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劍青 - 一句棕土 惹毛香港土地霸權

2016年8月16日 

【明報文章】現今不論是立法會候選人的政綱、「造王」智庫、城規專業及一般關注香港土地發展問題的市民，都開始從不同角度談到香港的「棕土政策」（brownfield policy），即使在近月令人窒息的政治陰霾中亦興趣無減。

回顧有關爭議，自2010年民間開始醞釀及引進概念，到2012年首次出現比較完整的本地政策研究，直至今年才成為官方已不能迴避的土地議題，直至近日本土研究社出版棕土研究《棕跡》及開展相關政策討論活動，再度引來不少土地發展方向的爭論。

為何棕土掀起了公眾關注

為何「棕土」（brownfields）這個相對陌生的詞彙，會惹來現今眾多社會反響？究其原因有以下4方面：

一、打破都市迷思——全港1192公頃棕土資料的民間發現，揭破了「香港地少人多」的都市迷思：原來香港還有不少土地資源未被善用。政府在未有仔細研究這些已破壞土地如何優先修復及善用之前，已急於選址進行大規模填海及開發綠化帶，明顯違反可持續土地發展原則，因而形成社會話題。

二、觸碰土地霸權——當香港土地問題不再是土地不足的客觀地理問題，而是有關城市如何發展、土地如何分配的選擇問題，就無可避免觸碰到政府土地規劃上及地產發展租值上的壟斷問題與檢討，牽涉到過往甚囂塵上的「地產霸權論」。所產生的輿論局面，將對現時依靠着這套壟斷性土地發展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不利。

三、環境問題嚴重——新界棕土的研究不斷讓新界各種臨時用途的問題嚴重性及普遍性放在公眾視界，包括回收場火災連年、殘留毒害、泥頭處處甚至違規佔用官地。棕土的擴散成為了香港自然土地破壞的元兇，公眾不再認為這是屬新界某事某地的孤例。

四、影響鄉紳利益——不少棕土案例揭開了新界鄉郊在違規套丁、協助發展商收地以外另一種潛藏土地利益。如果按現時元朗倉地市價4元/呎來看，地區鄉紳作為承租地主再劏地出租的中介者，當中牽涉出租上千公頃的持續土地利益，即可跟套丁所獲取的一次過利益匹敵，直接叩問着特區政府多年來放任鄉紳的新界土地管理方式，收回棕土進行房屋發展的建議亦將影響既有鄉村土地利益格局。

土地爭議無礙政策共識

就上述分析，棕土議題的關注不止是因為增加土地供應的考慮，亦與環境保育及既得利益結構攸關。惟現今政府會認為當中的土地爭議，只會導致紛爭及拖延，故此選擇充耳不聞地「迎難而上」。

但事實上，在近日我們舉辦一次民間棕土政策研討會中邀得「團結香港基金」的代表到場分享，發現爭議其實也能促進幾方面的政策共識，包括「團結香港基金」代表都表示支持政府應建立「棕土資料庫」促進民間研究、認同加重罰則規管棕土擴散至農田與自然濕地，亦承認早前指香港未來需要9000公頃土地發展只屬「blue-sky approach」（即不涉及現實情境的估算方法）。

事實上，優先善用棕土一直具有較大的民意基礎，包括早前有規劃專業論壇LEAPS（躍動菁專）現場的調查，現場專業界別朋友在聽過眾多不同土地發展的意見後，有過半數（52%）支持「發展棕地」作為「政府最應從哪方向增加可供發展的土地」的答案，高於排名第二位的「開發新市鎮」（22%）。以往在未有棕土發展作為正式選項時，政府在過往的優化土地供應策略公眾諮詢，有不少意見質疑為何沒有放置「棕土」作為當中一種土地供應選項，同時在官方隨機抽樣的電話訪問中也有46.4%不支持填海，與現時大規劃填海有很大偏差。現時亦有不少專業界靜觀其變，察視未來走向及專業領域介入的空間。

由此可見，這些土地爭議並非沒有意義甚或阻礙發展，反能讓社會大眾更清晰香港未來土地發展的共同選項與實况，協助政府作出一個尊重民意而非向既得利益靠攏的土地發展選項，亦是即將步入「跑馬仔」時期的特首參選人不得不表態的土地議題。

作者是本土研究社成員

陳劍青 - 從學院自主到學在民間

星期日生活   2015年10月4日

【明報專訊】香港大學陳文敏任命被否決事件，是一種個人化的文革式批鬥嗎？可能是，但我認為我們應更確切地將之理解為是對大學體制內知識流通（Commerce of Knowledge）的宣戰。被馮同學揭露的否決理由固然是有關陳文敏個人的禮貌、學歷、操守與被搜尋次數，但我們不要忘記，這否決行動同時是一場有組織地針對去年佔領中環運動及學運思想在大學裏流通，對應着既有知識生產的學院體制的政權大報復。

這樣的話，報復的對象就並非只是個人了，而是透過高調介入這間「香港最高學府」的個別任命內政，向各院校的學界展示政權對於大學管治的操控是直達仕途任免的。這種「無處不在」的姿態，已足夠使每天活在體制內學者人人自危，不敢再推動大學知識與各種社會爭議的連結。只斬一首，就可「遙距管治」（Govern at a Distance）全港大學的思想散播，管治者又何樂而不為？尤其「去殖民化」成為了首要的後佔領政治議程，未來的大學學院體制再已無從一隅偏安。

學院自主不能脫離學術自由

學術自由作為現代大學的精神，意味着知識思想的自由流通，是學院體制之所以需要自主的基礎，兩者不容分開理解。現時校委會委員干涉校方任免，劍指大學知識與社會之間的自由流動，既破壞了學術自由，也破壞了學術自由作為學院自主的基礎。此際，港大校長馬斐森仍然強調港大「繼續確保學術自由，鼓勵學者研究自己喜歡的題目，不管這些題目有多爭議性，而港大只會以國際認可的標準衡量學術表現」。雖然理念可嘉，但這恐怕這只是一廂情願。

同時，我們能看到風波中學院自主的概念，不僅被約化為一種超然於學術自由的大學決策組織管理權的理解，連一些在受影響學院內的學者也發展出一種對學院自主的誤讀，將學院自主解讀為「按足行政程序」作決定就可以了。將學院自主抽空於學術自由這個前提，如此解讀是相當危險的，既是因為我們發現行政程序原來也可以任由拉長縮短，可以「等埋首副」又可「投票否決」，也因為沒有學術自由精神的學院自主，亦等同讓大學成為了沒有靈魂的軀殼。

