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柱銘 - 醉翁之意不在酒 人大釋法不在「獨」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11月16日

中共治港者只加了兩個字，就完全推翻了一國兩制。

上周一，人大常委會就《基本法》第104條，規定特區主要公職人員宣誓之條文，進行釋法。

目前，公眾注意力大都集中在釋法是否具有追溯力上，擔心不單梁頌恆和游蕙禎會被褫奪立法會議員資格，還有多位非建制議員也可能會被秋後算賬而失去議席。梁頌恆和游蕙禎因而成為眾矢之的，但一如筆者所說，所謂的「港獨」問題只是人大釋法的藉口，魔鬼委實隱藏在細節中。

是次人大釋法末段提到：「《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104條所規定的宣誓，是該條所列公職人員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其香港特別行政區作出的法律承諾，具有法律約束力。宣誓人必須真誠信奉並嚴格遵守法定誓言。宣誓人作虛假宣誓或者在宣誓之後從事違反誓言行為的，依法承擔法律責任。」當中最大的問題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中，加插了「及其」二字，變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其香港特別行政區」，換言之，宣誓不單是對特區作出，也是對國家作出，故宣誓效忠特區亦延伸至效忠國家，以致所有曾宣誓的特區主要公職人員，不僅要受到特區法律的約束，就連內地相關法律也要遵守。

釋法當天，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香港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在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新聞發佈會上的說法，更加擺明車馬。他強調104條「規定的本質就是政治效忠問題，要求法定公職人員政治效忠是天經地義的事情」。104條所規定的擁護《基本法》，最根本的就是要堅持和擁護「一國」，即堅持和擁護香港是國家不可分離的部份。他明確地指出：「大家看這個條文，在講特別行政區之前明確寫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效忠特區本身就是必須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如果說效忠特區而不效忠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質上就是把香港特區視為獨立於國家之外的政治實體，明顯違反一國兩制的方針和《基本法》」。

由此觀之，在人大釋法後，回歸以來的歷任特首、所有主要官員、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各級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都因曾依法宣誓擁護《基本法》及效忠特區，而需承擔特區，以及內地的法律責任。一旦「被」認為作虛假宣誓，或在宣誓後作出違反誓言的行為、沒有效忠國家及特區的話，除了會遭到特區相關法例檢控，更可能會被內地司法機關起訴。

其實，是次釋法跟2014年國務院發表的一國兩制白皮書，可說是一脈相承。白皮書將法官及司法人員納入為必須「愛國」的「治港者」，「對國家效忠」，而且履行職務時，要「有利於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並「接受中央政府……的監督」。而是次釋法則進一步明確地以白紙黑字說明，包括法官在內的特區主要公職人員，已宣誓效忠國家及其特區，並更需為此承擔香港和內地的法律責任。這樣特區還有司法獨立可言嗎？而法官審理涉及國家利益的案件時，又該何去何從呢？

是次釋法絕對是後患無窮，除了一下子就把特區的行政管理權、立法權及獨立的司法權，一併架空，更是把一國兩制及高度自治全面摧毀了。可見釋法的目的根本不只是要褫奪兩位「港獨」議員的資格，故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日前也指，不相信會有大批議員會在人大釋法後，被司法覆核而失去議席。因為是次釋法根本是為了落實白皮書，實現中央對香港所擁有的「全面管治權」。

李柱銘 - 十二個醜陋香港人 The Shameful Dozen

明報   2015年10月6日

上周二，港大校委會否決任命港大法律學院前院長陳文敏為副校長，會後，港大學生會會長兼校委會本科生代表馮敬恩召開記者會，透露部分校委會議中不接受陳文敏出任副校長的理由。

馮敬恩此舉隨即遭到校委會主席梁智鴻公開譴責，認為其做法徹底無視校委會的保密守則，並指將開會討論是否懲處他。此外，親共人士和媒體，尤其是本年初發起批鬥陳文敏的《文匯報》與《大公報》，均齊聲抨擊馮敬恩，呼籲校委會必須追究洩密並懲治。

筆者絕對支持馮敬恩今次的決定。他為了公眾利益與知情權，經過權衡輕重後，本着良心與良知，冒着被罰的風險，作出了毫不容易的正確決定。而更叫人欣賞的是，他沒有暗地裡以「消息人士」的方式，鬼祟地爆料給傳媒報道，而是光明磊落地站出來披露資料，並同時表明願意接受懲處，其做法絕對可嘉。

無奈，既然《文匯報》與《大公報》已經成功令港大校委會否決陳文敏的副校長任命，因此，縱然保密守則並沒有明文規定罰則，但馮敬恩也極有可能會遭到懲處。不過，筆者認為馮敬恩毋須擔心，因香港有良知的人都是跟他同一陣線的，其彰顯公義的事，一如他批評投反對票的校委時所言，歷史必會記住的。

世風日下，兩份親共報章便已能夠左右港大副校長的委任，相信往後特區將有更多人事任命亦會受其影響。是次事件中，港大十二位「尊貴的」校委，居然甘心情願地做盲從附和的奴才，徹底令港大蒙羞。幸好，港大還有馮敬恩這位勇敢、具承擔的學生代表，致力堅守港大的百年聲譽。作為港大舊生，筆者以他為榮！

李柱銘 - 又要等埋大律師？

明報   2015年9月1日

去年十月，公民黨成員曾健超參與佔領行動期間，被七名警員抬離至添馬公園一暗角毆打，過程更被傳媒拍下，在電視上重複播放，但律政司至今卻仍未決定是否提出起訴。律政司長袁國強周前解釋，指要等到獨立英國御用大律師所作的公正、公平建議後，才會決定下一步行動。

上月，曾健超入稟申請司法覆核許可，要求警務處長公開涉案七名警員的身份。縱然早有報章將有關資料曝光，不過警方仍拒絕，並聲稱該錄影片段在遠處拍攝，環境非常暗，並不清晰，「我們只見到黑色人影在做一些事，但不知他們是誰」。而法庭最終決定批出司法覆核許可。

其實，早在事發翌日，警察公共關係科高級警司江敏強已表示，投訴警察課已確認七名當晚處理及拘捕示威者的警員，並將他們停職。換言之，律政司若提出起訴，控方是有充分證據證明，當時參與毆打示威者的七名警員身分。雖則控方主要證人受害者曾健超，被毆打期間曾倒地，故可能無法清楚辨認出有份毆打他的警員，不過，按照普通法下「共同計劃」（Joint Enterprise）的原則，七名警員如一同干犯刑事罪行，即使各人所擔當的角色不同，但他們如按照共同的犯罪計劃或協議行事，則各人均屬有罪。共同犯罪的協議毋須正式，亦可以在一時衝動之下達成，而法庭可從各人的行為而推定是否存在協議。刑事罪行的共同罪責的重點，在於每一被告人均有共同的犯罪意圖，並藉其所擔當的角色（不論角色多大或多小）達到犯罪的目標。

由此觀之，袁司長究竟還要等什麼呢？

吳靄儀 - 馬丁「真」「傻」

明報   2013年4月15日

《明報》頭版頭條大幅報道李柱銘願意接受篩選機制，條件只是要泛民能「入閘」為候選人，令人大吃一驚。我的第一個反應是，莫非我眼花看錯？但看到譚耀宗大讚馬丁「務實」，就知道我沒弄錯，錯的是馬丁。果然，不旋踵，馬丁已公開認錯道歉，也是大篇幅報道，他自認「老貓燒鬚」，缺了午睡，精神不集中所致。我想起西諺「Homer nods」——古希臘史詩作者荷馬，慧眼能看盡歷史興亡、洞察神人交戰，他也有打瞌睡的時候，何馬丁李柱銘？

我很尊敬馬丁，但從來都不是因為他不會錯。事實上，他的頭腦靈活，意見和計謀多多，但不是每一條每一種都行得通，跟他並肩作戰的人都很了解，從不把他的每一句話都當做金科玉律，而是抱「小心求證」的態度去對付他的「大膽假設」。這次走漏了，出了這個洋相，我不但不覺得是災難，反而覺得這正好反映民主無「大佬」，馬丁錯了就是錯了，歪理不會因為大人物所說而變成對。原則關節，不會為尊者隱。

事實上，我最敬佩馬丁的正是他的「真」與「傻」，說得文雅點，就是他的赤子之心。他不會轉彎抹角說些似是而非的話，不像有些人，生怕說錯而寧願緘默。馬丁說錯了就即時更正自己。他沒有怕失面子這個觀念，剛相反，他有很強的責任心有錯要公開改。當然，更基本的是他心中只有為民主盡一切努力，全情投入，急民主所急，這正是「賽先生」和「德先生」的精神。

當年五區公投，馬丁認為要做，就不管民主黨反對而公開支持。後來，華叔說服了他五區公投有問題，他就馬上打電話給我們叫我們重新考慮。那時我的《A45報》號外都印好了要派，但我認為不爭朝夕。我說：馬丁要我們停一停，想一想，有什麼大不了？於是押後一星期，然後照派。那時反而馬丁想通了，五區公投是要做的。民主路上，我們需要像馬丁那樣真與傻的人，遠多於怕錯怕死瞻前顧後的聰明人。

佔領中環對談系列：漫漫民主路只差一步──李柱銘要做第一被告

星期日生活   2013年3月17日

【明報專訊】生命的軌迹是如此奧妙。一九八○年代中，洋名馬丁的李柱銘四十出頭，已是御用大律師，行內地位崇高，能到其律師樓實習，年輕人趨之若鶩。馬丁當時還被中國政府邀請擔任基本法草委，來實習的精英要幫手鑽研起草事宜。馬丁記得，芸芸年輕人中有一個「賓仔」（Benny），這小伙子實習兩年就回到校園，其後發表學術文章，師父看完也忍不住批評：「這賓仔，觀點會否太溫和。」

賓仔後來結婚生仔，在大學做副教授，還以為會平淡到老；這邊廂，馬丁起起跌跌。回歸後，他領導過的民主黨，由香港第一反對黨，變成人人喊打的「賣港黨」。二○○七年就北京奧運撰文希望美國關注中國人權，更被扣上「漢奸」帽子，其後，馬丁退下立法會火線。有年輕人覺得，馬丁老了，不合時宜。

那邊廂，蟄伏多年的賓仔，今年初提出「佔領中環爭民主」，喚醒四分五裂的泛民，大家像冬眠已久的百獸，躁動起來，「賓仔」一時風頭無兩。這天師徒再遇，恍如隔世。馬丁老懷安慰，讚「賓仔」叻仔。徒兒出頭，馬丁卻不敢邀功，形容戴耀廷不是「我這些老人家可以栽培出來」，相信是時勢夠嚴峻，逼出人的良知。戴耀廷卻沒有忘本，說馬丁教他的不是法律，而是做人，為民主打拼多年，要堅持，要有heart。

