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秀卓 - 消失的天、地、人

藝術初體驗   星期日生活   2017年6月4日

【明報專訊】中國共產黨的管治模式有一個特色，凡對某些人或物看不順眼的話，就要他們消失於眼前，包括同路人，例如劉少奇、彭德懷、賀龍等，這些人物被鬥至身故，當中從沒灰色地帶。

1958年3月，毛澤東發起一場全國性「滅麻雀行動」，因為毛認定麻雀吃掉太多穀物，影響農作物生產，於是動員全中國人民打麻雀。根據一份報章報道，第一天，僅是上海一地就「估計」有194,432隻（多麼精準！）被殺死。過了一段日子，相信有數以百萬計麻雀死去。這行動嚴重破壞食物鏈，在沒有天敵下，蝗蟲和蚱蜢大量繁殖，吃掉大量農作物，導致覆蓋廣泛的饑荒。後來，毛下令取消滅雀行動，最後更要向前蘇聯進口麻雀！

血腥歷史被埋葬 「天下太平」

1989年，數以十萬計20歲出頭的青年人佔領了天安門廣場，以和平、理性、非暴力方式爭取民主改革，堅持了個多月仍不肯撤退。鄧小平一聲令下，連催淚彈都不用，直接出動坦克車真槍實彈血腥清場。之後，整段屠城歷史被淡化為一場風波，書報不准寫，課堂不准提，這一場中國近代史上可歌可泣的民主運動被滅聲、被埋葬。2012年我到當時的香港教育學院客串教兩堂課，當中幾名來自大陸20餘歲的碩士生，居然從未聽過八九六四暴力鎮壓學生這段歷史。其他人物如方勵之、劉賓雁、王丹和王希哲，全部「出國就醫」，永遠不能再踏足中國領土。總之，歷史「被消失」，民運人士「被出國」，眼不見為乾淨，從此中國變得「天下太平」。

解決維權者即解決問題

2008年，三鹿集團生產三聚氰胺毒奶粉，受害嬰孩家長趙連海聯同其他「結石孩子」的家人，進行合法的維權訴訟。趙鍥而不捨，持續兩年多四處奔波要討回公道，他接受境外傳媒訪問，事情獲廣泛關注，激怒了領導人，結果於2010年被控尋釁滋事罪，判刑兩年半。受害人竟然倒過來要坐監，皆因共產黨覺得你日日嘈嘈閉，鎖你入監倉，不再在身邊嗡嗡叫，毒奶粉問題就這樣解決了，多麼簡單。

2008年汶川大地震，四川作家譚作人於2009年2月起草《5．12學生檔案》倡議書，尋找死去學生的名字，並追究學生校舍的工程質量調查，還死難者一個公道。譚堅持了一年多，四處訪問倖存者，將死去學生資料清楚整理，他們的名字、年歲、性別、級別、校名……等等，可惜只做了一半，共產黨害怕譚如果繼續追查下去，矛頭定會直指貪污官吏集團。為了阻止事件發酵，共產黨於2010年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將譚判刑5年（2014年3月譚刑滿出獄）。譚的命運跟趙連海一樣，只是入罪理由不同。

無數個 被自殺被失蹤的臉孔

2009年12月25日，共產黨於聖誕節向全世界宣布，負責起草《零八憲章》的發起人劉曉波被「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為由，判監11年。他的妻子劉霞從此亦被軟禁在住所內，折磨得精神崩潰，每日要靠藥物入睡。共產黨不喜歡你，無論你的態度有幾溫和、幾誠懇，就算手無寸鐵的一介書生，也要你消失。

2012年，被囚禁22年的硬漢李旺陽在接受訪問時說，就算被砍頭也要堅持平反六四，共產黨就是害怕這位在獄中受盡折磨，導致眼盲耳聾身體虛弱的一個硬漢，絕對要他消失。結局是李旺陽竟在醫院吊頸「被自殺」，並在沒有家人同意下，立即火化屍體，要死無對證。

2015年台灣歌手周子瑜在韓國綜藝晚會節目中，手持中華民國國旗出鏡，共產黨不高興，結果周子瑜像ISIS所俘虜的人質一樣，在鏡頭面前「被道歉」，中華民國國旗從此消失於大陸的電視機中。