而這種將學院自主置換為行政程序的「形式主義」（Formalism）理解其實很有市場，仍然是不少學院內的保守精英傾向相信的避風港，亦解釋到為何殺到埋身之際，部分大學教授仍然會選擇安於現狀。

我在想，事件中應該有不少人感到無辜，可能連陳文敏自己也不明所以，他本人亦有提到港大法學院持續為中國司法體系培育法官，現時深圳有近百法官都是他們的學生，對國家發展貢獻良多，何以落得如此報復？

那就牽涉到一個關鍵問題，究竟當今政權是如何看待大學扮演的角色及功能？歷史上，許多現代大學及學科的出現與殖民知識生產有着莫大的關係，當殖民計劃中需要掌握地理環境、官僚系統與各種專門知識，不少大學學科都是相應而設。羅永生在《殖民無間道》的著作中，亦指出了大英帝國設立香港大學的構想，亦是「為當時殖民政府培育精英公務員和專業人才」，建立整個帝國管治所需的官僚系統。

這個協助殖民地方管治的「百年大學傳統」功能一直沒多變樣，到今天仍然有着龐大的利用價值。如中國在上一個五年計劃開始談「社會管理」，需要訓練大舉社工專業以實施社會管理現代化（亦即「維穩」），現時中國大學內第一批的社工專業，就是由香港理工大學這十年來培訓出來的。就此可見，香港各大學仍然有乖巧地保守着這種殖民地遺留下來的傳統，以大學知識服務國家與統治。

服務建制？扎根社會？

這樣我們就可以理解到現時真正在爭持的，並非是大學有沒有履行服務國家的功能，而是學院內兩套知識系譜的實踐。一套是服務建制的官學知識生產活動，本是殖民之設計，亦是政權之所欲。而另一種則是扎根社會問題的知識生產，定位知識為服務社會大眾，甚至讓知識思想能在社會內起到先鋒性的獨立位置。無論你是否支持也好，港大戴耀廷教授就是一直將學院內的法學知識及概念帶進社會，實踐「以法達義」，這種知識實踐才是港大被政權連環報復的真正原因。

在一個尊重學術自由的大學體制內，就必然會出現這種知識生產的無傾向性，今天政權似乎是既要貪圖現代大學對於知識經濟、國家現代化的功能性價值，又同時希望可以完全消滅當中另一些知識生產活動，這幾乎是一個不可能的馴化任務。魚與熊掌，結局只有兩個，一是大學內這兩套知識系譜實踐會繼續出現，不然就是因為要摧毁官學以外的知識實踐自由而連大學本身也毁掉，淪為一所技術人才培訓工場。

民間學術積弱

若從社會知識生產的角度來看，「守住港大」對我們有着更廣泛的含義，就是要守住這種大學體制內不同方式知識生產與實踐的可能。但現實上，現代大學本身就外露於國家及政府的介入，制度內的學者很多時候要有相當的意志與勇氣才會走出來表態，往往不表態不只是一種個人道德取向所致，而是一個體制問題。

故此，「學在民間」在當今港大風波中有着一個空前的意義：除了我們要保障學院知識能夠有向社會流通的自由，民間知識生產的力量，亦應能反過來在相對不受學院體制的情况下保衛學院內的學術自由。而這不應被理解為一種逃避主義，即「主流體制容不下，我們就學在民間吧」。首提「學在民間」想法的章太炎曾說到：「學術自下而上則興旺，自上而下則衰亡」。讓學術在民間生根的意義，正是要讓知識實踐重拾社會的生命力。

當然，我們仍然未看到「學在民間」的基進意義，議程仍然相對空白。由於長期缺乏對民間知識的重視及實踐，擔當起積極形塑社會思想的角色，亦無法培育更獨立自主的知識分子土壤。當學術自由受到打壓，就欠缺了一整塊可以比大學體制內走得更前的知識社群。

港大風波只是第一步，知識分子或許要有着下野的準備。但我仍表示樂觀，因學院體制愈打壓，民間知識的意義與實踐將會愈被重視。

文 陳劍青

編輯 洪慧冰

洪清田 - 陳文敏 李嘉誠 習近平 共同面對的中國（節錄）

星期日生活   2015年10月4日

這次港大副校長委任事件可見，香港和港大百多年學得層層配套體制，自動有效運作，行使公權力的校委竟無視天下昭昭，連續恣意玩弄「小學雞」低劣手段，以「理性、制度、程序、自由、保密、私隱」之名踐踏大學自主自治和學術自由，為「前現代」唯心主觀大一統單元封閉專制權力體服務，自命主子、實為奴才，自命名士、實則鄉愿，再躲在「和平、理性、制度、程序、自由、保密、私隱」裏，倒打一耙，斥守護者以身抵抗時破壞「和平、理性、制度、程序、自由、守密、私隱」等等現代文明核心價值和行為標準。

他們傷害的，不單只港大、而是香港（和中國），不單只他人、也是他們自己（和後代）。

陳劍青 - 意外不是意外

星期日生活   2014年5月11日

【明報專訊】有關速度與意外的問題，法國城市理論學者Paul Virilio對此進行過深刻思考，曾提出一句名言：「發明鐵路同時代表發明了出軌，發明艦艇等於發明海難，發明太空船，及其爆炸。」

對他而言，當代眾多意外與災難事件乃內置於每種新速度的科技創造，不應是「意料之外」。意外之所以成為意外只是由於現代工程往往將問題歸咎於系統出錯、技術故障的問題，而一直沒有認真思考過我們每一次新速度的創造，將會如何對社會產生影響與及製造新的風險狀况。 

驚訝不是驚訝

這個有點玄的道理，在近日高鐵被揭超支延期的事件中頓然變得老嫗能解。因出自政府口中的技術理由，包括黑雨停電、地質複雜，實在令公眾感到意外不是意外，驚訝不是驚訝。而現時港鐵及政府承認的，亦只是一些「不能預期」的原因導致趕不上原有速度，問題而非高鐵這種高速工程本身所引起。

事實上，高鐵創造出的速度，無論是那過分超速的工程時間表，抑或是高鐵本身的速度，今天的意外早已於昔日寫進未來筆記簿。港鐵辯稱工程中「發現」西九龍站地底近半都是需要爆破的岩層，當初因未能進入高爾夫球場勘探而未有知悉，故影響了底層工程進度。但我們真正要問的是，究竟這是一種什麼的工程速度，可以在未了解清楚地質狀况，就申請撥款施工？為何當時不先留待收回高爾夫球場用地後勘探清楚才進行？連本來1997年那份已有全面地質紀錄的報告，規劃工程前也急得沒有參考？不是很荒謬的事嗎？

