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識導賞：避稅不違法，又如何？道德角度看離岸公司

星期日生活   2016年4月17日
 

【明報專訊】巴拿馬文件披露，香港是調查中擁有最多離岸公司的地方。

以離岸公司「避稅」並不違法，不過稅收是將財富重新分配的機制，也是國家賴以提供醫療、教育等公共服務的收入來源，利用離岸公司避稅，在公共財政的道德上頗有商榷之處。

樂施會二○一三年的研究估算，離岸公司讓各國損失最少一千五百六十億美元稅收，相當於全球人口在赤貧線（每天1.25美元）以上生活所需金額的兩倍。

我們找來多位會計界及金融界的專業人士，還有研究公共財政的學生，隔空來一場迷你論壇，談談香港的情况。

受訪者：

馮志強，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畢業生，研究香港公共財政史

陳漢輝，思言財雋發言人，於外資公司從事金融業

琪琪，進步會師發言人，資深會計師，熟悉稅務

Bittermelon，專欄作者，香港會計師

跨國企業以離岸公司避稅，道德上有何問題？

富者愈富 基層中產受苦

「（避稅）無可避免會令貧富差距嚴重，因有錢人能通過離岸安排避稅，普通人卻不能。」Bittermelon說。馮志強亦表示，以離岸公司避稅的門檻甚高，只得財團及富人可不斷累積資本，富者愈富；另一邊廂，全球步入經濟低潮，少了稅收，財政緊縮政策的推行時間就更長，「要勒緊褲頭減福利。少了錢撥去公共服務，最終受苦的，是基層及中產」。

有得有失 吸引外資創造就業

不過，陳漢輝及琪琪都認為，雖然在本港簡單稅制（不設資產增值稅及股息稅）下，離岸公司有方法「作稅務安排」，但同時這亦是香港吸引外資，成為金融中心的優勢。陳強調，任何公司有生意於香港運作，其實都要向香港交稅，「政府當然是收少一些稅，但外地公司來港開業方便，隨着他們擴展業務，吸引更多同類公司，提高就業率，政府的其他稅收基礎也會擴闊，加上其他經濟效益，與所損失的稅收，難以判斷哪邊較多」。

除了令政府減少收入，Bittermelon說，若投資者以離岸公司隱藏資產，各地稅務機關無從得知，要花費額外資源去蒐集資料，增加政府行政成本。以美國的《外國帳戶稅務合規法案（FATCA）》，為例，就強制要求全球各地銀行以複雜的程序，向美國政府申報美國公民或公司的資料，防止海外居民或公司向美國避稅，而這些行政成本，要由銀行及客戶承擔。

想避稅，不及以前般容易？

稅局追擊離岸公司

琪琪說，香港公司要聘請專業人士做審計報告報稅，惟海外公司則只需自行呈上損益表，的確是報稅機制的漏洞。但離岸公司向來是本港稅局的追擊目標，稅局有不少方法可追查其收入，從而課稅。若離岸公司與香港公司做買賣，稅局可書面向香港買家查詢交易，此外，若離岸公司有香港銀行戶口，或有股東常駐香港，稅局亦可由銀行紀錄追查其收入。

不過，正因避稅問題讓各國政府損失慘重，加上全球經濟一體化，各國開始合力打擊離岸公司避稅。近年，香港與不少國家簽訂雙邊稅務協議，交換財務資料以打擊避稅，亦正草擬修例，以達國際間的「共同申報標準」（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 CRS）。CRS由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提出，建議各國制定法例，要求銀行向稅局提供資料。Bittermelon則指出，本港亦受美國的《外國帳戶稅務合規法案（FATCA）》約束，不論是個人或企業，只要與美國稍有關連，隨時會被香港銀行要求申報，防止他們向美國避稅。

犯罪分子可瞞洗黑錢

離岸公司引來道德爭議，不只因為避稅，亦因為有機會被用來洗黑錢。Bittermelon說，由於離岸公司私隱度高，犯罪分子可通過離岸公司把犯罪得益隱藏，恐怖分子更可以此籌募資金。就算不是犯罪分子，若投資者藉此隱藏資產，各地稅務機關無從得知。

事實上，巴拿馬文件的調查亦揭露，內地的紅色貴族如李紫丹等利用離岸公司，經香港將來歷不明的資金轉移至外地，令人擔心香港這個「萬能插蘇」會淪為洗黑錢的地方。不過，在香港洗黑錢是否「話咁易」？

洗黑錢話咁易？

內地資金流入 港銀行要求證明

Bittermelon不認為香港財政透明度低，「例如現在要對外支付一筆錢，若金額大，銀行都會問原因，並要求文件作證明」。陳漢輝強調，金管局與證監會的監管嚴謹，「若無端端有資金由內地流入，銀行會要求文件證實來源。以基金為例，若資金來源不清，證監會不會批牌照讓你做資產管理」。就算是英屬處女群島等地，本身的法制「也不是完全無王管，這些地方近幾年都要跟國際條例，嚴防洗黑錢，例如要求每年開董事會，申報做緊什麼生意，有報告寫明，並由獨立會計師行、核數師檢查，知道資金來源。」陳說。

買樓管制較鬆

琪琪亦指出，金管局有指引，指導銀行如何辨別疑似黑錢來源的客戶，「但畢竟只是指引，沒法律效力，仍是不夠。就算立法，也要看大家如何執行，最重要是監管機構或政府把關」。不過，隨着全球資金流動頻繁，「銀行風險管理部、基金、證券行、信托等，都一路研究緊啲indicators（指標），留意可疑的資金來源，亦有內部指引如何去追查黑錢。簡單到去銀行開戶，你填的那張申請表格，其實一直都在改」。資金一旦流入銀行體系，便有迹可尋。陳漢輝說，相對金融，香港對地產的資金來源及交易管制較鬆：「有人拿一篋錢來買樓，就可以不經過銀行體系。」

政要家族帶來的紅色資金從何而來，我們無從得悉。但多名受訪者都肯定，巴拿馬文件調查的結果，已打擊了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聲譽。

金融中心地位動搖？

與內地政治關係令人擔憂

Bittermelon：「現在『巴拿馬』一鬧，香港重入（黑）名單也不定。」他解釋：「歐盟的不合作稅務管轄區黑名單，只要有十個或以上歐盟成員國說香港不合作，香港就會重登黑名單。（註：來自黑名單的公司，有可能要繳付更高稅率）去年六月，就是有十個說香港不合作，所以香港被列入黑名單，到去年十月，減少至七個，才除名。」琪琪則說，「大家的注意力似乎都集中在離岸公司，但我反而最擔心，是香港的政治角色。因政治關係，若內地真的有黑錢下來，我們無力招架。內地有不少集團來港上巿，行內人對內地帳目的真實性，其實心裏有數」。

政府官員置身事外

陳漢輝說，香港是全球少數的自由投資巿場，各地資金海量湧入香港，當中難免有人意圖不軌，不過，對於內地權貴有可能用香港將黑錢匯到海外，陳則回應道：「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系，我們實質上無法遠離內地。我們也不是要遠離內地，而是不能只靠內地。當內地有事發生，例如經濟逆轉，或資金來源有問題，我們就首當其衝。香港是國際城巿，我們不能只偏向內地生意，缺少國際性。」Bittermelon則批評：「事件發生以來，香港政府好像沒事人一般，仍未見有官員出來捍衛香港聲譽。莫非巴拿馬文件已成為香港的敏感詞？」

香港稅制向資本家傾斜？

香港在巴拿馬文件中擁有最多離岸公司，相關的金融、法律服務發達，背後與我們奉行簡單稅制（不設資產增值稅及股息稅）有關，離岸公司樂於利用香港避稅，亦令人反思香港的稅制是否向資本家傾斜。

無資產增值稅 加劇貧富懸殊

馮志強研究香港由一九三○到一九七○年代的公共財政史。他認為本港稅制有不少漏洞，除讓富人利用離岸公司逃稅，亦讓資本家少交了稅，「不少國家會徵收資產增值稅和股息，但在香港不賣股票套現，就不用交稅。現代稅制的理念，是勞工及資本要共同分擔稅務。勞工只可打工掙錢，交的是薪俸稅；但資本卻有多種不同形式，因此徵稅方式亦應有多種形式。」Bittermelon亦認同，沒有資產增值稅，是向資本傾斜，「他（投資者）什麼也沒有做，純粹靠投資為資產增值，有能力投資的人享受增值好處，沒能力投資的人卻不能，這會令貧富懸殊加劇。再講，一個公平稅制應是重新分配財富，增值稅能起這方面的作用」。但Bittermelon並不同意徵收股息稅，因股息來自公司繳付利得稅後的利潤，再收股息稅就是雙重徵稅。

開徵銷售稅 壓力轉嫁基層中產

財政司長曾談及開徵銷售稅。馮說，若開徵銷售稅，難免將稅務壓力轉到基層人士及中產身上，同樣的稅額，佔基層收入比例更高，基層面對的稅務壓力更大。有說，由賣地及印花稅等土地收入帶來的資金，足以應付政府的公共財政，故可繼續奉行簡單稅制，馮則認為，若政府開徵資產增值稅及股息稅，可以擴闊稅基，而且比土地收入更穩定，「像○三年，樓巿一倒，庫房就有危機。而且在公共財政體系而言，土地不應被視為商品」。

文：黃熙麗

圖：資料圖片

編輯：屈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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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松炎 - 從灰色到綠色凱恩斯經濟政策

星期日生活   2016年1月31日

【明報專訊】全球經濟步入增長停滯的可能性愈來愈高，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更加預測全球可能出現經濟衰退[1]，2015年的國際貿易增幅只達2%，升幅之低與過去50年的五次衰退（1975、1982-83、2001、2009年）情况相似。事實上，即使各國濫發銀根多年，仍然無法提振經濟；美國經濟剛剛復蘇，有氣無力，歐盟經濟陷入長期低增長，中國的經濟數據更已淪為國際笑話，俄羅斯、巴西、台灣等經濟體已經連續幾季負增長，澳門的GDP更出現罕見的25%跌幅。

情况令人聯想起上世紀三十年代的經濟大蕭條，當時亦催生了凱恩斯經濟理論。所謂的凱恩斯經濟學派，泛指政府透過加大投資，刺激經濟，包括透過借貸來發展基建，直接加大經濟增長。國內一般稱為鐵公基，亦是近年產能過剩及「鬼城」（即樓宇落成後賣不出）出現的主因。雖然近年已經有多份研究[2]證明凱恩斯經濟政策會導致經濟效益受損，但當經濟走下坡，失業率上升，政府為了政治上的穩定和政商界的自身利益，一般會「明知不可為而為之」。

香港政府其實是凱恩斯學派的忠實追隨者，發展基建已經成為香港政府的最重要施政方針之一，亦是政府開支之中最高比例的項目之一[3]，這背後當然與賣地旋轉門的利益輸送有關，但政府口頭上仍以社會效益作為藉口，包括過去的十大工程和現時的5000億元大白象工程，政府一直以提高就業率作為興建這些基建工程的辯解。

近期的5000億元基建包括機場三跑、高鐵，港珠澳大橋、蓮塘口岸等幾項工程。即使香港面臨勞工不足的情况，不斷輸入外勞，但有團體叫停高鐵，答案竟然係停建高鐵會引致七千勞工失業。

然而，隨着全球暖化逼在眉睫，惡劣天氣殺到埋身，凱恩斯式的大興土木，毁山滅林已經不合宜，把灰色石屎鋪天蓋地，只為增加經濟產值，帶動就業，早已為人唾棄。這種灰色凱恩斯經濟政策盲目浪費資源，飲鴆止渴，把人類推向滅亡，早應禁止。

但正如上文提到，當前經濟步入衰退，一旦失業大軍湧現，救經濟刻不容緩，急如星火，政府為免倒台，加上自己利益，一定兵行險着，大灑金錢。既然改不了政府的劣根性，唯有把灰色凱恩斯改為綠色凱恩斯，刺激經濟的同時，可以救救地球，雖然有損效益，尚算兩害取其輕。

建議一：用百億改用太陽能

譬如只需要動用100億港元為香港的發電裝置由化石能源改為太陽能（US$0.25/KWh），便可以為香港每年消耗的430億度電力的一成（約59億度[4]）轉為零碳，即減少263萬公噸碳排放，拯救地球。另根據美際開發銀行2014年報告[5]，改用再生能源的社會效益高達US$0.285/KWh。換言之，若果數據在香港適用，把香港的發電裝置全部改為太陽能發電，總社會效益每年可達131億港元，長遠有利香港改善市民生活，單單減少因污染造成的疾病和死亡一項，已是功德無量。

報告中所指的社會效益包括經濟效益提升和社會成本下降。經濟效益包括就業增加和減少電費。社會成本下降則指紓緩全球暖化，控制空氣污染，及保障能源自給的安全。

香港的研究亦有差不多幅度的社會效益，根據WWF（2015）[5]估算，每年發電引致的碳排放的社會成本高達64億港元（US$35/T），而發電所需的天然氣成本在2015年為178億元，但將會急升至2035年的604億元。換言之，若改用再生能源，為香港節省的直接生產成本和間接社會成本均非常巨大，在2035年時達到671億港元，遠高於投資於交通基建的社會效益價值。

建議二：用4000億回購荒廢農地

此外，綠色凱恩斯政策亦可動用大約4000億港元全面收回新界3800公頃荒廢農地（根據現時政府出價每方呎1100元賠償新界農地計算），可以即時復耕，為香港的蔬菜自給率提升30%，市民除了享用新鮮食用蔬菜外，對減少農藥、化肥等污染，以致減少運輸碳里程都有莫大裨益，健康無價，飲食為先。

或者可以動用1200億元收回1200公頃新界棕土，發展公屋，改善環境，糾正規劃失誤，一舉三得。若以一半土地面積作為興建公屋計算，地積比率5倍，則已可發展60萬間房屋，解決政府的所謂土地不足問題。况且，棕土本來就不容於新界，地契列明農業用途，只不過政府敗了官司，不能執行權益而已。如今既需土地，何不順便糾正政府的規劃失誤，以免夜長夢多，污染泥足深陷。

建議三：用1200億回購棕土建屋

上月全球首長在巴黎COP21會議簽訂的減碳協議，中國和香港本來就需要為未來的減碳減廢作出長遠有效的措施，今年政府亦要向聯合國提交生物多樣性國際公約報告，香港政府本來就需要為可持續發展和改善環境作出努力。然而，灰色凱恩斯經濟政策不斷填海推土，毁山滅林，只會把香港的碳排放愈排愈多，把香港的居住環境愈變愈差，生物多樣性愈來愈少。這種舊式發展方程已經窮途末路，不值留戀。

叫停灰色凱恩斯經濟政策，既可避免無謂的資源浪費，更可阻止全球暖化進一步惡化，和香港宜居度日走下坡。相反，綠色凱恩斯經濟政策，仍可滿足政商界的政府干預大有為迷思外，更可改善城市污染問題，避免穹頂之下無青天，湖海之內無淨魚，朝着可持續社區的方向，邁向循環城市，落實四零方案（零耗糧、零耗水、零耗能、零排廢）的自給生活，為未來理想城市踏出堅實的一步。

註：

[1] Reuters (2015) OECD warns of global trade slowdown, trims growth outlook again，Markets, Nov. 9.

