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子健 - 港大風波的政治啓示令人不寒而慄

2015年10月12日

【明報專訊】大約一年前，我告別本報「筆陣」，並暫停持續了30多年的政治和時事評論，放一個沒有下限的「悠長假期」。這個假期比我預想的早了結束，「破壞者」就是近日困擾全城的港大副校風波。不久前港大師生在校園內舉行了一次靜默遊行，發出了一個響亮的信息：「我們不會再沉默。」我也自覺很難繼續沉默。

我是香港大學的畢業生。1976年我踏入港大校園，從此生命不一樣。我在港大的最大收穫是做人和做事的道理，終身受用。眼見母校受到如此摧殘，真的難以沉默！

想當年在港大，我主要的學習並非來自課堂，而是來自學生會、學生運動、社會運動。所以當我見到一大批有權有勢有錢有地位的人口誅筆伐有正義感、有勇氣的港大學生會會長時，不禁搖頭嘆息，也可憐他們。我想他們的學生生涯一定是非常貧乏。

就港大風波已有無數評論，我完全贊成主流的觀點，就是風波因政治干預而起，一眾港大校委會的校外成員以莫須有的理由否決陳文敏的副校長任命。有些校委信誓旦旦的說沒有受到政治干預或壓力。如果他們想證明自己清白，就應該光明磊落地公開反對陳文敏出任副校長的理據。更好的就是成立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以一個公開公正的方式取證，把所有事實放在公眾面前，他們自會作出公平的評價。

不過，大多數評論在確認有政治干預的同時，針對的是校委會的決定和表現。較宏觀的會觸及學術自由的問題。較少評論觸及這次風波對宏觀政治有什麼啓示，而這正是這次風波驅動我嚴肅思考的問題，而愈想這個問題，就愈感受到近來頗為流行的一個用語：不寒而慄！

強硬是北京對港主旋律

港大風波啓示之一是不要再對北京對港政策抱持所謂強硬和溫和之爭的主觀願望。

不少人把港大風波歸咎於梁振英一個人，這未免高估了他的能耐。一眾有頭有面的校外校委不至於因為梁振英的要求就願意如此「樣衰」。就算是梁振英動員到某些中聯辦官員的協助，亦不能達至這樣的效果。《人民日報》系統刊物亦曾經就港大副校長問題表態，顯示北京早已介入事件。就算本地親北京勢力不是全面投入，介入事件的人肯定亦已得到北京有勢力人士的支持。

北京對港政策趨向強硬在過去兩年早已逐步明朗化，不過很多人主觀上不想確認。由「一國兩制白皮書」到全國人大常委「8．31」決定，到面對佔領運動寸步不讓，到票債票償、不怕爭議、去殖民地化等，在在顯示強硬是北京對港政策的主旋律。

但港大風波特別令人寒慄之處還有幾方面：第一，香港大學是香港的寶貴資產。為了政治目的，北京不惜摧毁這樣寶貴的資產。所以香港公民社會不要以為自我犧牲、玉石俱焚的策略能夠改變北京的政策。第二，一間大學的副校長北京也要過問，可見北京不單是要監督香港的管治，而且已趨向直接的管治，最終甚至會變成全面的直接管治，跟內地的政治制度看齊。第三，今次北京針對打擊的陳文敏，在政治光譜中屬於溫和泛民，連這類政治定位的人都不放過。有些溫和泛民以為自己是中央的「朋友」是一廂情願。當然「朋友」一詞的定義有很大彈性，甚至是可以隨着時間而轉變。昔日貴為國家貴賓、愛國商人今天可以變成一個貪圖小利的資本家。個人是否遭到鬥爭並非單是取決於有關人士的立場，而是服膺於大棋盤內的整體鬥爭策略。

風波的偶然性與必然性

由此帶到港大風波帶給我的第二點啓示：這次風波有其偶然性，亦有其必然性。偶然性在於風波緊隨佔領運動的腳跟，而必然性在於北京始終要強攻它心目中的香港意識形態堡壘。港大風波令人寒慄之處是這場攻防戰已經開打，未來只會是硝煙瀰漫。

不少論者把港大風波與佔領運動掛鈎，因為佔中發起人之一戴耀廷是港大法律學院副教授，陳文敏其中一條罪狀是包庇戴耀廷。就正如每一次戰爭啓動都有其導火線的同時，亦一定有更深層次的原因，港大風波也是一樣。

自回歸以來，港大有不少政治是非，其中1999年的民調被政治干預風波和2011年的「8．18」事件最令人矚目。這些是非並非偶然。

港大在香港有獨特的地位和角色。回歸前，港大是港英政府培育各界精英的搖籃，在政府、商界、專業各界，港大校友都是其中流砥柱。在港英計劃之外的是社會運動和公民團體中亦有不少精英來自港大。

