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婉容 - 戰爭與救援市場學——誰拿走了你的捐款？

開卷看天下   星期日生活   2014年5月11日

【明報專訊】先問一個假設性問題。假如有個稱為「非洲共和國」的國家發生軍閥混戰（其實不需要太多想像力，現時中非共和國就正在發生軍閥混戰），國內生靈塗炭，成為了國際媒體口中那些史上最大型的人道災難之一。而你是一間大型國際人道救援機構的職員，被派往當地組織救援工作，分發物資。由於非洲共和國已經進入無政府狀態，你的機構只有在某些軍閥或民兵團體的首肯下，才可以安全進行救援工作，但代價是所有物資都會被這些武裝分子掠奪至少一半當軍餉，他們或許還會要求你付過路費。你會寧願跟這些魔鬼握手言和，將麵包食水送到那些瘦骨嶙峋的孩子手裏嗎？

中立性與人道災難

你或許會憑直覺回答，一半就一半，總比沒有要強得多。然而更麻煩的問題來了——這些來自世界各地善長的捐款到了軍閥手裏，除了令將軍們肚滿腸肥，更加有動力打仗發戰爭財，令他們能夠以食物吸引更多不上戰場就餓肚子的娃娃兵扛槍為他們打天下，或者透過黑市向中俄購買更多AK-47。所以你的物資還可以間接延長戰爭，諷刺地製造更多失所流離的難民。更甚者，你所帶來的捐款還會成為種族清洗殺人機器的燃料。

很可惜這個問題的真實性比假設性要強得多。

荷蘭獨立記者Linda Polman在過去二十年先後在塞拉里昂、盧旺達、索馬里、蘇丹等發生過內戰的非洲烽火之地採訪報道，又到過「人道災難」頻仍之地如阿富汗和海地採訪。年前她出版War Games一書，探討國際人道救援的結構性問題，還有人道救援的兩難矛盾與許多「人道主義者」的虛偽。國際人道救援的其中一條金科玉律，是人道工作者會在任何在戰爭或政治衝突當中維持中立（neutrality），也即是不採取任何立場，將自己的角色與責任縮小至分發物資或向非戰爭單位（non-belligerent）以及難民提供福利。書中最深刻的批判，與上面的假設例子互相緊扣：Polman認為人道救援機構的所謂中立性，在現實中成為了他們逃避道德責任的借口。

盧旺達大屠殺——善款資助殺人犯

關於這一點，Polman在書中舉出了大量怵目驚心的例子——今年正值盧旺達大屠殺二十周年紀念，而許多在九十年代中期有留意國際新聞的人，或許會記得新聞片段中經常有盧旺達與扎伊爾共和國（今剛果）邊界戈馬難民營（Goma Refugee Camp）的畫面。Polman在內戰結束後不久到訪收容盧旺達難民的戈馬，驚覺這場史上最失敗的人道救援，竟然吸引了世界各地大小慈善團體來扎伊爾共和國，爭先恐後為難民提供服務；這一家可以分配給難民的米飯較多，另一家就以更暖的毛氈吸納「客人」。

最叫人心寒不已的一點，是雖然各大人道團體割據難民營，在營內真正有實權的，是在盧旺達國內於短短三個月內殺掉一百萬圖西人（Tutsi）的胡圖族極端分子。因為中立性的鐵律，這些人道團體照樣向劊子手提供救援物資，卻完全沒有辦法管理營內行政與治安。由於營內犯罪率極高，人道救援人員在入黑後都不敢留在營內，被迫聘請胡圖族人作醫院夜更護士；但醫院因此離奇死亡不絕，病人經常無故失蹤，次日牀上躺的換上胡圖族極端分子首領的親戚或其中一個妻子。很多職員都知道這些胡圖族首領會趁入夜，將不肯合謀屠殺圖西族的「胡圖叛徒」從醫院拖出來處決，但沒有任何團體敢吭聲。這些胡圖「難民」甚至威脅到扎伊爾本身的圖西族人，難民營附近不時發生圖西族被殺害的案件。然而這場人道災難得到全球媒體關注，願意捐款襄助電視畫面中肚子鼓鼓，肋骨突出的孩子的善長太多，為了生存，這些在戈馬的救援團體對於胡圖族「難民」的行為敢怒不敢言。Polman提到，在波斯尼亞戰爭中，聯合國難民署有三成救援物資落入塞族軍隊手中；而國際多年來給予伊拉克北部庫爾德族人的救援，就令逼害庫爾德族的薩達姆政權年賺二百五十萬美元。

有鎂光燈就有捐款慈善市場邏輯

在網上尋找Three Cups of Tea的書評，會發覺這本由三次獲提名諾貝爾和平獎的美國著名慈善家Greg Mortenson所著，關於他如何在遠方的巴基斯坦，為塔利班統治下因極端伊斯蘭教法而失去教育機會的女孩辦學的書，感動了世界每一個角落的人。孩子與教育是希望的代名詞，難怪Mortenson的慈善團體募款易如反掌，願意主動捐款給他在巴基斯坦建校的善長仁翁紛至沓來。Three Cups of Tea成為了國際暢銷書，Mortenson也成為了慈善界的明星，演講與各種活動邀約不斷，更不必談各大開始注重品牌形象與企業社會責任的廠商所開給他和巴基斯坦小女孩的大額支票了。

然而美國調查報道記者Jon Krakauer在年前出版的Three Cups of Deceit，說的又是一個截然不同的故事。Krakauer明查暗訪之下，發現Mortenson的許多故事只屬杜撰，他在巴基斯坦建的「學校」許多都位處偏遠地區，根本沒有孩子會去那裏上學，所以大灑金錢起的「校舍」多是方圓十里不見人的空屋；Mortenson本人被塔利班綁架八天的故事純屬子虛烏有，而他的慈善組織大部分的金錢，都用在媒體關係和市場推廣之上（包括讓Mortenson飛來飛去募捐）；為此，他們更在團體的公開財務報表上造假帳。

Mortenson自然是任何行業都可能出現的害群之馬，然而雖然實質數字難以估計，但國際人道救援事業涉及數額之龐大，Polman和Krakauer肯定同意，Mortenson作為受益人也肯定一清二楚。根據Global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2013年報告的數字，全球救援金額達到180億美元，當中近88%由國際機構或非政府組織發放。在有媒體關注，有鎂光燈就有捐款的市場邏輯下，人道救援被扭曲到了極致，除了養肥了想分一杯羹的機會主義者，也害苦了一些被利用的受害者。書中Polman描述了塞拉里昂內戰後，各方爭相「認購」塞拉利昂斷肢小孩的情形。這些截肢者是塞拉利昂內戰的「商標」，於是許多美國人，那怕是好心的也好，利益至上的也好，都在塞拉里昂或買或騙的帶這些小孩到美國去，讓好心人收養。我也想起自己曾在波斯尼亞，聽一個經歷過九十年代戰爭的中年婦女說過：「不時會有救援機構空投物資，但有用的東西都給有辦法的人先堵住了，再在黑市以天價賣出，沒有家人在外面寄外匯回來，真正的食物是拿不到的。我試過被分發到比利時巧克力，雖然過了期，但一看就知道很高級。」給快餓死的波斯尼亞人空投巧克力，給索馬里人送去滑雪手套，可見人道救援行業會利用市場邏輯賺錢，卻因為難民不是消費者，新自由主義標榜的「有效資源分配」卻沒有發生。

