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5日
【明報專訊】9月展開的佔領華爾街運動，影響波及近百個城市，迄今仍然持續，並擴散至大學校園、博物館、倉庫等場域。要為這次佔領運動的成效和意義蓋棺論定，為時尚早，然而，回顧產生是次運動的歷史脈絡，或有助我們分析未來的前景。
佔領，從華爾街開始
全球反資本主義運動的矛頭之所以指向華爾街，針對的正是在過去二三十年造成貧富懸殊、令「99%」人生活受損的「金融霸權」。什麼是金融霸權？它如何導致大多數人的生活質素下降？要解答這些問題，可從分析全球反資本主義運動的關鍵詞——佔領——開始。
佔領，英語的動詞是occupy，包含侵佔空間、佔用時間的意思，作名詞（occupation）用時，則同時意指工作、職志（或經常從事最喜歡的活動）。所謂金融霸權，狹義是指全球經濟正逐漸被「金融化」（financialized），也就是指企業以至個人的收入，主要不再源於生產和銷售實質商品，而是經由炒賣金融市場的無形產品、衍生工具或樓房地產而獲得；較為廣義的理解，是這種基本上依賴華爾街的金融操作而獲利的資本主義運作邏輯，以及其產生的後果，正在很大程度上侵佔了城市以至農村的主要空間（例如透過資助地產炒賣），並佔用了大部分人口的工作和生活時間（包括延長工時或消費）。金融力量無孔不入的侵佔，使全球絕大部分民眾，受制於資本的流向，在資金擴張時（如美國的「量化寬鬆」），受損於通脹，到資金收縮時（如歐債危機下的削減支出），則面對經濟衰退的衝擊。這種如癌細胞入侵人體的華爾街式「佔領」世界，改變了全球資本主義的運作，並削弱其體質，導致一波又一波的金融和經濟危機。
人類學者Karen Ho在她的Liquidated - An Ethnography of Wall Street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9） 一書指出，以華爾街為代表的金融勢力，不僅是一組財經機構和網絡，更同時是一種工作和生活習慣，一系列的價值信念和實踐方式。活躍於華爾街的，主要是畢業自美國名牌大學的「叻仔」、「叻女」，他們把自己當作社會精英，視不穩定、高強度、長工時的工作為挑戰而非負擔，強調收入與短期表現（演）掛鈎，甚至歌頌裁員（downsizing）和僱員流動性（employee liquidity），勇於在不作長遠計劃下涉險，追逐短期的股價利潤業績。這種華爾街文化價值和處事方式，不僅主宰了活躍其中的投資銀行的運作，更滲透至美國以至全球的零售商業銀行，甚至改造了整體的企業文化。其無遠弗屆的影響，甚至在經歷了2008年金融海嘯後，也沒有隨着雷曼兄弟這類大投資銀行的倒閉而消失，相反更在持續擴散。不過，華爾街並非是當代資本主義新文化的唯一推力，英美以至其他地方的新自由主義政府、大學的經濟及商學院等等，也是營造金融霸權的重要參與者。
Karen Ho的分析只集中於華爾街的商業世界，然而，華爾街的世界觀和運作邏輯，其實也逐漸滲透至社會文化生活的每一個角落：從公營部門和私營企業的短期合約，到大、中、小學的「果效為本」（outcome-based）改革，到社福界以各式基金資助計劃取代政府的經常支出，到政黨在選舉中的短視「務實」和表演政治，處處也可見類似華爾街的文化價值觀和處事方式。
金融資本的暴力