戴耀廷和不同人物對話，這天最寬心。踏進師父位於金鐘的律師樓，原木書櫃、整齊的法律書，一切如同昨日。熟悉的味道，把戴耀廷帶進時光隧道，看到稚嫩的自己，曾經懵懂，美好感覺如潮湧，忍不住說：「好耐無上過嚟啦！」馬丁笑意盈盈上前迎接，握着的手久久不放開，還取笑徒弟：「以前就賓仔，今日應該叫賓哥，還做了名教授！」兩人甫坐下，旁若無人話當年。

戴耀廷輕鬆得很，望着馬丁的眼神，是信任和敬仰，有點像看着自己的父親。兩人互相慰問健康狀况，近日風塵僕僕的賓仔瘦了十磅；馬丁近年割了膽，亦瘦了十五磅，他抽緊身上的西裝褸，讓記者看腰間的虛位。馬丁鼓勵徒弟：「瘦些好，走路快一點。」

戴耀廷現在步伐慢點也不行。提出佔領中環後，北京迅速回應，先有俞正聲的「愛國愛港論」，再有人說特首要先過「篩選」這一關。馬丁估計，官方將拋出的特首篩選機制，不只要篩走泛民，還要篩走「多餘」的建制：「他篩完出來只會有兩隻，一定係兩隻，就算（建制）陣營出第三隻他都喙低你。因為他要穩定。這兩個（候選人）就會甘心情願做奴隸，做完奴隸之後還會很開心，稍為有點不甘心已經不可以。」筆者問：「像唐英年便不夠甘心？」馬丁同意，眾大笑。

現在人人詮釋《基本法》，鍾意又加個「愛國愛港」，忽然又加個「篩選」，大家似乎忘記，講《基本法》，馬丁才是權威。一九八五年開始起草基本法，馬丁是少數參與的法律專家，他曾說，當時開會真正知道發生什麼事，沒打瞌睡的只有幾個人。在馬丁極力爭取下，香港今天能沿用普通法，終審庭設在本地不在內地。

馬丁說，基本法起草原意，普選一定是合乎國際標準，一人一票的直選。他記得，一九八七年鄧小平接見他，宣布香港五十年不變，若不夠，再給五十年。他理解是：用五十年時間，讓內地追上香港。故此民主制度亦是香港先行，內地跟着改革：「現在用了共產黨思維控制香港，走歪路，行錯晒，不是港人治港……那班人現在說的東西，和鄧小平藍圖背道而馳。若鄧小平仍在，會逐個拍他們兩巴掌。」

馬丁指鄧小平早已定義「愛國者治港」是什麼，一九八四年見港方代表時解釋：「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複行使香港主權，不損害香港繁榮和穩定。」如此寬鬆標準，泛民全是「愛國者」：「現在是我們擔心他們搞壞了香港繁榮穩定，我們緊張過他們！誰不是愛國者呢？在立法會講粗口罵中國人的大狀，就不尊重自己民族啦。」他笑道。

戴耀庭認真說，現在內地官員反應，反映他們需要一個「很高的安全系數，不只對自己沒信心，對港人亦沒信心。」這場談判，其實已經開始。戴形容，對方的「篩選論」和「愛國愛港論」是開出一個「高價」；雙方就各自開「盤口」，泛民這邊底線是符合國際標準，而「篩選」和「愛國愛港」肯定不符。

筆者問，有港人已泄氣，認為「預咗共產黨不會讓香港普選，有得投吓就接受。」馬丁勸勉港人，認命前要試多次：「這個時候，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撫心自問，是否願意為香港做一件事，即使我看不到民主，我也希望兒子看到……我們是否願意為下一代做一件事，不一定會成功，但不做就一定失敗。」為人父的戴深感認同，他家裏有三個化骨龍。馬丁的兒子阿祖，現今也是大狀。

馬丁說，這次不是與共產黨對着幹，只是希望國家信守承諾：「你寫了一張cheque給我，唔該你兌現。張支票發出，已經bounced了一次，現在看來，又會再彈票？唔該你大佬，放些錢進銀行，兌現張cheque，只是這樣。」

李柱銘一直沒表態是否參加佔領中環，今次在徒弟面前，矢志參與：「大家即時反應係，我會唔會參加？我到現在也沒說會參加。但我可以告訴你，如果今次我不參加，我臨死時候會想：『點解你個衰仔那時沒有去？你為民主做了這麼多努力，為何這一步這麼重要的時刻，為何你不去？係咪？死都死得唔眼閉。』」

李柱銘是資深大律師，業內講究論資排輩。他在一九七九年成為御用大狀，大律師公會年資排名表中，他位列全港第一。由他說，因理念而犯法有其合理性，擲地有聲：「法律是重要，但不是最重要，法律之上還有一個Natural Law（自然法），尤其是民主這些大題目。」

馬丁多年爭民主也用合法手段，今次為何破例？他說，因為一直看到希望，然則現在無希望？「現在不是沒希望，是我們要自己給自己希望，我們不能期望別人給我們希望。」馬丁舉例，二○○三年他內心覺得廿三條立法一定通過，但面對記者提問，還是口硬表示有抗爭餘地，終於皇天不負有心人，廿三條被逆轉。戴耀廷聽到師父那句「自己給自己希望」，用力點頭。

兩年前，民主黨走進中聯辦，被斥「賣港」，黨運自此下滑。自九○年一手創辦民主黨前身港同盟的李柱銘，前後當了十多年主席，非常痛心。他形容，今次不會再重蹈當年覆轍，因為有佔領中環「這招」，令議員不用再落入試煉。他解釋，若歎慢板，到政府推出方案，推出有篩選特首選舉，讓市民一人一票從建制派選擇。那末，民主黨會面對兩難：一係接受篩選但市民有得普選，若否決則只剩下現時小圈子選舉。

上次教訓是，民間來不及反應，議員莫衷一是。但今次佔領中環計劃一早發炮，公民社會迅速凝聚民意，支持議員企硬。現在何俊仁願意辭職，馬丁讚「做得好」，運動就會一步一步啟動。馬丁打比喻：「這招好比武俠片裏的高手，擺隻手在你背脊，將內功輸入，他就好打些。」戴耀廷笑說：「願意為民主付出的市民一齊發功，過啲氣畀泛民議員。」筆者續問，不會再發生二○一○年政改情况？馬丁說：「是，那一次是take it or leave it，民主黨就中計了。」

在馬丁口中「中計了」的，包括戴耀廷，戴當時是普選聯成員，支持與中央談判。馬丁不留情面批評，學者那次「被騙」，之後對方就「不理睬你」。戴小聲道：「就是那時這樣，才令到現在連學者、民主黨也要想佔領中環。」

馬丁語重心長說，父親多年前教誨過他，跟共產黨交手要小心。馬丁父親李彥和與共產黨有淵緣，年輕時留學法國，與周恩來是同學，抗日期間是國民黨將軍，內戰時亦保護過共產黨員。一九四九年後李父舉家南下，周恩來多次派人來港希望李父回內地工作，惟李父搬家迴避，寧可做平民。

馬丁回憶八五年任草委時，父親擔心他太單純，曾勸喻他：「共產黨想利用你，什麼也給你，要錢給錢，要女人給女人，要權力給權力。到你無利用價值時，不但擲你落地，還要踩你，我老竇跟我這樣說。你看，現在劉夢熊就是例子。」大眾爆笑，但馬丁一臉認真，他說，當時向父親解釋，知道被「利用」，但仍希望為港人爭取丁點民主法治，自知機會渺茫。李父聽罷，知道兒子沒錯放希望，才安心。

李柱銘一生試煉甚多。一九六○年代，他初出道，接了一宗左派工會人士被警察誣告藏毒官司，官司大勝，有人邀請他訪京，說要讓他成為「愛國大狀」，他婉拒。八○年代，他受北京重用，擔任《基本法》草委，還有人跟他說，回歸後要讓他做律政司長。李柱銘在人生路上，多次可以向共產黨靠攏，但他不為所動。及至八九六四槍聲一響，李柱銘辭任草委，上街抗爭，自此成為中共眼中釘。

六四後，他和司徒華籌組支聯會。一九八九年六月七日，原定舉辦全港悼念大遊行，早上收到消息，有人看到一車車紋身漢向鬧市商舖擲玻璃樽，為安全計，支聯會決定取消遊行。馬丁預視，佔領中環會有類似被「滲透」情况。兩師徒就此討論。

戴：所以誓言書要強調這是非暴力，先要做好多工夫去講，不斷解說，不斷強調非暴力……

李：但你預咗他一定會出橫手，打茅波。他故意令你變成暴力，然後醜化你。

戴：即係佢滲透下去……

李：甚至這些是香港人，是民主派的人，好熱心的，這些人領導都可以……

戴：現在我們要有公信力。

李：變咗旁邊的人做暴力，我們應該捉住他，叫他不要搞！他可能打我，我也沒法，但至少我可以做證人，知道這條友搞嘢，不屬於我們的人。

戴：我們事先講明，你一用暴力，就已經不是我們運動的一部分。

李：有人會說，你這些濕濕碎，沒用的，要流血才可以，我會呼籲你要流血就去搞另外一個運動。

戴：或者流血就流自己的血，甘地就是這樣。

李柱銘說，願意為民主付出「絕對」代價。他不是口爽爽，他有track record。六四後，他成為「暗殺名單」第一位，警方曾拘捕槍手，搜出紀錄李柱銘行蹤的筆記，主腦至今仍在逃。馬丁形容暗殺事件教訓他：「隨時要準備上天堂，做每件事都可能是最後一件事，希望為正義而做。」今次佔領中環，馬丁說，願意被吊銷牌照，更希望自己成為「第一被告」，有需要更會自辯。戴笑說，不少偉大的演詞都是來自公民抗命，建議馬丁預先草擬。身為虔誠教徒的馬丁說：「不用起草，到時就可以，the holy spirit will give me guide（聖靈會帶領我）。」

馬丁願意「去到盡」，卻建議戴耀廷放寬要求，讓多點市民參與。戴表示，近日已修正計劃，開放選擇，堵路者可自行選擇自首認罪／打官司／不主動自首／做圍觀者支持／合法支援等：「現在是，各人計算自己代價。我明白每人有自己選擇，若你仔細老婆嫰，又認同我們理念，可以選擇支援。我希望最終仍有一班人願意去到盡，承擔罪責。自首亦不是為癱瘓警署，而是向自己和社會交代。」

