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韜文 - 結構性新聞審查的陰影

2017年7月20日

【明報文章】同事區家麟博士把他的博士論文改寫成書──《二十道陰影下的自由：香港新聞審查日常》（註）剛剛出版，筆者有幸先睹。由於書的主題跟我一向關注的新聞自由問題有關，而且有新的見地，故以書介的形式在此加以說明一下相關發現。

從自我審查到結構性審查

中共設有意識形態控制和宣傳部門，對傳媒發出指示，規定宣傳口徑，禁止政治敏感話題，結果出來的媒介內容都是消毒過的，沒有異聲反調。這種新聞審查很容易確定，因為當中的管控是明刀明槍的、中央化的、有迹可尋的。相對之下，香港的權力結構正在轉變，而新聞制度也處於拉扯的過渡狀態，新聞審查並沒有中國大陸的明晰可見。

雖然如此，但香港還是有多位學者對新聞審查先後加以研究。綜合來說，自我審查大概是指傳媒為了討好權力中心或因為害怕利益受損而放棄新聞專業的守則及判斷，進而忽略、淡化、扭曲或屏蔽權力中心或許認為敏感的信息。研究自我審查的難處在於審查的行為難於獲得當事人的確認，很多時候要透過案例對比、邏輯推論、環境旁證等方式來考察。

區家麟一書的研究從自我審查的觀點出發，但不以此為滿足，他一方面要追溯自我審查的結構性根源，同時也把自我審查的概念擴寬為新聞審查，並把焦點從新聞工作者自覺的審查轉到日常，看習以為常的新聞制度、規範及實踐，如何客觀上生產出傾向利於建制的信息。他稱這種新聞審查方式為「結構性審查」（constitutive censorship）。在他眼中，結構性審查是潛藏在新聞組織中「無形的手」，不用外力強加，組織成員均視一些行事守則為理所當然，一旦實行，表達的可能性從而受到限制，新聞內容自然偏向權力中心。由此觀之，自我審查是傳媒工作者於結構性審查中，放棄抗衡、選擇妥協的一種結果。

新聞審查二十道陰影

「結構性審查」是本書的核心概念，當中則包含了20種審查表現。區家麟以香港新聞廣播新聞媒體作為考察對象，在蒐集大量資料後，他把有關的審查方式概括成20種「結構性審查行徑」（constitutive censorship practices）。因為有關行徑是無形的框限和禁忌，故他也稱其為「陰影」。這裏不是逐一介紹他的發現的地方，只能舉例一二，簡要說明。

他首先闡述的「第一道陰影」是「不對稱平衡」的現象。平衡報道是大多數新聞人員認同的新聞原則，以此賦予爭議雙方有同等的回應機會。在「不對稱平衡」中，平衡的作用主要在於裝飾，雖然雙方意見都有提及，但是建制一方意見所得的長度、顯著度和輕重安排卻不成比例。第二道陰影是「強力平衡」。這也跟平衡報道有關，只不過是指不需要平衡時卻強作平衡，結果導致真相的扭曲。其他「陰影」尚包括「唯權是尚」、「陰乾滅士氣」、「龍門飄移」、「重劃禁區」、「幼嫩培育」、「邊緣化羞辱」等等。在闡述每一道陰影的時候，區家麟都引述多個相關事例和被訪者的經驗和觀察來說明，可說是娓娓道來，甚具說服力和故事性。

「尋真」才是新聞的目標

在破題及闡述多項結構性審查行徑的過程中，區家麟花了相當的筆墨解構新聞專業意理，尤其是當中對新聞客觀性的質疑。他的解構可以說再一次有力打破一些新聞工作者對中立客觀的迷思。不過，他沒有在客觀性被非神話化後變得虛無，否定一切。他認為新聞的目的旨在尋找真相，不在於有否跟循客觀中立的一些專業儀式。對他而言，新聞客觀性只是尋真的手段，是在最終「真相」尚未發現時，一種暫時過渡的表達。又或有時不涉真假，只涉價值觀，平衡報道才有必要。他所不齒的是有人以客觀中立作為不判斷、不作為的口實，使其淪為新聞審查的暗器，混淆黑白，唯權是尚，把片面的事實幻化為真相的整體。

結語

此書強調新聞審查的結構性根源，無論是從理論概念的整合創新，或是從論述分析的深刻性和系統性來看，它對香港新聞傳播研究的貢獻是重要和可貴的。區家麟是有20多年經驗的資深電視新聞工作者，再花了6年時間修畢博士課程和完成論文。從他的專著可見，他是少數能自由出入於新聞實務與傳播理論的學者和新聞工作者，顯示出令人佩服的思考力、分析力、專注力和努力。這項研究的資料主要來自區家麟與數十位新聞人員的深談以及他多年來親身的觀察，為研究提供了豐富而堅實的實證基礎。自我審查及結構性審查都是比較複雜的問題，但是有關分析在區家麟的筆下顯得條理分明，邏輯清晰，概念與實證互相映照，誠然是理論結合實際的力作。區家麟坦言這是他目前最重要的一本書。我同意之餘，必須加上一句：這也是對了解香港新聞審查、自我審查和專業意理十分重要的一本書。弄清楚這些問題，可以提高我們對新聞審查的警惕，同時激勵我們對新聞尋真的熱切追求。

註：區家麟（2017）《二十道陰影下的自由：香港新聞審查日常》，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陳韜文 - 回歸20年新聞自由今昔變化

2017年6月1日

【明報文章】1997年回歸日那幾天有數以千計的世界新聞工作者雲集香港，見證歷史的交接。我和3位同事把握這千載難逢的機會，訪問了70多位來自8個地區的新聞工作者，並分析了各地區主要傳媒的報道，最後把結果寫成專書。其中一個大家關注的問題是香港的新聞、言論、出版等自由有否前景。我在這裏整理一下當時大家對香港新聞自由的預想，再對比回歸後的真實狀况。

對新聞自由的預期

對香港回歸後新聞自由的估計，可以劃分為悲觀派、樂觀派、審慎悲觀派和審慎樂觀派。雖然各地記者及傳媒對香港新聞自由的估計有內部的差異，但總的來說，來自北美、英國、台灣和本地的記者較傾向悲觀或審慎悲觀，也有好一些是屬於審慎樂觀的。表現得最為樂觀的是大陸的傳媒。

最悲觀的新聞工作者和傳媒在回歸前已認定「香港已死」（《財富雜誌》在1995年曾以此作為封面專題），有人甚至擔心回歸當天晚上一些民主派領袖會被拘捕。當然，這種戲劇性的預期並沒有發生。無論是悲觀派或是審慎悲觀派，他們的判斷主要不是根據當時已發生的事例而作出的，是從中共的歷史和意識形態推斷未來的結果，認為一國兩制只是中共權宜之計，時間將會暴露它的真面目。與此對比的是樂觀的大陸傳媒，它們宣稱一國兩制能為香港帶來更大的繁榮穩定，保證香港生活方式50年不變。審慎樂觀者認為極權的中共在改革開放中已變得務實，對一國兩制不無承擔，新聞自由應留有一線希望。

回歸是中央收權的過程

回歸初年，中央大體上實行「互不侵犯」的對港政策，容許香港「高度自治」，是以香港生活方式沒有什麼改變。有所倒退的反而是受到金融風暴和沙士疫症打擊的香港經濟。大多數人或許預期回歸後的局面會是「經濟繁榮、政治倒退」，現實卻相反，安穩的是政治，倒退的是經濟。可惜回歸的政治蜜月期為時不久。自2003年發生七一大遊行之後，中央一改「互不侵犯」的政策，在香港要「有所作為」，遂逐步介入香港事務。不過，就算到了2007年，中央對香港的干預還不太多太顯，以致《財富雜誌》在同年公開承認早前「香港已死」的判斷是錯誤的。到了2014年，中央便正式發表一國兩制實踐白皮書，對《基本法》加以新的詮釋，縮小香港的自治權。白皮書與張德江回歸20周年座談講話可謂一脈相承，強調中央對香港最終有全面的管治權。

在這些中港關係宏觀政策演變下，關乎新聞自由的事件也此起彼伏，原先對香港新聞自由審慎樂觀的變得較為悲觀，呼應着好一些新聞自由指標的升降。港大民意調查計劃發現，市民對香港新聞自由的滿意程度淨值由1997年9月的68.7下降到2016年9月的6.6，跌幅可謂驚人。「無國界記者」自2002年起每年發布世界新聞自由排行榜，香港的位置由是年的第18位掉落至2017年的第73位，變化同樣令人吃驚。

打擊新聞自由的手段

香港新聞自由面對的主要威脅來自中央和特區政府兩大權力中心。它們擁有各式各樣用來壯大自己的聲音、打擊異聲反調的手段。這些手段包括統戰籠絡、廣告調配、商機控制、批判指摘、入股收購、信息控制、採訪權控制、行政管制、鼓動群眾鬥群眾、執法控告、耳提面命，更包括強力打壓、立法嚴管等等。在九七回歸時，大概只有統戰籠絡、信息控制、耳提面命的手段較為明顯，其他措施則在回歸後才逐步顯露。

香港講求法治，要改變新聞自由狀態，最有影響力的手段自是立法。特區政府在2003年推出《國安法》草案，準備讓立法會通過。不過，在最後關頭，有50萬人上街抗議過嚴的國安法條文和施政失誤，使形勢逆轉，政府最後不得不擱置立法。港人一般不反對為國安立法，所反對的是過嚴的條文，害怕新聞、言論、出版和結社等自由會受到傷害。如今中央政府的對港政策比以前嚴厲許多，港人對23條再立法的擔憂只會更大。

中國國力強大，有權有勢，掌控着龐大的資源，而且打擊異己從不手軟，已成功地建立了一個權力場，使人望而生畏，或加以迎合。在權力場作用下，中央統戰籠絡的手段顯得特別有效，造成傳媒自我審查愈來愈嚴重，向權力中心作不同程度的靠攏。權力中心有時甚至向傳媒施壓，要求改變傳媒的關鍵人事任命，以此加強對傳媒的影響。堅持以監察權力中心為己任的傳媒則受到抽廣告、信息隔離的懲罰。個別傳媒更有時受到發行干擾，使出版發布無法正常進行。

一度高唱一國兩制必然可以保障香港生活方式50年不變的傳媒，回歸後卻以急風暴雨的方式對一些名嘴或意見領袖口誅筆伐，有時甚至不惜以虛擬新聞打擊對手。無論是香港的親中傳媒或是大陸的官方傳媒，不時會上綱上線對港人和香港事務加以批評。這不是對等的討論交流，更多的是居高臨下的批判，是打擊對手的高壓言論。

