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銳紹 - 林榮基現身後的「六化」

2016年6月20日 

【明報文章】銅鑼灣書店事件的細節不斷曝光，確是一次很好的（負面）國情教育。愈來愈多情節印證這次事件的性質是：中共高層某個或某些領導人有其政治需要，下令專責小組執行任務；其後執行者為了滿足上意，不管「兩制」，試圖用內地的手法解決問題。其後事件愈鬧愈大，有關方面仍想施以高壓，轉移視線，文過飾非。於是乎，上命下行，上行下效，「一國兩制」進一步毁在政治任務的手上。

官方消毒只能自欺不能欺人

先說近的，林榮基披露了他「被失蹤」的情况之後，事件中的其餘4人（最新還出動了林榮基的女友）紛紛指林的言論不對。在中國的政治操作中，這是「消毒」行為，屬於中共宣傳戰的一部分，尤其是內地近期致力推行「大外宣計劃」，用權用錢佔領宣傳陣地，這類「自編、自導、逼（當事人）演」的手法已是預期之中。外界對「被逼演」的當事人，毋須苛責，因為肉在砧板上，內地的執行者別無他法，只有做戲做全套。

也許，日後還有其他貶斥林榮基的言論出現，例如勾結境外勢力之類。但只要回顧過去類似事件，就可發現這是官方編寫政治劇本的慣用元素，包括經濟問題、桃色、境外勢力等，旨在通過宣傳審判，逼人認罪，達至人格謀殺。近期內地處理類似的政治事件（例如高瑜案），已可見一斑。再看過去的程翔案，有關方面學懂轉彎放風，製造「黃姓女士」的桃色新聞，還通過本港某傳媒煞有介事地追查。幸好黃女士後來現身香港，澄清事實。所以，官方「消毒」的實際效果只能自欺，不能欺人。外界只需對官方的「消毒」行動進行消毒，自可獨立思考，分清是非。

一國兩制 危如累卵

再說遠的和寬的層面。這次事件說明政治領域的「一國兩制」已名存實亡，雖未全亡但也危如累卵，更說明內地的政治事件（包括高層的政治角力）可能隨時把香港扯進去。種種迹象顯示，內地某方面懷疑銅鑼灣書店背後可能有內部的敵對勢力，才會出版各種不利於執政者和掌權人的刊物。這種懷疑及其延續行動，導致「兩制」棄如敝屣，很多界線被模糊和混淆起來。說到底，這是內地仍然奉行歷代封建王朝的管治意識和模式，崇拜權力、暴力和強力（強制力量），與現代化的民主自由的訴求（包括港人和內地人民的訴求）背道而馳。

其實，這種在有意無意之間輕視和破壞「一國兩制」的思維，在香港回歸之初已經出現，只是當時有關方面仍重視香港對台灣的示範作用，才有所收斂。當時，內地有關人士曾非正式地向香港處事官員暗示和試探，是否可以容許內地公安跨境執法，其理由是阻止大陸罪犯跨境犯法，保障香港安全；而為了公平起見，內地也容許香港跨境執法。但香港有意見認為，在執行上不利於港，更不利於恪守「兩制」，加上當時內地對香港的壓力、主導和控制能力沒有今天那樣直接，跨境執法才沒有正式出現。但銅鑼灣書店一事顯示，即使沒有人正式跨境執法，但肯定有人跨境犯法，至少「協助」李波「用自己的方法」出境的人，已是跨境犯法。當局不能以文字遊戲的概念、巧言令色的方法掩蓋實質。

這裏要談到特區政府的取態了，不妨以曾蔭權處理程翔案和梁振英處理銅鑼灣書店事件作一些比較。兩名特首的權力來源都是北京，即使道理在香港一邊，但現實上特首也不會違背北京的意旨，這是中國政治的可悲之處。不過，如何處理卻大有學問。至少，曾蔭權願意在民意的推動下，先通過正常渠道，繼而暗中「被動式發力」。與此同時，另有渠道用中國特色的方法為當事人奔走，其中一些有良心的左派人物也曾幫忙，具名寫信陳情，轉達意見，曉以形勢和利害關係；有人還列出「六大理由」，包括對官方有利和不利的理由。終於在公開和不公開的行動之下，爭取到早日釋放程翔。至少，這些努力是有關人士感覺得到的。

