武功，使偵查報道難以進行。新聞自由的前提除了資訊發放的自由以外，也有賴於資訊是否可及。只有確切的董事身分資料，新聞調查才不致淪為無米之炊，傳媒才能順着新聞線索而追尋到底。

事態十分嚴重

新例對新聞自由的打擊可以從新聞界強烈的反應得知。在政府透露限制查冊建議後，香港多個新聞團體和1700多名新聞人員及新聞系師生同心一氣隨即登報反對，無論是從人數及反應速度看，事態無疑十分嚴重。

政府或者看到強大的業界反彈，繼而放出新聞傳媒可以獲得豁免的消息。不過，豁免傳媒並不能使人釋懷。首先，在新媒體衝擊下，傳媒生態已經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媒體與非媒體的邊界已經模糊，個人媒體有時也帶有大眾傳媒的屬性，傳媒正在被再定義之中。如果政府一意孤行，將來關於傳媒定義的爭議一定此起彼伏，相信政府屆時又會陷於輿論壓力而後悔莫及。說到底，新聞自由是指個人在製作、發布和接受新聞的空間，試問政府如何能只顧傳統傳媒而剝奪市民應有的個人權利呢？

保護私隱大概是提出修例最主要的出發點，並以此作為平衡知情權的根據。法律無疑有時是不同權利之間平衡的結果，但是私隱在這次立法中的平衡作用並不顯著。限制查冊的附例不但關乎新聞自由，也與具更廣意義的資訊自由有關，並關乎公共利益的實行。公司是社會組織，董事有其責任承擔，去向也關乎社會公眾利益，應有恰當的透明度，是以董事身分私隱的重要性實在難以相提並論。如果一定要說平衡，私隱要與知情權、新聞自由、資訊自由和公共利益放在一起對比，才能恰如其分地加以定位。

香港一向奉行查冊自由，運作良好。國際上，連新加坡那樣新聞保守的社會也採取開放的態度，更不要說與其他較為開明的西方國家比較。資訊自由，保障公民的權益，是世界共同的趨勢，哪有現在特區政府欲走回頭路、逆潮流而動的道理？無論是為了保護我們的知情權，或是為了香港的國際聲譽，我們希望特區政府從善如流，不要畫蛇添足，以新例限制查冊，進一步侵蝕香港社會最所珍惜的新聞資訊自由。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座教授 

政府為何懼怕真正公共廣播？——陳韜文、馬傑偉訪談錄

2009年9月27日

【明報專訊】由政府於○六年一月委任公共廣播服務檢討委員會起，到最近公布維持香港電台作為政府部門的地位不變的決定，剛好是「三年○八個月」。

三年○八個月的時間，足夠香港走出抗日戰爭的陰霾重見天日，卻無法讓公共廣播服務多走一步。

行政長官曾蔭權說，政府的決定是港台新的台階。翻查資料，早於一九八四年二月，當時的港督尤德會同行政局委任了一個「廣播事業檢討委員會」，該委員會其後於八五年已明確建議把港台改為一個獨立的公共廣播機構——請問二十多年後特區政府的決定，對香港公共廣播的發展來說，新在何處？

政府部門的運作，本身已經與公共廣播的理念和實踐格格不入，這亦是港台多年來所面對的桎梏。眼看「檢討多年得個桔」的現實，香港公共廣播服務，

在「三年○八個月」後的日子又會如何？

■陳﹕陳智傑

■馬﹕馬傑偉

■文﹕陳韜文

特區政府「三違反」

陳﹕經過三年○八個月的檢討，特區政府決定讓香港電台繼續以政府部門的模式運作，以此作為香港日後的公共廣播服務。你們的看法如何？

馬 ﹕我最大的保留，是政府為其決定文過飾非。政府部門的運作，本身已經與公營廣播的理念和實踐存在很大矛盾﹕無論是由行政長官委任、就港台運作「提意見」的顧問委員會，以至按公務員系統操作的人事任命，都可謂是防止港台失控的板斧；但如今卻被政府美化為是香港人的意願，又指「香港電台維持政府部門地位」的決定是基於市民的「集體回憶」。這些解說，未免太過牽強。

