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裕周記：安裕這個人

星期日生活   2016年4月24日 

【明報專訊】大約十年前，安裕開始在《明報》「星期日生活」撰寫「安裕周記」專欄，當時我是編輯室裏的小薯記者，當知道安裕原來就是每日審改我幼嫩文字的上司，那刻不禁低頭滴汗，身旁的女同事則流露仰慕眼神：「他真是才情橫溢啊。」

我記得每個周六早上回公司時，已見安裕埋首寫周記。小薯記者的腦袋像垃圾桶一樣混亂之際，安裕已經寫完三千字長文。我曾多次向他請教秘訣，他總是輕輕一笑：「你要好知道自己想寫乜，諗通之後自自然然寫得出。」

後來我明白，安裕輕輕鬆鬆的背後，是他數十年來在新聞界的實戰經驗，還有博覽群書的學識修養，沒有這深厚內功，根本不可能寫得出如此具氧分，在亂世能夠滋潤人心靈的文章。

「安裕周記」是安裕整個人的折射。周記的靈魂，是按當前社會大事，引用歷史借古諷今。如果你是他的忠實粉絲，一定記得幾個經典人物經常出現在他筆下，現實中安裕的身影，也盛載着這些前人的信念。

九年前一個周六早上，我因為採訪遇到很大挫折，安裕走來跟我說：「我介紹你看電影《驚天大陰謀》（All the President's Men）。」他講完就行開。電影記載兩個《華盛頓郵報》菜鳥記者，發掘水門事件這宗殿堂級調查新聞的經過，記者鍥而不捨的毅力和熱誠，是安裕要我學習的。

但其實安裕最欣賞的，是拍板讓這宗大醜聞刊出的時任《華盛頓郵報》總編輯布拉德利（Benjamin Bradlee），安裕曾經多次在周記讚揚他，作為良心報人頂住各方壓力的道德勇氣。安裕自己也一直效法布拉德利，在大是大非面前做一個有承擔的領導。安裕是決定每日報章頭條的大腦，近年報社歷盡連番起伏，但在前年佔中時，《明報》連續七十五天以雨傘作頭版緊貼局勢，為報紙的facebook專頁贏得二十四萬人likes，也在歷史滔滔江河上，以報人之身在關鍵時刻定下報紙之格。

安裕不單是布拉德利，也是奧斯卡最佳電影《焦點追擊》（Spotlight）中，建議《波士頓環球報》記者，調查神父性侵案的編輯馬帝拜倫（Marty Baron）。安裕極強的邏輯思考能力和廣闊視野，總能夠帶領前線記者，聚焦新聞重點。2008年四川大地震，到災區採訪的記者一度失去聯絡，安裕因擔心失眠多夜。後來他知道記者安全，隨即引領他們深入調查一個個豆腐渣工程的來龍去脈，結果記者的報道就如Spotlight團隊一樣贏得多個新聞大獎。

精通日文的安裕，最心愛的作家是推理大師松本清張，尤愛《日本的黑霧》。這本著作是松本調查戰後日本真實發生過的一宗宗懸案，用他的推理智慧揭露案件與當時在日的美國右翼勢力，跟日本政商界千絲萬縷的利益關係。安裕佩服松本對社會的關懷，也是他認為一個人最堅實的精神面貌。

我這個小薯記者初出道時撰寫人物專訪，安裕看過後總是說：「寫得唔好，再寫過。」講完之後又即刻行開。起初我不明白什麼是好，後來我在安裕的行文中知道答案：一篇好的人物故事，是藉着人的闊度，來帶出社會的深度，正如松本清張的小說健筆不忘緊扣社會。安裕也很喜歡台灣作家劉大任，劉因為投入保釣運動放棄在美的博士學位，他那義無反顧為祖國而戰的情操，令安裕每提起他便要敬禮。

布拉德利、馬帝拜倫、松本清張、劉大任，安裕透過他們，流露自己作為報人的最大信念：改變社會不公。

這幾年社會流行兩句話：劉進圖被襲時新聞界大聲反抗「They Can't Kill Us All」、爾冬陞頒金獎像予電影《十年》時所說的「The Only Thing We Have to Fear is Fear Itself」。這兩金句其實多年前已出現在安裕周記，安裕解釋過它們在美國人心裏的深層意涵。

安裕書寫歷史，希望用前人的故事來感召讀者關心當下社會。二戰之後的中、美、日近代史他最擅長，如果有人搞一場尼克遜總統前世今生的Talk Show比賽，安裕攞硬冠軍，另一個他sure win的人物，應該是周恩來。

有一次安裕問我覺得紐約是個怎樣的城市，那年我首次到「大蘋果」只看到很表面，就答：「咪成個旺角咁。」安裕就話：「紐約是全世界最有人性的地方。」他年輕時做過駐美記者，對紐約這個成長地有很深的感情。後來我有機會到紐約逗留數月，明白安裕所說的「人性」，是即使我大大聲聲在街頭講廣東話、或者上課時講無文法的所謂英文，這個自由城市的人，都不會公然投以歧視目光。

安裕書寫《紐約時報》和《滾石雜誌》時，核心是帶出美國自由派關懷人性的精神。他所強調的人性，並非那種曲高和寡的書生頭巾氣，而是一種活生生的真實感覺。我舉一個例子，安裕很喜歡許鞍華和杜琪峰的港產片，因為兩人的鏡頭都緊扣香港社會。他最愛的電影角色之一，肯定包括《秋天的童話》船頭尺和茶煲，那不單是一個愛情故事，還有八十年代安裕經歷過的紐約華人情懷。

說安裕的情，十年的周記裏，有兩個日子大家想必有印象：六四、年結。每年六四，安裕一定會寫一篇《人民不會忘記》，用他的成長足印來悼念六四這個心痛的日子。十二月底，他會寫一篇《傷逝》來對過去一年逝世的人表達尊重。

讀者可能覺得，安裕很嚴肅也很沉重，曾經有人問我：「安裕夠八十歲未呢？」正如我所說，安裕是個很有感覺也很貼地的人。在平日的相處中，他心情好的時候，會一邊食花生（是真花生）一邊走到後輩的座位滔滔不絕談他做記者的故事（部分談過數十次而他不自覺）。他幾乎每日都跟一班男同事眉飛色舞講足球、講食咖喱食鰻魚飯，世界盃或者奧運更加不得了，他會在電視機前大叫大笑。

他的最高境界，是在緊張關頭作為領導那種處變不驚的風範。911那天，他說自己看完兩架飛機撞向世貿，隨即灌下兩大支凍水就專注思考。安裕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就是這幾天《明報》人所說的一支「定海神針」，讀者在他的行文之中，想必也感受到他這股氣度。

安裕是我們一班小薯心目中的男神，但十年間，他從來都沒有因為外界對他文章的讚賞而高調蒲頭。若不是上周他做了新聞人物，很多人到今天也不知道安裕的真正身分，曾經有無數人在Google查問「安裕是誰」，也有不少人欲邀請他曝光在鎂光燈下，他一律拋下三個字：「唔使理。」

安裕肯定沒有想過，自己會登上他最愛的《紐約時報》，我想低調的他，會因為做了焦點人物而周身唔聚財。這幾天很多人擔心他，但安裕這樣具深度、廣度、闊度的一個人，其實，又使乜擔心？

但，安裕離開編輯室之後，《明報》人貼了一張紙在他的電腦屏幕上，寫道：「你的經驗，你對新聞的熱誠，是後輩最寶貴的資源！」我在facebook看到這張照片時，眼淚長流不止。2016年的初夏，香港失去的，不止是一份老牌報章的一個執行總編輯，而是守護香港的一個寶貴靈魂。

文：田心

編輯：曾祥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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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裕周記：打壓

星期日生活   2016年4月10日 

【明報專訊】《星期日生活》電影專欄作者家明從銀幕的光與影看出另一重切面人生，是每期細讀的文章。前不久，他用了兩個星期的篇幅談到《荷里活黑名單》這部電影，旁徵博引述及美國二戰之後的那幾年黑暗日子。說的是麥卡錫時代「誰失去中國」（Who Lost China）反共狂飈，我沒有機會看《荷里活黑名單》，經家明詳細講述，電影的肅殺氛圍在字裏行間直透紙背，那是暗無天日的政治迫害。家明在文中提到另一部講述相同議題的《Guilty by Suspicion》（午夜風暴）倒是看過，羅拔迪尼路飾演的電影導演David Merrill在被召傳到國會眾議院非美委員會（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前夕暗夜的天人交戰，過了差不多四分一個世紀，那晚看完電影後脊樑上的寒意揮之不去，仍然清楚記得。

電影是藝術，也是意識形態的一柄利刃，資本主義社會固然通過第八藝術「笑裏藏刀」宣傳其優越性；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現實主義理論，亦要求作者以藝術方式「幫助人民認識和改造世界」。於服膺任何一種意識形態的統治者而言，電影的九十分鐘媒介經歷足以塑造一種人或事的典型，在漆黑的電影院令觀眾潛而默化，勝於刻板背誦的洗腦工程。職是之故，電影製作人就是他們打壓／拉攏的對象；到了這時，電影不是藝術，而是政權存亡要素。

於是，美國右翼政客五十年代初要荷李活影人交出親共的「讀書會」成員名單。也是五十年代，香港左傾影人組織「讀書會」，紅心朝向北京中共政權，結果遭到港英驅逐出境。敗退台灣的國民黨，行政院新聞局意在香港制訂「附匪電影事業及附匪電影從業人員審定辦法」；與大陸有交往的香港電影從業員若不簽「悔過書」，電影不得在台灣放映。因此，倘說像今天一些香港電影業人所言電影不涉政治沒有黑名單從無打壓，這是很重大的發現，可以競逐諾貝爾和平獎。

家明的兩篇文章寫得透澈，讀後當會對美國六十年前的暗黑年月了然於胸。我無謂在這裏狗尾續貂，簡單而言，麥卡錫主義背景是一九四九年中共得天下之後美國政客掀起的「誰失去中國」白色恐怖，矛頭不單對着政府部門，更大的是指向自由主義滿溢的電影工業。美國的人身及思想自由招牌在廉價愛國主義之下砸破淨盡，才氣橫溢的荷李活十君子下場悲慘，白飈之下人人噤若寒蟬，一片殺氣騰騰，擋者小則從此失業，大者如差利卓別靈遠走瑞士避秦。政壇方面，國務院官員大批遭到整肅，被視為親中共的外交官謝偉思（John Service）黯然離職到加州推銷百科全書為生。哈佛大學東亞系中國通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七十年代美國與中共破冰之後嘗言，如果美國不是搞這麼一場反共運動，折損大批中國及亞洲事務專家，可能不必打那場禍延幾代的越南戰爭。

影圈裏的無間道

麥卡錫主義在影圈興風作浪，除了國會傳召作證的政治壓力，與荷李活右翼分子竊據演員工會也有直接關係。這人叫列根，就是一九八一年當上總統那個。他兩度擔任演員工會主席，第一次是一九四七年至一九五二年，第二次是一九五九至一九六○年。他第一次當家正值麥卡錫主義時期，帶頭對被認為思想左傾的電影從業員實施杯葛，編劇的劇本找不到電影公司開拍，演員導演無人願意簽約。多年之後，人們找到列根為何對左傾影人咄咄相逼的原因，原來他一身兼兩職，既是演員，也是聯邦調查局（FBI）秘密線人，代號T-10。解密檔案顯示，列根當上演員工會主席同年的一九四七年，在國會聽證會告訴議員誰人「有問題」；也是一九四七年，他在工會發起「不當共產黨員承諾」。這種做法一直到麥卡錫主義在五十年代浮現之後，列根把這個無間道角色演得絲絲入扣。

與其他地區相若，美國影業也是兩股力量，一方是財雄勢大的八大公司，一方是票房保證的編劇與演員，雙方互相拉扯，影業巨擘錢財豐厚，甲不做找乙做，青山代有人材出。不過有時候形勢比人強，就得調整做法，這就是一九七二年的奧斯卡頒獎禮。在奧斯卡悠長歷史，這是極具意義的一屆，也是嶄新史頁的開始。一九七二年，當時美國進軍越南已有十年，那年北越國防部長武元甲發起「復活節攻勢」，美國急忙反擊，大舉轟炸河內及海防等北越重要城巿；美國反戰運動此時也進入高潮，炙手可熱的女星珍芳達（Jane Fonda）多次參與示威，處處走在前頭，成為標誌人物，使得反戰洪流氣勢大盛。這年，她的電影《花街殺人王》（Klute）入選奧斯卡最佳女主角提名。

影后金像獎拉攏珍芳達

一九七二年三月，奧斯卡頒獎禮舉行。珍芳達在一九六九年憑《攞命舞》（They Shoot Horses, Don't They？）提名，落第而回；今次以《花街殺人王》再度提名，捧獎而歸。這時珍芳達在保守主義充斥的影業世界可說生人勿近，有人視她如蛇蠍如鬼魅，她上台領獎時說了很短的一段話：「謝謝，十分感謝電影藝術學會成員。感謝大家的喝采。想說的話很多，但今天晚上不準備在這裏說了。謹向各位表示衷心謝意。」（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members of the Academy. And thank all of you who applauded. There's a great deal to say and I'm not going to say it tonight. I would just like to really thank you very much.）頒獎禮舉行前，有人認為珍芳達十拿九穩，原因不是演技，說是珍芳達因為一九六九年失意金像獎，「把心一橫」全身投入反戰，於是這屆就給她一個，希望她「回心轉意」，云云。同年六月，珍芳達拿了小金人三個月之後到訪河內，到被美軍炸剩殘垣的地點探望百姓，坐到高射炮架拍了新聞照片，保守派大怒，稱之為「河內珍」（Hanoi Jane）。自此之後珍芳達星運漸暗，一九七五年更整年未發巿，多年之後她在一次訪問說，「我不能說我進了黑名單，但我是在灰色名單」（I can't say I was blacklisted, but I was greylisted）。

香港影壇的國共之爭

至於太平洋這邊的香港，更是國共兩黨的肉搏之地。年前出版的《永遠的美麗：華南電影工作者聯合會六十周年紀念》與《香港影人口述歷史叢書之二：理想年代——長城、鳳凰的日子》兩書都提到五十年代初左派影人組織「讀書會」，那時呱呱墮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仍在褓襁階段，百多香港影人「學習進步的文化理論及政治理論」。在英國人眼皮底下搞親共活動不容於殖民地當局，一九五二年劉琼等多人被驅逐出境送回大陸。左派影人四散，但同一時間親台的右派影人如魚得水，如果說這是港英刻意打壓左派影人的伎倆亦無不可。當時台灣官方人員在港半公開活動頗為招搖，去世多年的導演李翰祥生前說過有人向他自認「四組」；他不明所以，了解之下，四組就是國民黨文工會的另稱，表露身分的地點就在香港。

英國人的拉一派打一派加上國共之爭，編織成銀幕之下的一齣齣間諜電影和人間悲劇。李翰祥成長於北平，五十年代初來港，由美術小工逐漸走上大導演之路。七十年代末他赴美進行心臟手術前，回到久違的大陸省親會友，由於當時台灣影響力在香港影壇猶如一霸，聲名盛如李翰祥也因為保密緣故，由澳門暗中到拱北轉廣州再搭航機赴北平。遊遍山水之後，一個長於北京的導演，開機拍片乃是自然而然之事，這就是一九八三年接連上畫的《火燒圓明園》和《垂簾聽政》。此舉觸犯當時香港影壇大忌，蓋台灣是港產片除了星馬以外最主要出口地，對香港電影堪稱手操生殺大權。說得俗一點，與今天香港影業翹首北望神州雷同，「搵食靠大陸」的七八十年代版本就是「搵食靠台灣」，昔時的新台幣等於今天的人民幣，那時晉見台灣官員與今天與中共權貴共桌等量齊觀；不同的是時空轉換，三十年前的「自由祖國」變成如今的「祖國內地」。

李翰祥梁家輝的經歷

李翰祥這兩部電影引起軒然大波，是因為李是華語電影的超級導演，若然此例一開，自由祖國說不定在中共「一國兩制」面前潰不成軍。香港當時有一組織港九電影戲劇事業自由總會，人稱「自由總會」，五十年代由親台影人發起，港片若要在台灣發行，事先要在自由總會登記。香港電影資料館研究主任黃愛玲曾撰文稱，當時大部分電影從業員，除了左派影人，「其餘大部分人都要參加自由總會」。自由總會因着對抗中共的漢賊不兩立本質，對「附共」、「投共」、「親共」者嚴懲不貸。相對於此，台灣行政院新聞局則有相關條例，包括聞之色變的可根據「電影事業及電影從業人員附匪或反正歸誠之情報」審議電影，「在未審議前對該項情報有關影片不予核定」這一殺手鐧。六十年代，李翰祥母親在北京染恙，李不敢回京探視，只得請太太張翠英代行，因為「怕了自由總會給台灣祖國打小報告」（李翰祥《天上人間二》）。到了李翰祥斗膽到大陸拍戰，這還不是「為匪張目」？撞牆出事不在話下，連此片的新晉演員梁家輝也因此受盡夏楚。

