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建峰 - 好睇唔好用的廣深高鐵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1月22日

李家仁醫生曾經唱過一首名為《小明上廣州》的兒歌，歌詞內提到「小明上廣州，搭高鐵樂悠悠」。究竟現實又是否如此？今個月初，我與另一位法政匯思召集人文浩正，跟電視台節目的監製及攝影師，為了討論一地兩檢議題，從深圳福田站乘高鐵去廣州南站。有關一地兩檢的法律問題，法政匯思正在籌備一份詳細的法律分析意見書，完成後會發佈。我今天想說的是我對這一程高鐵的一些感想。

先說福田高鐵站。這個亞洲最大的車站從落馬洲去需要乘搭深圳地鐵然後再步行十多分鐘才去到月台附近的安檢，根本稱不上是方便。還有，當時開了不夠一個星期的這個車站，其保養及運作都已有問題。人流不多，但男廁滿地濕、髒，靠點香掩蓋異味。月台幕門竟然已經壞了，搞到我們從廣州回程時要從緊急出口下車。

車站最大問題就是其大而無當。月台上的行人通道的長、闊基本上夠一台小型或更大的飛機去做跑道。車站的班次稀疏，絕大多數月台根本沒有用。就算車站將來會有多些人流，又真的需要這麼誇張的規模嗎？

當然，有人會說，將來福田會是廣東省的鐵路樞紐，但這又衍生另外一些問題。首先，如果以上提到的保養、運作問題不好好正視，福田真的能夠負荷很高的乘客量嗎？第二，假設近福田站的地區會變成一個大商業區，吸引人流，到時又差不多要做大翻新，即是車站至少未來好幾年大致上要丟空。

車站遠離市中心失高速意義

第三，如果真的是把福田定為廣東省樞紐站，那麼由那兒到廣州南之間的車站又怎麼辦？福田至廣州南總共有四個站，其中福田、深圳北及廣州南都是「巨無霸」規模，而虎門也絕對稱得上是「大」站（所以，何以稱得上車站不夠地方去做出入境及海關關卡？）。如果把一切列車搬去福田作為主要站，深圳北及廣州南就會被廢武功，其「巨無霸」規模亦會浪費地失去意義（因為它們在地位上會相對地降低）。

再者，一條四個站、50分鐘車程的路線有三個「巨無霸」車站又是甚麼邏輯？列車能達到每小時三百多公里車速的時間不多，因為到了那個速度的時候就差不多要停在下一個站。而因為路線有這麼多個「大站」，每個站都需要停留三至五分鐘，進一步拖慢速度。

但大家可能會想，以上一切都沒所謂吧，50分鐘從深圳福田至廣州南（如果是要由將來的西九龍開始算可能是70-85分鐘吧），始終都比現在深圳至廣州東的72分鐘或紅磡至廣州東的119分鐘方便。錯。我之前說過福田站不是在深圳市中心的問題。廣州南的問題就更嚴重（姑且不提其安檢排長龍或其不理想的衞生情況），因為它根本不是傳統上的「廣州」，而是番禺，要乘地鐵或私家車去廣州市中心需要近一小時。所以，除非大家是去番禺探親，否則乘高鐵去廣州隨時會比從深圳或紅磡去廣州東更慢！

總括來說，我感受到的福田至廣州南高鐵路程根本就不是我以前乘搭過的高鐵（包括英法歐洲之星及德國內陸從慕尼黑至法蘭克福）那回事。我感受到的是大而無當的大白象。我感受到的是路線車站遍佈太密而難以成為真正高鐵的列車。我感受到的是所有「大站」都遠離市中心（就算是深圳北或虎門都離深圳市中心或東莞有一定距離），因而為乘客帶來不便。