港大精英覆蓋廣闊政治光譜，與港大的英式教育和管理息息相關，其校園文化的特點是思想開放、觀點多元、自由發展、不會膜拜權威、不會受制傳統或者教條。這些價值觀正是專制管治的攔路虎。如果北京要制訂一張去殖民地化的清單，港大肯定名列前茅。

當年港大的民調風波和「8．18」風波都使北京和本地建制權貴吃了悶棍。兩次風波中港大師生和校友對北京政治干預作出強力反擊，但這不會減少北京「收服」港大的決心，而且只會更加令當權者覺得「收服」港大有其戰略重要性。因為攻陷了這個不服專權的精英堡壘，在以後的意識形態爭奪戰中就會有更大的優勢。

精英輕易自毁長城 令人擔憂

北京在這次港大風波中出了很大氣力，以確保能打勝仗。但沒有一眾校委配合，北京亦難如願。今次風波對我的啓示之三，又是最令人寒慄之處是：所有校外校委甘願成為北京的馬前卒，親手摧毁自己家園城市的寶貴資產。

港大校委都是所謂有頭有面的人，這次做得如此難看，難道他們內心毫無掙扎？他們這樣做是因為會得到莫大的利益？還是受到莫大的威嚇？果如是的話當然令人震驚。但可以更令人震驚的是有些人也許為少許好處便出賣靈魂，有些更可憐的就是慣性服從權威，既然「阿爺」心意已決，自己唯有服從。

無論如何，這一批有頭有面的精英如此容易就自毁長城，真的令人擔憂。香港要能捍衛自己的一制，關鍵是能否捍衛我們的核心價值。學術自由、院校自主在港大崩潰後，其輻射作用遠超過港大本身。可以這樣說：除非是準備放棄香港的核心價值，準備放棄香港的一制，港大人與公民社會都沒有選擇，只能應戰。那些還在留戀建制地位或者貪圖小利的傳統精英，尤其是港大出身的，應該好好地想想：港大倒下去之後，香港不一樣，建制也會不一樣。傳統精英到時如果不被趕走，亦會淪為建制內的過氣附庸。

港大人和公民社會近日開始動起來。這場在港大開打的核心價值攻防戰恐怕還會延續一段時間。如上分析，這場仗不好打，但我們別無選擇，這場仗唯有打下去！

作者是公共事務顧問

盧子健 - 中央想見到一個什麼樣子的特首選舉？

2013年11月27日

【明報專訊】作為一個30多年前開始參與討論香港政制民主化的論政人士，我對近期有關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的討論，是非常的感慨和唏噓。不少論點在過去幾十年間已經被提出過、論證過無數次。遺憾的是，香港離開普選的目標始終是這麼遠。更遺憾的是，北京不斷提出一些並非真問題的議題來要求香港市民表態，使討論在幾十年間仍然是兜兜轉轉。

例如說普選應該按《基本法》進行，相信絕大多數香港市民不會反對。爭議的焦點在提名委員會。基本法規定特首候選人由提名委員會決定，提名委員會的作用可以是體現人人平等參與的普選精神，也可以是用來削弱這種精神，甚至是令這種精神名存實亡。如果提名委員會的設計真的做到體現普選精神，自然大家都會贊成提名委員會集體決策決定特首候選人。如果提名委員會的設計剛好相反，自然大家就會反對。這是很簡單的道理，不需要煞有介事地討論。

什麼是真普選？也不需要冗長或者嶄新的論述，亦不需要引用外國的例子，只需要看看本地立法會選舉的經驗便足夠。立法會有35名普選產生的議員，包括最保守的建制派以至最激進的泛民，這就是香港的政治光譜。特首候選人應該是可以立足於這個光譜的任何一點之上。這就是符合港情的普選，是大多數香港人所熟悉和會支持的普選。

在現實政治中，北京不希望有一個位於政治光譜極端的人當特首，這完全可以理解。不過，如果普選投票是公平公開地進行，香港市民亦根本不會選擇極端的候選人，所以大多數香港人都不會贊成在提名時搞篩選，因為他們在投票時會懂得如何篩選。

2017倘沒競爭將是極大歷史諷刺

香港人也很務實。如果北京真的很擔心政見極端者當選特首，要在提名階段排除這些人參選的機會，不少香港人會妥協接受。問題是﹕北京想把候選人的政治光譜收到多窄？講得簡單和形象化一點，就是究竟北京想見到一個什麼樣子的特首選舉？

