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驥 - 被打的是香港未來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2月2日

周一大早，媽來簡訊，告訴我妹妹在金鐘被警察用警棍打得頭破血流、遍體鱗傷。我趕緊搭車過去探望。來到之後，看見妹妹正在睡覺，頭上包裹繃帶。臉上卻依舊平和，沒有憤怒、恐懼、肅殺，起身說：要你專程來，有心了。

其實那個漫長的夜，雖然未在現場，卻也難眠。前方不斷傳來的消息，被打的都是香港的未來。但我見到妹妹時，對眼前的這一幕並不驚訝。妹妹在罷課剛剛開始時，就已經身處最前線。雖然媽第一天就慌張給我電話，叫我勸妹妹回家。但我知道，自己無權那樣做。作為成年人，每個人都有自由選擇的權利，作為家人，更不能出於讓自己放心的自私理由，而阻止年輕人走上街頭。所以，最後仍是努力忍住沒有勸妹妹回家，只是告訴她千萬、千萬要小心。

這段時間，腦海中重複浮現電影《再見列寧》中的橋段：熱愛舊時代的媽媽可以發瘋、可以病倒、可以崩潰，但是年輕人還是要上街，柏林牆還是會倒，你是家人，會心懷同情，但歷史是個無情的行者，對任何違背其意的，都碾為齏粉。歷史，永遠站在年輕人這邊。

然後靜靜地跟妹妹聊，佔領龍和道以及被清場的整個過程。和多數香港的孩子一樣，她並不擅長表達，無法將自己的經歷說得行雲流水、天花亂墜。但是，我們認真分析重奪龍和道的得失，似乎警方有意讓佔領者入甕，然後集中清場，客觀效果是，雙學呼籲的包圍政總，並沒有如預期實現。後來我們又談到大局，對整場運動的失望，覺得沒可能成功。說着說着，她就哭了。她覺得很不好意思，一個人跑到洗手間。出來後，問她甚麼，只是笑而不語。因為一談佔領運動，她就忍不住流淚。

我想到，香港這座城市有多小。第一次有這種感覺，是南丫海難的時候。原來，其中一名遇難者就是同事的親戚。突然間，那不是新聞，而是切切實實發生在身邊的事情。試想一下，在這樣一座小城市裏，小說情節其實並不遙遠。

這幾天，街頭亂揮警棍的警察好多，他們棍下的，有些是和他們同齡的年輕人。時光流逝，大家漸漸變老，有了下一代。20年後，子女開始拍拖，作為家長坐在一起聊天，聊着聊着，就聊到2014年的這個冬天。結果一些人發現，當年曾是「戰友」，也有一些人會發現，眼前這個人曾經吃過你的棍子。一整代人，將不可避免地面對無法彌合的心靈裂縫。

這座城市很小，警棍打下去的這個人，可能攙扶過你年邁的母親，可能替你的孩子補習功課，可能在某個地方善意地提醒你掉了錢包。警察啊，希望你，不要被身上的制服所制服，不要聽從那些喪失人性的教條，你首先是人，然後才是警察！有人說香港社會在撕裂，當然是的。眼看着形象如此正面的警察，淪落到幾乎瘋癲的境地，我們可以清晰看到社會撕裂在他們腦中的投射。

許多年前，有大陸人問我：在香港，一個人為甚麼想做警察？我說：因為正義感吧。以後，在面對同樣的問題時，我該怎樣回答？一個有正義感的人，會對手無寸鐵的年輕人下手嗎？如果警察的倫理掃地，眼看着，其他的核心價值也將凋亡。妹妹的血，會成為我們家族的記憶，告訴後人不要忘卻香港的歷史。自己妹妹自己知，當我說：香港的年輕人和大陸的年輕人最後的區別，就是理想，如果香港年輕人也變得犬儒，那麼香港就真的淪為大陸。妹妹聽到，又忍不住哭了起來。妹妹的書架上，有傅柯的《癲狂與文明》以及一些基礎的社會學經典。我知道，她正在學習書本的世界和現實的世界。還很稚嫩，但所有經歷的，都令她迅速成長。

對這次的運動，我並不樂觀。但對香港的未來，我並不悲觀。當歷史的進程遭遇強權，至多會稍放慢腳步，但休想讓歷史停頓或倒退。梁振英們反覆強調佔領者「非法」，卻忘記如果年輕人不反抗，逆來順受的結果，是違反了「惡法非法」的自然法。所以，他們的「法」和我們的「法」，顯然不是一回事。最後，想起北島著名的詩《回答》：「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為香港而悲！

許驥
自由撰稿人

許驥 - 港漂大分裂？──在港內地人如何撐香港學生

世紀版   2014年10月4日

【明報專訊】雨傘運動爆發後，身邊的人際關係似乎都在變化。朋友張潔平在facebook上說：「香港雨傘革命已經讓我的好幾個內地在港朋友陷入了一場和內地朋友集體絕交的戰役，其慘烈程度，幾乎也不亞於雨傘革命本身了……我有時候看見港媒報道內地人對香港態度會覺得不忿，心想我和我身邊的朋友就不是這麼想啊。但另一方面看見內地朋友圈裏那些言論，真是……多看一眼都身心俱疲。」

是的──身心俱疲──這也是多日來我的感受。希望將香港正在發生的真相，盡可能多地告訴內地民眾。然而，微博新增了特別的屏蔽技巧，表面上仍可發出內容，但你所說的話不會在你的粉絲頁面上顯示──這是部分本港微博用戶享受的「特別待遇」。據說從數年前起，「香港」就已取代「台灣」，成為中國互聯網監管部門的最高級別敏感詞──有內地民眾說香港人「自以為是」，其實不然，確實是內地官方一直將香港的「地位」提升。

這幾天，微信朋友圈中的信息更令人無語。雨傘運動發生的第一天，微信上流傳最廣的是一篇文章叫〈香港是誰的？〉。雖然一看就知道是五毛文章，卻得到最多數的轉發。文章站在內地沙文主義的立場，狠批香港，閱讀量數以十萬計。文章反覆質問的，是香港的主權問題──這顯然很無厘頭，因為香港人的抗爭，並沒有針對主權歸屬，而只是在《基本法》框架內的民主。

微信上的傳言

我的部分微信上認識的人，也在轉發這篇文章，其中一位並在轉發時評論道：「轉給一些人看看。」出於好奇，我於是問其中一位轉發的人，希望知道他是怎麼看香港人的抗爭的。原來在他眼中，香港人不滿人大決定，爭取真普選的行為，就等同於「港獨」──這在他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事情。我問他，這樣的觀點從何而來？他說，周圍所有的人都這麼認為。但他不斷強調，自己絕對是支持民主的，因為這是中國未來崛起於世界之林的希望：「中國只有民主了，才能讓包括美國在內的國家心服口服。」他一面口口聲聲說，香港必須是中國的一部分。但同時，他卻沒有將香港人爭取香港民主的抗爭，視作中國民主事業的一部分。我不禁零亂──將香港隔離於中國之外的，究竟是誰？

努力培養民眾一切向「錢」看？

一種在內地極為流行的觀點是：香港因為近年經濟不景氣了，在內地面前不再有優越感，所以開始鬧。內地民眾說：會哭的孩子有奶吃。香港人這樣折騰，是為了讓中央給香港更多的優惠福利政策。八九六四之後，中國官方努力培養民眾一切向「錢」看，沒想到竟收穫這樣的效果──內地年輕人的政治意識，普遍比上一代下降了，他們總是以最接近動物本能的角度，來理解周遭發生的事。在他們眼中，只有當需要iPhone時，香港才是值得關注的。他們看到香港的繁榮，卻看不到香港何以繁榮。內地的發達城市，都是依靠中央政策傾斜造就的，沿海地區無情剝削內陸地區。以這樣的「中國模式」來看，內地年輕人推理，香港一定也是這樣發展起來的──只要有不公平，就有既得利益者，而他們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成為既得利益者──自由、法治、民主，不過是漂亮的外衣──這便是這代中國年輕人的「普世價值」。諷刺的是，過去內地人嘲笑香港人政治冷感的所有話，今天正好反過來成為對他們自己的詛咒。

另一個在香港中資公司上班的內地年輕人，雨傘運動那天臨近下班的時候發了一條朋友圈說，他的老闆跟員工們說：「逃命去吧。」這無疑是另一種在港內地年輕人的代表，他們對港人的抗爭十分恐懼。哦，不，應該說他們對任何涉及叛逆的言行都很恐懼。這位年輕人，工作之餘，和另外幾個內地在港年輕人合伙成立了一個社團，幫助拉攏、聯絡在港讀書的內地生，帶他們去立法會參觀，聽建制派議員吹水，以此來「認識」香港，掙維穩經費。他們經常出入中聯辦，炫耀他們的人脈關係──維穩經費有限，相互也是要競爭的。在他們看來，這也叫「做生意」，是他們在港「創業」的一部分。

春風化雨同路人

這類社團中最為著名的，則是「港漂圈」。他們一直聲稱自己只是個為在港內地生「服務」的平台，但是最近卻頻頻參與反對港人抗爭的活動。雨傘運動發生後，港漂圈號召在港內地年輕人，將對這次抗爭的想法寫下來，然後手持紙牌拍照發給他們。但是通過他們的平台發出的，是一面倒的反對佔中者，支持公民抗命的言論全都被篩選走了。被此行為激怒的內地在港學生爆料，曾經跟港漂圈交涉，得到的回應是「是否發，發什麼」取決於他們「看到合適的內容」。不甘被篩選的內地生，遂在fb成立了「內地生撐香港」專頁，讓與港人一樣在「風雨中抱緊自由」的人可以發聲。

到了現在這個時候，香港是什麼已然不重要──你看到的香港是什麼，你就是什麼。我完全能夠理解出於各種原因，沒有表態的人。但請不要發出、做出一些違反常識的言論、舉動──人之為人，是有底線的。

以前一直聽人抱怨，說香港沒有曼德拉、昂山素姬那樣的政治領袖，覺得香港的公民抗命搞不起來。然而事實證明，這樣想的人錯了──恰恰因為香港沒有能夠呼風喚雨的政治領袖，回歸十幾年來，港人真正明白一切必須靠自救。香港的覺醒，是每個香港人自己的事情。我們不相信「大海航行靠舵手」，因為我們全都是汪洋上獨自行走的扁舟，不知道什麼原因，殊途同歸走在了一起。如陳冠中28年前所寫的，我們「偶然春風化雨長大成為同路人」。

（標題為編輯所擬，原題：春風化雨同路人──寫給內地在港年輕人）

作者簡介：自由撰稿人

文．許驥   編輯 袁兆昌

許驥訪問程翔：六四改變了我什麼

世紀版   明報   2013年5月23日

香港資深傳媒人程翔，曾於2005年至2008年以官方判定的「間諜罪」被中國逮捕關押。回港後，去年他出版著作《千日無悔》，記錄了心路歷程。第六屆香港書獎的決選書目中，赫然出現了《千日無悔》的名字。筆者致電程翔，告訴他這個好消息。誰知，程翔卻茫然地表示自己對此全不知情。出版社說，《千日無悔》在出版四周後即售罄再版。對這本書引起的巨大反響，程翔倒是很感高興的。下月4號，是六四24周年，程翔有話要說……

自從廣州獲假釋回港後，程翔就再也沒有踏足內地。他解釋並不是不想回去，那裏畢竟是他的祖國。他說回鄉證已經過期，但沒有說是否嘗試續辦。有不少人都說，程翔是個理想主義者，但他本人卻否認這種看法。程翔說，他只不過是個認真過度、執著過度的人，相信了什麼是對的，就堅持下去，篤信一生。