香港人，為了這條好睇唔好用的鐵路，去引入一地兩檢來蠶食我們的一國兩制，值得嗎？

註：以上只代表筆者的個人意見，並不代表他所屬律師行的意見。

任建峰
執業律師

任建峰 - 我老母教仔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3月6日

在香港，當大家討論政改、一國兩制或其他類似的政治議題時，總會有一些所謂「務實派」的聲音。他們的論述大概是：「大家要面對現實，看清楚誰是主、誰是次。在這情況下，有些事是爭取不到的，就無謂搞下去，應該務實地接受。如果能夠的話，就即管研究能否在已被既定的框架內嘗試尋找空間。」聽到這些看法，不禁使我想起我老母怎樣教我這個不肖子。大家請不要驚訝：我老母與我同樣都是粗豪的人，所以我相信她絕不介意我形容她為「老母」！

首先，當我是個小學生時，老母的口頭禪是，「事事要盡力做就可以了。」她還會說，「如果你盡了力仍然考第尾，這會比我見到你沒有盡力而考到第一更開心。」老母亦是一個有堅持的人。我當時讀的小學曾經有個規條，就算是冬天都要男學生在12℃以下才能穿長褲上學，否則就要繼續穿短褲。有一年的冬天特別冷，長期徘徊在13、14℃左右，而我與很多男同學穿短褲時都覺得很辛苦。很多家長對這個「12℃」規矩都敢怒不敢言，擔心投訴只會徒勞無功。但老母無懼地走上學校，與校方理論，並問「為何你們的男老師每一位都在穿長褲禦寒，但就要小朋友長期捱冷？」校方最後讓步了。

移民到澳洲後，我們的家境出了問題。老母為了頭家，真的是捱得很辛苦。當我還是中學生時，不少她在澳洲的朋友及從香港打長途電話找她的親友都給她一個清晰的建議。他們說，老母又要養家、又要供樓（當時在澳洲在家境轉下前買下的房子為了我生父的官非二按了給當地的法援署，所以變成負資產，因此老母要夾硬繼續供下去）、又要幫「衰佬」（即我生父）還他的街外債，實在太辛苦了。所以，親友們覺得老母應該務實一點，盡快推我出來社會做事，幫補家計。老母每一次都很堅定地回覆，說她的兒子是讀書的材料，她無論如何都會為了兒子撐到底。同時，老母亦會教導我說，叫我不要擔心任何事，只要不放棄及盡自己的力就可以了；無論我最終學業如何，她都不會後悔。

如果我老母以「務實」的態度養大我，在小學時體弱多病的我一定會冷到入醫院。如果她「務實」，我就不會最終拿着法律學士及經濟碩士畢業。如果她「務實」，我現在應該會是在墨爾本「發霉」，而不是回流香港做律師、不會參與2014年律師會「白皮書之林新強事件」、亦不會參與其後的公民社會運動。沒有老母的堅持，我甚麼都不是。從我老母，我學懂了其實成敗並不重要，最重要是我們為了對的事是否有嘗試盡力過、堅持過。

我同樣相信，那些要求香港人在政改、一國兩制等問題上要「務實」的人士，有不少都應該是為人父母的。他們真的是教他們的子女「對與錯不要緊，真與假不要緊，最緊要是『務實』」？他們真的是教他們的子女「如果你被欺負，就要『務實』一點，接受欺負者對你的對待，而如果這個人是強大的，你甚至可以討他歡心，然後與他一起去鋤弱扶強」？他們是否教他們的子女「如果老師效法某位立法會議員，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是1947年成立，你就要『務實』地照『跟』，因為如果你挑戰她的權威而說『其實是1949年』，你就是找麻煩了」？

如果這些政治上要求港人要「務實」的人士其實私底下不是這樣教自己子女的話，他們就是虛偽的騙子，愧對香港人。如果他們真的是這樣教子女的話，就恕我不客氣地說，他們實在不懂甚麼是「家教」！香港人，我們真的應該「務實」地相信或效法這些虛偽或不懂甚麼是「家教」的「在街上跌倒的人」嗎？我老母雖然已經飽受癌魔折磨，但她有時都仍能短暫戰勝身體上的極度痛楚，有力地用「在街上跌倒的人」的簡短版來形容這群「務實」人。