港府現在有兩事可做

可惜，在銅鑼灣書店事件上，至少林榮基感覺不到港府的努力。其他當事人也「被要求」向特區政府「要求不需協助」，而特區政府則只作表態式的關注和跟進。也許，港府只有一個解釋，就是「行動不便公開」，但這有說服力嗎？

如果港府仍希望爭回一點民意的話，現在最少有兩事可做。一、馬上就大眾關心的話題（例如內地指在香港寄書往內地也觸犯內地法律），從速公開要求內地澄清，因為這可以引伸到更廣泛的領域，包括由香港發電郵到內地，也可能被認為觸犯內地法律。二、即使林榮基沒有要求，警方也應主動關注他的安全，也許這又涉及私隱問題，但警方至少應作個姿態，在香港與內地之間的各個渠道加強巡邏，減少類似李波「被失蹤」的機會。警方、港府和北京如果還算清醒的話，也應從自身的利益想想，萬一林榮基出了什麼事，外界也會聯想到官方頭上，對整個事件更為不利。

到了這個時候，保護「兩制」、守護港人權利和安全的希望，只能寄託在自己香港人身上，不能單靠外力，也不能依靠港府，更不能依靠內地開明。但從策略上，仍然要催促和迫使港府履行它維護「兩制」的責任，不能只顧「北望神州，以身相許」，令「一國兩制」進一步變形走樣。民間聲音繼續擴大化，綜合實力繼續強大化，國際地位繼續普及化，「兩制」特色繼續常態化，與內地交往繼續正常化，核心價值繼續強勢化。只有繼續這「六化」，才能守護香港。堤壩不自行維修保養鞏固，無人能為香港人出謀獻策。

最後一提，有建制派說，銅鑼灣書店是個別事件，不足為慮。但一石激起千重浪，今天發生在銅鑼灣書店身上的事，不知何時發生在其他人身上？而且，香港已無可避免地隨時被扯入內地高層的政治活動中，建制派如不清醒，不單難獲港人接受，更會成為破壞「一國兩制」的幫兇。

劉銳紹 - 從財產之密到「炒姜」之密

2016年4月22日 

【明報專訊】前天上午看《明報》，刊登了巴拿馬文件揭露一批權貴在海外有隱形資產的新聞，不禁拍案叫好，為明報恢復生氣感到一絲希望。豈料，不久就聽聞明報執行總編輯姜國元被突然辭退，心裏第一個反應是：「出手太突兀了吧！」

我不是說上述兩者有關，眼前暫無證據證實有關，但長期積累的因素是不能忽略了——那就是新聞價值觀的較量，以及新聞價值觀與現實的較量。這不單是新聞界人士應該關注的問題，而且是全港市民都應該關注的問題。如不關注，目前仍享有的一些新聞空間也許會進一步收縮，直至不再存在。

單靠當事人申報已不能堵漏洞

先說巴拿馬文件披露的財產之密，可見上至中共領導層及其王親國戚，下至香港富豪及其後代，不少人在海外擁有隱蔽資產，關係千絲萬縷。從現實的角度看，在商業社會中，這類事件長期存在，只是大家心照不宣。况且，在海外設有離岸公司不是罪名，即使用來避稅（有人美其名為「節稅」），不是逃稅，也不是犯罪。所以，被揭發海外隱蔽財產的權貴，一點實質傷害也沒有。他們甚至認為，「聰明人才會使用這些醒目的方法，懂得法律才能鑽營這些機會」。一般人對他們的行為無可奈何。

不過，這類事情也教懂了老百姓很多東西。例如，有些人口說「愛國」，但原來在海外卻報稱外國人，到底他們愛的是什麼國？是真心愛國還是因利益而愛國？是長期愛國還是忽然愛國？市民心中有數，北京也心中有數。即使這些人馬上重申是「中國人」，相信也會在公眾心目中打了折扣，他們日後擔任公職時也會受到質疑。

