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將至，貼一篇12年前的舊訪問，長達12000字。2008年此篇被選入《底層》英文選本《吆屍人》。由於《吆屍人》的暢銷，並被轉譯成近30種文字，「吳國鋒之死」也在西方廣為人知：......右胸的槍眼是致命的，經驗傷，是手槍近距離射擊；另外，肩膀、肋骨、手臂也有槍眼。你看這小肚子上邊，一刺刀扎進去，然後拉下來——這個職業殺手使出吃奶的力氣，所以這條口子有七、八公分長，裏面的腸子全部攪碎了。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大夫分析，可能是國鋒前後連中幾彈都沒死，劊子手就動用了刺刀。吳國鋒兩個手心有極深的刺刀劃痕，肯定是他痛極掙扎，本能地伸手握住刀刃時留下的。
天安門父親吳定富
採訪緣起
約大半年前，我隨劉曉波去拜訪神往已久的丁子霖和蔣培坤，臨近告別，丁老師寫了一張小卡片遞給我，說：「你能抽空去看看這對夫婦嗎？要不，打個電話也可以。你們是同鄉。」
我沒有鄉土觀念，卻覺得應該不負所托，去了解一下這對在六四屠殺中痛失愛子的父母近況，給丁老師一個回覆。返成都後，我三次撥通了028---82510512的住宅電話，卻沒人接，於是就耽擱了下來。
光陰悠忽，轉眼就幾個月。這期間，我跑了若干地方，追訪了若干冤案；還經歷了又一次婚變，又一次逃亡，已疲憊不堪，可丁老師的囑托始終壓在心裏。為了釋懷，我於2005年5月17日又打兩次電話，終於聽到了吳定富先生的聲音！地道的新津方言。當他知道我是丁老師的朋友時，即盛情歡迎「去家裏坐坐」，還一再詢問丁蔣二位老師的身體好不好？最近出門方便否？
我支支吾吾，卻敲定了訪問時間。
在丁蔣兩位老師編纂的《見證屠殺》的書裏，吳定富、宋秀玲有一小段證詞，並配有兒子吳國鋒慘遭殺害的遺照——我反復地端詳，憤怒竟如十六年前那般新鮮。而窗外高樓林立，日影昏沈，飯粒似的人群被商業時代的口腔越嚼越含糊。我想，1989年6月4日淩晨，我三十一歲，正在家裏朗誦詩歌《大屠殺》；可在北京街頭，一個叫吳國鋒的不滿二十一歲的大學生，僅僅因為記錄歷史的熱情而連中數彈……
一顆流星劃過天穹，人們大約不會去追究十六年前的流星是否與眼下的一樣？
2005年5月19日上午11點，我行色匆匆，搭一輛破舊客車，從成都西門出發，於下午兩點抵達新津車站。花三元錢雇一輛人力三輪，穿越半個城鎮，就攏五津鎮模範街嘉寧公寓。我左顧右盼，尋找「A幢4單元4號」；兩扇鏽鐵門內，四個髒兮兮的婦人正打麻將，見了我，竟邊搓牌邊齊刷刷地轉臉。其中一戴紅袖章的胖大嫂喝問：「找哪個？」
我不予理睬，徑直登單元樓梯；待胖大嫂起身追趕，我已上了二樓。一個大鼻頭男人笑著俯下身子：「老威？」
我習慣性微笑點頭。接著，頭發斑白的天安門母親宋秀玲也出門相迎。
我眼前是一個日趨頹敗的家庭，四壁徒然，舊家具和舊人在其中無比黯淡。然而迎門之處，夭者吳國鋒的黑白照片卻格外鮮明，那眼鏡片裏永恆的笑意，如星辰，如朝露，激發我對如夢人生的陣陣追憶。正發楞，吳父卻請我落坐，上茶畢，我唐突地問：「可以採訪嗎？」
「丁老師的朋友，可以，」 吳父揉一下大鼻子，爽快作答。「況且，兒子死了，全家的希望早破滅了，沒啥值得怕的。」