幸好，我老母並不是一個「在街上跌倒的人」。她粗豪，但她不虛偽，亦十分懂得甚麼是「家教」。希望大家都能抱着像我老母所擁有的那份堅持，在香港的關鍵問題上能夠不介意有成果與否，憑着良知去為對的事盡力爭取。
趁我老母還勉強能夠讀我寫的文章，請容許我說一聲「多謝老母！」

*註：以上只代表筆者的個人意見，並不代表他所屬律師行的意見。

任建峰
執業律師

任建峰 - 哪一種行為破壞香港形象？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0月17日

近日常常聽到政府官員說，佔中人士影響香港國際形象。所有香港最近的交通、營商等問題都被政府全數「入」了佔中人士。

但是，無論是國際傳媒就雨傘運動的報道，或我與外國人及在跨國公司做事的「中環人」的討論，我都看不到佔中人士怎樣影響香港國際形象。相反，普遍看法都是對佔中人士的和平、秩序、勇氣、甚至藝術或設計創意都有十分正面的評價。國際社會特別讚賞的，就是這運動沒有帶來物品被毀壞、沒有帶來任何搶掠（旺角的金舖仍能安全地把金器放在櫥窗）、沒有影響金融市場或相關專業人士的運作。有一位剛剛來到香港的新同事對我說，她幾年前在規模較小的「佔領倫敦」示威區附近上班時受到佔領人士不少的滋擾，但香港的佔中人士竟然沒有為她帶來麻煩（而我們的辦公室位置還要是在佔中其中一條前線）。

可惜，雖然佔中人士的行為受到國際社會的認同，香港的國際形象的確在最近幾個星期受損，因為國際社會最近發現了一個以前「外人」（甚至本地人）不太認識的香港。

原來，一個像香港這樣的第一世界經濟及一流、成熟的公民社會，竟然可以在民主路上被當權者利用踐踏憲法的反法治手段閉塞，被迫接受一個九流的「普選」騙局。有外國人對我說，如果不是最近香港受到國際傳媒的關注，他們根本不知道原來香港還未有民主。

原來，香港有個不需向人民負責的政府，肆無忌憚地向手無寸鐵的和平市民（而不是在外國較常見的燒車、搶掠暴民）發射87枚催淚彈及無數的高濃度胡椒噴霧。這政權更在國際社會眾目睽睽下出爾反爾，一刻說會對話，下一刻又用「莫須有」理由突然取消對話。

原來，香港有些口口聲聲要保和平、護青年的團體及人士，竟然會向和平的人士大施暴力，破壞財物，擾亂社會秩序。這些人不單在多元化的旺角下手，更不惜嚇怕國際投資者而在中環、金鐘行暴。有位對沖基金經理對我一位行家說，佔中本身對他沒有影響，但「爛仔」殺入中環卻令他對香港信心動搖。

又原來，所謂「亞洲最佳」的香港警察，向和平人士施暴，向暴徒就反而「放軟手腳」。某些警員還涉嫌行私刑，被懷疑「光明磊落」地毒打採訪新聞的前線記者、毒打已被制服的被捕人士。香港警察的行為是國際傳媒採訪的一個焦點，而有位警察亦向《華爾街日報》親認他與他的同僚是故意讓和平示威者被暴徒干擾一番才開始嘗試制止有關暴力行為。

所以，當香港的和平示威者揚威國際時，國際傳媒亦發現香港有這樣不堪的當權者、既得利益者及執法者。他們的行為才是真正嚴重影響香港的國際形象。

我呼籲，這些破壞香港形象的人士回頭是岸，把各種惡行撤回及糾正。請不要再以各種藉口來為自己的違背良知行為狡辯！

✽註：以上只代表筆者的個人意見，並不代表他所屬律師行的意見。

任建峰
執業律師 

任建峰 - 不因「無用的」而放棄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9月26日

2014年6月17日，是我難忘的一天。

當天早上，是我們為召開律師會特別會員大會收集簽名行動的開始。

當天下午，當時的律師會會長接受電台訪問。他重申他說的任何東西都是代表律師會，及「共產黨好偉大」。這言論令本來已經對會長早前就《一國兩制白皮書》發表的言論譁然的法律界更加憤怒。