七十四歲的李柱銘若向徒弟傳授「內功」，可能是面對抹黑的心法。多年來，李柱銘就香港議題向歐美國家游說，被指「勾結外國勢力」，北京奧運他撰文希望美國關注中國人權狀况，被指「漢奸」。徒弟戴耀廷這陣子被愛國報章天天點名，指他搞政治鬧劇，勾結外國勢力，被反對派無形之手操縱，甚至搬出他和李柱銘的師徒關係大書特書。

馬丁安慰徒弟：「這些壓力會習慣，第一日是好辛苦。」戴無奈地苦笑：「我還在適應中。」馬丁回憶，那時被稱為漢奸，有記者訪問他：「我說，舒服晒！那記者問點解，我說，漢奸已經最衰啦，還有更差嗎？」師父這種阿Ｑ精神，似乎也感染了戴耀廷。近日網民改圖，把戴耀廷的頭黏到西遊記的唐僧身上，稱他為「歪理法師戴教獸」，旁邊還有豬八戒何俊仁，馬騮精黃之鋒，沙僧長毛。戴懂得幽自己一默：「那幅圖好好玩。」

有人說，佔領中環太「知識分子」，但戴耀廷卻說了個故事，早前他去理髮，髮型師跟他說：「戴生，我看了你的佔領中環，我都去。」洗濕了頭的戴耀廷嚇一跳勸他：「你想清楚好喎，可能要坐監。」誰不知髮型師向他曉以大義：「我想為兒子做一些事，就算坐監也好，可能是一個榮譽，希望可以有普選。對個仔有交代，老豆都為你付出過。」髮型師、戴耀廷、李柱銘，背景迥異，畢竟同為人父，想下一代有個更好的將來，心態終究一樣。

文 譚蕙芸

協力 林茵

圖 李紹昌

編輯 梁詠璋

李柱銘 - 自取其辱

明報   2013年2月26日

回歸前，許多港人因不願被中共管治而紛紛移民，但他們縱已取得外國國籍，成為該國公民，卻仍會謹記自己的中國根，絕不會出言侮辱中國人。

上周一，民建聯司法及法律事務副發言人馬恩國，以香港專業人士協會副主席身分，在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會議上發言。當日，他在會上跟梁國雄議員爭辯，態度非常囂張傲慢，除了譏諷梁議員沒有大學學位，更再三強調自己在澳洲取得大律師資格、是專業人士。此外，聲稱又愛中國又愛澳洲的馬恩國，還公然以粗言穢語辱罵梁議員：「你連××中國人也不是（you are not even a fxxking Chinese）。」

一個執業大律師居然在公開場合如此失態，可說是令整個業界都因而蒙羞。而當日主持會議的政制事務委員會主席，正是民建聯主席譚耀宗，但他卻明顯對黨員的不是視若無睹。

譚耀宗當日主持會議時，聽到馬恩國「爆粗」，理應按《議事規則》，要求馬恩國收回其粗口言論並道歉，否則，就把他逐出議事堂。然而，譚耀宗當時卻沒有這樣做，事後他就事件接受訪問時，居然還表示不認同「a fxxking Chinese」是侮辱中國人，聲稱「我唔覺得係要上升到侮辱中國人咁高嘅層次」。

譚耀宗此言顯然是掩飾其失職，並偏袒、包庇黨員。其實，按政界慣例，一旦牽涉到黨友在公開場合的違規行為，主席處理時，理當更挑剔，甚至吹毛求疵，藉以展現其大公無私。今次，民建聯固然是希望事件能不了了之，但立法會及市民一定要追究到底，務求令譚耀宗向公眾作出交代，以及清楚地解釋一下，何以他認為「a fxxking Chinese」並非侮辱中國人？

李柱銘 - 政協是中共統戰港人的工具

明報  2013年2月5日

上月中，香港律師會會長葉禮德獲委任為廣東省政協委員，成為首名於在任時接受委任的會長。零八年，時任大律師公會主席的袁國強也曾接受委任為廣東省政協委員，及至去年他獲委任為律政司長，才辭去政協職務。

毛澤東曾說過：「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主要法寶。」根據政協官方網站資料，政協全名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正是由中共所領導的人民愛國統一戰線組織，簡而言之，就是統戰組織。而中共統戰的要義，就是找出最大矛盾（即敵人），並拉攏所有其他人將之孤立、邊緣化，在最大矛盾消失後，便會再用同樣的手段，對付次矛盾，接下來，就到餘下的矛盾，一層一層的攻擊，直至所有矛盾都被消滅淨盡，剩下一言堂。

由此觀之，政協根本就是中共排除異己的工具。說起工具，大家可能仍記得月前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邵善波，在立法會回應議員質疑中策組淪為政治工具時，他回應指：「我們接受市民的人工，我們就要服務這個政府，我們就是政府的工具。」這位「左王」的說法，正反映出政協所扮演的角色。

作為政協，便須遵守和履行政協的決議，換言之，要跟中共同一口徑。近年來，中共不斷衝擊特區的核心價值，尤其針對法治。港人都期望大律師與律師會致力捍衛司法獨立和社會公義，然而，公會主席與會長竟辜負市民期望，甘心情願淪為中共的政治打手。

至於其他接受委任做政協的人士，是否知道自己已成為中共統戰港人的工具？

蘇賡哲 - 施恩和負義的故事

2012年12月18日    溫哥華星島日報

一個美國故事：德州的克雷斯開車到荒僻地區，在大風雪中，汽車死了火。正在惶恐時，有人騎馬經過，看到他的窘境，便用馬幫他緩緩將車拖回鎮上。克雷斯感激之下，拿出一筆錢答謝那人，但那人婉拒了，並且說：「你不用答謝我，但希望你在別人需要時，也這樣幫助他。」

克雷斯承諾這樣無條件助人，只要求受助者在別人需要時也出手義助。後來，他主動幫了很多人，全都不求報答，只要求對方承諾以同樣精神義助別人。有一次，他被暴發的洪水困在一個小小的孤島上，水漲得很快，形勢危急。幸而有個年輕人奮勇下水相救。他感謝這位青年，青年說：「你不用感謝我，只希望你在別人需要時，也這樣幫助他。」

另一個香港故事：練乙錚先生學成回港，曾擔任過政府「策士」，辭職後一直是評論界一枝健筆，還出版了一系列叫好叫座的專書。但他年輕在華仁書院求學時，雖然成績很好，家境卻極貧困，想去外國留學而完全沒有經濟條件。校長知道這情況，告訴他有一位早年畢業的校友可以幫助他。結果，練乙錚依照校長指示，見到素未謀面的李柱銘，李柱銘給了他一大筆錢，並且說：「這筆錢你不用還了，只希望你將來事業有成時，用它去幫助同樣需要的人。」

練乙錚在文章中提及這件往事。有學者因而訪問李柱銘，李柱銘說：他以前也沒有錢去讀香港大學，是余叔韶大律師給予資助的。余叔韶告訴他，錢不必還，只希望他將來遇到需要幫助的人時，同樣無條件幫助他。練乙錚就因此受惠。

這兩個故事你可能聽過了。我之所以被故事深深觸動，是因為不久前碰上的另一個故事：W教授是我研究所時期的同學，H老師對他很好，介紹他去一所知名大學授課。H老師也曾在這所大學教詩詞曲習作。不料，W教授非但沒有感謝老師的提攜，反而在課堂上百般詆毀老師，嘲諷老師到非常不堪地步。

這也算了，W教授還老著臉皮，向同事以至學生告貸，而且數目不菲。一般來說，大學教授雖然不能憑薪資成巨富，收入卻非常穩定，生活不成問題。很多人有此想法，不介意借錢給他應一時之急。可是，他從不還錢，過了承諾還款期很久，也毫無動靜。追得急了，他竟然說：「你不懂得去法院告我嗎？戇居。」
由於債主太多，高等教育界圈子又狹窄，W教授終於站不住腳離港他往。但在新環境中，他又重施故技，惹得罵聲四起。

和余叔韶、李柱銘以至克雷斯這種人間暖流相比，W教授只能用令人心寒來形容。人心不同，猶過於天壤雲泥。

如果用理性來分析，一個人有能力幫助別人，大多數情況是他已有所成就，受助者回報給他，意義當然遠不如不回報而施助於有需要的人。但能這樣想的施助人不多，尤其在中國人中更少。

我說過，中西文化一大分別是：西方文化乃義之文化，講應做就去做，即為所當為。因此加拿大有些慈善機構要求義工簽署文件，表示自己知道做義工於受助對象無恩，只是做自己認為應該做的事。中國則是恩的文化，講求知恩報德。既然要回報，就只向有關係的、相識的人施恩。因此，一百多年前赴華長期傳教的史密斯(A.H. Smith)在《中國人特性》中就說：「對溺水的人不予營救，令在中國的外國人大為吃驚」，百多年後更令跳下水救人的外國人吃驚的是，他救了人上岸，留在岸上的鞋子、皮包給人拿走了。

李柱銘 - 不要再釋法！

明報   2012年12月18日

上周，傳媒爆出律政司在提交終審法院的外傭居港權上訴案的書面陳述中，請求終審法院考慮向人大常委會尋求澄清九九年釋法的效力。曾在上任時承諾盡量不會提請人大釋法的律政司長袁國強，強調是次只是請求終審法院考慮尋求人大釋法，故希望市民對終審法院的法官有信心，交由他們處理此問題，並表示政府此舉絕非向法院或任何司法人員施加壓力。

筆者認為終審法院的法官，當然懂得如何處理無理要求。而按《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三款，法院只會就《基本法》有關中央管理事務和中港關係的條款提請人大釋法，外傭居港權案並不涉及這兩個範疇，故律政司根本沒有理由請法院考慮提請人大釋法。而政府此舉，等同是「擺法院上枱」，逼法院為他們解決政治難題。

香港法律界對釋法的看法向來相當一致，就是釋法會嚴重破壞香港的法治。事實上，在所有奉行普通法法制的國家，都是只有法院才擁有解釋憲法和其他法律的權力，無奈對中共來說，釋法就如尚方寶劍，可讓他們任意增減、修改《基本法》條文的原意，因而不肯接受和尊重普通法法制的特點，硬要透過《基本法》賦予人大常委會解釋法律條文的權力，埋下傷害法治的伏線。