我掏出錄音機。吳父又說：「我們在幾年前，就站出來接受過海外電臺的採訪，不過時間太倉促。你算第一個登門來訪者，不知從何說起呢？」
「從小時候說起。」
「太耗時間了。」
「放開講，有的是時間。」
此時，樓外傳來一波波孩子們的喧嘩。「下課了，」吳母喃喃道，「吳國鋒在這後面上過小學，他的班主任至今還沒退休呢。」
正文
吳定富：我們一直在家等你呢，老威先生。
老威：在丁子霖和蔣培坤編著的《見證屠殺》裏，我讀到過你們一小段文字——這種回憶太痛苦了！可我目前做的，就是記錄痛苦，人家講不下去的事，我還煞費心機地挖。
吳定富：我們老了，又死了兒子，所以不用你挖，我們也願意講。至於怎麽講得透，老威你有經驗，就開個頭吧。
老威：盡可能完整一些。
吳定富：那我按時間順序，從小往大說。吳國鋒這娃兒，從小聰明，被他爺爺奶奶當作掌上明珠，他爺爺雖然是拉板車的，卻有些文化，經常把孫兒帶在身邊，一筆一劃，在墻上寫字教他，吳國鋒反應快，記性好，幾歲就看得出是個讀書郎。
老威：你們家幾個孩子？
吳定富：三個。老大女兒，吳國鋒是老二，他上小學就考第一名。由於我們家在新津土生土長，幾代都是勞動人民，家庭負擔重，所以沒有條件去嬌慣娃娃。
我生於1942年，國鋒媽媽生於1944年，那是抗日戰爭的艱難時期，沒想到，日子就這麽一直艱難下來了。政權更叠，似乎有那麽點朦朧的盼頭，我們卻在該長身體的時候餓肚子，窮得沒錢上學。我在1960年初中畢業，還做過社會青年，隨後分配工作，當街道企業的采購員，而國鋒媽媽一直是家庭婦女。
老威：全家生活都靠你的工資？
吳定富：我月工資三十來塊，國鋒媽媽在家做些小手工，比如縫個衣扣，鎖個邊，一天能掙幾毛錢。全家收入加起來，不過四十塊，卻要填五張嘴巴。計劃經濟時代，沒其它生財之道，只好一家人掰著指頭過。一分一厘都要算，連衣褲也是大的穿不得，補上破洞，小的接過來穿。值得安慰的是，吳國鋒聰明，爭氣，年年三好學生，學習成績一直是前幾名，深受老師和同學稱贊。
老威：窮人的孩子早當家吧。
吳定富：由於經濟負擔過重，吳國鋒初中快畢業時，我就勸他考中專，這樣就能提前參加工作，得到鐵飯碗。沒想到這娃兒有心計，表面滿口答應，私底下卻與幾個同窗好友約定，打死不讀中專！就這樣，他以優異的成績升高中，我的盤算落空，只能暗自叫苦。
沒辦法。本來大女兒成績也好，考中專拿飯碗很穩當，結果一家人出於「深謀遠慮」，讓她繼續讀，以為考大學沒問題，結果卻「竹籃打水一場空」，滿大街是名落孫山的高中生，一時找不到工作，只好在家吃閑飯。
兒女都大了，走一個算一個吧，我們倆口身體都不好，這輩子就認命了。可國鋒這娃娃把生米煮成熟飯，做父母的只好節衣縮食，硬撐起。好在1980年代中期，社會允許自謀生路了，國鋒他媽就在門口擺了個小攤，賣些日常小零碎，貼補家用。而我在工作之余，要煮飯、洗衣、照顧娃娃們的起居。還憂心忡忡地給吳國鋒敲警鐘。這時他已成近視眼，我就說：「眼鏡哎，你只能背水一戰了，萬一考不上大學，哪個單位肯要你這個書呆子！」
吳國鋒懂事，不頂嘴，還安慰我：「老漢，你放心嘛。」
我說：「你在班裡的成績最多算個中上，咋個叫我放心嘛。」
他說：「老漢你就不懂了。目前才高一，如果學習過於拔尖，老師和同學都會天天盯死你，太累了，沒功夫耍。所以嘛，能過得去就行了。」