當天晚上，我在電影《逆權大狀》的播映會上作了一些分享。觀眾對我一句「道德的力量是不會熄滅的！」反應熱烈，使我深深感動。

但當天令我最難忘的事，發生在黃昏。有位德高望重的「老行尊」聽到我們的行動，透過朋友約了我。見面時，「老行尊」表示他相信我們在拉票上絕對不夠親會長派系「鬥」。他擔心，我們不單會「輸」，而且會透過這過程把會長的認受性提升，使他將來說話、處事更加肆無忌憚。所以，「老行尊」勸喻我們不要搞大件事，頂多用聯署、寄投訴信、開記者會等方式去表達就夠了。

長話短說，我從「老行尊」得到的訊息，就是我們的行動是「無用的」。

我是一個怕事的人，性格偏向接納「老行尊」這類型意見。但不知道為甚麼，今次我竟然有禮貌地反駁「老行尊」。我解釋，我們都預料在特別會員大會一定會「輸」。不過，其實當時的會長在上任後已經不止一次有惹來非議的言論，但每次就會員的投訴都沒有具體回應。如果我們不憑良心去發聲，當時的會長一樣會肆無忌憚地發表言論，公眾亦會以為我們事務律師認同他的觀點。

很感謝「老行尊」，他最終尊重我的理據，支持我們的行動。亦很感謝2,000多名事務律師在特別會員大會以他們手上的票創造奇蹟，感動人心。

我以上憶述的一切，只是想帶出一些很簡單的道理。我們的社會偏向功利，事事都要有眼前成果、會「成功」才做，否則就以「無用的」為理由而不做，甚至去要求別人都不要做。

但是，甚麼是成功？甚麼是失敗？就算現階段的一切公民行動都不能令中央就2017年選舉方案改變主意，這是「失敗」嗎？還是這些運動其實是「成功」，因為它們喚醒了一班香港人，使他們會為香港將來的民主、自由、公義繼續努力？

我沒有答案。正如《上海灘》的歌詞所說，「成功，失敗，浪裏看不出有未有」。我只知道如果大家堅持因為「無用的」而不依照良心做事，不義的社會就一定不能改變、不能進步。但如果大家不計較成果去跟隨良知，眼前的成敗就永遠可能會有變數。就算事情現今是「失敗」，亦可能會為未來的「成功」播下種子。就算將來都是繼續「失敗」，至少我們都對得起自己、對得起身邊的人、對得起社會，使我們得到心靈上的平安。

希望社會能夠少一點機關算盡，多一點良知喚醒，不要被「無用的」所帶來的那份絕望弄到窒息。

* 註：以上只代表筆者的個人意見，並不代表他所屬律師行的意見。

任建峰
執業律師

陳嘉文訪問任建峰：好想捍衛

生活達人   星期日生活   2014年8月31日

【明報專訊】香港人最終爭取到的，是真普選抑或假普選，今天自有分曉。

但其實很多人早說已沒希望，尤其幾天前方案開始在北京審議，傳出人大企硬特首提名人數需過半。

為了可以把《基本法》早賦予香港人普選權利實現，人們奮力爭取多時，可是高牆在前，人們要走出民主康莊大道，看來非常艱難。

不過，早前完美示範以卵擊石、推倒高牆，促使律師會會長林新強下台的任建峰，對香港未感絕望，還落力勸同業別要捨棄香港。

「我們這些番書仔，回來香港時，只為圖個機會。

一個畀我攞咗咁多嘢的地方，一見唔妥就話走，這是否一個負責任的行為？」

法律界 大奇蹟日

這天，我們相約在律師樓雲集的中環。在人來人往的畢打街上，見面一刻，我先把名片給他，他卻沒有掏出自己名片與我交換。後來，才知道他是故意的，「公司給我自由，我也要顧及公司感受，我承諾過我不會向傳媒派卡片，一切都用我個人身分去做」。