[2] Mitchell, D.J. (2005)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 Spending on Economic Growth,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3] 2013/14年度的政府工程支出達883億港元，佔政府全年總開支3,157億港元的28%

[4] WWF (2015) 香港2050能源願景，碳排放和用電的共治良方，世界自然基金

[5] Vergara, W., Isbell, P., Rios, A.R., Gomez, J.R., Alves, L. (2014) Societal benefits from renewable energy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Technical Note No. IDB-TN-623,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文／姚松炎（中文大學未來城市研究所副所長）

美術／郭家樂

編輯／馮少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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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誥烽 - 中國盛衰與美元周期

2016年1月11日

【明報專訊】新年伊始，中國經濟噩耗不斷，中國股市兩度跌愈7%觸發熔斷機制全日停市。離岸在岸人民幣更是跌不停。去年8月人民幣貶值之後，中國官方說是一次過貶值，9月習近平訪美時在與奧巴馬的聯合記者會中，說「長期而言，不存在人民幣貶值的基礎」。但言猶在耳，人民幣在去年年底開始再大舉貶值，跌勢比8月更兇狠。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明（Paul Krugman）去年7月在《紐約時報》題為〈沒穿衣的皇帝〉的專欄文章稱，中國金融波動最致命的，不是其對實體經濟的影響，而是有關部門「暴力救市」藥石亂投，折損了政府的經濟管理公信力。如果說7月的暴力救市是折損公信力，那麼最高領導人說不會貶值又大貶，最近熔斷機制啓動幾天又取消，說禁止國企高層減持命令將鬆綁又不鬆綁，就簡直是摧毁公信力了。

順風順水 財金官員人人變天才

多年來中國經濟在高增長時期，中共管理經濟的公信力一直增加。西方出版講中國財經官僚多厲害多高瞻遠矚觀點千篇一律的專書，比食譜還多。在這個「東方賢人」幻影下，中國政府推出任何經濟政策，很多論者閉着眼也能稱讚是天才絕頂極有遠見的謀略。

但你再看深一層，便知道中國自2001年加入世貿之後到2010年的高速增長，其實並非因為中共發明了什麼絕頂聰明的新經濟模式，而是由美國在「911」後持續寬鬆貨幣政策下大量苦無出路的過剩資本流向中國帶動。2001年起外資進入中國和中國出口業的興旺帶來中國外匯儲備快速增長。在不斷增加的外儲支持下，中國政府便可安心大印人民幣刺激經濟，讓地方政府與國企不斷借款蓋鋼廠、興煤礦、鋪公路、造高鐵、建高樓。全球過剩資本流入中國有如天降橫財；中國財金官員，不論有無能力，都頓時成了能點石成金的天才，人人都是「神童輝」。

2008年美國爆發金融風暴，美國聯儲局推出量化寬鬆政策進一步印美元救經濟，西方金融大行為了挽留恐懼資產市場的客人，便與財經媒體和學院經濟學家吹起「中國經濟奇蹟無敵無限」的口水泡，推出各種中國概念金融產品吸客。通過各種渠道進入中國的游資大增，中共便跟着加大力度放水刺激經濟。水源不斷，放出來的水被用來蓋已經過剩的鋼廠、一完工便因為安全問題被迫大降速的「高」鐵、沒有人住的鬼城，甚至滲了一些出去成為無數的澳門賭場泥碼和大媽的LV袋，也無所謂了。

鴻運當頭，加上西方白人別有用心的吹捧奉承，多沒能力的庸碌官僚，看起來都像天才。在這順風順水的環境下，一個「吹牛——資本流入——高增長——吹牛」的良性循環便成形。

經濟轉勢 庸碌原形畢露

但國有三衰六旺，好運也有盡頭時。2012年之後美國經濟復蘇，美國結束量化寬鬆進入加息周期的預期出現，美元也開始轉強。同一時間中國因為長期實行國有銀行放債推動建設的發展模式，地方政府與國企均負債纍纍，開始引起國際市場關注。但放水放上了癮，便很難一時改變。去年中國經濟的整體債務，仍以超過13%的速度增長。同時工資上漲、基建飽和、產能過剩等問題引起實體經濟增長放緩，就算我們相信官方數據沒有水分，7%的GDP增長，也遠低於債務增長。結果就是整體負債佔國民經濟比例大增，現在已經超過250%。根據外國經驗，這樣規模和高速增長的負債佔經濟比例，只可能有兩種結果：不是企業大規模倒閉撇帳危及銀行體系，便是政府不顧一切用財政資源挽救企業，令政府陷入財政困難和相關企業成為勉強生存毫無活力的喪屍。

中國經濟減速、美元美息回升，導致國際過剩資本流入中國造就繁榮的循環逆轉，中國國內的資本，產生離開中國轉投美元資產的衝動。資本出走，乃是近來人民幣貶值壓力上升的底蘊。如果我們再看中國外匯儲備的變化，便會驚覺中國外儲在2014年夏天到達4萬億美元的頂峰後便一直下降，到2015年12月底，已經累計減少了17%。這顯示北京一直在燒外儲來挺人幣。若沒有犧牲外儲，人幣便下跌得更厲害。這個趨勢持續，中共遲早會陷入兩難：如放手讓人幣自由下滑，演變成雪崩式貶值，近年累積了大量美元外債的國企將會破產；如繼續干預挺幣值，外匯儲備便會加速蒸發，到蒸乾的一天來臨，更大的經濟災難便無可避免。中國巨大外儲，令中國能在國際社會財大氣粗，讓全世界都進入「不是中國照顧便早完蛋」的可憐狀態。但若外儲一旦消散，中國便打回原形，「底氣」、「軟實力」、「話語權」都不要再說了。

一個「信心潰散——撤資——經濟下滑——信心潰散」的下行循環，於焉形成。面對這個惡浪，本來看來多英明的神童，都很容易變成狂躁失控的怪人。

發展中國家的捧殺周期

這個周期轉換，用中共的語言來說，並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這乃是更長時段美元周期的一部分，之前也有不少前車之鑑。1970年代美元下滑，美元資金向世界流竄，變成流進拉美等地的低息貸款，推動拉美發展的黃金10年。1979年開始美元在聯儲局激烈加息下重回升軌，資金回流美國，拉美等地便由盛轉衰，陷入債務危機。1985年《廣場協議》後美元下滑，美元資本又流到墨西哥、日本、東亞等地，吹起了這些地方的資產泡沫，到1994年華府重回強美元政策，資金又回流美國，引發1994年的墨西哥披索危機和1997/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2001年起格林斯潘轉向貨幣寬鬆令美元長期貶值，資金便開始大規模流向中國。2012年後美息、美元準備轉向，大有歷史又再重演的勢頭（見圖）。

回顧先例，被這個美元周期捧完又殺的經濟體，有的一沉不起，有的強勢復元。中國在過去15年被推捧到高崖，現在開始下墮，最後結果會怎樣？這就要看中國在盛世時累積了什麼樣的業了。

延伸閱讀：

Ho-fung Hung（2015）. The China Boom: Why China Will Not Rule the Worl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Investment: Dollar disruptions", Financial Times. January 12, 2014

作者是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社會系副教授

孔誥烽 - 沒有中國照顧 美國過得更好

熱血時報   2015年11月4日

2008年美國發生金融危機，中國超越日本成為美債最大持有國。之後很多中國與美國的評論員都說中國是美國的最大債主，一旦中國拋售美債，便會引致美國利率飆升、政府赤字無法填補，到時美國便真的完蛋了。這是很多強國憤青近年覺得中國已成世界霸主，在外可以橫行無忌的一個源頭。

但是中國今年開始大規模拋售美債，挽救人民幣幣值。很多遇到幣值貶值壓力的新興國家如俄羅斯和巴西，也被迫拋售美債，但美國並無隨着完蛋。相反，美國經濟繼續復蘇，美國利息繼續低行。最諷刺的是世界市場對美債的整體需求不降反升，十分強勁，美債價格一直上漲，令十三億人都震驚了。事實勝於雄辯：美國不靠中國買美債，2008年之後出現的美國依賴中國論，實屬空談。

之前10年中國大舉買美債，反映的其實是中國對美國的依賴，而不是相反。2008年後，不少人預計中國會失去對美元的信心，早晚會拋售美債。2009年底，美國財政局錄得中國減持美債，引起金融市場揣測中國開始放棄美債，一時出現小恐慌。當時英國《衛報》訪問我，我說中國一日未改變出口導向的發展模式，一日不會減持美債，大家不用擔心。報道刊出後，有覺得中國已經強大到可以隨時拖垮美元霸權的朋友，私下抱怨我為何不肯承認中國崛起的威力。

但幾個月後，美國財政局調查顯示，中國其實從未減持美債，只是將部分原本直接從美國購入的美債，轉為通過倫敦金融機構代為購入。如將後者計算在內，中國所持美債，其實有增無減。接着幾年的發展，繼續證明我的預測正確：中國所持美債，從2008年9月的6,182億美元，上升到2013年7月的12,770億美元，增長超過一倍。同一時期中國官員不斷向美國官員擺出大款霸氣，常常威脅要減持美債，其實只是誤導不明狀況者的煙幕。

中國一直增持美債，不是因為中國要無私地幫助美國，而是因為中國對美債的毒癮太深，難以自拔。在中國出口導向工業下，美國與歐洲是中國順差的主要來源。中國與歐美以外的所有其他地區的貿易，均錄得不斷擴大的逆差。中國由亞洲、非洲、中東、南美、澳洲輸入的原材料、機械產品和電子零件，價值遠超過中國向它們出口的成品。中國出口到美國，當然賺美元。由於中國始終不信歐元，所以它對歐洲的出口，結帳也是主要用美元的。

中國對歐美的巨大順差讓巨額美元流進中國人民銀行手裏，中國人行除了將這些美元投資在流動性龐大和相對穩定的美債市場之外，實在沒有多少其他選擇。中國一直說要將人民幣國際化，減少以美元結算出口。但這在人民幣實現自由兌換之前，都難有多大進展。

很多分析師不理解中國的美債毒癮有多深，在金融危機爆發前，便開始預測美國經濟的失衡和泡沫化會導致中國減持美債，令美元利息飆升。但就算在美國經濟危機最嚴重的2009年，中國仍繼續增購美債，變相幫助美國維持低利率，致使相信這些預測的投機者蒙受嚴重損失。

例如經濟學家 Lawrence Summers 就任哈佛大學校長時期，哈佛大學基金便通過對沖操作豪賭利率將會飆升。但金融危機後利率不升反降，最終迫哈佛在2009年底以十億美元的慘痛損失離場。校內不少建設中的項目，也因此被迫中途停工。這個將哈佛身家敗走一大截的指控，在 Summers 仍在競逐聯儲局主席時，再度成為媒體討論的焦點。

美國聯儲局在2008年後的持續量寬，令它終於追上中國成為美債最大持有者。至2013年2月，聯儲局的未到期美債佔有率，已達百分之15，中國則是緊追其後，佔百分之12。現在中國遇上資金外逃，出口下滑，人民幣貶值壓力嚴重，人民銀行只好變賣手上美元資產「托人仔」。但這兩年新興經濟滑坡，美元上升，美國國內和世界各地投資者紛紛跑到美債市場避險，美債需求大增。中國會不會繼續買美債、會不會拋售美債，已經無關宏旨。

（原文刊於第三十五期《熱血時報》，於2015年10月31日免費派發。請支持文化抗共，訂閱《熱血時報》：http://www.passiontimes.hk/?view=regform）

熱血時報網站連結 http://www.passiontimes.hk/article/11-04-2015/26655

黃偉豪 - 中國經濟奇蹟告終：中港應保持安全距離

2015年9月7日

【明報專訊】所謂有危必定有機，在中國正面臨自開放改革以來，其中一個最嚴峻的經濟考驗的時刻，也給予我們一個重要的機會去思考中港關係，及為香港重新定位。

我們應要撥亂反正，認清過分的「中國化」及盲目和太快的中港融合，只會帶來「禍國害港」的嚴重後果。相反，保持香港的獨立性，以確保香港的獨特優勢，反而更有利香港和中國雙方的發展。這一個「安全的距離」，對於目前在經濟上處於危機四伏的中國更為重要，隨時發揮一個可使中國絕處逢生的功能。