新自由主義經濟與慈善團體

Polman大力批評人道救援中一個很重要的現象——contract fever，或者沿用樂施會前行政總裁Nicholas Stockson所用的字眼：道德經濟（Moral Economy）。大型的人道災難成為了這些救援團體眼中千載難逢的機會，各大小非政府組織開始用千萬廣告費、市場推廣費來獲得捐款的跨國公司或政府的一紙合同。在這場追逐當中，被利用來獲得媒體青睞的永遠都是戰爭受害者，被扭曲的資訊蒙蔽的永遠是大眾。

我想起Naomi Klein的The Shock Doctrine一書。書中講述芝加哥學派如何掌握災難經濟，在一個地方經歷天災人禍，百廢待興之時，將新自由主義的一套直接移植到該地，大搞公共事業私有化，例如在颶風卡特里娜後的美國新奧爾良，就連公立學校都被廢除，教育也成為了「產業」。今年年初，當烏克蘭的Euromaidan運動吸引了整個世界的目光之時，波斯尼亞也發生了大型示威活動，導火線是國營企業私有化。在災難過去，戰爭結束後，國際社會的人道援助也隨記者的離開而萎縮，新自由主義在重建過程中成為了顯學，反而令貧富懸殊加劇，失業率高踞不下。這就是九十年代戰爭後，波斯尼亞的故事。在這些國家最需要外國幫助投資政府基建等公共資源時，西方社會的回應卻換上了世銀、世貿、IMF與私有化。道德經濟與災難經濟齊驅並進，令這些國家永遠走不出拮据困境。

早前人道救援組織終於能夠將物資運往位於敘利亞大馬士革，那裏有因為政府軍與反政府軍劃地對峙而連續數月斷水斷糧的Yarmouk難民營。新聞照片中數萬名衣衫襤褸的難民在排隊領取物資，照片中所見的難民營是一片頹垣敗瓦，滿目瘡痍，數千人早已等不着救援來到，活生生餓死。那麼，不知你們將如何回應我最初問的那個問題？歷史留下了太多解不開的結，許多「do-gooders」變成了殺人者的幫兇可能亦是不由己；根據許多人道救援機構對Linda Polman指控的回應，似乎在金融風暴後，世人對國際援助方式的確多了反思，也多了對於人道工作的指引與守則。唯願我們能夠在歷史中學習。

文 陳婉容

編輯 蕭麗雯

陳婉容 - 新疆的「巴勒斯坦化」

星期日生活   2014年3月16日

【明報專訊】兩星期前雲南昆明火車站發生大屠殺，據說是東突組織疆獨分子所為。屠殺發生後，藏人作家唯色摘錄了長期研究新疆、西藏問題的作家王力雄在Twitter上的評論，結合成文章，標題怵目驚心：「新疆『巴勒斯坦化』」。王力雄寫維族孩子每晚收回當局規定懸掛的中國國旗時，必定先丟在腳下踩一遍；他認為如果民族仇恨延伸至孩子身上，就是全民同仇敵愾了。「巴勒斯坦化」就是王力雄對這種「民族主義的充分動員和民族仇恨的廣泛延伸」之象徵性統稱。

在大屠殺發生後，筆者上了幾個大陸最熱鬧的網上討論區，看看中國網民如何理解維族分離主義，還有吉普車撞天安門金水橋和昆明火車站屠殺（甚至馬航失蹤事件）等恐怖主義事件。果不其然，其中一個最熱門的討論以一名網民的提議開始，他認為襲擊的目的是要中國人感到不安全，覺得任何一個中國大城市都有可能發生昆明事件；而他提出的對策無獨有偶，正是「中國必須要實行以色列的摩薩德政策」。摩薩德（Mossad）是以色列的情報機關，在以色列立國不久的1949年成立，跟俄羅斯的秘密警察KGB一樣，以手段兇殘監控嚴密聞名於世。摩薩德最著名的一着就是「敵不動我先動」，是「把所有不穩定因素都消滅於萌芽狀態」的極致。維漢如果繼續對立，會否真的變成東亞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繼續各自朝國家恐怖主義和恐怖主義走往，以暴力對抗殺戮？重讀已故巴勒斯坦裔學者薩依德關於以巴關係的訪談錄《文化與抵抗》，讀及薩依德對恐怖活動邏輯的觀點，更覺巴勒斯坦之於世界，與今日新疆之於中國，如同鏡像。

殖民主義在新疆

據大陸學者王柯在《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中所述，清王朝在1759年征服新疆，次年乾隆帝就表明新疆「當以滿洲將軍大員駐守」，天山南路各地區的大臣全部都由滿人和蒙古人出任。清王朝把新疆當作軍事自治領地來統治，同時希望把這些少數民族勢力吸收到滿人陣營，對漢族人形成牽制。新疆的管治手段跟漢族地區完全不同，有獨立的地方政府架構，清王朝「因其教不改其俗」，保留了宗教學者作為社會領袖的制度，新疆流通的貨幣又跟漢族地區相異，種種措施都是為了將維族和漢人區隔。所謂「泛突厥主義」興起的背景，正是俄羅斯在1880年代取得關稅優惠後，跟維族的商業交流愈來愈頻繁；一群維族中產階級興起，海外留學開始盛行，但留學的地方都是俄羅斯韃靼地區（如克里米亞汗國、喀山汗國）或唯一一個由突厥人主導的國家土耳其。這些和其他「受統治」韃靼族群之間的交流，造就了所謂泛突厥主義的興起，為三、四十年代兩次東土獨立運動，還有今日的新疆分離主義運動提供了背景。

1949年新疆仍有九成人口為維吾爾族，隨着「開發大西北」等國家工程上馬，漢族大規模遷入新疆，現今新疆維族人口只得四至五成。漢人壟斷了主要經濟活動，在新疆只有懂得漢語才找得到比較好的工作，維語自然因為它沒有「實用性」而被邊緣化。維族「自治區」的高級幹部幾乎全都是漢人。維族公開進行宗教活動，經常被地方官僚騷擾。開發大西北的西氣東輸工程，將新疆、鄂爾多斯和青海等地生產的天然氣輸往長三角地區，然而抽的雖然是新疆的地下資源，但維族百姓用氣比漢族地區的人要貴，而且連天然氣公司的註冊地址都還不是新疆，而是在上海。

中國政府喜歡吹噓自己對新疆所進行的是「開發」而非資源掠奪，與薩依德在《文化與抵抗》中描述的，把巴勒斯坦人視為「隱形人」的以色列，如出一轍。跟以色列一樣，中國政府把自己描述為「英雄式的開拓者」，把維吾爾族人「遊牧化」，貶抑他們的文化與中央「開發」他們的土地前的生活方式，為漢族在新疆土地上無止境的擴張和發展正名。

疆獨恐襲是中國的九一一？

中國政府認為東突疆獨分子，尤其是所謂東伊運（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East Turkestan Islamic Movement／ETIM）挾着泛伊斯蘭世界的支持，有鄰近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塔利班提供武器和訓練，車臣和巴勒斯坦等地提供真實游擊戰鬥經驗等，在輿論中建立起一個與中國對抗的泛伊斯蘭世界。事實上，在「九一一」事件之後，中國政府一直希望利用美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打反恐戰作為口實，為自己對境內新疆分離主義（他們將這種分離主義跟伊斯蘭極端主義完全畫上了等號）的打壓正名，將維穩提升到「反恐」的層次。在中國有說法認為雲南大屠殺是「中國的九一一」，然而在中國疆獨運動的語境下，疆獨分子在中國的恐怖活動，相對九一一的襲擊，仍然是零星而不含太多意識形態的暴力展示。