文﹕政府這次的決定，可說是三違反﹕

一、違反了公共廣播機構的基本原則﹕獨立的組織架構、獨立的資源、與獨立的人事編制；而政府部門的運作，根本便違反了作為公共廣播機構的基本原則；

二、多年來的公共論述、民意調查，以至由政府所委任、由廣播業界資深人才組成的公共廣播服務檢討委員會，都認為香港需要有一個獨立的公共廣播機構；政府如今把多年累積民意置之不理，是為第二個違反。

三、港台工會多年來都爭取把港台轉型為獨立的公共廣播機構。雖然他們要求有明確的出路，但這出路並不一定是公務員的身分——他們只是要求有充足的製作資源；但在公共廣播的議題上，港台的內部意見，是希望港台成為獨立的公共廣播機構，但現在連這個也違反了。政府指維持港台作為政府部門地位是「三贏」，但實際上是「三輸」。

過去十多年來，港台的地位和運作一直惹來爭議；回歸後，有「愛國人士」動輒對港台的表現指手劃腳，不滿港台作為政府部門去監察政府、批評政府、成何體統？這些問題如今只會周而復始地再次發生。

政府維持港台作為政府部門，反映政府很怕事，寧可維持舊路、力求避免爭議、不惜留下一個將來可以侵害香港電台獨立性的機制，也不願按香港社會發展的需要而敢於踏前一步、推出公共廣播的政策。港台仍舊是政府部門，沒有獨立的人事權，也沒有獨立的財政權，更設立了由特首委任的顧問委員會，隱藏了一個可能讓政府加以影響港台的渠道。

什麼是港人的「集體回應」？

馬﹕政府無魄力、無承擔、無勇氣回應香港公民社會的發展，更為自己這避忌的決定自圓其說，我有點反感。公共廣播便是要為政治和商業壓力設下屏障，讓公共廣播機構代表公眾發聲。早期的香港電台，是覆述由政府新聞處提供的消息，作為一個發布政府資訊、解釋政令的部門；其後才感染了英國廣播公司有關公共廣播的理念和傳統，而蛻變出現在的機構文化。如是，香港人所希望保留的「港台品牌」，所指的是什麼？這絕不是政府現在軟性推銷的「集體回憶」，而是港台的獨立言論。

文﹕政府之前有不少言論，都試圖打擊港台；但當有了這次的決定後，便把港台的歷史和功能言過其實地美化了。政府以「香港人的集體回憶」的辭彙，把港台作為港英殖民政府宣傳工具的部分、官僚運作的部分，以至浪費公帑的部分也一併合理化，藉此理順自己決定維持香港電台的政府部門身分。

在香港出現回歸問題前，港台作為政府宣傳部門的成分仍然十分之重；港台相對自主獨立的組織文化，是自八十年代起建立起來，並於社會產生力量。這些力量與香港市民的支持息息相關、亦奠基於香港社會發展到需要有獨立的聲音為民請命、監督政府的處境——這些才是造就了香港電台那「公共性」的元素。

馬 ﹕香港人所認同的「港台品牌」，是港台相對獨立於政府的機構文化，但這機構文化卻沒有制度性的保障。香港人逐漸覺得港台有公信力，是基於認同上述的機構文化，以及其所表現的多元聲音，而不是因為認同香港電台是政府部門。如今政府說香港人喜歡「港台品牌」，然後便移形換影地指香港人認同港台作為政府部門，這是一個詭辯。

我不認為香港有很多人會認同港台早期作為政府新聞處延伸的角色。政府把香港電台過往服務港人，給為港人所認同的「公共」機構文化，作為保持港台作為政府部門不變的理由，是違反事實。港台近數十年的歷史，很明顯地是逐漸轉變，才能有今天的機構文化和媒體內容，從而獲得香港人的認同；而公共論述的方向亦很明確，是希望港台繼續因應時代發展而轉變。

部門制約磨平創意稜角

陳﹕把港人對港台的肯定詮釋成維持港台繼續作為政府部門不變的決定，故然是偷換了「集體回憶」的概念。能談談政府部門的操作，對建構公共廣播的機構文化有何影響？

文 ﹕縱然在公布決定這敏感時刻，政府似乎亦不諱言會對港台的運作有所設限。政府雖然明言港台有編輯自主，並把權責放在廣播處長，不過處長乃由政府任命，他能否續約，以至任命的條件和權力來源，很明確地都是來自政府——這與公共廣播的運作截然不同。故此，雖然明言港台有編輯自主，但肩負編輯自主使命的廣播處長，於方方面面都受政府影響，其獨立性也成疑問。