梁家輝憑《垂簾聽政》得第三屆電影金像獎最佳男主角，那時金像獎是初生孩兒，立場不分左右，意識形態是延續到今天的自由主義，不管台灣態度如何，就把獎頒給梁家輝。梁拍了這兩部宮幃片之後無以開戲，因為是台灣方面卡着。平情而論，影業老闆未必懂戲，倒是對政治這玩意深諳箇中三味，台灣對梁某有意見，不給梁開戲便是，於是梁影帝變成失業漢，在銅鑼灣崇光百貨門口擺檔，在報章副刊寫專欄，印象中他寫過一篇佐佐木小次郎與宮本武藏，短短幾百字看得出是下筆認真的讀書人。緣何梁家輝影片無法進入台灣，說法有幾樣，有說是台灣封殺（這是必然，否則梁以影帝之身何以無戲可開）；也有說是有人要梁家輝就赴「匪區」拍戲簽下「悔過書」，梁不允，於是拉倒，類似說法不一而足。

沒有完結的悲劇

時移世易，冷戰結束，自由祖國風光不再，紅色祖國日漸發達，電影兩岸同時上演，相對台灣的二千萬人口，大陸的十幾億人巨大巿場不可同日而語。於是拍片對象談話對象表忠對象出現根本變化，北望大潮不可阻擋是事實。上周《十年》得獎後，有人侃侃而談政治與電影工業的雙生體關係，又講到阻絕政治介入影業。這若是抽離歷史背景，或許是新話題，當攤開史卷即見真相——甲地演員受打壓由於是反對不義越戰，乙地演員受打壓由於是回大陸拍片——僅僅只是一個人的言論和藝術自由，卻在寒風澈骨的歲暮遭告密打壓封殺迫害，銀幕上的劇情總有完結時，真實悲劇從未落幕。

這篇周記寫得匆忙，來不及查閱美國電影藝術學會成員以及港台影人的前世今生，誰是昔日參與打壓珍芳達的惡棍，誰使李翰祥怕小報告不敢回鄉探母，又或者是誰封殺梁家輝。香港金像獎頒獎禮那夜，鏡頭掃過之處，昔年「自由影人」魅影似是若隱若現；舊事歷歷在目，朗朗乾坤，白紙黑字都在史冊，便是改弦易幟，早晚也會找得出來。

文：安裕

編輯：曾祥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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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裕周記：最後一個強人

星期日生活   2015年3月22日

【明報專訊】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東西方兩大陣營各自歸邊，美國在歐洲成立至今仍在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簡稱北約，麾下是法國德國英國加拿大等；另一方是蘇聯為首的華沙公約組織，簡稱華約，帳前是東德捷克波蘭匈牙利等。在亞洲，類似的對抗亦見出現，中共建政全面倒向蘇聯，一切唯老大哥馬首是瞻，與日本南韓台灣等「自由世界」捉對廝殺。兩種意識形態，兩套戰略思維，圍堵與反圍堵，雙方都把能納入的國家盡量納入，各自擴充，各有坐大。在這兩個巨人之間的寡民小國亟力尋找生存空間，這些國家在夾縫中以本身的地緣險要為槓桿，一躍而成第三勢力，以威權主義管控國家，在同濟東西兩方，共享和平之際，更尋且出現經濟繁榮之象。這些國家主事者有一個不涉及國力大小的通行稱謂：強人。

「強人」一詞在六七十年代用得頗濫，南韓朴正熙菲律賓馬可斯都被稱為強人，實則是美國附庸，華府要他們站着死他們不敢坐着死。反之南斯拉夫的狄托（Tito）是如假包換真正強人，夾在南歐美蘇兩股勢力之間，南斯拉夫既不是蘇聯般全面共產但也不是美國般悉數民主，但就是冷戰年間東歐人民眼中的樂土，西歐各國認定的準共產主義。另一個強人是李光耀，如今全球聚焦這個馬六甲海峽大門的海島城巿之時，翻開歷史，李光耀治下的新加坡雖只是幾百平方公里，卻以有異亞洲眾國的治政之道，令新加坡卓然成為中共以及不少新興國家抄襲對象。然而李光耀就是李光耀，一手專制管治打壓異見，一手年年與香港爭逐美國傳統基金會「經濟自由度指數」桂冠，左手畫圓右手畫方，在「自由」與「專制」之間如何輕重拿揑，確是一門學問。

新加坡位守天險，早於戰前已是大英帝國遠東要塞，它位於馬六甲海峽南端，船艦從印度洋而來轉折北上中國日本台灣南韓，必須經過它面前。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聯合艦隊偷襲珍珠港，第二天的十二月八日出兵轟炸駐在新加坡的英軍戰機。日本戰略盤算是這樣的：拿下如今稱為馬來西亞的馬來亞，之後南取新加坡，以此對當時稱作荷屬東印度的印尼發動進攻。日本侵略大計目標是四個英文字母ABCD，A是America（美國），B是Britain（英國），C是China（中國），D是Dutch（荷蘭）。進攻資源充沛的東印度是打擊荷蘭，新加坡是英國橋頭堡，倫敦當然看穿日本圖謀，派出戰列艦「威爾斯親王號」為主的艦隊東來保駕護航，結果慘於十二月十日被越南起飛的八十六架日本轟炸機擊沉，元氣大傷。

星緊扼馬六甲天險

時至今日，馬六甲海峽戰略地位隨着美國「重返亞洲」更形吃重。馬六甲海峽由新加坡、馬來西亞及印尼共管，其他國家貨船軍艦通過皆需三國首肯。冷戰結束，美軍撤出菲律賓克拉克及蘇比克灣兩大基地，昔日在越南金蘭灣的基地亦在一九七五年後喪失，唯一落腳點便是以補給港形態存在的新加坡，獅城舉足輕重由此可見。近年中美犄角對抗之勢明顯，中共策略因而調整，在馬六甲海峽之外開闢另一條南下印度洋生命線，即如二次大戰建設滇緬公路；由雲南經緬甸出海，以免一旦馬六甲海峽封鎖，遠道中東而來的石油補給線遭到搯斷。因此，守着馬六甲海峽咽喉，日本中國南韓就等於給人揑着喉嚨，新加坡的戰略叫價大增。

今年是二戰結束七十周年，對年輕人來說，七十年前的歷史等於上古史，可是今天的世界格局不脫一九四五年戰爭結束後的遺產（legacy）——美俄對抗，俄中結盟，日中對抗，改了的只是國家名稱，大模樣未見根本變化，新加坡地緣政治角色無改，美國要爭取新加坡，中共也要爭取新加坡，五十年代至今一概如此。美國當年以圍堵對付包括中共在內的共產主義勢力，一九六七年，中共文化大革命熱火朝天、中南半島的越戰打得方酣，新加坡、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簽署《曼谷宣言》組成東南亞國家聯盟。五國當時與美國關係密切，儘管五國間有齟齬，例如新加坡與馬來西亞關係人所共知，回教大國印尼對新加坡亦有看法，然而東盟的最大公約數是反共，這一點各國不存異議，美國在東盟帷幔後的身影呼之欲出。

東南亞的美國身影

新加坡受到美國重視在於其地緣價值，亦由於此，新加坡軍力在東南亞遙遙領先，東亞只有三國裝備美軍頂級F15戰機，一是朝鮮半島的南韓，一是美國忠實盟友日本，另一是新加坡。美國的軍火外交用得出神入化，以色列縱然如何桀驁不羈，但主要軍備皆來自美國，難以搞出花樣；東盟原創五國也是美國軍火買家，無法不落入美國的西太平洋大計，美國傳遞出來的信息是「唯有美國，始能免於共產主義」。然而一如銀幣的兩面，唯有因着反共的共同本質，更由於美國東亞大棋盤戰略，區內遂出現意識形態極端反共的專制以至獨裁政制。易言之，強人之所以出現，不能不說是因為背後是另一個更大的強人。

當然，李光耀的強人比起馬可斯的強人，其持續性來得久遠，獨立程度比菲律賓的大得多。除了是新加坡地緣位置比菲律賓更重要帶來的操作空間，獅城的管治藝術遠勝菲律賓。李光耀鐵腕治政壓制異見，加以英式精英管理，建構成獨特的新加坡模式，以國家存亡的危機感壓制社會異見思潮，同一時間賦於相對自由空間，形成低度民主、中度自由、高度經濟發展的三層結構。過世已七年的美國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在一九六八年出版的《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是新權威主義濫觴，指出社會在現代化過程中會出現脫序失控，若無法通過政治及制度現代化配合，結果可能是爆發暴力。亨廷頓這套理念廣受注目，八十年代他成為南非國師，稱通過國家機器的壓制，有助令現代化過程有效。亨廷頓的學說被美國自由派學者批得體無完膚，卻被目為七八十年代中小國家走向專制的練習本。某程度在新加坡南韓台灣身上，可以看到類似表徵。

新權威主義練習本

相對腐敗不堪的馬可斯政權或是偏安江左的台灣蔣家小朝廷，新加坡走的是另一條比馬可斯更多法治、比蔣經國更精英的治政之路。有一種說法稱，這是李光耀的劍橋大學法學院教育成果，也有說是儒家文化之故，不過人們更相信這是長期危機感萌生下保存政體的平衡術——經濟起飛但必須服膺於國家安全——企圖以此說明民主自由與經濟富強兩者之間的孰輕孰重。對於危機感，李光耀從未隱瞞，新加坡獨立後與馬來西亞關係平平，雖未爆發衝突，但連食水資源都匱乏的新加坡民生受制於馬來西亞是不爭之事，李光耀曾在一次講話談到，If, for instance, you put in a Malay officer who's very religious and who has family ties in Malaysia in charge of a machine gun unit, that's a very tricky business.（如果，舉例說，你把一個非常信奉宗教、他的家人與馬來西亞有關連的馬來人軍官放到機槍班當主管，那是一樁非常複雜的事），勾勒出來是危機就在身邊，卻道是如此危機帶來蓬勃的經濟發展。

這正是李光耀的強人政治特質，他不會規避無法避免的困局，以正面態度面對並試圖以他的方法解決，對國內異見施以壓制時不抗拒經濟上的自由，安內與經濟發展並行，六四鎮壓之後的中共亦大概如此走向，不同的是新加坡早走了二十多年。然而內政的管制不等於外交上的無為，李光耀的外交務實圓潤，自由游移於中共與台灣之間，更獲得中台同視為老朋友。一九七六年李光耀首次訪華會見毛澤東，其時新加坡與台灣仍有官式外交關係，新加坡陸軍更在台灣訓練至今。當東盟五個始創成員國中的四個先後與北京建交，新加坡是最後一國這樣做，這無損中共對這個城巿國家的信任，建交之後三年的一九九三年，中共與台灣內戰結束後的首次會談汪辜會面便是在新加坡舉行，被認為海峽兩岸至今談得最好的對話。在大國之間取態中道，正是蕞爾小島得以生存的另一主因，「兩大之間難為小」沒有發生在新加坡身上。

務實圓潤的外交手腕

李光耀與新加坡是二而一的關係，亦唯獨在他治下催生新加坡模式的專制資本主義，這與南斯拉夫的狄托主義大同小異。毋庸置疑，這是冷戰孕育的政體形態，美蘇對抗導致某些國家或地區以意識形態為先奉行專制政治，新加坡是其中之一。儘管不少國家亟欲效法新加坡的管治，企圖權力與經濟兼得，往往以爛尾收場，變成走到極端的專政獨裁或半死不活的弱勢經濟。這不在於體制的分別，而在於領導人的魅力、視野與能力，李光耀與狄托都入於同具三者的此類。有說，晚年的李光耀最想接任他總理之位的是現今總統陳慶炎，李光耀鍾愛陳甚至說陳是「新加坡最聰明的人」，另一個說法是李光耀獨喜陳的內歛低調，可是陳就是無緣總理府，這或許是李光耀的一個遺憾。

新權威主義式的強人政治是特定時空下的歷史產物，也是一些國家在兩大意識形態之下的第三條路。然而時代在變潮流在變，狄托蔣經國墓木早拱，強人無法複製也無法繼承；相對於此，唯有更大的民主自由，更廣袤的民間社會，更多參與的政治及社會制度，始能推動國家向前。不過，當人們回首近代發展之路，強人式政治家確曾扮演主要角色，出身草民、政治魅力、行事強悍皆皆在身，那是歷史書卷不可或缺的草莽章節。

文 安裕
編輯 馮少榮

安裕周記：時代

星期日生活   2014年9月28日

【明報專訊】周六早上怔怔看了幾個鐘頭電視新聞，有直播也有兩三個鐘頭前發生的，周五深夜到周六凌晨的個別片段睡前已經看過。關上電視，站在窗前，望着朝陽初現人迹仍稀的街頭，想起方才看過的新聞片，想到一些歷史事件，雖然不是在香港發生，總覺得它們之間有着某種關連。

Max在臉書貼了三年前的日本電影《革命青春》劇照，這是川本三郎自傳《我愛過的那個時代》的電影版。妻夫木聰演得出色，電影調子極為沉鬱，劇情緩慢推進之下的張力卻大到不得了。那是六十年代末日本學運紀錄，按年份推斷應是第二次反對《日美安保條約》運動。循此想起的是六十年代初第一次反安保條約運動，一九六○年六月五日，五百八十萬日本人民反對安保條約反對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到訪，首相岸信介強行通過安保條約後下台。

周六凌晨出現中環街頭的防暴警察，頭盔後端有一塊保護墊。這是曾經天天在電視新聞看到的警察裝備：八十年代南韓學運喧天，總統是軍人出身的全斗煥，漢城街頭經常爆發警察學生衝突，南韓防暴警察頭上便是類似頭盔。我的一個當警察的同學多年前說，香港警方引入類似頭盔時，內部就叫這做「韓國帽」。

閃過腦海的還有一張黑白照片：一個學生倒臥血泊，旁邊一個女學生無助嚎哭。這是七十年代美國肯特州立大學的國民警衛軍開槍事件，時維美國學生反越戰最高峰時期。

黑白照片與電視直播平行浮現，四十年間時空交織，在槍棍出鞘與標語四起的瞬間，我們再次來到一個時代的面前。

岸信介和全斗煥在當政年代都是強勢政權，岸信介是自由黨和民主黨合併成自民黨、從此一統天下的政治巨閥，在他後面的是美國。全斗煥當兵時是首都防衛司令和特戰部隊司令，後台也是美國。他們都信膺權力，岸信介信膺絕對國會優勢下的自民黨政權，全斗煥信膺絕對軍警武力之下的獨裁政體。表面上兩人南轅北轍，其實在管治國家這一層次，絕對的軍警武力與絕對的政治權力並無二樣，武力就是政治，政治就是武力，表達形式一模一樣——岸信介以警察機動部隊強力鎮壓反安保條約的學生，全斗煥以軍警槍彈殘酷打壓追求民主的學生。

日韓美的權威政治

日本與南韓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政治操作，是今天中共一些人念茲在茲的新權威主義。在國家形態從舊有體制轉變至民主體制的過程當中，由於出現各種各樣的遲緩狀况而未能馬上轉到民主政體，政治強人及組織會建立權威政治體制，通過高度強制性及行政軍事力量，以遂現所謂的「秩序」。岸信介的權威，是自民黨在日本國會參眾兩院的壓倒優勢，由以貫徹其管治意志；全斗煥則是赤赤裸的以武裝力量管治國政。一九六○年日本反安保條約有近六百萬人參加運動，八十年代的南韓天天都有反政府示威。這一進程卻是極其微妙，日本的是單一議題反對安保條約，南韓則是多議題從反對軍人政權到農民自主運動。數量的變化，折射出在權威統治下反對派的活動空間，不會因為擠壓而偃旗息鼓。

必須指出的是，岸信介也好，全斗煥也好，他們的權威統治到後來同樣面臨社會廣泛的質疑和挑戰，最終失去人民信任，國家機制無法轉動，只有下台一途。岸信介的政治任務是力保《日美安保條約》得到國會確認，一九六○年五月二十日是條約通過限期，五月十九日深夜，岸信介恃着自民黨的議會優勢強行通過條約。按照安排，《日美安保條約》將在國會通過之後三十日自動生效，到了六月十九日條約生效當晚，三十三萬人包圍國會，但仍無法阻止條約實行。不過，岸信介自知從此無法管治日本，一個月後提出內閣總辭，退出政壇。

池田勇人的政治寬容

岸信介退下，自民黨總裁兼首相職務落在通商產業省大臣池田勇人身上。這時的日本充滿不忿及憤懣，池田勇人是著名經濟專家，接任首相前夕，他在家中因着日本的未來陷入沉思，久久不發一言。機要秘書伊藤問他，面對如此局勢，你上台後會如何應對，池田勇人回答說，只有靠經濟政策，讓國民收入增一倍。池田勇人是日本近代經濟騰飛的中樞人物，日本在他任內實現經濟第二次起飛，推出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成了日本戰後最膾炙人口的大計，一九六四年的東京奧運更是池田勇人任內的不朽之作。