兩星期前，八月十四日，由任建峰與兩個戰友發動的不信任林新強動議，意料之外地在2392票支持、1478票反對下通過。法律界稱這天是「大奇蹟日」，在公布投票結果前，人人都認為他們這次的抗爭是以卵擊石，連任建峰自己在起初蒐集簽名要求召開會員大會時受訪也說：「我可以幾乎將我的身家賭落去，一定通過唔到。」他悲觀，事關律師會的投票制度，不像立法會選舉，而是比較像上巿公司的投票制度，可容許會員投授權票，「律師行裏很資深的合伙人，可以拍員工膊頭，叫他們交一張代表票授權書畀我哋啦。典型打工仔，老細叫到，想唔畀都好難，這是人之常情」。事實上，形勢比想像中更嚴峻，他不停從會員身上聽過，同鄉會、商會、中資機構、政協、中聯辦，打電話或直接拿一疊授權票，請他們常用的律師簽。翻看歷史，律師會上次啟動特別會員大會，已是二○○四年的事，當中要求罷免會長的議案最後被否決，而過往律師會的動議，不少結果都受授權票左右。

會員忍無可忍

任建峰說，他一直是個息事寧人的人，在去年開始對林新強不滿時，只寫投訴信、發動聯署，即使今次蒐集簽名開大會，最初也只不過希望借此施加壓力，看看會長有什麼回應才決定是否召開會議，結果卻是交簽名給任建峰的會員忍無可忍，「他們說，我畀簽名你，就係要開呢個會，一定唔可以放過佢」。律師對會長的不滿，原來早就超越任建峰所想像——去年十月，林新強以會長身分與傳媒茶敘，不點名批評佔中，指社會上有很多人「濫用公義為名，逢事必反」。其後，很多會員就此向律師會和會長投訴，認為會長的言論涉及政治範疇，「一向以來，律師會就社會議題，只評論法律的部分，例如以後有人問前會長葉禮德如何看佔中，他都只說不鼓勵違法，記者再追問個人看法，葉禮德說，我沒有個人看法」。可是投訴全都石沉大海。任建峰當時曾想發動聯署表達不滿，卻因為過程太耗人力物力而擱置。「問題是我們這行的人，格外斟酌文字，你可以想像，即使聯署只有十幾人，這份聯署要畀這十幾個律師睇，已經可以拖幾個星期，人人都有意見，一個話唔好鬧佢呢樣，一個又話要鬧埋佢第二樣……」

那一夜，看見曙光

至今年五月，律師會發表對於政改的意見書，會長拒絕回答英文台記者的問題，還着記者把他先前的回應翻譯。不少律師，尤其外籍或在外國讀書回港的律師，認為這對於他們的專業是一種踐踏，對此感到非常憤怒，「對他們來說，或許比對中央在白皮書中的言論更憤怒」。於是，一個月後，在林新強指白皮書無影響司法獨立、「共產黨好偉大」言論後，民怨一觸即發。「我常說，立場、背景是什麼，不是問題，問題是會長這個身分，不應該評論政治問題。二來，他這次是違反了程序」。林新強發表對白皮書的意見時，律師會負責草擬這次意見的憲制及人權事務委員會，其實剛把意見草稿遞交理事會審批，但審批未完，會長就率先發表意見，而意見內容與意見書根本不一樣。最後，林新強下台，任建峰一夜之間成了英雄，事件觸動整個香港。那一夜，很多人說在陰霾中看到了曙光。