知識型恐怖分子

巴基斯坦著名學者阿馬德（Eqbal Ahmad）認為「恐怖主義是窮人的B-52轟炸機」，在《文化與抵抗》中，薩依德雖然對阿馬德的觀點表示認同，卻不認為這種說法能夠套用在九一一之上。他認為有必要區分「九一一恐怖分子」和「一個執行炸彈自殺攻擊任務的巴勒斯坦青年」——後者在以色列所造成的惡劣環境中生活，經歷過貧窮，歧視與種種制度化的不公道，也許亦曾親歷過同胞或親人受到傷害，而他訴諸恐怖主義，完全源自對於生活環境的絕望。然而九一一的恐怖分子並不一樣，因為「它的策劃者顯然不是絕望和貧窮的難民營居民，攻擊世貿中心和五角大樓的人顯然都是中產階級，教育程度高得有資格在佛羅里達讀飛行學校，而且懂英語」。薩依德認為九一一所展示的，是一種極度政治化的伊斯蘭主義，可能是報復美國在波斯灣戰爭中玷污了伊斯蘭神聖的土地科威特，可能是報復美國多年來插手伊斯蘭世界，是一個完全無宣示性的宗教狂熱活動。

那麼新疆的恐怖主義又是哪一種？薩依德對於九一一與巴勒斯坦抵抗運動的觀察，遙遙響應了許多研究中國的學者對新疆分離主義活動的看法：哥倫比亞大學的著名漢學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認為中國完全誇大了疆獨分子帶來的恐襲威脅，他認為中國官方給出的「恐襲」數字水分甚高；在研究中東的智庫Middle East Institute撰文的學者Dru C. Gladney則認為中國政府加諸於「疆獨分子」頭上的「恐怖襲擊」，絕大部分都不過是零星的社會騷亂。至於疆獨分子是否必然與鄰近地區的恐怖分子有聯繫？中國政府指疆獨分子與巴基斯坦塔利班過從甚密，然而許多專家都反駁這種說法，人權觀察的調查員甚至說東伊運早已經不再活躍（在兩年前已經在美國的恐怖組織名單中被除名），然而中國政府依然將許多社會動亂的責任加諸東伊運之上，不過是試圖利用這些誇大的數字來加強對新疆維吾爾族的打壓。

維漢分裂？無所指的恐懼

在雲南大屠殺後，朋友傳來數個中國最熱鬧的討論區，看後不得不驚嘆於中國維穩語言之愈趨成熟和精細。不少大陸民眾歌頌漢族與維族同胞之間的友誼，一邊稱讚維族同胞「絕大部分善良樸實」、說「不少維族同胞都譴責疆獨分子曲解可蘭經」，另一邊竟又對於「亂我中華者，一律殺之」的語言表示認同。這種無所指的恐懼既能維穩，又同時弔詭地造就了維漢對立，容許中國政府名正言順地繼續對新疆維族的高壓政策。我對這種與官方邏輯暗合，但又如同精神分裂的想法表示大開眼界，比我熟悉國情的朋友即感嘆：「這正是『和諧』的真諦。」

「高壓統治是反抗要素」

事實如此，沒有人真正知道自己在仇恨誰，太少人真正理解新疆維吾爾族人的處境，或是所謂恐怖主義真正的來源，就把維族人民對於數十年受壓迫狀態的反彈，當作「九一一」式的，形而上的，宗教狂熱式的意識形態宣示。正如薩依德所言，雖然任何形式的恐怖主義都不能接受，但最少因壓迫而訴諸恐怖主義的行為，還是可以理解的。今年2月，著名的維族學者伊力哈木被正式起訴，罪名是分裂國家；然而伊力哈木正是少數不要求獨立，主張在中國的框架內，真正落實維吾爾族人自治的學者。種種打壓措施無助維漢修補距離，只會激發更多暴力事件發生。以王力雄新近文章中的一句作結：「（海外維吾爾運動）把中國的高壓統治當做激發民族反抗的要素，不惜為此付出巨大犧牲，以流血喚醒國際社會關注和同情，等待未來中國發生內亂無暇西顧，那就是實現新疆獨立的歷史時機。」

文 陳婉容

陳婉容 - 一人倒下萬人聲援

星期日生活   2014年3月2日

【明報專訊】在劉進圖先生遇襲的那個異常恐怖的星期三，我們紛紛貼出安裕的文章，把臉書的頭像換成越戰時代美國學生把「They can't kill us all」橫幅懸在窗外的黑白舊照。深夜，我把德斯汀荷夫曼與羅拔烈福主演的All the President's Men重溫了一遍，看他們飾演的《華盛頓郵報》記者如何揭露1974年水門事件內幕。時代冷冽如此，自由血流成河，最終我們竟只能如籠中鳥般互相取暖。

司法﹑紀律部隊也不能仰賴

事發後網上立即流傳去年至今針對傳媒人的暴力事件之數據，原來從《陽光時務》創辦人在去年年中受襲算起，六宗暴力事件無一破案，以香港警方聞名世界的破案率與效率而言，是非常匪夷所思。此際難以不想起Anna Politkovskaya——俄羅斯傳奇女記者、作家，普京最恐懼的異議聲音之一。因為反對第二次車臣戰爭，她接過無數次死亡威脅，包括一次在北高加索被落毒謀殺，一次車臣的傀儡總統面對面出言恐嚇：「你應該要死在莫斯科街頭」。2006年她終被槍手襲擊，伏屍寓所電梯之內，兇手至今仍未伏法。向拿筆桿而非武器的書生抽刃，自是冷血得叫人不寒而慄；然而令人真正絕望的還是傳媒人遇襲，但我們卻明知司法制度、紀律部隊與任何投訴程序都不能仰賴，而行兇者和主使者，都可能永遠不必落入法律制裁。

國際機構「保護記者委員會」（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 CPJ）每年都公布「Impunity Index」（懸案指數），以襲擊新聞工作者的兇徒逍遙法外的個案總數來為國家排名，當中俄羅斯在2013年的排名中，成為最多不了了之個案的全球第9位，而緊隨其後的，是南美洲模範，「最成功經濟體」之一的巴西。去年三月，任職巴西Valedo Aco報的記者Rodrigo Neto在里約熱內盧一家烤肉店吃午餐後，在光天化日眾目睽睽下被槍殺；六天之後，屬同一家報館的一名攝影師在海鮮餐廳用膳時被兇徒從背後槍擊，當場死亡，兇徒坐上電單車疾馳而去，至今兩單兇案都未破案。Neto生前曾經接過多次來自巴西警方的死亡恐嚇，因為他一直懷疑警方在多宗兇殺案中濫用權力，收受利益包庇兇徒，以致多宗有足夠證據破案的兇殺案成為懸案。Neto多年來不顧種種威脅，鍥而不捨地追查，結果他手上的黑材料，成為了自己的催命符。而攝影師同事逃不過一死，不過是因為他聲稱自己知道誰殺了Rodrigo Neto。