1980年代中國的希望

程翔說，小時候無意中讀到大儒顧炎武的名言：「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居然自己就把國家重則背了起來，而且背了一輩子。又如，他深以「君子坦蕩蕩」作為座右銘，認為事無不可對人言。結果他被中國官方抓起的時候，竟專門叫秘書上交電腦，結果被官方找到證據。程翔也承認，有時候自己真的「戇居」。他這樣的性格，如果生在中共「引蛇出洞」的年代，難免要引來殺身之禍。但他仍是執著地覺得：「你講過的話不去做，你制訂了『憲法』，不跟『憲法』做事，我就有責任督促你去做。」

說起父母，程翔就眼泛淚光，他說自己對不起他們。當年父母帶着他從內地走難來香港，全家八口人住在只有200平方呎的屋子裏。舉全家之力，把程翔培養成港大畢業生，寄望他為家族帶來改變。可是，程翔做了艱難的決定，放棄教師的穩定收入，加入《文匯報》。1980年代，程翔選擇駐京工作，近距離觀察改革開放後中國的巨變，也希望能夠推動中國的發展。很快，他就成為報社的副主編。他說，1980年代初是中國最美好的歲月，真如歐洲文藝復興和啓蒙運動一樣。他記得1984年在杭州召開的「莫干山會議」，他形容為思想界的「武林大會」。當時，程翔代表報社前去報道，見思想界空前活躍，狀如百家爭鳴，一代中國思想界的精英，都在那裏。

坦克為貪污開路

可惜，一切樂觀都被六四屠城打破：「屠城之後，我感覺到沒有政治改革，經濟發展不會令老百姓得益。因為六四老百姓上街反對貪污，你用坦克車對付他，等於用坦克車為貪污開路，用坦克車保護貪污。在這種情况下，你發展經濟有什麼用？當坦克車開進城的時候，我就已經預見到，貪污會從此一發不可收拾，後來證實了。」

他曾在1980年代寫了文章準備發表，但是新華社在審稿之後不准刊登，認為談政改太敏感。1984年，鄧小平親口談政改。程翔極力爭取刊登文章，報社仍舊拒絕，理由是「不為天下先」。六四屠城後，程翔提出辭呈。當時有人勸他：「整件事你假裝不知道不就行了？」他說：「這句話我說不出，違背良心、違背事實。」另外，他還決絕地說道：「黨票都可以不要，誰稀罕這個？」拂袖而去。六四屠城後3年，程翔回到北京，路過天安門，掩目不敢抬頭看一眼，可見這件事對他造成的傷害。

香港監察不了內地

後來的20多年，程翔曾任駐台灣記者，但更多的時間仍舊留在香港。他看到，近年來香港的核心價值在被一點點蠶食。他以最近的前廉政公署專員湯顯明涉嫌超額招待內地官員為例，說內地的「送禮文化」似在入侵香港。他想起「小時候，我都參加過『反貪污，捉葛柏』的維園集會，我們這代人很多在大專時期都去過維園示威，要求捉葛柏回來受審，我們都捱過警棍。在我們這代人的努力下，終於成立了廉政公署」。結果，「回歸才15年，內地那種官場文化已經潛移默化來香港。這件事很值得我們警惕」。

程翔1980年代在北京的時候，已經開始領教內地國情，那時出現「有償新聞」：你幫我發篇稿，我給你個紅包，「報紙有個書畫版，專給內地書畫界人刊登作品的，因為有這樣一個版，內地很多書畫界的朋友都願意送書畫給我，使我能夠將他們的作品登在報紙上，其中不乏好多名家。我當時說，我是個記者，幫你們聯繫書畫見報是我責任之一，所以很明白地表明不收」。

賑災款香港買名牌？

談到雅安地震，程翔說，他有個朋友說，無論怎樣都不捐：「朋友是開名店的，親眼看見有（內地）高官，拿着整疊錢來買東西，錢上面的封條，還寫着『汶川地震賑災款』。朋友看見這些錢說，你們去別的地方買吧。這件事發生在香港，一個有良心的名店店主，不肯要這些錢，你叫（香港）人怎麼還敢捐錢？」程翔認為，抗捐根本不是香港人發起的，而是內地民眾有感於紅十字會郭美美事件自發的，只不過香港將這件事變成公開的討論而已。因此程翔說，有內地媒體罵香港人「不愛國」，怎麼不罵罵內地人？香港人人同此心，對中共政權投不信任票。對捐款他自己的心情也很複雜。一方面，同胞有災難應該幫；但想到捐款變成貪污，還肆無忌憚拿來香港買名牌，就忿忿不平。程翔說，1980年代他在北京時，共產黨對貪污的描述是「黨內不正之風」，今時今日到了「亡黨亡國」的地步，可見這20多年貪污嚴重成什麼樣。

程翔又說，香港人的愛國是不用懷疑的。他說，五六十年代內地饑荒的時候，香港人用各種各樣的方法帶東西給內地，一個人穿10件褲、10件衫、挑着擔子回大陸，到了之後把衣服分給別人。說到此處，程翔有些激動，拍案而起道：「怎麼可以說香港人對大陸沒感情？怎麼可以說香港人不愛國？」面對盲目愛國的氣氛，他說香港人已飽受苦楚：「六七暴動時經歷過很痛苦的歷史。當年左派也是說自己非常愛國，最後放炸彈、搞暗殺。」雖然「愛國勢力」不停對程翔發起口誅筆伐，只要他一發表文章，就會引來他們的圍攻。但是，程翔卻說：「我個人沒有敵人，只是對國家的執政當局來說，我要提出我們的看法，它做錯的地方我要批評，它做對的地方我會肯定。」

寫畢《千日無悔》後，程翔仍筆耕不輟。雖已退休，但他仍為退休前供職的《海峽時報》撰寫評論，還參加各種活動，忙得不亦樂乎。而他透露，正在寫一本圍繞個人經歷展開的書，通過書寫自己，來談對中國的觀察。但為了不給自己壓力，暫時不透露書的具體內容。

文．許驥

許驥 - 香港品牌雜誌台灣人話事──張鐵志專訪

世紀版   明報   2013年3月2日

台灣作家張鐵志去年低調來港，成為品牌雜誌《號外》的主編，不久後又做了香港女婿。今年1月起，《號外》正式改版，用學民思潮做封面人物，高呼「YOUNG POWER」，一改過去多年的風格，讓人耳目一新。第二期，則請多位同志名人手拉手做封面人物，說「Gay & Proud」。有人說「號外回來了」，有人說「沒看過這麼有文化視野的雜誌」，有人甚至說這兩期《號外》「是個奇蹟」。張鐵志說，接下來一整年，《號外》都要挖掘香港正在興起的新生文化力量。

來香港後，張鐵志的體重有些增加。問他是不是因為婚後發福？他似乎不好意思承認，推說是因為坐辦公室的緣故。這話興許不假。

被拒絕入境的作家

過去多年，張鐵志頻繁往返於中港台各地，一直處於奔波狀態，直到最近半年才安定下來。

1972年出生的張鐵志，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候選人，23歲成為專欄作家，多年來筆耕不輟。他在大陸頗有名氣，因為他的幾本樂評著作：《聲音與憤怒》、《時代的噪音》等，都很暢銷。但和很多港台作家在大陸的遭遇一樣，他們不被允許出版關於時事、政治的著作，乃至於大陸讀者對他們只能有片面的印象。直到最近，張鐵志才能出版他政治專業方面的著作《時代正在改變：民主、市場與想像的權力》（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也算是為自己正名。

但就在這本書快要出版的前夕，張鐵志突然被大陸政府拒絕入境。當時他還供職於《陽光時務週刊》，之後台胞證也不得續簽。張鐵志說，他自己都不清楚具體原因是什麼。他在大陸書可以照出，專欄可以照寫，微博也沒有被刪號，但就是人不能進去。不能去大陸，為了了解國情，只能積極上微博。他說，好在人在香港，每周都有來自兩岸的朋友，仍舊可以做面對面的交流。這也是他當初選擇來香港的原因之一，因為或許再也找不出第二個地方，可以像香港這樣把兩岸三地如此緊密地連接起來了。

兩岸三地視野的形成

雖然在媒體行業混了十幾年，但是張鐵志卻不定義自己是媒體人，而比較認同自己是獨立作家。他在台灣時，供職過《新新聞》和《旺報》。在《旺報》做文化副刊主任期間，策劃了很多中國專題，每周十幾頁的專題，把導演賈樟柯、藝術家艾未未等人引介給台灣讀者，當時台灣還沒多少人知道誰是艾未未。直到這次來了《號外》，張鐵志說他的自我認同才有了轉變，因為是掌管一本雜誌，全身心投入編輯工作，寫作時間大減。

《號外》之於張鐵志，是個情意結。過去，他常常會叫朋友帶《號外》去台灣。張鐵志說：「《號外》是吸引我來香港定居的最主要原因。」而他，也會把他關注兩岸三地的視野，帶到《號外》來。這種視野來自他長年在中港台的走動。而這種走動，則開始於一本書的因緣際會。

2008年5月，張鐵志第一次在內地出書。在此之前，大陸是遙遠而陌生的。之後去大陸參加活動，漸漸於大陸音樂界、學術界交流，也收到大陸媒體邀約開專欄。在交流的過程中，才發現台灣對中國的認識是不足的。台灣媒體對大陸的報道，不是偏藍就是偏綠，不是一片光明就是一片黑暗。而真實的大陸，當然沒有那麼簡單。相應的，他也感覺到大陸對台灣的認識非常有限。張鐵志本來是無心的往來兩岸，後來覺得自己可以做中台之間的橋梁。他介紹一些大陸的作者在台灣媒體寫專欄，也幫大陸媒體的一些專題策劃，包括早前被停辦的《看歷史》雜誌，原因就是做了一期台灣專題，張鐵志是他們的顧問之一。

連接大陸的異質聲音

來《號外》做主編，因為《號外》可以提供一個連接兩岸三地的平台。張鐵志覺得，香港現在充滿本土主義氣氛，今天香港要對抗的是來自北京的一元價值，不要「中國模式」強加在香港身上，香港今天要的是多元開放，不要被大陸同化。但是，他說，香港不可能單打獨鬥去對抗來自北京的「中國模式」。所以，就要連接大陸內部的異質聲音，跟主旋律不合的價值。這種價值，就像是最近兩期的《號外》，關注90後悄然興起，同志文化方興未艾等等。

當今年第一期《號外》的封面被放到facebook上時，一兩個小時就被分享了六七百次。張鐵志說，這是從來沒有發生過的情况。來香港後，很多朋友都跟張鐵志說年輕的時候是看《號外》長大的，這本雜誌對他們影響至深。但《號外》如今不像1980年代那麼有影響力了，張鐵志想重新找回《號外》新銳、先鋒、探索的感覺，扮演比較先鋒的角色，對城市文化的探索。

站在台灣人的角度看，張鐵志覺得香港人近年非常焦慮，中港矛盾、梁振英等問題困擾着香港市民，翻開報紙，每天都告訴我們哪家小店要倒閉，舊的東西、美好的生活方式不斷在消失。那麼，新的東西在哪裏呢？張鐵志一方面感到香港人的焦慮，一方面又感到香港人對新生事物的興奮。所以，他就想挖掘這些新生事物。比如，主流音樂愈來愈無聊了，可是去年很多新的音樂節出現。所以今年第3期《號外》就會推出香港獨立音樂的專題。接下來，還會做香港創意城市的專題、回歸自然回歸農業的專題等等。