同樣強勢的全斗煥政權亦無法在強大的社會反對聲音裏硬撐下去。美國默許南韓軍隊在光州恣意鎮壓學生，駐韓美軍甚至作出軍事調動，以「北韓威脅」作為南韓軍警屠殺的掩飾套詞。光州事件之後，南韓人民構建更加廣袤的反政府網絡，不合作運動癱瘓全斗煥政權的部分運作。漢城奧運舉行前一年的一九八七年，國際奧委會警告，南韓局勢如此下去，可能考慮取消奧運會主辦權。全斗煥至此知道大勢已去，強撐只會讓民族罪人惡名緊隨一生。南韓於是漸次出現民主生機，戰後近四十年的軍人統治傳統瓦解，獨裁政體分崩離析。

美兵殺學生失道德高地

所謂民主大國也有類似慘案，暴力程度與光州特戰部隊屠城不相上下。一九七○年五月四日，美國在學運最高潮時發生軍警槍殺大學生事件，俄亥俄州國民警衛軍向肯特州立大學（Kent State University）學生開槍，十三秒內，以自動步槍、點四五口徑手槍以及霰彈槍連開六十七槍，當場打死四人打傷九人，其中一名傷者終身殘廢。這是美國軍隊公開屠殺國民的第一次，其後總統特委調查委員會的報告指出，接受調查的開槍軍人，聲稱「感到生命受威脅」，可是調查指出，開槍事件發生時，最接近學生的軍人在二百二十五呎外，平均距離為三百四十五呎。委員會強烈譴責開槍軍人，「the indiscriminate firing of rifles into a crowd of students and the deaths that followed were unnecessary, unwarranted, and inexcusable」（以來福槍朝着學生亂槍掃射導致有人死亡，是沒有需要、不能成立、不能饒恕）。

尼克遜一手揭櫫致反戰運動更激烈的越戰「越南化」，以及通過空襲柬埔寨使得戰火蔓延中南半島，他其實比岸信介和全斗煥都強悍、比他們有更大企圖心。饒是如此充滿戰鬥性格、饒是想出徵召「沉默大多數」為自己撐腰的一代梟雄，肯特州立大學槍擊事件後他失去了道德高地，最終在全國譴責國賊聲中倉皇辭廟，退隱山林。

日美韓歷史這三次政治嬗變俱有兩項不可或缺的因素：一是民間持續不息的社會抗爭，另一是獨夫在政治生命最後一刻幡然大悟。人們可以爭論說，岸信介是把政權交給黨內的池田勇人，這與尼克遜辭職後把權力交給同是共和黨的福特相若，與全斗煥退位讓給軍人出身的盧泰愚差不多，但這三次「禪讓」發生在人民不懈抗爭、槍桿警棍都用過的相對和平權力轉移。三國在兵臨城的凶險氣候勉強保住家國，強人的一念之轉，可說是其中之一原因。

人民因素改朝換代

話得說回來，岸信介全斗煥尼克遜的交出權力，是在人民呼聲不息的長年鬥爭壓力下發生。岸信介和全斗煥沒有寫下一己從當權到辭職的心路歷程，這是亞洲人的內向性格使然，卻令後世無以了解這一過程的內心變化。尼克遜晚年勤於筆耕，寫了不少叫好叫座著作，儘管他從無討論棄官下台之事，但似乎對政治自此有其另一重新的見解，一九八八年的《不戰而勝》（Victory without War），光從書名已能閱讀出這位昔年強悍總統的政治觀變化。至於一九九二年的《只爭朝夕》（Seize the Moment），令人想到的是留下身後名的人生哲學。尼克遜去世，《時代》周刊為他正名稱之為政治家（statesman），從政客變成政治家，一字之改，勾勒出來的是時代已變、潮流已變大氣候底下，軍政強勢已不足道，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動力。

文 安裕
攝影 盧翊銘

編輯 馮少榮

安裕周記：六四二十五

星期日生活   2014年5月11日

後排左起：郝健、崔衞平、劉荻、梁曉燕、胡石根、王東成、郭于華

前排左起：周楓、徐友漁、張先玲、秦暉、野夫、浦志強

【明報專訊】中文大學周保松老師在面書為一張照片寫了一段短文字，平淡如水輕風不颺裏的是知識分子強抑的激動。照片中，粉白的牆上貼着紅紙，上面是斗大的「2014北京六四紀念研討會」，前面坐着站着一些人，臉容寬大，剛直不阿。這段短文題為〈歷史終會記住這張照片〉。

「我相信，歷史終會記住這張相片，以及相片中每一位值得尊敬的人。在六四二十五周年的時候，他們走在一起，辦了這樣一個家庭式研討會，然後拍下這張相片，然後公開，然後承受隨之而來的對他們肉身的鎮壓和精神的折磨。」

周保松的文字寫得清澈，沒有一絲激情的矯揉造作，一個政治學者應該就像這樣冷靜得像冰人洞察世情政事，然而在周保松短短三百字不到漢字當中是無比巨大的異議，於無聲處聽驚雷，「他們手無寸鐵，他們無黨無派，他們本來可以像我們絕大多數人一樣平靜地舒適地慎微地生活，同時默默承受加在我們每一個人身上的恥辱。但是，他們終究站出來了。謝謝你們」。

平常的一句稱謝，蘊含是感激以及「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的決心。今年是北京血腥鎮壓民主運動的二十五年，在人們把焦點放在反蝗普選樓價股巿自由行的二○一四年夏初，天安門廣場上的歷史，再一次來到我們面前。

歷史的長河不會因為它的流長而隱沒某一段歷史，也不容隨意污衊篡改這段電視直播的史實。近代史沒有一章像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那樣巨細無遺在每家每戶電視現場直播，包括開槍殺人的那一夜。我們可能因為某一議題有所爭論討論，像今天仍然燃燒的普選議題，可是六四是沒有辦法爭論的，因為就像前幾年鄧小樺所說的那樣：不要岔開話題，你要事實嗎，過來問我就是；就等於你要知道我的名字，走過來便可以，毋須問第三者。我就在你面前。

「廣場上沒死一個人」不值一哂

這些年總有一些人自以為巧妙的拐個大彎企圖推翻六四屠殺證言，包括「廣場上沒有死一個人」，這種啞謎式的下三濫不值一哂，現場照片的血泊一句都不必說就把這頂回去；「西方勢力指揮學生」更連邏輯都搞不通，若就如這些人所說真有「西方勢力」，不等於就可以開坦克把人壓成血泥。近一陣子香港也有幾個人說要「真相」，這也是好事，回去問北京當權者把他們的「真相」公諸天下，我也想看看京官把「廣場上沒有死一個人」這些話像念經那樣再說一遍。

爭論歷史話語權不是今天的事，皇帝登基馬上修史是古已有之只是於今為烈，中共當家後費了相當大力氣修了一摞近代史，其中包括由前朝國民黨元老撰寫的個人經歷和雜憶。在五六十年代以至七十年代，這些迹近溥儀《我的前半生》的回憶錄是極大片面性的遷就當權者。他們留在撫順戰犯管理所的日子就是自我批評和再教育，蘇聯式的靈魂改造工程不是生活在喜歡寫什麼就可以寫的香港社會能夠想像。六四在中共或其附從者的歷史爭奪重要程度絕不比建政初期為低，因為若不能推倒二十五年來的人民證言，中共就沒有統治的合法性，人民就可以不承認。

然而這一爭奪中共無法取得上風的原因，除了核心的血腥鎮壓令中共失去合法性，另外是如何令六四鎮壓與中共內部當年的改革歷程切割，中共對此四分一世紀以來一直沒法子。這中間牽涉到一個人物：當年的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眾所周知，六四的起點是因為胡耀邦猝逝，從此掀動社會覺醒，胡耀邦所以在文革後成為自由派的一面大旗，在於他提倡解放思想，為右派摘帽，令神州蒼生有着免於政治運動的憧憬及期許。在舉國上下當了三十年政治「老運動員」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沒有非凡的政治及道德勇氣，是無法把毛澤東的政治殘餘一掃而清。過了二十五年，胡耀邦清名如故，不玷塵污，成為中共的政治光環；如何清洗六四鎮壓的血漬而又不觸及胡耀邦，便是今天中共的頭痛之處。

把歷史還給人民

六四鎮壓於茲二十五年，中共的教育成功地把這段歷史從教科書抹去，但畢竟這不過是八十年代末的事，口耳相傳，一宗慘案無以從此消失。踏出國門，六四資料撲面而來，一股「把歷史還給人民」的動力愈加強勁；由於維權運動抬頭，某程度追尋六四以另一種形態在大陸開始燃燒。面對中共打壓，周保松的短文講出了爭取平反六四的悲壯，那是從此跌進天天監視月月追蹤的沒有欄柵的牢籠當中。那張十三個人的照片，如果沒有牆上的大字，說是大學畢業二十五年後的同學聚首也許會有人相信。可是這十幾個人就等着國保找上門這天的來臨，前排最右的浦志強、左二的徐友漁；後排右三的胡石根，右五的劉荻，最左的郝健，這幾天新聞報道說因為在家裏討論六四被捕。

在一個威權主義當頭並且迷戀「控制」的國家，要為一樁官方早已定性的慘案平反不是一件易事。這二十五年我們見過流亡海外民運人士的證言，他們在自由空氣底下自主作證，這是理所當然；然而在大陸的另一群他們，則要冒上從此和家人不得安寧的巨大株連風險，因此有一種說法是「盡量不犯法，不踏過底線」式的抗爭，保住有生力量。可是當一向持這種看法的律師浦志強也因為在家中討論六四慘案而涉「尋釁滋事」被刑事拘留，姑勿論這「尋釁滋事」的對象究竟是誰也沒有弄通、誰將出庭指證「尋釁滋事」的如斯荒謬，但中共仍不顧顏面把人架走，從此一側面可以看到，縱使是經濟大國也無法買下政治人格和道德人格。

一九八九年以降，中共傾一國之力推行「有特色的社會主義」混和七十年代中美洲與台韓威權政體的新權威主義。這種一元論加以廉價民族主義包裝，建構成一元論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某些人心目中，這即是「國富民強」的說明，卻無視於這些「國富」源自於大批來自農村的廉價勞動力被資本家剝削後的財富累積。至於民強則更是不消提的扭曲民族主義。最近有本地學者說，「今天反共報章講的內地自由及人權問題，就算是事實，相對於西方民主國家對殖民地的剝削、巧取豪奪，所犯下的滔天罪惡，只是小巫見大巫」。這些話並非來自愛字頭組織卻是來自社會科學學者，先不討論是否迹近失蹤多年的中共六四解說口徑，光就行文用句之間看到，中共民族主義威權美學的魔力，的確可以令一些人迷失方向，迷失自己。

一元論底下的人權淪喪

一元論在中共治下大行其道，事實上不過是重複前蘇聯軌迹。六十年來，一元論及多元論互相杆格，一九八九年六四鎮壓及其後的東歐集團傾覆，在在說明一元主義的局限以及多元主義的活力。於中國人民而言，這其中不存在東西方集團的冷戰意識形態的對峙，而是就放諸四海皆準的普世價值判斷，民族主義與重視人權互不排斥；同樣的是，經濟發展亦毋須以人民權利對冲。

中共視為圭臬的一元論是強者哲學，正切合所言的「大國崛起」，鼓動人民為「偉大」目標犧牲一己，從而達至更大的「宏偉願景」。相對於此，多元論沒有如斯「巨大」的政績或政治期許，準確來說，多元論只是強者腳下的弱者，然而卻就在多元論之中，人民的利益凌駕於國家或政權利益。在「我」和「我們」之間，不同的抉擇直接導致結果可以是喜可以是悲。

今年六四前中共官方的強硬行動，連浦志強這樣的溫和派也被捕，天安門母親開始感到不自由，這與幾年前本來就強硬的氛圍相比是更加強硬，可是與其說是強硬，毋寧說是倒退更為恰當——文化向四十年代的延安文藝座談會倒退，政治更是一元主義當頭、倒退得令人想起斯大林主義。如斯政治情景，映照出今年六四前夕的嚴峻肅殺；這令人更加憶念北京那屋子裏參加研討會的十三人，周保松旨哉斯言：「我想是要告訴世人，即使在萬馬齊瘖的時候，他們仍然未有忘記。」

謝謝你們。

文 安裕

編輯 馮少榮

安裕周記：文章滿紙書生累

星期日生活   2014年5月4日

【明報專訊】羅孚先生逝世，傳媒報道集中三點：一是他曾因「間諜罪」軟禁北京十年，其二他是新派武俠小說的推手，其三是他是中共在港的統戰強將。這是一般的認知與分際，並無錯誤；然而羅孚在這三間之外還有多重身分，他是報人，也是作家。

三聯書店多年前出版香港文叢，其中包括《絲韋卷》。絲韋是羅孚筆名，《新晚報》年代，絲韋在副刊有一專欄〈島居雜文〉，很受注目，講的是天下之事以外還有文史哲。《絲韋卷》的「代前言」，是羅孚以絲韋之名所寫，題為〈感慨萬千〉。

「面對這一卷東西，真是感慨萬千。

感慨之一，是有些寫在四十多年前的東西，自己還看得下去，可見寫來寫去，文字和識見都沒有多大長進。

感慨之二，也是最主要的感慨，是四十多年來，寫了不少假話、錯話，鐵案如山，無地自容。最要命的是，當寫下這些假話、錯話時，自己卻是很為嚴肅的，認為那是真話和正言，真實無疑，正確無誤，很有些『替天行道』的味道。現在大夢醒來，才明白並不是那麼一回事，於是感到很大的失落：真實和正確到了哪裏去了？因此也就有了很大的空虛。」

寫這篇「代前言」時，時為一九八八年，羅孚仍在北京未能歸港。

今天重讀《絲韋卷》，在紙頁與字裏行間閱讀出的况味與初讀之時全然不同。翻開扉頁，已是一九九二年的書，那時距離九七回歸還有五年，樓巿狂潮還未捲起；至於今天中共幾乎全面插手香港，在天天大講「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那時更是無法想像。二十二年間的變化，再讀羅孚兼任編者的《絲韋卷》，有着另一種理解和感受。當嘗試以讀者身分從《絲韋卷》片言隻語尋找十年京城生活之間或以後的羅孚，「代前言」固然是羅孚對自己前半生的檢視，但書中的不少章節，如今讀來，令讀者有着對歷史某一特定時空的凝視，由此而想到更多。這都集中在《絲韋卷》的第三輯「文藝風景」。

與曹聚仁葉靈鳳的關係

這輯由二百五十一頁到三百五十一頁，裏頭二十八篇，談巴金，林風眠，曹聚仁，葉靈鳳，聶紺弩，蕭紅，蔡元培，魯迅，西西，小思等；寫得最多是葉靈鳳和曹聚仁，前者收納七篇，後者三篇，是談論所有文壇人物之中屬最多。曹聚仁是著名記者，曾先後供職中央社以及新加坡《南洋商報》；一九五八年中共炮轟金門，曹聚仁事前得到這一消息，把新聞發給《南洋商報》，消息見報後幾個鐘頭，解放軍的炮彈水銀瀉地落在金門。《絲韋卷》由〈曹聚仁在香港的日子〉寫起，從一九四二年在桂林第一次看見「一身舊軍裝」的曹聚仁，之後因曹曾在蔣經國手下做事，「不敢恭維是理解當然的事」。這段與曹聚仁的因緣在羅孚筆下娓娓道來，到了後來，羅孚從當初的鄙視轉變成形容曹是「國門外的自由主義者」、「實在不能稱他為反動文人了」的正面。這一變化，與其說是曹聚仁的人生歷程，毋寧說是羅孚如何看待曹聚仁、並從中折射一己變化也許更貼切。

從初時對曹聚仁的「不敢恭維」，到後來文字之中寄予體諒，人們讀到的是中國讀書人之難當，尤其是要做一個對國家民族有抱負的知識分子更難。在這些章節，人們讀到羅孚對曹聚仁的同理心，特別是在一些「不夠政治敏感」問題的反應及做法。當時有一種說法：曹聚仁要去台灣，說服老上司蔣經國走和平統一的路。以今天的政治尺度來說，曹聚仁根本就是兩岸和平統一的先行者，但那年代的國事不由得一介書生單方面想像，羅孚是這樣寫的：「原來周恩來當年曾對夏衍說過，曹聚仁『終究還是一個書生』，『把政治問題看得太簡單』，『他想到台灣去說服蔣經國易幟，這不是自視過高了嗎？』」

曹聚仁一九七三年在澳門去世，那時中國大陸仍在「階級鬥爭是綱」的文革狂潮，「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是廣貼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大街小巷的標語，與「打倒美帝國主義」及「毛澤東思想萬歲」並列。就在這種充滿鬥爭氛圍裏，傳出曹聚仁要去台灣說服蔣經國和平統一，恐怕只有充滿理想主義樂觀情緒的人才能想得出。儘管這種僅局限於想法的和平念頭，仍受到中共溫和派的周恩來批評，知識分子連渴望國家和平統一的念頭也遭當頭一盆冷水澆下，政治確實是如此不近人情，而且不近人情得令人討厭，放在今天的中國大陸及香港，有同感的應該不在少數。羅孚寫〈曹聚仁在香港的日子〉是一九八六年，這是他軟禁北京的第三年，那時他寫下這篇懷念故友的長文，今天看來不僅是望向長空憶舊人，更是在開始大談「和平統一台灣」的八十年代對往日政策的無言以對。