手握黑材料成記者催命符

巴西警方本身就被指是Rodrigo Neto案的幕後黑手，對於記者命案的調查過程也馬虎至極。然而傳媒風骨就見於最黑暗時分，當地新聞工作者聲言：「殺人者以為我們會因為害怕而噤聲，相反，他們令我們每個人都成為了Rodrigo Neto。」他們自發成立了名為「Rodrigo Neto Committee」的組織，除了接手他未完成的工作，繼續追查警方貪污收賄，包庇殺人犯等種種貪污勾當，還自行徹查Rodrigo Neto的槍擊案。美國The Chauncey Bailey Project也是同類的組織，2007年Oakland Post編輯Chauncey Bailey追查一家名為「Your Black Muslim Bakery」麵包店的財政狀况，結果在如常於麥當勞吃早餐後被槍擊身亡，成為美國自1976年來第一位因為報道本地新聞而被殺的記者。為紀念他而成立的The Chauncey Bailey Project徹查該名黑人編輯的死，而且揭露了當地警方草率的辦案手法，經過《六十分鐘時事雜誌》等高調報道，成功將Bailey的故事推上了全國層面，終於迫使警方認真處理Bailey的謀殺案，兩名行兇者在事發後四年後落網。

聲援受襲記者組織抬頭

巴西是對於新聞工作者而言最危險的國家之一，單在2013年就有4名新聞工作者遇害，然而在眾多類似Rodrigo Neto Committee的組織對受襲記者的聲援之下，巴西針對傳媒暴力案件的破案率逐漸獲得改善，今年二月，兩年前在酒吧兇殘地連開六槍殺害政治記者Décio Sá的兇手終於落網並被當局正式起訴。去年巴西法庭也就三件類似案件對行兇者作出起訴，在懸案率長期高踞世界排名榜前列的巴西而言，是記者的生命終於獲得司法保障的一大里程碑。

除例行的遊行靜坐還有什麼？

新聞自由的抗爭終於淌血，我們絕望地問：除了那些例牌的聲援、遊行，還有什麼可以做。《明報》換總編事件一波未平，已然退下最前線的劉進圖被暴力警告，城破了牆塌了，個人的力量真的還有用嗎？有人說明報記者應集資另起爐灶云云，我的記者朋友聞言笑說，明報上下二百多人，每人拿得出數百萬，集得幾億就可以另起爐灶，的確化算。那些「They can't kill us all」的確是某程度上的精神勝利法，但諷刺地是這種鴉片令我們得以返回現實，這句話不是鼓勵被動地等滅聲者殺光全港拿筆桿子跟政府對着幹的人，而是提醒我們回到團結與組織的重要性，能鬥長命抗爭的不是任何個體，是一人倒下萬人聲援的效應。近日見劉進圖任教的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學生，在人文館外掛出「They can't kill us all」的橫幅，「can't」一字的鮮紅與越戰時代黑白舊照形成強烈對比——別再空問今夕何年，時代的責任已經降臨，我們唯一要捫心自問的，是我們有否勇氣與這些有志入行的大學生共同上前承擔。除了那些「例行公事」般的遊行靜坐，繼續調查，繼續追尋真相，繼續用筆桿打一場現實的，血淋淋的仗。緊守崗位，也是一種無聲反抗。

當夜我沿鯉景灣海旁走到事發地點察看，警察封鎖線早已撤掉，三兩傳媒車輛在路旁守候，地上乾淨不帶一點血的殷紅。暮春時分，海旁寒風竟仍是沁入心脾的冷。然而我從不相信我們走不出這片看似無垠的黑暗，有真話的地方就有光。謹此祝劉進圖先生早日康復，並向世上所有不甘沉默的新聞工作者致敬。

文 陳婉容

編輯 簡懿娟

陳婉容 - 舉辦冬奧 普京整治索契手段

星期日生活   2014年2月16日

【明報專訊】時維去年盛夏，我抵達北高加索格魯吉亞一處窮鄉僻壤，探訪一條聯合國國內難民村。二○○八年南奧塞梯和戈里的戰火令許多格魯吉亞人流離失所，這些國內難民（IDP）的安置成為了政府的龐大壓力。我和聯合國的義工走到村中一座兩層高石屎建築前，他們說這座廢置醫院的地牢發生了很嚴重的輻射泄漏，最好不要在附近逗留太久。這時有幾個難民跟我用格魯吉亞語說了一大堆話，義工翻譯說：「他們說這是俄羅斯的陰謀，這村子裏有俄國間諜，這間醫院的輻射泄漏肯定不是意外……」

難民們的陰謀論，教我想起名片「奇愛博士」裏陰謀論滿天飛的冷戰時期。然而這是二○一三年的北高加索，格魯吉亞已經獨立二十多年，也在○三年玫瑰革命後經歷了十年的民主化時期，何以俄羅斯的影響力，仍然如同頭上揮之不去的一片陰霾？俄羅斯在毗鄰多個分離主義地區，位處恐怖活動溫牀的索契（Sochi）舉辦冬奧之舉，正如一面窺視俄國在普京時代「新冷戰」思維的鏡子：索契不過是普京繼續整治這個地區的一種手段而已。

血腥歷史成冬奧成功指標

北高加索地區是俄羅斯最貧窮的地帶，索契位處蘇聯解體以來，歐洲繼巴爾幹半島後最血腥的戰爭地區，毗鄰格魯吉亞幾個有分離主義的省份，包括阿布哈茲共和國（Abkhazia）和南奧塞梯，還有一堆在蘇聯解體時因緣際會下被納入俄羅斯版圖一部分，多數信仰遜尼派伊斯蘭教，無可避免地成為極端分離主義與恐怖主義的溫牀的共和國，包括車臣（Chechnya）﹑達吉斯坦（Dagestan）﹑印古什（Ingutia）﹑卡國（Kabardino-Balkaria）與北奧塞梯（North Ossetia-Alania）。

日前達吉斯坦的遜尼派武裝組織，才公開威脅要血洗索契冬奧，那麼為什麼要在這個位處烽火大地，而且根本不是天然滑雪場的亞熱帶城市舉辦大型活動？那是因為普京的權力之路，正是在北高加索地區的混亂與鮮血之上建立的。沒有這些蘇聯共和國的恐怖襲擊、沒有俄羅斯與車臣延續了十年的戰爭，沒有所謂「伊斯蘭恐怖主義」在俄羅斯國內製造麻煩，普京就無法快速地建立一套完全由中央統領的政治系統，將權力集中到自己身上，也無法豢養出類似希特勒青年團的新納粹組織Nashi為自己抬轎，在國內利用來打壓異己（新納粹組織恐嚇甚至謀殺記者已經不是新聞），而對外方面，這種右翼組織對普京的威信亦有建樹，例如因為英國駐俄大使參與異議團體「Another Russia」的會議而對他發動以月計的攻擊，又因愛沙尼亞（Estonia）移走前蘇聯士兵紀念銅像，鼓動在愛沙尼亞的三十萬俄人製造騷亂。普京利用由車臣製造的恐怖狀態來維持其鐵腕統治，包括在國內對於人權的打壓。在印古什、達吉斯坦等地區，經常性發生綁架、死刑、人間蒸發以及虐待等情况，然而普京對於國外的批評毫不嘴軟：「俄羅斯也希望用文明的方法解決恐怖分子，但我們面對的是披着人皮的野獸。」民主與人權是普京的絆腳石，北高加索的混亂正好給了他極好的機會，把這些障礙一一破除。索契冬奧只是俄羅斯過去二十年「反恐成功」的展覽場地，愈接近那些麻煩的地區，愈證明普京的鐵腕手段有效。

不少人將俄羅斯冬奧與○八年京奧相比，其實不無道理。中國政權的認受性，尤其在八九年之後，都來自於過去二十年的經濟成就，京奧當然是為了展覽中國在經濟層面大國崛起，所以京奧花了400億美元，成為了史上最昂貴的奧運會（直至被索契超越），就是為了進一步鞏固中國光鮮亮麗的形象，將過去二十多年，還有未來的統治合理化。最近二○二○年東京奧運公開了財政預算，還不到京奧的十分一；可見費用高昂的基建，都是那些不必對人民負責的政府才付得起錢去做的，中國如是，俄羅斯如是。