2015年7月9日，全國24個省有300多名維權律師被搜捕，部分律師至今仍音信全無。近日，王全璋律師妻子李文足連同王的年老雙親和姐姐王全秀，一起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要求調查王全璋失蹤案。至今，王被捕兼「失蹤」已接近700天，告還是不告，該有個說法，讓夫妻見個面，是法律容許，也是基本人權。共產黨喜歡玩「失蹤」（前科是2011年艾未未），順便折磨家人，達至寒蟬效應。

2017年5月，台灣希望以觀察員身分參與世衛會議，但共產黨利用其外交影響力，連觀察員身分也不獲批准，把台灣徹底拒諸世衛門外。病菌無國界，這是什麼邏輯？這是中國邏輯，看你不順眼，你就要消失。

「消失」風已吹到香港

自雨傘運動後，這股「消失」風也吹到來香港。2015年銅鑼灣書店股東李波、桂民海，突然以「自己的」方式進入大陸，再在電視鏡頭前「報平安」、「認罪」，比鬼故更離奇恐怖。2016年新界東補選梁天琦高票落敗，之後梁參加9月立法會選舉，未入閘已被DQ。而正式成為議員的劉小麗、姚松炎、羅冠聰和梁國雄則被告上法庭。特區政府用公帑控告上述議員，以巨額訴訟費和人大釋法DQ他們。傘後公民社會日趨成熟，但當權者赤裸裸毫不掩飾地打壓民間學院搞教育，封殺庫斯克老師寫時事評論、趕絕Hidden Agenda辦音樂會……你們這班獨立思考、無懼發聲的人，通通要消失。

大律師周浩鼎死撐自己沒有錯、前律政司長梁愛詩說不行一地兩檢不如炸掉高鐵、資深大律師胡漢清說香港地底不屬香港管、律師何君堯暗喻同性戀者是畜牲、警察話自己是受迫害的猶太人、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說香港沒有三權分立只有特首行政權……他們全都是「真理部」的掌權人，我嗅到「戰爭即和平」、「自由即奴役」、「無知即力量」已殺到埋身。

28年前的天安門廣場和三年前的金鐘、銅鑼灣、旺角，全都成為香港人的歷史，我們不會忘記，兩代青年人在不同時空所堅持爭取的，都是相同目標：民主與自由。2017年，藍天消失了、歷史消失了、義人消失了，試問邪惡什麼時候消失？好讓希望重燃人間。

文：楊秀卓
編輯：梁敏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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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初體驗：食物（28）——強搶土地IV

星期日生活   2017年3月12日

【明報專訊】愈來愈多歐州大型跨國公司到非洲開發農業，因為那些國家比較貧窮，為了發展經濟，貪污腐敗的政府以極低廉價錢出租土地，但情况更似被侵佔。瑞士的生物能源公司Addax Bioenergy就在西非塞拉利昂共和國（Republic of Sierra Leone）北部種植甘蔗，將它轉化成乙醇，然後外銷到歐洲，再跟一般汽油混合，作為汽車酒精燃料，號稱是為了減少溫室氣體。

歐洲城市減排犧牲非洲人民土地

Addax Bioenergy跟塞國政府和地方領袖委員會協議，租用土地50年。受影響地區覆蓋五十多個村莊，由於大部分貪窮村民都是文盲，對Addax一無所知，不知就裏，並在村長的壓力下，根本不得不服從，就依領袖委員會所訂定的協議簽了約。當農田被徵收改種甘蔗後，為了保障村民的基本糧食供應，Addax Bioenergy實施一項農民發展計劃，主要是為受影響村民提供援助，Addax把部分從村民租回來的土地，從新分配給他們種植稻米，由割草開墾荒地開始，還叫村民摒棄原來的人手耕種方法，改用機械操作。第一年Addax負責全部工具、化肥和種子的成本；第二年負責2/3；第三年負責1/3，之後由農民自己負擔所有支出。由於塞國農民未能掌握和適應這種機械化耕種法，三年來農作物收成欠佳，連食物也不保，哪有能力花錢買種子、肥料和維修器材？農民曾向Addax反映他們的困境，但沒有得到回應，任由他們自生自滅。至於受薪種甘蔗的農民每月薪水只得53歐元，如果周末加班，則每月可以有88歐元。不過，有時整個月沒休假，月薪仍只得53歐元，而Addax卻沒有解釋其中理由。