這是從挖掘新生事物的角度出發，最近一期《號外》的封面人物，選擇了學民思潮。因為是今年第一期雜誌，也有盤點過往一年的意味。2012年，學民思潮是當之無愧的風雲人物。同時張鐵志相信，正處於巨大變動中的香港，很多東西在死亡在消失，而學民思潮這群90後，則象徵新的力量正在出現。

《號外》新角度

第二期同志專題，做了足足50多頁的篇幅，以香港為主，但也有兩三篇來自台灣和大陸的文章。去年，香港和台灣的同志遊行，都是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而在香港，從演藝圈到政界，都有重量級人物出櫃。但張鐵志覺得，香港的媒體雖然有關於黃耀明、何韻詩的報道，卻沒有做比較整體性的專題。《號外》填補了這個空缺，他相信是香港媒體近年來最完整的同志議題報道。

這兩期雜誌在網絡上都有很大反響，但是作為主編的張鐵志會不會擔心，雖然facebook上的「讚」不少，但實際銷量並不一定好呢？張鐵志說：「有分量的雜誌會比不痛不癢的雜誌更好賣。」他說這兩期雜誌，都賣得不錯。為了吸引讀者購買，張鐵志也花了不少心思，包括邀請何韻詩在第二期寫了一篇專文，講述自己的心聲。而在封面上，也是有意選擇明星來做，還讓眾人手牽手以示團結，並盡量做得精美，使雜誌有額外的收藏價值。

如何看待香港媒體

算上《陽光時務週刊》，《號外》是張鐵志第二份合作的香港媒體。他說，大約三四年前他曾經在台灣寫過一篇文章，描述他對香港媒體的看法。在那篇文章中，他對香港媒體有正面評價，他說因為在他看來台灣媒體實在太爛了。張鐵志說，台灣人常會說香港是「文化沙漠」，但他在香港看到媒體對文化的報道不比台灣少，甚至更好。香港雜誌蠻好看的，但確實沒有以文化議題為主的雜誌，大多是生活類的。另外，他說香港沒有「新聞周刊」，缺少對時政比較認真、嚴肅報道的雜誌，這也是《號外》想要填補的空間。

另外的一個消息是，《陽光時務週刊》的執行主編張潔平離職後，也會加盟《號外》。來自台灣的主編張鐵志，來自大陸的張潔平，和一群香港同事共同打造一份香港雜誌。這個編輯部，彷彿就是個兩岸三地的融合體。

文．許驥  圖．尹錦恩  編輯袁兆昌

許驥 - 另類馬賽克工藝世界

世紀版   明報   2012年12月22日

編按：近年，日本多名AV女優和水著女優紛紛轉行，例如到中國發展演藝事業的前AV女優蒼井空，又有著名水著女優佐佐木梨繪（佐佐木理江），試圖改變自己的命運。不過，大部分仍在拍寫真的女優、AV女優，都需面對種種生活挑戰。本文作者探討日本AV行業的種種細節，先從一本AV專著談起……

日本的專業化精神，體現在各行業，不少畫家和作者為從事不同職業的人士專書專著，包括色情電影在內。根據最近在台灣火爆的《被綁架的性：來自A片國度的辛辣報告》（八旗文化）書中稱，「全球色情片產業在2006年的總值約達960億美元」，「色情片的營收獲利足堪與好萊塢的主要片廠相提並論」。

而在兩岸三地，最有影響力的色情工業，或許非日本AV莫屬。就算不是AV迷，總有人能脫口說出幾個AV女優的名字，其中一個當然是已退役的蒼井空。

香港作家梁文道在為本港暢銷書《AV現場》（湯幀兆著，Cup）所作的序中說：「無論你怎去判斷色情電影的道德價值，我覺得你不能不先去了解它。」不久前，台灣有位資深AV迷出了本叫《AV春秋》（高寶國際）的書。作者通過這本書，告訴我們很多AV背後的故事。

《AV春秋》的作者名字很怪：一劍浣春秋。他說之所以起這個名字，只是因為看武俠小說時偶然想到，別無他意。本身是電視從業者的一劍浣春秋，有媒體報道稱他鑽研超過1.5萬部AV，他用來分享看片心得的網站每天有多達3.5萬個以上的獨立IP造訪，是名副其實的「AV達人」。一劍浣春秋能說日語，也給他研究AV也帶來了便利。迄今為止，他一共採訪了不下30個AV女優。常被稱作「小電影」的AV，其實內在是大有學問。筆者就此對一劍浣春秋進行了電話採訪，他拆穿AV女優既「省力又賺錢」的騙局，稱這是一條「不歸路」。

馬賽克演化史

AV並非一開始便是現在這樣，日本人也不是一開始便這麼開放。假如真的追溯起來，或許1960年代的「粉紅電影」可以算作AV鼻祖。但以當時普遍接受程度，一「點」不露，只是呻吟已讓人心潮澎湃。並且，當時也沒有女生願意出演全裸的電影。直到90年代，被譽為「平成三姬」的飯島愛、淺倉舞、白石瞳橫空出世，才標誌AV正式登場。實際上，直到現在，正式在商店販售的AV全都是有馬賽克的，必須擋住要害部位。馬賽克的歷史，就是AV的歷史。

起初的馬賽克，從女優肚臍就開始遮，一直遮到大腿。而且格子巨大，觀眾除了從女優的表情可以得知她們在做愛外，根本不知道男女優的下體在幹什麼。所以，也就造成當時的女優除了比併身材和長相外，還要比併演技。然而，某日一則醜聞扭轉了局面。白石瞳的無碼原片被不法分子盜走流傳，AV迷看後瞠目結舌──心中的女神竟然是玩假的！女優是靠借位演出！

於是，面對誠信危機的AV片商開始打出絕對「真幹」的旗號。此時，他們也開始挑戰日本法律，在宮澤理惠的寫真確定「屁眼不屬於性器的一部分」後，馬賽克立刻就從「大塊毛玻璃」，變成能有多小就有多小，直到「薄碼」出現。最近幾年，馬賽克的最新利器是「霧狀」的馬賽克。那就像在玻璃上哈了一口氣般，幾乎擋不住任何東西。AV從「拼演技」，轉型成實實在在的「肉搏戰」。

不能說的秘密

AV迷經常會看到一些封面打着「亂倫」字樣的片子，但拍攝亂倫片在日本法律中其實是絕對禁止的。AV圈內也有自己的「倫理協會」來監督不法行為。因此，所謂「亂倫」一定是演員扮演的假親屬，不可能是真的。

AV界還有其他禁忌嗎？有。例如，絕對不允許碰「未成年」的底線。女優吉崎直緒17歲時被星探看中，星探在得知其未成年後仍不死心，第二年再度盛情邀約，才說動她投身AV界。

而「無碼片」的來源，也是AV界的秘密之一。前文已述，正規的AV片必須有馬賽克遮擋要害部位。那麼AV迷經常看到的「無碼片」又是怎麼來的呢？有兩種情況，要麼是不公開販售的片子（如註冊美國公司，只供在網上下載），要麼是被流出的原片。而原片的流出有多種情況，其中最可笑的一種，是AV片商為了報復女優不顧道義落跑、女優無預警引退而流出。

她們為什麼演AV

女優演出AV的理由各不相同，一劍浣春秋在書中羅列了十種。最直接的理由當然是：我要錢。但也有自稱為了挑戰性愛快感極限的，例如北島玲。還有上文提到的吉崎直緒，是不好意思拒絕星探的熱情而答應拍戲。

還有因為不知道自己能做什麼的、為了實現導演夢想的、為了讓青春不留白的、被親友推坑的、為了想當藝人的、為了維繫演藝生涯的……不一而足。但最耐人尋味的，竟然是為了男友。女優川島和津實是AV界的傳奇，她是有史以來演出最少（6部）卻最受歡迎，隱退之後讓人懷念的女優。沒想到她最初決定拍派AV，竟然是為了幫留學的男友籌措學費。可爆紅後，男友介意她的這段經歷和她分手棄她而去。但幸運的是，川島很快又找到真愛，不久閃電退出AV界，現在已經是兩個孩子的媽媽了。

大騙局：女優「省力又賺錢」

一般星探吸引小女生加入AV圈，都會說這一行躺着就能賺錢。尤其是在蒼井空等人華麗轉身成為藝人之後，讓人換了一副有色眼鏡看AV，覺得那是進軍娛樂圈的捷徑。但且慢。事實果真如此嗎？

先請看一些經過正式統計的數據：每年AV界預估有400個新人出道，每個月則固定有超過1000部片子上市，累計下來每年有超過1萬部作品。而自有AV以來，已經有超過1萬名女優了──要想在千軍萬馬中殺出重圍，成為「蒼井空第二」，談何容易？

更重要的是，AV界的收入其實並不如大家想像中的那麼高，AV界從業者的年薪大約是在300萬到500萬日圓之間（約合港幣30萬至50萬元），對於高消費的東京來說，至多只能算是中等水準。

而且AV其實是一條「不歸路」，一旦踏入就「永世不得翻身」。一劍浣春秋說：「你會在簡歷上寫自己曾經是AV女優嗎？」就算是對蒼井空，「我不認為她可以完全擺脫AV這個身分，人家為什麼關注她，估計她自己也十分清楚」。

就AV拍攝而言，永遠是愈到後來愈極端。起初還可以玩點清純、溫柔的，到最後往往肛交、性虐、群交……什麼都來了。近年為追求刺激，愈來愈流行不戴安全套的「中出片」，自從中出片興起之後，AV界男女優染上性病的機率上升了20%，還導致不少女優因拍片而懷孕。這種不良風氣的蔓延，連資深男優山本龍二等人，都不止一次站出來公開批評，稱片商為了賺錢不顧男女優生命安全！

所以AV女優的「省力又賺錢」根本只是一個童話，不可能在現實生活中實現。「而對AV了解的愈多，就愈不會對她們有所批評，相反更多的是同情，因為大多數AV女優都不是自己想要做的。」一劍浣春秋說。 

許驥專訪《一九四二》導演馮小剛、編劇劉震雲：中國人是如何餓死的

明報   世紀版   2012年12月6日

內地王牌導演馮小剛（代表作《集結號》、《唐山大地震》）的新作《一九四二》，講述民國三十一年發生在河南的一場大饑荒。這部電影，讓「饑荒」這個詞，史無前例地獲得關注，全國媒體以及網絡上，都充斥覑關於饑荒的討論。今天，這部電影在香港上映。此前，馮小剛和《一九四二》小說版的原作者、該戲編劇、內地著名小說家劉震雲（代表作《一地雞毛》）一起來到香港，與香港觀眾一同討論這齣戲，關於那年代數不完的饑荒，關於內地審查制度。

馮小剛說，在一個月之內，「為什麼要拍《一九四二》」這個問題，他被問了不下一百次。令馮小剛感到疑惑的是，據他了解，當年大導演Steven Spielberg拍《舒特拉的名單》，沒有人問他為什麼要拍這樣的一部電影。

「你說的到底是哪一年？」

馮小剛認為，每個猶太孩子都知道納粹屠殺猶太人的歷史，每年都在說，一直到今天，所以他們不會問這個問題，用這題材來拍電影，是理所應該的。但當年河南餓死三百萬人，中國人不知道，外國人不知道，連親歷者被採訪時都說記不清了。「我們是個善於忘記的民族。」馮小剛說，「這本小說，提醒你曾經發生過這樣一件事，也從另一個角度提醒你思考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西方人在面對這種絕境的時候，一定會問為什麼會這樣，是誰把我弄成這樣。我們民族在這種時候會想：因為我的命不好。甚至產生一種幽默感：早死早託生。這是句非常悖反的話，聽上去特別有希望，實際上是句徹底放棄的話。」