另外成為了延期主因之一的高鐵米埔段，不能以明挖方式進行，因在濕地地底經過，一早注定工程問題多多，鄰近相似地質的深圳福田亦已出現四次以上的地質沉降。現時雙管工程其中一管半年內只鑽了1478米中的232米，即完成15.7%，另一隧道則還未開工，出現嚴重延期。然後港鐵亦歸咎於「不能預知的地質狀况」，發現「溶洞」云云。但我們不要忘記，當時替我們審議高鐵地質評估的環諮會委員迅速通過工程，對於米埔地質環境的潛在影響，竟決定以「有條件通過」的方法，先批出工程證，然後才要求高鐵工程「補交」有關米埔與牛潭尾段的水文地質影響評估了事。

那麼，今日的地質不明、超支與延誤，不就是當日急就章所導致的惡果嗎？幹麼要為延期道歉？真正要反省的，反是這類大型基建項目近乎盲目的決策、研究與審議速度吧。

米埔的地理張力

高鐵米埔段的嚴重延誤事件，或許對公眾來說只是時間的問題，但我會理解為是個空間問題，象徵着一種香港地理的不可能正逐漸被打破，一種強烈的張力。如此地質、如此環境，高鐵本不應在這裏出現，但因決策者決意以直線打通中港兩地，故此必須衝破此生態的禁區、香港的邊界。

香港米埔本來真的不用受影響的。那個四縱四橫的國家高鐵網，深圳並沒有設福田站，直至2006年8月，國家鐵路局決意與深圳市簽訂《廣深港客運專線深圳市區內設站事宜備忘錄》，將高鐵站延至與米埔一河之隔的福田市內，以促進「珠三角城市一體化」。及後，2007年港方突改變原有「香港2030」已共識的「共用通道」方案，改為配合國家鐵路網的「專用通道」，然後在曾蔭權時提出成為「十大基建」項目其中之一，高鐵才要一條直線穿進米埔至香港市區心臟，香港同時亦開展了一種「被規劃」的新局面。

「被規劃」的時空

2009年，當時筆者曾寫了一篇《社會主義規劃出沒注意》，警剔自中央在2008年發改委公布《珠江三角洲改革發展規劃綱要》，這種以國家社會主義制式的規劃形式，將會正式對香港既有規劃運作產生龐大衝擊。當中將引發不少問題，譬如城市規劃的自主權會否被取消，香港能否在失去規劃權下保障自身的發展願景等等。更大的問題是，一套社會主義體制的規劃套在既有資本主義規劃之上，被納入為「全國一盤棋」，究竟會否違反基本法的承諾？

從此，香港頓入一種已然卻未然（already but not yet）的弔詭時間：我們正式被納入在中國城市的系統思考，但這個城市仍然（佯裝）以一種既有資本主義的規劃制式繼續運行。中國的規劃時間觀，既是以5年規劃，以訂立策略目標作規劃方針的社會主義制式，同時亦是後金融危機與大國崛起的戰略時空，與香港既有以需求作規劃論述的城市，透過實質城市各種需求估算來為未來作規劃的邏輯格格不入。

處於這「鹹淡水交界」，香港這些配合國家戰略的大型基建規劃開始出現了荒謬的情境：為了在本地合理化這種以國家目標帶動的中國規劃戰略速度，即如何在2020年大珠三角完成基建的「無縫對接」，近年的大型基建工程及規劃，不斷創造出驚人的需求估算，從而讓香港市民認為，我們是因為有「具體需要」才要興建高鐵，而非配合了別人的經濟戰略。

根據2009年一份研究比較早期的高鐵內部文件，它建基於香港未來到2030年將有903萬人口的2003年統計數據，指出七成使用高鐵的都是香港乘客，更透過假設了西九龍將出現一個很可能違反一國兩制的一地兩檢口岸，估算出每日達129,000人次的乘客量，長遠高鐵的回報率更有6%。然而，2008年公布的《香港人口估算2007-2036》，其實估算已經大幅修改到2036年只有853萬人口，最新估算更改為2041年縮減至847萬人口，可見高鐵項目明顯是為了配合國家鐵路戰略的目標，仍然很着意以既有規劃方式說服香港人真的有實質需要。

眾多大型跨境基建亦出現類似情况：港珠澳大橋估計2030年將有龐大車流，然而這估算明顯是建基於已實行粵港自駕遊才能使然；近日被質疑超支嚴重的蓮塘口岸估計未來2030年有5萬人流車流使用，但背後的假設竟然是深圳可免簽證入境。在傳統經濟學上可以說他估算失誤，但社會主義規劃最科幻之處，就是這些假設是可以人為地實現：這裏沒有人流，我們就去創造它！

扭轉同城化的是記憶

在2009年初期的高鐵香港段規劃，我們可以透視出高鐵規劃的原委：六成車次都是往返福田與西九的，長途的只約佔一成，我們就可想像2017年通車後將會是一種怎樣的港深同城化：高鐵40元15分鐘就能往返西九與福田，此將大幅助長付不起租金的香港中小企資本，大舉向深圳北移。當香港連市區工廈平價的商用空間也被活化，福田或是廣深港沿線的「粵港合作示範區」將是香港中小企的終站。

香港不斷出公帑建大型基建，配合國家服務業升級戰略，但同時亦不斷掏空着自己的產業，將優勢送走，大白象難道不是它最恰切的形容嗎？說到此，我們就知道，高鐵事件是港鐵高層及張炳良萬辭官位也解決不了的問題，「被規劃」問題也並非兩三句語言偽術就可以輕易隱藏。

其實自高鐵撥款後，民間對高鐵禍害的關注並沒有一刻的中止。菜園村的朋友繼續保衛家園、重建新村；有的跟進高鐵沿線爆發的環境土地危機，如牛潭尾地下水被抽乾；民間社會更發起了「反對香港被規劃行動組」，延續批判像高鐵這類「被規劃」問題。2011年提出「環珠江口宜居灣區行動重點計劃」，香港正式被納入國家十二五規劃的專項計劃，反對城市規劃自主權淪喪，當時更令總理溫家寶對「被規劃」作出回應，指「香港沒有被規劃」，中央只是以規劃「支持」特區政府施政云云。及後的自駕遊、新界東北等同城化的爭議，亦是過往港人奮力扭轉香港「被規劃」的重要實踐。