我懷疑他吹牛，他卻認真了：「我每科都搞得懂，你若不信，我就在期終考個前三名給你洗洗眼睛。」結果，就真拿到前三名。
老威：做兒子的比父母還沈穩，前途不可限量哦。
吳定富：我們這代父母被政治折騰來折騰去，整個被報廢了，就希望兒女有出息；有時希望過頭了，就顯得癡傻。高中三年，關鍵之關鍵，我們這頭含辛茹苦，他那頭卻心裏有數。到高考前夕，上強化班了，他仍然該學的時候學，該玩的時候玩，弄得我們提心吊膽。有一天，竟然有三門課的老師通知吳國鋒，他可以不上課復習了。我們還以為出啥子事，就立馬找校方，可任課老師卻出面安慰：「老吳，你還擔心個啥？這三門課，你兒子早就精通了，與其讓他在課堂上浪費時間，不如讓他回家養足精神，好趕考。」
1986的夏天，考期到，炎熱無比，考場裡中暑了不少考生。而國鋒很輕松。頭天上午考完，我把中午飯擺上桌，就迫不及待問考得如何？他懶洋洋回答：「不理想。」我心裏咯噔一沈，但為了不影響他繼續作戰的情緒，還強作笑顏說：「沒關系，抓緊休息，下午加把油。」
下午更熱，許多父母都在考場外立等，揮汗如雨。我們差點把心臟病急出來了，國鋒卻視而不見，你要多嘴，他就始終回答：「不理想。」我徹夜失眠，還要做飯，搞衛生，腦神經都要繃斷了。
老威：你還去單位上班麽？
吳定富：早就請了假。當時，全國統考是全國人民的頭等大事啊，考上就雞犬沾光，落榜就鳳凰掉毛。所以當熬完最後一場，我終於忍不住沖兒子叫：「國鋒！你到底考得如何？！」不料他還是回答：「不理想，有道題沒做完。」
我心剎那涼到底，不禁埋怨：「咋個搞起的？！你不曉得爸爸負擔有多重？」可話音未落，國鋒卻笑瞇瞇的，站在桌邊打包票：「老漢你著啥子急，不是吹牛皮，我考不起，這世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都考不起！」
我一楞：「此話當真？」
他斬釘切鐵：「當真！」
我松口氣，立即換幅笑臉：「好嘛，你的仗已打完，現在該逍遙了，你想咋個耍，就吱個聲。」
他笑道：「我與同學們約好，輪番在每一家辦招待，自己慰勞自己。」
我也笑道：「好的，輪到我們家，你開個口，爸給錢。」
他說：「我需要幾十塊。」
我說：「給你一百塊。」老實話，這輩子我從來沒這麽大方過，當時的一百相當於現在的一千了。
他大喜過望，又得寸進尺：「還有個條件，我辦招待那天，你們統統出門，把家裡騰出來。」
我説好嘛。於是輪到那天，我們帶上他弟弟，早早去邛崍走親戚，直到夜深才回家。我不曉得那些少年郎如何狂歡的，因為屋子已經收拾得幹幹凈凈。他媽說：「國鋒從小能幹，肯定親手弄了大桌子的菜。」我看見旮旯裏有一大堆啤酒瓶，曉得他們還「違禁」了——因為在平時，我們的要求極其嚴格，除了看書學習，一律不準看電視，不準東遊西逛，喝啤酒更是妄想。
又隔個把星期，國鋒的分數查到了，平均總分91.5，為新津縣本年度高考狀元！全家欣喜若狂，遠舍近鄰也上門祝賀；又過十來天，人民大學的《錄取通知書》就寄到了。
我痛痛快快哭了一場——吳氏家族終於出了個名牌大學生！這可是多少代以來出的首位狀元啊！我當時認為，我們家的命運從此將徹底改變。
國鋒自己動手托運行李，我借了單位的車，親自送他去成都火車北站。人山人海，我們排了幾個小時的長隊，可興奮啊。
老威：那是1986年秋天吧？