《一九四二》的原著小說叫《溫故一九四二》（以下簡稱《溫故》）。為什麼想到寫這樣的一部小說？劉震雲說，緣起是因為現在香港大學任教的知名媒體人錢鋼教授。大約在一九九○年，錢鋼想編一部「中國近代災難史」，發現一九四二年河南有場旱災，於是找河南作家劉震雲去寫。劉震雲說，此前他一點都不知道河南在一九四二年曾餓死三百萬人。對這個數字，劉震雲說他沒有概念：「你很要好的朋友去世了，你會覺得悲痛，但是人太多了，就是個數字。」錢鋼說：「二戰時奧斯維辛集中營逼害猶太人，是一百萬人多一點。在河南，等於有三個奧斯維辛集中營，缺少的是納粹和希特勒。」劉震雲被醍醐灌頂，馬上回到河南開始實地調查。但他馬上發現，很多當事人都已經忘了這段歷史。《溫故》中最經典的一句話是：「餓死人的年頭太多了，你說的到底是哪一年？」劉震雲認為，遺忘有兩種，要麼這件事不重要，要麼發生太頻繁。在河南，饑荒顯然是太頻繁了。

馮小剛和劉震雲的相識，是一九九三年把劉的小說《一地雞毛》拍成電視劇時。有天，馮小剛的好友、著名作家王朔拿給馮小剛一本書說：「這是震雲新寫的一個中篇，特別有意思。」馮小剛一看，正是《溫故》。馮小剛說，他看完後感覺特別好，是個調查體的小說，馬上動了想拍成電影的念頭。

正式準備開拍是一九九九年左右，馮小剛找了好多導演朋友以及電影專家討論怎麼把它變成電影。專家的意見是一致的，認為這部調查體的小說缺乏人物、情節等必要的電影要素，不可以改編成電影。馮小剛說，當時還面臨一些問題，比如沒有資金、考慮審查等等。於是，直到今年我們才看到這部電影。

但是，馮小剛和劉震雲一致認為，從一九九三年至今近二十年的等待是值得的。馮小剛說，近二十年來，劉震雲每隔一兩年，就會把小說改一遍，文本愈來愈成熟。而在此期間，他個人的導演經驗也豐富了。

劉震雲則說，近二十年他和馮小剛的變化很大，如果一九九三年開拍，他們的號召力都不如現在，根本拿不到兩億資金。更重要的是，一九九三年時他們只有三十來歲，容易憤青，那麼電影就會煽情，可能觀眾都會看哭。但是現在，他們懂得節制。電影中有不少令人發笑的場景，劉震雲說：「笑比哭還要苦。」

劉震雲說，在寫作《溫故》時，受訪人的遺忘固然令人心寒，但比遺忘更令他吃驚的，是河南人對死亡的態度。「如果是美國人餓死了，肯定要追問：為什麼會餓死人？政府到哪裏去了？但是河南人沒有，他們臨死前留下一句幽默。比如老張要餓死了，他想起三天前餓死的老李，說我比老李多活三天，值了。」劉震雲認為，這種「幽默」的態度，是中國人最隱秘的生存秘笈。他說，沒有一個民族的死亡像中國這樣家常便飯。東周以來，河南旱災每隔三五年都有一次，每每都是易子而食、人相食。

當年被迫拍賀歲喜劇

別看馮小剛現在是蜚聲國際的電影導演，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他拍的作品可接連被「斃」（審查不通過），比如劉震雲的《一地雞毛》，王朔的《我是你爸爸》、《過覑狼狽不堪的生活》等等。為了生存，馮小剛只好轉而拍賀歲喜劇，如今知名的如《甲方乙方》、《不見不散》、《非誠勿擾》等，都是這類電影。馮小剛說，拍賀歲喜劇不無裨益：這為他積累了很多人氣，也創造了中國電影史上的「馮式風格」，在重拾嚴肅題材電影時，也能吸引大量觀眾。

對很多導演來說，一旦形成自己的風格，就不敢輕易放棄，可馮小剛不這麼想。他說：「按照經驗，觀眾需要的是娛樂片，而且是製作愈來愈大的娛樂片。但是所有的經驗都是可以破除的。」馮小剛覺得鄧小平偉大，因為別人覺得不可能的事，鄧小平就要試。他拍《一九四二》，想看看一石是不是能激起千層浪。果不其然，電影在內地上映之後，整個社會都在討論一九四二年的饑荒，讓不知道這件事的人開始知道並討論這件事。

審查部門不愛看書

馮小剛說，《一九四二》這部電影，他用了最「笨」的方法去拍。首先，劇本不是在房間裏寫出來的，而是一邊實地探尋災民之路一邊創作，劇本是在路上完成的。其次，通常電影是按照地點去拍，在一地把所有此地要拍的戲都拍完，然後再到其他地方，但是這樣演員可能剛開始就要演結尾，馮小剛決定《一九四二》不要演員靠演技，而是靠體會去演，所以電影是按照時間發展順序拍攝的，像拉鋸戰一樣，造成財力、物力、人力的浪費。最後，馮小剛認為演員用了最「笨」的辦法去演，他們真的餓肚子，真的在災民逃荒的路上，從秋天走到第二年春天。拍攝過程中，演員又餓又冷，演技漸漸淡出，切身感受浮現出來。

重走災民路，也讓編劇劉震雲受益不淺。他說，沒有走過路的人不知道災民的感受，走一個上午就知道逃荒有多累，行路有多慢。觀眾或許會發現《一九四二》裏的台詞很短，那是因為劉震雲體會到災民要省氣力。他說：「省氣才能省力，災民不可能像哈姆雷特一樣抒發情懷。」

對於《一九四二》能夠通過審查上映，馮小剛說這是「社會在進步」的表現。但《溫故》在一九九三年就得以出版，則讓人意外。劉震雲說，《溫故》的出版完全沒有審查。他認為，這是因為審查部門不愛看書，書一看要看幾天，太累，電影只有兩小時，所以對書的審查比較寬鬆，對電影的審查比較苛刻。審查部門是事後知道這本書，可是來不及了。

劉震雲說，《一九四二》在北京和上海的觀影會場場爆滿，電影完後，觀眾遲遲不肯離開，直到字幕跑完。上海有位觀眾在看完電影後說：「看電影的時候，我忘記了導演是誰，看完燈一亮，才恍然大悟：導演怎麼能是馮小剛呢？！」馮小剛聽聞後說：「這是對一個導演最高的評價！」

「一九六二」還會遠嗎

早前在一檔電視節目中，馮小剛說如果中國再來一次文革，會比之前更加嚴重。那麼如果再來一次饑荒，情況又將如何呢？馮小剛說，如果不拍《一九四二》，不讓人知道歷史，再來一次就會重蹈覆轍。他說：「了解歷史真相，是避免悲劇重演的最好辦法。災難可能還會發生，但災難是否會演變成人性的悲劇，這和每個人的認識有關。這也是拍這部電影的目的之一。」

劉震雲認為，在現有體制內，知識分子有保存歷史的責任。有的人抱怨體制對知識分子的箝制，但他認為堅持很重要，《一九四二》堅持了近二十年，才得以搬上銀幕，就是很好的例子。劉震雲說：「中國這樣堅持的人多了，環境就好了。好的環境是創造出來的，而不是別人賜予的。」

不過在《一九四二》拍攝的過程中，最大的遺憾是河南的變化太大，已經找不到原來的舊村落，關於河南的戲全是在山西拍的。馮小剛說：「內地農村基本上都拆得差不多了，到處都是白瓷磚、鋁合金、電視天線、太陽能。」劉震雲則說：「舊村落全都不見了，中國對歷史的毀壞很快，這也是（中國人善於）遺忘的一個原因。」

無論如何，二十年，兩個男人，一部電影，《一九四二》或許是當代中國難得的好電影，在中國開了先河。有了《一九四二》，就離「一九六二」又近了一步。

許驥訪問王德威：假如國家領導人花30分鐘讀《蛙》

明報   世紀版   2012年10月17日

編按：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下稱「諾獎」），多位國際級的文學評論家都認為莫言獲獎實至名歸。10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致信作協，稱莫言獲得諾獎「既是中國文學繁榮進步的體現，也是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不斷提升的體現」。他希望「廣大作家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創作出更多無愧於歷史、無愧於時代、無愧於人民的優秀作品，為中華文化繁榮發展，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新的更大貢獻」。本文作者專訪蜚聲國際的文學評論家、哈佛大學王德威教授，就現當代中國小說發展提出他所觀察的脈絡，並就官方最近的反應，猜想他們有沒有讀過莫言近作。先從莫言於中國小說的貢獻談起……

記者：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中，莫言的貢獻是什麼？影響是什麼？如今莫言獲得了諾獎，那麼，他在世界文學史中的地位又將如何？

王德威：在1980年代中期之後，中國新時期的文學發展以來，莫言可以說在「尋根」和「先鋒」方面都有相當的貢獻。之後的文學發展，可以說是莫言一代所帶來的非常好的示範。這種示範，一方面延續了共和國的敘事傳統，但是在相當程度上，又逆轉了這個傳統，這裏產生了非常複雜的關係。如今莫言獲得了諾獎，諾獎在世界上有坐標性，莫言作為諾獎得主，一定會（在世界文壇）佔有一席之地。但是我們冷靜地看，諾獎在過去100多年所代表的文化、地理、政治，以及評審委員會所依賴的各種資訊，其中還是有出入的。所以，莫言得獎是實至名歸，但是我們也要用平常心來看待這件事。

記者：莫言的創作，其鄉土書寫承襲了趙樹理、孫犁等作家的傳統，其魔幻成分也有馬奎斯、卡夫卡等作家的影響，莫言有他自己的創新性嗎？

王德威：創新和承襲永遠是相輔相成的，莫言文學中強大的想像爆發力，早在1980年代《紅高粱家族》的時代，已經一鳴驚人。從這個意義上講，可以認為他是全新的創作。但是從專業的文學史角度，我們總是想看出各種千絲萬縷的脈絡。這種脈絡，並不代表他的承襲只是一味的「抄襲」而已。他是在和傳統以及西方對話的語境中，展現他獨特的創新的位置。

記者：莫言的貢獻是否還在於他把中國一些鄉土的東西介紹給世界？

王德威：莫言的創作一方面有他的「中國性」，但是不容否認，在世界文學中，確實有一類文學是有「跨國性」的。你剛才也提到了馬奎斯和卡夫卡，西方讀者在閱讀莫言的時候，勢必會作出聯想。從這個意義上，我可以有些反諷地說，諾獎評委似乎又在用莫言找尋一種容易拆解的價值。我不願意太簡單地回答這個問題，我覺得在「中國性」與「跨國性」之間，有一種微妙的關係。

相對地，我可以舉兩個例子。一個是王安憶，她的作品是不太容易得獎的，她的作品如《長恨歌》，雖然有上海懷舊，評價和銷量也不錯，但不可能達到讓人為之一振但又似曾相識的感覺。另一個例子是賈平凹，他比莫言還要鄉土，鄉土到他的語言都不能被翻譯了，但他獲得諾獎的機率也不如莫言。莫言的獲獎，是天時地利人和，來促成他的成功。

記者：莫言的獲獎，對整個中國的文學創作，會產生哪些影響？中國政府會否就此更加重視小說的創作？

王德威：莫言的獲獎對中國文學創作當然會有影像，這幾天舖天蓋地的報道，想必很多對文學創作有興趣的讀者，以及年輕的作者，會受到很大的鼓勵。但是中國的文學創作是不是因為一個作家的獲獎，從此就脫胎換骨了呢？我也不敢說。文學創作畢竟是相當個人的，新聞效應之後，我們怎樣判斷莫言的影響，再給我們三五年的時間吧。