最極端的情况就是只有一個候選人，香港市民並沒有選擇，最多只能以信任票為唯一的候選人黃袍加身。回歸以來，在2002年和2005年的兩次特首選舉，就是沒有競爭的選舉。但自此以後，即使是以現時的選舉委員會制度，兩次特首選舉都有競爭。如果到了2017年引進普選，反而選舉沒有了競爭，這會是極大的歷史諷刺。如果北京想見到這樣子的選舉，這會是中國和香港的悲劇。

讓我們假設北京預算2017年特首選舉有競爭，那會是什麼樣子的競爭呢？在2007年和2012年兩次選舉，民主派都有候選人參與競爭，這相信也是香港市民對2017年特首選舉的期望。民主派是否能成為候選人、「入閘」讓市民投票選擇這個測試普選真偽的標準，不應該被視為只為滿足泛民的私利，因為泛民是香港政治光譜的主要組成部分。如果這部分會在普選過程中被切割出去，這種「普選」不可能是真正的普選。而如果即使普選有限制也不會把泛民排除在候選人名單之外，有關限制不會是太過嚴重，可能是香港市民能夠接受的妥協。

北京或者本地親北京人士也許會辯解﹕不是排斥所有泛民候選人，而是要排除最極端的候選人當選。如前所述，如果普選投票是公平公開進行，香港市民根本不會選擇極端的候選人（甚至可以說全世界任何正常社會都不會），因為極端的定義就是只會有少數人支持。

香港市民的擔心是﹕北京要控制普選的提名程序，其實真正目的是害怕任何泛民候選人當選。在2007年和2012年參與特首選舉的泛民候選人，分別來自公民黨和民主黨。這兩個黨都位於香港政治光譜的中間地帶。如果北京不能接受來自這個地帶的從政人士當特首，又怎能防止人家批評這種普選是假的？

對北京而言，只有建制派候選人的所謂普選當然較為安全，但世間並沒有完全安全的事。2012年的特首選舉，北京原來的計劃是只有一個建制派候選人，即使泛民候選人能夠入閘，可以重演2007年建制派候選人大勝的戲碼。但梁振英打亂了北京的計劃。兩個建制派候選人為求當選互揭對方瘡疤。當唐英年形勢不妙時，有建制派勢力想推舉曾鈺成為候選人抗衡梁振英。結果是北京強力干預，說服唐英年和曾鈺成的支持者投票給梁振英，但結果不算很理想。梁只能低票當選，建制派亦因此嚴重撕裂，是今天特區政府管治困難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

在2012年，北京只需要操控一個1200人的選舉委員會，結果仍然與其原來的計劃相距如此之遠。普選投票涉及數以百萬計選民，北京所能夠操控的將更少。如果候選人完全沒有泛民代表，或者泛民會發起全面杯葛，造成極為難看的局面；又或者泛民挑選建制派候選人其中一位討價還價，令成功當選者負了他們的票債，日後在施政時償還。這恐怕也不是北京想見到的局面。如果北京把普選候選人的光譜進一步收窄，連建制派候選人也只能是最忠心的兩三個，那跟沒有選擇差不多，費這麼多氣力來搞普選又所為何事呢？

請北京乾脆講清楚

說到底，北京自己應該想清楚，究竟是想通過所謂普選來挑出一個自己本來就想欽點的特首呢？還是讓香港市民在幾個其可以接受的候選人當中作選擇？如果是後者，是否所有泛民都不被其接受可以當特首？換句話說，只是在狹窄的建制派政治光譜內搞所謂普選。如果北京已有想法，不如乾脆講清楚。如果北京未有想法，這是中央領導人自己的問題，就不應要求香港市民回應什麼愛國愛港、依法辦事這些假議題。真普選是中央贏取港人信心的巨大契機。這不單是為了滿足港人的訴求，也是為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譜寫一個篇章！道理很清楚，問題只在於領導者能否想清楚。

盧子健

公共事務顧問

盧子健 - 愛國主義與本土主義

2013年6月12日

【明報專訊】根據馬列主義的傳統定義，「國家」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專政機器。在資本主義社會，資本家階級通過國家這個專政機器來壓迫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成功後，無產階級掌權，仍需要國家這個專政機器來鎮壓企圖復辟的反動力量。直至反動力量的殘餘消失，階級分界消失，世界大同，社會主義進階至共產主義，國家就會自然消亡。

所以共產黨人歌頌國家，宣揚愛國，是有點滑稽。工人無國界，全世界無產階級應該聯合起來，而不是強調自己的國家身分。

上述的理論，中共在黨章和憲法都寫上以馬列主義為宗，但中國目前的社會性質其實更接近國家資本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在這個制度下，黨或者執政集團的利益與所謂國家的利益難以分割。這種情况在世界上亦非絕無僅有。大多數低發展水平或者發展中國家都未能實現全面民主，都存在不同程度上的黨國不分。