控制格魯吉亞加強國安

索契跟格魯吉亞的分離省份阿布哈茲共和國距離只有三十多公里，絕對不是巧合。索契在一戰後就是俄羅斯紅白二軍和格魯吉亞爭奪之地，後被歸入俄羅斯國土。二○○八年，俄軍攻打格魯吉亞境內的南奧塞梯和戈里，戰爭只維持了十二天，數百人死亡。這場戰爭其實是戰略威脅大於要對格魯吉亞造成真正傷害；然而格魯吉亞到底在這場戰爭成為了輸家，因為俄羅斯成功將其國內的分離省份割走，聲言會「保護」南奧塞梯和阿布哈茲，而且格魯吉亞加入北約和歐盟的機會也因此變得微乎其微，正中了俄羅斯開戰的目的。

格魯吉亞對於一直念茲蘇聯時期共產俄國之偉大，以冷戰思維處理外交的普京而言，有特別的戰略意義：格魯吉亞捲入了千禧後的顏色革命浪潮，從二○○三年玫瑰革命（Rose Revolution）後始逐漸西化，普京恐防格魯吉亞跟歐洲和北約愈走愈近，成為了美國在高加索地區制約俄羅斯的基地；而且普京非常忌諱包圍其國土的東歐烏克蘭﹑高加索格魯吉亞和中亞吉爾吉斯的民主浪潮，被（由美國操控的）民主國家包圍對他的統治而言並非好事。况且格魯吉亞在西方的幫助下，建成了由阿塞拜疆巴庫（Baku），經第比利斯（Tbilisi）一直延伸至土耳其的石油管道，控制格魯吉亞等同同時切斷西方的油氣基建。而索契冬奧不過又是加強對格魯吉亞的控制的幌子，也是俄羅斯在高加索地區加緊國安管制的手段。俄羅斯為了冬奧，在阿布哈茲境內建立了十一公里長的禁區地帶，公然將這個從格魯吉亞半分裂出來的共和國當成自己的國土，格魯吉亞只得反對和表示遺憾，對俄羅斯公然犯境卻無能為力。

無論是格魯吉亞還是前蘇聯的共和國，普京式的處理手段只有三種——鐵腕鎮壓、高速發展與維持穩定。對格魯吉亞，俄羅斯在六年前用上戰爭來加強控制；對於已經與之打了十年仗的車臣共和國，俄羅斯則借用索契冬奧，大舉開發行政中心Grozny，務求將其打造成俄羅斯的杜拜，以金錢來誘惑已經被戰火蹂躪了二十年的分離主義地區；在國內他籠絡宗教與政商界，打壓記者和維權人士，將對於自己萬世功業的反對聲音縮到最小，利用一場體育盛事來告訴世界，在俄羅斯什麼壞事都沒有發生——這個世界的威權政府，用的伎倆都不過一模一樣，是聰明還是黔驢之技，有待歷史證明。

陳婉容 - 在不確定之中抗爭——讀《獨裁者的進化》

開卷看天下   星期日生活   2014年2月9日

【明報專訊】2014年是佔中年。如無意外，這是考驗民主派積累已久之政治力量的一年。佔中運動孰成孰敗有待實踐和觀察，然而如果把佔中想像成一步登天一勞永逸之舉，未免過分天真。如馬嶽教授在兩星期前刊於《明報》觀點版的文章〈選舉威權還是民主政體？〉中言及，香港自1980年代局部民主化以來所走向，甚至《基本法》的憲法框架所指向的，都是一種混雜政體（hybrid regimes），與西方的自由民主政體有一定距離。英殖時期為香港留下了可以媲美西方民主國家的法治制度、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公民社會既有這些可以依仗的體制，恐怕政府要將香港打造成喬治‧歐威爾筆下《一九八四》般的政體，是天方夜譚——香港容不下如此明目張膽的暴政。所謂假民主（pseudo-democracy）、自由的幻象、「馬照跑舞照跳」的歌舞昇平與政治收編，才是二十一世紀抗爭運動最需要提防的。普世經驗與香港社會處境相似互為鏡像，大抵就是筆者讀《獨裁者的進化：收編﹑分化﹑假民主》（The Dictator's Learning Curve: Inside the Global Battle for Democracy）的途中打了好幾個寒噤的原因。

書的作者William J. Dobson是著名網上雜誌Slate的政治版編輯，在2011年中東茉莉花革命爆發，所謂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以銳不可當之勢席捲威權國家之時，他用兩年時間走訪了這些惡名昭彰，但同時政權又看似固若金湯的國度，包括中國﹑俄羅斯﹑埃及﹑委內瑞拉和馬來西亞等，訪問建制內人士和反對派，勾勒出現代政府粉飾太平，維持權力穩定的法門。現代科技發展與資訊流通之便，令自由二字的定義與界線要重新劃定，也令政權維穩的成本大大提高。「民主」即使未如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言終結了歷史進程，到底也成為了連世上最凶暴的政權也未敢全面否定的修辭。於是這些「假民主」政體成為了國際上一道強烈的風景線，顛覆了人們對威權政體的想像。

她們有一副民主的外殼

今日威權政府的關鍵字是維穩，不止中國如是，實質舉世皆然。香港人經常羨慕對岸台灣人有選舉，卻未必知道更專制的國家如伊朗、俄羅斯、土耳其、埃及和委內瑞拉等，居然也是有選舉的國度。普選是否好東西，端視人民能否影響它的操作，魔鬼永遠都在細節之中。許多學者都認為這種半威權政體並不牢固，因為一套政體自有其運作邏輯，新聞自由﹑選舉權與反對派的存在不可能跟獨裁政體長治久安並行不悖；然而從《獨裁者的進化》一書中，不難見到這些政權正在發展一套自己的維穩邏輯和語言。

1. 控制選舉

書中提到去年身故的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曾經不止不害怕選舉會把他攆下台，還樂得選舉為他帶來合法性。查韋斯的手法比大馬更乾淨利落，因為幾乎所有手腳都已經系統化﹑制度化，以致在投票日停電加票箱的事件，幾乎不需要發生。查韋斯把國家選委會的人全部換成自己的黨羽，又運用選區重劃的伎倆，來保證選舉結果一定合乎他的心意。委內瑞拉有一半人認為選舉並不是保密的，而事實上也不是，國內流傳一張稱為「Maisanta」（Maisanta是十九世紀叛軍將領的名字）的光碟，內有委內瑞拉選民姓名住址等個人資料與投票紀錄，什麼時候投了反對黨一票，什麼時候拒絕在支持總統的公投中投票，全部一目了然。一名98歲的老婦突然被政府停掉慢性藥物的補助，是因為她的投票紀錄被公開，而她曾經支持罷免查韋拉的公投。政權根本就用不着在選舉日才來做小動作，即使給了人民投票的自由，他們仍然能夠滲透這種自由，甚至將這些自由據為己用。

2. 控制傳媒

這一點當然是專制國家不可或缺的伎倆，然而北韓那種所有電視和紙上媒體都用來歌頌領導人，國民也不准上網不准出國的情况，即使在中國都不可能出現，也不可能所有媒體都會乖乖地成為政府喉舌；現代假民主明白控制媒體最高明的手段，就是讓他們在恐懼中自我審查。近日索契冬季奧運會開幕，俄羅斯的新聞除了粉飾太平的冬奧消息，都是普京在索契動物園進豹子籠撫摸猛獸之類的花邊新聞。那是因為俄羅斯三大電視台的總監每星期都要跟克里姆林宮的高層官員會面，接收上頭對新聞報道方式的指示；而且每晚的新聞一定要有關於普京的消息，即使他那天根本什麼也沒做過也好。