股市爆破 非一般正常波動

曾幾何時，中國的經濟奇蹟（China's economic miracle）成為了世人的熱話，甚至有不少人樂觀地認為，中國的經濟可以無窮無盡地高速增長，最終國力超越美國，完成中國的「大國夢」。可惜，近日發生的由股市爆破暴跌所引發的中國經濟危機，卻告訴我們一個完全不同的殘酷現實，就是中國的經濟奇蹟已面臨幻滅，除非中國決心推行制度化的改革（institutional reforms），否則，中國的經濟增長的放緩將是一個無法逃避的結果，甚至整個經濟的制度有崩潰的可能。

我們不應對中國經濟奇蹟的幻滅感到突然和驚訝，因為中國的經濟發展本身是否稱得上為奇蹟，也有十分多的爭議。例如，不少的經濟學家，包括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明（Paul Krugman）曾經指出，東亞及中國的經濟起飛，所反映的只是早已家傳户曉的基本經濟定律。簡單來說，中國因為擁有龐大而又廉價的勞動力，在全球化的資本主義下，資本家不斷追求生產成本最低的地方，以極大化自己所得的利潤。在這原則的運作下，中國便最終成為了舉世知名的世界工廠。

中國今天的經濟下滑，其實也在理論預料當中。由於中國的經濟發展會使生產成本上漲，因此，亦是基於基本的經濟發展理論和原則，尋求利潤最大化的資本家，便會開始移離中國，把生產基地遷到成本更低的地方。因此，我們近年見到了越南和孟加拉等國的經濟崛起，正重複中國經歷過的發展階段。

中國要經濟繼續發展，就必須在經濟模式上升級及轉型，和其他高度發展的國家一樣，進入後工業化階段（post-industrial）及知識型經濟（knowledge economy），以知識、制度及技術，而再非廉價勞工及超低的生產成本作為競爭優勢。中國面對的今次經濟危機的最危險的地方是，這並非一般正常經濟周期的波動，而是中國發展模式的破產。當舊有的發展模式已到了極限而不適用時，而中國又拒絕所需要的改革，這才是問題核心的真正所在，及今次的危機為何如此嚴重及揮之不去的原因。

維持專制經濟轉型 不可兩全其美

中國面對今時今日的田地，不少熟悉中國的情况和發展的學者早有預期。當中最為人所知的，包括了國際知名的中國研究學者沈大偉（David Shambaugh）。他早前在《華爾街日報》發表了一篇廣為人所關注，題為〈即將來臨的中國崩潰〉（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一文（註一）。這一篇文章，如它的題目所指，一早就預言了今次的危機。沈大偉認為由於中國面對的是一場結構性的危機，並非時間可以自行把問題解決，而是必須進行制度性的改革。可惜，現時中國的態度卻是只想經濟繼續快速增長，但又拒絕推行任何重大的制度改革，正正是這種既頑固而又不願意接受現實的心態，使到沈認為中國能自行走出危機的機會不大，只會愈走愈深，不能自拔。

沈大偉指出中國拒絕進行改革，來使到自己的經濟可以成功轉型的原因不難理解，因為現階段所需要的已不再是經濟範圍的改革，而是必須包括了政治制度上的改革。舉例來說，中國要進入知識型經濟，首先必定要放寬人民的言論及集會自由，減低對他們的政治控制及監察。而且，今日中國所面對的不少經濟問題，包括了貪污腐敗及權貴濫權等，根本所反映的是政治問題遠多於經濟問題。換句話說，中國面對的兩難正是又要維持極權的專制統治，拒絕政治改革，但又想要經濟成功轉型的互相衝突，不可兩全其美的不可能任務。

沈大偉其實也不是第一次在他的著作中「唱衰」中國。早在2013年，在他的《中國走向全球》（China Goes Global）一書中（註二），他早就指出中國根本未有足夠的軟實力及硬實力，和美國一樣，可以成為全球大國（global power）。即使經歷了這麼多年的開放改革和發展，以現時的實力而言，中國只不過是一個「半桶水」的大國（partial power）。綜合沈的分析，中國無論是現狀或將來均是較灰暗和可悲的，隨時有機會在大國夢未完時，已面對倒退和不穩，前景使人擔憂。

保住香港的重要性

在中國要面對如此重大挑戰的時刻，香港更應與中國保持一個適當的「安全距離」，特區政府的官員及領導人不要進一步把香港「大陸化」、「中國化」，及停止任何消滅或削弱香港的文化、歷史、特色和優勢的「去香港化」的行為和政策。首先，香港的整體發展水平比中國高，要香港向中國學習，本身已是一個奇怪及難以理解的說法，只會帶來香港向後倒退的反效果。更重要的是，香港若要在中國的發展遇上危機的時候提供知識、技術，及資金等的幫助，便先要自行不要成為問題或危機的一部分，否則香港不但不能幫助中國，更恐怕自身難保。

即是說，香港若要能夠幫助中國，它一定不能成為中國的腐敗和落後制度的一部分。其實，以上所說的，不外乎是「一國兩制」背後的理念。長久以來，也是「香港好，中國好」，只有保住香港，才能幫助中國，兩者的關係是共生、並存及互惠。

在中國的經濟及政治正進入一個不穩定及充滿變數的階段，有智慧的中央領導人及本地的重量級建制派人士，更應了解保住香港的重要性。只有香港守得住，中國才會有前途！

註一：Shambaugh, David. "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6, 2015.
註二：Shambaugh, David.（2013）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

趙永佳 - 「東亞教育奇蹟」的國王新衣

星期日生活   2015年8月30日

【明報專訊】中村修二憑發明藍色發光二極管（LED），於2014年度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他是典型的異類（outliner），出身寒微、「三流」大學畢業、大半生時間都在一家小企業幹活。卻被認為是「白支薪水的無用男」，只能在社長的反對下，繼續「地下」研究LED。在這樣的背景下，無怪乎他在獲獎之後，曾說：「憤怒是我全部的動力，如果沒有憋着一肚子氣，（我）就不會成功。」

最近他在一篇網上廣泛流傳的演講中，把他的憤怒指向了整個東亞地區的教育制度。

他認為，東亞地區教育度的最大問題，是應試主義與學歷主義。他舉韓國為例，指舉國上下的青年人，都是以首爾、高麗、延世三所名門大學為目標，因此補習班是每個小孩放學後「加班」工作的地方。雖然在國際評估中（如PISA），韓國孩子也是名列前茅，但輝煌的成績，是建築在孩子們（和家長）雙倍的努力和雙倍的花費之上。換言之，東亞教育的產出，是全因為大量投資（時間與金錢），其實效率相當低下。

雖然不是歷史學家，但他也對東亞教育的歷史條件有一套看法。他認為我們現在常見的主流教育制度，其實都源於普魯士的工業化教育模式。包括標準化課程，學生在課室坐着聽課，教師講，學生聽，並有標準的時間表和全國一貫的學科課程。其目的，不是要教育出能獨立思考的學生，而是大量炮製忠誠和易管理的勞動力。

東亞新科舉制度

在東亞，這種「普魯士基因」，更和儒家傳統合流，並將大學入學試變成了以往科舉制度那樣，成為選拔人才的唯一尺度。這套制度的問題，是在長期「八股」式的訓練打磨之下，學生的可塑性盡失，變成「上了釉彩的出窯瓷器」，看起來很美，但如果你的要求不同而要作任何改動的話，會很容易受損。

但大學正正就和中學的要求大相逕庭，大學的老師，往往覺得最困難的，就是要改變新生的「中學式」學習概念與習慣。簡單如沒有標準答案，對他們來說好像在中世紀，告訴他們地球是圓的一樣不可思議。東亞的大學入學試是典型的高注碼（high stake）測試，往往是入學的唯一或最決定性因素，而且一年一度，萬一落榜就要當一年「浪人」重考。反之他推崇美國的入學制度，如標準測試（如SAT）只是錄取與否的其中一項因素，而且一年有六次報考機會（當然社會學家會指出美國的制度對中產家庭背景的學生更有利）。

在上文所述高度標準化的新科舉影響下，東亞社會都注重複習和操練。在高考「金榜題名」，大量的「考古題」和模擬試變成常態。就算在香港的小學，因為要應付TSA，學校也已經是以不斷補課和做練習卷來應對。中村修二認為，同樣的邏輯，也造成了東亞大量的鋼琴、小提琴的音樂神童，他指出東亞的「琴童」家長，多半自己對音樂沒有特別興趣，卻驅使孩子花時間練習，其實只不過好像故事中因為路燈比較亮，所以只在路燈下找鑰匙的人一樣。在教育上過分強調投入時間操練某些標準下的能力，結果是壓制了不同類型、能力人才出現與發展的可能性，造成人才浪費的現象。

中村修二對東亞地區教育制度的批評，擲地有聲，雖然有些過激，和將英美制度有點浪漫化，但在今天普遍認為有所謂「東亞教育奇蹟」的時代，卻是一劑能令我們反思的猛藥。誠然，東亞地區差不多在所有國際性學生能力測試中都名列前茅，而且不同家庭社經背景的學生差異比歐美社會更小。在「PISA熱」影響下，西方社會都對東亞教育模式產生很大興趣，例如最近英國就「輸入」上海的教育模式和老師。不過，中村指出我們付出的代價是同學花在作業，補習上的時間，家長花在補習上的金錢，更令社會上人才齊一，缺乏創造力與多樣性。

他的批評，令我想起了幾十年前所謂「東亞經濟奇蹟」的爭議。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正是「東亞奇蹟」風華正茂的時候，日本、台灣、南韓、香港、新加坡經歷了幾十年平均近雙位數的經濟增加，情形就好像今天的「中國崛起」一樣，因此就有各種各樣的理論來解釋這個東亞奇蹟是如何神奇。當然，升得愈高，跌得愈重，就好像今天的內地經濟一樣，東亞四小龍的經濟在九十年代末的亞洲金融危機中受到重創。

東亞「奇蹟」的成因

其實在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之前，就有經濟學家對所謂東亞奇蹟作出批判。其中以兩位美國經濟學者對東亞經驗的質疑最為尖銳。首先，麻省理工的楊格（Alwyn Young）在一篇論文中指出，在東亞四小龍的經濟成長過程中，最重要的其實是生產要素（如資本、勞動力）的增加，而不是生產力。換句話說，四小龍的快速增長，是因為大量勞動力投入生產（如香港的大量難民、台灣及南韓的農村人口），以及投資快速增加（台灣、南韓及新加坡政府通過壓縮消費，增加投資），而不是通過提升技術水平來更有效運用生產要素。結果，四小龍由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平均整體要素生產力（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增長最高只不過是香港的2.3%，台灣是1.9%，南韓是1.6%，而新加坡更只有-0.3%，這和戰後大部分先進國家，甚至是公認經濟增長緩慢的拉丁美洲國家，其實都差不多。

另一位東亞奇蹟的懷疑論者名氣更大，是史丹福的克魯明（Paul Krugman）。他承接楊格的批判，也提出了東亞奇蹟只不過是「神話」的觀點。他將東亞經驗與蘇聯社會主義時代比較，指出兩者相同的地方，是經濟增長同樣是建築大量的投資與勞動力的增加。他認為所謂東亞奇蹟其實沒有神奇之處，只不過是以「血汗」堆砌而成，而不是生產力進步的結果。有論者認為東亞的成功是自由市場的勝利，但諷刺的是克魯明直指它們成功的方程式，到底也是和極權的蘇維埃體制一樣。

轉了一大圈，究竟東亞經濟奇蹟和中村修二對東亞教育體制的批判有何關係？正如中村直言，東亞社會太重視複習的重要性，大量的作業、家課、複習充塞了孩子們的時間，結果是扼殺了他們的想像力和創造力。2009年發表的「中日韓美四國高中生權益狀况比較研究報告」顯示，四國高中生中，中國高中生每天在校學習、在家學習時間、在課外補習班或跟補習老師的學習時間都是最長。中國以外，韓國學生的在校學習時間、課外補習時間也較長，日本、美國的學習時間就較相似。

社會與教育制度的「共業」

香港沒有相關數據，不過相信大部分本地家長對孩子們的功課量和溫習時間應該都有很深體會，其中高小、高中同學感受的壓力也最重。差不多所有國際大型評估研究雖然都發現香港學生的表現名列前茅，但過度複習，考評的結果卻也是顯而易見。數學科同學雖然工多藝熟，運算快而準，但對數學的自信心很低。閱讀理解方面能力也很強，但自主閱讀的興趣很低，也沒有這習慣。PISA的情况也一樣，同學表現很好，但他們對學校的認同感很低。

我在大學二十多年，目睹同學的問題也相似，他們的基本能力不俗，但語文能力低，沒有閱讀習慣，只有小部分早已「決志」投身某些專業（如醫科、法律）的同學，有強烈學習動機，大部分起初都不知道自己為何學習，更對和中學不一樣的自由學習環境完全不適應。這樣說，不是要指摘同學們，因為他們的不足，是我們的「共業」，不是個人的錯，是整個社會和教育制度的缺陷。

經濟學家的反思，告訴我們東亞經濟奇蹟是建築在壓縮消費、大量投資、高強度與長時間的勞動之上。東亞教育奇蹟的條件，可能同樣也正正是家長和同學金錢上的投資，與老師和同學，甚至家長們的高強度長時間的勞動（家課、預習、溫習、備課）。