馬﹕這點很重要。政府願意和港台訂立約章確保後者的編輯自主，這是值得肯定的。但編輯自主的使命，很難寄託在由政府任命，屬於政府體系的廣播處長。現在編輯自主這個「波」便要悉數交到港台的職員身上，視乎職員們的道德勇氣，依靠港台的機構文化來維持專業價值和操守。另一方面，維持港台編輯自主亦交了給公眾輿論監察﹕每當港台的編輯自主在公眾眼前出現異樣之際，便由輿論壓力企圖修正。

不過，輿論監督和機構文化的力量，始終不及把香港電台作為獨立於政府的公共廣播機構這制度性的保障。所以，將來政府與港台之間的約章，十分重要。

文 ﹕沒錯，約章是一個值得留意的環節。此外，港台的人事權最終控制在政府手上，這是對港台獨立性威脅的主要所在，對港台機構文化的影響力自是不容忽視。如今政府的建議，更為港台增多了一個顧問委員會；其組成及權責，很難不會對港台的操作有所影響。首先，委員會成員由特首任命，政府的影響力已經十分明顯；其二，假如政府為求平衡社會不同聲音，把委員會成員的組成平均分配給不同的政治勢力，其後果則往往會把港台內部帶有尖銳、稜角的創意「中立化」﹕不同政見人士的論爭在顧問委員會內互相抵銷，結果最終給港台的意見很可能都會是一些「中立」、無關尖銳政見或爭議性的主題，以至是乏味的路線。把公共廣播機構對社會發展的批判性，以及港台現存的創新性「中立化」，絕不是我們所希望的。

總而言之，顧問委員會的設置，為政府提供了一個新渠道，向港台發揮一些不應該出現的影響力。

馬﹕這已經不是社會所希望的公共廣播。公共廣播是應該免受政治勢力的施壓，但這委員會給我的預感，將會是各路政治勢力向港台施壓的平台。如果委員會將來對港台的運作具有影響力，對港台節目的創意和批判性，將有影響。這點公眾有必要正視。

事實．觀點﹕誰定分界？

文﹕公共廣播機構以至任何媒體都不應迴避一些敏感和富爭議性的社會議題和觀點，才能發揮傳媒監察社會的功能。我留意到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劉吳惠蘭公開表示，從沒要求港台不可以批評政府，但又指批評一定要基於事實，而不是一些觀點，更不是一些揑造或偏頗的意見。 [Vic：行政長官曾蔭權說，「政府的決定是港台新的台階」。不知道這是基於什麼事實？算不算是「揑造或偏頗的意見」？顛倒是非黑白的政府謊言，大家都聽得完全麻木了嗎？如果真有拔舌地獄，曾先生以及他的spin doctors，將來一定會在那裡重聚。]

不過問題是，事實是如何構成的？事實可以依層次和角度而有不同的描述和不同的詮釋。那根據什麼樣的事實才算是有事實根據的批評？此外，觀點對公共論述的建構也是很重要的，如果由政府強令港台禁止所謂純粹的觀點，那是強港台所難，根本是不能執行的。况且，大多數人的意見都是有一定現實基礎的，只是多寡而已。

馬﹕劉吳惠蘭的言論並無必要。在傳媒業界和新聞界，尊重事實、不能憑空揑造無中生有乃基本常識；一旦有傳媒機構犯此「天條」，被人指證，則例必要道歉認錯，予以澄清。

如果劉吳惠蘭的言論不是指這些基本常識，那另一番解讀便是她在針對一些觀點。

文 ﹕這便涉及言論自由的問題。不能憑空揑造，是新聞和廣播從業員的基本常識，任何傳媒中人犯這錯誤都會被千夫所指。劉吳惠蘭認為不能以「觀點」對政府作出批評，是對「事實」這概念理解不清﹕大多數人的觀點，多多少少都有若干的事實、假設和前提。如果要仔細地區分「事實」和「觀點」，確切執行劉吳惠蘭的言論，幾乎是不可能實踐的，更會涉及言論自由的問題。