控制電視便能控制人民

香港近日因為《明報》換總編風波，新舊媒體交替的論爭雀起，然而無論俄羅斯還是委內瑞拉，政府幾乎都只着重控制電視媒體，因為它是最有效果的文宣機器。Dobson訪問俄羅斯的自由派反對團體，問及共產主義與普京主義的差別，現時成為異議者的前副首相Nemtsov說：「普京主義只剝奪你的政治權利，不碰你的個人自由。你可以旅行，想要的話，還可以移民到國外，也可以上網。唯一嚴格禁止的，是電視無法自由經營。電視受到控制，因為電視是最有效果的意識形態與文宣機器。而共產主義既阻擋個人自由，又禁絕政治自由……」早前香港電視失落免費電視牌照申請，鬧出一場媒體風波；揭露內幕的顧問最終也因為看似不相干的投訴而辭職，整頓傳媒必然要從電視開始。

3. 收編反對派

收買反對黨有時用不着用利益，反對黨人會自我解除武裝，尤其是失敗已經成為常態之時。Dobson在穆巴拉克時代走訪了埃及最歷史悠久的左翼反對黨進步公會黨（Al-Tagammu Party），當時正值他們經歷國會選舉的慘敗，當Dobson以為黨主席會表現憤慨之時，這位黨主席卻淡然回應：「我們輸習慣了。」他也沒有什麼扭轉頹勢的方法，反而用了許多時間大罵另一反對黨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埃及的反對派被壓抑了數十年，早就失去了求變的動力，「大佬」文化盛行，黨中青黃不接，而且他們對新晉的、沒有黨派包袱的青年社運人士沒有好感，茉莉花革命爆發之時，這名進步公會黨的黨領袖說，到解放廣場叫囂的青年人都是瘋子，不必當一回事。在委內瑞拉，就是因為反對黨無能，才令查韋斯有了崛起並掌攬大權的土壤。

反對黨的自我墮落

反對派凋敝而且經常陷入內鬥，埃及的社運青年於是另起爐灶，刻意跟這些大佬政黨保持距離。不過他們的目標並非打倒所有舊的反對黨派，不是自立「唯一真正反對黨」的旗號，而是利用學生身分的純粹，將反對聲音重新聚集起來，把矛頭指向穆巴拉克的獨裁政權。筆者曾經撰文批評這些青年軍還是流於短視，沒有在民主政制中參政的準備，然而在召集人民的力量方面，2011年的開羅解放廣場證明他們成功了。

威權統治真的固若金湯嗎？

穆巴拉克穩坐總統之位30餘年，最終還是被推翻；突尼西亞的本阿里政權也曾經是中東和北非最穩定的政權之一，原來卻敵不過一個自焚青年燃起的怒火。這些政權真的固若金湯嗎？捷克天鵝絨革命、格魯吉亞玫瑰革命等顏色革命等，都叫人重新反思非暴力推倒政權的可行性。北韓政府從來不必過分擔心所謂認受性，它完全不容許反對聲音存在，所謂認受性多存在於槍杆子之下；然而新一代的假民主不一樣，他們依賴社會組織之間一種不成文的合作存在，聯繫其中的有大量政治與經濟利益。

平民百姓對於動亂的恐懼，亦似乎是許多政權維持權力的重要因素——《獨裁者的進化》一書似乎非常推崇塞爾維亞在2000年大選後推翻前總統、「巴爾幹屠夫」米洛舍維奇的青年運動，就是因為它有嚴密組織，有整盤計劃，幾乎如軍隊一樣有策略，不暴力而且不流於盲動。歷史告訴我們不能夠全盤否定暴力抗爭，然而非暴力在對抗這些假民主／混雜政體特別有用，自有原因——被視為茉莉花革命「理論推手」、其著作《從獨裁到民主》被全球社運青年視為必讀書的學者Gene Sharp認為，「（非暴力鬥爭）是民眾和社會的各種機構用心理的、社會的、經濟的和政治的武器進行的……一切政府只有在它們從民眾和社會機構的合作、屈服和服從取得它們所需要的權力來源，才能實行統治。與暴力不同，政治反抗最適合於切斷這些權力來源。」

自由與獨裁均事不關己？

作為香港第一場有策略、有組織的大型非暴力抗議行為，佔領中環受到的攻擊，幾乎是前所未見的嚴重（可恨的是攻擊有來自建制，也有來自其他反對黨派的）。目睹傳媒一個接一個被整頓，類似俄國普京豢養的新納粹黨派Nashi的幾個「激進建制派」崛起，除了徒嘆香港已病入膏肓，還有什麼可以做？國際事例與歷史告訴我們，新一代的獨裁，尤其是要維持自由幻覺的獨裁，總是以我們以為不關己的情况出現：報館倒下，有人認為還有新媒體；沒有港視，還是有無綫和亞視，台慶還是可以笑嘻嘻看完的。香港和中國還是進步的經濟體，我們並沒有餓肚子，沒有必要那麼激進。猶幸香港的學生運動並沒有因安穩而停步，我們見證了八、九十後社會運動力量的崛起，在主流政黨以外的進步﹑獨立力量由反高鐵始生根成形。然而生活在這個歷史浪潮當中的，並不止八九十後的青年，數十年後若有人問及，你在那個還有一點自由的年代，為社會做了什麼，但願我們都可以無愧於心。

文 陳婉容

編輯 胡可欣

陳婉容 - 若曼德拉是英雄，阿拉法特呢？

星期日生活   2013年12月8日

【明報專訊】曼德拉走了，終年九十五歲。

高山仰止的偉人殞落，舉世同表哀悼，所有媒體的訃文對這位南非自由鬥士都是一片讚歌，電視新聞上重複播着曼德拉出獄時受到的夾道歡迎。案頭上那一本二手的。書脊上折痕纍纍的曼德拉自傳Long Walk to Freedom，就如此被壓縮成三分鐘的新聞畫面，彷彿曼德拉的一生可以用簡單而直白的三個形容詞概括：「奮鬥」、「堅持」、「成功」。曼德拉跟馬丁路德金一樣，在我在書本與名人傳記中初識何謂不公義的童年時代，是我舉目仰望的偉大人物。也許生來有理想主義基因的人，總是特別無法忍受差別與歧視，對於弱勢有着無可救藥的同理心。而今時今日，曼德拉的確跟馬丁路德金一樣，成為了道德感召的代名詞，偉岸的，理想化的，不可觸及的聖人典範。

在對曼德拉的一片歌頌聲中，不少阿拉伯世界的媒體都登出曼德拉跟前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的合照，認為兩位英雄與鬥士，終於可以一同安息。這當然是阿拉伯媒體獨有的現象，西方媒體至今依然將阿拉法特打為恐怖組織頭目。2004年，阿拉法特因病離開巴勒斯坦，前赴法國治病，終歸客死異鄉。阿拉法特的死因，至今依然備受爭議，巴勒斯坦人至今相信阿拉法特是為以色列所害，事實上也有不少證據證明阿拉法特是被刺殺而死。今年七月瑞士放射性物理研究所Radiophysique指出，阿拉法特死於一種高劑量放射性物質釙-210，而他穿過的內衣上發現的釙-210分量，多得足以殺死20人。