華爾街的佔領世界，除了增加大部分人的工作壓力外，還催生了各式的文化和物質暴力。正如馬爾華兹（Christian Marazzi）指出，企業金融化及其建基於「錢搵錢」的內在不穩定性，逐漸偏離於民眾的需求——包括穩定的工資與工作前景、確定的退休保障等等。短視的金融邏輯與長遠的社會需求之間的矛盾，正是一波又一波經濟（也同時是社會和政治）危機的源頭。面對因企業金融化而衍生的危機，企業和政府傾向以裁員或削減教育、醫療、文化、社福等支出作回應，結果是花錢救金融、缺錢助民眾，把金融的負（或毒）資產社會化，利潤則私有化（socializing the losses and privatising the benefits），進一步導致貧者愈貧、富者愈富，逼令佔人口絕大部分的低收入民眾的物質和文化生活質素變差。
這些源自華爾街、透過經濟周期危機發放的制度性暴力，影響着成千上萬民眾的生存狀况、情緒和感受。由於華爾街價值和邏輯佔領及劫持了民眾的社會和經濟生活各個面向，借助這共生體的關係，陷入危機時，金融資本得以勒索政府以救「市」為先，降低利率、推高通脹、削減福利，減輕企業和政府的債務負擔，延後危機的爆發，同時不斷蠶食老百姓的利益。於是金融或狹義的經濟危機，往往能直接轉化為整個社會的危機。
如果在金融化的初期，各地政府能有效監管投資銀行的運作，或許能阻止華爾街對世界的佔領，就像及早發現癌細胞，可透過開刀治癒。然而，錯過了早期切割局部的腫瘤（如徹底改革對華爾街的規管），受擴散了的癌細胞入侵的身體，除了採用同時自傷其身的電療化療以外，就只能不斷靠注入營養及嗎啡吊命，迎接延後的死亡。
佔領華爾街意味什麼
金融危機其實也是全球管治的危機，金融資本可以佔用全球每個角落的資源和利潤，影響世界各地民眾的日常生活，但卻缺乏相應的全球監管。各國政權不僅各自為政，甚至國內政黨也互相諉過、不負責任。被新自由主義推手奉為圭臬的貨幣政策（如量化寬鬆），只能延後危機的爆發，完全無力徹底解決問題；至於「自由放任」、讓「市場」自我調節的說詞，在2008年歐美政府大舉「救市」和今天美債歐債陰影下，顯得愈加空虛。
金融霸權並不是狹義的經濟問題，而是政治和文化侵佔的問題。因此，佔領華爾街，也不能只改變金融經濟政策，更需要改造社會的政治和文化體質，從全球到在地（local）的各個領域，建立有效的民主制度和生活習慣，向短視求快的數字業績說不，拒絕浪費時間和生命於弄虛的「務實」。正如馬爾華兹指出，要克服沒完沒了的金融危機，不能不徹底改變侵佔了現代社會生活的（華爾街）文化價值，反思及重建投資、工作和消費的意義。
抗拒癌細胞的入侵，不一定要採用與敵俱亡的電療化療，更徹底有效的方法，或許是中醫藥理的固本培元。佔領華爾街，也可作如是觀：取occupation中的職志之意，恆常地守護自身、社群和自然生態，壯建民眾的意志和體質，抗拒割裂短視的無聊業績、快速投機的淺薄表現（演）、充滿壓力的工作消費，在企業、政府、工廠、商場、醫院、學校、農田、家庭、教會等社會所有場域，重建政治和文化力量，以自己真正喜愛的生活方式，佔領每個現代人心中的「華爾街」。
2011年12月5日 星期一
許寶強 - 從華爾街佔領到佔領華爾街
2011年3月6日 星期日
許寶強 - 兒戲預算案 玩假政務官
2011年3月6日
Vic：其實，我覺得政府派錢也不錯。既然這個政府如此無心又無能，有錢唔識使，那麼多錢留在庫房，不如現兜兜派些給市民自己用。
許寶強先生說香港政府官員奉行「交功課主義」，確是妙論。他們的確最著緊向上頭交差，而不是真正幫市民解決問題。市民有什麼問題？萬惡的地產霸權且不去說它，香港一般市民能享有合理的醫療保障嗎？且摘錄張永和醫生2011年1月27日刊於信報的文章〈人口老化 醫改刻不容緩〉：
李婆婆患上白內障，視力只有正常人之兩成，令她經常因碰倒雜物而跌倒。經診斷後隨即轉介到公立醫院眼科部治療，見眼科醫生經已是四個月後。眼科醫生無奈地告訴她，視力比她更差的大有人在，排期接受白內障手術需要輪候五年時間。李婆婆聽罷，仿如晴天霹靂，心想排到做手術時還不知有命沒有。但因她家境清貧，沒有其他選擇，只有無奈地接受。