動議不信任 客人主動撐

相比起一個月前，他現在算是回復了正常生活，雖然仍馬不停蹄為訪問奔波。那段時間，他「忙到嘔」，一邊蒐集簽名以召開會員特別大會、動議不信任林新強，一邊應付傳媒每天排山倒海的電話。「那幾天是非人生活，全日電話不停響，這幾個月，我一路繼續有接生意的。」任建峰的專業是做民事訴訟，還有替被證監調查的客人辯護，當中不少是金融機構。在預備向林新強提出不信任動議的期間，他怕影響公司、怕得失客人，更已準備若有客人找麻煩，「可以說我是癲的，賴落我度，我唔介意」。結果，直至「革命成功」，林新強下台，他所憂慮的也沒有發生，還有些客人主動說支持。

我的人生，可以寫一部粵語殘片

巔峰的時候，他最早試過清晨五時就上班，直至晚上八時多回家，「不想太夜走，我仲想見吓我媽，見吓我個仔」。任建峰起初在一間國際大律師行工作，「在倫敦上晒course、考埋試，準備好做partner」，但因為三歲兒子的一句話，他決定轉職中型機構，以為工作量可以少一點，換來多點與家人相聚的時間。「兒子說，成日見唔到爹爹，你走，我不要你。」諷刺的是，這個夏天，竟然比往時的日子更瘋狂更誇張。而在最忙亂的兩個月，任建峰患有肺癌的媽媽先後入院兩次，「因為受不住化療，第一次還好，發生在周末，第二次是半夜三點坐十字車陪她入醫院。對，無得瞓」。

後父鼓勵讀上去

雖然身心俱疲，但任建峰認為都是值得的。抗爭如是，照顧母親亦如是。他自小與母親相依為命，「我的人生，可以寫一部粵語殘片」。母親和父親與彼此共兩次結婚、兩次離婚，「第一次離婚，是我爸說要去澳洲工作，那時他身邊已常有女性出現，媽覺得反正你要離開，就索性離婚吧」。後來，父親央求母親回心轉意，只是母子搬到澳洲後，老闆挾帶私逃，父親成了替死鬼，身陷囹圄，財產被充公。當時的任建峰剛過十歲，「我在香港頭十年，是中產，去了澳洲就乜都無晒，是個草根的番書仔。人們睇我哋好風光，住大屋，但其實間屋二按了給澳洲的法援署，換錢打官司。媽在澳洲車站賣donuts、在貨倉執鞋，在那裏遇上我現在的後父」。當時不少親戚都勸任母別讓任建峰讀太多書，讓他早點出來工作賺錢養家，但他的後父鼓勵他讀上去，「後父雖然也做貨倉，但很有文采，年少時入了好學校，卻因為草根，被人冷諷他扮有學識讀咁多書，最後十多歲就輟學了」。

回流做律師 關注政改人權

任建峰一直是高材生，因為成績好，學校見他家境不好，免他交學費；讀碩士，學校給他十萬澳幣獎學金。畢業後，他見香港有機遇，就回流做律師，○二年實習時，曾與戴耀廷一同在英國學術期刊發表關於憲制問題的文章。○五年開始，當起律師會憲制及人權事務委員會的委員，在政制改革和人權的問題上是個積極分子，律師會發表的幾份關於政改的意見書，以及成為林新強下台導火線、就白皮書發表的意見書，任建峰也是草擬者之一。