稱阿拉法特是自由鬥士

阿拉法特離世，曼德拉當時發表的悼文如下：「阿拉法特是這個世代其中一個最出色的自由鬥士，終身為巴勒斯坦而戰。我為他和其人民的願望尚未實現而感到傷感。」彼時澳洲總理霍華德說的，卻是「我相信歷史將會嚴厲審判阿拉法特」。在國際社會對阿拉法特的一片鞭撻之聲中，曼德拉是極少數對阿拉法特有正面評價的國家領袖。

同被西方國家標籤恐怖分子

其實不難理解阿拉法特與曼德拉惺惺相惜的情誼——二人皆終身對抗一個種族主義的政權、二人都曾經用過暴力手段對抗壓迫，二人都曾經被標籤為恐怖分子。六十年代，聯合國曾帶頭制裁南非，以圖迫使南非放棄種族隔離政策；然而英美在南非有經濟利益，各家大廠也在享受在南非黑人比白人廉價八分一的工資，自然不願支持。當時不少非洲國家已參與抵制，但對南非經濟影響微乎其微。在西方因為固有利益，不願意支持南非反種族隔離運動之時，阿拉法特所屬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利比亞前總統卡達菲與古巴領袖卡斯特羅，都為曼德拉成立的政黨「非洲人國民大會」（The 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提供過金錢援助﹑武器與訓練。受卡斯特羅影響，非國大在1961年放棄「非暴力不合作」原則，由曼德拉率領武裝組織民族之矛（Umkhonto we Sizwe），試圖以「遊擊戰略和恐怖活動」推翻白人政權。及後曼德拉被捕，白人政權恃着冷戰時期的盟友英美撐腰，遲遲不肯釋放曼德拉；而曼德拉當時跟卡達菲、卡斯特羅和阿拉法特一樣，是戴卓爾和列根口中的恐怖分子，絕非所謂改變世界的偉人。直至2008年，美國才將曼德拉和非國大從恐怖組織名單中移除。

兩極的評價世人認同的價值

曼德拉與阿拉法特同樣用過暴力手段，以圖達到目的，他們在歷史中得到截然不同的評價，分別大概只在於歷史對他們所追求的目標有否成全。1977年，通用汽車董事之一，非裔美國傳教士沙利文呼籲開展公民抗命，堅持通用汽車對所有種族的員工實行同工同酬，並且對南非政府下達兩年內釋放曼德拉的通牒，否則他會盡其所能把所有美國公司從南非撤離。同年美國境內的大學生反隔離運動陸續開展，學生團體紛紛要求大學從南非撤資，南加州大學就從南非撤出逾三十億美元。1986年，撤資運動之波瀾壯闊終令列根政府通過反種族隔離法案，對南非實行全面撤資及經濟制裁。八十年代末期南非經歷巨大資本外流，白人政府已是強弩之末，經濟問題迫使南非與國際社會談判，種族隔離制在1993年終成歷史。今時今日，國際社會針對以色列種族隔離政策的杯葛﹑撤資及制裁運動（Boycott, Divestment and Sanction Movement, BDS)，正正是模仿南非撤資運動的翻版。以色列的政權在美國支撐下，看似固若金湯，然而當時的南非白人政權看來也是堅不可摧。當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的壓迫，也隨着歷史的潮流而去，或許我們可以相信，阿拉法特也終將被平反，甚至擁有跟曼德拉一樣的歷史地位。

將曼德拉跟阿拉法特相提並論，或許是犯了許多人的大忌——當年阿拉法特逝世，出席葬禮的美國高級官員只有一位；然而曼德拉卻被奧巴馬推崇為「屬於千秋萬世」（belongs to the ages）。曼德拉當選總統後對於前白人政權不作清算，且竭力將南非模塑成為種族得以和平共處的國家，無可置疑是高風亮節；然而非國大針對白人政權的恐怖襲擊，例如著名的Church Street Bombing，又的確殺害了不少無辜平民。阿拉法特的爭議性自然比曼德拉大得多，巴解的恐怖活動事迹，由被約旦驅逐後的「黑色九月」到「慕尼黑慘案」，自是罊竹難書。我未必認為阿拉法特稱得上英雄，事實上他似乎缺乏曼德拉的胸襟，巴裔學者薩依德也因為批評他是「暴君」而一度不得踏足巴勒斯坦。然而曼德拉與阿拉法特政治取向的相似，卻叫人為當下世人給他們的兩極評價而莞爾：我們的時代，認同的到底是哪一種價值？

歷史錯置埋沒太多人與事

許多大陸網民感嘆中國不是沒有曼德拉，只是沒有釋放曼德拉的白人總統克拉克（Frederik Willem de Klerk）：「曼德拉偉大，他得了諾貝爾和平獎。我們也有諾貝爾和平獎，誰對他的遭遇感到悲傷？甚至於有幾個人記得他的名字？……」早前又讀到高耀潔醫生在美國生活的報道，將半生奉獻給中國的愛滋病防治運動的她，晚景孤清淒涼；劉曉波的妻子劉霞在長年的軟禁和監視之下，患上嚴重抑鬱，卻不敢求醫。在夜涼如水的冬夜，見朋友在臉書上寫曼德拉：「又一個偉人走了，如今仍在世的偉人有多少？」我暗自思忖：也許所有的偉人都需要一個時代來成就。有那麼多曾為公義大力呼喊過，犧牲過的人，在歷史的輾轉之間，寂寂而終而無人問津。對於那些無法蓋棺論定的當下，我們都懂得說「歷史自有公論」——這句話在這個用血與淚鋪墊的時代，卻又不免顯得如此輕浮。曼德拉的光芒無法否定，然而歷史有太多人與事的錯置，所埋沒的，容不下一句「如果」的一切，總教人如此唏噓。

文 陳婉容

編輯 莊東成

陳婉容 - 以宗教之名……指不指點江山

星期日生活   明報   2013年9月8日

近來反佔中陣營悍將傾巢而出，繼宗教領袖聖公會大主教鄺保羅公開以「普選不是靈丹妙藥」反對佔中後，播道會港福堂的牧師吳宗文又出來叫信徒不要受西方個人主義的邪風外道影響，因為《聖經》沒有教導我們要公民抗命，所以佔中並不可取。

這些宗教領袖跟我讀的可能不是同一本《聖經》，因為據《新約．四福音書》記載，耶穌到了耶路撒冷聖殿，見到販子在聖殿裏大搖大擺做生意，隨即勃然大怒，拿起鞭子就把所有攤子打翻，把販子和他們賣的牛羊鴿子統統趕了出去。

耶穌後來成了羅馬皇帝的眼中釘，這事也成為了把他送上十架的重要罪狀。如果這不是挑戰權威，我倒不知道什麼才是。

後來我一直不好意思坦白，十年前我也短暫去過同一教會某港島區教堂的崇拜。彼時是教會老校的中學生，對基督教尚在半信半疑的摸索階段。去該教會除了因為位置方便，也因為教堂看起來夠簇新氣派，還經常看到明星來做崇拜。十年前的香港政局一樣波譎雲詭，當時還叫「掃把頭」的葉太正在硬銷二十三條，在風波裏我愈發懷疑，這樣的教會到底是不是我要去的地方。戕害自由的刀已經架到頸上，會訊卻建議七一當日信徒們最好休養生息，放心讓耶和華「為我們爭戰」。而幸好我血液裏沒有這種聽話的基因。