民運人士對莫言不盡公平

中國政府從來都是非常「重視」文學創作，中國政府對文學的控制，從延安時期開始其來有自，是個很有趣的現象。這方面，中國政府其實是承襲了列寧式的運作機制。所以，從反諷的角度講，中國政府從來都是很「重視」文學的。我希望他們不要再依循黨的路線，可能會得到更多的成績吧。

記者：我們知道，以往中國政府會有「計劃」地在幾年內推出多少部「好作品」，比如「十年十部好作品」，莫言獲獎後，中國會不會又掀起這類「文學運動」？

王德威：我相信莫言獲獎後，又會開始新一輪的「文學運動」。莫言作品研討會之類的活動，我們樂觀其成。但是作協出來推動「十年十部好作品」，或者廣泛招收會員什麼的，這類機制我個人表示非常懷疑。莫言獲獎當然是好事，但是如果藉此來有計劃地干預文學創作，「生產」好作品。我相信在今天劇烈改變的文化生態裏，可能未必能夠達到目標。所以，政府如果不要那麼「重視」，說不定好作品反而來得更多。

記者：有英美評論家說，莫言是在體制內反抗體制，您是否認同？

王德威：如果說莫言在體制內反抗體制，我覺得是把莫言「英雄化」了。他反抗了怎麼樣，不反抗又怎麼樣？我覺得這不是重點。重點是如莫言所說，在這樣一個絕對的壓力之下，在他實際上已經得到了很多好處的體制之下，我不認為他有完全的反抗，也不認為他完全沒有反抗。

我可以開玩笑地說，是「既聯合又鬥爭」。莫言有一種中國農民的智慧與狡黠，好處也沒少拿，反抗也多少反抗了。文學的複雜度，很難用簡單的反抗或者不反抗，來作充分的說明。

記者：莫言的反抗，從他的文本上來看，有哪些具體的表現？請舉幾個例子加以說明。

王德威：李長春給莫言去賀電，這些共產黨的頭頭們如果誰最近看了莫言的小說，他們大概都會把他們讚美的話收回去了。比如《生死疲勞》，講的是中國大陸土改以來60年的歷史。它其實是講一個不願意把自己的土地輕易地捐獻出來的單幹戶，他一輩子為了土地經歷的各種各樣的辛酸。莫言把它寫成了現代的「變形記」，這個人死後變成了狗、豬、猴、牛……在一個什麼樣的體制裏面，會把人變得禽獸不如？莫言的感慨，已經涵蓋在這部作品內。所以，莫言被絕對不會看這些小說的黨中央的領導們稱頌，我想莫言自己捫心自問都會覺得很好笑吧。從這個意義上講，批評莫言的民運人士對莫言也不盡公平。

諷刺一胎政策的小說文本

另外，莫言最近的作品《蛙》講的是一胎政策，這裏面尖銳的諷刺和嘲弄。莫言絕大部分的作品，是把共和國以來那種崇高的、輝煌的、雄渾的美學完全扭轉過來。我曾經說過，莫言所作的是「社會主義式的嘉年華」。這種嘉年華的狂歡，體現的是中國鄉土的生命力，但任何的狂歡，都是一種放縱，這種力量不能小看。

我個人特別推薦莫言1993年的作品《酒國》，它預言了中國在1990年代市場自由化之後最瘋狂、最混亂、最腐敗、最不可思議的狂歡大會。莫言的《豐乳肥臀》，用最情色的方式顛覆抗戰。他的《檀香刑》，講庚子事變山東地區的故事，傳統紅色經典是歌頌，但莫言卻讓人感動。莫言在很多情况下讓人瞠目結舌，你不知道他的想像力從哪裏來的，又不是胡鬧的想像力。他已經在自己所能做的範圍內，做到最好了。我不願意把莫言英雄化，也不必讓他有這樣大的壓力。

記者：中國有大量體制內的作家，而很多好作家也是體制內人，如王安憶、余華、蘇童……體制內作家知道體制的局限，但是偶爾還是要配合體制做身不由己的事情，是否會造成「人格分裂」？我們應該怎樣看待體制內作家的寫作？

王德威：作家不是好人好事代表，也不是民運人士，作家就是作家。他在什麼樣的情况下能寫出好的作品呢？必須付諸公論。莫言能夠出類拔萃，絕對代表了他的成就。共產黨裏面難道就出不了好作家嗎？

會不會造成「人格分裂」是個有趣的話題。我覺得我們大家都是分裂的，有些作家善用了自己人格分裂的現象。比如莫言手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事，他說延安代表了一個特殊的歷史意義。你又覺得他「實事求是」，一種小農的謹小慎微、得過且過，你要我抄我就抄了嘛，他沒把它當回事兒。

作家需要一種「人格分裂」的姿態，來成全他們的想像力與創造力。我們但願不要人格分裂，但也幸好他們「人格分裂」，所以一方面他們唯唯諾諾，一方面又允許自己在創作的世界裏馳騁他的想象，這不是黨的機器所能控制。他們不會像1950年代那些一心一意為黨國寫作的作家那樣，寫完了被打成右派，如王蒙、楊沫，那真是太慘了。這樣看，真得慶幸這個體制現在已經是百疏一密了，而不是百密一疏。莫言特別證明了這代作家的矛盾，他已經是作協副主席了，這種跟體制交換的複雜關係，值得思考。我當然對這種監視的體制不以為然，但是創作本身就是突破體制的活動。任何社會都有壓力，莫言只不過是在社會主義體制裏，所以特別敏感而已。對莫言這代作家，我個人有很深的敬意，我可以理解到他們的壓力，比一般人都更不容易，任何看了莫言小說的讀者應該都能理解。

記者：你如何看待對莫言獲獎後的眾聲喧嘩？

王德威：我覺得眾聲喧嘩無論多麼膚淺，都是好事。它畢竟迫使一代人，去思考文學和社會、國家的關係。這其中有嚴肅的文學討論，有媒體的報道，也有政府層面的介入。我覺得，莫言的寫作從來沒有受到制式的局限。諾獎在這個意義上，可能是始料未及的效果。就像我前面開的玩笑，國家領導人如果願意花半個小時讀讀《生死疲勞》或《蛙》，他們或許都會覺得這個獎有沒有給對人啊？但是，無論是國家領導人還是絕大多數參與眾聲喧嘩的人，都不會有時間去看書的。只要有一小眾能夠繼續閱讀莫言，知道在這個時代有這樣的作家，我覺得就夠了。

記者：莫言獲獎後，彷彿立刻和政治變得特別緊密，究竟是莫言自己的言行將文學政治化，還是爭論者將莫言政治化？

王德威：爭論者將莫言政治化是無可避免的，他們已經將莫言政治化。但是逼迫莫言為劉曉波表態是很奇怪的，莫言沒有選擇做民運分子啊。我很敬佩民運分子，但是其他人沒有義務表達自己的立場。

不過，反過來說，莫言本來就已經是政治化的了，他接受了作協副主席的位置，他參與了官方的很多活動，他無可奈何的身陷其中。莫言自己的言行將他政治化，我恐怕將來也難免，包括他公開支持劉曉波的事情。莫言因為獲得了諾獎，似乎取得了某種發言權。而主觀和客觀的環境，也似乎不得不讓莫言做出了某種政治的表態。回到最初的問題，諾獎本來就是文化、政治、地理之間的角力。獲獎作家一方面受到最高的尊榮，但一方面也無可奈何地參與了政治方面的運作。

文．許驥  編輯 袁兆昌

許驥 - 內地教育界人士揭開洗腦真相

明報   世紀版   2012年10月4日

編按：10月1日，政府在灣仔會展外舉行升旗禮前，發生「政府人員」抬走學民思潮成員的事件。他們是上月籌備和參與反洗腦運動的中學生。香港反洗腦運動仍然持續，內地教育界人士：張鳴與部初陽，他們對這種現象有什麼看法？「教育歸教育」，他們是內地教育界的持份者，到底他們支持香港這班中學生的理念嗎？

9月7日，12萬人政府總部集會兵臨城下之後，梁振英終於宣布：取消「三年開展期」死線，由學校自由決定是否獨立成科開展國教。但鬥爭並未結束，離「撤科」的目標尚有距離。革命尚未成功，同學仍須努力。

而在內地，有無數關心香港反洗腦運動的教育界人士。在中國人民大學任教的著名學者張鳴，以及浙江杭州語文教師郭初陽等人，均對反洗腦運動表示支持，並回顧了自己洗腦與被洗腦的經歷。

大饑荒如何嫁禍他人？

如今在內地，連談論國民教育也犯忌諱。有教育界人士，就因為議論國民教育而遭到學校處分。在上海華東政法大學任教的張雪忠，於12萬人大集會翌日說：「因為我在微博上發表了一些對香港國民教育的個人看法，華東政法大學竟然剝奪我對本科生的授課資格。」有關方面對言論自由的箝制可想而知。

但素來以敢講真話著稱的張鳴可不管這麼多，直接把矛頭對向自己的學校：「關於香港的國民教育課本，我知道一點，我知道這是我們人民大學一些惡心的左派的傑作。把這樣缺乏常識，顛倒是非的內容，灌輸給香港的孩子，是不能容忍的事情。」他又說：「香港人應該接受公民教育，但政府沒有資格做這樣的教育。」

1957年出生的張鳴，成長在東北，做過農工、獸醫。他說他小時候所學的東西有很多是謊言。比如大饑荒的時候「蘇聯逼債」，傳說中國還給蘇聯蘋果，用火車運到東北邊境，蘇聯人一個一個挑，小的不要，不要的蘋果運回來都爛掉了，弄得中國勞民傷財──當時（甚至現在還有）中國人都相信這個說法。但其實，這都是為了掩蓋人為釀成大饑荒真相的謊言而已。另外，當時所有人都被灌輸「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在受苦」，香港和台灣也「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只有中國是最好的地方，大部分人都相信這些謊話。

後來，張鳴為了研究，翻看大量史料，才了解到真相。比如看了「三年自然災害」期間的氣象資料，才知道根本沒有什麼「自然災害」。官方說饑荒中沒有死多少人，但看了那時候的人口統計資料，才知道當時人口銳減得可怕。

張鳴說：「大陸這麼多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強行灌輸某種意識形態，已經害了不止一代人。改革以來，這樣的教育根本沒有人信，教的糊弄，學的更糊弄，今天大陸道德滑坡，跟這樣謊話連篇的教育，有直接的聯繫。把這樣的教育，延續到今天的香港，不僅僅是荒唐，而且是荒誕。」

持續運動終能成功

張鳴自己當年教過黨史課和政治課，但他在課上全都跟教科書反着說，盡量把真相告訴學生。他說，內地有高壓統治，但即便如此，內地學生也會抗爭。內地有些學生上課的時候愛刁難老師。比如，課本上說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權力機構，有學生就問老師：「到底人大大還是黨大？」一般的老師根本回答不出來。張鳴說，其實大部分老師自己也不相信他們教的東西，無非是為了混口飯吃罷了。

對香港市民的反洗腦運動，張鳴說他「只有欽敬」。他認為：「運動持續下去，梁振英肯定會妥協。現在他沒有讓步，是因為背後的人沒鬆口，到了他實在撐不下去的時候，肯定得妥協。因為他背後的人並不希望香港持續動盪。國民教育這種事，原本是底下的左派想要討好大陸做的討巧之事，本意想加強港人對黨的親和感，結果適得其反。現在不肯妥協，是因為面子過不去，但運動持續發酵，什麼事都會借機出來，鎮壓是不可能的，沒有人有這個本錢和膽量。所以，運動下去，梁振英就完了，香港的持續動盪，是中央經受不起的。」