吳定富：對，他十八歲，考取了人大的經濟管理系。國鋒生活能力強，人緣好，很快就適應了北京的生活，還當選為副班長。我們每月給他寄一百元生活費。他媽媽的小生意也有了起色，社會也越來越開放，有盼頭了。入學第二年，他交了個同校不同系的女朋友，東北長春人，父母都是醫學教授。開頭我們回信表示反對，怕影響學習；但吳國鋒性子犟，我們拗不過，當他又來信，説要陪女朋友回東北，見未來的嶽父母時，我們只好又匯去充足路費。
老威：這照片上的姑娘蠻秀氣，看樣子，他們正在熱戀。
吳定富：這姑娘要求進步，還入了黨。吳國鋒暑假曾把她帶回新津，我們見他們如膠似膝，也放心了。當然，吳國鋒後來不在了，人家年紀輕輕，不得不重新選擇。她留校了，迫於壓力，面對血腥真相，也只得閉嘴。
總之，那時的國鋒朝氣蓬勃，他的一舉一動也牽動著我們。可1986年胡耀邦的逝世……
老威，應該是1989年。
吳定富：對，1989年！他4月寫的家信，這是自去北京以來最長的信，用詩人的語言，描述了天安門悼念胡耀邦的情況，集會、口號、標語、悼文等等。他周圍的同學、老師幾乎都介入了。我當即回信，表達了父母的擔心，提醒他的主要任務是學習，不要沾政治的邊。憑直覺，我們曉得與專制政府對著幹，沒好果子吃。我們這代人，經歷過反右、饑荒、文革，膽子被整小了。吳國鋒身處北京，熱血沸騰，當然不同意我們的世故。父子倆通了四、五封信，達不成一致，可我還是滿足他的懇求，兩個月中給他匯了一千元錢，當時這是一筆巨款。
老威：你兒子正處於「國難當頭，匹夫有責」的年齡和關口，手中錢多是很危險的。
吳定富：我在信中一再規勸：「共產黨殘暴！整死人從來沒償過命啊！」可吳國鋒畢竟是個涉世不深的娃娃，他聽不進去，也不願跟我們爭辯，後來就幹脆不回信了。出事後我才曉得，他要一千元錢，是為了買一臺好相機去記錄歷史，留下些珍貴的鏡頭給後代。
老威：你兒子算得上「天之驕子」，在那種時代風氣下，他非常有遠見。
吳定富：我們像熱鍋螞蟻，在家裏熬著，天天瞪著電視看。《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裏，李鵬狗雜種把學潮定性為動亂；接著又是遊行、絕食、下跪、請願、對話、戒嚴，部隊也開始調動了。我沈不住氣，幾乎要往北京跑了——卻終於在5月31日，接到了國鋒電報，內容是：「我準備回家，沒有路費。」
當時我還不曉得他買了相機，有些疑惑。可仍然電匯去兩百元錢，比較放心地坐在家裏等候。吳國鋒一直沒回來。那幾天，事態翻天覆地變化，我們卻盡量朝好的方向猜測：比如戒嚴了，坦克都朝天安門開了，我們還以為，只是嚇唬一下，把他們趕回校園。
我的體質差，那些天焦慮過度，就患了面神經癱瘓，天天去醫院針灸。6月8日上午，我感覺病情減輕，就坐在門坎上曬太陽，這時新津縣五津鎮政府來人通知我去談話。我穿過一條街，剛跨進政府大門，當官就劈頭蓋臉：「吳定富，你兒子在北京參加反革命暴亂，你曉得麽？」
我一下子懵了：「你說啥子？」
當官的又重復：「你兒子在北京參加反革命暴亂。」
我回答：「不清楚。」
當官的咳嗽幾聲，就一字一頓地宣布：「我代表政府，正式通知，你兒子吳國鋒已經死亡！」
我腦殼一片空白，只覺得另一個聲音用我的嘴巴在問：「真的？假的？」
對方板著面孔回答：「我們接到北京專電，你兒子真的死了。」
我的身體軟得像面條，要癱下去，但還是強撐著：「還有啥子要通知？」