教會的政治力量

那些年疫症肆虐經濟低迷，人人在災難裏自然地尋求宗教慰藉，造就了基督教在香港大舉復興，一時間去佈道會聽道成為了周末活動。十年之後，宗教熱潮消退且全城政治化，然而佔中與反佔中陣營都有宗教領袖；即使在香港這個宗教色彩不明顯的金融之都，宗教與政治割裂也成為了不可能的事，主流教會的政治影響力亦不容小覷。

去年因癌症逝世的美國著名作家、記者與新無神論（New Atheism）推動者Christopher Hitchens（暱稱Hitch），曾經帶病跟篤信天主教的英國前首相貝理雅辯論過一條有趣的題目：「宗教是一股導人向善的力量。」Hitch在辯論中提到，一旦我們認為天上有神聖的主宰，我們便成為了受眾（subjects），而且是有病的，需要被救贖的受眾，宗教於是對人有了一種神聖不可侵犯的制約，形成一種屬天的獨裁（celestial dictatorship），或者按他的說法：「a Divine North Korea（神聖的北韓）」。如果我們需要醫治或救贖，要攀至彼岸或天堂，就必須揚棄獨立和批判思考的能力。

包括Hitch在內，沒有任何人的觀察能夠概括所有教徒，例如黑人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就是基督教牧師，而他不見得放棄了批判思考的能力，也沒有白白等着神來救美國黑人出埃及。然而把Hitch的論點往前推進，如果宗教讓人放棄思考能力，而上帝又不會顯現跟人類開口說話，那麼教會作為上帝的代言人，就被下放了一部分的神聖權力。這種獨裁的權力如果附庸於政治權力，很容易成為助紂為虐的工具。

主流教會與建制的利益關係

《聖經》記載耶穌在羅馬帝國全盛時期傳教，有人問他，到底應不應該拒絕向羅馬皇帝繳稅？當時耶穌說過一句話：「凱撒的歸凱撒，上帝的歸上帝。」這句話似乎表示了世俗政權與宗教應該被區分開來，然而教會被建制收編，跟政權合作和向權力傾斜的例子，在歷史上比比皆是。隨手拈來俄國沙皇收編俄羅斯東正教為國教，將教會歸入成為國家機器之一；歐洲歷史上不少教皇可以隨意廢立帝王，甚至安插自己的私生子作皇帝。西亞的伊斯蘭教自創教起，就有極深的政教合一傳統；而基督教與西方政治的關係也早已分不開，香港作為前殖民地自不例外。

香港教會的影響力植根自殖民地時代，港英政府跟晚清時期來華宣教的教會合作提供教育和醫療等福利，而且提供種種方便和援助，許多主流教會因此染上親建制的色彩，不敢批評政府和富商。及至一九七、八○年代，幾個最大的教會已經成為了官政商名流的俱樂部，而且聖公會等教會在殖民地早期開辦的學校逐漸成為所謂名校，多年來培育的學生也結成了社會精英網絡，影響了在地化的教會向建制靠攏。香港基督徒學會出版的《香港教會與社會運動》，也清楚指出八九民運以後，教會向紅色政權傾斜的態度。兩年前某著名牧師在「全球禱告日」高調要會眾拍手歡迎「基督徒高官」入場，而且形容他們為「耶穌的代表」（我想像耶穌一定氣得半死）；又有教會不肯為無辜鋃鐺入獄的大陸維權人士禱告，卻禱告感謝上帝令中國富強，火箭升天之類。至於教會牧師在立法會選舉中為建制派議員背書，甚至公開引導信眾投票，利用宗教賦予他們的制約力左右選民意願，已經是政教勾結成熟期的事了。

教會在殖民地時期是特權階級，尤其一九六、七○年代，港英政府利用教會培養親西方的精英，用以壓制蠢蠢欲動的左派分子和紅色滲透。然而主權移交令教會必須尋找新的生存空間，而許多主流教會的做法，正是與新政權合作以換取資源。其實主權移交後，由於特區政府銳意實行校本條例，干預教會在制訂學校教育政策的權力，主流教會與政府稍有齟齬；然而這條親建制的尾巴早就甩不掉。政府在反同性戀立法等道德議題站在教會一方，教會又可以利用重新闡釋教義來為威權背書，令宗教成為建制勢力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經常背逆主流民意。

宗教的本質是否就是反動的？

那麼宗教是不是幾乎一定會跟權力同流合污，成為反動勢力？在世俗的民族國家尚未崛起以前，歐洲的歷史就是教權比主權更大的歷史，而一切由查理曼大帝的父親丕平與羅馬教廷的契約開始。公元八世紀，丕平開創了卡洛林王朝，請得羅馬教宗來為他加冕，開始了君權與神權以後盤根錯節的利益關係；後來丕平打敗了倫巴泰人，又將得來的土地奉獻教宗，形成了所謂教宗國，「丕平獻土」是羅馬教廷獲得世俗權力之先。教廷自始成為了歐洲最大的一股反動勢力，擁有龐大世俗利益，君主也以馬基列維利式的思維利用教廷，「君權神授」的觀念塑造了整個歐洲歷史。直至啟蒙運動以後的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初，法國大革命和意大利民族統一運動（Risorgimento）相繼席捲歐洲，教廷的權力被一波又一波的群眾運動淹沒，才逐漸沒落。

很多人喜歡提及的相反例子，是教宗若望保祿二世（Pope John Paul II）聯同列根政府，一同推翻了東歐的共產政權。研究東歐共產主義興衰的歷史作家Anne Applebaum認為，東歐的馬克思主義是崇尚進步的，主張破除一切舊有的傳統與歷史，然而教宗不論有心無意，卻處處提醒波蘭民眾基督教與波蘭的悠長歷史，間接動搖了共產政權。但其實教廷的權力正植根於歷史，與共產政權剛好相反，而且教宗代表的是來自梵蒂岡的天主教核心權力，在地化的歷史並不深厚，可以跟政權保持距離的空間自然較多。况且根據社會學家Max Weber說法，資本主義的興起根本與基督教道德觀有莫大關係。教宗與西方資本陣營的意識形態親緣性自然強得多。

反宗教論者如Christopher Hitchens認為宗教對人類社會有害，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點是因為宗教與權力的關係太密不可分。然而基督教教義與歷史，本身是一股極之進步的力量，例如摩西的出埃及記足證世俗政權絕非不可侵犯，造就了後來許多政教對立的例子。只是在地化的教會經常因應當地的政治氣候變化被收編，難以就此斷言宗教在本質上是一股反動勢力。

兩星期前，我去了約旦河畔的伯大尼。根據《聖經》記載，約二千年前在這個地方，施洗約翰為耶穌施行浸禮，耶穌自始踏上了短暫的傳教之路，基督教與眾生開始有了一點世俗的聯繫。按照宗教的說法，是人類和神之間因為耶穌而再次搭起了一道互通的橋樑。即使我不曾被宗教感動，這樣跨越時空的意象依然叫人驚歎。約旦河的水本身就渾濁不清，世俗的手要再渾水摸魚，為它添加一點泥濘，可能還是可以逃避世人的耳目。

在世俗社會，宗教團體可以是公民社會的有機部分，例如沒有國教但基督教傳統深厚的美國，就相對體現了普世精神如自由民主與宗教權力的健康融合。教會可以有效支撐公民社會，成為一股社區甚至社會的自治力量，香港也早就有新興基督教團體批評主流教會依附建制，嘗試回歸基督教教義裏，對建制存有批評懷疑態度的精神。歷史上末世說盛行之時，打着宗教之名指點天下的總是特別多，但我想這個關係是辯證的——是我們對社會的盼望已經漸漸被磨蝕，香港才落得一片群魔亂舞之末世景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