又如，其中一些人表示，他們的離岸公司已作申報，因此已是清白之身。不過，「已作申報」只是手續上的程序，但這些離岸公司的具體業務卻沒有詳細披露，當中是否與公職有利益衝突？不得而知。這是否等於他們身家清白呢？在他們還未清楚交代之前，他們在道德上、形象上已經自我損毁。當然，他們可以說「道德與我何干？形象於我何義？」但這豈不是自欺欺人嗎？

從政府的角度看，也應該考慮如何改善。現時單靠當事人自行申報的制度，已不能堵塞漏洞了，必須加強監管，例如：漏報和瞞報將有什麼懲罰措施？

此外，老百姓還會從這些資料中看到「政商合一」的事例。雖然未有證據證明政商勾結的不法行為，但從他們的關係網中，已看到在中國大陸和香港之間的「錢、權、勢」交易。更有甚者，大陸的名卿巨公、達官貴人近年來利用香港作為金錢跳板的事例愈來愈多，以致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也要派駐專人跟進。這種趨勢會否影響和破壞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呢？確是茲事體大的問題，必須從根本上杜絕和預防。

在外國，巴拿馬文件已導致政要「一身蟻」。冰島總理貢勞格松成為第一名下台的政要，英國首相卡梅倫正面臨巨大壓力。在台灣，快要上台的民進黨也說，將把擱置多時的「反避稅條例」列為優先法案之一，國民黨和時代力量也表示支持。不過，這種情况會不會在中國發生呢？

巴拿馬文件在中國的唯一作用

可以預言，雖然巴拿馬文件也披露了一些與中國高層有關的隱蔽資產，但他們仍然可以穩如磐石、雷打不動。首先因為中國全面封鎖消息，即使報道巴拿馬文件，但卻刪去中國政商人士的部分。其次，即使老百姓用自己的方法知悉實情，但也沒有任何方法動搖權貴的地位和利益。還有，倘若風吹草動，官方馬上打壓，全然忘掉經常掛在嘴邊的「反貪腐」宣傳。所以，巴拿馬文件在中國的唯一作用，就是當中共高層發生宮廷內鬥時，這些材料就會成為他們鬥爭的工具。最典型的例子是，當薄熙來和谷開來被鬥倒時，他們的離岸公司就成罪證之一；至於鬥贏一方的海外利益，則繼續潛埋吧。

從上述財產之密的現實與無奈，轉看明報的「炒姜」之密，同樣也有無奈之處。按香港法律，只要資方按照勞資法例辦事，就可以不需說明原因，甚至無緣無故炒人，就像當年「六四」後我被《文匯報》炒魷魚一樣。不過，資方有權，但是否等於資方有理？卻完全是另一回事。

我與姜國元認識30多年。那時候他是《大公報》的體育記者，我也偶爾採訪體育新聞，因而認識，令人深刻的是他的體育人物訪問。在阿姜的筆下，體育人物不一定是硬繃繃的鐵漢男兒或巾幗英雌，而是有性格、有感情、有血有肉的人物。也許這種透過人物來體味人生的探索，不斷磨練，後來成為阿姜的神來之筆，在他以「安裕」為筆名的文章中盡露光芒。

縱有狂風逼葉落 精誠托月有枯枝

阿姜後來駐美採訪，觀察世情，擴大視野，打下堅實的功力。我經常說：「新聞的功力是浸出來的、熬出來的。」阿姜就是典型。這從他回港後的多宗新聞處理上可見一斑。在涉及港人重大利益及價值觀的新聞上，如2003年反對《基本法》23條、2012年反國教事件、跟進李旺陽「被自殺」等，阿姜也是以新聞規律和大眾認同的普世價值作為報道的依據。在這些新聞中，他給我最大的觸動是，他出身左派，但早已從左派的條條框框中脫胎換骨。為什麼有些左派中人或者忽然愛國的人，仍然在左的思維下沉醉不醒？而阿姜卻可以跳出來呢？原因很簡單，就是阿姜選擇獨立思考，才有獨立於官方利益以外的行為。

如今，他被開除，我對他有話說：繼續做你的阿姜！撐你！

對鍾天祥，以及背後有決策權或影響力的人，我也有話說：你們趕走的不是姜國元，而是你們的讀者；你們說要開源節流，但沒有搞好新聞的領軍人物，要開廣告之源也是難事；如果你們沒有充分的理據「炒姜」，你們日後面對的情况可能更僵。