傳媒的擁有權十分重要，可以說是誰擁有就誰控制。回歸後愈來愈多的大眾傳媒已陸續落入跟大陸資本和權力中心有千絲萬縷關係的個人手中。《南華早報》、無綫電視、有線電視的轉手買賣都可以如是觀之。連無綫電視這樣雄霸香港的傳媒的擁有權也「失守」給國內人士，香港的新聞輿論去向可思過半矣。

銅鑼灣書店事件是回歸後有關港人自由最嚇人的事情。大陸國安人員到香港及第三國把書店成員強行帶回大陸，被拘留盤問、喪失人身自由之餘，在港的出版事業也被毁於一旦。非法越境侵犯港人的自由雖然受到各方譴責，但事件也起了殺一儆百的作用，在社會上產生寒蟬效應。

結語

經過回歸20年的洗禮，當年新聞自由的樂觀派，應該很難在現實中找到繼續樂觀的理由，而悲觀派變得更悲觀之餘，反而有可能慶幸香港的新聞自由尚可爭持20年而未全倒。沒錯，回歸後，香港新聞自由是衰退的20年，但同時也是爭持的20年。當中實有不少新聞工作者、傳媒及公民社會堅持奮鬥的事迹，不容忽視。至於原來審慎樂觀和審慎悲觀的人，大概都會變得更審慎、更悲觀。不過，樂觀一點或是悲觀一點並不太重要，關鍵反而是新聞工作者和社會大眾有否捍衛新聞自由的自覺和決心，因為新聞自由最終是屬於有警覺和願意爭取的人。

（作者按：此文會收錄在「眾新聞」出版的《回歸20年──1997我們都是記者》一書內）

林忌 - 郭文貴所揭露的中國間諜網

香港蘋果日報   2017年5月4日
 

前中共權貴郭文貴流亡美國，多次接受海外傳媒訪問，揭發中共權鬥與權貴高層的內幕，在上月接受美國之音的訪問時，突然遇到「中斷訪問」，郭文貴於Twitter指控，指北京不惜一切要制止其爆料，令美國國會議員提出調查，幾位涉案的人員被停職調查；這個由美國政府擁有的電台，竟懷疑被中共所滲透，引起牽連大波。

郭文貴更於訪問中，指中共不但在港有國安的秘密指揮部，近年更高價買地去「溝淡」港人，派移民來控制香港；河北前政法委書記張越，以每張150－200萬拍賣來香港的單程證；廣州前副市長曹鑑燎，以假名「曹小華」名義取得香港身份證；十幾年前更有遠華集團賴昌星被捕後，其家族朋友幾十張單程證，突然由「真」變成「假」被中共撤銷，這就是中共滲透的手段。

2008年德國之聲中文部副主任的張丹紅，竟然稱讚「中共令四億人脫貧」、「中共比世界上任何一支政治力量，在實踐人權宣言第三條（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的貢獻都要大」、「中共為保護西藏文化做了很多」等，引發德國國會激辯中共滲透的問題；其間中共竟反過來支持張丹紅的「言論自由」，百度則指「張丹紅頻頻替中國說公道話……一貫主張西方不要用高高在上的態度批評中國」，而事件證明了「西方新聞傳媒自我審查毫不手軟」。由獨裁專制的國家的機器，以「新聞自由」名義來保護「支持獨裁」的言論，真的無所不用其極。

事實上中共這十幾年來，日益廣泛利用海外華人的傳媒，幫助中國在海外造勢；中國利用海外華人成立「假外媒」，如日本新聞網，如巴黎設立了《歐洲時報》，這些聽起來似是當地傳媒的新聞機構，實際上卻只是只設有簡體字的中文傳媒，其觀點與立場，一如香港的《文匯》、《大公》般極度親中；這些機構甚至把外文繙譯成為中文，以及在繙譯時不知為何「失真」，令繙譯出來的觀點，比事實更接近中共的立場，由於華文傳媒的國際版記者人手資源常不足，有意無意間把這些「方便」的譯文以至觀點，搬字過紙到主流傳媒時，這些海外新聞社即完成了中共宣傳的偉大工程──出口轉內銷，愚弄人民這是外國的觀點。

假外媒造假新聞

主流傳媒亦不乏滲透疑雲，如已「獨立」於老牌報業集團的新西蘭《中文先驅報》，因常自稱《先驅報》，常令人誤會是當地的老牌英文報；在上年11月南島大地震之中，竟作新聞吹噓〈英遊客新西蘭遇地震求救使館未果眼紅中國遊客被接走〉的報道，被當作真相轉載至全球的華文傳媒，連台灣的《蘋果日報》也中伏；要由美國民運人士所設立的阿波羅網，揭發真相是澳洲與新西蘭的飛機公司來參與救災，費用既不由中國領使館出，先救的也不是中國人，而是老弱兒童；事後親共人士發起全面網絡假新聞攻勢，由臉書到WhatsApp，不但叫香港人要棄BNO改用特區護照，甚至聲稱只有隨身帶回鄉證才能得到中國的救助。

從這些假外媒以至近年假新聞的做法，可見到中共宣傳機器的進化，即中共深知其黨媒缺乏公信力，因此着力利用海外傳媒的中文版去「造新聞」，一旦出現有利其觀點的報道，就會動用所有親共機器瘋狂自我複製這些新聞，再由網絡上以至電話群組的五毛黨，瘋狂洗版宣傳。

由於一般人不重視新聞來源，或見是日本某報、歐洲某報，甚至見有主流傳媒轉載，即信任十足以為是真相；以往大家只會質疑，究竟是記者個人「不小心」，或被中共洗腦即使去到海外仍然親共，如今郭文貴事件在美國之音引起的大地震，則終於迫使中共的有形之手現身，說明滲透之深與廣，一如郭文貴對國安滲透香港的說法一樣，令人震驚之極。

林忌
時事評論員

蘇鑰機 - 全球化下的傳媒營運策略

2016年10月13日

【明報文章】上月《南華早報》中文網突然停止運作，而在今年較早前該報的中文微博和微信帳戶也在內地被刪除，消息傳來令人有點愕然。

新聞的屬性主要是本地的，外地受眾對機構的重要性一向較低。但近年全球化趨勢明顯，加上傳播科技發達，在互聯網席捲全球的情况下，各新聞機構紛紛考慮向外發展，用不同平台搶灘登陸。

有媒體想「走進來」 有媒體要「走出去」

除了《南華早報》中文版進軍內地外，其他外國新聞機構也有同樣動作。《華爾街日報》早於2002年設立中文網站，《金融時報》及路透社分別在2003年及2006年跟進，較遲的是於2012年成立中文網的《紐約時報》。

這些歐美著名媒體網站的目標是中國的中產讀者，它們靠廣告收入，不會向讀者收費。在內容上除《紐約時報》外，其他幾家都以財經資訊為主，這是它們的本業，有一定需求而且政治上不敏感。幾個主要傳媒的實際表現各異，有些獲利但有些仍然虧損。

有媒體想「走進來」，也有媒體要「走出去」，中國的《環球時報》和中央電視台就是例子。《環球時報》屬於《人民日報》擁有，創刊於1993年，並於2009年設立英文版。中文、英文版的風格不同，英文版主要給外國人看，所以在政治尺度上較寬鬆。它們的經營情况未有透露，但相信其營運主要目的不在於盈利，而是希望搶佔輿論陣地、發揮媒體影響，及展示國家的軟實力。

設在美國華盛頓的央視CCTV America於2012年創立，現時約有200名僱員，每日播放7小時，有新聞及其他類型的節目。其宗旨是要擴大中國在世界上的影響，所以除了在美國廣播外，還在南美洲多個國家播出，也有專門面向非洲的CCTV Africa。它的觀眾其實不多，但投入的資源巨大，也沒有廣告收入。它的發放平台主要靠網站、有線頻道、手機和社交媒體等。除了中文、英文的節目外，央視還有西班牙文、法文、俄文、阿拉伯文等語言的服務。

其他美國媒體都在搞跨地域經營。例如Google的「新聞實驗室」就不遺餘力地推廣其免費新聞搜尋服務，以爭取市場份額和影響。Politico專注華盛頓的政治新聞資訊，它的成功在於其定位和特色，近來更開始擴展到歐洲，將來甚或到亞洲發展。Quartz是新興的新聞網站，現時它已在香港等地建立辦事處，打算大展拳腳。《紐約時報》除了有不同網上版外，還正和不同國家地方的出版商合作出書及雜誌，做到資訊能盡其用。

香港的媒體其實早着先機，多年前已向海外發展。《星島日報》設有美洲版和歐洲版，在主要城市印報經營。《明報》也在20多年前在美國及加拿大設立辦事處，出版報紙和雜誌。台灣的聯合報系很早已在歐洲和北美設立《世界日報》。但這些報紙只是推出海外中文版。

在外地營運網站 挑戰頗多

在外地營運不同語文的網站，其實挑戰頗多。經營者要克服地理、語言、文化和政治等障礙，在一個不熟悉的市場環境下要有良好的計劃，願意適應當地情况並作出改變，不能只沿用母公司的一貫政策辦事。特別是要了解當地政府和受眾的情况，看看在法規和運作上要處理什麼問題。

新聞作為一種產品，和普通的消費品不同，它有意識形態和文化的特質。所以當地政府會提高警覺，甚至處處設限，以防止意識形態和政治的滲透。網上版以互聯網作為載體，受到一些國家的關注甚至監控，是可以想見的後果。

上述的幾個主要歐美媒體，在中國的網上版表現未如人意，在盈利和市場佔有率上均不算理想，個別甚至停止運作。但這些暫時的困難，相信不會改變營運者的決心，畢竟投入的資源不算多，從長遠及整體大局來看，仍值得嘗試。就如20年前互聯網剛興起，各報章紛紛在網上推出免費內容以佔一市場位置，情况有點相似。

媒體國際化趨勢仍會繼續

展望將來，在全球化的氛圍下，媒體國際化的趨勢仍會繼續，現在可能只是剛起步。一些有實力的超大品牌如Google、facebook、CNN等可說是成功的例子，在商業營運上成為典範。一些由國家擁有的報刊和電子傳媒，例如英國的BBC、法國的France 24 TV、德國的Deutsche Welle TV、俄國的RT等，都在海外宣傳本國的資訊、文化、形象和增加影響。企業要講公關，國家要講公共外交，國際新聞媒體是外交的延伸，政府一定會出錢出力。

隨着科技的進步、人民的遷移、界限的模糊、意識形態的碰撞，全球化的媒體動作將會更頻繁。全球化的走勢不單展現在媒體方面，多年來金融財經市場已經是一體化地24小時全球運作。在教育等領域也是如此。近年在香港連幼稚園也要掛上「國際」招牌，傳統名校難敵國際學校的競爭，大學也紛紛國際化及開設全球商業和研究課程。全球傳播方興未艾，大、中、小學生都努力爭取海外交流機會。如何面對這個愈趨強勁的全球化浪潮，就要考考傳媒、國家及個人的智慧了。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學生事務）