令人想到對台政策變化

羅孚對一度被中共目為「自視過高」曹聚仁的念故情懷，在作家葉靈鳳身上更為明顯。葉靈鳳在中共的文學史觀曾經是有一定爭論的作家，這是因為一九五七年出版的《魯迅．三閑集》的〈文壇的掌故〉有這麼一段注文：「葉靈鳳，當時雖投機加入創造社，不久即轉向國民黨方面去，抗日時期成為漢奸文人。」羅孚在《絲韋卷》用了相當長的篇幅談到葉靈鳳，他引用一九八一年新版的《魯迅．三閑集》刪去原注文的「投機」、「轉向」、「漢奸」等，改為「葉靈鳳，江蘇南京人，作家、畫家。曾參加創造社」為葉證明清白。在中共的文學史觀，對所謂「投向國民黨」，於對立氣氛肅殺的年代是極大禁忌，其後中共對葉靈鳳取態出現根本變化，消除昔日的敵視，羅孚仍用了極多篇幅消除敵意看法的殘餘影響，其中說到一九四九年前在上海擔任中共地下工作的潘漢年與葉靈鳳的長期友誼，說明葉靈鳳絕非中共以前的史觀所言。羅孚更在〈鳳兮，鳳兮〉說到葉靈鳳把珍藏嘉慶本《新安縣志》海外孤本送給廣東中山大學，拒絕賣給外國，證以葉靈鳳「書要送給國家」願望。

毫無疑問，羅孚與曹聚仁和葉靈鳳有相當私交，他在關於曹與葉的文章當中，透露出來的惺惺相惜極為明顯。《絲韋卷》關於曹聚仁及葉靈鳳的主要章節，都是羅孚身在北京時所寫，應該說，當時「戴罪之身」的羅孚不可能仍然參與統戰工作，人們閱讀這些文章時可以放下對統戰的戒心，純粹以讀者身分探究羅孚與曹葉兩人的交往。通過這些內容，或可閱讀出羅曹葉在各自歷程有着的共同特質，即對廣義上的中國或狹義上的中共深情一片——曹聚仁追求的是和平統一的中國，葉靈鳳把《新安縣志》送給中山大學可見一斑，羅孚則是為了中共政權統戰港台的知識分子。然而，這三位都在人生的不同時間遭到中共批判甚至軟禁，羅孚在《絲韋卷》給予曹聚仁及葉靈鳳足夠的篇幅，從歷史觀照而言，那是極有深意的安排。

中國知識分子的崎嶇路

羅孚筆耕不輟，曹聚仁著作等身，葉靈鳳寫譯全材，三人都在中國近代文學各自佔一席位。然而在中國近代的政治當中，這三位或多或少都走過崎嶇之路，或曰，這便是人生，可是當人們回望這一條迤邐長路之時，可能得出另一種歸納，若然剔除「中國」及其關連因素的影響，這條道路或會截然不同，可能好走一些。但是於當年的年輕知識分子而言，五四運動，日軍侵華，他們都投入家國之戰，其後的內戰把民族硬生生一分為二，於是，統戰高手也好，追求和談也好，終究是在畸形的政治氛圍下的扭曲政治行為，受苦的是人民，累極的是書生。

面對歷史，羅孚在《絲韋卷》顯露出來的是坦然，儘管後來他沒有就「間諜案」透露更多內容。然而他在「代前言」中有一段講到他編這卷書的想法，他說雖然編進的大多是近年的作品，六七十年代火紅日子的也匯編了一些，「這裏不牽涉到避忌某些年代的東西。我寫過的假話、錯話，自己並不要避諱它們，錯了就是錯了，避也無用」。

講真話是八十年代大陸的反思大潮，巴金文革後的《真話錄》影響了經濟改革下的中國人民。去世二十五年的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得人心的是各種層次的真話：撥亂反正摘「右派」帽子即是行動上的真話，承認中共犯下錯誤則是心靈上的真話，回首前塵，那是大亂過後大部分老百姓曾經感到中國還有希望的日子。

文 安裕

編輯 楊競榆

安裕周記：無悔青春

星期日生活    2014年2月23日

【明報專訊】黑澤明戰後第一部電影是東寶的《我對青春無悔》，有影評人說這是「最不黑澤明的影片」，因為「對女性心理描寫的細膩」不是人們所認識的黑澤明；有人認為《我對青春無悔》是一部「最黑澤明」的電影。個人則傾向後者的「最黑澤明論」，片中女主角八木原幸枝本來可以嫁給當上檢察官的同學系川，到後來與縱身投入反法西斯鬥爭的另一同學野毛一起。野毛被日本當局拘捕死於獄中，幸枝捧着野毛的骨灰回到他的家鄉，面對村民訕笑，幸枝沒有後悔。戰爭結束後，幸枝想起野毛的一段說話，「我現在做的事，要十年後才會得到日本人民的感謝」。

六年前在周記寫過一篇〈我對青春無悔〉，說的是香港社運的義無反顧投入。周六清晨陽光明媚，面書上鋪天蓋地的周日大遊行內容，有的是認識的朋友，有的是何許人都不知道的朋友的朋友，坦率而直接，就是呼朋喚眾參加遊行。青澀的文字看到是對這塊土地核心價值一點一滴傷逝的痛惜，廣州話口語文句帶出是對所言所行的無悔執著。實在想不到更加適當的話語形容這些年輕人，只有那年在東京青山學院大學附近小戲院觀影《我對青春無悔》後的悸動才能比擬。

無國界記者二○○二年的新聞自由排名香港是十八，今天是六十一。如果把這些外國編製的指數視為「外部勢力介入」，本地的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的香港新聞自由也創下新低。這些數字怵目驚心的原因，在於當事物都向前發展時香港愈發墮後，人們恐懼總有一天在謊言社會竟無一人知道事實真相。

不要以為這是天方夜譚，政府欺騙人民在美利堅合眾國曾經發生。六十年代藉「東京灣事件」發動對北越大規模攻擊而臭屎密冚；把塗炭生靈的B-52高空「轟炸」換一個叫法「空中支援」（air support）；九十年代，總統克林頓性醜聞調查被問到「是否與萊溫斯基有過性關係」時回答「這要端視你如何定義『是』這個字而定」（It depends on what the meaning of the words 'is' is.）。可恨不？

新聞自由絕對不抽象，就是不給你自由報道新聞，做法除了捂蓋兼用，還有便是撒謊成性，視人民如芻狗。香港這兩年的社會讓我想起前面的幾個例子，說香港在此一層次而言快要超英趕美也沒有哪幾個人有異議。政客走到這一步是他們的自由，觀瞻惡俗是他們的事，自我感覺良好就沿此一直走下去了吧。惡俗有幾個層面，口舌佔便宜是最低級的下三濫，等於孩子打架吐口水，小布殊年代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的「那件事我們不知道我們知道」。到競選來了，拉姆斯菲爾德馬上被小布殊送走，沒有政治負資產才能有望打勝仗。

卡壓之一在於撒謊及欺騙

對新聞自由的其中一種卡壓在於撒謊及欺騙。六十年代的東京灣事件及其後續，充分說明政府的黑手和記者針鋒相對。東京灣事件是美國聲稱「北越挑釁」導致美國出兵大炸北越的導火線，一九六四年八月二日，美國一艘炮艇說在東京灣、即現稱北部灣的水域被北越魚雷艇攻擊，美國其後出動航空母艦戰機空襲。八月四日，美國兩艘驅逐艦在東京灣巡邏期間「被北越船艦攻擊」。美國國會三天後通過決議案，授權總統詹森派出空軍轟炸北越，從而拉開全面越戰序幕。

傳媒對八月二日及四日兩次遭遇戰的態度分成兩派，一是深信不疑，一是有所懷疑。美國當局六十年代對傳媒報道戰爭極為嚴控，就算調派南越前線採訪的記者，都極容易掉進政府及國防部官員設下的「實况」口袋，任由「政府消息人士」魚肉，坐在西貢的冷氣開放簡報室，喝着啤酒收取一份又一份的「戰况簡報」，官方的說法全單全收。另一批則是質疑軍方說法，電視台是像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那樣派出整個編採部門到中南半島實地採訪，平面傳媒則從另一方面轉進，深挖機密，務求令陰暗角落大白於天下。

先說電視台，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派出王牌主播兼總編輯克朗凱特（Walter Cronkite）到南越，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七日，克朗凱特發出最後一篇報道"Report from Vietnam: Who, What, When, Where, Why?"（來自越南的報道：誰，什麼，何時，何地，為什麼？）在被美國大學新聞學院譽為美國歷史最出色新聞報道的結尾，克朗凱特公開提出「美國無法打勝越戰」的結論。一九六八年，當時美國仍然雄心勃勃要清除中南半島的共產主義，在克朗凱特這段新聞之後，本來打算角逐連任總統的詹森，在三月三十一日宣布不會競逐連任。克朗凱特一直懷疑不是自己的報道令詹森退出競選，直至他的同事、當過詹森助理的莫耶斯證實，詹森在知道克朗凱特的報道內容後決定退選。

一人周刊力足搖動政府

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富可敵國，又是全美收視最高的新聞節目，自有接觸受眾上的優勢。相對於此，新聞記者史東（I.F. Stone）的特立獨行抵抗政府欺騙打壓，其氣魄極大程度折射出新聞工作者的活力是如何用在自由報道新聞之上。比起大兵團的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史東的一人雜誌I.F. Stone's Weekly（《史東周刊》，小圖）堪稱自由主義新聞工作者最高典範，美國傳播學者選出二十世紀美國一百件新聞經典，這份周刊名列十六。史東在三四十年代是主流媒體記者，做過報章也做過電台，五十年代自行創辦雜誌，成為美國政府最感頭痛的記者，卻是最受民眾歡迎的獨立新聞工作者。這份油印粗糙的雜誌，越戰年間銷量及影響力同臻超高，每期銷量七萬，人們從他的筆下找到主流傳媒上看不到的消息。

史東在華府官場不受歡迎，尤其他的自由派背景，幾乎沒有消息人士願意相告，靠的是仔細到極緻從政府官方報道刨根尋底搜尋資料。東京灣事件後，史東死咬不放，因為幾個部門的公報內容有着輕微差異，他認為此顯示了詹森政府弄虛作假，尤其是八月四日的所謂「美國被北越軍艦襲擊」是子虛烏有。史東這些「不受歡迎」的「不愛國言論」當時遭到官方否認自不待言，然而真正的事實是無法否認的，東京灣事件四十一年之後，美國國家安全局發表報告，一九六四年八月二日的海上衝突是由美方開炮引起，八月四日的「衝突」更是「很大可能」美國軍艦附近根本沒有北越軍艦。

官方無法反駁的事實

史東的雜誌算是有銷路，但美國政府一天到晚都在找機會踐踏他的公信力。著名政治雜誌The Nation（《國家雜誌》）總編輯納溫斯基（Victor Navasky）指出，史東以一個敢言的左翼新聞工作者，在一個經常懷有敵意的環境下工作（as an outspoken leftist journalist working in often hostile environments），新聞報道必須經得起事實考驗，而史東的報道絕大部分證明真實無誤，「駁斥了官方的說法，突顯了官僚政治謊言，讓戕害民權及自由的做法無所遁形」（contradictions in the official line, examples of bureaucratic and political mendacity, documentation of incursions on civil rights and liberties）。納溫斯基說，史東的工作形式簡單不過，只是一頭搗在《國會紀錄》找尋新聞線索及內容，往往有巨大發現。

六十年代是《史東周刊》高峰時期，這時的史東已是花甲老人，專責國會新聞的各報記者間中看到這個老人出現國會，人人對他尊敬有加，這並非由於他的扒糞工程令人害怕，而是他在耄耋之年，較諸青春一代仍能呈現新聞記者的誠實特質。對於如此成就，史東晚年說，一言以蔽之是「獨立」，是如假包換的「不能收買」——「記者總容易會被他所採訪的官僚吸收，他們吞下這些軍人或外交官的習性、態度甚至腔調。不過，一個記者獨自採訪首都政情，尤其他又是自己當老闆，他完全可以對壓力免疫」（Reporters tend to be absorbed by the bureaucracies they cover; they take on the habits, attitudes, and even accents of the military or the diplomatic corps...But a reporter covering the whole capital on his own - particularly if he is his own employer - is immune from these pressures.）

史東和克朗凱特決心走上說真話的不歸路，在面對事實的採訪前沿最大程度上保護了人民的知情權。今年是史東去世二十五年，仍記得那天美國全國電視網報道死訊時的肅穆；克朗凱特也走了快五年，美國由此失去七十年代民意調查「最值得信任的人」，哥倫比亞廣播公司中斷正常節目，主播一身素色播報這段消息。這是對二人衷心致敬，是對那段無悔無懼日子的擁抱；在美國歷史憶懷，就是他們，這個國家倖免沉淪。

文 安裕
編輯 陳立衡

安裕周記：漫天風雨待黎明

星期日生活   2013年12月8日

【明報專訊】世界對曼德拉大去的反應是令人動容的撼動，在一張接一張舊照片當中，滿頭華髮的反對種族隔離先鋒始終是積極樂觀的微笑。有一張是他與克林頓同站在囚禁十七年的羅本監獄五號牢房的新聞照片，世界第一號大國總統脫下太陽鏡，在昔日的鐵窗之後聆聽與他比肩高的曼德拉細說從頭。人們不知道克林頓在想什麼，然而可以理解的是，曼德拉之前緊接的一個身體力行反對種族政策的總統是林肯，那刻克林頓實是置身兩段百年歷史之間。

曼德拉的盈盈笑意後面是無比的生命力和樂觀主義。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雖於一九四八年才以法律形式鐫刻，然而在此之前三百年，種族主義已然植根黑色大陸南角。種族隔離年代久遠得足以形成一套奴隸主專用語言，即所謂南非荷蘭語（Afrikaans），這是十七世紀中葉抵達南非的荷蘭及德意志移民，聯同被帶到當地的黑人奴隸發展而成。一種語言由雛形至自成一體，過程不能一蹴即至，而是長時間的奴隸文化積累所成。以中國歷史觀照比對，南非荷蘭語及當地奴隸制度的初始年代，等於清世祖順治初年；如斯源遠流長的反人類制度，剛於大約二十年前結束。

巨人的消逝引起更多解讀，有從黑白融和出發以白人總統德克勒克的和解精神閱出南非巨變，有從國際對南非經濟制裁龐大壓力而觀察白人政權崩解，有從冷戰結束因此白人難再以反共作為壓制藉口。這無疑都是歷史長河的部分，然而核心是曼德拉對解放南非的比宗教更堅實信念；在漫天風雨待黎明的破曉時分，沒有對目標的執著堅持，苟克臻此？

曼德拉去世之後的各取所需解說令人莞爾，折射出來的荒誕足以再寫一部《三十年目睹怪現象》——中共對這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去世沉痛哀悼，但中共自己的和平獎得主劉曉波此刻在遼寧坐破牢底，劉妻劉霞在天羅地網國保監視下快要逼瘋，傳媒因為懦怯不敢發表這則消息；美國現任總統奧巴馬和前任總統小布殊都會出席葬禮，可是美國能為列根年代當有良心的國家對南非經濟制裁而美國堅拒作解釋嗎；英國保守黨首相卡梅倫迅速發出唁電的同時，可有想起也是保守黨的前首相戴卓爾夫人一力反對制裁南非白人政權的做法是如何反文明。然而恰恰就是這些大國的反應，偏偏就是這些大國的「哀悼」，說明這些國家今天的狀况：中國打壓良心犯不遺餘力，美國利之所在變成爛仔警察，英國亦步亦趨反映日不落國事事要看花旗面色。

香港的《光輝歲月》歷程

香港對曼德拉的憶念其來有自。樂隊Beyond的《光輝歲月》九十年代已於普及文化把種族隔離和南非帶到中學生的耳機，然而更多的是企圖把曼德拉漫長抗爭歷程與香港爭取了十六年的民主普選結聯，希望從中找到最大公約數，說明爭取和抗爭的迢遠路途是應該如何一路走來。佔領中環運動三子之一的朱耀明牧師認為曼德拉精神是彰顯良知和覺醒，旨哉斯言，曼德拉打動國人打動世界，便是道德感召壓倒槍炮警棍，覺醒的另一側面是德克勒克敞開懷抱接受黑人當家作主。須知道南非白人雖在絕對數字來說不是主流，但三百年間白人緊握着當地的經濟和武裝力量，要白人放下視為天賜的權威絕對不易。以十九世紀美國解放黑奴的南北戰爭為例，戰爭導致總共逾六十萬人死亡，以二次世界大戰美軍死亡三十萬比對，美國內戰死了二次世界大戰一倍的人數，膚色之戰可以是死傷慘重。曼德拉面對根深柢固的白人政權，一兵不損和平過渡，最終大團圓結局；回到當初，如何奮起如何抗爭，是這場五十年抗戰的第一步。