作為香港的法律界人士，大家都抗拒釋法。袁國強身為律政司長，理應捍衛香港法治，致力游說中央以其他方法如修改《基本法》來處理問題，但他卻竟然倡議人大釋法。

既然明顯所託非人，那港人珍視的法治，就只能靠我們自己來捍衛，大家要一起站出來，清楚地對釋法說不！

李柱銘 - 梁振英先生，我不再稱呼你做特首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12月5日

梁振英寓所僭建的醜聞已糾纏將近半年，由於他以大話冚大話來逃避責任，使到風波越鬧越大。

記得今年三月特首選舉論壇上，梁振英曾如此抨擊唐英年居所的僭建：「你嘅僭建問題，唔係單純嘅僭建問題，而係公開咁向市民講大話，隱瞞你嘅僭建問題。直至到有傳媒圖文並茂咁刊登，你先出嚟老老實實承認，你隱瞞僭建呢個事實。」

事實上，梁振英對僭建的隱瞞，絕對更甚於唐英年。借用梁振英的說法，他是一而再的「公開咁向市民講大話」，「隱瞞……僭建問題」，一次又一次侮辱市民大眾的智慧，堅拒「老老實實承認」自己「隱瞞僭建呢個事實」。

始自去年四月中，一眾高官先後被傳媒揭發家中或名下物業有僭建。當時梁振英和唐英年均已計劃角逐特首之位，但他們未有聽從曾蔭權的勸喻，着手處理自己物業的僭建。不過，兩者取態迥異，唐英年選擇隱瞞，而梁振英則主動出擊，於去年五月十四日，邀請傳媒到家中燒烤，力稱家中沒有僭建，並指買樓時曾邀請兩家律師樓和一位建築測量師朋友查過。根據目前已知的事實，他當時肯定是刻意撒謊。

試想如果梁振英僭建的事實，跟唐英年同樣是在競選特首期間被揭發的話，那中聯辦和中央還會如此高姿態，甚至以威逼利誘的手段，迫使原本支持唐英年的選委倒戈嗎？因此，不少曾經支持梁振英的市民，包括選委和記者，也會由衷認同早前自由黨榮譽主席田北俊所說的，梁振英「難聽啲（講）就係呃咗行政長官嚟做」。

如今仍有力撐梁振英的人，希望他能好好交代清楚僭建一事。然而，僭建已是鐵一般的事實，而梁振英亦說了這麼多大話，相信即使最狡黠的師爺也無法代他圓謊。因此，除非他有勇氣公開為自己再三講大話欺瞞公眾的行為誠懇道歉，否則，喜真厭假的港人是不可能接受其解釋的。

可是，若梁振英他據實坦誠，便等同承認自己真的是「呃咗行政長官嚟做」。日前，他曾表示「會在適當時候，用一個適當的方式，再集中解答給大家」。依我之見，其如意算盤，就是在他再度發揮其「語言偽術」進一步解話後，中聯辦再度出手，一方面向保皇黨施壓，迫使他們全力撐梁，否決民主派議員在立法會內提出的不信任及彈劾動議，另方面透過親共媒體，抹黑任何繼續求真的人士，並向市民洗腦式地灌輸「向前看」的觀念，令梁振英可安然的完成五年任期。

如果我們繼續沉默，大話精僭建鬧劇就會依梁振英的劇本完場。在這個重要時刻，我們每一個人都要捫心自問，我是否還接受梁振英為特首？筆者在此首先表態，大聲地說：不！我會拒絕出席所有由他擔任主禮嘉賓的場合，若然偶然在其他場合碰到他，我亦絕對不會稱呼他為特首，但仍會禮貌地稱他「梁振英先生」。

假若所有跟我有同感的港人，都能站出來公開表態，拒絕接受梁振英為我們的特首。相信中央和中聯辦理應不會重蹈覆轍，如特首競選時候般，不顧一切地協助梁振英解圍的。

李柱銘
民主黨創黨主席 

李柱銘：最感悲傷的，就是釋法

明報   世紀版   2012年11月13日

接上篇：李柱銘：我做我應該做的事

編按：資深大律師、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應香港中文大學逸夫書院邀請，出席「領袖之道」系列講座嘉賓。主持人、時事評論員蔡子強問李柱銘，從政三十年，有什麼悲與喜，李柱銘透露，「最開心的一日就是，有一個人離開『港同盟』，這個人最近參選超級（區議會）議席，是輸了的」，至於感到悲傷的，就是釋法……

蔡子強：過去三十年，你看到很多事，走了很多路，如果問你，哪些是你最開心的日子？哪些是你最悲哀的日子？哪些是你最感動的日子？你會如何說？

李柱銘：最開心的是，港同盟開始準備一九九一年的直選，那時我們有兩個難題，一個就是當時有些人在立法局提出恢復執行死刑，但我們卻想反對死刑；另外是越南船民的問題，我們應如何投票，本來我們可以不理，但是我們認為一個新的政黨，參加香港選舉時應帶領進行討論。

創辦「港同盟」之後

那時我是主席，我召開一個特別會員大會，討論這兩件事，先說死刑，基本上不用討論，一定要廢除死刑，然後我們在討論需不需要放進政綱。有人說，一定要，不要欺騙香港人。我非常開心。另外，船民又如何，當時香港是越南難民的收容港，他們來了香港，我們不可以趕走他們，其實很多東南亞國家都會趕走他們，馬來西亞、泰國都會趕走他們，不理生死。香港應該怎樣做？如果收容他們，要做很多事情，才可以確定他們的身分。吳明欽，他是當時新界西的議員，他說，這個問題對於他來說是最大的（編按：因為他的選區內有難民收容中心），但我們不應該站在一個自私的角度出發。如果大家贊成，支持政府的決策，他沒問題。連吳明欽也沒問題，其他人都說贊成，香港繼續成為收容港，不能把人趕走，我問他們是否放入政綱，他說會放入政綱，這是我最高興的事情，我跟他們說，我很欣賞他們這個決定。我們當時決定派十四個人競逐十八個直選議席。我們只派十四個，因為我們跟其他民主派有協商，我不知道因為我們這個決定，會令我們失去多少個議席，但是我是引以為榮的。結果所有辯論，我們對這兩件事都有所堅持，唯獨是某一個區。

最開心的日子：某人輸了超級區議員議席

當時一個區有兩個議席，我們很多都是兩個港同盟候選人爭取兩個議席。那時一個選民有兩票，我們希望選民兩票都投我們，十四個候選人當中，有十二個候選人在論壇贊成廢除死刑及香港成為第一收容港，有兩個候選人擔心，並且不遵守我們的決定，兩個議題都不贊成。選舉結果是，那十二個（贊成的人）贏了，那兩個（不遵守決定的人）輸了，真是活該。（蔡子強：可否說說那兩個是誰呢？）先賣個關子，所以我在立法局的那段日子非常光榮。在立法局和立法會，回歸前和回歸後，兩個的名字不同，回歸前的是立法局，回歸後的是立法會，我都曾發言，應該有兩次，可以查看紀錄。我從政的時間中，最開心的一日就是，有一個人離開「港同盟」，這個人最近參選超級（區議會）議席，是輸了的。（眾鼓掌）

蔡子強：大家掌聲那麼熱烈，應該不用揭盅了。剛剛說了你最開心的日子，剛才亦問過，有什麼日子是最悲傷的？

李柱銘：最悲傷的就是釋法（解釋《基本法》），第一次因為終審法庭要作出一個決定，因為回歸後，一些香港人，大多數是爸爸，跟內地媽媽生了孩子，而這些孩子是內地人，回歸後有沒有權利來到香港。

回顧釋法事件的前因後果

根據《基本法》第二十四條，他是有權利來香港的，即是他是香港永久居民，只要他的父母其中之一是香港永久居民，又是中國公民，即使他不在香港出生，他都是香港永久居民的一分子，那當然有權利來香港。但是根據《基本法》第二十二條，說明所有中國公民要來到香港，就必須得到中央政府批准。這個孩子，現在人在廣州，他到底有沒有權利來香港？如果現在還在廣州，內地不會放他走的，你一定要等他批准，但是那些父母聰明，回歸前已經來到香港，有些是偷渡的，有些是正式的，但是不願離開，這些孩子已經在香港，根據《基本法》第二十四條，他已經是香港永久居民。現在政府就要求先遣返，待內地再安排，獲得批准再來，結果，終審法庭判這班孩子是香港永久居民，所以不可以趕走他們。於是，董建華的政府邀請人大常委釋法，結果他們的解釋說第二十二條才是對的，他們要先遣返，待內地再安排，獲得批准再來。我非常不開心，那時我想過絕食，因為我怎可以讓你這樣對香港的法制，這是一個終審法庭的決定，怎可以推翻終審法庭的決定。雖然《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說，人大常委有基本法解釋權，終審法庭都有解釋權，但是沒有說明終審法庭解釋後，人大常委可以推翻終審法庭的決定，所以當時的法律界都穿上黑衣黑呔遊行到終審法庭前面沉默集會抗議。董建華跟我說，不要太緊張，法律意見當然不同。我跟他說，董先生，我們在炎熱的天氣下，穿上西裝，非常熱，汗流浹背，你去找六百個律師或是大律師是支持人大釋法的，走出來，我服你；如果不是，請你不要這樣說。那時候，黃仁龍都有參與，他就是上一屆的律政司司長。這個令我最傷心，因為傷害了我們的法治精神。

那天，我與華叔一同守候

而最感動的日子，就是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日。因為五月十九日李鵬就在北京頒布戒嚴，而香港支聯會預備籌辦一個遊行，就是五月二十日，那是星期六下午。誰知有颱風，我在早上打電話問天文台，他說颱風一定到，而且在下午到，八號風球一定會掛，而且對準香港。當時我是支聯會副主席，立即打電話去建議取消。我認為帶這麼多人在街上走很危險，如果有招牌從高處墜下壓死人，我們如何負責。支聯會討論後卻不同意，如果我們停止，情况更壞，有些人會自己上街，周圍都是，那不更容易失控，最後他們決定繼續進行。我太太找了一件膠雨衣給我，一條游泳褲當成內褲。在出門前一刻，有一個中大女生打電話給我，她沒有說名字，只說：李柱銘，你可不可以在今天下午的集會為我說一句話，她說她要說的話已經寫在橫額上，她的同學在她家寫了一個橫額，但她的媽媽知道有颱風，把她鎖在房間裏，她問我可否把句子在現場說出，我說我不知道你的橫額是什麼字，她說「今天中國，明天香港」，我說可以。結果，那天我們在維園集合，到達後發現水已經浸了一呎高，所以華叔說了幾句，我們就帶隊出發。到了跑馬地、新華社的門前時，風很大，我們要手牽手走上斜坡，否則會被吹走。張文光做司儀，叫大家坐在地上，我想，如果坐在地上，水不就都冲進來嗎﹖我愕然，因為全部人真的都坐在地上。