趙崇基 - 「無視」新聞

2016年9月7日

【明報文章】九月二日，泛民有五名候選人棄選。無綫電視晚間新聞，從外遊警示到寨卡病毒到三星Note7到G20到美國經濟到反水貨官司到外傭官司到台灣外交到成龍攞獎到科技新知到體育新聞，對棄選一事，隻字不提。

這樣一段新聞，接近選舉日前夕發生，無論從選民、建制派、民主派以至政府角度，都算得上有爆炸性。一家號稱香港人電視台、標榜事事關心的新聞部，竟然可以無視，其主事者以至編輯，用的是什麼標準？

在新聞系畢業、有幸在這大台工作的新聞人，可否代市民問問你們的主管，他們在處理這段新聞時，用的是什麼新聞學準則？正值選舉風起雲湧，何以置一段香港選舉史上首次出現的集體棄選新聞於不顧？或者替觀眾問問，何謂市民知情權？

這些新聞部決策者，做了幾十年新聞，當然知道何謂市民知情權，也明白何謂新聞操守。他們決定不報，可能就是希望市民不知，或者知道的人，愈少愈好。

居心也不難測度。最好無人知，好讓泛民支持者，票照投棄選者，浪費選票，建制得益，他們就任務即達。反正，只用六點半新聞來送飯兼了解他們厭惡的政治的香港人，不在少數。

我們不會要求傳媒沒有立場，尤其在今日嚴重分化的香港，傳媒皆立場先行，我們也不會天真地以為有中立的傳媒，不過，即使不幫我們揭露真相，也不要隱藏事實吧？

無綫電視新聞部專業準則與道德守則第一條：「電視廣播有限公司新聞及資訊部（無綫新聞）所有員工的主要職能，是將重要及應該關注的事件，透過公正、準確和全面的態度向公眾報道。此主要職能凌駕一切其他職能。」

derekee@gmail.com

陳智傑 - 「五毛黨」的網絡輿論攻防戰

2016年8月4日

【明報文章】「五毛黨」是一個耳熟的網絡名詞。它來自一個城市傳說──有一大群人以「五毛錢一個帖子」的市價替中國各級政府機關營造網絡輿論及替政策辯護。「五毛黨」意味了「屏蔽」（官方過濾民眾於網絡世界的信息）的局限。一來，面對海量及秒速增長的網絡信息，任憑中國政府僱用再多的人手，也未必能及時阻隔所謂「敏感消息」傳播開去。二來，「屏蔽」往往惹來民眾反感，並激發其「翻牆」的求知慾，結果消息「愈禁愈旺」。

既然「屏蔽」難以堵塞天下眾口，中國政府於是展開「輿論引導」的工作，積極「疏導」及「引導」網絡輿論。國家主席習近平也曾指示要把握好網上輿論引導、使網絡空間「清朗起來」。在這政策方針下，「五毛黨」對於中共在網絡輿論攻防戰的作用，更是舉足輕重。不過問題是，「五毛黨」一直以來大多是欠缺實證研究支持的傳聞。其何許人也，所作為何，大多是由不同的新聞工作者、學者及網絡輿論參與者指證。

然而，在2014年12月，一名內地匿名博客把江西省贛州市章貢區網絡宣傳辦公室（網宣辦）的電郵外泄出去。外泄電郵涵蓋由2013到2014年網宣辦跟各網絡打手及其他各級政府機關的聯絡內容。這些外泄電郵為揭開「五毛黨」的神秘面紗提供了珍貴的實證研究材料。美國哈佛大學學者Gary King連同其研究團隊，蒐集了這批外泄電郵，再循其中內容抽絲剝繭，分析出這批所謂「五毛黨」的身分及網絡言行。研究團隊再配以盡量嚴緊的抽樣調查方法、中國的網絡、城鄉及地方架構資料，推斷出「五毛黨」於全中國的組織及活動規模。Gary King把這些研究結果寫成「How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abricates Social Media Posts for Strategic Distraction, not Engaged Argument」一文，並自今年7月26日起於其網頁發表，讓公眾下載閱讀。

每年製4.5億帖文 過半在官方平台

研究團隊推算「五毛黨」每年於全中國的社交媒體平台製造大約4億4千8百萬條帖文，其中約52.7%出現於官方平台，其餘約2億1千2百萬條信息，則散佈於約商業社交平台上的800億條帖文中。由此可見，雖然「五毛黨」生產海量的網絡帖文，但對比於更為海量的內地網絡輿論信息，亦不過是泥牛入海。故此，研究團隊由「五毛黨」的帖文時間、內容及活躍平台，推論了以下的「五毛網絡攻略」：

一、鞏固官方網絡輿論陣地：在約4.5億條「五毛」帖文中，有超過一半在中國官方社交或網絡平台發表。此外研究團隊亦發現，「五毛」帖文在官方平台亦明顯地較活躍。例如，在上述研究文章初稿的內容為國際傳媒報道後，被視為代表內地官方立場的《環球時報》曾發表社評予以回應，指出中國社會總體是認同「引導輿論」的必要性。研究團隊於是把握這機會，對比《環球時報》網站及「新浪微博」對這篇社評的網絡輿論反應。結果發現《環球時報》網站中有82%的相關帖文評論都支持該篇社評，而「新浪微博」則只有30%的相關評論支持《環球時報》的社評。這發現證實「五毛黨」傾向鞏固官方網絡輿論陣地，多於轉戰於商業社交平台。另外更為難得的，是中國政府透過半官方媒體的回應，算是首次親口承認了「五毛黨」的存在。

重要時刻較活躍 力圖引導輿論

二、集中火力、把握戰機：以2億多的「五毛」帖文投入商業社交平台信息中約800億條信息中，要發揮效力，則必定要集中火力，把握戰機，於「重要日子」或「事件」中發揮作用。研究團隊從江西省贛州市章貢區網絡宣傳辦公室的外泄電郵資料中，推斷及辨認了43,797條「五毛」帖文，並研究它們於2013及2014年的出現分佈狀態。結果發現「五毛」帖文主要活躍於群體事件（如動亂或大型示威）之後，人大政協兩會或中共重要紀念日子期間（這些期間的「上訪」或「示威」較容易惹起公眾關注），以及是清明節等民眾放假又「得閒」之時（可能因為害怕人們有時間「搞事」）。總括而言，「五毛黨」大約在這些「重要」時刻較為活躍，力圖「引導」輿論。

三、避免爭論、轉移話題：研究團隊發現，「五毛黨」的「作戰方式」跟一般的理解大不相同。他們極少會主動「挑機」反駁不滿黨和政府的言論，又或批評「外國勢力」，甚至談論爭議話題。「五毛黨」主要是轉移話題，以稱許中共及政府、敍述施政效能等把輿論視線盡量轉離敏感爭議。直接跟反對聲音交鋒只會讓其於社會繼續發酵；讓輿論百花齊放，再不斷「轉移話題」，方是應對輿論戰的上策。

嚴密組織對付子民 讓國民扼腕

上文的戰略效果如何，見仁見智。不過，文章也替「五毛黨」洗脫「五毛」的傳聞──研究團隊追查發現，大部分的「五毛黨」用戶其實是公職人員或支持中共施政的輿論領袖。他們發表評論、增開不同用戶帳號、向官方報告網絡輿情，是事實；但所謂每條帖文收取5毛錢，似乎是傳聞多於實證。另外，中共及政府機構必定不會放過一些鼓動群體事件的輿論和組織。事實上，國內近日大規模搜捕維權律師及輿論領袖，其中的罪名往往便是鼓動群眾「鬧事」。

層層的監控、嚴密的組織，是用以對付自己的子民而非外敵，這是Gary King的研究團隊所作的結語之一。這相信也是讓國民最為扼腕的說話。

作者是恒生管理學院傳播學院助理教授

呂秉權 - 練乙錚被封筆

2016年8月2日 

【明報文章】窗外颱風打到來，肆虐香港言論自由的猛風亦颳得既急且狠，昔日光輝的老牌媒體被弄得日月無光、言而無信。

上周五，《信報》總編輯郭艷明發電郵通知《信報》前總編輯及主筆、香港一大「健筆」的資深評論人練乙錚，表示因改版，8月1日起「暫停」其專欄。郭在回應《明報》及《蘋果日報》的查詢時解釋，改版要減版控制成本，刪練乙錚的欄無特別原因，「無作者會一生一世」。

練乙錚在「封筆之作」〈別了《信報》〉一文透露，3月底時《信報》已知會他由於經營困難，給他的潤筆（稿費）一下子減少六成，但專欄還能繼續。他自覺與《信報》榮辱與共，完全不介意。很多人知道練先生寫文「變態」，但不說不知，說了亦不信，他每周兩篇4000字鴻文，最少花5天、每天十數小時來構思、搵料、研究和寫作，是地獄級的嘔心瀝血，篇篇咬出來都有極其詳實的背景、理論演化、引例、評論和反思。這些嚴謹立論、精闢分析的作品，無疑是香港和讀者之寶。獲通知改版停欄後，練不禁問了3個字：「為什麼？」

繼兩年前TVB一群編採人員因「七警事件」發公開信之後，一群署名現職和前任《信報》員工亦迫不得已向總編輯郭艷明發公開信，質疑「多場選舉將至，以總編輯郭艷明為首的管理層突然在這個時候作出這項決定，難免令人聯想到是個政治決定、為當權者執行滅聲任務。在這個風雨飄搖、新聞及言論自由受壓迫的年代，我們十分憂慮《信報》已淪為下一份失守的報紙」。

他們還提出實在理據，指練乙錚與林行止先生的文章，一直高踞《信報》點擊率前列，可是練的待遇卻不成正比，不但不獲續約和幾乎絕迹網上宣傳，「令人質疑練生遭有計劃、有部署地針對，背後或有不可告人原因或授意」。

有內地時評人寫道：「什麼叫（香港）回歸？星島訪李波，南早訪趙威，東方訪王宇。明報炒掉安裕，信報解約練乙錚。」

自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5月訪港之後，中央已調整對港方針，一邊統戰泛民，一邊對本土宣戰，所有與本土及港獨相關的言論和行動空間迅速收窄，各種打壓之舉逐一就位。但是，在言論自由的保障下，各種不同的觀點理應受到尊重和容納，讓真理愈辯愈明，傳媒絕不應因為政治氣候甚至政治目的或任務而將某些立場的專欄粗暴停掉，變成「假和諧」和「一言堂」。如只懂緊緊跟隨官方口徑，報刊分分鐘要「改姓」，丟失幾十年的招牌和靈魂。