閱讀南非巨變，須從兩重切面理解。其一是國內層面的曼德拉道德感召以及政治氛圍，另一是南非曾經面對的國際制裁。先說南非國內，白人統治殘暴殘酷，曼德拉卻「奇蹟地」一直未遭毒手。事實上，曼德拉六十年代第二度入獄，向白人政權告密的是美國中央情報局，指曼德拉的非洲人國民大會是武裝組織，曼德拉和姆貝基等戰友即遭拘捕，控以「破壞」罪名，此罪足可判死。最終曼德拉並無槍決，且南非當局更容許曼德拉在被告席發表長達四小時自辯。一九六四年六月，這篇擲地有聲的庭審演說，成為曼德拉向南非人民宣揚反種族隔離主義的歷史文獻，他從族裔爭鬥說到非族裔的泛南非主義，總結是「只要為了民主及自由社會，身死在所不惜」（the ideal of a democratic and free society, it is an ideal for which I am prepared to die.）。

曼德拉四小時自辯

南非白人政權天地不仁，那次卻沒有阻擋曼德拉自辯，這是南非歷史關鍵。以今天打壓人權的國度如中國大陸來說，所謂公開審判只是裝個樣子，疑犯的自辯在公眾層面石沉大海，尤其是對不同政見人士的審訊完全經不起考驗。半世紀過後，人們仍在爭論曼德拉庭審的意義，除了長篇自辯，白人政權對司法系統的態度是另一焦點，客觀說明六十年代初南非的司法實况，比半世紀後今天的中國司法也許更加獨立。

至於國外壓力，七八十年代南非在國際舞台如喪家之犬，如果有人說，今天國際社會制裁違反人權國家是偽善，不妨回到過去檢視當時的國際大氣候，南非當局對實行種族隔離政策的說詞是「反對共產主義滲透」，西方國家不賣這帳，南非長時間不能參加大型國際體育比賽，一九八六年，尼日利亞認為英國戴卓爾政府對南非態度曖昧，率領三十多國杯葛英聯邦運動會，類似情狀在白人世界也有發生，即所謂白人抵制運動（White Bans），澳洲板球隊大興問罪之師，緣何南非黑人不可同場打球。至於經濟制裁，不但以國家為單位，連銀團都禁止向南非貸款。南非在七八十年代是非洲大陸不見天涯路的陸上孤島。

國際制裁南非望斷天涯

於策略而言，曼德拉原則性極強，並不是一般所說的「溫和派」，當然，他比支持武裝鬥爭的極端派系有所不同，但亦不會突然因眼前利益大幅調整策略。一九八五年，白人政權主動提出釋放曼德拉，條件是要他公開放棄武裝鬥爭，曼德拉拒絕了，倒過來要求先由政府表態放棄暴力打壓。曼德拉其後通過女兒發表聲明，「只有自由的人才可以談判，囚徒是不可以協約」（Only free men can negotiate. Prisoners cannot enter into contracts.）。他追求撤銷種族隔離政策，然而當白人把他釋放出獄，願意撤去種族隔離時，是他出來呼籲南非不是只有黑人的南非。

曼德拉來自非洲，視野遠比東西方列強看得更遠。一九九四年上台當總統，只做一任五年，從此退出政壇，轉而成為南非的最大公關。在黑色大陸，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颳起「民族要獨立，人民要解放」呼聲，新政權新領袖打着「解放」名義揭竿而起，例如剛果的盧蒙巴（Patrice Lumumba），扎伊爾的蒙博托（Mobutu），津巴布韋的穆加貝（Robert Mugabe），他們曾經是為了推翻殖民統治起義，也有為了民族獨立走上梁山，當他們掌權之後，絕大多數回到獨裁攬權軌迹，把殖民者掠奪者的角色轉到自己頭上，繼續掠奪人民。曼德拉沒有重複同志的舊路，名利權力俱身外物，他追求的是南非人民的最大幸福。

曼德拉一路走來都是爭取自由人士的楷模，台灣施明德美國平權運動以至香港佔領中環，莫不以南非為濫觴。國情縱然有別，人心則如一轍，施明德曾判死刑美國是保守派抵制香港則為極左圍剿，然而曼德拉施明德與美國平權在「潮流在變，時代在變」的大氣候最終得臻善境。立身於人心在動大時代，沛然莫之能禦的是顛撲不破的主權在民這一道理。

文 安裕

編輯 馮少榮

安裕周記：我們曾是如此

星期日生活   2013年11月24日

【明報專訊】中國和南韓準備聯合紀念刺殺伊藤博文的朝鮮義士安重根，讓人想起安重根那個年代的朝鮮歷史。一九○五年五月，日本海軍在對馬海峽大勝帝俄艦隊，東北亞定於一尊，日本跟着向羸弱不堪的朝鮮李氏王朝進逼。同年十一月，伊藤博文帶着文書到那時還叫做漢城的首爾，要求李朝簽訂「保護條約」，實質是要朝鮮成為日本殖民地。

伊藤博文見到李朝皇帝，也不客氣，恫嚇說條約是日本反覆考慮擬定，「已無法變通之確定案，若萬一遭拒絕，則帝國（指日本）政府早已有所決心」。皇帝其後召大臣入宮商議，詎料伊藤博文率兵直闖禁宮，當面質詰一眾大臣取向，其中五人登時雙腿發軟答允。伊藤博文隨即到朝鮮外交部馬上簽署，時維歲次乙巳，條約就叫《乙巳保護條約》。

李朝當時早已是半個殖民地，財政電信郵務李朝半壁江山已在日本手上，可是朝鮮人民高麗棒子硬骨頭性格半點不讓，條約公布後，漢城《皇城新聞》拼着被日本查封的危險，寫出題為〈是日也放聲大哭〉社論，極力反對條約簽訂。

中韓紀念安重根新聞見報那天夜裏，秋風發微涼的香港讓人想到更多，包括伊藤博文對李朝皇帝的一番威嚇之言、《乙巳保護條約》的前因後果，以及《皇城新聞》冒着殺頭寫出〈是日也放聲大哭〉的勇氣。

放聲大哭的不止於舊史人物。這幾個星期香港進入另一關鍵時刻，不論同意與否，特首普選框架大致底定，愛國愛港立為主旋律，還有保險大掣的「集體意志」在龍門前一一清除來者。另一是傳媒的動向受關注，名嘴李慧玲的節目從早上調到黃昏，當然，任何私營企業公營部門都有調動任何人力或資源的絕對自由及權力，李慧玲也不例外，就是說調到凌晨節目當通宵唱片騎師人們都不可置喙，只是誰都會猜測政治冷鋒下調動的動機是什麼。更進一步的是，當李慧玲一轉身去了黃昏節目，社會上很快冒出「我亦如是」的聲音，包括以前香港電台的吳志森，曾經坐過李慧玲早晨節目同一直播間的蔡子強，流麗的回憶文字裏人們閱讀出一陣陣蒼涼：在此之前，我們曾經如此。

「留守到最後一分鐘」的悲願

未必歲數大了就缺了那股憤慨，李慧玲的「留守到最後一分鐘」就看得出那股不服之氣和悲願，吳志森也就更不必說了。讀了他們的文章之後，想起近幾天美國傳媒排山倒海的甘迺迪遇弒五十周年報道另一句入心入肺說話：詹森在甘迺迪死後在飛機上宣誓接任總統，記者問他有什麼想說，他說「I will do my best; that is all I can do.」（我當必竭盡所能，我所能做的就是這樣）。總統死了，副總統接任，能夠做的便是竭盡一己所能把整個國家扛下去。「留守到最後一分鐘」雖沒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可是不妨想想，一個三十年經驗的新聞工作者在《基本法》第二十七條「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組織和參加工會、罷工的權利和自由」之下發出這樣證言，那就不得不檢視一下，我們這個社會是不是得了病。

像李慧玲和吳志森以及區家麟等資深新聞工作者近年對特區政府嚴厲批評的原因，不難理解這是由於他們都是歷史過來人。他們至少親身經歷九十年代的後過渡期，或者像李慧玲那樣參加基本法起草進程的大部分採訪，又或如吳志森不僅經歷起草的日子並且在中文大學念書時已經關切香港回歸大大小小新聞，個人的親身經歷構建成他們的私密香港史，從而通過自身經歷檢視「一國兩制」以及中共的諾言從量變到質變。他們曾經目擊歷史，對中共的允諾有着一度或更長時間的正面期許，然而這種期待和今天當下的諸般事况相比難免要讓他們失望了——李瑞環的「紫砂茶壺論」言猶在耳，聽到的是壯志換新天要香港變成內地城巿般政治風格；姜恩柱要讀通「香港這本深奧的書」像是早幾年的事，如今西環治港已客觀存在並且有的人說這是理所當然。

中年知識分子的氣憤

這些四十出頭的知識分子比起八九十後尤其憤怒的原因，正是看到曾經「莊嚴承諾」的《聯合聲明》和「一國兩制」以各式各樣的方法被迅速掏空和改頭換面。他們有着比起任何人都強的個人原因表達對違諾的不滿，分別只是方式不同。馬傑偉的做法是給當面向梁振英表示不滿的學生送一個背包和在昨天的專欄說出「何處是吾家」；李慧玲和吳志森則是訴諸評論指出昔日種種如今流水落花。中年心事醇如酒，不一定都是藏在心底口難開，幾十年時光釀成的可以很溫醇，但也可以很有火氣。

像吳志森他們的立場在今天唯上的氛圍受到攻擊自不待言，前幾年曾經爆發過一場規模不小的批判吳志森風潮，主要攻擊點是指吳的節目「不夠持平」，同樣，李慧玲的早上節目，傳媒報道說也受到類似的批評。公眾節目拿得出來就必須準備面對各種質詰，李吳二位想必早有準備，但什麼是「不夠持平」，而且「不夠」得必須吳志森離開電台而李慧玲的強力批判風格要換上「二十年前已做時事節目」的陳志雲，這是一個相當有意思的課題：什麼叫持平？

「持平」，到底是各打五十大板的度量衡形態，抑或是擺事實講道理的討論，這是關鍵。我曾經細閱一些媒體的「讀者來論」，相當部分愛國群眾的「持平論」其實是指節目主持人不應批評中央或特區政府，而應是從正面給予特區政府或中央政府鼓勵。回答這個問題，要在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之外找別的答案並不容易，最後我找到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第一大報《紐約時報》的處理之道。羅森索（A.M.Rosenthal）曾任《紐約時報》總編輯達十七年，他對該報長留至今的貢獻是如何寫出客觀中立的新聞稿，以及嚴令禁用「消息人士」稱謂。這兩點，近月香港曾有爭論，外來和尚是不是會念經是後話，中國人老話「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則不妨一看。

「中立客觀」和「消息人士」

羅森索要求記者下筆客觀公正，若新聞指控某甲如何，必要有某甲回應，若找不着某甲，也要在新聞之中寫出，並在新聞見報當日繼續找某甲回應。至於何謂「客觀公正」，羅森索通過備忘錄形式向員工發出指示，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九日他發出的一則備忘錄是這樣的：新聞中以「社會主義國家」形容東歐共黨國家，實在是「太溫和，太委婉，太過尊敬了」（too bland, too euphemistic, and too much respectable）。他說，「社會主義」這名稱字義包含太廣泛，可以是以色列的公社化，可以是醫藥社會主義化，可以是西歐的社會民主黨，但用「社會主義國家」形容東歐極權國家，是受他們宣傳之愚；應該用地理名詞說是「東歐國家」或「馬克思主義國家」或共黨國家。羅森索的前任也有類似做法，六十年代西方媒體稱台灣為「Free China」（自由中國），這是有別紅色中國（Red China）的稱謂，但《紐約時報》對當時仍是聯合國安理會成員的台灣宣傳機關不賣帳，主編說台灣叫自己做「中國政府」或「自由中國」是台灣的自由，但《紐約時報》行文就不可以叫「自由中國」，原因是「台灣不是一個有自由選舉的國度，也無人身及新聞自由」。

至於在早前免費電視發牌中頻頻出現的「政府權威消息人士」或「政府消息人士」，羅森索更為深痛惡絕，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三日他發出長篇備忘錄專談此事，原則是「力求少用」，若非不得已，便須盡量說明消息來源來自什麼機構或部門，例如「美國國務院外交官」，這總比「西方外交官」為好。三年後的一九七七年羅森索再發出備忘錄，要求不得在使用隱名消息來源時，以直接引述（direct quote）該隱名消息來源人士的講話或評論。

必須指出，於某一角度而言，羅森索的做法是不是最完美可以討論，當然在服膺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朋友眼中這是西方新聞學的內容，不過，從解決過去一段時間香港社會對「中立客觀」的激辯以及由此伸延出來對節目主持人或新聞記者的種種看法，相信有助真相真理愈辯愈明。回首前塵，我們社會的文明日子其實不長，但總算歷盡萬水千山，從封建王朝到殖民地到後殖乃至今天特別行政區；五六十年代左派報章被港英當局封報，心清目明的香港巿民知道對傳媒的打壓可以是如此極端。百轉千迴之後社會進步變化，今天怎麼說也不可能接受封報捕人打壓傳媒這種反文明高壓，哪怕是任何一種原因。因為，我們確實曾經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但我們之後曾是如此的挺直腰板走出朗朗乾坤。曾經滄海難為水，這是今天的香港心情。

文 安裕

編輯馮少榮

安裕周記：老兵不死

星期日生活   2013年8月11日

【明報專訊】《華盛頓郵報》以二十億港元脫手，這是難以相信的便宜，日日進出香港會美國會的本地大亨少說也有十個八個不必貸款就能買下，然而，這份報紙畢竟以低得不能再低的價錢易手了。這是傷春悲秋的一個星期：八月五日星期一報紙拍板賣給亞馬遜的貝索斯，八月九日是尼克遜下台三十九周年。一九七四年八月九日上午十一時三十五分，在水門事件傷痕纍纍的尼克遜寫了一行字的辭職信給國務卿基辛格：「國務卿先生，我謹此辭去美利堅合眾國總統職務。」

《華盛頓郵報》標題只有斗大的兩個字：Nixon Resigns（尼克遜辭職）。以一份中型報紙來說，這是了不起的一刻，《華盛頓郵報》兩個年輕記者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和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從一樁入屋爆竊案查起，「鍥而不捨」用在這兩人身上比誰都合適。在沒有電腦互聯網的年月，兩人從國會圖書館上萬份借書單一直找到去白宮捐獻紀錄。尼克遜給逼急了，星夜以總統權力下令司法部長革除要他交出白宮錄音帶的檢察官科克斯，部長抗命辭職，老尼要副部長革除科克斯，副部長也當場辭職，美國司法史把這夜喚作「星期六晚大屠殺」（Saturday Night Massacre）。

自此美國傳媒打了個翻身仗。《紐約時報》六十年代白宮一通電話就把流亡分子反攻古巴消息扣住不發，大新聞經過說項變成淡而無味白開水；歐戰初期美國記者交不出新聞編輯叫他「來些謠聞」，這些都隨尼克遜下台隱入歷史。怎樣再痛恨美國的人都無法否認一張報紙把一國之首拉下馬的事實，哪怕這是「資產階級新聞觀」，或是「美國政治集團背後財閥分贓結果」。

嚴格來說《華盛頓郵報》只是地方報章，行銷範圍在首都華盛頓和周邊的馬里蘭州與西維珍尼亞州一帶，即俗稱大華府地區。這與全國有售的《紐約時報》和《華爾街日報》是兩碼事，與明擺着機場火車站人手一份《今日美國報》在銷售而言是不同檔次。如今《華盛頓郵報》日銷四十萬，最好景時也不過八十萬，比起《紐約時報》的一百萬以及《華爾街日報》的百多萬，《華盛頓郵報》只是零頭尾數。雖是這樣，《華盛頓郵報》畢竟佔主場之利，政治新聞特別擅長。其後華府來了《華盛頓時報》，一字之差謬以千里，前者是自由派而後者極為保守，眼光雪亮的讀者都能分辨出來。美國第一大報《紐約時報》識貨，知道華府新聞重要，更知道不能敗於《華盛頓郵報》，職級安排別出心裁，把駐華府辦事處主任升格為與總社總編輯同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紐約時報》才能勉強與《華盛頓郵報》逐漸拉近，不致全輸。

《華盛頓郵報》七十年代異軍突起，成為美國總統早餐桌上的必需品是因為水門事件，這就不能不提到當時該報發行人凱瑟琳格雷厄姆（Katherine Graham）。美國的報業多是家族經營，個別更是所謂報閥，例如赫斯特報系（Hearst）及《紐約時報》報系，都是《華盛頓郵報》那樣幾代傳下來。報系老闆或發行人都是大家族富二代，含着金鑰匙出生的一群，這些商業報人長袖善舞，生意做得蓬勃，過去一百年，便是這些傳統報系發揚光大荷包麥克麥克的一世紀。日常操作上，發行人有極大影響力，但往往這些影響力夾帶着的是政治影響力，這就形成極其複雜的權力三文治，發行人的影響力與報紙的獨立性如何融合，構成這份報紙能否取得讀者信任的關鍵。