常常，香港人忘記自己抵抗過的記憶，流行羨慕台灣經驗，其實，記得我們曾抵抗過的原點，毋忘反高鐵，我們就有重新建立自主的可能。

文 陳劍青

編輯 梁詠璋

陳劍青 - 閱讀中國的香港凝視

星期日生活   2014年1月5日

【明報專訊】近來一次年輕知識界的聚會，有做中國財經的記者、城市研究者、法律人、國際關係與內地政制研究等朋友，同樣都觀察到一個問題：香港嚴重缺乏一種對中國國情之於香港本土發展的公共知識工作，發現無論是在政制重構、區域規劃、國際關係戰略、產業佈局、城市狀况以至金融改革等影響香港未來發展的範疇，我們幾乎都缺乏針對新形勢對香港造成可能變化的批判閱讀。當粵港澳自貿區、金融一體化、中國—東盟這些主宰香港未來的題目已成為內地的熱門顯學，地域知識的脫軌，讓我們每天只在重複爭議陸資壓境、自由行、搶奶粉這些惡果，而沒有獨立聲音及知識資源來為這些現象提供結構性的實况陳述。

但當今要自行理解及翻譯這些趨勢，已非親北京消息人士的專利。不少針對香港發展定位的官方港澳研究書籍，也能透過內地官學系統的出版擺在眼前。除了有北京、清華與人民大學三大有對香港事務做官學政策研究外，廣州中山大學與深圳大學也在回歸前後積極從事港澳地區研究，作為中央對港管治方針制定的基礎。自近年香港被納入十二五規劃及「規劃綱要」，粵港合作由區域政策成為國家戰略，香港也開始可讀到不少中國十二五規劃下資助的「粵港澳區域合作研究」系列，較貼近的有本由中山大學前港澳經濟研究室研究主任周運源撰寫的《粵港澳經濟非均衡發展趨向一體化研究》（2011）、較早期還有中山大學產業與區域發展研究的《粵港澳金融一體化研究》（2009）與專研特區一體化的深圳市委黨校副院長譚剛的著作《港深都會：從理念到行動》（2009）。關注自身城市未來的朋友，應該好好認識一下這些內地研究的香港凝視，不必只懂《中國香港》的強世功。

書官語、作官聲、引官典、名官物

閱讀如周運源《粵港澳經濟》這類內地港澳官學，有幾個特點，包括1）大量的官方政策期望會當作分析書寫，有時會將一些未發生的政策當作不爭事實表述出來；2）通常只會引述得到官方確認的事件與政策，並且與過往的政策腔調保持高度的連貫性；3）引述黨領導的發言時，會全段引述，引述後不加評論。4）通常都是國家一級出版社出版，如這本《粵港澳經濟》亦是由國家級「以人文社科為主」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

簡單來說，這些研究帶有「書官語、作官聲、引官典、名官物」的特質，香港讀者或許看不慣並會感到難以入目，但重要之處，並不在於閱讀當中的分析是否合理、精確或具前瞻性，而是在於觀其對香港事務的論述、看法、立場與判斷，可窺探出中央整體管治與政策思路，更好定位自己如何應對。因往往這些研究，都是作為國家戰略的決策基礎，甚至較多是已先有定案，研究目的就是為了政策護航及理論化。

窺探港澳戰略視野

看畢這本《粵港澳經濟》，有助香港打通許多被政策公關修辭困擾的中港政策原委，如2004年1月開動的「自由行」政策，書中並沒有說這是「中央送香港一份禮物」的修辭，反而較誠實地交代了其實早於2003年前，自廿一世紀在中國加入WTO及東盟開始成形的背景，自由行如何作為CEPA對香港經貿自由化，不斷「減少內地與港澳經貿交流中的體制性阻礙，加速了相互間資本、貨物、人員等要素的自由流動」的其中一環，最終步向粵港澳地區的發展「一體化」，讓廣東在未來可升級成為「服務業強省」，解決中國重點經濟區的後工業處境。整個廣東都在進行「雙轉移」政策，官方文件往往像迷霧般讓人摸不着頭腦，這本書則較清晰地賦予了此概念的港澳含義，可理解到為何本地專業人士北上並非是一個純粹機遇與自由選擇的趨勢，而是在「雙轉移」政策下大量中港的基建、措施與配套，將中港兩地的資本與人才「流動起來」的區域規劃的成果。

一些香港媒體沒有刊載的重要決策消息，亦是這類港澳官學研究值得收藏的理由，如《粵港澳經濟》有提到廣東內東、南、西、北對港澳一體化的意義，不看不知道，廣州高鐵南站新城乃實現「珠三角五個一體化的重鎮」，再不復見數年前本地常聽到「免於香港被邊緣化」的說法，如果我們能夠較早一點知道這些建設廣深港高鐵的理由，或許現在不用為再次超支的工程長期付帳。更進一步，閱讀這類研究亦看通香港未來基本佈局。書中末章更有圖表，指出以「大量的資料引證」下，預測未來2010至2020年珠江三角洲區域實現五個一體化、2021至2040年廣東全省實現區域經濟一體化、2041至2050年粵港澳實現區域經濟一體化。當香港人都無法想像2047年以後的香港是什麼模樣，它就像通勝一樣給我們預知了趨勢，是這類讀本有趣之處。

若我們能把握內地政策的整套思想脈絡，中港問題與矛盾才能對症下藥，誰再不會胡亂猜忌誰。

香港被書寫？

近日自動獻身內地官學研究的劉兆佳參與成立全國港澳研究會，說會邀請數百個港澳研究背景的學者加入，可預視這種內地官學系統對香港事務的介入將會日見深化。這類書我會見一本收藏一本，因我知道當香港各範疇本土研究繼續荒蕪下去，10年、20年後，香港社會歷史就會面臨被別人書寫的命運，這時代的港澳研究出版可作一種歷史的見證。本土研究，無論是香港自己研究香港，以及香港如何研究別人怎樣看香港，實在是任重道遠。

文 陳劍青
編輯 鍾家寶

劍青 - 以地之名：翻四叔的囤地帳

周日話題     星期日生活   2013年1月13日

【明報專訊】昔日民間提出過「可負擔房屋」（affordable housing）的概念，要求政府所有賣地交易裏都應有「限價」條款以防止土地豪宅化，當然迅速被政府以影響公帑收益之名打垮，還創造了「限呎樓」這個無助解決樓價問題的建議，企圖敷衍了事。但當今天政府面對「四叔」李兆基的建議，將他多年來在新界囤積那些「環頭環尾」的農地可免補地價改劃成100萬元一間的300方呎住宅，就算在何時何地、以什麼模式推出都欠奉也好，有長策會成員竟然立即表示「很吸引」、「可以深入研究」。