共產主義者的理想世界中沒有國家，那資本主義者又應該怎樣理解國家呢？

其實現代的國家組織形式是與資本主義制度一起成長。在工業革命前，資本家階級未成形，當時的政治權力，在東方是歸於皇朝，權力大一統於皇帝。在西方，權力由教會和君王分享。

國家在歐洲成形時，亦是政治民主化的過程，教會、君王以至地主的權力受到衝擊，政體由君王制度走向共和或者是君主立憲。國家權力由人民共享，而國家這個新的社會結構凌駕在教會、君王或者當權的政府之上。

現代國家在歐洲的形成亦改變了民族的概念。「民族國家」是國家組織發展早期的一個主要形態，而民族這個概念就是融合了原來可能高度分割的種族、宗教流派、地域族群等。一個民族內可以有不同種族、不同膚色、不同信仰和不同出身的成員，為歐洲社會發展打破了隔閡，提供了新動力。文藝復興、工業革命、民族國家的興起，是歐洲在十六至十九世紀興起並主宰世界的三位一體的推動因素。從這個角度看，愛現代國家應該包含愛這個獨特政治組織形態的主要內涵特點﹕民主、人權、自由、平等，打破落後的種族、出身、信仰、地域歸屬等束縛。

歐洲霸權在十八至二十世紀席捲世界。很多未發展的地區被迫接受現代國家這個政治組織形態。但橘越淮為枳，中國就是一個好例子。

在西方的戰艦和大炮敲開我們的大門前，中國有的是朝廷，不是國家。孫中山先生領導辛亥革命，理想不單是推翻清廷而是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孫中山亦創造了本來不存在的「中華民族」，倡議五族共和。

孫中山本人深受西方思想影響，所以他的共和、國家、民族的一套是以歐洲孕育的現代國家觀念為藍本。理想很好，問題是中國社會明白他的想法嗎？而沒有同時經過文藝復興和工業革命洗禮的中國，又有沒有條件建設一個以大民族意識為基礎的共和國家呢？

先不要說袁世凱想復辟做皇帝這種個人野心家，我們試想想香港一代又一代所學習的中國歷史，就明白我們的內心世界與現代國家觀念的差距。

在我們的歷史書本內，所謂「外族」入侵都是國家的悲劇，其實這些只是當時漢人朝廷的悲劇，或者是種族矛盾的悲劇。因為如果我們真的是愛一個中華民族的國家，就會「感謝」蒙古族人把大片土地帶到中國、「感謝」滿族人把大片土地帶到中國。所謂「蠻夷戎狄」這種說法，其中心意識是大漢族沙文主義。我們的主流歷史觀，跟美國白種人宣稱通過屠殺土著人、掠奪他們的土地來發展國家、把文明帶給土著人，不是一樣的荒謬嗎？

根據以上分析，我相信很多中國人在大言愛國時，其實不大清楚自己在愛什麼。

不過，時代在變遷。我們不一定要生吞活剝緣起西方現代國家的一套，因為西方國家的形態亦在變動中。在上世紀最後一次世界大戰以至今天的差不多七十年間，歐洲的變化衝擊舊的國家觀念。由原來的共同市場發展到今天的歐盟，令到愛國在歐洲要有新的定義。不同國家的歐洲人可能持有的已經不是一個國家的護照、用的不是一個國家的貨幣，他又是否要像祖宗一樣只效忠自己的國家呢？

現代國家是當資本家階級興起時，用以攻城掠地，打通人、資金、貨物流通的一個工具。今天世界，全球一體化，現代國家的角色發生着深刻變化。除了國家，全球性大企業、國際組織、全球性非政府組織等等都是在影響着每一個人的生活，也可能是很多個人更願意依靠的對象。「愛國」，不論是愛舊社會朝廷模式殘餘的國家，抑或是愛資本主義民主所孕育的現代民族國家，都再不應壟斷一個人的身分、一個人的社群歸屬、一個人的政治忠誠。把愛國提升到壟斷身分、社群歸屬和政治忠誠的地位，只是一種霸權，最終只能踐踏個人或者小群體的自由和權利。

這也許正是香港本土主義近年冒起的一個原因。一個中國人可以同時有很多身分。活在香港的中國人，可以說自己是香港人以區別香港以外的中國人，可以是南方人以區別北方人，甚至說自己是潮州人、廣州人、新會人、順德人等等以表示自己祖輩原來的籍貫。我們也可強調自己漢族或者其他民族的身分。這本來就沒有什麼問題。