民主路愈走愈難走

當時雨很大，張文光叫大家把傘收起，因為阻礙後面，我心想，這樣怎麼可以，我當時想把咪搶過來，還未搶到，全場的傘已經收起了，這就是我們的反應。我在這個時候把中大女學生的話語說出來，當晚有五萬人，從未試過……香港未試過有這麼多人的集會，當時我們搞民主、直選都只有幾千人。到第二天，星期日，一百萬人上街，這個就是我覺得走民主路最燦爛的時刻，當時是十分開心的，因為當時不知道後果會是殺人的。到了第二天，星期日，天氣變好，不論中國人還是外國人，都很開心，另外一個星期日，二十八日，都是一百萬人上街。

蔡子強：這條路你走了三十年，可能沮喪的日子比感動的日子多，而在座很多的同學，起碼在今日來說，他們都是一些寂寂無聞的小人物，你會說什麼說話去鼓勵他們，如何在民主路上做一些事？

李柱銘：這條民主路是愈走愈難走的，這個我一直都知道，不過我沒有說出來，因為說出來沒有意思。人是需要有希望的，如果告訴你一條路是愈走愈難走，沒有希望，只有失望，局面就不知道如何處理，但是我永遠都是樂觀的，因為我每逢沮喪的時候，有些真的是……例如梁振英做特首，他是共產黨員，你想應該如何做？

當我看不通和失望的時候，我就會到教堂裏，我就會想起一段聖經：耶穌跟祂的門徒說，你們看那天上的飛鳥，也不種、也不收、也不積蓄在倉裏，你們的天父尚且養活牠們，你們不比飛鳥貴重得多麼。你們哪一個能用思慮，使壽數多加一刻呢？

鄧小平：你們可以再要五十年

這裏給我很大的鼓舞，我是看不通，我是不知道香港那時才有民主，甚至很可能我死了以後都沒有民主，又如何，為何要李柱銘在生的時候看到有民主，對嗎？只要大家記住，我們所做的是對的，我們守衛我們的核心價值，是對的。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我們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五十年不變？為什麼五十年？我的兒子以前問過我，爸爸，五十年只有你足夠，我不夠。一九八七年四月，應該是二十七日，我們一班草委在北京開會，突然鄧小平召見我們訓話，他說了一句很奇怪的話語，五十年不足的話，你們可以再要五十年。五十年已經不知道是為什麼，五十年不足的話，還可以再要五十年。我幾年後才想通了，我以為想通了，就是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的時候內地開始開放外資進入中國，我相信鄧小平看到香港這個模式是很喜歡的，他覺得中國不應走共產主義，所以現在沒有共產主義，這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即是市場經濟。所以鄧小平看到香港安定、繁榮、有法治、有人權，這麼好的地方，是中國人的地方；他們想收回香港主權，可以對祖先有交代，但是不想把我們拖下來，令香港即時做了中國另外一個城市，太多城市，要多一個沒有什麼用，他是想香港帶着四個現代化，想香港好像火車頭一樣帶着中國，向現代化邁進，所以我們應該保持五十年不變，生活方式不變，自由，所有的事情不變，不想把我們拖下來，所以他是想中國用五十年追上我們，那時就銜接；香港好，國家更好，為什麼後來加一句五十年不足再加五十年，如果五十年我們追不上，都不想把我們拖下來，二○四七年，再給五十年，我們再追上你們，所以銜接的時候，香港還是保持一個很高的法治人權，然後銜接，這就是鄧小平想看到的，不是把我們拖下來，然後銜接。

走錯路的領導階層

但是現在，一個領導階層，完全走錯路，背離了鄧小平給我們的藍圖，他現在要洗腦，要將香港的核心價值完部清除，這些核心價值是阻礙他們絕對控制香港的，所以同學們，我們是堅持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我們的自由、我們的法治、我們的生活方式保持不變，不論如何我們都不可以放棄，不僅是為香港，為這一代，為下一代，為中國。所以，為什麼六四晚會、七一遊行，有這麼多內地同胞跟我們說，他們害怕失了我們現有的優勢：我們沒有民主，他們怎會有？所以我們投票的時候，不只是為自己投票，有十三億人民是沒有票投的，所以我們一定要記住我們的責任，每一個人都有這個責任，我們是中國人，不只是香港人。我們一定要堅持下去。我們不需要失望，我們應該好好希望，因為全世界都向民主這條路走，就算我們的國家排最後，最終都會有這一天的來臨，拿一幅地圖看看，圍繞中國的國家，有多少個國家還沒有民主選舉，只要查一查就知道，這不是一個歐美的民主制度，這就是我們亞洲的民主制度，所以我看近的不如意；看遠的，我充滿希望。這裏近馬場，我就不好賽馬，如果你跑長程，第一個圈到終點不重要，你不會立即輸，還有一個圈，所以現在民主樣樣都好像不行，將來一定可以，我在立法會說過幾次，我對民建聯說，今日的投票我一定輸，你們一定贏，但是終於有一天，我會對我的孫子說，或是你對你的孫子說，你會不會說你因今日的投票引以為榮？我會，我是輸，但是勝利永遠在我民主這邊，這是世界的潮流，所以我是充滿希望的，但是我希望這天來臨快一些，希望它快點來到我的國家，讓我們的十三億人民的自由都會受到他們的領導人的支持，和一個好的法制下得到保障，我想見的就是這一天，一定會到的，我看不到不重要，只要大家繼續努力。每一個人都有責任。謝謝。

（標題為編輯所擬）

整理／蔡子強  編輯／袁兆昌

李柱銘：我做我應該做的事

明報   世紀版   2012年11月12日

編按：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前律政司長梁愛詩，近日多次發表具爭議的言論，甚至把「50年不變」一再演繹。曾參與起草《基本法》的資深大律師、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早前在香港中文大學逸夫書院出席「領袖之道」系列講座嘉賓的發言內容，正好為爭議聲音補充了一些重要資料。講座由時事評論員蔡子強主持，並整理成文字版本，自今天起，連續於本版刊載，先從李柱銘父親李彥和將軍談起……

蔡子強：1938年，一位李媽媽從內地來到香港旅行，她比較愛好打麻雀，就像打四方城一樣，就正在她打麻雀的時候，突然之間，一位小朋友急不及待，就在這個時候出生，這位小朋友就是我們今日的主角李柱銘。正如李慧玲說過，可能因為他誕生於四方城，所以他一生人都比較戰鬥格的，所以很多人都形容他是鬥士和戰士，亦永遠像四方城一樣，周圍都是迫迫啪啪的喧鬧聲和咒罵聲，這可能就是他一生人的宿命。

如果以今時今日的術語形容，李柱銘是「雙非嬰」；比較幸運的是，他生於一個包容的社會，是他的福氣。同一份的包容，亦是香港社會的福氣，因為我們發覺這個「雙非嬰」為香港民主運動揭開不同的一頁。〔Vic：蔡子強明顯是在諷刺現在反對「雙非嬰」有香港居留權的人不夠包容。對不起，今時唔同往日，社會環境改變了，香港不可能無限量接收外來移民，尤其是不能一面倒接收大陸移民；縱容「雙非嬰」不是包容，而是坐視香港淪陷。〕

李柱銘的爸爸是李彥和老先生，是第一批留學法國的中國留學生。許多人未必知道，李彥和與中國已故總理周恩來有同窗之誼，一起在法國讀書，最後李彥和在法國里昂大學取得藥劑學博士。在一個世紀前於一間法國著名大學取得一個藥劑學博士，從此他們應該飛黃騰達，繼而呼風喚雨？最後，因為國難當前，李彥和投筆從戎，成為國民黨將軍，帶領很多場戰爭。這一種投筆從戎的基因，亦遺傳了給他的孩子。你的爸爸就是李彥和將軍，你對他的印象是怎麼樣？他對你又有什麼影響？

李柱銘：我爸爸另一個鮮為人知的事，是他打完仗後任監察委員──于右任是委員長，而我爸爸在那兒做監察委員。他可以說是國民黨的官員中，不貪污的少數人中的一個。他認為錢是骯髒的。我們小時候，他對我們說，你們的口袋中不要有錢，錢是骯髒的。

李彥和怎樣看金錢

他退休後來到香港，在華仁教書，我都是他的學生。後來，又到官立文商教夜校，那時司徒華就是他的學生。他知道有個女學生做了教員，買了一層樓，到銀行做按揭，告訴我爸爸支撐得很辛苦，我爸爸居然跟我說，我弟弟是一個腦科醫生，收入非常可觀，想叫我弟弟拿出六十萬元，讓女學生不用向銀行借錢，讓她每月還錢，但我弟弟就不能收取利息。我說，這樣是不合理的，弟弟又不認識這個人，而你有這麼多學生，弟弟如何承受得來？這麼多的銀行，這麼多的按揭……後來，他就不開心地叫我作罷。

爸爸就是這樣的一個人。雖然我們不同意爸爸的看法，但是錢足夠就可以了。我現在還打很多官司，多數官司是不收錢的，因為都是想收都沒得收的官司──我在民主路上，有很多老朋友是沒錢的，但都從政；如果選舉失敗，就要靠妻子養活。這一班人，更值得我們欣賞。

蔡子強：我無意中看過一個故事，練乙錚寫的一本書，一段經歷。那段經歷我看過後非常感動，大家都知道練乙錚是誰，一位在香港《信報》的著名評論員，他說過一個經歷就是自己出身很窮，在華仁讀書。到中學畢業的時候，家中迫切需要他出來工作，他自己很不開心，他知識分子的性格想讀書，所以他很躊躇徬徨，結果他的校長跟他聊天，這位神父就跟他說，你放心，上主自有安排，希望他不要擔心。結果，有一天他通知練乙錚，你去找一個朋友，他是另一位華仁的畢業生，一位師兄。那位畢業生就是李柱銘。然後，李柱銘跟他說，神父已經將你的歷程告訴我，然後李柱銘就給了他一個信封，希望可以幫助他。信封裏面有很多錢，練乙錚說，他能夠到外國讀書就是靠那一筆錢，更加令我感動的就是，練乙錚回憶說，李柱銘臨走時跟他說，那筆錢，你不需要還給我，總之將來有一個人需要你幫忙的時候，如果你方便，如果事業有成，你就用這筆錢去幫助那個人。Martin，你記得這件事嗎？