在克魯明所指的蘇維埃式「粗放型成長」下，日本、四小龍的經濟發展已大不如前，甚至中國現在也碰上了瓶頸。相反，美國的經濟有百般不足，但在高新科技產業上，卻依然執世界牛耳。同樣地，在中、小學教育上，美國相比東亞就是等同在「放羊」。雖然美國現在某些中產家庭的教養模式已向東亞靠攏，但老美的孩子們在這種還是較「寬鬆」的環境下長大成人，上了大學後，他們的創造力及學習興趣的「小宇宙」彷彿就會爆發，以致他們畢業後在創新科技產業服務也完全沒有問題。

究其實，無論在經濟層面，或者在教育制度上，東亞的「粗放型」發展，都有「可持續發展」的挑戰。中村修二、克魯明、楊格等人的諍言，只是響應很多東亞地區在地人士的聲音。在教育問題上，本地的學者、NGO，甚至如教育大同般的家長組織，都在持續地反思本港教育制度，致力取其精華，棄其糟粕，正在做不同的嘗試。本文只是借諾貝爾獎得獎人的發言為大家打打氣。

後記

互聯網上的信息不能盡信，文章寫作前曾嘗試搜尋中村修二在東京發言的日文報道（感謝張彧暋幫忙），證實真有其事，但卻找不到全文記錄抄本。所以網上流傳文章也可能只是網民「二次創作」之舉。不過，觀乎中村其他著作及其對日本教育制度的批評，和文章觀念的確一致。因此，我們姑且對文章存疑，但也「跟帖」來借題發揮一下吧。

（本文相關參考材料詳列於edufrontline.blogspot.hk）

文 趙永佳

編輯 林越慧

孔誥烽 - 南海一旦開戰 誰最高興？

2015年6月8日

【明報專訊】中國在南海有主權爭議海域大規模填海造島、美軍又在造島工程附近頻繁偵測，引發南海局勢緊張。有人甚至說美中很可能會為此開戰。

美國讓香港在香港政策法下於簽證、貿易、金融等領域享有比中國大陸優惠的待遇，除了靠美國國務院定期考核香港自治狀况之外，另外一個條件，便是美國海軍艦艇能時常進入香港停靠補給。如果美中在南海爆發戰爭，香港絕對難以置身事外。一旦開戰，香港人應該站在什麼立場？能保持中立嗎？到時若有以左翼進步人士面貌出現的中共人員動員大家到美國領事館外示威，香港人要響應嗎？

美國害怕與中國衝突嗎？

這些問題很難有速成答案。但美中開戰的機會，到底有多大？

中國不少官方知識分子，現在都相信美國是一個沒落中的強權，美國企業都依靠中國貿易。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之後，這個想法更見主導。不少人認為中國已可以擺脫鄧小平的韜光養晦原則，在亞太事務上更進取地挑戰美國，確立中國的亞洲霸主地位。

這種觀點當然有一定道理。但在中國學術、政策討論欠自由的環境下，這種能令領導和人民感覺良好的觀點在回音谷中自我共鳴，成為唯一的主流意見。北京今天大概相信，中國在南海大規模造島，美國及其亞洲盟國一定會無奈接受現實。中國在有爭議海域確立「有效管理」，假以時日，那些地區便自然成為無爭議的中國領海了。

但美國真的會礙於經濟利益不敢與中國硬碰嗎？中國自1972年起，一直在亞太地緣政治和推動經濟全球化等方面，扮演美國好幫手的角色。1970年代中國幫助在越南失利的美國壓制蘇聯勢力在亞洲擴張。1980年代以後，中國開放和釋放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到出口加工區，令美國企業通過工序外移激烈降低成本成為可能。

美國依賴中國，但中共也十分依賴美國。1990年代其實是中共存亡的一個分水嶺。在1989年和蘇聯、東歐共產黨倒台之後，西方不少人認為要對中國經濟圍堵；中共在圍堵下倒台後，美國的財團便可以長驅直進。中共當時十分慌張，於是便主動進行更激烈的自由市場改革，歡迎美資長驅直進，換取美國撤除封殺。這就是1992年鄧小平南巡提出深化改革的背景。

中共保命與華府傾中的1990年代

克林頓上台後回應中國的激烈改革，提出「Engage China」的政策：主張只要與中國多做生意，便能為中國帶來政治改變。當時的江澤民政府，開始邀請美國的大型投資銀行參與國企改革，讓它們將大國企煎皮拆骨，帶去紐約、香港等地上市，從中漁利。美國的寡頭金融資本在中國如魚得水，成為民主、共和兩黨傾中政策的經濟基石。

中共通過靠攏華爾街保命的思路，在朱鎔基1993年一次高級幹部會議的講話中表露無遺。當時中國正經歷過熱、貿赤和財赤惡化的三重經濟危機。朱在安撫參與會議的全國各地領導人時說：

「美國很多大公司的董事長從去年以來都訪問過中國。美國一個很大的投資銀行，叫摩根士丹利，要把60%的資金投入亞洲，特別是投入中國，這對推動香港股市起了很大作用。我現在講這些，是要說明形勢對我們很有利。」（《朱鎔基講話實錄》，I， 384頁）

中國的出口導向型發展，亦是從1990年代中開始。北京在1994進行一次過的人民幣貶值改革，加上一系列的補貼出口業政策，中國便完全嵌進了美國主導的全球自由貿易體系。中國用其不斷膨脹的貿易盈餘投資美債，令美元成為支持人民幣供應高速增長的本位幣。這乃是中國銀行體系在過去20年不斷放水「谷」經濟，人民幣也不會像1997年的東南亞貨幣一樣面對崩盤危機的底蘊。

中共得到美國統治階級的支持而得以保住政權，而美國企業則分享到巨大的中國崛起紅利。在這個美中共生關係之中，中共高幹將財產家人轉移到美國，美國財團高薪聘請太子黨作為進入中國市場的入場券，一直是公開的秘密。

中國奇蹟終結 華府對中政策逆轉

這個共生關係，在過去5年出現急速變化。美資在中國日益受到羽翼漸豐的地方政府和國營企業擠壓，再加上工資猛漲，令它們在中國投資的效益下降。去年《經濟學人》在「中國失去魅力」的報道中引用美國通用電氣CEO Jeffrey Immelt說「中國很大，但很困難；其他地方一樣大，但沒那麽困難。」可說是一葉知秋。

2013年之後，美國經濟穩定復蘇、邁向能源自足、美元重回上升軌迹、國際資本回流美國，同時中國經濟滑坡，以美國為市場的出口工業，於是加速離開中國而在越南、印度、墨西哥等地重建供應鏈。美國對中國經濟的依存度，開始減少。這個經濟變化，正在削弱華府親中派的物質基礎，我在《明報》2013年9月〈美國親華和反華力量逆轉〉一文，早已論及。

最近美國聯邦調查局相繼拘捕被指為中國盜取商業和高科技機密的中國教授，美國證監交易委員會又高調調查摩根大通聘請中共太子黨的貪腐指控，更特別針對王岐山，可說是美國對中政策轉向強硬的體現。

美中衝突對美國的經濟成本在下降。而美國自冷戰到反恐時代，都是靠提供安全保護傘向盟友敲詐經濟利益。若美國任由其亞洲新舊朋友如越南和菲律賓被中國擠壓而坐視不理，亞洲各國難免會對美國失去信心，愈走愈遠，甚至影響到「跨太平洋伙伴關係」（TPP）的談判。到時美國的經濟利益損失，將會更大。

在軍事層面，中國1949年後的歷次邊界戰爭，都是依賴人海戰術的陸地戰，解放軍的海上作戰經驗十分缺乏。去年中國在西沙設鑽油台，在遇到越南大規模反中抗議與暴動之後，也無奈將鑽油台撤走。說美國很怕與中國發生衝突，只是夜行吹哨，自欺欺人。中國近年不斷吹噓海上軍力提升，如果華府有人很樂於通過實戰來測試一下中國的海戰實力，反而毫不出奇。

中國當下在各個領域，都是鷹派當道。北京繼續在南海擺出強硬姿態，最後與愈來愈不怕與中國衝突的美國擦槍走火，似乎是十分可能的發展。對於這個可能的變局，香港將要如何應對，香港人可是沒有怠於思考的本錢。

作者是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社會學系副教授

鄒崇銘 - 經濟學是否應該講呢尐

星期日生活   2014年12月13日

【明報專訊】食雞唔食雞patpat，就等於唔識食雞！

這是我在看完徐家健、梁天卓、曾國平的新作《本土不敗──全球化下的香港出路》（天窗出版社），嘗試對書中立論所作的一個概括。

三位作者開宗明義，要藉這本書向當時得令的本土派開火，我本來亦是樂見其成的；但正所謂「曾偉雄放催淚彈」，作者重鎚出擊不但沒有命中對方，反而徹徹底底暴露了自己的弱點，那就未免顯得有點尷尬了。就和所有主流經濟學家一樣，作者總是要拿些「激進」的對手來開刀，但其實這只是子虛烏有的幌子，目的只是趁機展露自己的學理定律。打中空氣還是小事，露了底而不自知，才最可悲。

「沒有經濟邏輯的本土主義，是香港經濟的死胡同」，這是徐家健對本土主義下的定論。首先，到底什麼是經濟邏輯呢，說穿了，還不就是新古典經濟學那套自由市場的邏輯，也就是我所說的雞patpat。世上愛吃雞patpat的當然大有人在，但總是喜歡將雞patpat硬套上科學包裝，然後夾硬要人陪他們吃的，大概就只有主流經濟學家這類人！

罵別人不懂得吃，自己又吃過什麼

簡略而言，作為克萊姆森大學經濟系副教授的徐家健，無非又是搬出所謂的「比較優勢定律」，說明「每個地方選取成本較低的生產活動進行專業生產，然後在市場上與其他專業者換取自己所需」。其實稍有常識的人都會知道，正是這種偽裝科學的所謂「定律」，命定貧窮國家只能從事低收入、低增值的產業，發達國家則透過WTO等號稱自由貿易、但卻極不公平的貿易條款，令窮國經濟長期陷於停滯依附的狀態。片面強調「比較優勢定律」的主流經濟學，難道不就是助紂為虐的帝皇之學嗎？

其次，總是罵別人不懂得吃的，但其實自己又曾吃過什麼？將「比較優勢定律」搬到香港，請先看看我們吃的都是些什麼：每個地方皆應專注做最擅長的專業，因此香港理所當然獨沽一味地產囉！零售商戶最擅長做自由行的生意，因此整條街都應該變成金舖藥房囉！尤其是因為我們要相信自由市場的規律，因此就更應該致力打破一切資源流動的障礙，例如內地旅客和專才應該無限量輸入，香港股市樓市亦應對人民幣資金無限開放。總而言之，香港與大陸經濟打成一片，經濟融合香港便衣食無憂囉！

徐家健或會以為我是個反蝗論者，不過我其實只是借用另類經濟學家──剛剛不幸與世長辭的曾澍基教授所提出的另外一套論述而已。2007年，他在香港歷來僅見的、針對中港經濟融合的學術專著中指出，回歸後特區政府的經濟發展策略，最終出現了兩個南轅北轍的模式：其一是覑眼於香港作為一個完整的經濟實體，須建立有別於內地城市的競爭優勢，而政府必須大力投資促進產業升級的「本土優勢觀」（local advantage view）；其二則是視中港融合為無可避免的必然趨勢，政府的工作是致力消除一切妨礙融合的障礙的「資源流動觀」（resource flow view）。

中港融合搵快錢付上沉重代價

顯而易見，隨覑中港融合帶來的龐大商機，為香港經濟增量提供了巨大動力，但這些唾手可得的搵快錢機會，代價卻是令香港工商百業的質素停滯不前。旅遊飲食零售服務業早已供不應求，又哪裏會有心思提高服務質素？試問香港哪裏會有一家食肆，侍應可以不用跑覑落單和上菜的？「資源流動觀」所帶來重量不重質，甚至「向最低標準競逐」（race to the bottom）的眾多經濟活動，長遠來說必定會削弱香港的競爭力。企業無疑自然亦只能將貨就價，老闆難免會以最有限的成本，勉強來維持服務最基本的要求，培養員工以至整體行業服務質素的提升？無疑只是搬石頭來砸自己的腳而已。

主流經濟學家總以為只有自己識食，因此一味死抱覑雞patpat不放，卻不知世上還有雞迏、雞翼和雞胸肉……大概徐家健也不識曾澍基，所以才以為世上只有一套「經濟邏輯」，而不存在別的想像可能吧！

在此謹向幾位作者介紹我和朋友們出版的系列新書：《出賣新界東北：拆解地產霸權的5大攻略》、《重奪新界東北：構建城鄉郊共生的6大想像》和《住屋不是命運：窮房族進化的5大基因》，當中觸及香港地產、規劃、土地、房屋、新市鎮、保育、基建、運輸等廣泛議題。然而萬變不離其中，不同作者無非皆是指向一個焦點：市場自己是不會自動運作的，無論你喜不喜歡，它必然受到政府政策（例如對樓市）的調控。問題根本不在於如何減少調控，而是如何避免政策向小撮利益集團傾斜，淪為「官商勾結」的分贓遊戲。既然主流經濟學者如此強調市場競爭規律，為何他們卻總是對壟斷扭曲不置一詞呢？

執筆之際，恰巧聽見梯若爾（Jean Tirole）奪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和今年大熱的《廿一世紀資本論》作者皮凱提（Thomas Piketty）一樣，又是來自法國的經濟學者，又是主流經濟學以外的另類選擇。正如諾貝爾獎評委所言：「大量行業皆被一家或少數大財團壟斷，一旦欠缺監管，會令市場損害社會──定價過高、欠生產力的企業通過阻擋新競爭者來存活。梯若爾為這類市場扭曲注入新的研究動力，他對坐擁巨大市場力量財團的分析，聚焦在一個核心的政策問題上：就是政府應如何處理財團合謀，和如何監管壟斷市場的企業？」