皇道本土主義非反對愛國情操

只有當你展示自己的身分認同時有人不以為然才會出現矛盾。當「香港人」這個身分愈被視為有問題時，更多的香港人就會積極維護這個身分。這其實是很基本的道理，只不過當權者經常以為強權就可以壓服一個社群的身分認同。這種因身分認同而衍生的抗爭和悲劇在歷史上的例子不勝枚舉。

當然本土主義走到極端的話，與極端的愛國主義在本質上同樣是錯誤。皇道的本土主義要反對的是借愛國主義實施霸權的行為，而不是愛國情操本身，否則只是霸道的本土主義，這又豈是維護香港人身分認同的原意呢？

盧子健 公共事務顧問

盧子健 - 政府賣政治廣告無理無利無節

2012年11月28日

【明報專訊】政府利用電子媒介的公共利益公告時段宣傳長者生活津貼、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又在報紙以大篇幅廣告宣傳減班計劃，引起社會關注。政府用公帑賣「政治廣告」，是好事還是壞事？

我認為政府賣政治廣告是無理、無利、無節。

首先談無理。就上述政治廣告引起質疑，政府的辯解是因為傳媒未有完整地報道政府的立場與觀點。這個說法是無理而可笑。

香港傳媒現時為政府提供了非常慷慨的發言時間和空間。政府近年打輿論戰的技巧日趨成熟，經常選擇適當時候才把政策立場「出街」，然後鋪天蓋地地佔據電子傳媒的時間，差不多以半主場的姿態控制公共事務節目的內容。作為一市民，我現在覺得政府官員出鏡太濫、說話太多、內容太多重複，但回應社會的問題卻不足。

總的來說，現在不是傳媒沒有給予政府時間與空間，而是縱使政府佔據了大量的傳媒時間與空間，仍然未能令市民信服其立論。這是政府立場與觀點的內容問題，並非賣政治廣告所能解決。

政治廣告根本沒有需要

再說，廣告的特點是突出或者甚至誇大個別觀點，根本就不是用來全面解說立場的傳訊工具。如果政府在傳媒已為其提供的大量時間與空間來說明立場也覺得不足夠，又怎可能用政治廣告來詳盡解釋其立場呢？

政府還有一個資料完整和詳盡的網頁。想了解政府立場和觀點的市民接觸這些資料毫無難度，政治廣告根本沒有需要。

說到底，政府賣政治廣告只不過是想單方面向市民宣傳一些簡單信息，企圖用這種手段扭轉在公共輿論中的劣勢。這種做法是「無理」的，但對政府是否「有利」呢？

往下談談無利。政府用電子廣告宣傳有兩個可能好處。第一是可以把信息直接傳達給受眾，不用被新聞工作者或者節目主持人「過濾」。第二是廣告是單方面宣傳，政府不用回應質詢，可以避免在辯論中處於下風的風險。

現代版的掩耳盜鈴

這兩點好處其實很有限，甚至可能有反效果，結果是弊多於利。

政府政策通常都不簡單，但政治廣告的信息多數很簡單，否則廣告會失去觀眾、聽眾或者讀者。即使市民通過廣告「準確」地接收了其內容信息，沒有保證他們因此會明白政府政策，更沒有保證他們會因此而支持政策。

至於政府利用政治廣告來避過公共辯論，只不過是廣告內容沒有不同觀點的交鋒，不代表有不同意見的人士不會在公共輿論的其他空間開拓新的戰場。政府用手捂着自己的耳朵，就以為市民聽不到不同意見，是現代版的掩耳盜鈴。

這種行為的反效果是反對者更為氣憤，市民覺得政府窩囊和迴避，更會聯想政府是理虧。而政府用太多時間來聽自己的聲音，只會更加不明白不同意見，更加沒有能力化解不同意見的挑戰。

最後談無節。

影響長遠公信力 後果極嚴重

這是整件事情的要害問題。政府做了一些無理、無利的事，其效果是短暫的。但政府失節，影響其長遠公信力，後果極為嚴重。

政府用公帑和公共資源賣政治廣告，肯定不是善用公帑，亦會因為佔據公共資源排擠了其他更重要的需要。而更重要的是，政府用政治廣告打輿論戰，有嚴重的利益衝突，有違政治道德。

如果政府提出的政策有贊成者、有反對者，一般來說傳媒會把兩種意見都反映出來。如果政府政策根本沒有贊成者，應該檢討政策而不是硬銷。政府為自己的政策賣廣告，起不到增加贊成聲音的作用。如果起到這種作用也是假的，更加要不得。