如此的雙重標準是相當詭異的：這種「限價樓」的概念不應是所有建私樓的土地上都應該有嗎？為何這偏偏只有四叔囤積的農地才有解決香港房屋問題的桂冠？其他土地就容許繼續浪費土地起豪宅？究竟政府是真的想解決房屋問題，還是打着另一個如意算盤？以我近年投筆從戎搞規劃倡議，由新界東北的馬屎埔到新界西北的南生圍追擊四叔多個農地豪宅開發大計時的見聞，嘗試為這場地產商與政府共同發動之「善舉」的來龍去脈翻一翻舊帳。

地產霸權的地理僵局

三年前，由於當時新界東北計劃政府建議用「公私合營」模式開展，意味着政府在這裏只會提供基建及規劃配套，未來發展由地權人負責，過程中為地產利益開啟了龐大的囤地與投機空間。透過土地及公司查冊，我們嘗試從「地權誰屬」的方向調查一下當時建議新界東北新發展區的規劃狀况，以協助村民了解處境。就這樣，我們在新界東北馬屎埔村製造出我平生以來最昂貴的一幅地圖（見圖）。

在馬屎埔地段圖（DD51、DD83）裏約250塊農地地段做查冊後，我們發現村內約八成農地（所有顏色地段）已經落入主要三間神秘公司手上，約有30公頃（佔四叔新界整體土儲近十分之一），其中一間更名為「綠野田園有限公司」（Joy Cultivation Company Limited）。如非在公司查冊發現這三間公司的董事實為恒基兆業地產（Henderson Land Development）的「艇仔公司」，即大地產商入村收地時常用以隱藏身分的「駁腳」，你還會誤以為有人開始想在此從事本土農業有機生產。

看到這種地權分佈，就會立即明白四叔所言那些新界「環頭環尾」農地所面對的現實處境：儘管地產商已收到八成農地，但由於新界東北多地段且星羅棋佈的土地分佈，仍然有不少不能統一地權的農地。收不到的一塊農地足以令整個地產發展構成嚴重阻礙，地長一點可能會影響興建馬路，地處中心一點更可能令計劃泡湯。只有靠政府以公眾理由出面配合收地，否則這就是地產霸權永遠無法破解的地理僵局。新界東北的例子裏，政府開壇規劃，地產商積極囤地，最後收不到地，還要政府拋出公眾利益之名（如開發新市鎮），當所謂「新市鎮」計劃被質疑，地產商又為政府提供公眾利益的成分。行為關係曖昧至此，難道這不就是所謂官商勾結嗎？

這種地理僵局不限於四叔的農地。透過查冊，我們更還發現了粉嶺北的地權分佈出現了「三家分晉」的局面。恒基、新世界與另一新字頭發展商，竟然巧妙地進行分村式收地，彷彿大地產商之間藏起了一張囤地的邊界協訂，他們應該相當期待官商勾結時代的再臨。弄清地權，你就會明白為何政府不優先開發新界貨櫃場、停車場等800多公頃的已破壞土地，因為這影響了原居民堂祖地地權人的長遠收租計劃，而偏偏要是囤積的農地才能興建「限價樓」。按地權誰屬去進行規劃，就是新界發展的潛規則，也可以說明為何政府要修改公司條例限制查冊，使得開發新界的全局好好地隱藏，直至全面發展殆盡，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不能繞過的囤地血淚史

經歷過新界鄉郊倡議工作，就算最後真的像四叔所言有100萬元的單位，我也絕不會如此輕易地支持要囤積的農地來建私樓，因為我很清楚囤地交易並非是純粹一買一賣這麼簡單。所有希望買平價樓置業的市民，我希望與你分享一段囤地的沉重歷史。

由於戰後發展的緣故，新界東北每一塊農地上，往往都有一兩戶村屋，地理佈局上我們稱為一屋一田，亦代表了當地產商每向地主收一塊田，都要拔走一戶生活了數十載的非原居民農民。單是新界東北的馬屎埔村，村民已由10年前700戶大幅減至現時只有不足100戶，在東北內，恒基擁不止有馬屎埔的30公頃土地，坪輋與古洞北又有另外30公頃囤積農地，可想而知，這場私人逼遷的規模可以有多龐大。我想說的只是，政府與商人正把我們對平價樓的期盼建築於農民逼遷的痛苦上。最可怖的，是我們還會有機會看到沒有離開家園的村民，會被活生生地逼走，同時卻對這些平價樓欣喜若狂。

如何讓一群居住幾十載落地生根的社區搬走是一門深奧的學問：易手後不通知不收租然後說你是租霸，出動執達吏清場，不收租數年然後一次過要農民交幾萬元，每收到一間屋就製造一個廢墟營造破村氣氛，蒙騙不識字婆婆簽新短期租約然後逼遷，要盡數其招式，可能會多過《一代宗師》的宮家六十四手。其中一招被我們捉過正着的，是恒基在近年拆屋過程中完全無視法例清拆村屋石棉瓦的規訂，工人直接砸碎幾十間村屋的石棉瓦頂，製造可讓人引致肺癌的石棉塵，散落整條村危害整區居民健康，最後更得到環保署的格外開恩，明明是需要上身的刑事罪行，卻只逼他花數百萬進行石棉淨化工程。有藝術家嘗試喚醒時空意識，在村內被破壞的村屋做了個「樓盤展覽」，展示囤地過程中發展商不斷為香港普通市民製造的傷痕，打開了一個豪宅盤的前世今生，還給他封了一個名字——「痕基」。

囤地行為不道德之處，不僅在於以上對付普通市民的招式，而是在於當有人說既然這些農地反正已經被囤積，倒不如就給他發展。這種想法不只是強迫，更是強暴者的邏輯，不應在一個自稱文明的國際城市出現。為何可以這樣價格起樓的四叔還可有豐厚利潤，就是因為暴力摧毁別人家園才有100萬元一間的血房子呀！你的支持，直接等於鼓勵了應該受到懲罰的囤地者繼續囤地，殘害眾生。

况且，誰說過地產商買了農地就一定要給他改劃起豪宅？囤積農地，不更應還地於農嗎？政府不應開徵囤地稅逼令地產商出租農地，善用土地資源及優先使用其餘4000公頃政府空置土地做「可負擔房屋」嗎？這可是比恒基地產多十倍的空置土地呀。