驟眼看來，還以為諾貝爾評委在評論香港事務呢！香港的主流經濟學家們，何時才懂得學學梯若爾，不再只吃雞patpat呢？ 

蘇賡哲 - 沒有免費午餐

都市風雲   香港太陽報   2014年11月16日

政治學者艾雲杜蘭在一九七一年提出「世上沒有免費午餐原理」，其後不久，經濟學者佛利民將他一本著作改名《世上沒有免費午餐這回事》，而且在接受以色列希伯萊大學名譽博士學位的酒會上說：「世上沒有免費午餐這句話，就可以概括我經濟理論的全部，其他只是微枝末節。」

免費午餐確實是沒有的，只是午餐的餐費有時是預付、有時是埋單時付、有時是吃後很久才付，更有時是別人暫時代付，事後償還。

有人說建制派團體的蛇齋餅糉是免費午餐。一般來說，蛇齋餅糉不論是假設來自朝廷的公帑，或本地紅色商人的奉獻，都只屬看來免費，接受的人總要有所回報，即是吃後才付代價。而且代價可能會遠遠大於所得，無利可圖的生意不會有人做。

當然，有時這種交易的利益和交換過程極為晦暗轉折，紅色商人付出蛇齋餅糉的成本，他可能不參政，不是政客，接受者如果以選票報答，不是報答他本人，他的回報來自朝廷所施予的商業利益，這種原不應有的利益，不來自朝廷官員的荷包，而來自百姓應享有的權益，因而即是香港人吃午餐，內地納稅人埋單。內地百姓交稅時，很少人會覺得稅收轉轉折折，竟變成一盒港人免費得來的月餅。香港人吃了月餅，將票投給剝奪自身利益甚至踐踏自身尊嚴的政客，代價又比內地納稅人沉重得多。


Vic：所以才有「免費的最貴」這句話。

丘亦生 - 有咁耐風流

金融雲端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0月20日

還記得讀書時曾修讀產業組織一科，法國經濟學家梯若爾（Jean Tirole）的教科書是必讀天書，他的書不易啃，數學底子不強的我，入手時被折磨得死去活來，但當再三捧讀，慢慢卻有眼界大開之感。所以當我得知他奪得今屆諾貝爾經濟學獎，難怪有再翻翻這部舊作的衝動。

梯若爾在傳媒的曝光遠不如另一得主克魯明，加上研究的範疇是獨市生意及寡頭壟斷，以及反競爭行為的市場規管，更加不是財經界那杯茶。

諾獎得主揭A股死因

他近年對中國經濟越來越有興趣，不時到內地講學，又主辦探討中國改革的論壇。雖然他一貫低調，對中國的事情，不會輕易作出評論，碩果僅存的一次，是近10年前接受內地媒體訪問，回應內地股市長期低迷的問題時，答道是因為太多國企之故，一日國家控制着這些企業，股東回報都不易體現，再來就是公司管治差，令不想犯險的投資者望而卻步。看看這10年來的A股表現，即使歷經多番改革，但他的看法似乎依舊適用。

無獨有偶，另一實力派經濟學家兼美國前財長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早前亦發表研究，指中國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及壟斷，加上政治集權的制度，本身有一定脆弱性，或成為未來經濟大幅放緩的催化劑。

他認為，現時全球對亞洲再一次抱有幻想，幻想中國及印度的經濟增長，可以帶動全球走出金融危機後的泥沼，情形就如當日對日本及東南亞經濟奇蹟的狂熱一樣。

不過，正如基金過去表現絕不反映未來，要預測一地的長遠經濟增長，用近期表現來推論並不可靠，反而看看其他國家的經驗更實際，在預測轉角位時更有用。他認為，全球經濟的增長歷程，都存在「有咁耐風流」的現象，亦即所有的超常規高速增長，最終都會洗盡鉛華歸於平淡，回復跟大隊的趨勢，萬試萬靈，對於中國及印度來說，也不例外。

這股「有咁耐風流」效應一旦出現，往往來得突然及急遽，也不需要很大的政策失誤來觸發，因為這只是由連續轉身射咗廿個三分波，回歸有輸有贏的正常現象。

內地經濟增長恐煞停

薩默斯估計，一旦中國經濟增長慢慢與全世界趨同，未來廿年的平均經濟增長可能只有3.9%，儘管仍比不少國家為佳，但始終比現時逾7%不見了一大截。

薩默斯不認為自己危言聳聽，因為市場對轉角位的預測往績差勁，當年日本如是、東南亞如是，到最近歐美經濟表現都如是。

梯若爾及薩默斯兩位大經濟學家，都不約而同針對內地的國家級壟斷及權力集中問題，認為會影響企業甚至經濟的表現，現有的經濟高增長，越來越難以持續，問題是，內地在面對可能出現的真正調整時，還有沒有決心放權改革，將國家的角色縮減？我未感樂觀。

丘亦生 - 「佔中」者所不知的貢獻

金融雲端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0月6日

科技大學經濟系教授雷鼎鳴上周發表題為《「佔中」者所不知的責任》的文章，指佔中令港股於上周一及二累跌逾700點，相當於蒸發7,000億元財富，即使打個五折，每名示威者也帶來500萬元的損失，是為佔中者的責任。我再三細味雷教授的邏輯，越看越不明所以，斗膽提出幾項疑竇。

首先，佔中的構思提出近兩年，用股市的術語，即是人家的announcement已發佈兩年，現在正式落實「交易」，難道股價現在才反映？若果市場是有效率的，照計早早已將佔中的消息考慮在內，未反映的，只能是市場原先預計不到的。甚麼是市場預計不了的，是佔中提早了幾天行動嗎？還是想像不到政府會出動催淚彈？若果是後者，震散港股的，會否其實是港府使用過度武力的因素。

退一萬步說，若果市場真的缺乏效率，到上周一才如夢初醒地發現佔中，但又是否可以把所有跌幅都歸咎佔中呢？外圍及內地因素的比重如何？又有多少是噪音？不釐清有關因素，便不容易解釋港股上周五何以於低位大反彈500點，難道又是佔中的帶挈？

佔中說了兩年　上周才反映？

以股市升跌來評價一項社會行動，本來就不嚴謹，而且容易犯駁。我也可以說，7月2日預演佔中，警方拘捕511人，但當日港股升358點，進賬3,000多億元市值，相當於每名被捕的示威者為港股投資者帶來6億元財富。再者用股市下跌來比喻損失，也不一定貼切。因為投資者一日不沽股，一日未埋單計數，賺蝕只是虛數，並不代表你荷包內的錢。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席勒（Robert Shiller）便曾說過，每當股市下跌便以為輸錢的想法是謬誤。股價從不等於金錢，它只是投資者對這家公司價值的最佳評估，只是一個想像，當中只有少數人會用這個價錢付諸行動。

因此，一場股災後很多人會問，這麼多人輸了錢，這些錢去了哪裏？答案是，除了那些高沽低撈的人以外，其他來不及沽貨的股民的財富，都是無聲無息地蒸發了。因為這些賬面的浮華，從來都不是真錢。賬面損失及實際損失可以大不同，甚至是兩回事。

第三，股市未必反映經濟損失，中資股目前已佔逾恒指一半比重，令港股與內地股市的相關系數大增，港股反映本地經濟因素的比例越來越少，反映內地因素越來越多。佔中的實際經濟損失，港股已無法準確反映。

佔中當然會局部影響民生及經濟活動，並會反映在日後的GDP之上，我估計除了被佔領街道的商舖會有直接打擊外，其他地方的影響並不顯著，當然政府自會有它的一套「版本」。我想對那些很看重「搵食」的人士說，佔中這盤賬不是一味有入無出的。

被雷教授形容為「傑出」的麻省理工大學經濟系教授阿森莫古（Daron Acemoglu），年初曾發表一份研究《Democracy Does Cause Growth》，探討走向民主與經濟增長的關係，他考究了1960至2010年間一系列國家民主化及其經濟表現的數據，發現一個邁向民主體制的國家，長遠人均GDP平均會提升約20%，無論民主起步時的經濟發展水平高低都適用。

民主有助GDP增長

他認為，民主之所以能夠帶動經濟，是因為會鼓勵更多投資、教育，引入經濟改革，改善公共服務，及減少社會不穩。引用阿森莫古這個發現，若果今次佔中能打開香港民主的困局，則香港的人均GDP有望額外增加兩成，以2013年本港人均GDP 3.8萬美元及720萬人口計，即本港GDP會上升550億美元，假設參與今次佔領行動人士有7萬，則每人可為本港GDP貢獻610萬港元。這是比股份市值更實在、更能讓普羅港人直接受惠的GDP，由這角度看，可以看出佔中者對長遠「搵食」的貢獻。

搵食重要但並非所有事都要用搵食來衡量價值，我們只希望有一個market economy，而非變成一個所有價值都要量化成金錢的market society。雷教授的立論，恐怕會加強外界對經濟學不外乎是一堆常識的感覺，亦更引證了「Economists know the price of everything and the value of nothing」的說法。

相比於不影響太陽照常升起的股市起落，我更關心這場運動中為香港打拼未來的同學安全，他們所展示的公民質素，有錢也買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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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練乙錚先生今日的信報評論十分精彩，各位可看〈梁特彈壓狂態畢露 佔中世代華麗登場〉。

姚松炎 - 從房產研究分析21世紀資本論

星期日生活   2014年5月18日

【明報專訊】法國年輕經濟學家皮凱提（Thomas Piketty）的新作《21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2月在美國發行，引起極大迴響。當此極端貧富懸殊之際，1%富人佔據99%財富，窮人只得佔領華爾街，均富政策一籌莫展之時，皮凱提提出的理論和主張縱不是石破天驚，亦可謂正中要害，當頭棒喝。

皮凱提的理論認為，由於資產回報率長期持續高於經濟增長率，有產者富者愈富，無產者貧者愈貧，貧富不均自屬資本主義之必然，所以提倡徵收富人累進全球稅以挽狂瀾。皮凱提從過去300年的世界歷史中，埋首浩瀚無邊數據，印證經年沉澱理論，勤奮深思，令人敬佩。

指除了二戰 美貧富不均惡化

他的研究發現，在過去三個世紀，除了一戰和二戰期間例外，全球的資本回報率平均達到4%至5%，但生產總值的年均增長率只有1.6%，其中一半更加是來自人口增長；換言之，有產者財富累積速度比無產者每年可以高出三倍（未計複息），而且資產多可繼承，財富日積月累，貧富不均已是必然。

皮凱提亦發現，在過去幾百年間，除了兩戰例外，美國的貧富不均問題日益惡化，與其理論推測脗合。其中以1970年後的40年最為嚴重，美國國民收入流向最高收入的10%富人的比例，由32%一路增加至50%。期間資產的總值不停大幅增長，富者田連千陌，貧者債台高築。

港情况證未必關戰爭事

然而，皮凱提卻沒有解釋為何資產回報率一定高於經濟增長率，若果視之為假設，則其理論變得有點套套邏輯（tautology）：假設答案對，證明對答案。若果視之為驗證命題，則恐怕早已自我否定（self-refuted）：皆因兩戰期間皆不是，命題有錯自不言。皮凱提解釋因為戰爭把資產損毁，因此期間的資產總回報自然降低，但如此一來說明資產投資有其潛在風險及成本，並非穩賺；二來非戰爭因素造成的資產回報下跌，隨處可見，理論修正條件不止戰爭。

隨便找近年香港的房產總回報數據與生產總值增長比對，不難發現即使沒有戰爭，資產回報率一樣可以遠低於經濟增長率，圖一顯示香港1987年至2013年間的生產總值年度增長變化與丙類住宅的年度總回報率（包括樓價升幅及租金回報），大部分時間均符合皮凱提的理論，即資產回報高於經濟增長，平均高出9.1%，比世界平均數還要高。但1998至2003年間，經濟增長率反高於資產回報率，且平均高出8%，但兩者皆為負數；資產頓成負累，無產反覺身輕。

奇怪是，同期的貧富差距不但沒有因此而減輕，反而繼續惡化，量度貧富懸殊的堅尼系數由1981年的0.451，一直上升至2011年的0.537（表一），即使在1998至2003年間，當資產回報比生產值下跌得更快的時候，貧富不均卻沒有如皮凱提理論所預測出現改善，反而變差。結果從反面否定了皮凱提的假想。

若以最富有一成人的收入與最貧窮一成人收入比較（P90/P10），貧富不均現象在80年代反而有所改善，由7.6倍下降至只有7倍，而當時的樓宇投資總回報率遠高於經濟增長率，又正面否定了皮凱提假想。因此我們必須先推演出兩數差的原因，才能挽救其理論。

漁網生意難致貧富不均

正如彼德．希夫（2010）所描述的原始經濟成長起源故事一樣，在一處小漁村，人人天天徒手捕魚，卻只獲一尾，因此手停口停，談不上儲蓄投資。但一日一漁夫忽發奇想，發明漁網捕魚，因此毅然停工兩日，向朋友暫借半份食糧，上山尋找材料，自製出人類首個漁網，從此每天平均捕獲四尾魚，經濟效益增長四倍。一日便已還清欠債，更可把漁網出租，每天收取兩尾魚的租值，而租客仍有兩倍增值，正是雙贏方案，自然其門如市。漁網變成資產，日復日累積財富，年復年擴大產能，富可敵國，後人繼承產業，坐擁生金資產，炫富子弟自然不務正業，遊手好閒，卻可生活無憂，窮奢極侈，甚或加租增利，獨享富貴，資產對貧富不均的影響，可見一斑。