李柱銘：其實，不需要讚我。我讀香港大學的時候，是沒有錢的，我媽媽說要申請資助，但是需要面試的；面試的人問我，如果你不能成功申請資助，你能否讀到大學？其實我可以輕鬆答他不可以，但是我不想說謊，於是我答他還可以，因為我爸爸的一個好朋友，是預備借錢給我讀的。結果，我也因此不能獲得這個資助。於是，就要我爸爸好朋友的兒子──余叔韶，你們是不認識的，但老一代會知道，他是全香港打刑事案件最有名的大律師，是他供我讀書的。當時他跟我說，Martin，我供你讀大學，是不需要你還給我錢，只要你答應我一件事，將來如果你遇到有一個人需要你幫忙的時候，你就同樣幫助他，所以我對練乙錚所做的事，不要讚我，要讚便讚余叔韶。

蔡子強：你爸爸投筆從戎，而你本是個很成功的大律師，為什麼最後會投身政圈？是因緣際遇，還是從小立志？

李柱銘：早在一九八○、八一年，很多法律界朋友都擔心香港前途，他們已經準備外國護照，有兩個步驟：第一個就是去Dominica買一個護照，而那個護照就可以到加拿大，如果有什麼需要，就可以到加拿大，住幾年，入了加拿大籍，這就沒問題了。我想了很久，如果我現在坐飛機離開香港，而我認為香港當時是最艱難的時候──九七是怎樣，沒有人知道。我起初在香港執業做大律師時，我是沒錢的；我現在賺錢了，說走就走，我做不出來，所以就決定留下來。我希望用我自己的經驗，為香港做一些事情──不知道是什麼事情，如果失敗，那時我才走，起碼我對自己的良心有交代；即使我做過了，為香港做過了，都失敗了，我現在走，總比我什麼我都不做而離開香港好，於是我就決定不走。

李儲文：不可以用內地法律

在中英開始談判，那時我又做了我應該做的事：我就跟新華社兩個副社長傾談過兩次，一次就跟李儲文，他是副社長，我就請他吃飯。（蔡子強：補充，新華社就是今時今日的中聯辦）我請他吃飯前，帶他們夫婦倆來到我的寫字樓，見到我很多例書，我說這些例書全都是英國例書，香港例書都有，就在這裏，很少的。我就隨手拿起一本，我說：「你打開這本；這個法官在這個案件的判詞，是參考那些先例，那些先例就是英國的先例……」他就明白了。李儲文是很厲害的，他以前在美國做牧師，明白將來香港一定要實行現行的法制──即是《普通法》、《衡平法》這類，他說不可以用內地法律。

接着，我便請他們夫婦參觀我們的法庭，他們很高興，因為在中國不能隨便這樣進去看。就這樣，後來《中英聯合聲明》，再後來《基本法》便寫下最重要的，就是香港法律跟隨原本的法律。

李菊生：要由香港的法官處理

之後，又和另外一位副社長李菊生，他是在中英談判時，代表中國政府談判團的一位重要成員。有一晚，吃飯前我問他：「你有沒有想過將來的終審庭會設在哪裏？」他問我：「現在的設在哪裏？」我答：「現在的是稱為樞密院，在倫敦。」他便說：「將來九七後，香港是中國的地方，你不是說要繼續設在英國吧？」我回答：「不是。」他就說：「那當然是設在北京。」我說：「這很公道，但是法官的安排呢？」他就說：「法官當然是由香港飛往北京，你們香港的法官好。我們的法官和你們的又不一樣，兩地法制不一樣，我們處理不了，要由香港的法官處理。」我便問：「那律師和大律師呢？」他說：「當時也是從香港過來，我們這邊的不行。」我說：「這尚算公道，但是可否幫我一個忙？」他問：「是什麼？」我說：「可否把終審庭設在香港呢？」他說：「可以。」那時我每次和中方的人或是新華社交談時，對方永遠不會說清楚可否。如果他認為你的意見好，就會把你的意見反映上去，即使有錯，也不會關連到他。但是他是有決定權力的，他便說可以。我便問：「法官從何而來？」他說：「當然是用香港本地法官，你常說香港的法官有多好，又清廉又能幹。」我說：「對，清廉是可以肯定的，能幹也是，但也比不上樞密院的資深法官。那我們不如看看外國投資者的角度，他現在投資很放心，打官司到最後，上訴庭就在英國，他不需要擔心那邊的法官有一個不正確的判決，是不會有影響。」我說將來是如何，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國的法治是這樣，亦不需要說如果，是很差。他當時面色一沉，他問我有什麼意見，我就建議在海外請三個大法官在終審庭內，另外兩個是香港的大法官，這樣做法會令投資者有信心。他想了半分鐘，之後他才說，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主意，但是英國人是否願意？我說如果你願意，我就跟英國人說。

出選功能組別議員

到了第二天，我就跟香港的律政司長Michael Thomas（編按：唐明治）說，他說非常開心，他問中方是否願意，我就說你放心。後來就在《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清楚寫明終審庭設在香港，如有需要，法院可邀請其他地方法官到香港，中文就沒有寫明數量，但英文就寫明是眾數。後來建新機場時，馬卓安就到北京，當時其中一個秘密協議，就將「多個海外法官」改為「一個海外法官」，結果現在終審庭的每一宗案件都只有一個海外法官。

好了，我如何從政？剛才的都是幕後工作，一九八四年七月，香港政府出了一本綠皮書，《代議政制綠皮書》，開始提議立法局之後選舉的議席，直至那時為止，立法局議員都是港督任命的，港督自己亦是立法局主席，下面的全是他自己委任的。綠皮書開始提出立法局有二十四個議席選舉產生，十二個功能組別，十二個區議會互選產生，那時我的大律師好朋友來找我，告訴我，我們法律界有一個議席，不如你去選，因為我對前途沒有信心，如果你去做，我就有信心。於是我就問其他人，其他人都說好，結果我就去參加了。後來我發現為何他會叫我去從政，之後我所有的案件都去了他那裏。（眾笑）

蔡子強：李柱銘和司徒華是香港民主運動第一代領袖。剛才就提到如何走入政圈，通過代議政制參選，你就是法律界，華叔就是教育界，就做了功能組別的議員，因為那時尚未有直選。接着，他們就一起進入了「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大家大都拿他們比較，覺得華叔比較重組織、重策略，每次都會精心計算，而很多時候多數人覺得Martin就是重理念、重原則，所有事情都不計算。所以，雖然大家都是八十年代民主領袖，也一同創立香港民主同盟及後來的民主黨，但兩個人截然不同，有些人亦認為是民主運動中的兩條路線，兩種素質。有些人認為要重理念、重原則，有些人則認為要重組織、重策略、重計算。Martin，你可否說一說你對華叔的印象？而你又是否同意剛才所說的分別呢？

李柱銘：我跟華叔合作多年，我覺得我們就像馬車的兩隻馬，一隻左，一隻右，在同一路上。但是我真的不是一個好的領導人，因為我不懂看人，每個人我都覺得是好人，沒有人是壞人，直至那人陷害我，我就知道了。但是華叔很聰明，所以當我對中央政府及共產黨有什麼疑問時，我就會問他。

華叔與Martin之別

他當然很樂意告訴我，所以合作很愉快。起草《基本法》過程很辛苦，因為除了華叔和我，還有兩三個是中肯的，其他全部都一面倒，是幫另一面的，其實不需要。委任香港人進入草委是為了讓香港人發聲。但是在那裏，我跟華叔永遠站出來，間中有一兩個幫忙，就沒有其他了。例如，說到中港關係的小組，華叔就不在了，因為他在教育小組，政制小組就我們都在，所以就很容易，就算我打瞌睡，都仍然有華叔在。但是到了中港關係的小組就糟糕了，我是一個對十七個的，我轉一轉頭就漏了，很辛苦，但是我在過程中得益很多。即是如果沒有了華叔，有些什麼事都不能問他，我相信我會做得很艱難，而且沒有人在後面鼓勵，挫折感很大。

不過，內地草委亦有給予鼓勵，他們私下跟我聊天，勸我不用擔心，不用理會那些跟你爭論的香港草委；到了完結時，如果我們認為你對，我們會支持你。

另外，柯在鑠是代表中方與英國代表為香港談判的外交官，他私下跟我說：「我們不如跟你說一些我們跟英國人交手的經驗，對你有好處。我們跟英國人談到香港問題，我們不懂，但是我們不會告訴他們我們不懂，當我們不懂時，我們就反對他們，英國人不會放棄，他們會回去再討論，第二天再來，從第二個角度再說明，我們開始懂了，但仍不完全清楚，所以我們繼續反對，直至他們說清楚，是對香港好的，我們才贊成。」他跟我說，你就要這樣做，於是我照做。但到了最後有關民主問題時，就不可以了。起初很自由，主席鼓勵多發言；到了後期，開始感受到共產黨的壓力。

■香港中文大學逸夫書院「領袖之道」系列講座曾邀請過的其他嘉賓：曾蔭權、曾俊華、黃仁龍、梁振英、范徐麗泰、林鄭月娥。李柱銘講座舉行日期為2012年10月5日。

（標題為編輯所擬，明天續）

整理／蔡子強  編輯／袁兆昌

接下篇：李柱銘：最感悲傷的，就是釋法

Vic：李柱銘談《基本法》起草過程這一段，令我慨嘆傷害香港最深的，往往正是奴性深重的部分香港人。

李柱銘 - 中國人做不到？

明報   2012年11月6日

上周，筆者已在本欄談到前港澳辦主任魯平，早前曾去信《南華早報》，批評支持「港獨」人士的言論。日前，他再度抨擊：「那些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香港人，應該看看他們的護照上寫有什麼，或應該考慮放棄中國籍。」而他更指內地有多達十三億人，並「不介意失去這一小撮人」。

魯平的言論，於筆者眼中看來，相信這是他因目睹特區現況——即使回歸已十五年，但港人人心卻仍未回歸，所以便「勞氣」地講了以上晦氣說話。

在起草《基本法》的過程中，魯平曾屢次向筆者及其他草委表示，英國人做到的，我們中國人也一定做得到。可是，目前事實擺在眼前，中國人卻似乎真的做不到英國人做到的事，那就是信任港人。中共雖已收回了香港的主權，卻「不按本子辦事」，背離了已故國家領導人鄧小平倡導的藍圖，拒絕兌現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和推行民主的承諾，回歸以來，一直透過中聯辦干預特區，如今甚至直接由西環治港。