對明報的員工，我也有話說：也許「將軍一去，大樹飄零」，有人想到良禽擇木而棲，但你們願意看見你們長期固守的長城毁於一旦嗎？你們眼前是一場陣地戰。不戰而走？還是戰至最後一寸陣地？仗不打，怎知一定會輸？

對明報的讀者，我也有話說：請你們用雪亮的眼睛，繼續觀察和監督明報的表現，好的讚，壞的彈。這是你們的消費者權益，也是你們保衛香港新聞和言論自由的責任。

以上的話，即使明報以後不登我的稿件，我也要說。最後，以當年我被打壓時寫的詩作結：「縱有狂風逼葉落，精誠托月有枯枝。」

（編者按：《明報》集團4月20日就此事的聲明表示：公司需積極採取節流緊縮政策，裁減人手實非得已，是次裁減涉及業務和編採部門人員，當中包括高層人員；公司希望盡快渡過此困難時刻；明報編採方針保持不變）

劉銳紹 - 欲蓋彌彰的「李波雪球」效應

2016年1月11日

【明報專訊】銅鑼灣書店5人失蹤事件疑點重重，至今仍撲朔迷離。最近，又有內地消息指，這只是私人經濟糾紛。容或這些消息屬實，但在疑團未釋之下，這些消息都失去了它的可信度。可見，有關方面如果不用事實說話，反而不斷製造新的疑惑，甚至在有意無意中破壞現行機制，只會導致此案的負面效應像在煤礦上滾雪球那樣，愈滾愈糟，愈滾愈黑。

兩個核心問題

事件發展至今，各方應該牢牢抓緊兩個核心問題。一、案中5人是怎樣失蹤的？是不是有人越境執法？或者有人越境犯法？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前者是有公職身分的人，後者則可能不是公職人員。但無論越境執法也好，越境犯法也好，香港警方和內地有關部門必須認真處理和公開真相，因為這涉及所有人的人身安全和人身自由。

二、此案是否涉及出版和言論自由？內地消息指，「這只是私人經濟糾紛」，不涉出版自由，但經濟糾紛也可以通過法律解決，而不能令人「用自己的方式」失蹤。如果此案涉及出版和言論自由，那就更不能接受了。

建制派提出，此案真相未明，不宜諸多猜測。表面上，此說可以成立，但這種態度只會令事件更不透明；連追問一聲也不敢，更會令事件無法解決。須知在真相未明的情况下，猜測是自然出現的，換言之，這些猜測是官方間接造成的，也說明有關方面沒有現代化危機管理的意識和經驗。

與此同時，內地有關方面對事件的解讀，也給人一種強權政治的感覺。例如《環球時報》提出的「強力部門」，以及「政治有時會超越法律」；有建制派人士甚至提出美國也是越境捉拿拉登。但是，他們所說的只是現實，而不是道理，在邏輯上也說不過去。假如引用美國捉拿拉登的例子，藉此證明「強力部門」為了達到政治目的而可以越境執法和規避法律的話，那麼，美國在中國境內幹同樣的事，又該怎樣對待呢？

又如王毅回應英國時說，案中人首先是中國公民，其意是阻止英國干預中國內政。從外交層面看，這可以視為一種策略，但從老百姓的角度看，即使是中國公民，官方對他們也要依法辦事，而不能為所欲為。

說到這裏，不能不說發生此事也跟中國的體制有關。中國的管治架構，有時是條塊分割的，大家都按中央的精神辦事，但又有各自的理解，因而出現各自為政、政出多頭的情况。香港回歸18年了，有些人感到「為什麼在香港辦正經事也是困難重重」，因而對「兩制」失去耐性。為了完成他們認為重要的工作任務，於是慣性地應用了內地的方法，連主管港澳事務的部門和人士也未必知情。加上中國政治不想公開出現「政策分歧」或「部門打架」的現象，所以主管港澳事務的部門和人士也不願意澄清外間的疑問，包括環球時報的言論是否代表中央政策，這就令到事件更像脫韁之馬，難以駕馭了。