退一萬步說，政府或會委過傳媒不報道其支持者的言論（雖然我完全看不到這種現象），但其支持者可以用他們的私人資源賣廣告。這也是不時見到的一些反對政府政策的人士的做法。他們要用私人資源賣廣告，而政府卻用公帑，而公帑中有部分可能正是這些反對政府政策人士交稅而來，這是哪門子的道理？

尤其是香港的免費電子傳播媒介，它們因為使用大氣電波而需要為政府提供一些廣告時段作為公共利益公告之用。但這些傳媒也有責任平衡報道和避免賣政治廣告。這是政府的長期政策。現在政府自己帶頭違反自己的政策，不是毫無規矩、太過分了嗎？

總的來說，政府賣政治廣告是無理、無利、無節，不應該再做，尤其是無節，政府破壞長期為市民尊重的傳媒政策和制度、破壞在公共輿論中公平競技的原則、濫用公帑於不合適的事之上。這些都是破壞政府公信力、違反政治道德的行為。請政府回頭吧，回頭是岸。

盧子健
公共事務顧問 

盧子健 - 為什麼人民不會忘記？

2009年5月20日
【明報專訊】20年前的今天，1989年5月20日，是我不能忘懷的一天。

20 年前的今天，是中共宣布在北京部分地區實施戒嚴的翌日。持續了一個多月的愛國民主學生運動面臨着巨大的威脅，實施戒嚴，以及當時仍然任職黨總書記的趙紫陽沒有在5月19日深夜的黨政軍大會上出現，顯示中共黨內鬥爭中開明力量失勢，主張鎮壓學生運動的頑固力量佔了上風。愛國民主學生運動遭到鎮壓的風險大增。

人民不會忘記「六四」

因為「六四」曾經煥發良知

1989年5月20日，一直支持北京學生運動的香港市民，無不心情激動、義憤填膺。是日8號風球高懸，但無阻萬千市民上街聲援北京學生運動的熱情。

當日，在沒有什麼組織的情况下，數萬人湧至維多利亞公園，我也在人群當中。說沒有什麼組織，是因為當時在傾盆大雨下，維園已成澤國，水深浸到小腿，視線為大雨所阻擋，除了看到周圍的人群外，根本看不到司令台，辨不清方向。大家都力竭聲嘶地喊口號，沒有人聽得到主持人在講什麼說話。沒有多久，群眾起哄表示要馬上遊行至跑馬地的新華社（即現中聯辦在回歸前的稱呼）外抗議示威。幾萬人浩浩蕩蕩在狂風暴雨下由維園遊行到新華社辦事處門外，大伙兒就坐在辦事處對開的馬路上，每個人由頭至腳都濕透了，但沒有一個人想離開，可以說沒有一個人在想那些風風雨雨，他們都在想幾千里外北京學生的安危。

上述情景一一歷歷在目，因為那一天的經歷是如此的刻骨銘心。後來在5月21日和5月28日香港都舉行了百萬人大遊行，但相比起來，後來的遊行沒有留下相似的深刻印象。一來太有組織了，少了5月20日自發的激情。更重要的是，5月底的遊行帶有點天真的樂觀。因為軍隊進城初期受到群眾的阻截，再加上黨內開明力量似乎仍在盡最後努力挽救形勢，使不少善良的人們有良好的主觀願望，以為北京的局勢有和平解決的結果。6月3日晚上槍聲響起，粉碎了這種良好願望，換成為悲哀和憤怒。

人民不會忘記「六四」，是因為這是一場巨大的悲劇。悲劇在人們的心坎內往往留下不能磨滅的印記。我已記不起中國在去年北京奧運拿下多少面金牌，但清楚記得去年四川大地震有8萬多人死亡和失蹤，記得地震發生於5月12日下午2時28分。

有些悲劇是天災，例如地震。雖然四川大地震也有人為帶來的禍害，但本質上還是天災。但「六四」是徹頭徹尾的人禍。中國如果在上世紀80年代末期走上民主法治之路，今天人民生活會更快樂。就算當年中共當權者不接受民主運動的訴求，亦不需要動用武力血腥鎮壓。這次鎮壓在民族的靈魂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傷痕。人民不會忘記。

人民不會忘記「六四」，是因為「六四」曾經煥發我們心裏的良知。

當年的民主運動是在中國的大地上開展，悲劇是在中國大地上發生。但民主運動和「六四」的意義超越時空。良知不單是普世的價值，也是貫串歷史的價值。一個社會、一個民族沒有了良知，就像是沒有了靈魂。香港社會平日為口奔馳、營營役役，在弱肉強食的市場規律下，大家都是實用主義、以利為先。其實這只是人的一面。人也有善良的一面，有惻隱之心，有關懷弱小、渴望和平的一面。