可是，在八八年《基本法》起草委員會開會期間，筆者曾問魯平，新華社（中聯辦前身）回歸後的去留問題。他表示九七前，因國家不承認英國在港的管治權，故而需要在港設新華社，扮演駐港領事館的角色。回歸後香港是自己地方，新華社便應撤離香港了。魯平其後亦曾撰文重申這一點，顯然目前西環治港所衍生的亂局，是他不想見到的。

事實上，筆者亦認為英國人做到的，本來中國人也可以做到。只要中共願意信任港人，真正落實一國兩制的「兩制」，並全面推行民主選舉，港人便一定不會再揮舞港英龍獅旗。

李柱銘 - 逼上梁山

明報   2012年10月23日

保皇黨在新一屆立法會，不僅獨攬立法會、內務委員會及財務委員會的主席位置，就連十八個事務委員會和兩個小組委員會主席，保皇黨都奪得了十六個，而其中七個委員會更是全取正、副主席。

雖則保皇黨向來都是議會內的多數，但以往保皇黨都會與民主派依照雙方取得議席的比例，來協調主席位置的分配，但今屆保皇黨卻「有風駛盡艃」，無視以往不成文的規定，施行多數人暴政，奪取八成委員會的主席。

面對外界指摘保皇黨霸道，他們反駁指正、副主席皆是按議會選舉程序選出，大家應尊重選舉結果。然而，保皇黨之所以能在立法會內擁有壓倒性優勢，並非由於得多數選民的支持，而是因為特區不民主的選舉制度，所以真正不尊重選舉結果的，實在是保皇黨。

在西環治港的現實下，保皇黨的霸權顯然只會日益膨脹，並必然會全力阻止選舉制度民主化，使他們可維持在議會內的絕對控制權，而這亦明顯是中共的旨意。

筆者擔任議員時，認為理性討論、尊重議會規則是必須的，並不主張議員在議會內以激進手段來抗爭。可是，目前保皇黨在議會內越來越囂張跋扈，民主派如果仍然循規蹈矩，就只會被霸權逐步邊緣化。況且，遵守不公平的遊戲規則，根本毫無意義。故此，為了捍衛公眾的利益，民主派只能採取主動，例如民主派議員可以就著個別重要問題，自行組織會議，邀請專家和持份者一同參與討論，然後搶先透過傳媒發布討論結果，藉著凝聚民意來向政府和保皇黨施壓。否則，民主派與市民根本就無法抗衡，立法會內的「偽多數」暴政。

相關資料：紀曉風 - 建制派極度矮化泛民 立會內外抗爭勢升溫

李柱銘 - 今天中國 明天香港

明報   2012年8月28日

眾所周知，內地社會充斥著各式各樣的造假，假貨、假食物、假新聞、假古蹟、假英雄……難以盡錄。有指就連劉翔在倫敦奧運預賽中「一跨即仆」，並且其後單腿跳、親吻欄架，乃是早已編訂的戲碼、全屬造假，相信許多人都不會感到意外。

無奈，這股造假歪風正不斷地吹襲特區，不少政府官員都受到影響。在特首梁振英，前任、現任發展局長麥齊光及陳茂波等官員，都被證實假話連篇以後，警務處長曾偉雄亦被揭鬼祟訪京，出發翌日才補發新聞稿。豈料他回港後竟惡人先告狀，聲稱向來都是「活動有實質成果才發新聞稿」，但卻再被傳媒揭穿去年三月他同樣訪京，而警察公共關係科在前一天已發新聞稿公布詳情。

最叫人氣憤的是，官員不僅自己沾染內地陋習，還打算牽累香港學童。特區政府至今仍無視民意，一意孤行強推國民教育科，務求將由中共造假製造出來的「美好」和「偉大」的祖國形象，勉強灌輸給香港學童，把他們洗腦成盲目愛國、膜拜中共的順民。

早前，報章訪問了學民思潮年紀最小、僅十二歲的成員劉焌朗，他不理會部分家人的反對和禁止外出，堅持上街，他說這是因為「我唔想扮感動，做戲扮身分認同」。這叫筆者憶起八九年五月二十一日，李鵬宣布戒嚴後，港人不理香港正在颳八號颱風而堅持遊行。遊行前，一名女大學生致電給我，說她被家人鎖在家中，無法參加遊行，故希望我能代她讀出她已準備的橫額上的字句：「今天中國，明天香港」。

如果我們不希望香港變成如內地般造假、腐敗，那就一定要起來爭取擱置國民教育科。

Vic - 批鬥漢奸？香港到底怎麼了

捉到漢奸--尊子.香港蘋果.2007.10.2

2007年11月3日

李柱銘撰文投書華爾街日報，呼籲美國以至各國領袖藉北京舉辦奧運之機，促請中國兌現改善人權的承諾。一篇論調極其溫和的英文文章（見下附之原文），招來香港「愛國陣營」（這些人只是共產黨的應聲蟲或誤以為自己愛國的糊塗蟲）的刻意歪曲誣蔑，「漢奸」、「賣國」、「吳三桂」的罵聲四起，香港有如重演中國文革式批鬥。向來公信力不錯的明報及信報亦對李柱銘冷言冷語，前者諷其不智，後者說他脫離香港民情。

而民調一度顯示，有70%的香港人傾向反對李柱銘「呼籲布殊向中國施壓 」。不知道這70%的受訪者是否看了李先生的文章？如果你看了、而且看懂了，你又是心智正常的人，你還會認為李先生真有什麼錯嗎？他其實不過念念不忘中國同胞應享有基本人權，呼籲世界領袖也來關心、促請中國政府兌現自己申奧以及之後一再重申的承諾而已，溫柔敦厚得可以。（By the way，如果北京領導人信守承諾、言出必行，同胞們的人權保障日益增強，李柱銘又怎會需要去寫這樣一篇文章？）

香港人到底是怎麼了？因為中資股帶動恆指升破三萬點，在中央各種優惠照顧下，大家一起發財，就反對別人批評中國的人權狀況嗎？明報及信報對李柱銘的批評也真令人失望，前者說李不智，大意是因為他的文章會激怒中央，不利中央與香港民主派的溝通和解之類。這麼溫柔忠厚的呼籲都會激怒中央，那到底可以期望什麼樣的溝通呢？以後民主派就趴在地上跟北京「溝通」好了，反正任何可能刺激對方脆弱敏感神經的話都不能說了。

信報社評唯一可取的是指出布殊本身在人權問題上惡名昭彰，李柱銘去呼籲他促使中國兌現改善人權的承諾沒有說服力。這一點是說得通的。但是，如果你仔細看，當會發現，李柱銘要呼籲的是，不只是布殊一人，而是獲邀出席北京奧運的世界各國領導。是的，你可以說李先生天真——就像信報專欄作者張立一樣，但是，這世界就是有太多思想太陰沉、滿腦子權謀算計的「識時務俊傑」，政治才會那麼的骯髒、從政者才會那麼的沒心肝。

大家記得北京奧運的口號是什麼嗎？不正是One World One Dream嗎？我一直覺得這口號虛偽到讓人噁心想吐，不是我不認同「世界大同」的理想，而是因為我對這種大吹牛皮的偽作深惡痛絕。如果我們真認為既然大家同處一個世界、休戚與共，那麼任何不公義、不人道之事，世界上任何角落的人因此受苦我們都感同身受的話，我們還會提出什麼「尊重XX國主權、不干涉該國內政、相信XX國人民有能力處理好自己的事」這種冷血的混話嗎？即如緬甸，當僧侶及百姓被屠殺時，如果各國袖手旁觀，連口頭譴責都省下，你會認為這種「尊重緬甸主權／內政」的做法對嗎？既然是「同一個世界」，讓全球都來關心緬甸以至中國的人權狀況，不是理所當然嗎？同一個世界，同樣是人，難道不應有同一套的人權標準？

說這種話會被張立那類論者嘲笑對國際政治現實「幼稚無知」，但這類論者只偏重「現實政治」，鄙視「理想政治」——他們是「實力至上論」的信徒，不知道如果只講生存與競爭實力、不講公平正義與人道關懷，人實在與禽獸沒有分別。

說回這次「批鬥漢奸」的鬧劇，令人難過的是，今夕何夕，我們還在振振有詞地罵人「漢奸」、「吳三桂」？我們是還在反清復明嗎？而罵人「賣國」以至「瘋狂賣國」就更可笑了，國家牢牢掌控在中國共產黨手中，除了當權者，誰有本事賣國？

香港人如此愛國，愛到快容不下一個李柱銘，中南海英明的領袖們，你們可以放心讓香港人全面普選特首及立法會議員了吧？

我呼籲各位港島區選民在立法會補選中把票投給葉劉淑儀，讓她大勝陳方安生，這樣一來，我們一定會向雙普選大大邁進一步。北京一高興，「香港想窮都難」，大家又得到民主普選（愛國人士）的權利，輕輕鬆鬆就實現繁榮與民主雙贏，還有比這更好的事嗎？

----------------------
李柱銘在《華爾街日報》的文章原文
China's Olympic Opportunity
By MARTIN LEE
October 17, 2007

When President George W. Bush accepted President Hu Jintao's invitation to attend the 2008 Summer Olympics in Beijing, Mr. Bush's press secretary said that he was going to the Games as "a sports fan, not to make any political statement." I too am a great sports fan -- especially of the Soccer World Cup -- but I would encourage President Bush to take a broader vision of the possibilities for the Beijing Games. He should use the next 10 months to press for a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of basic human rights in my country, including press, assembly and religious freedoms.

This should be possible, since Chinese leaders have promised to make these improvements anyway. In their pledges to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while bidding for the Games and since, China's leaders at all levels repeatedly assured the world that they would use the Games to go beyond improving the country's physical infrastructure.

"By applying for the Olympics, we want to promote not just the city's development, but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including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one of China's key Olympic figures, Deputy Mayor Liu Jingmin, told the Washington Post in 2001. Then, Mr. Liu said, "If people have a target like the Olympics to strive for, it will help us establish a more just and harmonious society, a more democratic society, and help integrate China into the world."

I couldn't agree more. But instead of the hoped-for reform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ppears to be backsliding on its promises, including in Hong Kong where we have near total political paralysis, not the promised road to full democracy. That is no reason to give up on the prospects for reform in China. But it is reason to step up the direct engagement on these pressing issues.