言而無信，可以一下子發生。

作者是浸會大學新聞系高級講師

通識導賞：旺角之夜 換了人間 香港社運的抗爭循環

星期日生活   2016年7月24日

【明報專訊】立法會選戰開打，政府突然要求參選人簽署確認書，擁護「香港是中國不可分離的部分」。

有泛民中人相信，是政府有見本土民主前線的梁天琦在六月立法會補選中得到六萬票，為防港獨政黨進入立法會，向北京「交功課」。

而這六萬票的「投名狀」，來自梁天琦在旺角事件中被捕。

旺角一夜對香港政治形勢的影響仍待觀察，樹仁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張少強則以毛澤東的詩詞形容：「換了人間」。

他說，旺角事件是雨傘運動的下集，延續了佔領區的情緒、抗爭手法，打開一個無底線抗爭的年代，泛民與勇武、主流媒體與公眾也愈走愈遠。

張教授研究香港過去多場騷亂，最近完成年初二（2月9日）旺角騷亂的研究。

這幾星期，我們由一九五六年的雙十暴動談起，梳理香港政治脈絡。

對談的最後一集，我們嘗試釐清旺角騷亂中值得留意的地方，特別是「抗爭循環」的困局及主流媒體報道的方式。

旺角騷亂是雨傘運動下集？

張教授以中性的「旺角事件」形容初二晚的事，強調不批判立場對錯，只釐清當中的來龍去脈。「若你記得，金鐘佔領區一度有人掘磚，只是後來被阻止。旺角事件，只是將當天沒用到的行動策略拿出來，而警方派防暴隊，是佔領後首次出現（類似）佔領區的場面，激發現場的人的情緒，將現場變成了佔領行動的下集。」

「掟磚」遠因：社會運動在傘運後陷入「抗爭循環」

張教授認為，示威者的「勇武」抗爭，源於雨傘運動後香港陷入「抗爭循環」，即政府、公眾對相同的抗爭手法會習以為常，抗爭者必須更激進才見效，惟就算抗爭手法升級，其震懾力最後也會慢慢會被消化，故只會愈來愈激進。

雖然香港人自覺政治冷感，但原來，過去數十年，民間形形色色的抗爭不斷，令港人習以為常。有研究綜合傳媒報道，發現一九七○年，香港平均每周只有不夠一宗集體抗爭，至二○○○年，平均每周已有15.2次抗爭行動，即每日多於兩次（見表一），包括聯署、靜坐、遊行、罷工等，對象有政府及私人機構。

雨傘運動 從抗爭高峰到衰落

「香港人訴諸集體抗爭愈來愈normalized（尋常），漸漸已變成一個norm（常規）。」張教授說，社會運動的劇目（Repertoire）要不斷更新，否則力量會隨時間減退。「社會運動要成功，必須有製造轟動的能力，這就必然要干預、甚至打亂現有秩序運作，這種干預必須要推陳出新，否則會陷入抗爭循環，用現在的說法，就是『行禮如儀』」。雨傘運動之轟動，在於香港從未出現如此大型的堵路佔領，是「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抗爭的高峰，但也是其衰落。「其爭取的訴求並未實現，在這意義上，（雨傘運動）是不成功的。」

張教授說：「未有旺角事件前，梁天琦有參與和理非的抗爭，但他發覺已是窮途末路。我相信，他在立法會補選高票落敗，是因為這種感覺很切中年輕人那種失望。佔領後期，有人感覺和理非抗爭已不足以達至目標，要升級行動，當時已有人挖磚。旺角讓當天在『和理非』主調下，被壓抑的勇武行動方式，全數重現。」

「掟磚」近因：防暴警察勾起傘運情緒

「這個本來以保護小販為目的的本土行動，在出動防暴隊後，整件事變成佔領運動的情緒投射，這已超出本民前的計算。」當晚是雨傘運動清場後，香港首次出現與佔領區類似的場面，砵蘭街有人堵路，有人以垃圾桶做路障，更有人在對峙期間，舉起黃傘。「佔領運動不了了之，政府未有回應訴求，香港對民主或自主的訴求長年受抑壓，這一股歷史欲望已不斷轉化。像民主訴求，已進一步升級為本土訴求，其層面亦由保育（本土文化）升級為獨立。一日不解決民主訴求，這股歷史欲望會在不同層面開火，變成抗爭。」

媒體報道如何影響我們對旺角事件的看法？

政府以「暴亂」形容旺角事件，不少示威者亦以暴動罪被捕。張教授說：「當晚三四點才開始扔磚，到五六點已鳴金收兵，其實（示威者）以磚頭還擊的時間不長。平情而論，若以扔磚而言，是有騷亂性質，但歷時不長，範圍不大。你說是騷亂也成立，因為它有破壞的性質，有燒一兩輛車，有掘磚；也有流血成分，有反抗警察，但其破壞程度最少跟以往的騷亂不同，沒怎麼破壞公物，所以你問我最準確的描述是什麼，是流血的警民衝突。若說是暴亂，未去到這程度，最少他們沒有搶掠，他們的目標很清楚，是要反抗警察。」

他認為，政黨、坊間輿論一致否定旺角事件，是因事發於凌晨，故全城都靠翌日的傳媒報道了解事件，主流傳媒，特別是香港最多觀眾的免費電視無綫電視的報道方式，局限了巿民對整件事的理解。「佔領運動是發生在上午，全程有直播，全城都見證警方如何投擲催淚彈，同步感受示威者的憤怒，明白事件如何一步步轉趨激烈。但旺角事件，警察開槍發生在深夜，全城靠翌日的新聞理解事件，看不到當晚的情况如何演變。催淚彈只是驅散群眾，但開槍可以殺死群眾，示威者的憤怒比佔領時更大，因此也以更激烈的行動對抗。」

大台報道一面倒 描述過程省原因

張教授重看所有新聞，發現翌日傳媒已將之定性為騷亂。「我以大台（無綫電視）的新聞為主線，因我相信這是最多人看的報道。好明顯他們好多次的新聞報道，首先是只是簡單一句，說昨晚因為有一些組織支持小販的行動，演變為騷亂。然後鏡頭一轉，立即羅列好多他們叫『暴徒』（的示威者）衝擊、襲擊警察的場面，而且整個旁述都是一面倒講『暴徒』如何襲擊、衝擊警察，警察開槍，往往是講完這些場面後作為補述，調轉了次序來展現。將重點放在『暴徒』如何襲擊警察，令全城先入為主有印象，這件事是示威者不斷打警察，旁述不斷描述這過程，卻不提供原因。」甚至有片段只集中講示威者打警察。

他說，因大眾理解旺角事件的框架（frame）來自傳媒，而傳媒集中描述示威者的如何襲警，至於警察如何驅趕示威者，例如出動警棍毆打示威者的片段則被篩走，令示威者被標簽書為「暴徒」。「為何大家，包括不同政黨，這麼快跳出來與暴力割席，是因為傳媒的報道。」

「暴亂」之說從何而來？

特首梁振英在旺角事件翌日說，任何一個城市發生類似事件，都會定性為暴亂，又指新聞界報道時，已用同樣字眼。但張教授說，就算看無綫電視當晚的即時報道（見表二），亦沒有刻意以暴亂指稱，只是有個別記者有兩三次將騷亂講成了暴亂，「我相信他們只是衝口而出講錯，因字幕沒有寫暴亂，而是騷亂」。

他說，值得留意的是，就算示威者開始扔磚，無綫記者仍稱他們為「聚集人士」，直至該台記者遇襲後，無綫記者及字幕才以「暴徒」稱呼示威者。「令他們叫此事為騷亂的關鍵，不單純是（示威者）襲擊警察及扔磚，而是他們的記者受聚集人士襲擊，令他們正式改稱在場集會人士為暴徒或滋事分子。換句話，這件事所以變成『騷亂』，涉及媒體的自我保護，將此事以完全否定的方式報道。」

定性暴亂 本土意識被綑綁

特首梁振英於翌日的記者會，宣讀聲明時仍用「騷亂」，直到有記者質問梁是否要對騷亂事件負責，梁才說「我們不應該為任何的暴亂行為作任何一些姑息的評論。昨晚大家在電視畫面看得很清楚，這是一場暴亂。」張教授認為，梁振英以「暴亂」定性旺角事件，除是自我維護，亦是政治策略，借此完全否定示威者的行動，意圖將本土意識與勇武抗爭綑綁、而勇武抗爭則與暴徒畫上等號，削弱本土派的支持度，像六七暴動中，巿民對左派放炸彈的反感。但就算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訪港，亦說「本土之情人皆有之」，只是「打出港獨旗幟」才是問題。「明顯社會不完全接受這個說法，梁振英未能成功以暴動之名打壓他們（本土派），日後要用這方法更難。」

旺角事件對香港政治有何影響？

張教授以「換了人間」形容旺角一夜。「那是正式向香港宣布，社運不一定是不還手。佔領時，整體仍是和理非，就算面被警棍、胡椒噴霧（擊打），都束手就擒。今天由其現實行動，我們見到勇武抗爭的無底線，以往示威者在警察安排他們表達訴求後，會和平會散去，現在是主動佈防，衝擊，甚至不怕被捕，被警棍打，他們會反擊。」

其次是本土與泛民政黨的鴻溝愈來愈大。事發翌日民主黨及公民黨譴責暴力及縱火行為，「政黨根據傳媒的報道譴責暴力不足為奇，除了感性上對暴力感到不安，理性上，暴力的抗爭成本太高，不能持久，而政黨需要一定的選票授權，才能在體制內有影響力」。旺角事件，除反映主流媒體報道方式的局限，有記者遇襲，亦反映大眾對主流媒體的不滿已見諸行動，包括妨礙報道及襲擊記者。「媒體沉迷暴力，由反高鐵時，已有人投訴媒體只集中報道衝擊場面，這種新聞範式令香港的戾氣更大。」張教授希望傳媒不再沉迷暴力，並在報道時，能加大民間聲音的比重，甚至多於一半，因官方的發言權本就較多。至於泛民與本土的裂縫，他則坦言暫看不到出路，但寄望九月立法會選舉後或有所改變。

文：黃熙麗
圖：黃熙麗、資料圖片
編輯：王翠麗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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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中國人對宮鈴自殺的看法

資料來源：知乎網頁「如何評價台灣媒體人宮鈴抑鬱症自殺身亡？」

 

1. 

以前可能是中華主義加民主主義者

後來由於大陸越來越強大

台灣越來越弱小

她的政治理念越來越偏激

很多時候感覺她強烈的反TG的民主自由觀不過是台灣優越感不再的一種轉向

2. 

她的死，我覺得一方面是她政治思想在兩岸落差越來越大的情況下受到了嚴重的衝擊……

一面看著討厭的大陸越來越強大，一面看著自己的家鄉越來越沉淪，而她的感情生活估計也不順利，多重壓力下自殺。

3. 

很遺憾，但如果你認可台灣歸屬中國並無可爭議之處，認可中國現今發展的迅速與成就，那麼她的自殺，也不過是偏執與敏感促成下的自然產物而已。……

先從最大的是非問題看，首先，台灣應該屬於中國，並無異議吧？

4. 