然而，追本溯源，其財富來自祖先創意才華，敢冒缺糧借貸之險，回報來自企業精神，只要有成有敗，風險天然，則各有前因莫羨人，今世貧富天注定。而且，經營出租漁網生意，風險與成本皆不輕，維修保養不可少，市場仿製競爭多，從來開發者難，抄襲者易，如此資產，實難以造成貧富不均。換言之，資產回報一般高於經濟增長，只不過反映開發和保護資產的成本與風險溢價，其出有因。

但今非昔比，當今之世確有部分資產的回報真能長久高於經濟增長，皆因資產有特權，無可替代，不准競爭，即經濟學所言壟斷。譬如土地兼併遇上城規授權壟斷，以規劃土地用途限制競爭，自然租值獨享；正如經濟大師李嘉圖的剩餘租值理論所言﹕土地租值是土地上一切經濟活動收入（扣除支出和市場合理利潤後）的剩餘總值，土地業主能夠瓜分租戶多少利潤，端賴土地市場能夠提供多少競爭。但只要有規劃限制，土地與房產市場無法調節供需變化，只要經濟增長，資產擁有者（地主和業主）當然可以佔盡經濟增長所帶來的最大部分利益。

房產的壟斷

譬如有一商舖，本賣文具，舖租二萬，佔營業額三成，但自由行令零售生態改變，而店舖供應受到政府土地政策與規劃限制所阻，無法增加供應，有一藥房零售商願出租金四萬，租用上述單位，租金上升一倍，租金仍不過佔營業額三成，文具舖不敵租金狂飈，只好搬走。但另一藥房為搶奪生意，願意壓縮利潤，把租金佔營業額增至四成半，出價六萬承租店舖，形成惡性循環，利潤盡歸地主，企業利潤愈來愈少，人工更不在話下。去年我曾以〈商舖租值是零售業收入的剩餘〉為文，指出過去五年香港店舖租值蠶食了零售金額增長的八成，剩下的兩成增長，才留給零售店老闆、僱員和供應商等互相爭奪，貧富不均與房產壟斷，關係密切。

其他形式的授權壟斷還包括專利專賣特權，公共事業專營權，公私合營發展特權等等，形形色色，五花八門，才是長期資產高回報的不二法門。而天下最大的壟斷，莫過於政府的土地壟斷及銀根供應壟斷特權，香港政府作為全港土地大地主，並非代表人民管理土地，而是不受任何民意監察的土地業權人，並同時具備制定城規制度、委任城規決策委員及一切政策與執行權力者，至高無上。政府與銀行家、商界和發展商的關係千絲萬縷，甚或延後回報，互相委以重任，當然可以盡享地利，鯨吞天下，瓜分財富，且保無窮之疆。

政府銀根供應壟斷 通貨膨脹

更甚者，自從1971年美國單邊取消金本位，全球金錢進入無本位制度，花花錢幣不過一紙欠單，憑信政府而已。政府利用銀根供應壟斷特權，大量濫發貨幣，引發持續高速通貨膨脹，租金自然愈來愈高；政府藉口管理其實是自己引發的高通脹，把利率調節權力由市場收歸中央，各國中央銀行不時以各種不同藉口，把利率舞高弄低，甚至引致負實質利率，資產價格焉能不上？結果與皮凱提的數據完全脗合，解釋了為什麼1970年後的資產回報長期高於經濟增長，貧富懸殊日益加劇；更加清楚說明為什麼兩戰期間的情况與其推論相反，解釋能力明顯更強。

香港自1984年採用聯繫匯率制度，經常出現負實質利率，引發資產泡沫，早成公論。正好解釋為什麼自1980年代起香港的資產回報遠高於經濟增長，直至1996年實質利率由負轉正，資產泡沫爆破，但貧富不均反而加劇。及後至2008年起，香港又一次出現負實質利率時期，樓價飈升，至今未回，有產者盡享優勢，而貧富差距愈益惡化，香港已成為全球先進經濟體中貧富不均最嚴重的地區，危機一觸即發。

換言之，在市場充足競爭下，資產回報長期持續高於經濟增長並不可怕，反而是因壟斷而來的超高資產回報方才可怕，尤其屬政府授權的壟斷更加可怖，政府動用公權力，把財富輸送到友好財團的資產裏，即使遇上自己一手造成的金融風暴泡沫爆破，政府仍然動用公帑拯救友好財團，大得不能倒下，就是赤裸裸的用市民積蓄及未來收入去保障少數富人利益，貧富懸殊自必然愈來愈重，亦解釋了為什麼貧富不均未因資產回報下降而有所收斂。香港在亞洲金融風暴後，政府同樣千方百計救財團、托房產，停止賣地、停建居屋，公私合營，專利專賣，全力阻止資產價格調節，不惜減慢經濟復蘇，大財團的資產投資，既有道德風險保護，復有壟斷特權，自可財源廣進。正因如此，香港因壟斷制度造成的貧富不均，正如皮凱提理論所言，已成為資本制度內必然形成的惡果，萬劫不復。

參考：

．希夫(Schiff, Peter and Schiff, Andrew,2010) How an Economy Grows and Why It Crashes, NY: Wiley.
．王于漸 (2013) 香港深層次矛盾，香港：中華書局.
．皮凱提 (Piketty, Thomas, 2014) Capital in the 21st Century

文 姚松炎 中文大學未來城市研所副所長
編輯 顏澤蓉

何雪瑩、袁瑋熙訪問吳介民：亞細亞的雙生孤兒——中國因素下的台港合作

星期日生活   2014年3月30日

【明報專訊】訪問於上周日下午在台北喜來登酒店咖啡廳進行，離立法院只有一街之隔。酒店富麗堂皇， 自助餐繼續爆滿。西門町和東區人潮依舊，售貨員的打扮提醒我們當今最流行的男生髮型是金秀賢頭。看着街上型男索女，我們心裏想：「當立法院內學生們一星期沒睡好，街上的人在想什麼？」逃離這場反服貿運動，其實唔難。我們帶着疑惑從立法院一路走來，斜陽映照臉上，初春微風送爽，是台北難得的好天氣。人群午後重返佔領範圍，青島東路、濟南路上慢慢鋪滿青澀的臉孔。台灣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吳介民呷一口咖啡，對兩個來自香港的絕望八十後說：「台灣跟香港一樣面對北京以商圍政的局面，我們從香港身上學到很多。」

從「反分裂國家法」

到「跨海峽政商聯盟」

這次服貿爭議，源自2013年6月海基會、海協會根據《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簽訂的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兩岸早於2010年簽訂ECFA，但吳介民說，要理解ECFA和服貿，須把時間推回到2005年3月。當時，中國通過《反分裂國家法》，十條條文都針對台獨，除宣稱台灣是「中國內戰的遺留問題」，因此「不受外國勢力干涉」，更列明在三個情况下，包括當「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中國將會採取非和平手段解決台灣問題。一個月後，時任國民黨主席連戰率領訪問團到中國，下飛機時他說：「 我六十年前到過南京。相隔這麼久，有相逢恨晚的感覺。」國民黨橫越大江大海六十年後首次正式回到大陸，時間卻「剛巧」與這部反台獨法重疊。

一年後，連戰率團到京城參加國共經貿論壇。除了政界，還有不少台灣商界重量級人馬隨行，如中信金控的辜濂松、裕隆集團的嚴凱泰，亦不乏綠營企業家，如長榮創辦人張榮發兒子張國政、富邦金控董事長蔡明忠等，統戰味道濃郁，國共第三次合作之說也自此不脛而走。直至現在，連戰一共出入中國大陸十六次，是台灣政治人物之最，隨團人數更近千人。

吳介民把這些在國共合作下獲得特殊利益的台灣權貴和家族稱為「跨海峽政商聯盟」，郭台銘的鴻海、王雪紅的宏達電、蔡衍明的旺旺，以及連戰家族、江丙坤家族等，都是典型例子。由中小企起家的政商集團，其中不少早在90年代已西進中國大陸，倚其廉價勞動力設置生產線，並乘中國崛起之勢晉身全球產業分工下不可或缺的一員。它們總部在台灣，生產線在大陸，市場在全世界，因此不能用傳統的台資、中資來界定。它們既是台資、又是中資，穿梭海峽，左右逢源。台商在大陸接受地方政府在稅務、土地、環保政策上的便利，但久而久之，這些優惠卻與「國策」連成一線，成為北京推動「兩岸整合」的獎勵。讓利的另一面即是控制：昨天給你減稅，今天可以告你逃稅；今天讓你通過環保檢查，明天可以勒令你即時停產。

以商圍政

更複雜的是，台資一踏足大陸便難以回頭，因為拉動台資橫渡海峽的，不只是中共黨國資本，同時也是全球化。「在台灣，所謂全球化和跟經濟中國化是個雙螺旋過程，攪在一塊。這就是台灣的麻煩。」麻煩在哪裏？「這又跟北京的政治意圖有關。台灣整個金融業合起來，還比不上中國工商銀行。當台灣金融業被中國整個吸進去，以後台商可能借不了錢，如果你不聽話我就掐你。這事早就發生了。」

吳介民問我們有沒有聽過奇美事件。奇美是台灣一家老牌塑膠生產商，涉獵多個行業，90年代末進入大陸投資電子業，廠設江蘇鎮江。老董事長許文龍一直是台灣大資本家中的本土大將。 2004年地方政府以環保理由禁止奇美取道長江運送化學品，一度令奇美考慮在鎮江關廠。「許文龍寫了個文告登在報紙， 等於是『悔改書』。從此奇美淡出政治領域。2012年總統大選前三周連續13天有財團輪流出來挺九二共識，其中一個就是奇美的新董事長。」另一個轉向的企業是Hello Kitty航班經營者。「長榮航空在90年代成立國策中心，現在叫國策研究院，最早是挺李登輝，站在民主改革這邊。等到要跟中國發展航空業，現在獲得巨大利益，從上世紀末本世紀初已經轉向了。」

翻查資料，官方喉舌《人民日報》在2004年以頭版刊出「不歡迎在大陸賺錢，又支持台獨」，文章點名有台獨傾向的許文龍。許文龍2005年的「退休感言」是這樣寫的：「 我支持陳水扁並不是支持台獨，我認為台灣的經濟發展離不開大陸，搞台獨只會把台灣引向戰爭，把人民拖向災難。最近胡錦濤主席的講話和『反分裂國家法』的出台，我們都很關注。我覺得有了這個講話和法律，我們心裏踏實了許多，因為敢到大陸投資，就是我們不搞『台獨』，因為不搞『台獨』，所以奇美在大陸的發展就一定會更加興旺。」時間是3月26日，「反分裂國家法」面世後十二天。

許文龍的「悔過」提醒我們經濟和政治從來緊扣，彼此牽扯。吳介民指出，中共正是利用這些政商關係作為左右台灣內政的槓桿， 「以商圍政」，以「白蟻效應」侵蝕台灣民主根基。

服貿對台灣經濟有多大利益

撇開中國因素不談，經濟利益能否成為壓倒性支持服貿的理由，是這次抗爭另一爭議所在。根據協議，中國對台灣開放項目為80項，而台灣則開放64項。有論者指出，中國開放的項目比台灣多，而且中國開放潛力產業，台灣開放的是夕陽產業，表面看來中國此舉是讓利。

然而多項分析均指出，服貿的經濟效益並未必如想像般。先別說服貿預期只會帶來0.03% GDP增長，中國對台企開放既有限制且不對等。台資進入中國，不是要跟陸資成立合資或合作企業，就是要限制台商出資比率，不然就是把經營範圍限在福建，反而中資進入台灣則大多可以獨資、合資、合夥及設立分公司。以印刷業為例，業界憂慮服貿將吸引國營背景、財力雄厚的中資企業來台低價競爭，並以印刷、出版、發行等一條龍方式衝擊台灣中下游產業鏈，長久可以掌握台灣一定程度的文化主導權。相反，台灣印刷業到中國經營受嚴格管制，除非申請準印證、書號及刊號，否則不能涉獵出版或發行。借用前國策顧問、大塊文化出版社董事長郝明義的一句話，就好像「大陸用巡弋飛彈作戰，台灣卻只能打地面戰」。即使「中共讓利說」成立，受惠的頂多只是金融、電訊等行業的大資本家，一般百姓未必能分一杯羹。

當台灣經濟轉型

遇上中國經濟轉型

服貿背後還有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急急簽就服貿協議，會否令台灣社會錯過思考台灣產業轉型的機會？會否令經濟過度依賴大陸而放棄以台灣為本位的經濟思考？十年前香港正是犯了同一個錯誤。我們來台灣，為的是要泡文青咖啡店、逛小販林立的夜市…這些小本經營、以人性化服務留住客人都是香港消失的一道風景。我們曾有機會產業轉型，不再過分依賴金融地產，卻因2003年經濟低迷下簽了CEPA而斷送。自由行揮軍北下，香港從此依賴中國內需市場。收下這份「大禮」十年來，銅鑼灣、尖沙嘴「土豪化」成為自由行樂土，金舖、藥房、化妝品店遍地開花，老店卻一家家消失，書店由三樓搬上七樓乃至轉型賣奶粉。直至近年本土意識抬頭才驚覺CEPA和中港融合下令香港對中國市場過分依賴， 錯過了曇花一現的轉型機會。這份「大禮」原來是糖衣毒藥。

吳介民說台灣完全一樣。「台灣80年代中以後生產成本提高，資本往東南亞跟中國移動，新的產業就是電子業，之後電子業又移到中國去。台灣現在面對另一波的產業轉型，可是這要有個缺口。中國市場允諾你只要加入就可以獲得很多機會，當你有這樣的信心，你就不會去想台灣自己可以做什麼產業轉型，這種依賴心態在很多資本集團都已經呈現出來。可是有人算過，陸客團對台灣的實際利益很少，因為它一條龍經營，很多利益都被港資中資賺走啦，港資背後又可能是中資。帶來的是什麼？人潮、環境破壞。你們現在到日月潭， 就知道已經完蛋了。」