In accepting the invitation to attend China's Games, President Bush said this would be "a moment where China's leaders can use the opportunity to show confidence by demonstrating a commitment to greater openness and tolerance." Instead of a "moment" of change, China needs structural and long-term reforms: placing the Communist Party under the rule of law, unshackling the media and Internet, allowing religious adherents to freely practice their faiths, ceasing harassment of civil-society groups that work on AIDS and the environment, and addressing modest calls for accountability in the political system. Mr. Bush and other world leaders planning to attend the Olympics should not wait for the opening ceremony, but must start now with sustained efforts to achieve this agenda.

One reason for optimism about the possibilities for progress in China is recent Olympic history. When South Korea bid for the 1988 Games, the country was a military dictatorship. Due in good part to the prospects for embarrassment and international engagement, the Olympics helped kick off an overdue peaceful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South Korea just six months before the launch of the Seoul Games. Since then, South Korea has endured as one of Asia's most stable and vital democracies. The parallels between South Korea and China are not exact, but the lesson is that the Olympics certainly present an opening to raise these issues in the context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own promises.

In the U.S. and elsewhere, there are campaigns to boycott the Beijing Games over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trade with and support for regimes in Sudan and Burma. As a Chinese person, I would encourage backers of these efforts to consider the positive effects Olympic exposure could still have in China, including scrutiny by the world's journalists. This is certainly the time for Chinese leaders to step up and constructively use their clout in Asia and Africa. In so doing, Beijing should open a new chapter of responsible foreign policy and convince the world it is not oblivious to these issues.

Chinese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are proud that China will host the Games. China has the world's fastest growing economy, and may indeed put on history's most impressive Olympic Games next August. But how does it profit our nation if it wins gold medals but suffers from the continued absence of democracy, human rights and the rule of law？
It is my hope that the Games could have a catalytic effect on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ie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at the Chinese people will remember the Games long after they are held -- not merely for medals won, but also because they were a turning point for human rights and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That would be something worth cheering.

李怡 - 李柱銘事件敲響自由的警鐘

香港蘋果日報   蘋論   2007年11月3日

李柱銘的「漢奸攻防戰」似暫告一段落，儘管曾鈺成昨天仍在電視上扭曲李文的原意硬說成「施壓」，但反駁的有關道理已說得差不多了。畢竟我們不是爭著說最後一句話。

令人感嘆的是，上周當曾、譚在立法會發動攻擊並聚眾示威的時候，為甚麼能夠讓傳媒、學者、政商名人一哄而起？為甚麼政治人物若不是同聲響應，就是龜縮一隅？在幾乎所有傳媒一致批李的導向下，為甚麼民調顯示，百分之七十多的民意（在政客誤導下）傾向於反對李柱銘「呼籲布殊向中國施壓」？為甚麼連被認為有公信力的報章（Vic：指明報），都加入批李行列？即使客氣一點不直接說李有甚麼不對，至少也批評他「不智」。所謂「不智」，就是不識時務。另一具公信力的報章（Vic註：指信報）認為香港已時移世易，市民因得到經濟實惠，大都對中國政府有好感，所以現在再批評中國人權已不合時宜了。

更讓筆者感嘆的，是民主黨急急擲出的聲明，辯解並支持李柱銘文章「不贊成杯葛奧運」，強調民主黨是愛國的。

是香港人太聰明，太會計算，太現實，還是被民族主義沖昏了頭腦？香港傳媒、民主黨、香港市民還有是非觀念嗎？

唐英年講的那句「奧運不應政治化」，也讓批李言論在受到反駁之後，有了一個根據：不管李說的是「介入」還是「對話」，把政治議題與奧運掛鉤，都不符奧運精神。

奧運能夠排除政治嗎？前任國際奧委會主席薩馬蘭奇說過：「歷史告訴我們，在奧林匹克運動中，政治無處不在。」奧運需要政治的參與。中國申辦奧運時作了改善人權的國際承諾，各項籌備活動都以「政治任務」去強制執行。

莫說李柱銘沒有提到要布殊總統向中國「施壓」，不贊成杯葛北京奧運，即使說了「施壓」、「杯葛」又怎樣呢？難道就是漢奸、賣國嗎？一九八八年漢城奧運時，國際社會向韓國「施壓」，迫其向民主轉型，最終對韓國的發展是好還是壞？一九八○年莫斯科奧運，包括美國、中國在內的半數國家因蘇聯入侵阿富汗而予以抵制，拒絕參加，這樣的「政治化」有錯嗎？

今天的中國，是不是已經民主？是不是人權紀錄已很好了？若不是，藉奧運「促使」中國改善人權，甚至對中國施壓、抵制、杯葛，又有何不可？難道我們不認為中國改善人權，比奧運的「面子工程」更重要嗎？

至於呼籲美國總統與中國直接對話，促進人權，又何罪之有？中國共產黨在抗戰期間的機關報《新華日報》，於1944年3月15日的社論說：「我們尊重並願接受美國朋友善意的批評建議……我們絲毫不心存疑懼，認為美國朋友的批評是對中國內政的干涉。」

李柱銘寫文章，再怎麼扭曲，也只是言論自由的範圍，何以就上綱上線到「漢奸」、「賣國」、「吳三桂」上去呢？這種語言暴力不是類似文革是甚麼？幾乎所有傳媒一致不顧事實批判，我們豈能不為香港言論自由的褪色而擔憂？

言論自由，在文明社會，容忍度應是很寬的。美國一九四八年紐約州控告丹尼斯（Dennis）等十一名共產黨員，鼓吹以武力推翻美國政府。五一年被多數大法官裁定有罪。當時獨持異議的大法官道格拉斯表示，美國共產黨真的有危害到政府的力量嗎？美共在警察、軍隊、運輸業等都沒有絲毫力量，這樣無足輕重的黨的「鼓吹」，又能造成甚麼危險呢？「鼓吹」涉及意圖，而意圖是十分難證明的東西。因此，一旦以「鼓吹」入罪，就進入一個危險的境地，「每個公民的自由都將受到危害。」他這句話不幸言中了。丹尼斯案的判決，帶給美國長達十年的黑暗時期。直到一九五七年，美國最高法院審理一個類似案件，被告被判無罪，這段黑暗時期才告結束。

因此，不管是過於現實也好，民族主義集體躁狂也好，李柱銘被群起批鬥一事，都應視為敲響了香港自由的警鐘。筆者在這裡要重述一下前天「探針」版蔡偉超文章的話，如果「特區的愛國主義情緒已高漲到要侵犯其他意識形態，二十三條立不立法其實沒有分別，民間早就有一套完善的懲罰機制」。當然，這是悲觀的看法，但也是值得警惕的意見。

李怡 - 批鬥李柱銘是文革縮影

香港蘋果日報   蘋論   2007年10月30日

十天前，行政會議成員鄭耀棠回應曾蔭權的文革論，他說，每個中國人都應該認識和了解文革的起因，因此都應該加強國民教育。他又說，到了極端，就是無政府主義。

他儘管沒有說甚麼「到了極端」，但顯然指「民主」。因為「無政府主義」，正是人民直接掌權、不再有政府。

最需要「加強國民教育」的，是鄭耀棠本人。因為文革絕非「無政府主義」。根據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的《中國共產黨簡史》（2001年版），指「十年文革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的內亂」，「毛澤東負有主要責任」。文革中一切打砸搶、鬥走資派等無法無天的行動，都是在中央文革小組領導下，解放軍接掌全國權力、實行「三支」（支左、支工、支農）、「兩軍」（軍管、軍訓）之下進行的。

若香港人沒有見識過文革，那麼最近由曾鈺成等民建聯領導者發動的批鬥李柱銘運動，就可以看到文革縮影了。

文革是在反帝反修、中國試爆原子彈等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基礎上發動的。同樣，批鬥李柱銘也是在中國經濟膨脹、嫦娥奔月、奧運倒數等民族主義亢奮的意識形態基礎上發動的。其特點是盲目排外，對國際社會針對中國的弱點或不足之處的批評，極端仇視，並煽動這種義和團式仇外情緒。

文革最普遍的批鬥手段是栽誣，把要批鬥的人士沒有說過的話硬栽是他說過的。批鬥李柱銘也如此。李柱銘的文章，從沒有提及要國際社會「杯葛奧運」，相反地是要求國際社會不要杯葛，而要正面接觸、促進中國改善人權。李文也沒有講要「施壓」，而是講要「促進」。但所有的批鬥者都高舉反對「杯葛」、反對「施壓」的紅旗，不顧事實地混罵。

文革的另一手段是把被批鬥者的話扭曲。批鬥李柱銘也如此。李的文章講「Press for」，是促進、極想獲得、反覆要求的意思。但批鬥者都一窩蜂地解釋為「施壓」。英文《中國日報》把李文中的「Press for」扭曲為「pressurize China」，硬改為「施壓」。其實，「施壓」若是為了促進中國的人權，也和清末以來所有愛國者一樣沒甚麼不對。只不過，李文確是沒有講「施壓」。

文革的恐怖之處在以言入罪，掌權的軍人與紅衛兵，只要聽到有人講幾句不中聽的話，就硬栽為反革命行動。李柱銘寫文章，再怎麼說也是言論範圍，批鬥者就硬是打成「勾結外國勢力」、「賣國」、「漢奸」、「吳三桂」等行動。

文革批鬥特點之一，是強迫被批鬥者低頭認錯，不管有說過沒說過，有做過沒做過，批鬥者要你認錯要你低頭你就得認錯就得低頭。群情洶湧，不由你不「食死貓」。

文革另一特點，就是所有一切無理的批鬥，其實都是有組織、有領導的運動。目前帶頭批鬥李柱銘的人，大都受過文革薰陶，血液中有文革基因。儘管口頭上緊跟中央反對文革，實際上也很會使用文革的手段。包括利用中國炫耀國力的時機，利用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也用上栽誣、扭曲、言與行不分、強迫認錯等無賴手段。組織者有時機（在李文發表一周後，他到立法會才發動），有佈局（安排群眾到立法會門外抗議），有目的（打擊立法會補選陳太的選情）。繼承的是不容許人民表達意見、不容許批評當權者的中共專權政治傳統。手段則是有組織、有領導地煽動群眾。

香港人難道回歸後都變成不是「漢奸」就是奴才、不是暴民就是順民了嗎？不。以中產為主流的香港人，應是理性的、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不受煽動的人。走在前面的敢言之士，不僅不畏權勢，而且要不畏群情。因此，筆者支持李柱銘絕不在淫威之下認錯道歉，而且也同陳日君主教一樣，若他是漢奸，我也不介意是漢奸。

現在是考驗香港廣大市民的時候。香港人會不會失去理性？會不會在民族主義情緒衝擊下受文革式煽動而出現暴民政治？會不會知所選擇？還是步向沉淪？香港人正走在十字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