陳先生年近六十，正計劃享受退休生活。例行身體檢查時卻發現他的腎功能只有正常人三成，超聲波檢查發現他右側腎盂因腎石阻塞，導致腎臟發大和積水。他往私人泌尿外科醫生處求診，需要作導管引流再配合碎石治療，使腎臟功能得以保存，以及預防併發症的出現。他有一份人壽保險，包括了意外和危疾的保障。他誤以為治療費用也包括在內，向保險中介者細問之下，才發現保單並沒有包括自己所需要的醫療保障。結果他需要動用畢生積蓄去治病，令他失去預算之外，還要推遲自己的退休計劃。
救護員張先生於執勤時受傷，他為救一名誤墮平台的傷者，他用右手「撐」過欄河，手腕過度旋轉而受傷疼痛。他先到公立醫院急症室求診，X光排除了骨折的可能。及後他嘗試過跌打以及針灸治療，但作用有限。他的手腕尺側持續疼痛、握力減低、手腕扭力變差，連拿起水壺倒水也感到吃力。他一直未能重返工作崗位，後來輾轉來到普通科門診求醫，醫生懷疑他的手腕關節「三角韌帶軟骨」（Triangular Fibrocartilage Complex, TFCC）受傷，建議他接受骨科醫生的治理。他被轉介到公立醫院骨科門診，因他的病情不算「緊急」，在排了個「提早」的預約期後，面見骨科醫生已經是二個月之後；又因其病情並非致命，要再排期三個月後才能作磁力共振檢查，檢查確定他的手腕關節三角韌帶軟骨有否破裂，之後才能決定是否需要進行腕關節鏡手術治療。事件用上超過半年時間，當中張先生、醫生，以致對社會整體，都要付出沉重的代價。
近期聽到令人噴飯的一句話，是「政府有錢即係市民有錢」，完全是超現實之言。高官應該去跟上文中的李婆婆、陳先生、張先生說：「其實你o地好有錢，因為政府累積了幾千億財政盈餘、上萬億外匯儲備。不過……公共資源始終係寶貴的，所以沒辦法，婆婆的白內障手術還是要排五年，任何專科門診還是至少要排幾個月。哈哈哈……無辦法啦，反正你o地o既病唔夠急，一時三刻死唔去。哈哈哈……我o地o既哲學係小政府，大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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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本來，禮多人不怪。然而，我們的政府，派錢竟然也能夠派出事。原因可在？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惹來爭議的一席話，點出了任誰也難以否認的社會怨氣。怨憤的源頭，恐怕並非是計較派錢的多寡，而是對政府的徹底不信任。由高鐵到交通津貼、由殺校縮班到預算案，曾被認為是「廉潔高效」的政務官班子，今天為何成為眾矢之的？
就初出台的預算案，本地輿論的評論，主要針對當中的強積金注資、土地供應的作假和僅作小修小補的「派錢」措施。之後，在強大民意壓力下被迫「轉軚」的修訂預算案，儘管大灑金錢，但仍無法避免罵聲﹕或指曾俊華已背棄了其一貫信奉的「審慎理財原則」，又或批評財爺不尊重依據既定諮詢程序的決策過程，甚至指摘政府不再理性務實，只懂向民粹力量低頭。這些批評，自然不全是無的放矢，但卻仍有點錯認了批判的前提。
審慎理財的虛妄