信你一成

四叔的提議獲得了全城關注後，now新聞台就此做了一個民意調查，選擇「股神你要聽」的市民只有4%，但62%其實都選了「燈神你都信」（代表不信任四叔），證明四叔的信譽比梁振英破產得更早。

如果大家還記得，四叔最早公開提出免補地價開發農地建平樓的時間，剛好在林鄭月娥公布新界東北要以政府收地模式進行的諮詢前。眼見着自己多年來含辛茹苦囤積得來的土地將要被政府收去，建議本是試圖在計劃公布之前力挽狂瀾之舉。故此，是項建議本來就是用來回應新界東北規劃的。而政府預計整個東北規劃最早2022年才有些工程進行，要到2030年才會完工，免補地價的農地開發有幾大程度滿足到租金、樓價等燃眉之急的居住置業問題？2030年還有一間300呎值100萬元的屋，這是連風水佬也不會說的話，四叔為我們示範了超過十年八年的城市算命，是如何的虛擬。

其實，信與不信並非重點，重點在於已經為這種「官商勾結」建立了一種抽象的「公眾利益」成分及正面形象。當知識與論述透過電視植根市民腦海，公眾同時就成為了開發新界東北邊境農地的共謀。以地之名，遇神殺神，遇佛殺佛，我們活在一個什麼填海也可以鹹魚翻生、什麼價值也可以遺忘及摧毁的年代。

蔬菜救人命  地產攞人命

文 劍青

編輯 馮少榮

林茵訪問陳劍青：請用地理來說服我

星期日生活   2012年11月11日

Vic：這篇文章四千七百字，很長，但觸及「深港同城、中港融合」此一關鍵議題，值得關心香港未來發展的人細閱。

【明報專訊】認識陳劍青以來，幾乎每次見面或通電，他都會有新發現的「規劃陰謀」告訴我，「政府而家講緊個×××項目，第日其實會變成咁咁咁的。」

如果時間或場合許可，順手就找出一堆圖表文件給我看，哪裏將要建鐵路、拆樓房、毁生態、割地賣港……

早在地圖、設計圖、上千頁的環評報告和官方文件之間隱藏蛛絲馬迹。

09年反高鐵是起點，之後陸續揭出「環珠江口宜居灣區」香港被規劃事件、汽車及遊艇自駕遊、新界東北「深港富豪雙非城」等中港融合黑箱規劃；以學術研究的力量，解構政客和利益集團的大話連篇。

「現代政府的管治方式，就是用理性幌子去包裝利益和權力意志」，不斷以公眾利益為由，說一切為你好、解決房屋需要、為香港未來長遠發展、創造就業，「挑戰這種政治操作，關乎真相與謊言的角力，你要用數字、理據，清楚講出那套說辭的荒謬，背後包裝着什麼。

揭開問題本質、講出真相，就是一個研究者在社會裏的介入位。」

地理是，地方的道理

揭穿謊言之餘，身體力行組織反對運動，後果是成為政府眼中釘；月前劍青主力協助村民抗議新界東北被規劃，被左派報章封為「癱瘓新東發展幕後黑手」，大肆批鬥，「佢拗唔贏才會抹黑你，代表佢驚你。佢抹黑，就確認我講中問題核心，應該繼續去」。

在成為「幕後黑手」之前，陳劍青其實是個地理學研究員。在社運組織者或媒體評論時政的熟悉臉孔中，很易找到讀政治學、社會學、文化研究、經濟學出身的人，地理學系則少見。「好多人以為讀地理就是學石頭、氣候。大學year 1時有個地理學者跟我們說，咩係地理？就是地方的道理。去睇各地方如何運作，當中有無道理可言？他這樣定義地理學科的關懷。當一個地方無咗道理，新界鄉郊可以比原居民亂來、邊境可以被黑箱規劃，就是地理學介入的時候，重提這些改造城市空間、破壞土地行為的不公義在哪裏。」

地理學無處不在

要判斷一個地方有無道理，涉及法律、人權和眾多其他學科的知識，「從空間角度提問，基本上在地理學之前加個形容詞，就可成為一獨立科目。例如犯罪地理學，研究犯罪與空間的關係、地區分佈或犯罪空間的特色。剛寫了篇文關於動物地理學，講動物的空間行為，人認為門口是一間屋的邊界，對我隻貓來說，只要門開着，牠會走到門外樓梯對落三層的地方才不再前進；我們認為窗邊是屋的盡頭，懸崖一樣，貓卻企得好安詳，不認為窗框是邊界，這就是貓的地理，跟人的理解不一樣。還可以講城市建築跟動物的關係、動物的空間權益等。其他如暴力地理學、性別地理學、倫理地理學、死亡地理學，都以空間角度豐富對問題的理解，地理學無處不在，可以介入所有議題。」

「咁闊一個學科，但你好少在主流傳媒見到地理學者去comment各種事情，導致香港人好似完全唔認識這城市。為何香港人會到2012年才開始問『政府其實有幾多地？』這本身不應該是所有市民的地理常識？咁大家學的地理去晒邊？一係你畀人洗腦，『香港地少人多』，二是真正掌握這些知識的地理學者，無出來講清楚件事畀公眾聽。」

本土地理學與社會脫節

他形容，現時本土地理學界跟社會的接觸完全失效。七十年代的香港地理學家大部分都研究香港問題；近十幾年卻追隨國際學術界的「中國熱」，為了論文容易發表、學術資金充裕，逾七成學者都以內地為研究對象。「但這一方面也是個迷思，你們是否真的不當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研究香港的paper一樣有學術期刊登，為何完全忽視香港本身的內涵對整個學術討論的重要性？在後殖民、城市和區域範圍裏，香港都是個好豐富的研究對象，日日咁多事發生、咁多爭議。」

學術研究無法介入本地爭議，理論與當下社會現實脫節，令香港人長期缺乏土地問題和空間政治的意識。「從前社會運動以政運、工運較多，也有抗拆運動，提出居住權、安置賠償等問題，都從人出發的關懷為主，強調村民、居民的感情，理念上例如人民規劃，道德上批評佢假諮詢等。但諮詢永遠都是假的嘛，所以你也只可以不斷咁批評佢，政府亦好純熟地回應。」城市地理學關心以上這些，但同時還包括整個城市發展的邏輯、城市空間如何被形塑、社區發展的脈絡、土地如何分配的問題。「比如新界東北這次，你見到研究的力量，真正在社會爭議的過程中打開了土地問題，原來『土地供應不足』呃了香港人幾十年。其實是土地分配失衡，佔人口一半的公屋居民，只住在兩成已建屋土地上，丁屋人口卻用了逾四成的建屋土地。」知識和數據拆穿新界東北發展的謊言，學術研究有效地支援社會運動。