然而馬英九政府的做法，卻是避開台灣產業提升這個關鍵問題，貿貿然把台灣嵌入中國經濟轉型的過程中，寄望在中國由外貿出口主導轉為促進內需的過程分一杯羹。今天中國生產成本上升，在大陸設廠以後出口往外地的誘因大減；台商今天進入中國，承着的卻是這一波嵌入中國發展內需市場的浪潮。「嵌入內銷市場所觸及的『關係政治』（guanxi politics），比投資外銷深得多。中國的國內市場，壟斷和尋租是常態，外來資本進入中國市場要完全依賴政商關係。」

馬英九在急什麼？

既然服貿對台灣經濟算不上一塊肥肉，馬英九為何急着以各種黑箱作業手段讓它盡快通過？ 吳介民認為連戰首次訪華，就預示了台灣可能走到這一步。「2005年的國台辦新聞發布會的公布就是國共合作的議定書，2008年馬英九上台馬上執行它，中共策略改變，武鬥放着備用，但先以經濟大規模收買吸納的政策，把台灣吸進去。」今年中共政府工作報告提到兩岸關係時的一句「兩岸一家親」就反映了這個脈絡。

「你看新華社的報道，對馬英九的態度就好像『兒皇帝』。馬英九背着議定書的包袱上台，可是如果他相信兩岸一家親，那就不是包袱。馬英九那麼急着簽服貿，之後就是國貿，台灣跟中國就變成一個FTA（Free Trade Agreement，自由貿易協議）， 形成大中華經濟體。他急着要開馬習會，服貿協議就是伴手禮，他要在剩下兩年的任期把制度都設定好，即使民進黨執政也逃離不了這個一中架構 。貨貿、服貿、互設辦事處，搞下去就變香港了。」

台港公民社會協作

去年暑假我們到台灣旅行，恰巧遇上洪仲丘事件引發的十萬人的靜坐，將一些感想和訪談寫成三篇關於台灣和香港本土化的文章。自此之後，我們常說要突破香港在國際間孤立無援的困境，在國際媒體間疾呼，連結各地公民社會，即使在國與國之間的現實政治無法左右大局，仍希望在民間社會中尋求支持。此後我們投書英語媒體述說一國兩制旁落，但還是經常懷疑，這種跨國公民社會連結說易行難，是否過分理想化之餘，效果也不明顯？吳介民在台灣提倡「第三種中國想像」，希望台灣對中國理解能超越「經濟機會論」和「大國威脅論」的二元。「任何跨國公民社會的協作都很困難。很多國家內部公民社會成熟很慢，還能怎樣跨國協作？可是當你把分析層次提高，可能發現問題不能只從自己的角度看。」

「台灣和香港同時面對中國威權政治跟版圖擴張的野心造成的歷史大波動，更應該加強交流反抗經驗。如果我們沒有從香港學習，就不知道為什麼台灣在發生這件事（服貿協議）；如果我們沒有考察香港媒體變化原因，就不知道為什麼會有旺中（旺旺中時）。 我們跟香港公民社會取經，學習你們怎樣被吸納，怎樣反抗，哪些有力，哪些無力。所以你看得出來反服貿在某個程度上是從香港學到教訓所做的反抗。從北京角度他這次踢到鐵板，這說明很多事情不如北京的劇本，不是通過國共平台後便能為所欲為。跨國串連很難，可是你不得不做，也不能害怕做。 他就是要恐嚇你，他愈不喜歡的事你愈做，他就怕你。」香港和台灣活在專制大國崛起的陰影下，國際地位雖不如烏克蘭，一對「亞細亞的孤兒」能做的也不只是在風中哭泣。

台灣很佩服香港

吳介民向我們了解香港情况， 請我們介紹一些理解香港的關鍵人物。我們說，這次反服貿運動讓香港人很羞愧， 台灣學生們衝進去，組織、文宣成熟有效。「今天香港，明天台灣」的說法，連香港人也複製開去。「我們很佩服香港，反國教是一群高中生搞出來的，規模那麼大，而且真的把國教擋下來，這是多大的成就！香港不需要沮喪。我們從香港學到很多東西。」

我們兩個半桶水的社會科學學生陷於「結構決定論」的難題。以外在因素思考社會問題，總是逃不出個體難以改變大環境的籠牢，再多的反抗似乎只是徒勞無功。吳介民的話如當頭棒喝。「我們分析要有結構觀點，但行動要加上個體介入。如果完全按照結構決定論，從過去世界體系的依賴理論去看，香港台灣投降就好了。但有趣的是你看過去台灣的運動，如果沒有學生、公民社會和自由派的媒體學者去反媒體巨獸，旺旺可能今天就吃下有線電視網絡獲得更大的壟斷。壹傳媒也沒有賣給紅色商人。如果什麼都沒有做，局面肯定完全不一樣。」

Hong Kong, Yes!

這星期聽立法院內外學生、學者等人的演講， 讀他們的文章，總是強烈感到他們對台灣這片土地有種悲情的執着。也許這大半個世紀以來，台灣由外來威權政府壓迫本土，走過白色恐怖，為「亞細亞的孤兒」的身分悲鳴過後，特別珍惜以鮮血爭取得來的民主開放社會。原住民以天籟唱出「人和土地連結」，教授將「正義論」課堂搬到街頭，學者述說他們二十年前在外國求學時，台灣研究和台灣人身分不受重視，今天他們站在台上帶領群眾高喊「Taiwan, Yes！」，這些場面在香港不曾見過。立法院議場內，學運領袖林飛帆身後掛着「我愛台灣」，在香港除了愛港力，幾乎沒有聽過任何民主派和知識分子公開說愛香港。這種表達放在香港，香港人也許會嫌矯情骨痺。

有香港人在台灣舉起標語說，「歡迎台灣人在香港的屍體踩過去」，我們讀來只覺一陣鼻酸。這陣子身邊的香港朋友都在談移民，談得最興起的也許包括我們兩個，對香港的結構問題以至欠缺政治醒覺的香港人徹底死心。也許是樣本問題，但在台灣匆匆數天，沒聽過任何人說要移民，說移民的總是香港人。吳介民送給我們的不只是深入批判的分析，還有堅持抗爭的提醒。「民主和政治科學要做的，不正是提高人們的政治覺醒嗎？分析不能忽略結構，行動則重視個體介入。」暗自決定今天開始，除了說話要學台灣人般「肉麻」，不忘以溫軟的「哦」字作尾音，也不能忘記，香港是生是死，說到底只是取決於「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決心。

問：袁瑋熙

正在研究院修讀中國政治，希望有天寫出香港版的「第三種中國想像」。對台北最大遺憾是去了這麼多次都跟某著名壽司店擦身而過。

何雪瑩

着力城市研究，近來間中往大陸跑，更肯定台北是華語世界最宜居的城市。對台北最大遺憾是去了這麼多次都跟某著名壽司店擦身而過。

答：吳介民

台灣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歷任國立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90年代初深入中國農村進行田野考察。研究興趣為中國社會變遷。

文 何雪瑩、袁瑋熙

編輯 沈可媛

賈葭 - 台灣人害怕什麼？

世紀版   明報   2014年3月27日

編按：台灣太陽花學運持續至今，引起坊間各種討論。在中國大陸從事媒體工作的賈葭，撰文探討兩岸經貿在這關口，今天台灣「重大締約行為不經民意機關，這是民主體制的巨大漏洞」，學運對台灣來說，或是個檢討體制的良機？

我曾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幻想過：假如沒有「中國」，世界是什麼樣子？具體而言，假如在東亞的這塊土地上，沒有中國大陸這部分，香港、台灣、日本、韓國會是什麼樣子？易言之，中國大陸在相當程度上決定了東亞諸國的政治現狀。許多政治議題看似是內部的、易解決的，因為中國大陸的存在，就變得異常複雜而充滿了不確定。

過去幾年來，台灣媒體已經注意到台灣問題中的「中國因素」。支援與中國大陸發生緊密關係的一派，寧願把中國大陸視為一個像韓國、日本那樣的正常國家，既然全球化之下跟誰做生意都是做，為什麼不能跟中國大陸做？尤其是這個十三億人的大市場？讓政治的歸政治，經濟的歸經濟。而警惕與中國大陸發生緊密關係的一派則認為，中國大陸沒有放棄併吞台灣的目的，應該拒絕那些以經濟面目出現的統戰行為。

或有人說，何以認定其為統戰？只吃虧不佔便宜，這在國際貿易關係中是不正常的，除非是想佔更大的便宜，否則無以解釋。二○一二年選舉中的中國大陸因素，明眼人都看得到。一味給台灣人民讓利的中國大陸政府，多年來始終相信經濟因素是一切問題的決定因素，只要在經濟上與台灣密不可分，自然在政治上不會吃虧。在更大的範圍內，比如新疆和西藏，也是同樣的GDP邏輯。

「兩岸聯手賺全世界的錢」？

「崛起的中國」的這種邏輯，甚至改變了冷戰後的世界政治格局。中國大陸的海外投資、援助與貿易，很多是精心設置的政治棋局。比如以在非洲的投資和援助換取關鍵時候的聯合國贊成票或者反對票。這種行為跟黨國的核心利益相關，在台灣問題上也是如此。我相信台灣的執政者不會不知道，只是飲鴆止渴而已。

這種「夾心巧克力」的構成是不可分割的，本來就無法把「糖衣吃掉，炮彈退回」。台灣如果要與中國大陸做生意，就要承擔伴隨經貿利益同來的統戰風險，如果沒有做好這個準備，只顧眼前經濟利益，那民衆的對政府的質疑再平常不過。現在看來，馬政府其實並沒有做好這個準備。這次台灣學生反服貿協定也與此相關。

從一九七九年《告台灣同胞書》發表以來，大陸的對台政策多有變化。根據鄧小平「發展才是硬道理」的綱領，對台、對港政策都是經濟優先，以經促政。過去的三十年，幾代中共領導人擘劃了一個「硬道理」的藍圖－－逐步培養香港、台灣在經濟上對中國大陸的依賴。依賴到離開中國大陸，實體經濟就要承受巨大風險的程度。

在二○○五年兩黨「復交」以來，「和平統一」的政治性宣告被「和平發展」的經濟話語代替，甚至「兩岸聯手賺全世界的錢」這樣赤裸裸的話語都可以公開說出來。這其實很像賭博，高收益當然有高風險。台灣如果完全依賴大陸市場，固然可以賺錢，可是，除了錢呢？中國大陸給台灣的是不是只有錢？有沒有別的東西？大家還記得二○○八年選舉前蕭萬長說的話嗎？「笨蛋！問題在經濟！」可是，笨蛋，問題只在經濟嗎？

誰是「笨蛋」？

馬英九在經濟領域這幾年可一點也沒辜負對岸友黨的期待，這當然有其必要性，但並非只能如此。「發展是硬道理」，在台灣遭遇了「小清新」的反對。一些小清新們認為台灣的服務業具有文化上的不可複製、不可代替的特徵。比如濃郁的人情味兒、獨具特色的巷弄小店、精緻的創意產業，其背後有轉型以來二十多年的多元文化的價值支撐，如果被簡單的叢林法則和實用主義所代替，傷害的是多年以來的文化價值成果－－這恰恰是台灣人轉型後最引以為傲的東西。

我們看到，士林王家的案子、美麗灣的案子、大埔事件，在在顯示出發展主義遭遇到的瓶頸。佔領立法院與大埔事件中佔領內政部，差別很大嗎？其實是一樣的。民選政府也有其不可靠、不可信任的一面。當發展主義與主流價值、社會公義衝突時，要必須阻止民選政府的GDP衝動。那種「吃飽了飯就是人權」的說法，是把人民當豬來養的政府的認知。

合作衝擊台灣憲政架構？

學生們對於服貿協定後台灣的政經前景感到憂心，以程序正義的名義杯葛，在我看來沒有任何問題。假如一個憲政體制無法阻止政府去做一部分人民不願意做的事情，那只是這個體制有漏洞。我相信學生們有自己的底線，民主政治的最大好處不就是可以說「不」嗎？我比較反感那類指稱學生「違法」的觀點。一個在法治程序之下不能解決的問題，那一定是只有「違法」才能表達。

我並非鼓勵「違法」。一則是，違法者當然知道違法及其後果，並且沒有證據顯示他們不願意承擔後果，只是他們非如此不足以表達觀點。二則是，立法部門未能阻止行政部門的一意孤行，立院作為人民選舉的制衡行政部門的民意機構，當然有必要尊重民意。重大締約行為不經民意機關，這是民主體制的巨大漏洞。

但這樣說對台灣又是不公平的。假如中國大陸與台灣是「國與國關係」，對外締約必須經立院審決；但目前兩岸關係處於不確定的非戰時的敵對狀態，締約毋須立院、行政部門可以行政條例而頒行之，這難道還不是「中國因素」嗎？正是這樣的「特殊關係」，使得締約這樣的重大政治行動毋須考量民意。

從現實情景說，台灣無法忽視中國大陸而獨立存在。但種種迹象告訴我們，如果兩岸以這樣的「模糊關係」繼續發展緊密關係時，台灣的憲政架構就會遭遇嚴重的衝擊，許多事件無法以對等國家關係處理，導致攸關台灣前途的大事決定權僅僅操諸執政黨幾位高層之手。當然，假如沒有中國大陸，這個體制是沒有問題的。只要有海峽問題這個大帽子在，台灣永遠不會有正常的國會政治。

我再假設一個場景：假如大陸經濟垮塌，無法為台灣提供GDP貢獻，國民黨還能當選嗎？一些台灣民衆還會這樣反對嗎？假如這一天真的會到來，那麼台灣乃至香港，有沒有做好準備？如果把「中國崛起」當作自身發展的前提乃至唯一前提，請問，會不會比北京對中國大陸更有自信？