拋開自殺不談，就事論事，宮鈴真的是集合了台灣媒體人負面缺點的典型了。

以台式民主（不尊重法制等為標誌）為綱，對大陸莫名其妙的優越感，以及實際學識的欠缺（微博上幾乎全是轉發，毫無原創，批評點也是漫無邊際。），真是全湊齊了。……

我們對台結束讓利，劃定紅線，逼迫選邊站的大政策有沒有錯？絕對沒有

政策實施過程中，對於台灣的媒體人藝人我們有沒有施加過度暴力？僅宮鈴這篇po文看似乎也沒有。

那麼，我們為什麼要因為某幾個人的死，就出於憐憫而懷疑自己？

5. 

2008年以後，慢慢的沒幾年時間，國家的發展與個人的積累，讓我意識到自己進步了，在當年看起來不可思議的事情逐漸變得非常平常，甚至覺得台灣與香港變得落後了。再後來，香港的蝗蟲論伴隨著美帝的陰謀，終於在雨傘運動以及太陽花運動達到了高潮。然而在此期間，中國大陸並沒有做任何對不起台灣與香港的事情，反而一再的忍讓與讓利。終於，在台灣民進黨重新取得政權，兩岸三地也正式開始撕逼起來。一旦撕逼起來，很多事情就不那麼的理性與友善了，大陸站隊與扣帽子的事情自然就會發生。

對於台灣來說，這恐怕是因果報應，你方“主流民意”敵視大陸，甚至辱駡大陸人的台灣，必然會遭到大陸人民的反感。因而，戴立忍是不是台獨並不重要，我們只是厭倦了台灣的面孔太多出現在大陸的熒幕面前了，厭倦了大陸政府各種送錢契作的跪台行為。

6. 

關注她N年了。這種極端反共台獨的貨色，共產黨居然還能容忍這麼多年不封號？這種內心極端負面陰暗的人不得憂鬱症才怪！

別說什麼死者為大的聖母話！

仇人死了應該放鞭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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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鈴遺言：對他們而言，我們是「非我族類 其心必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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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臉書   2016年7月15日

在經歷過幾次文章、文字乃至主持電視節目時的「遭遇」後，我深深明白了一個道理，在中國沒有一件事與政治無關。以下是本人經歷。

你可能無心的開了個玩笑，但被玩笑的人或許會認為你是敵對勢力派來鬥爭他的。

我還曾經因為大陸某媒體人在我面前很囂張的說台灣不好（這個不好有關官商勾結），於是請了個民意代表在質詢時提出台灣是否有某某問題，結果這位仁兄知道茲事體大，於是將我妖魔化成為民進黨份子對他的攻擊。

還有一次上節目，年底回想過去一年，最能代表台灣/大陸的事，我選了個人物，對方（大陸）選了個負面的事（當年大陸的確有許多不好的事，好事幾乎沒有），結果這段要求重錄，我也得選個壞的，否則這集節目過不了審查。

還有一次節目談兩岸宜居城市，大陸這邊有香港進榜之外，其他全無，台灣則有台北，結果錄這一集時，製作人非要我想一個跟台灣城市有關的惡名榜單，因為中國大陸都沒有好的，所以談台灣也要舉壞的例子。我問製作人，香港不是中國香港嗎？他們好也應該是個好例子？不說過程，總而言之，大陸全都不是宜居城市，而台北市是全世界頂樓最醜的城市（真的曾有一項調查如此，而我也覺得台北市的屋頂有夠醜）。

後來我漸漸瞭解一件事，在中國最好沈默，但在關鍵時刻，一定要強烈、搶先表態。這沈默與表態之間的智慧，很抱歉，我沒有。

而且批評時政時絕不能指名道姓，或是很明顯的讓人知道你說的是誰，越模糊越好，最好大家都有責任，最後就是大家都沒有責任。

我就是因為以前在台灣跑立法院時養成的快人快語的個性，後來到了大陸也「不思悔改」，而又由於我在大陸的網路上掀起過幾個不大不小的風波，南方人物週刊說我是在中國互聯網走的最遠的台灣人。於是為防未來有一天我可能會把事搞大，以及我具有搞大事情的能量，就這樣，為了防患未來，我也就沒地方可以寫文章了，包括在台灣某些聽話的媒體。

今天有感而發是因為戴立忍。我不認識他，更沒看過他電影，但是換角一事，我很清楚不會以他的意志為轉移，跟趙薇也沒多大關係，甚至連戴立忍是不是台獨關係也不大，他必然犧牲，為了南海、為了蔡英文，他就是再發多少聲明都得要為了與他無關的事犧牲，因為他已經被選作祭品。

我因為許多莫須有的標籤，承受了不少壓力，甚至在精神上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回到台灣將近一年最近才又到北京待一陣子。我很難說整個五、六年我在大陸發生的事完全沒有責任，但我非常清楚，我完全沒有「智慧」在這裡生存。

至少我知道，對他們而言，我們是「非我族類 其心必異」。我相信，未來四年還會有許多的戴立忍，簡單粗暴，就是他們的策略。當他們說，美國是在利用台灣，他們何嘗不是，兩大之間難為小，我只能祝福中華民國繼續撐下去、國運昌隆。

馬家輝 - 虛擬怪獸不虛擬

2016年7月15日

【明報文章】有幸見過倪匡先生數面，每回離開，腦海例必充斥着三種影像和聲音，一是他的哈哈笑聲（所以江迅寫倪匡傳，取書名為《哈哈哈哈》，寫作期間心臟病發作，死裡逃生，我對江迅兄笑道，你並非過勞死，而是被倪匡的妙語連珠逗死！），二是他的眼睛的笑意，三呢，是他說的金句妙句豪句。

例子太多了，隨手舉個。有人問倪匡如何看待所謂網絡欺凌，倪匡照例以不屑為回應，哈哈朗聲道：「什麼網絡欺凌？你關掉電腦不就沒事了嗎？」

霸氣。亦是志氣。年輕人即使將之視為戲言，亦有可供記受領悟之理。

可惜現實世界是現實世界，畢竟並非人人有倪匡老者之志，就算有，有時候虛擬世界裡的欺凌惡獸會在現實世界現身，你不理它，它來搞你，把你搞到沒完沒了。兩年多以前，一位名叫 Justine Sacco的英國女子從英國前赴南非，登機後，手痕發了一則 tweet：「我要去非洲了！希望不會染上愛滋病！開玩笑的啦，我是個白人耶！」

不消說，這些句子冒犯了南非的種族平等主義者，Justine的 Twitter只有幾百個跟隨者，但當飛機只飛到一半航程，她的信息已被轉了又轉，再轉再轉，如瘋狂病毒，引爆了瘋狂仇恨。人肉搜索她是最低消費了，粗言辱罵當然亦是，還有，是把她家人的照片都貼出來，她的侄女被打電話騷擾，說要強姦她們、殺死她們。有人輕輕貼了一句，「Justine父親有幾十億美元財產」，彷彿這亦是強姦和追殺她的充實理由。Twitter上更出現了「HasJustineLandedYet」（姝絲汀降落了嗎）的主題標籤，有人動員到約翰尼斯堡機場守候她、狩獵她。

沒參與咒罵的人，卻喜做花生友。有人說：「管他的！我得趕快把工作做完，準備啤酒和辣雞，趕到機場看好戲。」

難怪有人如此形容當時的狂亂狀態：「這就像是有兩百萬人關了燈埋伏着，等着看她發現地球爆炸之後的表情。」

也有人這樣描述圍攻和旁觀之間的互動狀態：「這就像是在暴民開始丟石頭的時候，有人站着圍觀，受害者期盼圍觀者能講講道理，他們開口說的卻是，嘩，你看這些石頭！超酷的！超炫的！」

一天之內，有六千二百萬人看過「HasJustineLandedYet」。我們可以想像姝絲汀步下機艙，啟動手機，登入 Twitter，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她的模樣是何等驚慌失控。我們也可想像當天的機場混亂，以及她事後的憂鬱創傷，以及她因此事而失去工作後的窘境（因她父親確實不是什麼富豪！）。

虛擬怪獸不虛擬。虛擬暴力是真暴力。再霸氣，亦有可能遭殃。

http://www.makafai.blogspot.com

馬家輝 - 小鎮的視野

2016年7月13日 

【明報文章】臉書上的追求公道，往往是一面之詞，若再加上花生友的推波助瀾，一面之詞變了人多口雜，鬧劇則易淪為悲劇，沒完沒了，跟最初之所謂公道距離愈來愈遠。香港電視新聞相對於台灣，專業得多了，極少把臉書上的瑣碎叨唸轉為「新聞」以擴大渲染，此乃香港之幸，守住了最起碼的底線。

台灣電視新聞頻道幾乎變成臉書和YouTube的轉播台了，十有七條新聞皆源自於社交平台，記者像老鼠般守候於電腦屏幕面前，不斷搜索芝麻綠豆的訴苦議題，然後跟進，然後炒作，進行了各式各樣的未審先判和小事化大，彷彿這便是「公共利益」，說穿了，其實只像鄉村小鎮的紛爭風波和家長里短。有台灣人經常自詡為「國家」，但電視傳媒所展示出來的氣度卻是「國家的身分，小鎮的視野」，可笑復可哀。

隨手舉個例吧。前陣子某台竟有這樣的新聞：先報道一位十八九歲年輕人在臉書控訴，因請病假而被快餐店僱主責罵和炒魷，年輕人當然回敬毒罵，哭哭啼啼地指控僱主無良，遂贏得臉友們同情兼幫口。記者二話不說，依據臉書資料往訪店主，劈門即問「你為什麼這樣對待年輕員工？」僱主一邊忙着看店，一邊臭着臉地解釋原委。記者小姐，那年輕人才上班數天，工作態度欠佳，昨天竟然曠工失蹤，我到中午才找到他，他就說自己病了，要請病假。請問他臨時請假，又不主動請假，彷彿一切理所當然，毫無責任感，害我在這裡獨力忙到焦頭爛額。如果你是我，會不會炒他魷魚？

電視新聞雖然把店主的回應播出了，但新聞的開始標題和結論取向仍把店主描述為「無良僱主」，只不過輕輕地加了兩句，對錯自有公論，年輕人亦應有責任感之類，任誰看完，皆仍易覺得店主不近人情、軟欺少年，就算是給他們打個三七開、五五開的同情分，各打幾板，亦有可能對店主構成實際傷害，因為少年可以很快破涕為笑，閉門在家打他的魔獸聯盟電玩，店主則仍要打開門做生意，在客人和家人面前形象受損，須花很大力氣始足彌補。

不知道是因為懶惰抑或無知，這類新聞充斥着台灣電視頻道，一段一段的許多所謂新聞只是「消費投訴報道」，新聞頻道淪為八卦小報的投訴版面，不知所謂，不忍卒睹。台灣困局，絕非僅限於經濟低迷和兩岸緊張，更不止於藍綠惡鬥，而更是，專業淪喪，新聞就是表徵。