港人空間意識崛起

土地和城市空間成為市民關心的主題，只是近年的事。「我04、05年讀大學，那時研究院的師姐說，香港最關鍵的就是土地問題，其實我聽唔明的。土地？在城市生活，你住緊一幢『樓』、見到重建影響一群『居民』，你見不到什麼土地，空間這些詞彙很抽象。」從前人們對土地的理解，大概限於業權、買賣等商業行為，隔鄰樓宇重建，就算影響自己都覺得無權干涉，因為「塊地是人家的」。「03、04年的紅灣半島是一個轉捩點，按從前思維，人家有地權、有審批、鍾意拆咗幢樓再起過，關你咩事？但那次竟然有香港人關心起隔鄰的地方來，會問人點解要拆樓。其實唔係好影響佢哋，可能起咗私樓，第日附近樓價仲好。但佢哋關心。這是港人空間意識的崛起，這種關心會由你想了解、發表意見、去到想參與決策，一步步提升。」

對抗和戳穿 規劃的謊言

及至保衛天星、皇后碼頭，空間論述開始進入主流媒體；事件中，空間除了是爭取保留的目標，也作為社運策略，「保衛皇后碼頭時一個組織者講得清楚，不止要動員人們來這空間，在將這裏變成大家會進入、聚集、舉辦活動豐富它意義的過程中，我們要透過皇后碼頭這空間來組織群眾」。以理論家Henri Lefebvre的「三元空間論」（production of space）來說，現代社會空間的其中一種叫「呈現的空間」（representation of space），例如規劃師、技術官僚畫的設計圖，有房屋、有商業、有綠化地帶，營造一個抽象、概念化的空間，一切都很有秩序，彷彿對市民有一種全面的關懷、為令人相信這規劃是合理和中立的，但這種「呈現的空間」抽空了地方本來存在的日常生活、發展脈絡。要對抗和戳穿它的謊言，須透過「空間的呈現」（spaces of representation），重提在該真實空間裏人們的生活模式、曾有的歷史、各種互動的空間實踐、人們是如何運用這地方，以證明這空間的性質跟「呈現的空間」不一樣、政府專家企圖展現的是一幅假象。例如市區重建的規劃構想圖往往只有被重建區的一塊，彷彿它跟現存的生活及重建區周邊的空間都沒有關係；或如最近的蓮塘口岸，政府將其呈現為單一、自存的口岸工程，一塊獨立的空間，要說出這工程的問題，研究者或社運組織者便需要告訴群眾，蓮塘口岸一旦開通，跟新界東北發展成豪宅區的關係、而這區變成內地富豪居住的地方，又跟全港的整體發展有何關係，以帶出真正的問題所在。

黑箱規劃 港人失地

近一兩年港人對城市空間和土地的關注大增，卻同時跟中港族群矛盾相互交纏——痛恨自由行入侵港人生活、大陸資本炒貴住屋、商舖，新界東北淪陷為「雙非城」。劍青認為，港人關心自家土地，不必然要牽連上族群對立，「問題根源自深港兩地政府的黑箱規劃，由高鐵、港珠澳大橋、蓮塘口岸，到新界東北、洪水橋、東涌三個新發展區，還有一簽多行、自駕遊等措施，佢哋暗裏有一幅深港同城、中港融合的藍圖，你從各項政策文件會睇得出整套思維和發展方向是這樣，但他不告訴你，更不讓你參與決策和討論，你問佢會不斷否認，話一切係為香港好，係『香港人的新市鎮』，高鐵、自由行製造幾多就業和經濟效益。其實根本係國家落order要做，為國家發展服務。」

深港同城 族群矛盾

「自由行從來不是一個旅遊概念，他們來是買奶粉的，這是個生活概念來的。03年好似順理成章，香港經濟差，中央送大禮。但你睇返文件，其實SARS之前，親中智庫一直已諗緊自由行，為的是未來深港同城化，只欠一個時機推出。於是03年經濟上給些『甜頭』你，然後變成一簽多行，畀大陸人來香港生活、探親、生仔、讀書，建立粵港一小時生活圈。」

「族群衝突好大部分源自生活經驗。我自己都試過，搭東鐵往上水，明明架車已滿，水貨客一嘢飛個篋入來撞你對腳，你縮個空位出來，佢個人就攝埋上車。如果你真的住那地方，日日咁畀人撞，你一定有情緒。族群衝突是從這些經驗出發的一種關心。但如何令佢哋明白，這其實是一個黑箱決策導致的？知識分子和社運應該帶出來一個清晰的說法。」

劍青認為，在兩地政府的思維裏，一簽多行、然後變免簽證，逐步令關口消失，深圳居民來香港買貨根本是計劃之內的正常事，不是什麼「打擊水貨客不力」；但市民不知情下，日日見水貨客搬來搬去，就會覺得水貨客本身是問題，看不到這是有政府官員私自為香港定下深港同城發展方向所導致。「我覺得行動上要講清楚，如果只睇到具象，去光復上水站趕走佢哋，但繼續一簽多行，唔會解決問題。甚至梁振英可以話，『唔想見到水貨客？我哋去北區搵塊地專做佢生意、隔離佢哋，唔影響香港人生活了』，相信好多人會收貨，但咁佢咪成功更改香港條邊界囉。」

那些都是港人無法參與

一簽多行、自駕遊、宜居灣區等中港規劃，香港人完全無法參與，甚至不被知會。「法改委話諮詢過香港，原來是諮詢過港區人大！但我哋唔想要喎。」爭取區域規劃民主化是關鍵。「成個未來設計佈局是好黑箱的，無人會睇大陸的簡體字文件，也未能講清成個脈絡和論述。新界已經被定位為國家戰略發展土地，如果不說清楚成件事是去到這個層次，大家只會繼續討論『香港人的新市鎮』應該點設計，或者只能將矛頭指向政策下的一些表徵，例如水貨客和雙非。」