對方又補充道：「詳情尚不清楚。政府決定，明天我們替你們買票，並由張副書記陪同，前往北京料理後事，並領回你兒子的骨灰。」
我隨口應了句「可以嘛」，就哆嗦起來，虛汗直淌。掙扎一會兒，才從椅子上起身。當官的怕我栽倒在衙門裡，急忙來扶，我推開他說：「我不要你們送！又不是上刑場，我走得動。」
我搖搖晃晃，過街回家，汽車喇叭響得特別遙遠。一進門，我就靠住墻喘氣，淚水和汗水嘩嘩下來，把襯衣都濕透了。老伴見狀，過來牽住問：「你咋個了？」我不禁哭出聲；她又連問幾聲：「死老漢，你咋個了嘛？」我一咬牙，使出全身力氣吼叫：「國鋒死了！」
只聽得撲通一響，老伴已倒地，怎麽搶救也醒不了。她就這麽昏了一天一夜才活轉來，滿眼垂淚，不吃不喝，只一聲聲喊：「國鋒，你咋舍得丟下我們哦！」
6月9號一早，政府就把兩張火車票送上門，原說由張副書記陪同前往，此時也不見他的影子……
老威：變卦了吧？
吳定富：小地方當官的膽小，怕犯錯誤，就幹脆溜了。
老威：我打斷一下。你們接到國鋒最後的信是5月31號嗎？
吳定富：是的。
老威：沒有一點不祥預感？
吳定富：我們做夢也想不到會開槍！李鵬狗雜種發布了戒嚴令，部隊分幾路進城，我們也沒想到要屠殺。假的！全是鬼話！啥子「為了維護北京市的社會秩序」，我還認為大不了就抓幾個人，如果吳國鋒運氣不好，撞上了，學生的身份也會從輕發落；更嚴重一點就是判刑，勞改回來還是我們的兒子嘛——我經歷過政治運動，這也不丟臉。所以，六四鎮壓我們還蒙在鼓裏……
老威：當時全世界都震驚了……
吳定富：全世界都震驚了，老百姓也不一定知情。江津是小地方，共產黨封鎖消息，我們就兩眼抹黑。
老威：除了政府通知，你們從別的渠道得到過兒子下落麽？
吳定富：6月8號下午，我們接到吳國鋒乾姐姐吳國房發來的電報，稱「國鋒遇難」。吳國房是江蘇人，在北京第二外語學院讀書，比吳國鋒大一歲。她6月4號就得到乾弟弟的噩耗，可那幾天，北京已成一座死城，戒嚴部隊卡斷了所有的通訊。她報不了信，心急如焚，只好約了一位新津籍同學，冒險坐火車溜到徐州，才發出電報。
長話短說，6月9號下午，我們乘火車趕往北京，因為悲傷，兩天一夜沒吃飯，只靠一點水維持著。北京接站的是人大經濟管理系的張副書記，這位女同志簡單地問了我們路上的情況，就沈默了。接著把我們安頓到人大招待所，叮囑好好休息，第二天談正事。
次日上午，系裡書記和副書記都出面，向我們解釋六四淩晨情況。書記說，他們曾挨個學生寢室打招呼，千叮萬囑，外頭開槍了，大家別出門；系上甚至宣布，破例允許在宿舍打牌、搓麻將。書記還說，吳國鋒是個老實娃娃，那幾天腳脖子扭了，走路都是瘸的，他滿口答應不外出，可我們一轉背，他就擰起照相機，發瘋一般沖出樓，騎上自行車跑了。
此時我們才明白，寄出的一千多元巨款，都被吳國鋒用來「記錄歷史」了。從胡耀邦逝世開始，他用嶄新的海鷗相機拍了幾百幅學潮圖片，其中有一沓就壓在枕頭下。我們整理他的床鋪和遺物，除了工具書、換洗衣褲和照片，只發現一枚五分硬幣和十斤全國糧票。
老威：你兒子當時沒在天安門？
吳定富：五月下旬，北京本地大學生幾乎回校，但從全國各地依舊源源不斷湧入聲援學潮大軍，每天聚集天安門。據國鋒同行者李XX說，他們一起逃出校園不久，兩人就跑散了。李XX遇見黑壓壓的軍隊，追著他開槍，喪魂落魄之際，他拐進一條巷子，東竄西竄才回校。而國鋒卻下落不明。