（標題為編輯所擬，原題「當硬道理遇到小清新」）

作者簡介：80後，西安人。畢業於南京大學中文系，曾任職內地、香港多家傳媒，現為騰訊網「大家」頻道主編。

李怡 - 我們不抱希望，我們永不放棄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3月26日

台灣的反服貿運動因衝擊行政院而損及示威學生的形象，但從民調和募款在《紐約時報》及《台灣蘋果日報》登廣告這兩件事來看，公眾支持學生行動的，仍佔大多數。運動的最大影響，是讓台灣人民聚焦《服務貿易協定》的討論上，媒體、網頁、公共場合，都在討論服貿對台灣的影響。馬英九政府能否闖過服貿這一關，不僅關係馬的政治前途，而且對於中共的對台政策、對港政策，以及香港人今後的拒共抗爭方式，都有深刻影響。而中共也顯然知道茲事體大，官媒污衊學生「暴動」，民進黨破壞兩岸合作，更指學生恐懼服貿帶來的開放變化。實際上，整個行動都是網絡發動的，民進黨頭面人物到場「抽水」甚至被學生冷待，而反對服貿的，也不僅是學生和年輕人，廣大人民，包括可以從兩岸服貿協定中獲得利益的人士，都有人發聲反對服貿。

在台灣某網頁讀到一篇長文，作者是petercilee，自稱是一個中小企業的老闆。他在文章中，首先假設中國大陸對台灣無併吞統一的惡意，又假設中國大陸這國家安全極了，是世界上超級合法守法國家，對協定必會準確執行。其次，他不認為簽協定後大陸勞工會到台灣搶工作，使台灣失業率飆高，因為大陸的工資高過台灣〔Vic：大陸企業的高層工作，薪酬多數高過台灣，有些甚至高很多倍；中層工作也不會輸給台灣，真正比台灣差的，是低下層、前線員工的工作。畢竟在北京、上海這些城市，要過像樣的生活，成本已顯著高於台北，中上層的收入不可能很低。〕；他又認為大陸絕不會對台灣進行惡性低價傾銷，因為低價傾銷早就在進行了。其三，他認為開頭幾年，台海雙方必定合作愉快，許多人可以因此得到好處。而他自己，就是會得到好處的其中一人。

作者表示，他有房產，有工廠，有物業，也有現成的生意圈與人脈圈，相信服貿協定後定能獲得大陸大型企業的青睞，會捧着大把大把的銀子找上他，出高價買下他的產業和物業，接過訓練好的員工，並且成功與大陸母企業接軌。而作者瞬間成為富豪，從此逍遙一輩子。

接下來，大陸企業讓錢跟幾個主管過來台灣，用充滿誘惑的高薪吸引台灣人才過去母企業。

既然作者發財了，幹嘛還留在台灣，為甚麼不去大陸置產，繼續大賺特賺？而那些到大陸被稱為「台幹」的人才，在大陸花的是人民幣，他們當然會在大陸銀行存錢。老闆過去了，人才過去了，存款也過去了，那麼台灣還剩下甚麼？工廠？那是大陸人的，主管也是大陸人。台灣再沒有原生產業，原來的既得利益者，早就把台灣基業給賣了去享福，新創業者面對的都是全球百大企業，競爭門檻不可高攀。至於在大陸的台幹，往往四十歲不到，就因為新進的大陸本地人員比你年輕比你能幹，慘遭掃地出門。你在大陸練就的一身本事，回台灣全無用武之地，從頭學習本地產業環境，但你還剩下幾年青春好揮霍？

台灣的中小企業，是台灣的命脈，台灣的國本。作者認為最容易動搖到國本的，就是他這種很想賣出去，到國外置產過過爽日子的一大群中小企業主。

這還是中國會守法、會善意執行協定的情狀。由於經濟規模的懸殊，大陸對台灣的善意也會摧毀台灣。假如中國以惡意操縱協定所賦予的權利時，台灣的下場會如何？比如大陸操縱印刷業，投資四五個印刷廠於高雄，廉價印製台灣日曆，卻印滿中國節日而帶來的統戰影響。大陸客大量收購酒店，你的頂頭上司全為大陸人，你要嘛辭職，要嘛學着繞起舌頭講大陸話，寫簡體字，學學大陸文明人的禮貌，等到你忍無可忍辭職，卻舉目再也不見台灣本土酒店。

作為中小企老闆，作者可以成為服貿協定的獲益者，他當然不會恐懼協定帶來的改變，但他不忍心看到台灣沉淪，因為這是他的家園，他支持學生反服貿抗爭。他說：年長者的用處，是挺起胸膛，擋在孩子面前，將武器扔向敵人，而不是將腳邊的石頭撿起，砸向這些孩子。

有這樣的企業家，有這樣的年輕人，有這樣的人民，台灣這場反服貿抗爭一定會堅持也一定會成功，服貿協定必遭擱置。

香港會有這樣的企業主嗎？會有人守住傳統事業而不願把店舖高價出租給滿足強國人需要的商戶嗎？香港有多少人鼓勵和有多少人嘲笑守護香港家園的抗爭？有多少年長者願意擋在勇敢的少年前面而不是用石頭砸向孩子？

中共在對台「以經促政」失敗之餘，必以更大戒心防止台灣這種當家作主的精神在香港開花。香港爭取真普選之路更難走了。但petercilee文章引用的一句話值得銘記：「阻擋人類前進的，是放棄，而不是絕望，促使人類前進的，不是希望，而是意志。」我們不抱希望，我們永不放棄。（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Vic：李怡先生難得幾乎花整篇文章在引述、評論一篇網上文章，支持兩岸經濟融合的人可能會對petercilee文中所擔心的現象嗤之以鼻，但我想問：你們憑什麼如此信任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憑什麼相信這兩個歷史上害慘了中國（和台灣）的政黨，即使抱持善意（中共是絕無可能，它明言要吞併台灣），不會害了台灣？

台灣眼下無疑走到了歷史的關鍵時刻，這一步走錯，台灣人很可能將步香港人後塵，在經濟利益的誘惑下，甘心淪為中共的奴民。你拚了經濟，贏了市場，失去自主的意志、自由的靈魂，有何意義？你希望你的子孫世代為奴、永遠最在乎提升競爭力拚經濟？

各人最在乎的東西不一樣，有人真心相信要捍衛民主自由（因此不惜採取表面上反民主的非常手段），有人最在乎秩序（所以支持「鎮暴」？），有人最受不了學生倒掛國旗（所以馬英九記者會才會有記者特別要問這一點），有人最關心自己的太陽餅和屏東蛋糕，有人最關心林飛帆的綠色大衣……

都無所謂，我們都有自由，但這一切的前提，是我們活在民主自由的社會（雖然我們的憲政體制問題重重，與敵國簽重大協議可以當成行政命令處理）。對我來說，台灣的民主自由沒了，一切便沒了。所以我支持學生（即使我認為佔領行政院可能是不智的），我也堅信這些學生一片丹心（相信他們是民進黨指使的，因此「逢中必反」〔這個詞本身就有很濃的中共味道〕，是十分可笑的），堅信他們是義無反顧地希望保住台灣的民主（即使他們會被陳文茜之流說成是台灣的「民主之恥」），堅信他們是想捍衛大家的自由。我對他們的犧牲奉獻無比崇敬，只慚愧自己因為工作，無法全力投入支持他們。

Vic - 凌亂的服貿筆記

2014年3月22日

美林證券說，台灣需要像少年Pi，不管如何不喜歡中國這隻老虎，也要學習與牠和平相處。

鼎鼎有名的投資銀行這麼說，對台灣一堆有「國際觀」或「財經觀」，自命理性務實的人，是頗有說服力的。他們總會告訴你，兩岸服貿協議利大於弊，許多反服貿的人誇大了服貿的威脅，而服貿拖延下去，台灣在締結自由貿易協議方面落後於韓國等主要競爭對手，對經濟大大不利。他們會告訴你，台灣是仰賴貿易的島國，沒有鎖關閉國的本錢，不要害怕競爭，bla bla bla……

對此，我的簡單回應是：少年Pi與虎同船是迫於無奈，與中共簽服貿是引狼入室，將自己送進虎口。此外，投資銀行只關心賺錢，是最沒良心的騙子。我們什麼時候見過投資銀行關心民眾福祉，批判暴政？

自由貿易的好處，並非毫無爭議的。例如，丘亦生日前在〈「慘痛」的CEPA〉一文中就提到：「這幾年多邊貿易協議（如WTO），漸漸被個別國家自行洽商的雙邊協議所取代，美國也積極拉攏國家加入環太平洋經濟協定（縮寫TPP）。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Joseph Stiglitz最近便在《紐約時報》撰文，提到這些貿易協議，往往以做大個餅來包裝，主張只要餅做大了，水漲船高，最終人人受惠。Stiglitz認為，這論據建基於一個海市蜃樓，就是自由貿易下的贏家，會願意透過賦稅、消費等渠道把得益補償予輸家，令自由貿易達致雙贏，但實情是，受惠的企業往往抬出要提升競爭力為理由，主張減稅及抗拒加工資，於是乎，輸家永遠不能從水漲船高中得益，反而成了自由貿易下的犧牲品。」

投資銀行可以不關心社會公義和保護弱勢，但政府不能像投資銀行那樣，只計算經貿利益和經濟成長。

而即使經濟利益毫無疑問，台灣要與中共締結促進經濟融合的貿易協議，也不能不考慮國家安全問題。我看過傾向支持服貿的文章，不是純粹從技術角度分析服貿協議的內容（例如這篇），就是假定中共對台灣是有善意的，例如這位王大師便說：「我的判斷是台灣根本就是美中兩國間的棋子，我擔心的是我們對中共的防衛過於僵硬，對西方勢力的蠶食則毫無察覺。」

對此台灣清大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徐斯儉的質問十分有力：『在台灣主要的貿易伙伴中，還有哪一個其他國家有中國這種可怕的黨國資本主義怪獸的？還有哪一個國家對台灣有這種主權領土野心的？又有哪一個國家公然宣稱要對台灣「以商圍政、以民逼官」的？』

他在反服貿現場的演講，一開始便十分動人：「英文有一句話，叫做「房間裡的大象」(elephant in the room)，意思是說明明房間裡有一頭大象，大家卻假裝沒看到，也就是比喻眾人故意忽視或刻意逃避一個擺在大家眼前的大麻煩、大問題。在我們現在面對的服貿問題中，這隻大象是誰？那就是中國黨國資本主義，那是誰假裝沒看到，那就是國民黨馬政府和那些想要從中撈取利益的，遊走兩岸的大資本。」

近日服貿爭議觸發我頗多感想，其中一點便是：歷史教育實在太重要了。對歷史無知，對政治缺乏認識，對處境類似的鄰近地區（CEPA下的香港）之慘痛教訓無知無覺，只懂鑽研服貿協議文本，其實比白癡更糟。七十多年前，國共合作抗日，結果是國民黨上當，敗走大陸，中國赤化。如今國共再度合作，推動兩岸經濟融合，思之令人恐懼。

面對惡貫滿盈的中共，還認為兩岸情同手足，中共出於同胞之愛，願意讓利給台灣，這種思想已不是無腦可以形容。中共給你的經貿好處，是要你以靈魂和自由來換的。

回到美林講服貿的問題，我們該如何看那種國際金融機構或知名人物對兩岸經濟協議的評論？2010年4月25日，馬英九與蔡英文曾就ECFA作電視辯論，當中觸及這問題，練乙錚評論文章以下數段值得重溫：

也不能說馬完全沒有試圖教育群眾，他在辯論會上告訴蔡英文說：「經濟學諾獎得主克魯曼、哈佛大學教授波特、日本的知名學者大前研一，以及其他在台灣投資的外商，如日本工商會、歐洲及美國商會等，都認為簽署ＥＣＦＡ對台灣利大於弊，為何民進黨的評估比美日學者和商會都悲觀？」

蔡英文的回答很有意思，她說：「總統，如果你是競爭學或經濟、商業大師，你剛剛講的話我可以接受。但你是這個國家的總統，你必須考慮到開放以後對這個國家所產生的衝擊和政治成本。你剛才說的克魯曼、波特，他們不是政治人物，他們沒有政治責任，你有政治責任，你有沒有想過，ＥＣＦＡ會帶給我們這個社會多大的社會成本、政治成本？身為一個領導人，你難道只是聽商學大師的講法嗎？如果這樣的話，我們為什麼要選一個總統呢？」這是很精警的一段話。

馬的經濟政策大體上沒錯，他更指出，當年台灣成功抵禦了加入ＷＴＯ後開放市場帶來的衝擊，所以今後簽訂ＥＣＦＡ也能頂住並消化衝擊，進而享受到好處。這個道理說得通，不過，好的經濟政策不只必須在本身道理上成立，還得有完整而明確的補償配套，讓那些直接受政策副作用所害的人群能夠吞下苦酒；再就是得兼顧政策對政治大局的影響。

經濟理論本身是不大講政治的，那些大師都不會管台灣人要搞什麼捍衞國家主權，商人在商言商，更很少執着於楚河漢界，都是所謂純經濟觀點；大陸要統一台灣，經濟手段飽含政治動機，但說話完全中性不提政治，和那些學者商家差不多。馬英九想教育人民以推動開放，引述學者和商家的純經濟觀點，綠營群眾難免「捉錯用神」，認為總統與大陸一鼻孔出氣；馬既露出軟肋，蔡英文於是一擊中的。

我個人堅持「基於常識，反對服貿」，除了不相信共產黨外，對於馬鹿茸領導的國民黨，以及負責審議服貿協議的立委諸公，通通不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