司法獨立 是不受限

六月中，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把法官和司法人員歸納為「治港者」，要維護國家安全，愛國是「基本政治要求」。任建峰當時覺得玩完了，「原來有很多東西應承咗，係唔會兌現的」。他說，白皮書一方面說司法獨立，另一方面法官要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裏面所說的司法獨立，其實是很新加坡式的司法獨立，不過是新加坡近年逐漸開放之前的做法。在新加坡，一些普通商業案、只牽涉金錢的，沒有問題，甚至判案是有質素的。但不少國際人權組織，多年來一直呼籲新加坡政府不要利用誹謗、民事訴訟，把批評政府的人告到破產。」新加坡在獨立初期，像其他前英聯邦國家一樣，法律案件可以上訴至英國樞密院，「但七、八○年代，試過有幾單這種誹謗案，被樞密院判上訴得直後，新加坡就停了這個機制」。他說，就是因為新加坡想改變，逐漸開放，這種誹謗的個案也減少了。投資環境好了，金融機構也逐漸進駐新加坡。近年香港人喜歡說要學新加坡，但學來的卻其實是連新加坡也想擺脫的司法獨立模式？「司法獨立，是一套完整的概念，《基本法》都無話司法獨立淨係去到呢個位就停，其他嘢就無司法獨立。若法律是清楚的，若結果會令政府破產，你都要咁樣判。法律就是這樣。」

立場已不大鮮明

在白皮書未出現前幾個月，任建峰其實已開始感到山雨欲來。在憲制及人權事務委員會近十年光景，近來他所看到的是，不少他們一直守住的原則，開始有人嘗試模糊掉。今年三月，委員會草擬了一份政改意見書，遞交理事會審批再發表，「具體內容不方便透露，大抵都是重申既有立場」。可是幾星期後，律師會秘書處給他們一份「另類意見書」，請委員會評論，來源不明，內裏的既有立場變得模糊。「我們據理力爭了一番，最後把五月發表的立場，回到當初草擬的。」可是這已夠讓人擔憂。「今次守得出龍門，將來守得幾多次？」任建峰說，過往無論○七年抑或一○年的政改意見書，律師會的立場也很鮮明，提出提委會的組成應由民選區議員和民選立法會議員組成，不能有功能組別。但兩三年前開始，即使委員會內部的立場依然站得很前，立場去到理事會或會長時已不大鮮明，「譬如就遞補機制，當時會長對外說，最好沒有這種機制，但若真的要有，怎樣怎樣的安排會無咁差」。他說，如今，唯有堅守崗位，但可以堅守多久？「只有盡力而為。」

飲水思源 有事更要留守

從北方來的壓力，沒人知道最終香港人是否抵擋得住。經歷今次奇蹟，任建峰對於法律界發展卻是樂觀的。「以往，尤其是殖民地年代，不單是公務員、警察，香港法律界裏，也有不少來港的外籍律師，抱着fail in London try Hong Kong的心態，在英國撈唔掂，就來香港碰碰運。但香港逐漸發展成國際金融中心，吸引很多好top的律師來，這十年八年，有幾個在倫敦好有名的御用大律師，放下英國的所有，來香港開檔。年輕一代，不論事務律師或大狀，港大中大的精英，或者牛津劍橋、哈佛耶魯，最top的學生，是希望來香港工作的。當中他們對於核心價值、對於法制應該是怎樣，原來有很多意見，好有衝勁，好想捍衛。」他最擔憂的，是大環境的轉變，讓人心也變。

香港很多律師有外國護照，要走的話很容易，於是他最近常做的，是勸人唔好走。「我們這種番書仔，回來香港，很多時是來攞機會，當香港是金舖般打劫，有時可能拿走了本地土生土長的就業機會。一個畀你攞走咁多嘢嘅地方，一見到唔妥就話走，這是否一個負責任的行為？如果讀過吓書、有點專業技能的人，個個都走晒，無得走的那些人怎辦？」

後記

道德良心不熄滅

白皮書過後，普選草案出爐，大局即將有變化。我問任建峰，此時此刻，有什麼想法？他大笑，說除了粗口以外，給我四個字：凡事盼望。本是天主教徒的他說，這出自聖保祿致格林多人前書，若看回歷史，當時教徒被古羅馬打壓廝殺，但最後，天主教還成了國教。「現在，無論結果會是如何，整件事情的過程也帶出了好多有心人，被迫袋住先也好，我們只有繼續幻想也好，人的道德良心，是不會熄滅的。」

文 陳嘉文

圖 胡景禧

編輯 蔡曉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