老威：你兒子出事在什麽地方？
吳定富：西單附近（宋秀玲插話——坦克和步兵已沿著長安街開過來，只要遭遇照像的，呼口號的，扔石塊的，擋路的，不管什麽人，一律格殺勿論。國鋒剛好挎著相機，當場就被殺害了，連自行車都壓扁了。屠夫們過去後，他才被老百姓擡起來，送到郵電部醫院）。老威你來看這些照片，我們再三要求把國鋒遺體運回四川老家，系上答復不行，稱是中央命令，遇難者一律就地火化。於是我們說，吳國鋒還有爺爺奶奶，姐姐弟弟，如果不能運回遺體作最後告別，也得讓我們拍幾張照片帶回去，有個交待。系上經過商量，答復可以，但是必須嚴守秘密，不能借此損害國家形象（宋秀玲插話——你看，全是血。右胸的槍眼是致命的，經驗傷，是手槍近距離射擊；另外，肩膀、肋骨、手臂也有槍眼。你看這小肚子上邊，一刺刀扎進去，然後拉下來——這個職業殺手使出吃奶的力氣，所以這條口子有七、八公分長，裏面的腸子全部攪碎了。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大夫分析，可能是國鋒前後連中幾彈都沒死，劊子手就動用了刺刀。吳國鋒兩個手心有極深的刺刀劃痕，肯定是他痛極掙扎，本能地伸手握住刀刃時留下的）。
老威：一項醫學研究成果證明，被害者的瞳孔具有照相機的作用，能在駭然遭遇不幸時，攝下劊子手的映像。如果雙手握住刺刀的國鋒當時圓瞪雙眼的話……
吳定富：這娃娃死不瞑目啊。
老威：原諒我的饒舌，請繼續講吧。
吳定富：在北京期間，校方派了四個同學陪伴我們，輪番勸慰。12號去醫院整理遺體，先是由專人清洗血汙，然後換衣服。我們按老家傳統習俗，替國鋒裹了一身從家裏帶來的素白。
老威：這有什麽講究？
吳定富：因為國鋒沒結婚，沒後代，還是孝子孝孫，所以著一身素白，表示純潔無暇。13號上午，我們就在醫院為他舉行了告別儀式，吳國鋒在京同學和一些老師都參加了，大家圍著他轉了一圈，滿含熱淚，卻說不出啥子。同學們始終攙扶著我們，直至結束，我們把他的遺體送往八寶山公墓火化。
那幾天火葬場異常繁忙，屍體源源不斷運來，爐子紅通通的，24小時不間斷。這兒早已接到上峰緊急通知，身份為學生的死人，火化優先。所以在望不到頭的屍體長龍跟前，我們沒排隊，就開後門把國鋒送進去了。在骨灰登記處，坐了個雙眼熬得通紅的老頭，不停地寫，已經成了一架永動機。我報上材料，他頭都不擡就刷刷登記；我擔心出錯，剛討好地喚了聲「師傅」，他就不耐煩地甩甩手：「不要說了！我知道怎麽開單子！我已經在這兒連續作戰好幾天，連撒尿也顧不上！所以你放心，不會搞混的。」
骨灰盒成為緊銷貨，我們剛攏時，還有好幾十，國鋒媽媽要買雕了龍的那種，我不同意。要另一種內外透明，能看見骨灰的。我們爭執了幾分鐘，象變魔術，幾十個盒子轉眼就沒了。我們趕緊隨手搶購一個，只覺得腦後一片嚷嚷：「這兒還要一個，那邊還缺一個！」
老威：這火葬場成鬧市了。
吳定富：我們耗幾個鐘頭，領到骨灰，就趕快離開了。16號乘火車，18號回到新津，在家裏搭起靈堂，親戚朋友都從四面八方趕來祭奠。不料剛滿三天，鎮政府就來人，規勸拆靈堂；我拒絕，他就說：「這兩天，鄉下的泥腿子幹部要進城，聽上面傳達鄧小平對部隊軍以上幹部的講話，鄉巴佬就一根筋，懂個雞巴，他們一見你的靈堂與中央精神起沖突，肯定要雄起，而你也梗直，不會退，咋辦呢？」於是我遲疑了一下，答應拆除街面的延伸部分，但屋內主祭靈堂不拆，因為國鋒的許多同學正在趕來。