真正審慎的理財，是要保證公共財政用得其所，在不浪費金錢的前提下，有效地達致市民所重視的目標。今年曾俊華提出的預算案重點，包括處理資產泡沫（主要是樓價）和通脹等兩大問題。暫不論其忽略了貧富懸殊這普羅百姓十分在意的焦點，單就控制樓價和通脹這兩項目標，預算案所提出的措施，顯然只是飲鴆止渴的虛招，完全搔不著癢處。所謂「大幅」增加「可建」樓宇的土地面積，在拒建居屋和有利於大地產商的勾地政策主導下，只是路人皆見的謊話；排除與美元脫鉤，難以提高本地銀行利息，貨幣不斷貶值，要解決資產泡沫和通脹，自然是緣木求魚；市場壟斷日益嚴重，租金、交通、超市、電力等價格飆升，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短期的派錢退稅和補貼電費、減免差餉與公屋租金、增加綜援金額及食物援助等「象徵式」政策，除了向公眾表明，政府「正在做嘢」之外，顯然無補於事，難以寄望樓價和通脹由此而受控。這樣玩假的公關表演，與「審慎理財」所追求的有效解決問題，自然完全沾不上邊。
說曾俊華背棄了「審慎理財原則」，其實有點冤枉。其實，香港特區政府的理財，不見得一貫「審慎」。財政預算案「玩假」，並非始於今年。過去幾年的預算案，不是提出了扶貧、建立公平及可持續發展的社會、發展文化及創意產業、改善空氣等環境質素、處理人口老化等宏大目標？然而，歷屆財爺所提出的建議，來來去去都只是一些小修小補的「象徵式措施」，完全沒有觸及問題的核心。不然的話，為什麼三年又三年之後，我城貧富愈加懸殊、公平依然欠奉、西九流失文化舵手、環境質素不見改善？這些過去的財政預算案，真的可叫作「審慎理財」嗎？還只是不斷花一些「冤枉錢」，浪費市民和公務員的時間精神，投入一些無關宏旨的虛務？做大量無謂的事情，令真正的問題無法提出和解决，這就是「審慎理財」、「理性務實」嗎？
假戲假做
以這次備受爭議的注資強積金建議為例。據說，注資原初是為了令市民退休後更有保障，將來能過更好的生活。然而，每月僱主供款不多於一千港元的強積金，本來對市民未來生活的保障已經不大，再加上低回報率、高手續費，退休人士真的能指望靠這些微簿的積蓄終老嗎？在這「象徵式」的「強積金」浮沙之上，再一次過添注六千大洋，就能夠像強積金管理局所說﹕「有助確保現時在職人士日後可享有舒適安穩的生活」？騙不了市民之後，大幅修改預算案後的胡亂派錢，難道就與退休保障的目標相關？如果強積金從一開始只是在玩假，那麼，這次的注資派錢活劇，不是假戲假做嗎？
其實，評論者提出的其他憂慮，例如擔心政府不再理性務實及破壞諮詢制度的威信，都有點錯認前提。政務官大概從來都不太重視真正能解決問題的理性務實，這可從政府對認真和系統的研究工作的漠視中窺見一二。而殖民地遺留下來的諮詢制度，很大程度只是玩假的表演﹕從諮詢委員會成員到諮詢的時間、議程和地點的選擇，大概都能看到，政府並不重視認真地聽取民意。又例如「民粹」，其實也是政務官的強項，還記得「167萬」港人內地子女的無中生有的恐嚇嗎？近的則有孫明揚「隨口噏」的小班教學需要四百億這「假設性答案」。理性務實？還是嘩眾取寵？
正如我在以往的文章指出，政府官員的運作邏輯，是「交功課主義」，也就是依照既定程序規章，準時交差。至於由他們訂定或執行的政策，是否可以達致預設的目標，並不是重點。因此，課程發展處的任務只是跟循既定程序，準時出版課程指引，至於課程內容是否與教改目標相關，是「功課」要求以外的事，因此是無需深究的；同理，負責編制財政預算案的各級官員，只需保證依足程序規章，遣詞用字小心謹慎，至於財政收支是否能夠對抗通脹、處理資產泡沫、扶貧安老，顯然並非其「務實」的真正着力之處。
要「無驚無險，又到五點」，最好就是能盡量「平衡」各界利益。自然，「各界」也有分大小親疏。在地產霸權橫行的世代，自稱政治中立的政務官為求減少「交功課」的阻力，或多或少都會向大企業傾斜；不過，當北非中東的茉莉花香飄送國內，香港積累的民怨一觸即發，政府高官自然不敢視完全「民意如浮雲」。於是，放棄本來就不大堅持的原則、推翻原先也是玩假的方案，也就順理成章。「因風駛能搖櫓，逆水撑船費工夫」，欺善怕惡、遇阻即退，也許才是政務官能順利「交功課」的通則。
走向臨界點？