機械化愈種愈窮化肥污染水源

甘蔗田位於河流上游，Addax沿河建了幾個大型抽水站，輸水供應整個灌溉系統，耗費大量水資源，多年後這區域人口增加，水源卻愈來愈短缺。同時他們使用化肥種植，許多動物吃下甘蔗周圍的雜草，結果紛紛死亡。每逢雨季，雨水混着化學物流入河裏，輾轉到達下游，不少農民取河水飲用，身體不斷累積這些「毒水」，情况很壞。Addax砍伐大片樹林種植甘蔗，但卻沒有履行合約上所承諾的補償，甚至連村民撿拾樹枝來蓋房子都被Addax拒絕，這些年以後當地居民才恍然大悟，知道得不償失，後悔不已。

「環保生活」不環保殖民主義2.0

一位德國農業家Felix批評這些所謂「綠能燃料」，實際上浪費土地資源，絕對是不智的選擇。原來要生產兩個油箱容量的這類環保能源，所需土地能夠種植的作物，就足夠一家人生活一年。改變地球彼端人們種植作物的土地，來滿足歐洲人過「環保生活」，實在有悖常理。資金不應用來生產拖拉機和汽車燃料，而是應該去讓發展中國家享受他們的食物主權，生產他們需要的糧食，解決糧食不足，以至饑荒等問題。這個發展其實是殖民主義2.0版本，正因這種錯誤運用土地的方法，每年近一千萬公頃耕地被迫「不務正業」，再加上城市擴張而失去兩、三百萬公頃，可耕土地愈來愈少，更變成炒賣商品。Felix認為要解決糧食問題，不是要搞大規模工業化農業，而是讓小農成為農業支柱。人們忘記了全球70%食品，是由小農和都市農耕所生產出來的，Felix認為小農才是全球糧食供應的關鍵和希望。一邊製造所謂乾淨汽車能源供歐洲人使用，另一邊消滅森林改種甘蔗，導致二氧化碳增加，非洲農民喝不到乾淨水，吃不飽，賺不夠錢，最終究竟誰可以得益？

文、圖：楊秀卓

編輯：林信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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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廿三年祭：楊秀卓 - 那年那夜

2012年6月3日

【明報專訊】〈瘋女人〉
中國，一個殺死自己兒子的父親，
這一夜，又凌辱了他的女兒，
中國，中國，一口活的棺材，
我白白地陪葬了你幾千萬年，
我的雙乳，變成了我自己的墳墓，
全身長滿了像霉菌一樣的苔蘚。

八九那年，這首由無名學生所寫的詩被貼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上。後來，導演舒琪先生在他拍的紀錄片《沒有太陽的日子》開首時，將它以沉實的聲調朗讀出來。影片內的受訪者中有葉德嫻女士和舒琪本人，看見兩位當時年輕的模樣，感慨良多，一晃不覺已廿三年！再過些日子，我們這輩人都能以長者身分半價睇戲了。一九八八年夏天，我辭去幹了十七年的會計工作，準備揹起背囊遠走他方一年半載，打算耗盡半生積蓄後才回來，管它到時一無所有，也想一嘗浪遊自在的經歷。怎料父親患上食道癌，醫生說只可以多活九個月。由於兄長妹妹各自要搵食顧家，責任自然落在我這個無業漢身上。唯有取消計劃，留在香港陪伴父親走畢最後一程。一九八九年春，自胡耀邦逝世開始，連續幾個月，中國成為全球新聞焦點。數以萬計學生從各省蜂湧到北京天安門廣場，決心為中國的前途獻上青春與激情。這段日子，我陪伴父親進出醫院覆診，接受後期的電療。三個多月來，我倆坐在電視機前見證了這一切，一同默然無語目睹學生們視死如歸的勇氣，他們以血肉之軀作工具，絕食抗議麻木不仁的政府。父親偶爾坐在身旁，目光呆滯，而且因病無法發聲，如一個啞巴。望着他瘦弱的背影，只能一邊看，一邊搖頭，氣弱如絲，想對我說話，卻吐不出一言半語。八九年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社論指學生運動是反革命動亂。五月二十日宣布戒嚴，香港掛起八號強風信號。我不甘心只坐在電視機前做個旁觀者，便從石澳截的士直奔向維園涼亭參加集會。未入維園大門，經已全身濕透。置身於人群中，我索性收起雨傘，任由雨點順着周邊的傘尖滑到頭上、肩上、背上。太多的傘子掩沒了視線，我只聽到華叔的演說。後來，我跟隨數萬人從維園遊行到跑馬地新華社門前大叫口號，當時群眾的情緒非常激動，大雨仍嘩啦嘩啦地下着，也分不清我們臉上流的是淚水還是雨水。至今我都忘不了那個情景——互不相識的民眾同一條心到來支持北京學生，在風雨中感動着每一個人。點點滴滴，仍在心頭。