又過了一段時間，靈堂沒了，但國鋒骨灰一直保存在家裏。原來我們想，六四不平反，亡靈得不到告慰，骨灰就一直不埋。可到了2002年，國鋒弟弟也死了，我們在萬念俱灰之中，把他們兄弟倆的骨灰合葬在對面山上。
老威：他弟弟這麽年輕就死？
吳定富：他的弟弟，我的幺兒子，非常懂事。見有遠大抱負的哥哥沒了，就替父母挑起生活重擔，每天起早貪黑。原打算掙點錢，讓全家人過得寬裕點，精神的創傷也愈合得快些；不料人算不如天算，他竟積勞成疾，患上尿毒癥。這一下，為了治他的病，全家所有積蓄都是杯水車薪；連丁老師和海外募捐的幾千塊都搭進去，毫無起色。
國鋒是幾代人的希望，他去了，姓吳的這一脈也就完蛋了。先是他患高血壓的奶奶，得知孫兒噩耗就中風了，老年癡呆癥接著來，吃喝拉撒全沒感覺。他的爺爺奶奶均於2002年去世。他爺爺本來身子骨硬朗，差九個月九十大壽，還腰不弓，氣不喘，卻因最鐘愛的孫兒遇難，想不通——終於在老伴撒手塵寰後，兩次自殺。先拿刀片割動脈，淌了一灘血，被發現；後又故意從床上硬摔下來，斷了幾處骨頭，折騰半個多月，臨死還連叫：「國鋒！國鋒！我來繼續教你認字。」
2002年，吳家連辦三起喪事。目前，我的大女兒下崗，拖了兩個女娃，日子相當艱辛；幺兒夭折，他的農村媳婦跑了，丟一個幾歲孫女給我們養；而國鋒媽媽自十幾年前聞噩耗跌倒後，腦袋受創，留下頭疼的後遺癥，引起視力下降，只能在家做些家務活了。
老威：那家裏只剩你一個健康人？
吳定富：我也有病。
老威：不嚴重吧？
吳定富：腎臟癌。
老威：什麽？！
吳定富：我幺兒患上尿毒癥不久，我就發現腰部凸一個包，經常痛；可當時為了籌款救娃娃，顧不了許多。拖一年余，幺兒死了，心空了，才發覺這個包已經長大，足有兩公分。前年不得不動手術，把右邊的腎臟割了。
老威：腎臟癌有啥癥狀？
吳定富：經常尿血，甚至尿不動，堵塞了，身體整個垮掉。那次動手術，一打麻藥，我就不曉得了（宋秀玲插話——我一直守在旁邊，開完刀，醫生把切下來的腎遞給我看，形狀像豬腰子。不過豬腰子一劃開是光滑的，紋理清楚的，而他的腰子全爛了，裏頭亂七八糟）。刀一開，馬上感覺輕松。現在我不能幹重活，只能慢慢養。貴重的藥吃不起，就一幅幅撿中藥；買些便宜的幹靈芝，瓣碎了泡茶喝——這一次，把家裏最後一筆積蓄，四千元錢花光了。老威你看——這就是刀口，足有半尺長。
我們眼下太窮了，每月不過一兩百元生活費，還要拉扯孫女，供她讀書——因為她是吳家最後一點希望，算兩個兒子留下的唯一骨血。可盡管如此，老威你也千萬莫去傳話，打擾丁子霖老師。我們倒下就算了，她不能倒下！六四屠殺十六年了，遲早會有個說法，哪怕我們等不著，也不能讓共產黨賴掉這筆血債，便宜了李鵬狗雜種。
後記
從吳家出來，已近傍晚，殘陽如血，染紅了半邊天際，猶如正在臨盆中的母親。我匆匆趕往車站，購票上車，天上的血色變紫了，接著，變黯了。我回到成都，在一層薄灰的桌子上回放錄音，手邊有一份舊報紙，我下意識地邊聽邊拿過來看，卻見報上正在介紹200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凱爾泰茲，一個匈牙利籍的猶太作家。