89年民主運動是一群只有熱血、手無寸鐵的學生展示了良知的力量。當時香港市民都被感動了。其實世界上不少地方的人民也有被北京學生所感動。

每年六四的一點燭光

燃點着我們對國家民族進步的希望

我們的良知被喚醒。我們在香港所做的，與北京的學生相比實在是微不足道。我們當時是多麼希望北京學生能夠成功，這種希望也是主觀願望的基礎。

不幸的是，「六四」這場悲劇給予我們沉重的打擊，曾經煥發的良知像要被迫歸隱。今天我們聽到不少人對「六四」的評價，不就是好像良知被湮沒了的說話嗎？

回歸後，由於形格勢禁，愈來愈多香港人不敢或不方便坦率說出自己對「六四」的看法，其實也是良知被迫歸隱。這其實是極大的痛苦，不過在我們內心深處，良知並沒有完全消失。對「六四」的是非曲直，我們心中都有一把尺。近日特首講錯說話掀起軒然大波，絕非偶然，因為人民不會忘記。

人民不會忘記「六四」，也因為「六四」代表了一種希望。

「六四」固然是悲劇，但當年也曾為我們帶來希望。青年學生是社會的未來。學生運動是社會改革的先鋒，這是世界性現象，在中國亦不例外。

由於長期積弱，中國在晚清成為了老大難國家，要繁榮興旺和現代化，要走一條很長很長的路。但只要有希望，這條路終會引領我們到達理想的國度。

89 年的民主運動是被鎮壓了。中共為了保住政權，在政治上牢牢控制，但同樣為了保住政權，中共在經濟上加快改革步伐，在社會方面亦放寬控制，讓人民有更多的自由。這種情况有如在資本社會內，當勞工挑戰資本制度時，資本家會以改善勞工權益來消弭這種挑戰。歷史從來不是簡單沿一條直線發展。「六四」後，雖然民主運動的一些核心訴求未能實現，但人民很多方面的權利還是向前發展。這就是歷史的潮流，不能以人的主觀意志而轉移。

所以，我們不會忘記「六四」，除了是因為感情上和良知上的呼喚外，亦因為每年6月4日的一點燭光燃點着我們對國家民族進步的希望。人民不會忘記「六四」、不應忘記「六四」、不能忘記「六四」。

盧子健 公共事務顧問

盧子健 - 良心——經濟活動的第三條支柱

2009年3月25日

華爾街的一些銀行界人士仍在抗辯，限制獲政府注資的銀行的高層人士的花紅和待遇，會流失人才。如果所有華爾街的人才，都是先弄垮了自己的公司，然後接受了大量公帑的支援，仍然會高高興興地給自己優厚的待遇的話，這些人才都是沒有良心的人才，他們把持的企業亦不可能是有良心的企業。難怪出現了這麼嚴重的金融海嘯。

只講求效率、效益、利潤、財富，這就是過去20多年間席捲全球的主導意識形態。一切向錢看，金錢代表成功，只要每個人為了私利，市場就有「無形之手」引導資金流向最有效益的地方，創造最大的財富。這種把人類社會極度簡單化的理論思想，就是引領世界經濟墮入今天的深淵的原因之一。

其實經濟活動中良心從來就佔有重要的一席位。因為如果沒有良心就不會有誠信，而沒有誠信，現代經濟根本上不可能順暢地運行。現代經濟雖然聲稱以法律為本，又有所謂合約精神，但實際上大多數經濟活動都不會真的以法律和合約為依據，而是以人與人之間的誠信為依據。道理很簡單。依據法律和合約的運作的成本甚高，反而如果社會上大多數人都有誠信，運作成本就低得多。所以，以良心和誠信作為經濟運作的支柱，不是什麼道德主義者一廂情願想像出來的唯心抽象理論，而是人們從實踐中摸索出來的經驗。在現代社會，良心應體現為尊重人權、平等機會、支援弱勢社群、環境保育、公平貿易、持續發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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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全球經濟衰退，至少也有一點好處，使人們看到市場的局限性。教條和極端的自由經濟主義，終於步入黃昏。

經濟衰退，使人們看到政府的重要性，現在世界各地政府都成了挽救經濟的動力。其實真正挽救經濟的不應該只是政府，而是集體。刺激經濟的力量來自集體。純粹以私利為槓桿的「市場」在經濟衰退時是軟弱無力，個人也是無可奈何，只有靠集體的力量，拓展公共經濟環節，才為整體經濟帶來生氣。