張鳴於2005至2006年間，曾在香港中文大學短暫授課。他覺得跟內地學生比，「香港學生比較單純，動手能力強，組織社會獲得的能力也強」。但或許因為大多數人家中擠迫，沒有藏書的原因，相當部分的香港學生讀書風氣不濃。

另一名受訪者，1973年出生的郭初陽，可謂是另一個世代的被洗腦者。

國歌的文革版本

他還記得小的時候學唱的「國歌」和現在的不一樣，歌詞是這樣的：「前進！各民族英雄的人民，偉大的共產黨領導我們繼續長征。萬衆一心奔向共產主義明天，建設祖國保衛祖國英勇地鬥爭。前進！前進！前進！我們千秋萬代高舉毛澤東旗幟前進！高舉毛澤東旗幟前進！前進！前進！前進進！」這是歷史上著名的「文革版國歌」。郭初陽說，後來讀金庸《天龍八部》裏的口號似曾相識：星宿老仙，法力無邊，仙福永享，壽與天齊──「看來丁春秋對他門下弟子的洗腦，也有一段短暫的成效」。

六四那年，郭初陽初中三年級，當時不懂事，所以並沒有太多參與其中，只覺得有群人上街，也跟着去湊熱鬧。他說，中國的70後一代人，因為被洗腦長大，要通過不斷的閱讀、與師友交流，才能盡力地反灌輸、自啟蒙。他記憶中很受啟蒙的3本書有：《1984》、《烏合之眾》和《通往奴役之路》。後來雖然覺醒了，但痛惜浪費了那麼多青春年華在學無用的東西，否則肯定能比現在更加自由。

前幾年，郭初陽和友人一起編寫了一本批判內地小學語文教材的專著。

小學課文騙人？

文中，郭初陽所寫的〈親愛的母親，這是什麼道理？〉一文，指出〈陳毅（中華人民共和國十大元帥之一）探母〉這篇小學一年級課文，明顯存在很多不切實際的之處。例如，根據文中「母親說：『你也五十多歲了……』」這句話出發，從陳毅的出生年份，可推算「探母」的時間，而得知當時陳毅的行蹤，根本是不可能回故鄉探母的。所以，這篇課文完全是編書者的揑造。郭初陽說：「以教人求真為職業的教師，面對這樣的缺乏信度的文本，該怎麼向小學一年級的天真兒童授課呢？」如果有一天香港的教科書內也全是這種謊言怎麼辦？絕對不能讓這種事發生！

郭初陽說，他於十多年前來過香港，對着維多利亞港的夜景，耳邊響起《皇後大道東》的旋律。他說他們那代人，都是聽着《上海灘》主題曲「浪奔，浪流」長大的，尤愛達明一派和羅大佑，對香港有一份特殊的感情。聽到梁振英宣布取消「三年開展期」死線的消息，郭初陽說他很感恩，想起《聖經》裏的話：「我們四面受敵，卻不被困住。心裏作難，卻不至失望。遭逼迫，卻不被丟棄。打倒了，卻不至死亡。」（哥林多後書 4:8-9）以此寄託他對香港的關切之情。

這幾天，《東方之珠》這首歌在內地網上很受歡迎：「東方之珠，整夜未眠，守着滄海桑田變幻的諾言。」內地網民紛紛給香港加油：天佑香港，挺住！

文．許驥   編輯 袁兆昌

許驥 - 作客傳媒：內地「報人王」留在香港的理由──專訪程益中

明報   世紀版   2012年9月28日

說起內地報人程益中，或許不是每個香港讀者都熟悉。但是，你卻一定聽說過他創辦的兩份報紙：廣州《南方都市報》和北京《新京報》。在內地以敢言著稱的程益中，曾因持續揭露司法腐敗和報道SARS等敏感新聞觸怒官方，遭官方構陷拘押。後因國內外多方營救，官方以證據不足為由，釋放了他。2005年，程益中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新聞自由獎」，是名副其實的「報人王」。

程益中去年7月來港，先加入亞視，但由於「與主事者觀念及風格迥異」，今年3月宣布離開。4個月後，他選擇繼續留在香港，掛帥在內地全面遭禁陽光國際傳媒集團，並決定在10月中旬推出紙質的《陽光時務周刊》。在紙媒「寒冬期」的今天，程益中堅持仍然逆流而上，這是為何？曾經說自己若出生在清末，必是康梁一黨的程益中，希望通過辦報推動中國的文明化進程。他對內地和香港等地的傳媒生態，又有什麼觀察呢？

要辦兩份中國最好的報紙

很難用寥寥幾百字概括程益中的47年人生。但他的事業，應該從1989年開始計算。那年，他從廣州中山大學中文畢業，開始了他的報人生涯，起點是《南方日報》。程益中曾經有句名言叫：超越自身的不可能性。40歲之前的他，就是在做着一件件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八九六四前，中國媒體自由度曾趨好。六四是個關鍵的轉折，其後愈來愈收緊。早前可以在頭版頭條公開批評黨國的《南方日報》，逐漸在頭版甚至整份報紙中丟失了批評的聲音。而1997年，程益中創辦了犀利的《南方都市報》。報紙面世不久，就遇上2003年的SARS疫情。全國報紙萬馬齊喑，只有《南方都市報》一馬當先，發出嘶吼，揭開了全國防治SARS的序幕。隨後，《南方都市報》又深度報道了湖北人孫志剛在廣州遭收容所員工毆打身亡的事件，揭露中國收容遣送制度踐踏人權的黑幕，導致國務院頒布文件廢除相關制度。程益中用辦報的方式，推動中國的政治改革。

程益中說，當時恰逢中國第四代領導人胡錦濤和溫家寶上任（2002年），是所謂的「胡溫新政」時期，政治改革出現了一絲曙光。2003年11月，由程益中領軍、同樣犀利的《新京報》在北京創刊──全國媒體人似乎真的看到了希望。

曾出現的政治改革氛圍

然而，好景不常，很快就傳出高層主張向朝鮮、古巴學習控制言論自由的消息。剛剛以《南方都市報》總編輯身分兼任《新京報》總編輯不久的程益中，和艾未未一樣，以涉嫌「經濟犯罪」被帶走。雖然最終官方以證據不足釋放了程益中，但此事對中國的新聞自由來說，無異於重創。其後媒體開始轉向「和諧」，又進入了倒退期。

程益中說，在內地做個好報人其實不難，就是要講真話。這是文明社會對媒體人的最低要求。但是在內地弔詭的輿論環境裏，最低要求卻變成了「最高要求」，講真話需要莫大的勇氣。早前自殺的《人民日報》副刊主編徐懷謙，逝世前他曾說：「敢想不敢說，敢說不敢寫，敢寫無處發。」這就是內地媒體人的痛苦。

程益中說，不要覺得如今常常有令高官落馬的新聞爆出，就以為中國內地的言論環境變好了。但從種種迹象表明，即便官方的主觀想控制，只不過客觀上由於社交網絡等自媒體的興起，官方根本控制不了。而官方愈高壓，下面反抗得就愈厲害。正是由於官方對主流媒體的控制太嚴了，所以才令微博這樣的非主流媒體大受關注。

在這樣的大環境下，作為被「重點盯防」的對象，程益中在內地能做的事或許真的愈來愈少了。2011年，他正要籌備新雜誌，收到亞視高層向他伸出的橄欖枝。他考慮再三，覺得香港可以讓他重展拳腳，於是便接受了亞視的邀請。7月開始，擔任其高級副總裁──希望能夠在香港「回歸新聞主場」。

回歸紙媒的意義

以程益中對亞視的了解，來之前已經做好了充分的心理準備。只不過，抱持「我最鄙夷的生活是需要出賣靈魂的生活」信念的他，很快發現實際情况比想像中差得多。今年3月，他在微博稱因「與主事者觀念及風格迥異」，旋即離開亞視。

離開亞視後的程益中，很快收到來自內地和香港的多個邀請。但考慮到自己的處境，程益中並不希望回到內地「給人增加不必要的麻煩」，還是決定留在香港。

此時，陽光國際傳媒的董事長陳平出現在程益中面前。很早以前，陳平就已將在內地的所有業務停掉，以此保持獨立。這讓程益中頗為欣賞，遂答應加盟。

加盟陽光國際後，程益中主持電子雜誌《陽光時務》的改革，要讓它變成紙質的《陽光時務周刊》，在港台等地發行。在很多人都覺得紙媒已然沒落的今天，程益中卻逆流而上。他說：「iPad出現時，我也以為傳統媒體的末日到了，但至今你仍舉不出一個完全脫離傳統媒體而可以盈利的新媒體案例。」即便是擁有無比龐大用戶量的微博，今年4月還是宣布「未找到合適微博盈利模式」。因此，程益中還是看好紙媒。即將在10月中旬推出的周刊，程益中寄望它成為華語世界最好的主流嚴肅新聞周刊──神秘面紗即將揭開。

程益中相信香港能夠成就他的一番事業。他認為，香港是中國的「進步基地」。現在乃至將來，香港對整個中國的民主化轉型都將起到重要作用。他說，中國100年前就到了應該變革的時候，民主轉型不可避免，不以任何個人的意志而轉移。中國的希望，是每個公民的覺醒，而不是奢望出現「明君」。香港近年為爭取民主的行動，尤其是最近反對國民教育科等事件，在內地的反響很大。

還有3年就要進入「知天命」之年的程益中，說自己沒有以前那麼「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了。但是，從他的狀態看得出，卻還是那麼壯志凌雲。

文．許驥  編輯 袁兆昌

程益中看國民教育

程益中認為，國民教育純屬中共「沒事找事，偷雞不成蝕把米」。本來說好「五十年不變」，結果現在十五年就變了。港人發現：你可以不關心政治，但是政治卻要關心你。國民教育一下子把香港人的公民意識激發起來了。香港人一向愛中國，但愛國不等於愛中共，所以根本不需要由中共教育香港人愛中國。

程益中看反日

1999年美國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事件後，當時反美遊行是由官方主導的。八九六四後，中國人還不敢相信又獲得了「遊行的自由」，戰戰兢兢上街。今天的中國，絕對不可能有一場自發的遊行。早前還發生過有人申請遊行，結果被捕的新聞。之所以允許聲勢浩大的反日遊行，轉移國內矛盾是其中一個原因，這和當年利用義和團的做法無異。

強烈推薦：一個報人的反思－－程益中在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的演講

許驥 - 水客暴走：內地人為何離不開水客？

明報   世紀版   2012年9月24日

Vic：有本事送人上太空，有本事拿很多奧運金牌，有本事購買大量奢侈品，卻一直無法製造出令人安心的奶粉。財迷心竅到不惜毒害嬰兒，真係垃圾國家。

是日高慧然在蘋果日報的專欄文章說得好：一個國家，製造黑心產品殘害國民，迫使國民湧入香港這彈丸之地，由日用品至奢侈品，均在搶購之列。上水一帶居民的日常生活大受影響，苦不堪言。而尖沙咀、銅鑼灣等地，由士多、小鋪到戲院都讓位予珠寶、手袋店。單一品種的遊客大舉入侵，對本土民生造成極大滋擾，香港人怒吼出「中國人滾回中國去！」與其說是要喝退遊客，不如說是向另一種文化和價值觀的入侵說不，是被侵犯的香港人被迫捍衛個人及本土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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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自從網民發起「光復上水站」運動後，香港執法者立即行動，打擊藉一簽多行而來的內地水貨客（簡稱「水客」）。這場由民粹運動所產生的、自下而上的動力，形成近日各界關注和討論的重要課題。今天，本文作者就水客現象，探討內地對香港貨品需求的由來。