「《沉淪的國土》脫稿時，胡耀邦去世，八九學運已展開；這一篇作品在北京團結湖的夜晚誕生時，稿箋上是確有我的淚痕的。『倘若你們沉默、中國將無聲！』我一邊嗚咽一邊寫完這文章的最後一句話。」

這是徐剛先生在他的第二十七版增訂版《沉淪的國土》裏寫的一段話。十年前，徐先生啟發了我對中國生態環境的關注，令我明白水源危機的嚴重性。這十年中國經濟飛快增長，又上太空，又有美國官員到訪求助，大國真的崛起了嗎？為什麼一個大國會怕一個失明人士陳光誠、一個老婆婆丁子霖、一個書生劉曉波、一個工人譚作人、一個作家余杰（這些人有2位被監禁、一位被監視、2位被送往美國），甚至連小小一朵「茉莉花」也怕得要命？為什麼要花數千億元維穩？全中國的水源已有50%被污染，二○一九年中國的水危機可能會令這個國家從此沒落（見《信報》1/1/2010）。我單純地想，如果當年總理李鵬願意誠懇地跟吾爾開希和王丹對話，肯聆聽學生與民眾的訴求，在經濟政治改革上有多一點長遠周詳的規劃，今天可會釀成這個局面？然而，歷史是沒有「如果」的。

〈中國孩子〉
不要做克拉瑪依的孩子，
火燒痛皮膚，讓親娘心焦，
不要做沙蘭鎮的孩子，
水底下漆黑，他睡不着，
不要做成都人的孩子，
吸毒的媽媽七天七夜不回家，
不要做河南人的孩子，
艾滋病在血液裏哈哈地笑，
不要做山西人的孩子，
爸爸變成了一筐煤，
你別再想見到他。
不要做中國人的孩子，
餓極了他們會把你吃掉，
還不如曠野中的老山羊，
為保護小羊而目露凶光，
不要做中國人的孩子，
爸爸媽媽都是些怯懦的人，
為證明他們的鐵石心腸，
死到臨頭讓領導先走。

哭了幾十年 還可做什麼

這是中國失明詩人歌手周雲蓬唱的一首歌。究竟詩人是含着多少悲痛和心傷才能寫出這樣的一首歌？我驀然想起被毒奶粉毒害的孩子、在汶川地震中因「豆腐渣」工程而喪命的小學生、天真無辜的小悅悅……還有今天五千多萬農村留守兒童，他們每年也難得與父母相聚一次。七十年代看過由劉曉慶主演的《巴山夜雨》之類的電影，故事主人翁總是哭着臉感嘆中國人是個苦難的民族，連溫家寶也說要「國難興邦」。但哭了幾十年，今天除了有人索性叫大家不要做中國人的孩子之外，還有什麼可以做呢？為什麼苦難至今仍舊纏繞不斷，它究竟是制度上所引致的，還是人為的？而在這些當中，我們又反思了什麼？

每年五月開始，我都會對同學講述六四事件，一講便講了十七年，從未間斷。有些畢業的同學聽了七年，每年都有不同的感悟，但我最希望的是同學能學習當年天安門廣場上大學生們的道德勇氣和堅持；敢於對不公義發聲以及對實現公民社會的追求。每當我讀到有中學生在寫給總理溫家寶的信中，要求中央當局釋放趙連海、許志永、陳光誠等維權人士，都會深深被打動，想着有一天我教出的學生裏也會有這樣關心社會、關心世界的一個。廿三年前，一群年輕人為世人展示了他們敢於承擔的勇氣和對公義的堅持，但願這份精神能一代接一代的傳下去。

做老師的，責無旁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