李立峯 - 網絡另類媒體資訊的接收者有多少？

2016年5月26日

【明報文章】傳播學研究中有很多用來形容非主流媒體的概念，其中「另類媒體」（alternative media）是過去10多年來較為常見的一個。概念上，最典型的另類媒體有4個特徵。第一，它們在結構上和財政上獨立於建制內的政治力量以及商業資本之外。第二，它們在意識形態或政治立場上反建制。第三，它們的運作原則及規範跟傳統新聞媒體不一樣，例如它們往往較着重為弱勢發聲及倡議，不太強調客觀中立。第四，在「身分認同」上，另類媒體工作者亦不把自己視為一般傳統新聞工作者。

香港網絡另類媒體的兩個浪潮

在世界各地以至香港，另類媒體都有頗長的歷史：「地下」小報或小冊子、獨立紀錄片、具批判性而小規模發行的文學雜誌等，都曾被學者引為另類媒體的具體例子。但另類媒體受到更大關注，則跟過去20年的兩個發展密切相關。第一是互聯網的普及化，大大降低了內容生產成本和資訊發布成本。第二是社會運動興起，使有志建立另類媒體或為其工作的人，以及對另類媒體內容感興趣的人，都有所增加。

香港的網絡另類媒體發展，可粗略地分為兩個「浪潮」。第一浪發生在2003年七一大遊行後，不少網絡電台紛紛啟播。不過，它們的壽命大都不長。中大新傳學院博士研究生梁家權在2015年發表了一篇論文，對這一浪的網絡電台有不俗的分析（註1）。第二浪約在2012年發生，以評論暨新聞策展網站為主要形式。所謂新聞策展，是指這些網站沒有太多的第一手新聞報道，但會採集主流媒體的報道和其他網絡資訊，加工後傳送出去。當然，《獨立媒體》早在2005年已經成立，但直到2012年及以後，《主場新聞》、《熱血時報》、《謎米香港》、《輔仁媒體》等相繼出現，好不熱閙。

大部分市民沒接觸網媒

到底多少市民會經常從facebook接觸到網絡另類媒體的內容？3月中大新傳學院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進行的調查研究（註2），問到被訪者有多經常接觸到幾個網媒的資訊。問題特意提醒被訪者，在facebook接觸到該些資訊也計算在內。由於問卷長度所限，我們不可能包括太多網絡另類媒體，所以只包括了歷史較長、屬傳統社運左翼的《獨立媒體》、較傾向本土派的《熱血時報》和《輔仁媒體》，以及新聞網站《立場新聞》。其中《立場新聞》是否「另類」，可以商榷，但另類和非另類之間本來就沒有完全清晰的界線，而無論大家對《立場》、其前身《主場》，以及其創辦人蔡東豪有什麼看法，難以否認的是《主場》在香港的網媒發展史上有頗重要的位置，所以問卷包括《立場》在內。

由表1可見，從百分比看，大部分香港市民都沒有接觸這些網媒。但這其實在預期之中。事實上，有使用facebook的被訪者是六成左右。在今天的香港，如果連社交媒體都不太用，沒有接觸這些網媒的資訊，也很正常。所以，從另一角度看，有三成或以上的被訪者指自己間中或經常接觸到《熱血》或《立場》的資訊，間中或經常接觸到《獨媒》的資訊的也超過兩成，比例一點不低。甚至可以說，撇除四成不使用facebook的被訪者，間中或經常接觸到《熱血》或《立場》的資訊的被訪者，其實在facebook使用者中佔一半。

本土派支持者接觸網媒比例最高

接觸網媒內容跟年齡固然有很大關係。圖1顯示，在18至29歲的市民當中，超過六成人有間中或經常接觸《熱血》或《立場》的資訊，四成至接近一半有間中或經常接觸《輔仁》和《獨媒》的資訊。年紀愈大，接觸網媒的比例就拾級而下。

如果以政治取向劃分，本土派支持者接觸網媒資訊的比例最高（圖2）。值得留意，本土派支持者接觸得最多的是《熱血》，是很合理的結果。換個說法，在本土派支持者中，間中或經常接觸到《熱血》的資訊的有接近八成，遠高於間中或經常接觸到《獨媒》的資訊的五成。但在民主派支持者中（包括小量的激進民主派支持者），間中或經常接觸到該兩個網媒的資訊的比例只差幾個百分點。

不過，我們亦可以說，就算是《獨媒》，資訊接觸比例最高的仍是本土派的支持者。這一方面是因為本土派支持者中年輕人比例非常高。同時，不少西方研究都指出，人們會選擇性的多看一些跟自己政見相近的內容，但不一定會排斥跟自己政見不一樣的內容。而且在網絡世界，有時一個人分享某些內容，是為了對該些內容作出批評。所以，本土派多接觸從他們眼中的「左膠」而來的資訊和內容，其實並不奇怪。

網媒足以左右民意構成

以上的分析為網絡另類媒體內容的滲透率提供了一些數據。隨着社交媒體的發展，網絡另類媒體的確已經成為了足以左右民意構成的重要輿論平台。筆者之前一篇學術論文指出，另類媒體對抗爭性知識（oppositional knowledge）的傳播尤其重要（註3）。雖然上面較強調最年輕的一群，但其實在30至44歲的市民中，接觸各網媒內容的比例也不低。網媒的興起和發展，有傳播科技的背景，也有社會和政治背景。我們可以預期，只要社會抗爭的氣氛持續，傳統媒體自我審查狀况又沒有改善，社會對網絡另類媒體的需要只會繼續加大。

 

 

註1：Leung, Dennis Ka-kuen（2015）. "Alternative Internet Radio, Press Freedom and Contentious Politics in Hong Kong, 2004-2014". Javnost-The Public, 22（2）, 196-212.

註2：調查使用一般電話調查使用的或然率抽樣方法，共訪問了1012名18歲或以上能操粵語的香港市民；本文分析時對數據有作加權處理，使樣本的年齡、性別和教育程度分佈跟人口一致

註3：Lee, Francis L. F.（2015）. "Internet Alternative Media Use and Oppositional Knowledg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27（3）, 318-340.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陳韜文 - 公信力是媒體的生命

2016年5月19日 

【明報專訊】傳媒成為新聞主角似乎有日漸增多的趨勢。最近引起較大注意的是百度的魏則西事件和《明報》解僱安裕的爭議。雖然兩則事件發生的社會背景及媒體性質很不一樣，前者是中國大陸網絡平台，而後者是香港的傳統紙媒；不過，它們都是資訊傳媒，所面對的問題都是公信力喪失的危機。我這裏沒有空間同時探討上述兩個案例，只能集中討論因百度所引發的問題。至於明報問題，留待以後有機會再說。

因商業利益而失信

百度是大陸最多人用的搜尋器，公司在美國上市，可算是揚名世界的一個中國品牌。魏則西是主修電腦大學生，因患上晚期滑膜肉瘤而四處求醫，最後接受百度推薦的武警北京市總隊第二醫院腫瘤生物中心所推出一種未經審批核准的療法，付出大量金錢及時間後，最終無效身亡。魏則西生前曾在網上發文指出相關醫院及醫生的言行具有欺詐性，揭露所推薦療法缺乏實質根據，並指出百度是通過競價排位推薦此等醫療信息。事件曝光後，百度受到廣泛的批評，股價暴跌。

百度的股價應聲暴跌是有道理的，因為搜尋器所提供的是資訊服務，而資訊服務賴以生存的就是信譽。世人所期求的信息都是確實可靠的，尤其是跟性命攸關的醫療資訊，更不容得下半點差錯。網絡用戶大抵知道網上信息有真有假，不會天真地以為網絡信息全是真實可靠的。不過，他們對搜尋器還是有預期的，至少希望它們可以把最相關的資訊依受歡迎程度而客觀排列出來，方便查閱。他們不會預期搜尋器因為貪圖利益而暗中改變先後排位，使有問題的網頁排到前面。網頁的受歡迎程度與資訊的可靠性是不能完全等同的，但是歡迎度可以折射出資訊的相關性和效度，因為虛假的消息一般都難以經受時間及人數的考驗，可以長期受到用戶的擁護。百度這次可以說是犯了信息服務的大忌，為了廣告費而不惜把有問題的信息推上最當眼的地方，誤導眾生。有人或者說廣告界有時也是以競價的方式來出賣廣告位置，何以廣告界行之有效的辦法不能移植至資訊搜尋界？那是因為那是廣告，不是以事實為根據的資訊服務，兩者不可相提並論。

有報道說，每年百度從相關醫療集團收取競價排位的廣告收益超過100億人民幣，可見此等收益對百度何其重要。魏則西事件爆發後，百度乃不得不立即作出反應，開展信譽修復工程。在眾多的反應中，最重要的要算是百度接受中國國家網信辦聯合調查組的規定，以後不再採用競價排位，改為以信譽度為主、價格為輔的排序機制，並對所有搜索結果中的商業推廣信息進行「醒目標識」，加以風險提示。這些規定最終能否徹底執行，能否保持信譽，一切仍然有待觀察。不過，官方及百度的快速反應暫時為事件的損害止了血，為百度的復原爭取了時間。換了有真實競爭的社會，百度備受的壓力將數以倍計。我們不難想像，若然谷歌還可以在大陸運營，百度能否保有今天獨特的地位，實在叫人懷疑。

因政治壓力而失信

百度以競價排位來處理醫療信息，但是如何處理政治社會的資訊的排位問題則未見提及，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事實上，政治社會信息也有一個如何排位的問題。比如，文革是歷史問題，牽涉到事實及解讀，如何排位才符合相關性和客觀性的要求？有關網頁如果不是競價排位，是否按權力代表性來排位？如果是，這是否符合資訊客觀性要求也屬疑問。透過歡迎度來排位未嘗不是一個可行的辦法，至少會比權力排位的方法更為客觀可靠。為什麼沒有人質疑權力排位的機制？很有可能是因為這是一個結構性問題，是官方霸權構成的一部分，被視為理所當然、質疑不得。此外，錯誤的政治社會資訊所產生的影響並沒有醫療信息那樣立竿見影，對人民健康及福祉不會造成即時可見的惡劣影響，所以社會的反應一般不會太大。

大陸所實行的是集權體制，所謂事情的真相很多時候由黨國來決定，權力愈高者愈有發言權，而傳媒歸黨國掌控，是當權者的喉舌。因為權力有至高無上的重要性，所以在大陸，傳媒的公信力很多時候跟權力代表性混淆在一起，因此民眾在評價傳媒的公信力時多把代表中央的機關傳媒奉為前列。在他們心目中，公信力不一定是指傳媒的可靠性和客觀性，乃是指傳媒的權力代表性。其實，權力代表性和公信力不一定對等。換了是自由開放的社會，以上兩者的分野就會變得較為明顯。好像香港大概沒有人懷疑《文匯報》及《大公報》作為中央平台的代表性，但是它們是否擁有很高的公信力則是另外一個問題。事實上，它們在歷次傳媒公信力調查中的排名都相當低，因為市民所考慮的主要是它們提供信息的客觀性、可靠性及效度。