倘官方不妥善處理 有何惡果？

在此不妨預測，如果官方還不趕快妥善處理，此事將如何發展？還會產生什麼更嚴重的惡果？

其一，香港人對習近平所說的「『一國兩制』不變形、不走樣」、「依法治國」更無信心。尤其是香港與內地之間行之有效的通報機制，這次也失靈了，港府和警方在傳媒查問之下，也無法回應，深有「難為了家嫂」之嘆。

其二，這次事件肯定打亂了有關部門對香港事務的部署，包括如何策劃今年的立法會選舉。從另一個角度，這是對泛民有利的，而冥冥中好像這類事件必然發生，例如上次立法會選舉之前港府強推國民教育，又例如政改投票的「甩轆事件」，只會增加人們的離心力。

其三，內地最擔心的外部勢力，竟然在莫名其妙的情况由官方主動引入。從公開看到的，英國和瑞典由於有涉案人士屬於其本國國籍，不能不表態，後來歐盟也關注起來，顯示此事已上升至廣泛的國際層面，而且還不斷發酵，即使不能沾邊的美國也趁機「抽水」。可以說，這次「引狼入室」完全是不必要的。

內地有意見認為，這些國家只是表態而已，它們絕對不敢破壞跟中國的關係，因為它們都看重雙方的經貿關係。但這只是表面的自我安慰，其實外國關注這次事件，還因為它們擔心中國最終會傷害其本國國民，至少為它們製造難題。這次事件中的兩名當事人李波和桂民海分別持有英國和瑞典護照，但中國強調他們首先是中國公民，藉此排除外國的干預。這種做法雖可解釋為「只針對涉事的華裔人士」，不是針對原來的外國國民。可是，無論如何這種做法衝擊了有關國家保護本國國民的權利。在澳洲，更發生若干宗中國執法人員越境執法，導致澳洲向中國交涉，據報道中國已承諾不再發生同類事件。但在去年3月，一名移民澳洲多年的內地商人張健平返回大陸時，被中國當局指他的真正身分是多年前外逃的經濟犯謝仁良，理據是「上海警方是通過追逃數據庫和面部識別技術鎖定謝仁良，再通過與其兒子的DNA比對檢測，確認其真實身分」，結果引起兩國爭議。澳洲和澳洲人不相信中國的「證據」，而中國則認為「有權扣押中國外逃犯」。餘此類推，外交界紛紛引述過去的事例：英國商人海伍德在中國被殺；中國異見人士王炳章在越南失蹤但後來在中國被判刑；民運人士姚勇戰在莫名其妙的情况下轉交到中國手裏……

這些雖然只是個別事件，對中國來說也不是什麼「大事情」，外國對此也無可奈何，但如果這類事件不斷積累，對中國開展外交工作總有不利之處，尤其是習近平正大力推動「一帶一路」，沿途涉及60多個國家，而其中大約40個國家跟中國的關係處於不牢固的狀態。倘若中國在政治、人權等問題上不斷積累仇怨，難保會影響全盤計劃，實在不划算呢。目前，也許只有美國才能使中國有點忌憚，例如持有美國護照的吳弘達非法入境，被判刑15年但馬上被送回美國。如果中國只看實力而不按道理行事，總難實現真正的「中國夢」。

也觸動了台灣人

其四，這次事件也觸動了台灣人的穴位，蔡英文已抓住這個話題，作為競選的一個籌碼。3年前，台灣人對香港的形勢不太關注，但太陽花運動、雨傘運動後，台灣人已提出「警惕今日香港，避免明日台灣」。可見，假如有關方面還不趕快處理好這次事件，只會令兩岸的距離更大，「統一大業」就更無從談起了。