政府至今大概還不願直面市民憤怒的根源。花半年製作、經「廣泛」諮詢的財政預算案，提出的建議之所以令人憤怒，真正的原因，是由於在財富日益集中的世代，政府仍因循於玩假的「交功課主義」，有意無意偏幫了愈來愈「過分」的富裕特權階級﹕注資強積金，最「受惠」的是擁有特許經營權的基金信託機構；補助電費和津貼交通，卻不限制坐享高額盈利的壟斷企業加價，自然容易被理解為以公帑支持私營財閥；分批控制土地供應、堅決停建居屋，效果自然是讓樓價租金繼續飆升，進一步鞏固地產霸權。
香港市民最關注的問題，是貧富懸殊、通脹加劇、住房困難，這其實已是「不吃粟米班塊飯」階層以外的「社會共識」。這些問題的直接成因，是市場和老百姓的生活空間，不斷受到各種壟斷和特權力量蠶食；而在背後支持的，則是政府的傾斜政策，當中政務官玩假的「交功課」邏輯，扮演了推波助瀾的角色；普羅市民之所以難以改變這趨勢，主要是受限於不民主的政治制度。
其實，要訂定一份真正「理財審慎」、「務實理性」的預算案，並不困難。只需首先確立能有效改善市民生活的目標，例如縮短公屋和政府醫院的輪候時間、重建居屋、立例限制壟斷、推出小班教學、增設大學資助學位、建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增加綜援金額等等；其次，在這些不含糊的目標之上，依據每年的具體收支情况，訂定一步一步邁向這些目標的措施，例如在坐擁巨額財政盈餘的年份，逐步注資建立全民醫療、教育和退休保障基金。當然，前提是諮詢制度必須改變，以認真地蒐集民意；政務官的運作也得翻新，以真正向市民問責；而政制也必須民主化，賦予百姓選擇和監督政府的權力。
以上的當然不是什麼真知灼見，甚至有點老生常談。不過，「橋不怕舊，最緊要受」。倘若當政者繼續沒有意願「玩真」，「紫荊花革命」也就可能不會「玩假」。
2008年9月1日 星期一
許寶強 - 奧運和立會選舉中的恐懼政治
如果政治是把不可能轉化成可能的藝術，那麼反政治(化)的政治，恐怕就等同要求人們接受命運。
英國的社會學者富裏迪(Frank Furedi)在他的《恐懼的政治》(Politics of Fear-Beyond Left and Right, London: Continuum, 2005)中指出，公共政治需要有明確的目標和計劃，但恐懼的政治卻把參與政治自身變成了目標，也就是說，參選不是因為要推行一套系統和連貫的理想和計劃，而只是為了在選舉中勝出，至於勝出後要做些什麼，則無關宏旨。更大的問題是，政治在這種社會脈絡中，愈來愈轉化成空洞的修辭，只是為了合理化那些其實無法辯護的立場，於是巧言善辯甚至人身攻擊主導了選舉。富裏迪的話說，恐懼的政治就是「不再關心達至『好』的結果，只想避免最壞的出現」(one is no longer concerned with attaining something 'good' but rather with preventing the worst)。
據富裏迪的分析，恐懼的政治所以出現，主要是由於當代社會放棄了對人文精神的追求，放棄了重視知識和理性的傳統，結果在面對充滿風險和不確定性的未來時，無法把握事情發展的因果聯繫，令「未來」變得任意和不可捉摸。在這情況之下，陰謀理論大行其道，缺乏知識和理性分析的精英和民眾，只能以「背後存在不可知的陰謀」來解釋已發生的事件，這進一步強化認命主義和犬儒心態。