發行人影響報章取向

《華盛頓郵報》一九六三年由凱瑟琳接手，當時其夫自殺身亡，凱瑟琳以新寡文君接下大業，起初完全不明報社工作運作，人人都不看好她的報業生涯。孰料凱瑟琳愈做愈好，變成《華盛頓郵報》精神支柱，她自己間中親自出馬出訪，十年之間由家庭主婦變成報業強人。這其中，今年九十二歲的六十年代《華盛頓郵報》總編輯布拉德利（Ben Bradlee）居功至偉。布拉德利出身記者，敏銳非凡，水門事件之初，他比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更早嗅到這裏頭有東西，於是直截了當問一個問題：「這票古巴佬和說西班牙語的傢伙，戴着面罩膠手套通話機，半夜兩點在民主黨總部被捕。他媽為什麼在那？他們在那幹嗎？」（You had a lot of Cuban or You had a lot of Cuban or Spanish-speaking guys in masks and rubber gloves, with walkie-talkies, arrested in the Democratic National Committee Headquarters at 2:00 in the morning. What the hell were they in there for? What were they doing?）總統下台的第一步，是由一句質疑開始。

凱瑟琳對時代潮流心有所感，知道美國即將進入二戰以來最大的轉折時刻，更大程度的新聞自由以及更多的民眾知情權年代即將改變世界，她全力支持編輯部。布拉德利對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的水門事件稿件每每親自過問，具體無遺字字斟酌。白宮對《華盛頓郵報》恨之入骨，卻始終無法找碴推倒這兩人的報道，這固然與線人「深喉」源源不絕爆料有關，但凱瑟琳以女性之身一力扛住白宮政治壓力，留下巨大空間給布拉德利的編採隊伍。老闆與部下如此緊密合作，相對於《紐約時報》發行人在古巴流亡分子軍事行動的獨家新聞中扣壓記者原稿，以「國家安全」為由把稿子改到在哪天發動軍事行動都含糊帶過，《華盛頓郵報》的大開一面可說是雲壤之別。

水門事件記者的失腳

不過，弔詭的是水門事件既是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的成名之作，卻又是伍德沃德走上另一條路的起點，這條路把伍德沃德在水門事件中的盛名葬送。水門事件後，伯恩斯坦轉行寫小說，伍德沃德留在《華盛頓郵報》，火速升為副總編輯。一九八一年，《華盛頓郵報》一篇關於「小童吸毒」的新聞獲得普立茲獎，旋即被揭發內容捏造。伍德沃德則轉向全力投入寫書，《華盛頓郵報》與他的關係其後變成讓他照舊擁有副總編輯職銜，可以使用報社資料室，也可在社內出入行走，條件是伍德沃德新書出版前，《華盛頓郵報》可以率先轉載至少兩大版內容。

伍德沃德善寫多產，人脈關係豐厚，每次出書都必會暢銷，漸漸，那個當年牛仔褲後袋插着記事簿的記者開始在日復一日與官僚打交道的交往中褪色，取而代之是成為政府消息發行商。作為當年搶着讀伍德沃德作品的海外讀者，我一直堅持認為足以折射伍德沃德最大的變化是二○○二年成書的Bush at War（《戰時布殊》）和兩年後的Plan of Attack（《攻擊大計》），伍德沃德變成對喬治布殊歌功頌德的「哥德派」，三十年前對權貴絕不手軟的記者脫殼成另類作家。我不知此兩書之後那三部書內容如何，也許很有意思；然而一次不忠百次不用，以曾是忠實《華盛頓郵報》讀者、至少讀過他倆合作的All the President's Men（《驚天大陰謀》）和The Final Days（《最後歲月》）親身經歷，很難在心理上接受斯人已變的現實。一個好記者退化為庸俗不堪的傳記作家，如果說《華盛頓郵報》轉手是代表一個大時代的結束，伍德沃德的變化亦恰如其份突顯大時代下記者的失腳。

美民感謝記者給美國重生

《華盛頓郵報》的轉手，是這份光榮報章的光榮時代終結。可是我始終心繫那些老兵不死的新聞記者。描寫水門案的電影All the President's Men當中一幕：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終於抓到水門事件重要證據，在布拉德利下班一刻在報社電梯間外要他看稿子。布拉德利看了之後說了一句「去吧」，然後轉身逕直走向電梯大門，忽然，他朝空中使勁用力揮了一下手。我在YouTube看過幾套現場錄影，都是討論水門事件的場合，布拉德利、伍德沃德、伯恩斯坦都有出來，清楚記得的是尼克遜圖書館那次，當布拉德利領着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出場，布在幔外而另二人仍在後台，全場不分老幼起立長時間鼓掌不息，如雷聲音裏的是衷心感謝，台上這些人曾經改變了美國，給陷於泥淖的二億美國人民政治和道德的再生。水門事過四十載，《華盛頓郵報》物化成定局，老兵不死，他們只是慢慢老去；回首前塵，是令人傷感的消逝。

文 安裕

編輯 陳立衡

安裕周記：不得立法

明報    星期日生活   2013年2月10日

梁振英的律師信在急景殘年這陣尤其寒氣逼人。一信既出，劣評如潮，連曾鈺成都說「不是好辦法」，我不知比曾鈺成早半天為梁振英敲邊鼓的親中人士該怎樣把狠話接下去，然而無論如何，這場特區成立十五年來的「先河」，大體勾畫了香港未來四年法家思維充斥的政治氛圍。也有評論說新加坡化就要來到香港了——新加坡的政府管治模式是董建華當年上任後念茲在茲的學習對象，低廉的房屋高效的管理嚼香口膠也細管入微——我的一個新加坡同學也很同意這些建設做得出色，但他遠在倫敦連批評李光耀都不敢，怕的是跟他同赴英倫的職業學生打小報告讓他吃不了兜著走。
　
梁振英的信引起的嘩然，除了是針對傳媒便是他把自己當作普通一巿民。其實他不是，他坐的是AM車住的是禮賓府他的姓名之前或之後有「行政長官」這四字離開立法會議事堂所有議員都得起立還有帶槍警員保護，這樣背景出來以「私人名義」發出的律師信，根本就不是在一個權力對稱位置向另一香港巿民練乙錚發的。作為行政首長，他的名字代表特區行政部門至高無上權力及整個香港的institution，在如斯權力拱衛下的特首竟會是路人甲？

這一刻，我倒想聽聽當年被社會百般批評照舊天天笑著對傳媒打招呼的董建華作何感想。
　
朋友問其他地方有沒有類似的官告民謗案子，有，那尋且是改變一國歷史軌跡的案件。在講這事之前，我想起前幾天在facebook看到的一張照片﹕奧巴馬坐在一輛空無一人的單層巴士左前排，入了神扭著頭望向車外；我把網頁翻到白宮連結，奧巴馬寫了一篇幾百字短文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Birth of Rosa Parks（〈羅莎帕克茲百歲冥誕〉）。羅莎帕克茲是阿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巿（Montgomery, Alabama）的黑人婦女裁縫，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一日，她滿身疲勞擠上公共汽車，坐在只許白人坐的前排座位，她沒有按照種族法例坐在車後半部的黑人座位，她在拒絕把位子讓給白人後被捕。第二天，一個叫馬丁路德金的年輕牧師帶領黑人示威，緊接著，黑人杯葛巴士，他們寧願步行，就是不要巴士，這一鬥爭長達三百八十一天。奧巴馬在帕克茲百歲冥壽那天在facebook上載這張照片和一篇以總統名義撰的文章，內裡有這一段﹕Her defiance spurred a movement that advanced our journey toward justice and quality for all.（她的不屈邁開了公義平等之路）。

奧巴馬的一張照片

阿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巿在巴士事件後成為美國反種族歧視鬥爭的焦點，當時地方政府執行種族歧視政策。五十年代美國的種族歧視是今天香港社會不能想像的，已故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校長田長霖教授五十年代末到美南地區念研究院，他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維巿長途巴士站要上廁所，發現一個廁所標明是給白人專用，一片破爛的另一個廁所是給有色人種。這個故事，所有從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在加大柏克萊分校讀書的學生都聽過，這是田長霖當校長後一直在校內宣揚族裔平等的緣由。
　
蒙哥馬利巿在美國近代史另一個位置是地方保安首長蘇利雲（L. B. Sullivan）控告《紐約時報》誹謗案。《紐約時報》是當今世界第一大報，卻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這十年間，先後涉及兩宗打到美國最高法院的大案。其一，是七十年代初的五角大樓文件案，《紐約時報》取得國防部機密文件刊登，美國官方在越戰期間的種種謊言由此大白於天下，總統尼克遜與司法部申請禁制令，結果連續十五天這份文件被禁刊出。《紐約時報》不服，最終官司打到最高法院，結果以美國憲法第一修訂案為本判定《紐約時報》勝訴。若論新聞自由上的推動，五角大樓文件在特定時空確實寫下光輝一頁，然而若論對美國社會深邃影響以至改變美國面貌，蘇利雲案比五角大樓文件案更為深遠宏大。
　
整件事要從《紐約時報》的一個全版廣告說起。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九日，一批包括二十名牧師及前第一夫人羅斯福夫人在內的聯署人士，刊登題為HeedTheir Rising Voices（〈請聽他們呼喊〉，右圖）的廣告，其中列出多項指控，包括指摘蒙哥馬利巿警察封鎖大學食堂，迫使黑人學生捱餓。廣告刊出第二天，廣告裡並無提及的蘇利雲立即去信《紐約時報》要求撤回廣告；一個月後，阿拉巴馬州長帕特森也對《紐約時報》作出同樣要求。跟著，帕特森、蘇利雲，以及阿拉巴馬州教育局三名官員控告《紐約時報》誹謗，要求索償總額達三百一十五萬美元，同時被控誹謗的還有四名聯署的黑人牧師。對於當時正處於工潮的《紐約時報》來說，三百萬美元索償猶如天文數字，也是對於這份百年老報的重大考驗，特別是如何實踐美國社會所說的第四權監察責任。

司法暴力窒礙傳媒
　
蘇利雲的做法在當時而言不算標奇立異，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類似由官員控告傳媒誹謗的司法暴力幾乎天天都有。必須一提這些所謂「誹謗官司」的政治和社會背景，提出控訴的主要是南部實行種族隔離州份的官員，被控的多是北部特別是自由派氣息濃厚地區如紐約波士頓等地的報紙。原因是這些媒體對南方的種族歧視政策極為不滿，往往為文以攻之，得到的結果就是被官員反咬一口。根據《紐約時報》前資深法庭記者劉易斯（Anthony Lewis）成書於一九九一年的Make No Law:TheSullivan Case and the First Amendment（《不得立法﹕蘇利雲案及第一修訂案》）所言，當時南部州份官員在這類涉及種族歧視的「誹謗官司」幾乎無往不利，各報的賠款合共三億一千萬美元，一些報紙為此債台高築，包括當時內外交煎的《紐約時報》。
　
《紐約時報》在這場官司的前景黯淡，不單是因為之前南方官員控告傳媒的官司幾乎逢打必勝，而是廣告裡某些事實確是錯了。這場官司要吃敗仗顯而易見，結果幾個照面下來，在阿拉巴馬州法院輸了官司，要賠五十萬美元，這是阿拉巴馬州歷史上賠得最重的誹謗官司。《紐約時報》不服，以憲法第一條訂案的「言論自由」觀點訴諸阿拉巴馬州最高法院，結果當是可以預見，「言論自由不包括誹謗言論」。這時，《紐約時報》要麼賠錢了事，要麼便只有最後一條路——向聯邦最高法院提出上訴。其實，當時《紐約時報》忐忑不安，不僅是因為不知道聯邦最高法院會否受理，而是連《紐約時報》也不知有無勝算，他們只想打脫誹謗罪，沒有想到這一提出，卻為美國未來寫下重要一頁。

大法官判辭振聾發瞶
　
案件在一九六四年初開庭，距離那份全版廣告刊出足有四年，大法官針對《紐約時報》代表律師的質問圍繞「誹謗」及「第一修訂案言論自由」展開。兩個月後的三月，最高法院以九比○通過撤銷阿拉巴馬州最高法院原判，《紐約時報》除了毋須付出五十萬美元賠償，訟費亦由蘇利雲一方負責。這場延綿四年的官司留給美國的遺產是大法官布倫南（William Brennan Jr.）寫下的擲地有聲的判辭。到今天，美國傳媒可以欺身犯險、可以憑著幾個爆竊犯留下的蛛絲馬跡把總統拉下台，除了要感謝《紐約時報》的鍥而不捨，布倫南的判辭起 奠基定石的無可比擬巨大作用。其中一段如今已成名句的判辭，在此時此刻的香港讀來是百般滋味在心頭﹕
　
"Thus, we consider this case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a profound national commitment to the principle that debate on public issues should be uninhibited, robust, and wide-open, and that it may well include vehement, caustic, and sometimes unpleasantly sharp attacks on government and public officials."（職是之故，吾等認為，本案有違本國一項深遠承諾之背景，即對公共事務之辯論理應毋受限制、充滿活力、公開，縱或出現對政府及公職人員之激烈、涼薄，乃至令人不快之尖銳攻擊。）
　
布倫南這篇振聾發瞶的判辭，對保守主義歪風強盛的美國帶來極大震動。同樣是一九六四年，三個來自北方城巿的民權人士到密西西比州推動民權，半夜遭白人極端組織三K黨殺害，棄屍荒野。美國聯邦政府就是在保守與進步角力的政治氣候下，派出聯邦調查局插手案件，一舉把種族主義者繩之於法，成為民權運動分水嶺；也是同一年，國會通過民權法案，馬丁路德金牧師的「我有一個夢」於焉夢境成真。同一時間，傳媒在蘇利雲案之後走上大路，為這個年輕國家帶來至低限度在法律層面的族裔平等，延伸至結案七年後的五角大樓文件破土而出，並及八年後的水門案抽絲剝繭偵查報道。

權力不對稱單向行為
　
梁振英以個人名義向練乙錚發出律師信，正如前述，這是在權力不對稱下的單向行為，客觀後果是一股無形壓力像五噸鋼板那樣壓伏在香港的胸口；這是香港瀕於核心價值懸崖的一周，是香港從「擁有」以至幾乎「失去」的關鍵七天，今天我們實是在薄冰之上迎來大年初一。這令人想起半世紀前的蘇利雲控《紐約時報》案以及更早之前的美國政治社會氛圍，那是對黑人動輒施以私刑的種族歧視年代，是傳媒囿於南方州份政府司法暴力而無以為處的黑暗歲月。幸而是《紐約時報》決心要爭回義理、聯邦最高法院在首席大法官沃倫主持下對種族主義爭戰，始有蘇利雲敗訴而回的一天，言論自由力保不失。回望香港，難道這城巿也擁有《紐約時報》無畏的決心以及遠見前瞻的最高法院麼？說到這裡，我們又不禁愁將起來了。

安裕周記：「矛盾論」的陽謀

星期日生活   2013年1月27日

【明報專訊】「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兩個詞在劉夢熊接受周刊的訪問中出現，梁振英其後否認有此一說，無論如何，這兩句出自毛澤東的講話成了這個星期被引述最多的話語，恐怕大陸十三億人都不能想像，毛死後三十七年香港還有人討論他的講話。也許在毛派心目中，香港變成「禮失求諸野」的一塊地方。可不是麼，連在大陸上都棄之如敝屣的毛澤東講話，在這裏被視為瑰寶大講特講。

儘管如此，毛澤東的矛盾論依然有着值得細味之處。今天香港有人把理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視為解決香港問題的方向，似乎只要除去敵我矛盾即可萬事大吉。對一些今天才開始讀中共理論的人來說可能認為就是這回事，那些急於上位的忽然愛國一族更甚會把「矛盾」一詞視為較《江南STYLE》更熱門的金句，全然無視毛澤東當年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前後中國發生了什麼事。鑑古而知今，當能清晰體會今天香港面對的政治危機，更能了解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在中國政治的權宜和投機。

「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兩句，出自毛澤東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長篇講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在這篇數萬字的講話，毛澤東先把「人民」分三個階段定義——抗日戰爭時的「人民」是「一切抗日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內戰時，「人民」的定義為「一切反對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即官僚集團、地主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到了一九四九年以後，「人民」變成「一切贊成、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也就是說，在毛澤東稱之為「人民」的一方，其身分及定義隨着中國政治蛻變而變化，由三四十年代廣義上的反對日本侵略者的大團結，到內戰年間的你死我活敵我之分，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後則是以社會主義建設者為定義。二十年間「人民」的社會及政治意涵兩度變化，並非因其本質變化調整，而是在政治需要之下的扭曲操作。

以中共熟悉的唯物主義而言，物質是從量變而質變，中共對「人民」定義的質變，以及出動毛澤東來強調人民的價值和政治地位，是因為現實上有此需要，不得不賣口乖。毛澤東是在一九五七年初發表這篇長文，其政治背景則是一九五六年的中國及世界情勢。一九五六年對中共從意識形態到內部管治俱是衝擊的一年，一九五六年二月，蘇共二十大在莫斯科舉行，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在會議第一天公開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失去了斯大林」，並建議大會為斯大林去世默哀，把斯大林放在僅比列寧低一級的崇高位置。詎料在大會的最後一天，赫魯曉夫突然拋出長達四小時的講話〈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全盤否定斯大林，把在蘇聯「偉大衛國戰爭」中成為英雄楷模的斯大林批判得體無完膚，直指蘇聯舉國上下把斯大林的觀點奉為真理是嚴重脫離實際，阻礙國家發展。