「光復上水站」運動仍在持續，但上水真的「光復」了嗎？恐怕未必。能光復嗎？也很難說。過幾天，內地的「十．一黃金周」又要到了，和往年一樣，大批內地自由行遊客（顧客？）將再度橫掃各大商場──香港準備好了嗎？

水客這門生意，其實是由市場供求決定的。俗話說，殺頭的生意有人做，賠本的生意沒人做。亦即是說，是先有了內地人對水貨的需求，然後才有了水客的誕生。那麼，內地人究竟為何離不開水客呢？

1400萬張嗷嗷待哺的嘴巴

今年做爸爸的上海市民徐先生最近頗有些煩惱，因為寶寶從喝母乳開始轉喝奶粉，為了找到信得過的外國奶粉代購商，他四處奔波。「網上的代購商戶不少，但不能輕信，最好是找已經在買代購奶粉的朋友介紹比較可靠。」徐先生說。

自從2008年內地爆出毒奶粉事件後，骯髒的「奶新聞」層出不窮，13億人已對國產奶粉完全失去信心。有人或許會出於「愛國」抵制日貨，但是為人父母的，從來都是喜歡日本奶粉的。中國人向來喜歡貪便宜，但在奶粉上絕對不敢省錢。網上一罐（900克，下同）國產伊利奶粉售價150元（人民幣，下同）左右，貝因美則要230元左右；而水貨的惠氏奶粉每罐要350元左右，雅培則要380元左右。可國貨雖便宜卻無人問津，水貨雖貴而常常賣到斷貨。

有數據顯示，2012年內地新增人口將達1400萬（是香港總人口的2倍）。像徐先生這樣每月收入在5000元左右的中等收入城市居民，就要購買進口奶粉了，可想而知需求何其大。早在2008年，水客走私奶粉就是門好生意。在上水購入每罐100多港幣的奶粉，到深圳一轉手，就可獲得200元。多年過去，隨着人民幣不斷升值，這門生意的利潤愈來愈厚。位於銅鑼灣的人民公社書店，從2008年開始就不斷有客人主動來問「有沒有奶粉賣」，書店最終做了一個「痛苦的決定」：經營奶粉生意。於是，賣奶粉成了這家書店的「經濟支柱」。

內地青年：買水貨是為了反政府

水客搶購香港市場上的奶粉，導致港人買不到，民怨沸騰。各大商店早就採取限購措施，每人每日限購2至6罐。但是這根本無效。水客發揚毛澤東「人多好辦事」的「人海戰術」。商店甫開門，數十水客湧入，將奶粉搶購一空。並且，加入「人海」的甚至還有疑似香港人。香港的父母，在港買不到奶粉，只好再託人從外國代購──真是個奇怪的購物鏈！如今，梁振英政府推出「港人港地」，是否也需要有「港人港奶」，才可以解決這一問題？

水客的問題愈來愈嚴重，內地個開始重拳打擊。2010年9月，深圳海關在一次打擊水客的行動中，發現涉案的金額近20億元的商品。去年5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八）》通過後，水客一年內若被海關發現3次，就可被刑事拘留。今年3月開始，為了打擊奶粉走私，內地海關開始徵收10%的關稅。早前更有一名內地李姓空姐，用工作之便幫人代購化妝品，「涉嫌逃稅」被判刑11年。但是，對政府打擊水客的舉措，市民怎麼看呢？深圳「憤怒的青年」小王說：「內地政府這麼壞，只會剝削百姓，苛捐雜稅這麼多，誰要納稅給他們！」對小王來說，光顧水客就是一種「反政府」的行為。

但沒辦法，無論怎樣打擊，無論怎樣「光復」，水客就是清不乾淨。因為內地有需求，水客有錢賺。要解決香港的水客問題，除了在香港着力外，更重要的是要解決內地的問題。否則毒奶粉一日不除，香港就永遠是內地的奶粉「出產地」。而多年來媒體不斷報道水客新聞，香港政府不聞不問，一定要等到市民上街，才意識到嚴重性，實在太令人失望。看來以後凡事都要及時上街，才能盡早解決。

不如開闢「香港租借地」？

在上海、杭州等長三角經濟發達城市，近年悄然興起婚前來香港血拼（shopping）的新時尚。也就是說，新婚男女自己來港充當「水客」。長三角地區小資情調濃厚，市民喜歡追求名牌，鍾情於炫富，所以奢侈品成為這些人來港的主要購物對象。上海《新聞晨報》就報道過鮑先生一家2天灑金100萬的「壯舉」。

去年5月，鮑先生的兒子和未來兒媳於婚前來港血拼，購置結婚用品。2天內頻繁出入商場，走到腿軟，甚至顧不上吃飯。小夫妻主要購買奢侈品，包括大量手袋、名表和珠寶等，鮑先生則完全充當「提款機」角色。在廣東道的一家名牌店，他們花10萬元買了3個手袋。鮑先生說：「很划算！」

據說，現在這樣的「婚前香港血拼族」愈來愈多，結婚鑽戒是他們來港不可缺少的對象。然後，他們就把這些商品穿戴在身上，堂而皇之地以「偽裝水客」身分回到國內。這樣「自由行」的內地遊客（顧客？），十．一期間會大量湧現。

現在梁振英政府要強推的新界東北規劃項目，政府首階段諮詢報告中明確地說，該規劃的「服務範圍包括深圳以至整個珠江三角洲」。「服務」什麼呢？深圳市民劉先生建議，與其開發新界東北，不如在深圳開闢「香港租借地」，完全交給香港政府管理，專賣免稅港貨，收益由港深雙方協商分配，讓只購物不旅行的內地遊客，在深圳完成他們的「自由行」。不知這個建議是否可行？

外國也有跨境購物？

其實，跨境購物一點都不新鮮。早年的香港人，也經常到深圳去購物。外國有跨境購物嗎？在加拿大和美國的邊境上，由於美國的物價便宜，加拿大人常常在周末驅車去購物。並且，美國當地政府非常鼓勵加人前來消費。從今年6月開始，前往美國的加人，過境停留超過24小時，免稅購物額度從50美元增至200美元；停留超過48小時，從400美元增至800美元。另外，新加坡人周末常到馬來西亞購物。中國和越南，中國和俄羅斯邊境的居民，也常常跨境購物。在電影世界中，《隔着圍牆說愛你》（Beloved Berlin Wall）講述1989年的東德與西德，女主角是西德留學生，電影開首描述她打算到東德買日用品和食物，她形容東德的貨物是西德的半價，也因為這次跨境購物而與男主角邂逅。

但問題是，美加、中越、中俄，都是面積龐大的國家；新加坡在獨立前，只是馬來西亞聯邦中的一個城市──他們都不怕有太多人前去購物。而香港，面對的則是陸地面積比我們大8700餘倍，人口是我們185倍多的內地，真的承受不了。就像去年香港抵制內地汽車來港自駕遊一樣。為什麼要抵制？香港所有的汽車都開到內地，內地交通毫無壓力；但內地若有萬分之一汽車開到香港，恐怕香港的交通就要癱瘓。中港之間，是完全沒可能談「對等」的。

香港回歸15年，真的「回歸」了嗎？中港矛盾頻頻出現，問題愈來愈多。前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副主任陳佐洱早前訪港時稱，本港推行國民教育是天經地義的事。但政府有政府的「國民教育」，民間則有民間自己的「國民教育」，專門「教育」政府，也是天經地義的事。

文／許驥

編輯／袁兆昌

許驥 - 奧運幕後：原來這就是中國運動員的前途？

明報   世紀版   2012年8月4日

朗思製作：中國奪金 光什麼榮？感什麼動？
人無尊嚴 盡是國恥

Vic：不久之後，中國「奧運英雄」又要到香港，替共產黨作政治宣傳，兼買名牌、化妝品和奶粉了，大家準備好為國家感到光榮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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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隊在倫敦奧運，把金牌一塊接一塊收入囊中。有人說，中國在奧運會上大長志氣。但是你是否知道，「舉國體制」下的中國體育界，為了培養一名奧運獎牌得主，背後要犧牲多少奧運的「失敗者」？

在運動員短暫的黃金歲月中，如果未能夠獲得奧運獎牌，體制就會拋棄運動員。即便獲得優異成績，在退役後，他們有的失業，有的竟然淪為街頭賣藝者……只有鳳毛麟角的幾個，能成為前體操冠軍李寧或前乒乓球冠軍鄧亞萍這樣的巨商或政治人物。一個奧運冠軍的身後，是白骨皚皚的荒塚。正所謂：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而一些昔日的運動少年，因為選擇了不同的道路，走出了截然不同的人生……

曾在相同的起點

浙江小伙子徐濤（化名），今年27歲，在家鄉的一家化工廠裏做工人。10多年前，他曾躊躇滿志。當時初中畢業的他，已經是省運動隊隊員，並被評為國家二級運動員。他在鉛球和鐵餅方面，有出人的天賦。他覺得自己將來肯定是奧運冠軍，所以放棄了普通的升學道路，去北京報讀體校。可是3年過去，他並沒有在國家的重大賽事上獲得任何好名次，從體校畢業即失業。後來，他考過警察，落第；考過公務員，落第。只好回到故鄉，在家人的幫忙下，到當地化工廠做一名普通工人。如今，徐濤的QQ簽名上依舊寫著這樣的話：「要麼就證明自己的能力，要麼就閉嘴接受現實。」他說，自己沒有認輸，只是接受現實而已。在電視上看奧運，他還是會情不自禁想像如果自己在賽場上會是什麼感覺……

另一名和徐濤同歲的小伙子，也是他的同鄉葉挺（化名），則先知先覺。雖然和徐濤一樣，初中時便被評為國家二級運動員，專長是跳高。但是，葉挺從來沒有想過要走職業運動員的道路。他的成績優異，在普通高中完成學業，並以高分考入全國知名大學。現在，葉挺已經是博士在讀生，畢業後可以留校任教。問他當年為什麼不做運動員？葉挺說：「我的父親就是職業運動員，他的命運很坎坷，他不希望我做運動員。他從小就跟我說，做運動員沒出息，還受氣。」憶起父親，葉挺有些哽咽：「全國的運動員成千上萬，有幾個能出來？沒出來的那些，國家不會管你。只要家裏不是窮得揭不開鍋，誰捨得送孩子去當運動員？」

賣藝乞討的體操冠軍

「誰捨得送孩子去當運動員」並不是句輕易說出的話，而是對「有中國特色體育制度」的總結。

2011年，一個名叫張尚武的人在網上引起關注。有網民說道：「有多少人在（北京）王府井地鐵口看過這個前體操世界冠軍張尚武？每天我還沒到公司他就到了，我（晚上）八點回家他還在。腿跟腱斷了，國家不管了，現在在乞討，倒立，而後托馬斯（全旋）的結果是一天幾十塊。」

張尚武，2001年代表中國參加世界大學生運動會，獲得過金牌。後有媒體調查他的身世，發現他在6歲時，家庭遭遇大變故。父親張志勇因為幫人收帳未果，與人械鬥，最終致人重傷，判刑20年；母親隨後與父親離婚，杳無音信，張尚武跟著爺爺奶奶生活。這樣的孩子，或許才會被迫走上職業運動員的道路。

2005年6月，22歲的張尚武拿著河北省體育局給的6萬多元（人民幣，下同）「自主擇業補償金」退役。但身無一技之長的他，找不到工作，只能每天在家睡覺。2007年，北京先農體壇運動技術學校的宿舍失竊。警方在學校查看監控錄像時，發現一個可疑男子。教練一眼認出，大喊：「他叫張尚武！是我曾經帶過的一個隊員，曾經入選過國家隊，並獲得過大運會的金牌！」張尚武旋即被捕，判刑3年10個月。