強調外力操控的強大和神秘，很容易削弱了個體主觀力量的潛能，令每個人都好像活在強大的陰謀外力(例如全球化)操控下，感覺無力和置身於危機，結果是害怕冒風險，恐懼各種轉變，甚至對未來充滿負面的想像(想想流行的科幻和災難影片)，失卻追求理想和正面的未來遠景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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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奧運曲終人散，留下的飯餘談資，除了劉翔的突然退出、牙買加飛人的震撼、美國飛魚的八金傳奇以外，也許還包括那種耐人尋味的勸喻和忠告﹕「不要把奧運和政治掛鉤」。要求作為國際間國力競爭、從來都十分政治化的奧運遠離政治，自然是緣木求魚。提出讓奧運與政治脫鉤，潛台詞除了是針對特定的政治外(例如批評中國政府的人權和西藏政策)，還隱含了「政治化」是不十分光彩的假設。這種對「政治化」敬(或畏)而遠之的厭惡，也同時見諸於奧運以外的其他領域，例如要求立會候選人不要把教育問題或文化事務「政治化」，儘管在這些領域中，政治也往往無處不在。
恐懼的政治
如果政治是把不可能轉化成可能的藝術，那麼反政治(化)的政治，恐怕就等同要求人們接受命運。更耐人尋味的是：為什麼這種對「政治化」敬(或畏)而遠之的厭惡，可以在我們高度政治化的社會中無遠弗屆？對政治化的厭惡甚至懼怕，又會產生怎樣的文化政治效果？
英國的社會學者富裏迪(Frank Furedi)在他的《恐懼的政治》(Politics of Fear-Beyond Left and Right, London: Continuum, 2005。中譯本由方軍、呂靜蓮譯，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指出，當代西方社會的公共生活，已愈來愈為驚恐、怯懦的文化和政治所佔領。這種恐懼的政治，除了包含政客有意操弄人民的憂慮，以達至特定的政治目的以外(例如911後美國政府利用民眾對恐怖主義的懼怕而推行的各種政治外交政策)，同時也指向追求連貫價值(如自由主義或社會主義)的公共政治參與的終結(political exhaustion)，只剩下建基於個人對不確定的未來的驚恐。換句話說，恐懼的政治也泛指人們面對當代風險社會中存在的各種危險隱憂，包括全球暖化所產生的生態危機、大型流感和其他傳染疾病、食物的安全和個人的健康、少數族裔移民的「威脅」、「激進」行為可能對社會秩序和穩定的破壞、子女的學業和退休後的保障等問題，所產生的無力感，並循此傾向退出公共政治領域，躲進個人的「治療文化」(therapy culture)中。
富裏迪認為，公共政治需要有明確的目標和計劃，但恐懼的政治卻把參與政治自身變成了目標，也就是說，參選不是因為要推行一套系統和連貫的理想和計劃，而只是為了在選舉中勝出，至於勝出後要做些什麼，則無關宏旨。更大的問題是，政治在這種社會脈絡中，愈來愈轉化成空洞的修辭，只是為了合理化那些其實無法辯護的立場，於是巧言善辯甚至人身攻擊主導了選舉。富裏迪不無諷刺地指出，由於恐懼已佔據了公眾的想像，因此選舉為選民提供的選項，不再是系統而連貫的政治計劃(political project)，而只是候選人不同的個人風格和魅力，甚至只是對不同形式的恐懼的排拒——例如美國選民之所以選擇民主黨，是由於更害怕布殊；而投布殊一票的，則是基於害怕恐怖主義或同性戀婚姻。