公信力跟權威不應混為一談

與此相關的另一案例是《人民日報》最近發表一「權威人士」的經濟分析，認為大陸的經濟在相當一段長時間不會急速反彈，反而會是「L形」橫行，引起市場一陣慌亂。人民日報是中共中央的機關報，其權威代表性沒有什麼懸念，現在加上「權威人士」的稱號及當眼大篇幅的展示，更沒有懷疑此名人士的權威性。但是這次「權威人士」的登場是否意味人民日報公信力的上升則有疑問。這次人們似乎較以往更相信有關分析，恐怕主要不是因為什麼「權威人士」，而更重要的是因為人民日報一反常態，對中國經濟不是一味唱好，反而是唱淡，因而為有關信息增添了幾分可靠性及客觀性。我們可以想像，如果此「權威人士」一如既往繼續唱好，社會大概不會把它當作如何一回事。由此可見，公信力跟權威的代表性是有所區分的，不應混為一談。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研究教授

德叔 - 資訊素養 人人有責

明報   2016年5月13日

資訊素養（information literacy）是知識型社會中必備的基礎生活技能。

資訊氾濫，資訊素養就成為這年代的顯學。上世紀末，在學校還有人認為這是電腦科教師的任務，因為其他教師接觸電腦較少，還未意識到何謂資訊氾濫。如今手機已經人手一部，上網成為學生日常最重要的生活元素。不論年紀或社經階層，衣食消費、社交娛樂、養生治病和功課學習都愈來愈倚賴網上資訊行事，甚至政黨爭鬥角力與政治動員，都充分利用網絡和電腦，此時資訊素養便是每個教師都必須面對的教學內容了。

根據多年的學校工作經驗，我覺得以下幾點基本素養，是每個教師都要把握的，並宜據自己身邊的具體事例，好好與學生探討或交換意見。

首先是知道網路資訊的特點（優缺）和影響，包括上傳資料者或機構放資料上網的目的和動機，要有戒心和警覺性。

其次要學習辨別資訊的真偽，至少要持批判態度。即是要學習查證和核實資訊來源與可靠性，也就是懂得並習慣參考其他資訊來源，細心對比異同，方好引用。當然，養成習慣每次引用資料時標明出處，不只顯示其根據，更提醒讀者或自己：資料總有些不足、盲點和缺失。

其三，要自律和自覺不參與散播情緒化言論和資料。如今網上社交群組的缺陷之一，是將同聲同氣的朋友集中起來，容易自製成一個「回音室」，不斷收到自己喜歡聽到的意見。如此一來，情緒更容易高漲，興奮地以為全世界都有同一看法。不斷收發情緒化的言論和資料，漸漸便會迷失在虛擬世界中而不自知。（下周再續） 

chantakhang@gmail.com

李怡 - 只要不太惡心就收貨了

世道人生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5月12日

明天是記協一年一度的籌款ball，照例接到一兩位買了桌子的朋友邀請，我以剛遠遊回港疲倦而婉謝了。是實情也是藉口，更深層的心理原因，是去年我的臨時「甩底」及其後獲得的資訊，讓我醒悟到魯迅說「雅人應避俗人」的話。香港過去立場不同、平日針鋒相對的人，在杯觥交錯中談風月敍友誼也交換些消息意見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誠如去年網友竇蓉在文章說，「放下立場，歡聚一堂的舊日時光不再」，那時「政府怎樣憎記者，也不會下令企業抽廣告、搵大陸流氓搞蘋果、縱容黑社會打前線記者、打記者的暴徒獲警察不合理地包庇，凡此種種，多不勝數，政權無所不用其極地消滅傳媒，以官媒、黨委取代」。其實還有，那時即使同新華社（中聯辦前身）的中共官員，雖不同意見大家也是有偈傾的。現在，沒有了。

我既是幾十年的記協會員，也一直支持和尊敬記協努力維護香港新聞從業員和新聞自由的工作，但記協ball近年陸續有些見到都要作三日嘔的人出現，應酬兩句或被捕拍照都覺得是作賤自己。當然，買桌子的人邀請甚麼座上客，是他們權利，記協是無法選擇的。所以，不怪記協，怪自己臉皮薄，這種場合躲開為妙。

記協每年邀請的主禮嘉賓，都煞費苦心，過去請過彭定康、李國能、包致金，都是備受敬重的人物。去年請了曾俊華，他妙語如珠，含沙射影半帶嘲諷引入政壇話題，引來哄堂笑聲，但主題卻是藉「高牆與雞蛋」的比喻，警告記者要慎用話語權，並說語言霸權的威力比社會其他霸權更加驚人。而他面對的卻是新聞自由不斷被扼殺的時代。另一主題就是為政府推銷政改。

曾俊華在目前的政府高官（我已不能稱之為團隊了）中，民望算高，而且還偶爾會說些符合市民心聲的話。在記協ball講話要傳達的主旨也相當技巧。

今年記協ball，據聞主禮嘉賓是港大校長馬斐森。如果一年前請他做主禮嘉賓，相信還很受尊重。那時固然有親共人士反對他的任命，但多數港大師生和社會人士對他還有期待。開始時，他也支持陳文敏任副校的提名。但今年一月，他表現出臣服在李國章的淫威下，指學生包圍校委會是「暴民統治」，更指學生行動讓他聯想到「1989年英國希爾斯堡球場人踩人慘劇」。在「中國式病毒」肆虐下，馬斐森拜倒權錢似乎已沒有懸念矣。

舉目望向香港今日政商學高層滿朝權貴，記協要找一個比曾俊華、馬斐森更似人樣的做主禮嘉賓，也不容易。鄭國漢乎？陳章明乎？在高官和眾建制派中，只要說幾句人話的，或向梁特抽抽水的，我們就要奉為「真人」，儘管他們在立法會投票時仍然按政府意願投票。高官中只要表現不太惡心的，市民好像就收貨了。香港人的標準，就是這樣在689的蹂躪下，不斷向下調降。如果說，怎樣的人民就有怎樣的政府，那麼689 的任務就是不斷把香港人的標準推低，然後使香港人可以接受越來越低水平的管治。

長平 - 魏則西事件與中國癌症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5月10日

陝西大學生魏則西患了罕見的癌症滑膜肉瘤，多方求治無效，於上個月去世，成為近日最大的網絡事件之一。這起看起來「生死由命」的案例，包含了中國大陸社會存在的多種罪惡。

首先是魏則西去世前不久在網絡上揭露搜索引擎企業百度的惡。互聯網並沒有給大多中國民眾帶來全球化資訊共用，而是讓中共當局建立起更加精密的控制與洗腦機制。這種機制不僅不鼓勵有助於資訊分享與傳播的技術創新，而且讓企業主動作惡，一邊與專制政府合作發明和更新審查技術，一邊利用政治手段擠壓不肯充份配合的國外企業。全球搜索引擎谷歌因此被迫退出中國市場。

和其他中國特色的網絡企業一樣，百度從當局獲得的回報，不僅是壟斷中國龐大的市場，而且是不受法律監管的為所欲為。百度採用競價排名廣告政策，混淆搜索內容與商業廣告，成為醫療騙子的大本營。

醫療欺騙是中國醫療體制更早造就的另一種惡。為了社會控制而不是公平正義而建立的醫療體制，使得城鄉之間、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之間醫療資源存在巨大的差異，大城市少數大醫院才值得信賴，為騙子提供了機會。

中國社會控制一直沒有走出戰時體制，緊緊抓住槍桿子是當局保住權力的核心手段。因此，不僅優勢資源向軍隊傾斜，而且涉及軍隊的醜聞難以揭露。騙子們順水推舟，為虎作倀，老軍醫、武警醫院成為最好的旗號。地方小騙子披上軍隊的外衣，再和百度合作，儼然成了新時代的新科技。

於是，毫不意外地，魏則西通過百度搜索到了武警北京總隊第二醫院。這家醫院的「老軍醫」向他推薦了「來自美國的先進醫療技術」（實際上是不成熟的技術），保他再活20年。在花了20多萬元人民幣之後，魏則西迅速走到生命的盡頭。

百度曾被揭露三成以上的收入來自虛假醫療和保健廣告，它甚至把血友病貼吧等網絡論壇的管理權賣給私人醫院。由於醫療的專業性和生命的不可逆，人們無法知道到底有多少人上當受騙，以及受害的嚴重程度。可以推測，身患絕症的魏則西並不是百度最大的受害者，只是他的遭遇被發現並傳播，引爆了網民們長久的積怨。

砌詞狡辯洗腦　是為更大的惡更多的惡還在等在後面。政府僱用匿名網絡評論員攪渾輿論並洗腦的手法，中國企業尤其是與政府緊密合作的互聯網企業，早已經學會並駕輕就熟，而且直接享受洗腦的成果。再一次，百度辯護者祭出民族主義大旗，稱網民對它的批評是外國敵對勢力佔領中國輿論陣地的陰謀，號召網民「寧可死在自己貪婪的兄弟手裏，也不能當亡國奴」。

洗腦的另一個成果是，追求公正被認為天真可笑，天下烏鴉一般黑，沒甚麼好抱怨的。百度辯護者不否認它作惡，但辯稱它不是最大的惡。而且通過釋放六四資訊等，表明站在它背後的最大的惡是政府。揭露最大的惡本該是為了公義，但是在這裏成了百度逃避罪責的擋箭牌。

面對成堆的社會問題，官方喉舌《人民日報》發表評論稱，人有生老病死，因此，「尊重自然規律，放棄不切實際的幻想，坦然地面對生與死，是最理性的選擇」。這些原本正確的話語，在此種語境中，成為惡的源頭：政府不僅不作為，而且奉勸人民不抵抗。

配合這些洗腦話語的，是來自宣傳部門的禁令：相關報道「全面降溫」，除新華社、《人民日報》等權威媒體消息外，不再新發相關報道、評論。於是，醫療欺騙就跟腐敗、強拆、城管、毒奶粉、問題疫苗一樣，生在中國，只能「坦然面對」。