劉銳紹 - 接納青年 必先開竅

2014年11月7日

【明報專訊】有政黨建議提委會增設青年組別，並指學聯應有席位。其實，內地溫和「知港派」9年前已提此議，但被高層否決。他們憶述3點，供今日參考：

（一）高層認為可在選委內開放青年組別，但必須留給建制派的青年團體。「知港派」曾具體提及學聯，但高層認為：必須首先穩奪學聯的長期領導權，才可考慮。

（二）「知港派」曾建議，如香港學聯不願與內地接觸，可讓全國學聯來港交流時走訪香港學聯，營造氣氛，但此議也被高層否決，認為不能釋出「妥協」信號。

（三）民主派青年與外國交流，高層視為「裏通外國」。但建制派青年應美國政府邀請赴美（事先請示），卻可以容許。

可見，思維不改，胸襟不廣，欲爭青年之心，難矣！望京開竅。


Vic：劉銳紹很早便急於勸退佔領區群眾，並指責學生智慧不足。他連日來的言論膠味甚濃，但今日在明報的這篇短文值得注意，尤其是值得香港大量患有政治幼稚症的人注意。提委會的設計，其實就是功能組別，之所以要保留功能組別這種扭曲的設計，是方便中共操控，方便特權份子政治分贓。香港建制之內林林總總的組織，無論掛什麼旗號，莫不是已被共產黨或共產黨代理人壟斷領導權的，可憐許多香港人仍然認為這些團體各有其代表性。

葉劉淑儀此妖婦建議提委會增設青年組別，是對香港人政治智慧之侮辱。但香港人之中，政治幼稚者比比皆是，例如昨日程翔在明報發表〈梁振英「綁架」了習近平〉一文，便有讀者在網頁留言：「程先生不知道有沒看過新華網的英文原稿。英文稿只是指出有富豪沒表態，那篇文章寫得很中性，沒感覺是'批評'。」我看過那篇新華網的英文原稿。這名讀者就像不少香港中產人士，受過高等教育，英文溝通無礙，但政治頭腦停留在非常天真無邪的程度。

新華網那篇文章點名李嘉誠、李兆基、郭鶴年、吳光正無表態反對佔領運動，你居然說寫得很中性，沒有「批評」的感覺？大佬，篇文好大鑊啊！大鑊到共產黨都覺得太過份，所以才急急撤文啊！

劉銳紹 - 良心與強權的思維戰爭——從《南方周末》事件談起

2013年1月16日

【明報專訊】最近，《南方周末》的新年獻詞被扭曲原意，大幅修改，引發一連串抗爭。其後，《炎黃春秋》、《新京報》、《瀟湘晨報》等內地傳媒，也受到連串打壓，同樣引發不同程度的抗爭。這些場景組合起來，成為近年在內地罕見的新聞、言論和思維戰爭，也是一場良心與強權之戰。縱觀形勢，發動攻勢的是以中央宣傳部為首的官方勢力，而抗戰的則是以內地新聞界為主的各方民間力量。

（一）這次事件與過去不同之處

與過去的同類事件（例如《中國青年報》的《冰點》事件、《南方都市報》多名領導成員被撤換事件）相比，這次事件有3點不同之處：

（1）抗爭行動不局限在新聞界，還延伸到知識界、教育界、網絡世界，以至普羅大眾的層面，涉及面和參與者相當廣泛，聯署和不同形式的聲援行動此起彼落，形成一浪接一浪的抗爭。這是20多年前「六四」期間新聞界爭取新聞和言論自由以來最大規模的同類的自發行動。

（2）在沒有組織之下，參與者敢於以真面目、真名真姓示人；尤其在官方剛剛通過網絡實名制之後，這些人士沒有被嚇倒，仍敢於合情合理合法地公開表達意見。這顯示老百姓比以前更理直氣壯，更懂得善用、盡用和努力擴大空間，否則空間只會愈來愈窄。

（3）與過去同類事件相比，由於內地的抗爭層面擴大，所以關注此事的國際層面也在擴大，港澳台和國際媒體的報道和跟進工作也比過去更深更廣。這有雙重後續效應：一是官方藉此製造「外部勢力介入」的輿論，成為加大打壓力度的藉口；二是抗爭將持續下去，即使可能漸趨平靜，但火種不滅。

（二）找出思想戰爭的禍源

要分析和解決這類事件，必須追本溯源。表面看來，這次《南周》事件的始作俑者是廣東省委宣傳部長庹震。他到廣東後，短時間內採取了多項限制新聞自由的措施，引起業內強烈不滿。不久前，廣東某大學舉行一項兩岸四地的新聞交流活動，也在最後一刻被喝停，未知是否又與庹震有關。行內人都了解，庹震空降廣東是中宣部長劉雲山的刻意安排，這類「思想官員」空降到地方去，也不止廣東一省。可見，庹震南下已負有壓制自由派的任務，從個人仕途發展的角度看，他肯定悉力以赴，不辱中央之命。