恐懼的政治改變了以往政治參與過程中願意冒險的特質，由「taking risk」轉化為「being at risk」。具體的表現，可見諸奧運中大國選手的怕輸心理——盡量避免犯錯，甚至樂見對手犯錯。因為大國選手肩負國力競爭的政治重任，參賽的目標，往往只是為了拿取獎牌，而非充分發揮潛能，挑戰自身的最高水平，追求與同樣發揮百分百潛能的對手進行比賽的樂趣；同理，在立法會選舉中，我們也經常看見互相攻擊，揭露對手曾犯的錯誤，而非突顯自身的遠景和計劃，更遑論尋找更高和更強的對手，以迫使參選者都必須把最佳的能力和政治遠見呈於選民之前，促進投票選優而非僅是排拒最劣。用富裏迪的話說，恐懼的政治就是「不再關心達至『好』的結果，只想避免最壞的出現」(one is no longer concerned with attaining something 'good' but rather with preventing the worst)。
恐懼政治的文化效果
因此，雖然當代的選舉仍然十分熱鬧，候選人之間也好像爭論不斷，民眾也樂於從旁看戲，但這些吵吵鬧鬧所顯示的，似乎並不是人們對政治的熱情，相反，富裏迪認為，這反映的其實是公共政治的退卻。選戰的吵鬧，大多只是候選人之間的人身攻擊，而非不同的連貫而系統的政治路線的爭鋒；政治立場也可以是兩極分化，但建基的只是個人風格或政黨的利益，而非是對社會的不同理解、想像和對未來願景的追求。事實上，在這種充斥著恐懼和犬儒的社會脈絡中，仍然敢於提出明確的政治願景和改造社會的計劃，只會被視為是不切實際的理想主義，太天真太傻。
於是，政治剩下的往往只是為求短暫取悅選民的瑣碎鬥爭，例如要求政府花點錢去「紓緩」民困(紓緩的說法，確實有點吃止痛藥的味道)，又或幫助市民每日格價，做個精明的消費者。這些訴求，在目前高通脹低收入的環境下，自然也能稍解市民燃眉之急，但與富裏迪提出的公共政治所應追求的長遠目標和計劃，則差距甚遠。在領袖精英缺乏清晰的政治目標和計劃的政治生態下，建基於(甚至透過放大)民眾的恐懼而操作的政治，所產生的效果，往往是個體對自身脆弱性的確認，強化別無出路(there is no alternative)的認命主義(fatalism)。
這種厭惡公共政治的態度，往往被誤解為是一種對現實政治的批判。但事實上，在充斥著恐懼的文化氛圍的社會，表明對政治制度失去信心，或公開懷疑政客的動機，產生的往往是對公共政治參與的退卻，或僅以「別用我的名義(not in my name)」的姿態介入，以求自身清白於充滿了陰謀、不可信的政治。
走出恐懼的政治
這種政治退卻和「別無選擇」的犬儒心態，彰顯的並非是某種系統的意識形態(如新自由主義)的勝利，而是由恐懼文化所催生的保守政治的流行。儘管新自由主義的一些空洞修辭仍然大行其道，但其實並沒有太多人認真對待，包括其始作俑者——戴卓爾夫人和列根。今天的企業所強調的，也不再是企業家冒險的精神，而更多是企業的社會責任和商業倫理，從中也可見一斑。
據富裏迪的分析，恐懼的政治所以出現，主要是由於當代社會放棄了對人文精神的追求，放棄了重視知識和理性的傳統，結果在面對充滿風險和不確定性的未來時，無法把握事情發展的因果聯繫，令「未來」變得任意和不可捉摸。在這情況之下，陰謀理論大行其道，缺乏知識和理性分析的精英和民眾，只能以「背後存在不可知的陰謀」來解釋已發生的事件，這進一步強化認命主義和犬儒心態。強調外力操控的強大和神秘，很容易削弱了個體主觀力量的潛能，令每個人都好像活在強大的陰謀外力(例如全球化)操控下，感覺無力和置身於危機，結果是害怕冒風險，恐懼各種轉變，甚至對未來充滿負面的想像(想想流行的科幻和災難影片)，失卻追求理想和正面的未來遠景的勇氣。
富裏迪並沒有很具體地指出解決的方案和計劃，只提出了要再次人文化人文主義(rehumanizing humanism)的抽象原則。然而，在特定的社會脈絡中，如何才能夠走出恐懼的政治？這問題恐怕比「奧運在何等程度上令國家得益」或「立會選舉在多大程度體現民主法治」等典型通識科議題，更值得我們花時間去探究。
作者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