近日，在政府和集體以外，我們又多發現經濟發展的另一條重要支柱﹕良心。

美國國際集團的花紅風波，在美國引起了激烈反應。奧巴馬總統高調譴責拿取花紅的美國國際集團高層，不少國會議員跟進立法狙擊這些高層。有人會認為這些只是政治姿態，也有人會認為如果美國國際集團高層拿取花紅是合約所規範，就不適宜掌握政治權力的人越權過問。

這些評論忽略了的一點就是﹕良心。

我們想一想﹕如果沒有美國政府注資，美國國際集團早就要宣布破產。在這種景況下，美國國際集團根本就不會有資金向其高層職員派花紅，不管這些職員是否真的表現優異，也不管他們的花紅是否在合約內早已訂明。

美國政府注資美國國際集團時，並沒有同時嚴格管制資金的流向，堵塞公帑公為私用的漏洞，因而可能為部分人提供了可以鑽的法律空子。可是，有法律空子就要去鑽嗎？有良心的人會這樣做嗎？

華爾街的一些銀行界人士仍在抗辯，限制獲政府注資的銀行的高層人士的花紅和待遇，會流失人才。如果所有華爾街的人才，都是先弄垮了自己的公司，然後接受了大量公帑的支援，仍然會高高興興地給自己優厚的待遇的話，這些人才都是沒有良心的人才，他們把持的企業亦不可能是有良心的企業。難怪出現了這麼嚴重的金融海嘯。更大的問題是，為什麼要把公帑投放在這些沒有良心的企業呢？

只講求效率、效益、利潤、財富，這就是過去20多年間席捲全球的主導意識形態。一切向錢看，金錢代表成功，只要每個人為了私利，市場就有「無形之手」引導資金流向最有效益的地方，創造最大的財富。這種把人類社會極度簡單化的理論思想，就是引領世界經濟墮入今天的深淵的原因之一。

良心似乎是很抽象的東西，因此有些人會忽略其重要性。其實經濟活動中良心從來就佔有重要的一席位。因為如果沒有良心就不會有誠信，而沒有誠信，現代經濟根本上不可能順暢地運行。

現代經濟雖然聲稱以法律為本，又有所謂合約精神，但實際上大多數經濟活動都不會真的以法律和合約為依據，而是以人與人之間的誠信為依據。道理很簡單。依據法律和合約的運作的成本甚高，反而如果社會上大多數人都有誠信，運作成本就低得多。

所以，以良心和誠信作為經濟運作的支柱，不是什麼道德主義者一廂情願想像出來的唯心抽象理論，而是人們從實踐中摸索出來的經驗。這跟人們從實踐中摸索出需要依靠政府和集體來建設公共資產一樣。

最近香港發生了多宗藥物安全和質量事故。政府的監管制度和執行情況引起極多批評。衛生署長在回應時說﹕廠家要有社會責任，良心製藥，否則多聘多少官員巡查監察也解決不了問題。

生產者有良心，不等於不用監管。不用說世界上始終有沒有良心的人，就算是有良心的人也會犯錯誤。政府在一些事務上有監管之責，是不能以良心來淡化的。

不過，同樣有道理的是，如果真的有很多沒有良心的生產者，單靠政府也可能沒有辦法解決問題。

正因如此，有時譴責沒有良心的企業比譴責政府更重要。近年由於特區政府失誤多、施政積弱，有負面事故時每每成為眾矢之的。大家要求政府做這做那，在細節上、在戰術上來說並沒有錯。可是，如果公民社會把所有問題的責任都放在政府身上，在戰略上可能放棄了社會道德規範這個重要戰場，並不明智。

社會發展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進步的意識總是需要公民社會來推動，因為社會的上層(在資本主義社會就是大資本家)和擁有政治權力的人，大部分都是既得利益者，對改革是不會太熱心，自然對進步的意識亦不會太熱心。

因此，公民社會不單要推動政府政策轉變，亦需要推動移風易俗。如前所述，良心並非沒有現實意義的浪漫理想。在現代社會，良心應體現為尊重人權、平等機會、支援弱勢社群、環境保育、公平貿易、持續發展等等。

在歐洲，公民社會和非政府團體多年都致力動員社會大眾，以個人消費者和投資者的力量以抗衡自由市場內的所謂無形之手，抗衡社會上有權勢者和大資本家主導社會意識形態的壟斷優勢。這是一個推動社會發展的長期持續工程。

世界上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國家和地區，其平均良心和誠信水平亦較高。這點並非偶然。良心是促進經濟活動的第三條支柱。金融海嘯讓我們反省這條支持的重要性，亦是公民社會鞏固這條支柱的契機！

盧子健 公共事務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