不過，劉吳惠蘭這番公開的言論，讓人感到是給予港台一些行事標準。然而在言論自由下，社會是應讓不同的意見和觀點，在公共空間自由發聲，百花齊放，自由競爭。

馬﹕劉吳惠蘭的言論，似乎對言論自由的理解有點過時。有些觀點，例如泛民總辭、對同性戀的看法、品味的點評等，我們能如何界定它們是否有事實根據？

文 ﹕劉吳惠蘭是把「報道自由」的要求應用於「言論自由」的領域，把兩者混為一談。我不知道她的言論是個人意見，還是有政策意圖。不過，如果要嚴格區分觀點是否有事實根據，並要求港台予以執行，那便十分危險例如﹕我相信吳志森一般都會就一些事實來發表言論，但問題是他覺得充足的事實，在政府官員眼中是否也屬於事實，是否構成足夠的事實？觀點的說服力有高低之分，但區分的權利應由傳媒及市民大眾擁有，沒有理由讓政府搶佔。

官營公共廣播如何走下去？

陳﹕無論如何，港台作為政府部門提供公共廣播服務，差不多已經是既定事實。那麼，香港的公共廣播，又或者更貼切的講法是「官營公共廣播」，應如何走下去？

文﹕政府最好能返回檢討公共廣播服務委員會報告書內的建議，尊重公共論述的意願，籌組獨立的公共廣播機構，提供全面的公營廣播。不過，政府如今的決定並不能滿足這要求，故我們要討論的是在這現實的局限下，盡量做到理想的公共廣播。

馬﹕政府欠缺對公共廣播發展的承擔，實在不應該繼續美化自己的決定。社會有必要確保在政府的「鳥籠」下，如何讓港台這隻「鳥」不致被困死？

第一、政府願意和港台訂立約章，明言確保其編輯自主，這是好事；公眾要討論的，是如何使這約章為港台帶來更多制度性的保障；

第二、設置顧問委員會根本是架牀疊屋，多此一舉﹕現在各社會團體已經有不同渠道向港台反映意見；况且，政府對顧問委員會的構思也令人費解﹕與港台既沒有從屬關係，但廣播處長又不能忽視其意見。

文﹕假使政府決心一定要設立顧問委員會，則這個委員會的重要使命應該是﹕

一、保障言論自由

二、確保港台享有真正的編輯自主

三、加強港台對本身人事安排的決定權

四、維護港台於財政上的獨立性。其他啟人疑心的使命應該省略。

馬 ﹕這個委員會的存在目的，應該是作為保護香港電台免受政治和商業財政壓力的「防火牆」，讓香港電台這政府部門，能夠有一個「類公共廣播」的制度保障，而不是插手港台管治、讓不同政治力量可以影響港台。如是，則這個委員會的成員，應該是在社會上有公信力，並對公共廣播有貼近民意的理解，貼近國際主流對公營廣播的理念，負責監察防止香港電台變為政府部門的功能，以繼續維持其公共廣播的社會角色。

什麼人答

陳韜文（中大新聞及傳播學院講座教授）

什麼人答

馬傑偉（中大新聞及傳播學院博士）

什麼人問

陳智傑（博士生）

文 陳智傑

編輯 梁詠璋

後記﹕公共廣播與香港

【明報專訊】早前社會掀起了一鼓「反無綫電視」之風﹕上至總經理下至前線記者都忽然被厲聲責罵。姑勿論那些批評是「基於事實」，或只是「一些觀點、揑造或偏頗意見」，但清楚不過的是，主流民意絕不願看見香港的傳播事業被政治或商業力量過分地左右；而民眾對傳媒機構出現「疑似」政治歸邊，又或商業壟斷的「屈機」行為，已累積了相當不滿的怨氣。

更重要的，是香港社會在回歸後，民主發展前途未卜，社會發展方向未明的情况下，實在需要一個相對免於政治操作和商業市場壓力的公共空間，讓我們共同思量願景，深入反思這城市的論述。公共廣播未必是一個完美的制度，但最少是香港社會值得一試的選擇﹕嘗試透過獨立的公營機制，建構一個具全民性、公共性和包容性的公共空間。

香港已於回歸前錯失了一次建構公共廣播的機會。如今，歷史又再次重演。對某些政治勢力而言，他們或許贏了；然而肯定的是，香港又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