蘇共鞭屍震驚毛澤東

蘇聯當時是共產世界領軍國家，中共當年只是蘇聯附庸，中共志願軍出兵朝鮮半島也源於斯大林的壓力，中共在一九四九年後全面親蘇，連解放軍軍帽也是蘇式三角帽，可見蘇聯的巨大影響；由此更可以想像，一旦蘇聯把斯大林從神壇攆下來的衝擊。同年十月，東歐集團成員國匈牙利大批學生上街示威，十萬人浩浩蕩蕩操向秘密警察總部，警方開槍打死打傷大量民眾，群眾搶去武器反抗，蘇軍坦克奉命開入匈牙利鎮壓，事件到一九八九年東歐共黨集團倒台後，匈牙利新領導層始為事件平反。今天人們回顧影響東歐至巨的兩次民主運動，就是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事件和一九六八年的捷克布拉格之春。

其實，一九五六年的中國也發生了很多事，幾十個城巿罷課罷工，最多時逾一萬學生參加，農村則出現退出人民公社潮，東南沿海富饒省份如浙江廣東都有農民退社，廣東最多時有十二萬戶農民退社。社會上，官民衝突大增，廣東一個縣不理反對強行開設麻瘋病院，落成之時，村幹部帶了四百人反對並拆毁病院，公安到場開槍打死五人。在斯大林被蘇共新領導層全盤推翻並成為批判對象之下，中共出現政治信仰危機，毛澤東在研判蘇共發生什麼事的時候，國內爆發罷工罷課潮。毛澤東認為，大批工人學生罷工罷課，是由於官僚主義引起，官僚無法處理當前利益及長遠利益的矛盾，建議以「團結——批評——團結」的手段解決衝突，並在理論層面提出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的說法。事後檢視，造成如此深遠影響的是蘇共二十大對斯大林的鞭屍，這令毛澤東深深感到恐懼，所謂兩個矛盾論，只是中共中央以過渡手法暫時解決國內困局，隨之而來的事態發展，便是到今天仍然影響中共施政和中國民眾的大變。一向舞文弄墨的毛澤東，在整整一九五六年這年只寫了一首詞〈水調歌頭．游泳〉，抑遏之情顯露無遺。

人民矛盾換來喘息空間

在毛澤東發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同一年，史無前例的反右運動爆發，此前的「人民內部矛盾」變成了上綱上線的敵我矛盾，毛澤東得意洋洋說這是引蛇出洞的陽謀。〈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發表後曾修改，原文當中，在中共八大會議上，有委員談到日益增長的人民文化生活與落後的生產力產生的矛盾，這些內容在修改後蕩然無存。本來，這應是中共正確體認社會矛盾根源的總結，可是到了毛澤東手上卻變成右傾反黨的證據。

被蘇共二十大批斯大林震撼得難以安枕的毛澤東認為，大鳴大放是右派向社會主義體制發動的攻擊，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也就是毛澤東表示要團結不同意見人士之後三個月不到，毛澤東發表另一篇文章〈事情正在起變化〉，態度從年初的謙虛變成兇狠，「幾個月來，人們都在批判教條主義，卻放過了修正主義」，「他們嚮往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否定一切，他們與社會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人民內部矛盾的芝麻綠豆小事變成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毛澤東的蒼山如海，神州大地殘陽如血。

五個月後舉行的中共八大三中全會，毛澤東口氣再變，變得更殺氣騰騰，「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我們當前社會的主要矛盾」。一場源於對斯大林鞭屍的不安的反右政治運動爆發。最保守統計，全國共劃分右派分子五十五萬二千八百七十七人，複查後核實是錯劃右派的有五十三萬三千二百二十二人；到一九八六年，約剩下五千名右派，九十年代還有接近一千人。這是官方的數字，有大陸學者完全不同意。在這場其實是清黨的反右運動，中國人民敢言的傳統全部消磨剩盡，到今天還不夠膽以真話示人，便是出自這場萬馬齊瘖的反右。人們的總結是，這就是相信了毛澤東的兩個矛盾論，認為自己面對的只屬人民內部矛盾而非敵我矛盾，想不到後來小小的人民內部矛盾擴大成為足以致命的敵我矛盾。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五九年，反右運動狂風掃落葉，毛澤東詞興大發，連寫七闕，這些詞多少總反映了毛皇帝的心境，一九五八年的〈送瘟神〉、翌年〈到韶山〉滿是狂氣殺氣，「天連五嶺銀鋤落，地動三河鐵臂搖」、「紅旗卷起農奴㦸，黑手高懸霸主鞭」，一一俱是。

三個月蜜月毛發動反右

中共建政後，言必稱人民，人民大會堂，人民英雄紀念碑，人民幣，人民解放軍，然而人民在整個中共統治思維裏只是滄海一粟。一九五七年，中國人民一度欣喜，因為他們覺得自己的意見得到了尊重，所生的爭論只是人民內部矛盾。這一春夢只有三個月，毛澤東一鎚子敲碎「六億神州盡舜堯」的好夢，人民內部矛盾通通變成反黨反馬列毛的敵我矛盾。今天香港社會動輒幾萬人上街究竟是哪一種矛盾，若以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尺度而言，這是人民內部矛盾，或者中共八大所述的生產力（政治基建）追不上社會需求（民主訴求）的生產矛盾。可是，當這些上街者被認定是「反對派」（近年香港保皇黨對泛民政黨的統稱），這些不同意見者便是敵人，與之的關係便是敵我矛盾，最明顯的例子，這半年來，老左派和新左派都視不與他們同唱一個調調的為「反對派」或「搞事分子」，痛擊階級敵人的思維已是按也按不住了。

中共欠缺一套完整的思想體系，從馬恩列抄一些，從《資治通鑑》又抄幾篇，再摻些《三國》《水滸》交雜而成，矛盾對立沒有客觀準則。今天是人民，明天風向一轉就是敵人，這是語言偽術的祖師，回歸十五年，該是時候回顧一下，中共當年是怎樣把人民玩弄於股掌之上。

文 安裕

編輯 馮少榮

Vic：這是我七年前的寫過的一段話：說到底，一個政權要堅持國家只能由自己「領導」，必定與民主自由為敵。當前中國社會最大的矛盾，就是共產黨與廣大人民的矛盾，用共產黨的話，這矛盾是「敵我矛盾」——共產黨與人民最根本的利益為敵。

安裕周記：宗師與忠義

星期日生活   2013年1月20日

【明報專訊】（先旨聲明：大量劇透）

星期六早場的電影落幕後，我半躺在C7座位不願起來，企圖在全場大放光明前，在黑暗的空間從腦海找出曾經看過的電影有沒有像《一代宗師》那樣的帶來撼動。章子怡的北地英雌宮二的瓜子臉是不少人討論話題，比起十三年前《臥虎藏龍》，歲月改變她不多，與馬三爭辯一幕氣得嘴唇發抖證明章子怡十三年間不只是吃喝玩樂還有鍛煉演技。梁朝偉依然是梁朝偉，歲數大了，滄桑臉龐留下的是穩然如山，不浮不躁，心事如塵的南國拳師葉問多層次人文風貌漸趨而出。細緻的劇本，三十年代廣州話把「犀利」喚作「架勢」、盧海鵬說到打日本人用的是「契弟」，都是有根有據有板有眼；這就更不用說不炫而自光的美術指導了。

這仍然不是我心縈所在。反躬自問，是那些打鬥場口？也不盡然，但資料搜集做得細膩到不留一點突兀。宮二的六十四手我不懂，然而懂武行的皆知一線天的八極拳是蔣介石江浙籍貼身侍衛的絕技，按照這個道理，於是一線天流落香江與同志對話突顯他的籍貫和政治背景是合乎邏輯，後來一線天開設上海理髮廳更是自然而然，這一鋪排分寸實是無懈可擊。至於打鬥場面的藝高人膽大，說明王家衛搞了這些年的北上蒐集資料不是白費，中國武術可分腰上腰下兩段，我們平日看的功夫片多是腰上拳爪技擊，《一代宗師》的步法特寫比拳法特寫數量上不遑多讓。看拳看內行，和打乒乓球羽毛球甚至籃球一樣，步法至關重要，武行說腰馬合一，即是此意。

那麼，我從電影裏找到的是什麼？

我絕對不是王家衛電影系列的影迷，他的一些電影我是看過的，不談每戲的題目主旨，王家衛電影特點是慢工和細貨，兩者之間有着很大程度的必然關係。要細貨必然慢工，在講究爭分奪秒的香港，在當下香港政壇梁粉爭櫈仔霸頭位文化下，王家衛靠着媳婦熬成婆的耐性，成為快餐社會及速食政治文化充斥下的異數。這是要付出代價的，《阿飛正傳》超時超預算是香港戰後影業佳話，連帶投資人鄧光榮的寬容大量都獲得一致喝采；《2046》曾有人真說過可能要拍到二○四六年，可香港就一分一寸的硬是撫育出這奇芭。那是我們有條件等待，是在等待一部在道在理而言都值得的電影，我們鄙視無視傳統的急就章，比起誰都來得有耐性有教養。

《一代宗師》肯定不是武打片，儘管開場那幕雨中群毆拍得異常淒美，聽說單這場就拍了三十天，拍得梁朝偉急性肺炎住院四天。儘管宮二和叛門師兄馬三的惡鬥有如宮本武藏對佐佐木小次郎般閃電相搏，但這也是這部電影碩果僅存幾幕打戲之一。至於出戰宮二之前南方拳師相助的幾幕八卦掌拚洪拳，以及南來香港後對付羅莽踢館挑釁，三招四腳不過是整盤大菜裏的小菜一碟，說不上是武打片的化身。《一代宗師》也不盡是愛情片，葉問與宮二的若有還無感情，連發乎情止乎禮也談不上，雖然到後來二人在內戰半壁河山染赤後避秦於香港，宮二臨終前吐露真言，「喜歡人不犯法」，然而葉問縱然如何一度心儀宮二，畢竟禮教須守，使君有婦，一段感情倏然而止。作為芸芸電影觀眾之一，我的看法是，當走到人生盡頭的宮二把大衣鈕扣交還葉問，電影裏的愛情主線應該到此為止，其後的「下棋撤子」對白稍嫌拖杳冗長，把情事寫得過於明白，倒過來沒有裊裊餘韻，缺了國畫那種留白空間。不過，這些俱是大醇小疪，對整部電影意念無大影響，因為王家衛講的是大格局大道理，那是較諸功夫片更高的另一層次。

忠君愛國敬師尊長

拍過《春光乍泄》的王家衛，這次在《一代宗師》回到基本不再前衛，電影講的是中國傳統文化裏的忠君愛國敬師尊長。忠君，電影的時代背景是中華民國前半段歷史，葉問至少兩次在對白中說「今年是民國若干年」。在如今集體北望的香港影壇，在連台灣也不知所謂跟着香港叫中國大陸做「內地」的今天，葉問在電影中的「民國」來得不易。從編劇技巧來說，其實可以曲筆解之，不必提民國某年，一句「七七事變」、「九一八事變」、「太平洋戰爭」，就可把佛山妓院共和樓的時代背景不留痕迹抹得一乾二淨，就可把馬三投靠日本到奉天討生活隱於言語之中，就可把葉問在佛山日據年代無飯可開的時光模糊，王家衛卻沒有追求大中國文化下的政治正確。電影裏的正溯是中華民國，更是西方漢學家史景遷（Jonathan Spence）所言的middle kingdom，片中沒有灑狗血硬銷廉價民族主義，然而片言隻語之間，盧海鵬演的燈叔說「契弟」是投日的漢奸，馬三為人所不齒除弒師便是更惡貫滿刑的投靠日本人，廣義上的中國人在一格格的菲林膠片裏躍然而出。

這就為全片主旨繪畫出「忠義」這一大纛。除了對國家的忠，還有對朋友之義，葉問出征前，廣東各門拳師名為討教實為賜教的助拳，煙花酒榭之地竟是義氣仔女言出必行的忠義堂，「仗義每從屠狗輩」。中國人講的是老實做人，待人以誠，講究口齒，宮二之父宮寶森對叛徒馬三寄以忠厚，以宮家六十四手絕招提醒徒弟回頭；宮寶森師兄香江夜店以遞煙面考葉問何謂溫良恭儉讓，陰冷的深冬香港一方木桌氤氳之間的是今天已然佚失的忠義誠信。港人如我者，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電影院看到這些時，回想如今上至中共下至香港的種種驚世謊言，毫無疑問槌胸痛心。王家衛寫這劇本時，梁振英應該仍在高談闊論「N年都唔選」的大言炎炎故日，歷史是一面鏡子，時空交叉之間倒映出人間荒謬。

《一代宗師》並無社教化得把葉問塑為聖人，葉問也要吃飯，落腳香港教拳為生，答曰「為了生計」；不提「發揚中華武術優良傳統」這些口惠而實不至空話，但有要求，要有屋頂不要舞獅，這稱尊嚴。為了生計，三十年代初戰宮二時沒有下殺着的葉問，對惡意來者嚴懲不貸，一掌把剛吃下叉燒飯的擊得嘔出半碗，幾腳把對手踢破出窗，靠的是三套拳，然而講到底是以武會友，搵啖晏仔，絕無取人性命的狠毒。這便留下另一伏線——葉問面對大是大非時不如宮二的豁出去，他有保留，這是嶺南人的與人為善，抑或是葉問本性如此，王家衛沒有交代。相對之下，宮二為報父仇，終身不授藝不嫁不育，女子最寶貴的她毫不留戀全部放棄，要的不是把殺父的馬三千刀萬剮，而只是「把我們宮家的東西要回來」。

這種世界觀看似一門一派的狹隘，卻是一種貫穿俠氣闖盪天下的世界觀。葉問對中華武士會這一名牌無欲無求，出馬爭霸只是迫於廣東拳師盛意拳拳，他一直只想留在凡人世界，如他所言，四十歲前一直在享受祖上留下的「太公分豬肉」。葉問看破人世紅塵，在他與宮二和宮寶森的對話顯露淨盡，他追求是大山後面的那片天地，以電影裏的對白說，那是「世界」。「世界」一語來自佛經，指天下宇宙，葉問的追求是「自己」與「世界」融合的境地，而非名利情慾的俗世所思。這就衍生了另一個質疑，培持如此人生觀，到底是葉問本性如此，抑或戰亂期間天地不仁以蒼生為芻狗的淡泊，這是《一代宗師》留給觀眾的最意思疑團。

強權面前只得踟躕

類似的世界觀，在前後十三年間兩部國片如出一轍，二○○○年李安的《卧虎藏龍》有類似禪意。王蕙玲為《臥》片寫的劇本有這麼一幕，周潤發飾演的李慕白說，「把手握緊，裏面什麼都沒有；張開雙手，你得到一切」。當年李慕白在美東美西主流戲院說出這句話，美國觀眾默然不語，視為高深莫測的東方哲理，可是華人觀眾卻笑得前仰後翻，因為在我們的成長過程，縱有「爭千秋不爭一時」的教誨，然而更多的是「千萬年太久，只爭朝夕」的現炒現賣。李慕白「張開手論」惹得中國人大笑不止，因為這是明知不可能的虛妄。十三年後的今日，天地翻覆帶來心靈上的變化，葉問的不問世事在亂世卻成了不欲委身政治混水的最佳註腳，男兒天職保家眷，一介國術宗師，在強權面前只得踟躕了，與其說這是葉問的命運，毋寧說是中國人的命運或許更恰當。

至於《一代宗師》的電影技巧，王家衛的確有一種能耐，老闆砸下大批銀子讓他把片子拍得低調如水。我敢說這部片不要說演員的酬金支出巨大，美術佈景也不可能是少錢便克臻此。佛山共和樓的金箔，那些都在細節中的魔鬼設計，我們這一代人過往不易得覲。王家衛刻意低調的手法是他的本色，若換了別人，開場那一幕群鬥肯定拍得比○○七開場更盛放，但那只是幾分鐘的剪接，幾拳數腳，幾十號人馬倒下不起；意象毋須言傳，畢竟不是武打電影《葉問》。若要抽秤，就是劇本寫得太露，一些場口用對話而不是畫面交代，稍嫌累贅；畫面是李安所長，王家衛亦非李安。還有一樣，飾演葉問妻子的宋慧喬全片出場六分半鐘更是導演恰到好處的結晶，多了，不知這條線要到後來應當如何取捨，少了，葉問對宮二的遏抑感情對妻子的婚姻忠誠無以表達，這是功夫。宋慧喬說出鏡時間少，拒絕參加電影發行宣傳，這是識見不夠，怨不得人，這也是功夫。

文 安裕

編輯 曾祥泰

安裕周記：大勇

星期日生活   2013年1月13日

【明報專訊】伊能靜在微博上自道「二二八」家庭身世到整篇文章悍然遭刪，成為《南方周末》事件裏另一令人關注的發展。此前以為伊能靜姓「伊」、對演藝新聞完全沒有興趣的都被這個弱女的勇敢所感動——當她在台灣的事業已經一點一點地失去，轉而到對岸另謀生計如俗語所說「搵啖飯食」為勢所迫時候，卻甘冒可能一夜之間失去一切的風險，她站了出來。