由此可見，如果說社會是追求美好生活的運作機制的話，那麼中國大陸社會也本身也遍佈惡性腫瘤。惟有脫胎換骨，才能重獲新生。

長平
《南都周刊》前主筆

吳靄儀 - 走到了深淵的邊緣

明報   2016年5月2日

讀陳惜姿星期六專欄，怒斥明報加東版侮辱作者，不但以漫畫封作者表達抗議的天窗，還以作者的名字諧音嘲弄，喪盡報格，令我感到十分難過。一份本着知識分子良知創刊的報章，竟然淪落至此。炒姜、為了如「編者按」稱的節省也好，為了如外界流傳的政治原因也好，也不須用到這種流氓手法，缺德失格，折辱的是自身，撕掉的是鍾天祥「編者按」的遮羞布。明報當局，第一要炒掉作此羞家行為的加東版編輯，廣告天下，向讀者、作者道歉，或挽回一點面子。在商言商，聲譽是企業的值錢資產，降格行為，即是倒米，為節流止血，炒掉此輩是理所當然。何况，加東版編輯，薪酬也不會低。

1982年冬，查良鏞先生邀我入明報辦事，當時我正在劍橋念法律，未能成事。1983至1984年間，我在港時認識了馮成章和張健波。馮成章表達了一群採訪中英談判的年輕記者的心聲，他們深信保障香港前途，須有一份可以容納有理想及專業抱負的香港記者的香港報章，於是鼓勵我撇下法律，投身明報。我1986年夏天正式全職在明報辦事。查先生的目標是將明報現代化，高薪招聘人才。經過了無數次傾談，終於到馮、張二位加盟，為明報編採帶來新氣象。從1986到1990年那段日子，明報內部一點也不平靜，獨立自主、自由開放理想與原則，不住受到以「政治現實」、「業務發展」等為理由的牽制和挫折，有進有退。我1990年已離開明報，但從版面內容以至編採部的老朋友言談所示，始終在保守中有進步。1997後報界眾芳蕪穢，明報也算得上是一枝獨秀。

風雨遲早要再來，簡冬娜專欄所述，2012至2014年間調換總編輯之事，我當時分外感觸。明報高層始終深信妥協是生存之道，忘了堅持報格、求真、對讀者忠誠，才是生存的真正力量。一時妥協，還可回頭，喪失報格，那就萬劫不復。今天，明報已走到了這個深淵的邊緣，上次風波，成就了明報員工決定成立工會，新聞工作者自強不息，是香港的希望，今天下午二時三十分「夠姜集會」，願見廣大市民，與新聞界站在一起。

蔡子強 - He is the Force

2016年4月28日

【明報專訊】「直木先伐，甘井先竭。」——《莊子．外篇．山木》

2000多年前，莊子已經告訴我們，愈是剛直，愈是優秀，也愈容易為自己招惹麻煩，甚至殺身之禍。

調查報道的幕後英雄

很多人都知道，揭發美國「水門事件」（Watergate scandal）的《華盛頓郵報》新聞報道，是調查報道的始祖與典範。

兩位年輕記者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和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起初只能像「盲頭烏蠅」般亂衝亂撞，例如，他們起初手上只有一個名字「Howard Hunt」，那就什麼與他有關聯的都不放過，甚至包括他在白宮圖書館的借書紀錄。後來，他們又追查爆竊者的戶口紀錄，追查支票和金錢的流向，從而順藤摸瓜地追查爆竊者的上線，但這絕不是一件簡單的事，要記住那是電腦仍未普及的年代，例如當你知道簽發給爆竊者支票上面簽發者的名字，下一步，你可能便要打開厚厚的電話簿，搜索這個名字，再逐個同名同姓的打電話去碰運氣。

就是如此，兩人努力不懈、廢寢忘餐的調查與採訪，每天工作16到18小時，一星期工作7天，長年累月如此，結果締造了一個報業的傳奇。兩人後來接受訪問時反覆指出，他們之所以能夠揭穿真相，在於願意花上大量心力在浩如煙海的零碎資料中，不嫌大海撈針，鍥而不捨，抽絲剝繭。

但今天我想談的，不是這兩位記者。兩人的投入、毅力和膽識，固然令人動容；但其實同樣功不可沒的，還有背後一個人，那就是總編輯布拉德利（Benjamin Bradlee）。

好的總編輯為前線記者遮風擋雨

這位總編輯，一方面，放手讓兩位年輕記者去幹，而另一方面，更以他的深厚經驗肩負把關的角色，以防出錯，那就會被政府抓到小辮子，把《華郵》報道的公信力藉機摧毁。當中如何拿揑平衡，考的就是功力。

當時兩人都是初生之犢不畏虎、一往無前的年輕記者。如果沒有資深的前輩，在他們背後把關，在適當時候收一收韁，兩人隨時會因為急於求成而累事，連一些不太成熟以至錯誤的報道都出了街先算。要知道當時尼克遜政府對《華郵》恨之入骨，恨不得抓到他們在水門事件報道上的失誤和錯處，以把這份報章的公信力來個迎頭痛擊，徹底摧毁。這愈發突出布拉德利這位總編輯的角色和重要。

伍德沃德憶起布拉德利時說：「他的存在，就是一股力量。」（He was a presence, a force）布在採編流程中，永遠扮演把關以及質疑者的角色，永遠提出反詰，永遠提醒伍是否已經做足查證工夫。伍說當時最怕聽到的，就是布的那一句：「後生仔，這段新聞你仍未做足工夫讓它可以出街。」（You don't have it yet, kid）

除了把關得宜之外，作為《華郵》的總編輯，布拉德利的另一功勞，就是頂住如山壓力，讓兩位記者可以不受干擾的繼續採訪水門事件。尼克遜政府曾試過以無數骯髒手段來整治《華郵》，差不多全面封殺《華郵》的採訪，例如：官員不會接受《華郵》的採訪；官員不會跟他們的記者、編輯吃飯交往；就算《華郵》打電話給政府，人家也不會回電；郵報的記者甚至不能參加官方宴會，哪怕是最資深的那位，只能在新聞室坐冷板櫈。但布的脊骨夠硬，就是不會為了政府的關照、為了換得政府放料，而以扼殺自己屬下的採訪作為交換。

簡而言之，記者在前面衝，而這位總編輯卻在後面為他們遮風擋雨。

明報調查報道成功背後

為何要寫一大段布拉德利？因為，據《明報》人所說，上周突然被明報以「節省資源」為由而解僱的執行總編輯姜國元，最欣賞的報人，就是這位《華郵》總編輯。

如果要說調查報道，我夠膽講，明報是全港芸芸眾多媒體當中做得最好的。

例如本周一，在香港報業公會的周年頒獎典禮中，明報偵查組所做的「長者遭脫光露天等冲涼」報道，便奪得「最佳獨家新聞」冠軍。去年，在同一個頒獎典禮中，也是由明報偵查組所做的「權貴離岸公司調查」報道，以及「地政高官買地爭議」報道，分別奪得「最佳獨家新聞」冠軍和亞軍。前幾年明報偵查組所做的唐英年及梁振英兩人的僭建事件，更轟動了整個政壇，改寫了香港的政局。上周三明報偵查組五大版的「巴拿馬文件港政商BVI大曝光」報道，同樣在香港引起廣泛迴響。

能夠做出這些調查報道，那自然是記者努力不懈、廢寢忘餐的調查與採訪的辛勞工作成果。正如本周一陳星在明報編輯室手記所寫〈明報人〉一文中所透露，「巴拿馬文件港政商BVI大曝光」報道，是靠偵查組記者埋首於浩瀚的文件堆中，不知日出日落、挑燈苦戰所做出來的。

但正如前述，如果記者後面沒有報館高層，為他們把關，為他們遮風擋雨，這些調查報道是不會修成正果的。而這些高層當中的表表者，就是姜國元。

潤物細無聲

明報的記者好友告訴我，阿姜出名好人，永遠與人為善，且十分信任同事，願意放手給他們幹，不會因為題材敏感而橫加刁難。另外，每次有重大調查報道出街之前，他們難免都會戰戰兢兢，生怕出錯，反招話柄，甚至遭人反撲。但每當想起有阿姜把關，大家心裏就會踏實得多，因為他們相信阿姜的經驗和判斷，如果他看過認為沒有問題，那就應該可以過關，大家可以放心。所以，阿姜無疑就是newsroom裏的定海神針。此外，他也為同事頂過不少壓力，守護編採自主。如今員工提出自削福利，也要省下資源給報館重聘姜國元，不會無因。

阿姜並不是作風高調的人，所以讀者或會對他感到陌生，但是「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他對同事的提點和守護，潤澤了不同年代的明報人。

近日，看了阿姜眾多明報舊同事寫的文章，分享與他共事的經歷，例如：田心的〈安裕這個人〉、譚蕙芸的〈否定安裕，就是否定香港幾代新聞人〉、王明倫的〈姜國元的靦腆 安裕周記的慰藉〉、梁美儀的〈無裕不安〉等等。

這都讓我明白，只要阿姜在明報的newsroom，「He is the force」。

認真 反而會受到懲罰

布拉德利當年能修成正果，成了報業傳奇人物，也可以在《華郵》做到終老。但卻不是每一位新聞工作者都可以這麼幸運，還要看他們活在怎樣的土壤上。

近日，讀到朋友區家麟的文章〈你認真，會受到懲罰〉，當中的一段：「抱持理想、敢說真話、堅守原則的人，在這片土地，會受到懲罰。香港，似乎再容不下一個安靜的編輯室，讓記者們安心做好自己的工作。」心裏不禁黯然。

就如莊子所說：「直木先伐，甘井先竭。」愈是剛直，愈是優秀，也愈容易為自己招惹麻煩，甚至殺身之禍。2000多年前，莊子就為中國人的命運寫下預言。

容我清清楚楚的再說一次，我認為以「節省資源」為由來解僱姜國元，是讓人難以理解的，因為對於愛護明報的朋友來說，包括讀者和員工，都會認為阿姜是明報最寶貴的資產之一。安裕所寫的專欄，是很多讀者（包括我），每周都會追看的，也是我們之所以成為明報忠實讀者的一大原因；而熟識明報員工的朋友也知道，阿姜是員工的精神領袖，幫大家頂過很多壓力，是報館運作的中流砥柱，是維繫大家士氣的定海神針。如果要為了節省那一點點薪水，而把他解僱，那無疑是捨本逐末，恕我無法接受明報管理層的說法。

不需權貴美言 只需手足肯定

布拉德利離世後，美國總統奧巴馬曾致哀說：

「對於布拉德利來說，新聞，不止於是一個專業，它更是我們民主運作的中流砥柱。」（For Benjamin Bradlee, journalism was more than a profession——it was a public good vital to our democracy）

「他成立了一個標準，一個誠實、客觀、一絲不苟的報道標準，就是這個標準，鼓勵了無數人投身這個行業。」（The standard he set——a standard for honest, objective, meticulous reporting——encouraged so many others to enter the profession）

我不期望香港的特首，會有胸襟和識見說出這番話，去肯定我們一些堅守崗位的新聞工作者，更相信，姜國元對此亦絕不稀罕；但我相信，阿姜離開明報後，記者留在他桌上的一紙感言：「你的經驗，你對新聞的熱誠，是後輩最寶貴的資源」，就是他在明報工作10多年的最大安慰。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