2011年4月，張尚武刑滿釋放。在回家給爺爺洗了個澡後，便開始在北京等地的街頭賣藝，表演各種專業的體操動作。直到引發社會各界關注，才得到援助。

長鬍鬚的女運動員

張尚武的故事還不是最悲慘的。另一名前中國運動員──前女子舉重選手鄒春蘭的故事讓人更加唏噓。

1990年，鄒春蘭獲得48公斤級全國舉重冠軍，一時風光無限。但1993年退役後，她的命運急轉直下。幾乎沒有受過正規教育的她，毫無謀生技能。為了生存下去，她只能從事簡單的體力勞動：在工地搬過磚，在大街上賣過羊肉串，在澡堂當過女按摩師，每月收入只有500元左右。更為糟糕的是，退役後的鄒春蘭出現諸多生理上的變化：喉核、聲音沙啞、長鬍鬚、失去生育能力……到底她在過去的訓練過程中，曾否長期服用過激素，導致今天的生理變化？

通過服用激素提高比賽成績的做法並不稀奇。早在前東德時期，東德政府就逼使運動員大量服用激素類固醇。以致從1968年墨西哥城奧運到1988年漢城奧運，短短20年間，前東德共獲得519塊奧運獎牌。若以人均計算，前東德所獲得的獎牌數量是前蘇聯的10倍，美國的13倍。

鄒春蘭這種生理變異，與服用類固醇所產生的副作用非常近似，因此坊間已有人猜測，像鄒春蘭一樣的前女運動員，或有更多也說不定。至於鄒春蘭的個案，則尚待查明原因。

國家在哪裏？

中國運動員的每塊金牌，似乎都在「為國爭光」，都在刺激國民的腎上腺素。但是對「國之功臣」退役之後的生活，國家關心了嗎？

在眾多媒體把鎂光燈對向退役運動員的悲慘生活後，國家終於開始有些動作。

國家體育總局人才服務部主任劉光濤說，自2007年始，國家體育總局每年都要舉辦10多次培訓班，幫助運動員實現「再就業」，「但由於運動員從業過程中文化教育缺失，以及退役後保障制度匱乏，使得近五成運動員退役後就業無門」。

據了解，舉國體制下的運動員選拔制度，將全國最有潛力的運動員，6歲就送進集訓營。在那裏，訓練第一，文化第二。有內部人員說，他們每周的文化課時間不足10小時。而為了取得最優異的比賽成績，國家會逼使運動員在一定年齡退役。北京奧運時，美國可以允許41歲的游泳選手Dara Torres參賽。而遍觀中國體操隊，大多都是小女生。

另外，外國的運動員在本國退役後，加入其他國籍參賽很正常。可是，在中國這樣做卻很容易造成非議。如果有中國人代表日本參加奧運，馬上就會被罵成「賣國賊」。中國運動員可選擇的「轉籍」地區少得可憐，似乎只有香港。而最為人熟知的成功案例，就是被譽為「乒乓孖寶」李靜和高禮澤。他們從內地南下香港，並代表香港隊在2004年雅典奧運取得香港史上第二面奧運會獎牌：男雙銀牌。

運動冠軍是多麼風光。但是他們的背後，是無數淒慘的故事。在化工廠打工的徐濤，或許已算幸運。而鄒春蘭所說，恰恰道出了「成王敗寇」的辛酸：「我把青春給了體育，但所得的回報是被當作垃圾扔掉，沒有知識，沒有技能，沒有生育能力。」其實，鄒春蘭誤會了。她並沒有把青春獻給體育，只是把青春獻給了忘恩負義的體制。

許驥 - 盛世異聲——專訪慕容雪村：「請不要觸碰我的底線」

明報   世紀版   2012年7月24日

編按：香港書展今天閉幕，不少內地和台灣作家來港，為香港民主自由而發聲，包括白先勇、資中筠等，都讓今屆書展帶來驚喜。內地作家慕容雪村，同是今屆香展名家之一，在訪港期間接受本版訪問，談談早前他探望陳光誠的經歷，並分享最近他關注的維權事件。

去年，在由廣州《南方都市報》等機構舉辦的「網絡奧斯卡．10年致敬」中，東北作家慕容雪村（下稱慕容）憑藉代表作《成都，今夜請將我遺忘》（下稱《成都》）獲得「10年網絡文學」大獎。也就是說，中國網絡文學頭10年，如果只讀一本書的話，恐怕當推《成都》。說實話，《成都》當之無愧。據慕容本人說，自出版以來《成都》的銷量已經超過100萬冊。對一本書來說，這簡直是天文數字。但是，近兩年人們記住慕容的名字，不僅因為他的小說，還因為他參與多次公民行動。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去年和好友作家王小山、張恩超等人，勇闖臨沂師古村探訪盲人維權律師陳光誠。

冒死探望陳光誠

在中大附近見到1974年出生的慕容時，他正在打一個奇怪的電話。頭天方從英國參加完文化節Hay Festival抵港的慕容，作了名為「大國崛起的十二個瞬間」的演講。他說，從收到邀請到結束活動，與他聯絡的都是英國文化協會（British Council）。但一家內地文化公司剛剛打電話來，說實際上出資讓慕容去英國的是他們，英國文化協會只是協辦，因此要求慕容配合再做一些活動，真假莫辨。慕容說：「早知道出錢的是他們，我就不去英國了。」但他顯然已經習慣了這種奇怪的事──生活在一個比小說還精彩的國家，發生什麼都不會令人驚訝。

慕容之所以要取「慕容雪村」這個筆名，據他自己說是化自一句古詩：「江南慕君容，相隨到雪村。」在過去的訪談中，慕容曾這樣形容自己：「以下是我的重要缺點：自私、冷漠、孤僻、對世界缺乏愛心。還有一個更壞的：我為我的缺點感到自豪。」在一篇文章中，他也坦白過自己的「小算盤」：「我不想自己的書被禁；不想當敏感詞；我計劃去幾個國家演講，不想節外生枝；還有最重要的：我害怕。我怕痛，怕捱打，也怕失去自由。」但你怎麼也想不到，這樣一個「害怕」的人會冒着生命危險，去探訪當時仍被軟禁在家中的盲人維權律師陳光誠。

「那天（2011年10月14日）我在青島海洋大學有一場演講，」慕容憶起探訪經過仍顯激動，「恰好那天王小山他們也在青島。我們見面的第一句話就是：要不要去看陳光誠？於是第二天就去了。」探訪的結果，果然後外界傳言的一樣。剛到村口就被人攔住，然後被打，有的衣服被撕破，有的肚子被打兩拳，有的捱了一記偏踹……而慕容也被猛摔在地。經過一番亂戰，最後，眾人被搶推上一輛公車，然後在不明身分人士的監視下離開臨沂。

那是2011年10月。事後有位前輩問慕容：「你是一個作家，做這種事有意義嗎？」慕容當時回答：「有，為了光，為了時間。」但如果今年5月再有人問慕容這個問題，他仍可以理直氣壯地回答：「有。」因為陳光誠正是在無數人的關注與關心下，才能逃出師古村，投奔自由世界。

出書成「太監」

慕容上一本重量級的書，叫《中國，少了一味藥》（下稱《一味藥》），是他親身潛入安徽傳銷團伙23天而寫成的紀實文學。但費盡千辛萬苦寫成的書，在出版時卻遭遇了重重審查。而且早在出版前，《一味藥》已經在毛澤東親筆題詞的《人民文學》雜誌上刊登並獲獎，但仍舊遭到諸多無厘頭的刪改。「比如，」慕容數起來，「我說傳銷之所以在中國如此氾濫，原因是在我們的制度和文化之中。『制度和文化』不讓提，我只能改成『在我們的空氣和土壤之中』。又比如我有個比喻叫『帝國主義的隱形戰機』，編輯說『帝國主義』不能提，『隱形戰機』也不能提，因為涉及軍事。」還有，讚美Thomas Penn的名作《Common Sense》不行，因為不能說太多美國的好話；「南中國」這個提法不行，因為有分裂國家之嫌；引用國家領導人的話不行……太多的刪改讓慕容感到自己簡直成了「太監」。

慕容雪村撐冉雲飛

隨着年紀增長，慕容漸漸有了「中年人對社會的責任」，加上一些觸碰慕容底線的事頻頻發生，讓他開始不再像以前那樣「自私、冷漠、孤僻」。他說出自己的不滿，控訴不公。另一件促使他開口的事，是去年好友冉雲飛的入獄。

冉雲飛是四川作家，長期關注維權，在網上有較高知名度。2011年2月24日，四川警方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對冉雲飛實施刑拘。冉的家人為營救冉奔走呼告。作為冉的好友，慕容雪村終於忍不住了。他開始在自己的微博上，向100多萬粉絲發聲，希望網民關注冉雲飛案。雖然微博屢屢被刪，但讓更多人知道了這件事。4個多月後，冉雲飛案被成都中級人民法院以證據不足退回。

慕容說他當時沒有多想，心中只默念一句話：「要是我現在不說話，等冉雲飛出來，我該怎麼面對他？」慕容承認自己是個講朋友義氣的人，因這是底線。

凡事必有代價，現在慕容的微博經常被刪。前不久，他的另一位朋友「作業本」的微博，疑似因為發了一張與六四有關的圖，帳號被注銷，200多萬粉絲苦苦哀求恢復無果。但願慕容不會遭遇同樣的「貴賓級待遇」。

在不正常社會做正常人

慕容很喜歡香港，常常來。每次來，他都要去書店搬一大堆書回家。因為很多書只有在香港才能買到，尤其是關於「文革」和六四的。對慕容來說，香港就是一扇了解世界的窗口。談起數十年來香港持續不斷關注內地，直至今日還明亮的維園燭光等等，都能從慕容的眼中看出感激與動容之情。

慕容認為把香港稱作「文化沙漠」是非常有失公允的，因為無論從音樂、電視、類型文學等方面，香港都引領整個華文世界。

慕容久仰香港書展大名，但從未親身參加過。今次有機會作為演講嘉賓受邀前來，慕容準備了一個好題目：在不正常的社會中怎樣做個正常人。他要給大家講講所謂的體制內的人的故事，告訴大家怎樣身在體制內卻保持獨立之人格。他要借香港這個自由的舞台，講話給內地人聽。而慕容本人，則是個徹頭徹尾的體制外的人。曾經有人欲邀他入作協，被他毫不留情地拒絕了。

慕容目前正在寫的，有電影劇本和小說。電影劇本名叫《拉薩沒有Tiffany》主題是旅行和愛情。而小說《騙子世家》的創作，給慕容帶來很大煩惱。這部小說已經寫了約16萬字。慕容的寫作速度不快，每天至多2000字，所以小說寫了好幾年。但即將結尾時，他心中卻突然出現小說的另一個更好版本。他很糾結，究竟是否應該推翻重寫呢？大概只有認真的作家才會有這種痛苦。

曾有報道說，慕容在成為職業作家以前是個開奔馳上下班的外企白領。所以，慕容覺得成為作家的最大變化是讓他成了窮人。他至今沒有買房，每隔一段時間就換個城市居住、寫作，像個文藝青年。值得慶幸的是，中國少了一個高級白領，卻多了一個優秀作家。

受訪者簡介：慕容雪村，東北人，內地知名作家，曾參與眾多維權事件，如二○一一年前往山東臨沂探望陳光誠等。著有《成都，今夜請將我遺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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