在中共黨官來說，不要以樸素的階級感情代替黨的政策，於是伊能靜和李冰冰的俠氣在強大的國家機器之下壓成虀粉。中共近一世紀的成長過程的經驗總結，槍桿子和筆桿子這兩桿子一定要管。這在中共史料裏記載得十分清楚，前者是「黨指揮槍」，後者是「利用小說反黨是一大發明」，這是踏入者必死的雷區，然而竟還有人前仆後繼朝這個方向走去，那是生活在早已逆來順受的香港社會無法尋得的大勇。

中共在蛻變的過程裏有一些是無法蛻去的，包括對新聞的掌控。中共以造反起家，必然明白不能掌控傳媒的政治上被動，當然更明白掌控傳媒的政治上主動。這裏頭有一分水嶺，是以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為界，此前是通過新聞事業而造反，此後是通過新聞事業而控制。也許是基因的緣故，但凡自稱「中國人」的都有這種難以根治的怪病。國民黨政權在大陸時已有新聞檢查，這才有中共機關報《新華日報》一九四一年葉挺事件後被新聞檢查人員抽去新聞開天窗，周恩來執起毛筆寫下「千古奇冤」以作抗議。不過，相比今天那名廣東宣傳部大員硬要加插內容還要搞出大禹晚生二千年的笑話，一九四九年前的國民黨總算是留有餘地了。

一九四九年之後的海峽兩岸雖是同室操戈，但兄弟同科也同時發生。中共的是馬克思主義新聞觀，言必老馬的結果是質問「這個新聞是否對國家有利、抑或對革命有利」，毫無疑問得到的最終結果是只能刊登有利革命的新聞，中間摻雜假大空也更不必說了。中共通過這種手段控制社會，對岸的國民黨也有類似做法，報紙只有那幾份，主要的《中國時報》和《聯合報》老闆余紀忠和王惕吾俱是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今天以中共官階來說已是政治局委員。這種政治氛圍下的報紙內容可思過半，在迹近壟斷的巿場，幾張報紙幾乎都是獨巿生意。國民黨在大陸敗退後，揣摩出若不控制傳媒後患無窮，但揑死了傳媒也很難向美國交代，於是想出限制每份報紙出紙張數這招屎棋，每份報紙只有那幾大張，到後來要把廣告縮影後才印行，那時台灣報業的奇景是要用放大鏡看廣告上的蠅頭小字。

國共一家齊審查

中共與國民黨同出一家，都是列寧式政黨，講究的是服從上級，今天颳東風就寫東風，明天吹西風就報西風，說到底都是為黨工作，黨要你站着死你不敢坐着死。可是當台灣兩蔣去世報禁開放，情况出現變化，差距愈拉愈開，台灣大步朝更自由開放的會拔腿而去，中共則留守着一片孤城，成為連緬甸都能勝過它的世界最弱。我一直期待在海外替中共敲邊鼓的分析員或學者就中共打壓傳媒評說一下，這樣做絕對不是想讓這些人出醜，而是有興趣想知道，生活在言論自由的外邊世界能替竹幕裏的新聞檢查說哪些好話。可惜的是，這些文章一篇不見，是因為無法在《南方周末》和《新京報》裏找到「港英餘孽」或「英美勢力」，抑或連一句幫忙的話都無法宣之於口的欲語無言，底蘊如何，不得而知。但可以有一樣可以肯定，就像前些年毒奶粉趙連海事件一樣，北京不說，他們不敢說，北京一開口，這些人搶着說「中共變得更開明」。一九七六年打倒四人幫之後，有人一把眼淚一把鼻涕說要「把狠批四人幫進行到底」，絕口不提文革十年天天敲鑼打鼓說要「把毛主席領導的革命進行到底」，二十一世紀和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其實沒多大差別。

氣餒？這就是《南方周末》和《新京報》在事件裏得道多助，人們還覺得中國有救的原因，那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敢於冒險犯難，是對中共這幾十年間的政令的反發。這次《南方周末》事件引發出的廣泛反彈，說明一樣：在經濟改革高速增長三十年後，在中共一再說要反貪反腐說了十幾年的今天，中國的新聞工作者要為自己爭取頭上的一片天。這次事件在香港聽起來覺得匪夷所思的是，追求憲政上的中國何以會觸動中共的神經。把那篇原本的文章翻來覆去，連對中共有正面期待的文字也被認為犯禁，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確實得虛弱得可以。

這就回到中共如何對待新聞行業這個根本命題。中共通過黨組織中宣部管治傳媒，而不是由政府機關部門負責，這把新聞媒體置於黨的政策而不是政府政令之下。上世紀八十年代中葉，一批年輕香港的大學生和新聞工作者，極為關心《人民日報》前社長胡績偉提倡設立《新聞法》，甚至有人想自告奮勇上京向胡先生提意見。最終《新聞法》至今依然星沉影寂，一點風聲都沒有。四分一世紀之後回望，當年的年輕人太過天真，看不到中共當權後的本質與一九四九年前的天各一方，已然背叛了原來的階級。

四十年代辦《華商報》寸土必爭

事情來到事物的本質。中國大陸在三十年的改革開放裏幾乎開放所有產業，唯獨新聞出版這一塊抓得極死，全無民營參與。這正反映傳媒在中共眼中的敏感性，是「一步都不會讓」的寸土必爭。中共心知肚明，一張報紙可以帶來什麼樣的巨大效應，四十年代初，中共派出廖承志及范長江在香港創立《華商報》，在這塊英國殖民地享受過一段不受國民黨打壓的相對自由空間。通過這份報紙，中共組織滯港的大陸文化人士反蔣統一陣線，以喬冠華撰寫的國際評論向西方世界釋出中共的觀點取態。這份報紙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一度停刊，一九四六年內戰爆發前夕在港復刊，主力宣揚中共理念以及反國民黨，在外圍輿論起着極大作用。一九四九年後，國共把香港視為必爭之地，官媒半官媒見縫插針，竟促成香港不世的左右共治言論空間。

悲嵌字暗撐如月餅起義字條

一份報紙關係到一個政權的興替，中共的緊盯可以想像，儘管如此，大陸上的新聞工作者依然各出方法在有限空間掙脫枷鎖。當《南方周末》事件發生後，內地一些媒體以各式隱喻表達對《南方周末》的支持，必須承認，享受慣香港那套新聞自由，會不慣於這種把「南方周末挺住」六字，以舊式謎語體的升冠格嵌在六個句子的第一個字，串連出對這份廣東周報的隱性支援。說實在，不習慣是必然的，當中國經濟總量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卻還要用封建年間的文字隱喻，不免令人有「今夕是何年」的哀嘆。這和元朝年間漢人把字條塞在月餅裏號召起事有何不同，都是為了逃避官差掃蕩而做，然而這七百年前的舊事卻在今天中國「盛世」出現，豈不悲哉。

也就是因着如此政治背景，我們對《南方周末》、《新京報》諸君的勇氣，以及在廣州街頭拿着小紙片或一束鮮花的民眾更多敬佩。在一個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民眾有表達意見自由卻會隨時惹上「尋釁滋事」罪的地方，沒有捨身的大勇是無法臻此。我們龜縮在香港這片小地方，面對逐漸失去的自由卻亂抓藉口為自己的無動於中開脫；在閱讀內地傳媒人敢於爭取的當下，在李冰冰如此演藝大明星的勇於發聲，在像伊能靜靠大陸開飯的台灣藝人在微博再三上傳抗議文字的日子，香港人，唔該你醒一醒。〔Vic：台灣人也請醒一醒，中共的髒手已經伸進台灣，不要以為反媒體壟斷不關你事。〕

文 安裕

編輯 曾祥泰

Vic：伊能靜一直不是我喜歡的藝人，雖然我最喜歡的電影之一《好男好女》是她主演的，而且演得很好。有人說，最近在大陸發展的一些藝人發言支持南方周末，是炒作新聞，是為了博取公眾對他們的好感。我想，即使如此，我仍然敬佩他們。相對於成龍或聲稱「不懂政治」、「對政治不感興趣」之輩，在這種時候發言支持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實在是高尚得多，而且需要頗大的勇氣。

安裕周記：戰鼓擂

星期日生活   2013年1月6日

【明報專訊】元旦晚上的一張照片令人感慨：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在名店如林的中環街頭，身穿外套裏頭是白色汗衫，帶着笑意站在亞曼尼店外的馬路中心，左右兩旁幾米之外是幾十個身穿黃色反光背心的藍帽子警員。之後不久，梁國雄就以「非法集結」被捕。我猜長毛應該讀過「敵軍圍困萬千重，我自巋然不動」，這天晚上巋然不動的是梁國雄先生。

 寫下今天這個題目時，香港已然進入不能回頭的二○一三年，這是香港公民社會與特區政府各走一邊的時代開始。香港不會再是過去十五年的香港。不管誰當特首，梁振英，唐英年，曾蔭權，董建華，抑或甲乙丙丁，香港肯定不再一樣。於統治者而言，這是一個民情難以駕馭的香港，於公民社會而言，這是一個為了它的自主而打拚的香港。

今年是「星期日生活」十周年，仍然記得當年在陽光明媚的星期天在工作間細讀這一疊文化社會周刊的初始悸動。悸動，是由於二○○三年的香港是政治開始搖動的一年，而這份周刊的內容若隱若現點出了公民社會主題，然而當時絕對想不到香港的公民社會在二○○三年以後的十年愈發壯大，本土意識抬頭成為抗爭主流，二○○三年堪稱香港現代社會抗爭元年。那年春天有一段時間寒冷陰沉，我有次去看牙醫，從灣仔地鐵站出來後，穿過孩提年代熟悉得閉上眼睛也不迷路的軒尼詩道，在下班摩肩接踵人潮裏從史釗域道向杜老誌道一呎一呎的擠過去。那個傍晚至今難忘的原因，是朝着我走來的行人都繃着臉孔滿是深沉；我回到辦公室跟天天駕車上班的同事說起，請他們在周末休息的日子不要開車自己到街上走走，呼吸一下那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味。之後的都是七百萬人不能或忘的歷史，從SARS疫潮到七一大遊行，千里之行，都始於每次幾萬到幾十萬示威人群的足下。

儘管之後的七一遊行間中有幾年變成某程度的ritual，但從年復一年的參加者結構看到了香港的深邃變化，愈來愈年輕的示威者、愈來愈多的六四燭光晚會參與者、愈來愈廣闊的社會議題。皇后碼頭的抗爭和利東街的保育，則從另一個空間揭示除了爭取民主之外的第二戰線。到了反高鐵的八十後群起冒頭，香港本土意識無論在保育及政治都以超越當權者想像的速度飛躍發展。特區政府和中共完全不能掌握這一質的變化，以為香港還是停留於民主抗共的八十年代，絲毫沒有察覺這批年輕族群決心為這片土生土長的土地打拚。所以，當二○一○年政改談判中共以民主黨為對手，企圖以舊式統戰應付香港要求大幅政改的聲音，卻倒過來令民主黨被其他泛民以及完全不屬於傳統政治系統的年輕族群猛烈抨擊，後遺症在去年九月的立法會選舉顯見無遺，民主黨幾員大將折戟沉沙，後民主黨時代破土而出。

統戰民主黨留後遺症

二○○三年可以視為觀察中共對港政策的分水嶺和風向標，中共面對社會民情不復回歸初時的人心穩定，兩手政策交替使用，從對董建華的「信」多於「用」，以至對曾蔭權的「用」多於「信」犬牙交錯。這種做法在中共歷史不算罕見，大亂之後有大治，文革十年折騰帶來國民經濟瀕臨崩敗，這是出錯在於「信」的政治忠誠。之後鄧小平出山，是毛澤東無法治理國家之下的被迫妥協，鄧小平是「中國的第二號修正主義分子」，但卻在「用」策之下復出。這一循環在一九九七年到二○○五年的香港如法炮製，董建華代表的「信」字派，與曾蔭權的「用」字派先後登場，殊途同歸目的則一：維護治理。

緣何從二○○三到今天的這十年，中共對香港的政策由寬而緊，而不是八十年代中英談判年間社會認定的由緊而寬；緣何今天一面倒指摘有人搞港獨，一面收緊兩制擴張一國。其中關鍵在於左右兩條路線的取捨，我在這裏寫過不下十次，中共永遠不能擺脫「左」與「右」的二元思維。在這二元思維當中，「左」的路線幾十年來縱然撞得頭破血流，然而始終佔據主流的原因，是「左」是認識上的問題，「右」則是原則上的錯誤。對香港，中共六十年間「左」與「右」交替，於是前者有六七暴動，後者則是文革後的銷聲匿迹。一九七六年之後，香港左派吃透中央精神，韜光養晦，不強出頭，然而左毒不可能容易清除，偶爾總有人觀覲風向而舊病復發。

左派觀風向偶復發

香港今天的政治氛圍，除了是梁振英誠信破產觸發，另一隱性因素是本土政治的抬頭，這與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民主派追求更大程度的民主空間截然不同。今天本土派的政治態度是「傾都費事」，經過多年玩謝玩殘的入局——被出賣——再入局——再被出賣，新生代港人失去耐性，政治歸屬與廣義上的「中國」漸行漸遠。我無意扣帽子，但這種意識形態，確實與我們認知裏的中國/香港各無瓜葛，而是意圖以獨有的政治人格平等與中港周旋。因此，有一種漸見的勢頭是，本土派關切的議題不是中國民主（不僅是地理和實踐時間上的遙遠，更是「傾都費事」），也不會太過關心香港的民主前景（地理上雖密切，但曠日持久的磨蹭歲月也是「傾都費事」），而是老一輩民主派或親共人士摸不着頭腦的香港本色。

香港本色的論述迄今未有一套嚴謹體系，陳雲的城邦論屬其一，手持龍獅旗懷緬昔日殖民年代是其二，這裏頭有沒有貨真價實的港獨成分，要看後續才能說得清楚，不過，城邦也好，龍獅也好，統一的是對中共以及特區政府處於死心狀態。或曰，這些都是少數派，不成氣候，必須指出的是，他們的具體理念儘管各有各說，核心的「傾都費事」早已植根三十年來歷盡爭取民主崎嶇路後的心灰意冷。也許梁振英和中共看到這一趨勢，開始在政府政策上出現調整，以求爭取更大的公約數。這不是指元旦收二百五十元喊幾聲的那些金毛，而是左派說的「沉默大多數」，做法就是政策上的傾斜。

政策傾斜學不了日本

元旦夜燈下讀到一段日本近代史，一九六○年六月，第一次反對美日安保條約鬥爭大規模爆發，幾百萬人示威罷工，東京霞關國會外的人群最高潮時有幾十萬。示威衝突中，東京大學文學部學生樺美智子死亡，首相岸信介面對巨大壓力，只得辭職下台。當年七月十八日晚，翌日就要接任首相的池田勇人在家中默然良久，秘書伊藤問池田，你明天就要做內閣總理大臣了，會如何處理當下的事態。池田想了很久，說了一句「只有靠經濟政策，讓國民收入增加一倍」。日本經濟從此高速增長，平均每年達百分之九點八，一直狂奔到七十年代末，那幾年的增長更是超逾百分之十一。政治上，池田採用「寬容並忍耐」低調取態，當時日本有句名言，當官的就像踏自行車一樣——頭要不斷的點、腳要不停的走。

無疑中共和梁振英都想用池田勇人的方法治理香港，主觀地想像只要讓香港巿民生活好過房價下挫就可以政治收緊為所欲為。倘是這樣看日本社會就未免太過簡單，六十年代的日本早已有普選，民眾有權選出所有議員，但日本照樣爆發大規模的社會抗爭，包括第二安保鬥爭，以及三里屯收地建機場的延續三十年的保地衛村。香港今天的樓價早已遠離可以負擔的水平，就算下調百分之四十，普羅大眾都不可能力足扛上。既是如此，沒有期待之下對中港的冷感自然而生，某些特定政策的傾斜或許有點拉動作用，但已然遠去的卻永遠不會再回來。這和誰當特首已無大關連，唐英年上來、曾蔭權回鍋甚至董建華重返俱是如此，梁振英和他們仨的分別只是比這三人更不堪。

政治冷感不是虛無主義，而是蘊發更大反彈的燃劑；有人說香港社會的激進派大增，我完全同意這一觀察，去年七月一日之後幾次大集會大示威，儘管各有訴求，但戰意則一。北京社科院點名黃之鋒，從這一層次來說是中共對香港社會力量的判斷，中共是察覺到香港社會與八九十年代爭取普選的單一政治訴求時的不一樣。對中共來說，這是棘手的課題，哀莫大於心死，當利益沒有轇轕，當血緣沒有關連，一種他者的社會形態會一點一滴成形。中共的拖延打壓分化割裂，當年用在香港社會確實達致「不給香港民主」這一政治目標，卻把港人的信心也一併打死再伸一腳；港人今天對中共疏離冷漠，不能怪香港，只能怪中共自己。

文 安裕

編輯 曾祥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