凱爾泰茲十四歲就被納粹投入奧斯維辛集中營，後來奇跡般生還，當過記者，當過兵。退伍後失業，就和妻子蝸居在布達佩斯的一個僅二十五平方米的單間公寓內，堅持寫作達三十五年；可時運不濟，他在美國等地出版的書銷量很少。小說《沒有命運》出版十年只銷售了三千五百本，而代表作《為一個未出生的孩子祈禱》更慘，在得諾獎前只售出一千六百本——以下是這部不朽之作的只鱗片爪——
「不！」我毫不猶豫地脫口而出，毫不猶豫，完全出自本能，是本能反抗著本能，是反本能在起作用，而不是本能本身，這一聲
「不！」不是一個深思熟慮的
「不！」也不是一個期望中的回答，表達我的不置可否。而我的妻只是笑我，她理解我，後來她也說，她從心底知道這聲「不！」來得多麽艱難，盡管我的內心苦苦掙扎想使它成為一聲「是！」而我的回答——我相信我理解她，也知道她在想什麽，可是那個
「不！」是那樣一個
「不！」不是那種猶太人似的「不！」，那個「不！」的意思她已了然。不是的，我對這個字的確像我對這個字本性的不確定一樣，這個
「不！」只是一個
「不！」我說。即便我有大把理由，我也可以想象一次失望透頂的談話是什麽後果。讓我們想象一下，這個孩子，我們的孩子——或者你的——如果這個孩子聽說了什麽而尖叫：「我不想當猶太人！」……猶太人意味著一無所有，一無所有也意味著猶太人……
不——我不能做另一個人的父親，註定的，上帝啊，
不——我孩提時代的經歷再也不應發生在另一個孩子身上，
不——我的心中有聲音在尖利地叫喊，是可能的，這個孩提時代的經歷，應該發生在這個孩子——在你——在我身上。是的，是開始對我的妻講述我的孩提時代的時候了……
從這段文字推斷，凱爾泰茲沒有孩子；在這次墮胎之後，他再也不會要孩子。他拿起了筆，為這個未出生的孩子祈禱，他喊了一連串的「不！」聲淚俱下，因為猶太人一生下來就沒有安全感，甚至沒有祖國。凱爾泰茲永遠記得，一個十四歲的少年，被關入集中營等死，卻突然得到一杯熱牛奶，他舍不得一口灌下去，而是躲在角落裏，小口小口地吮。雖然牛奶的表皮蒙了一層黑灰，這黑灰就是焚屍爐落下來的，但他忽略了這一切，全神貫註地吮吸——這是一種怎樣的幸福啊，那種黑牛奶的回味令他多年後想把它寫出來……
我的眼眶濕潤了，而錄音機裏，失去孩子的父親正在講述這個孩子的童年——他的嗓音顫動著情不自禁的笑。後來，這個叫吳國鋒的孩子去了北京，燃起父母對未來的種種夢想，再後來，他被殺死在異鄉街頭，父母的夢想又成死灰。絕望，絕望無盡頭，如果把吳國鋒的父親換成凱爾泰茲，孩子就不會生下來，免得在二十一年後夭亡。
再如果，把凱爾泰茲文字中的「猶太人」換成「中國人」，我們也不該生下來，免得一思想就犯罪，連累親人。可我們生下來了，和一場接一場的災難一樣，繁衍著，恥辱如冰雹一般打得人擡不起頭。
「不！不！」
可在「不」過之後，我又陽奉陰違地說「是」。
1990年10月，在我入獄大半年後，我的孩子出生了——這是不情願的，本來我不想要這個孩子——眼下她已十五歲，可我與她在一起的總時間不超過一個月。
「不！」我不知道這個孩子將來的命運是什麽，天啊，我不願再聽到茍延殘喘的父母追憶遇難孩子的幸福童年，笑聲和淚水我都不願再聽到。天啊，不！
我關掉了錄音機。但是
不——我還會打開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