再看深一層，劉雲山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大力箝制思想，除了因為政治保守之外，也跟他個人的功名利祿有關。行內人都知道，在「十八大」召開前的人事安排中，劉雲山不在政治局常委的建議名單內（當時的說法是掌管思想和政法工作的領導不「入常」，只進入政治局），但在「十八大」召開前不久，他忽然被列入建議名單，幾經轉折，終於「入常」。這除了江澤民力撐之外，還因為中共高層歷來需要專人負責掌控人民的腦袋。開放改革以來，歷任政治局常委或委員中，必有一人專責掌管宣傳和意識形態工作，例如胡喬木、胡啟立、丁關根、李長春等。所以，劉雲山「入常」，並接手李長春掌管思想的任務，反映習近平為首的領導核心仍然認為需要控制輿論和思想，不能異化，才能穩定政權。

所以，歸根結柢，亂源就是這種陳舊的、僵化的、要絕對控制一切的封建帝王意識，再加上生死存亡的政權保衛戰需要（中共近年不斷強調「外部勢力正利用意識形態戰爭來和平演變中國」），導致他們慣性地打壓新聞、言論和思想自由。這種思維不改變，只會令官民關係進一步撕裂。

（三）《南周》事件餘波如何發展

按近年形勢而言，民間和個人的經濟實力普遍上升，官方漸失經濟領域的絕對操控能力，思想控制於是成了官方堅守的一個堡壘。面對《南周》事件觸發的思維戰爭，掌控了政權和人事任命權的官方肯定會一如既往，採取雄獅搏兔的手法，在全國範圍內撲火，把一切不穩定因素扼殺於萌芽狀態。近日可見，官方一面繼續控制傳媒和網絡的信息，一面驅趕聲援的支持者，又對一些人士施以直接或間接的警嚇。在這種力量懸殊的情况下，可以預見這次事件將逐步淡化。我們對《南周》的員工也應該理解和諒解。

不過，不要忽略官方也感到這次事件對自己也有不利之處，現正到處蒐集意見，來港收風的人絡繹於途，看看能否減輕此事對官方的衝擊。所以，不妨因勢利導，提供一些解結的辦法。

（1）有消息稱，廣東省委書記胡春華介入調停，《南周》總編輯黃燦將被免職，省委宣傳部部長庹震也將調走，但礙於面子，後者將稍後時間才離職。但是，如果兩人都要離職，那麼庹震理應同時下台，不應只撤黃燦。過去一些事例說明，官方放風後，承諾卻沒有兌現，待事件淡化就不了了之。事實上，胡春華也明白庹震是劉雲山安插到廣東的人，而劉雲山已是政治局常委，級別高於胡春華；庹震會否下台，還須看其他因素。

（2）北京應趁此機會，配合習近平努力營造的氣氛（包括提出停止勞教制度），承諾處理新聞的方法也要與時俱進，走向寬鬆。全國人大應重拾自「六四」以來擱置至今的《新聞法》，從保障而不是遏制新聞自由的角度立法，才能化被動為主動。

總之，在今天民智漸開、民氣漸壯、民技漸高的新形勢下，即使《南周》事件最終被壓下來，但爭取言論和思想自由的民間湧動，只會積累更強烈的反彈效果。 

六四廿二年祭：劉銳紹 - 崇拜強權金權 「六四」雙重扭曲

2011年6月4日

【明報專訊】「六四」，22年了。熬過這22年，一點也不「易」，政治上更看不出半點「義」。這22年裏，只有「異」，是價值觀的變異，是在官方扭曲下的雙重變異。

我很少說氣話，也不覺得上面所說的是氣話，因為中國官方在過去22年裏的表現，主要是「雙重崇拜」，從而導致「雙重變異」。

所謂「雙重崇拜」，是崇拜強權和崇拜金權。22年前，官方在「六四」鎮壓後強調「穩定壓倒一切」，任何官方認為不穩定的因素，都要扼殺於萌芽狀態。那時候，有些人認為當官方站穩陣腳，經濟和政治形勢稍為穩定後，就會逐步放鬆，繼續走開放改革（包括政治改革）的道路。可惜，這種屬於良好願望的估計沒有成為事實。官方沒有因為經濟形勢好轉而增加政治改革的信心，沒有因為操控的權力愈來愈大而逐步放開人民說話的空間，沒有因為國際地位上升而容納世人公認的價值觀。

官方把法律盡情踐踏

所以，22年裏，政治原地踏步，甚至倒退。1987年開始在中央委員會進行差額選舉，但今天仍停留在這個層次，沒有擴展到政治局的選舉（越共改革在中共之後，但如今越共的總書記也實行了競爭選舉。中共高層會否汗顏？）。同年，中共舉行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宣布黨政分開，但如今絕大部分省市自治區的人民代表大會主任，都由當地的黨委書記兼任，毫無保留地把黨的意志凌駕在人大和政府之上。光是這兩點，已充分說明中共在過去22年裏非常果斷地倒退，從反面角度應驗了「一往無前」之句。真的是沒有前進！

即使是可以協助政府解決問題、梳理民怨的民間組織，也沒有因為社會的實際需要而得到官方網開一面。這類民間組織或非政府組織，由1989年的20多萬個增至1998年的70多萬個，維權活動不斷增加，令官方感到威脅了。1998年，中共中央組織部、民政部馬上發出《關於在社會團體中建立黨組織的通知》，要求在民間組織常設機構專職工作人員和長期兼職人員中，凡有正式黨員3人以上的，必須在2000年6月30日前建立黨的組織，也就是最基層的黨細胞組織。一來要基層黨員「思想見面」，互相監控不能異化；二來藉以監控這些民間組織活動。試想，連自己的黨員也信不過，中共的自信心哪裏去了？

近年來，官方心理虛怯更表露無遺。劉曉波事件、艾未未事件、趙連海事件、馮正虎事件、胡佳事件等，毋須多說，已驗證中共患上了超級心臟病。民間舒一口氣，官主當作十級颶風；民間一個噴嚏，官方視為十級大地震。上述事件還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官方已毫無顧忌地把法律盡情踐踏，即使無法自圓其說也在所不計。這不是崇拜強權又是什麼？

以經濟控制人民政治權利

崇拜強權是官方歷來的慣性，但過去22年裏，官方還突顯了另一種崇拜，就是崇拜金權。隨着中國的經濟上升，官方愈來愈感到可以通過經濟權的控制，來控制人們的政治權利，甚至改變或影響國際上的遊戲規則。後者無可厚非，因為這是國際政治的規律，歐美國家都是這樣做。但如果通過經濟來控制人民的政治權利甚至話語權，那就是百分之百的濫用，回到封建朝代去了。

近期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當局試圖利誘「天安門母親」的成員，希望用錢來解決問題，但「六四」死難者家屬最關心的真相和責任問題，卻置若罔聞。其實，這種手段在「六四」之後幾年曾經試過，但沒有奏效；如今，官方更加財雄勢大了，於是照辦煮碗。但是，夷齊恥食周朝粟，陶潛不折七尺腰，「天安門母親」也不會棄節屈膝。官方的利誘，只是一種崇拜金權的徹底暴露而已。

回顧過去22年，官方崇拜金權已令中共變質。大批黨政幹部脫去烏紗帽，換上企業家的帽，在黨政和企業的雙軌制下，盡撈油水。以1993年的中共統計，私營企業主的背景中，56.8%是黨員幹部；1995年，黨員幹部也佔了44.8%。這兩年是黨員幹部轉營的高峰期，可以看到崇拜金權已是主流趨勢了。

崇拜強權和崇拜金權結合起來，形成了「六四」之後的雙重扭曲，很多問題都傾向用錢「私了」。一些法院可以在判案後代追債務，從中抽取「辦案費」；官員擊斃「屁民」，可以賠錢了事。民怨如洪水暴升，強權金權能擋多久？不得而知。

何日能見：經改與政改齊飛，官心共民心一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