儘管不希望事件落入族群矛盾和衝突，但劍青認為，在新界東北新發展區規劃上，市民開始有「香港人的地方，為何要畀大陸人來住」等質疑，也算是意識上的進步。「以前講土地，永遠用一種技術語言去討論，例如賣地收益有幾多、如此地積比有無浪費、成本化唔化算，所以應該或唔應該起；但唔會質疑背後整個政治經濟的邏輯，土地開發為誰、為何而做。現在香港人不會再覺得，土地拎去賣好正常，而會問，這規劃背後有咩政治目標、服務哪些人、對我們的城市有何好處？土地應該如何分配？我覺得意義上是進步了的，變成全民都可以參與的討論。在這時機下，將焦點引導向要求規劃和決策權的層次，逼政府交出一套城鄉發展和整全的土地策略，是民間應該爭取的方向。」

研究力量 介入社運

地方變得沒道理，就是地理學者介入的時候。天星、皇后碼頭、利東街等保育運動劍青都有參加，但並非組織和決策者。大學畢業後一直從事研究，「只不過係個讀書人，對規劃、空間批判和城市理論有興趣；但實地考察得多就發現，香港情况真的好差。09年第一個令我落手跟進的個案，是新界東北天平山村，有塊田畀貨櫃場圍堵，如果我唔幫個村民手，三個月後佢就會被貨櫃場吞併，彷彿從沒存在過一樣。理論如果唔實踐，研究可以永遠繼續做，這些事也會繼續發生。」

睇文件要睇得快過高鐵

其時反高鐵運動醞釀中，劍青和數名朋友組成調查小組，幫手研究整個基建項目的成千上萬頁的資料文件，發現這不止是拆一條菜園村的事，沿線村落會被抽走地下水無法耕作、大角嘴舊區會沉降有塌樓危機，功能組別有利益輸送嫌疑，令抗爭運動帶上高峰，「那時我們有個口號，『睇文件要睇得快過高鐵』才可以砌冧佢」。雖然撥款仍通過了，劍青至今仍協助沿線受工程影響的村民。

其後新界東北、豐樂圍、南生圍、西貢鄉郊，丙崗村等發展項目，還有其他中港融合政策措施，「十幾廿個issue，這一兩年來無停過」。除了看文件、跟個案，還寫文章，網上宣傳，帶記者考察採訪，最近新界東北進入關鍵時刻，索性辭工，靠積蓄全職搞社運。「反高鐵後成立『本土研究社』，現時約有十個核心成員幫忙，大家都看到研究的力量，希望孕育本土知識、做本土研究和支援社區運動，也是個鼓勵知識生產、靠捐款計劃嘗試養起研究者和社運組織者的實驗。

文 林茵

圖 劉焌陶

編輯 蔡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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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生活    2012年8月26日

【明報專訊】史書裏常以「亂」來形容歷朝歷代一些為禍無窮的政治風波，如黃巾之亂之於東漢、永嘉之亂之於西晉、安史之亂之於大唐，想不到大時代變遷將要發生在香港——回歸十五年，一場發生於新界北的「東北之亂」即將上演。

這場亂局先是由說要「急市民所急」的政府突然將市民的願望拋到谷底而開始。新界東北這個香港市民以為是一個解決本地居住需要的「新市鎮計劃」，若參照此計劃諮詢文件內描繪的圖像與規劃概念，可以看到計劃試圖不斷植入一種仿照沙田新市鎮裏中產家庭的「理想生活」， 一套幾乎沒有香港人置疑的「核心價值」：區內被命名為「河畔市鎮」、承諾要建低碳建築、打造交通便利、綠化與休閒的生活空間、功能化的規劃等。如此市鎮規劃，充滿對城市文明、理性、服務與美好生活的承諾。

近因

但近日各民間團體與報章傳媒所指，發展的真相，竟然是一場有關深港一體化、可容讓內地人更簡便入境的「特區中的特區」、各種配合內地需求的產業、服務與住宅區的計劃。美夢泡湯。本以為是「港人港地」為基礎的新市鎮何時變了叫做服務自由行的「新發展區」？新界東北一片鄉土，為何會變成「割讓」給深圳成為滿足內地需求的衛星城市？香港特區中要再打造一個「深港特區」，是否意味着港人到自己城市的地方也需要出入境？香港是否已經被中央十二五完全地規劃，配合「東進東出」的粵港融合戰略，定義了我們未來的生活方式、經濟功能及政治邊界？這恰恰由一種期待美好生活的城市烏托邦（utopia），掉進一種被中港權貴操縱我們的土地、一國兩制即將要提早死亡的絕望死域（dytopia）。加上規劃諮詢過程黑箱，這種落差的張力讓憤怒不脛而走，怒火不再受林鄭月娥的「人口增長」、「居住問題」、「土地供應不足」等一紙空文所能包裝。

發展經過

新界東北一直由政府與既有地產霸權把玩之鄉郊地方，民憤其實已經在此醞釀多時。回歸後，政府旋即訂立全面開發新界北的戰略，作為商人治港管治團隊的大地產商開始在新界東北各村割據綠化土地，以期政府可透過大型的新市鎮計劃，協助他們賤價買入的農地興建天價豪宅。在一九九八年，政府以「人口增長」的名義，配合地推出了「新界東北新發展區計劃」，開始着手向非原居民開刀。

生活在這片土地上數千戶非原居民從此不得安寧，北區原居民開始逐步連租約將他們生活數十載的農田與家園賣給地產商，讓非原居民每天都暴露於收地勢力的騷擾與壓迫。十年間，農民與村民家園逼遷數以千計，單是馬屎埔村，原有七百戶村民現只剩下不足一百戶。但由於新界地權星羅棋布及受金融風暴所影響，新界東北計劃其後擱置。

二○○七年曾蔭權履行競選承諾，新界東北再度包裝成十大基建之一推出市面，始以「深港融合」之名重推這個地產為主及配合廣東省服務業轉營的計劃，並配之以「公私營合作」的發展模式，提出政府只負責提供基建規劃、地產商直接將土地建豪宅的發展方法。查冊顯示，長實、恒基、新世界、另一新字輩及一眾香港地產商進行的「分區式割據」已經基本完成，每間一村，其中恒基地產不僅在馬屎埔村積存了八成之農地（近三百萬呎），年報更顯示該公司在坪輋及古洞各村已經積存約二百五十萬呎土地，獨佔整個新界東北計劃內私人土地的多過十分之一。每多一吋積存的土地，就會累積多一點的不公義之痛恨。

這種只懂以地產利益主導的劣質城市發展，令區內近萬個以東北為家的非原居民憤怒不已，感到為何要無故為沒有港人共識的融合及地產利益而白白犧性，這裏勢將爆發一個比不足千人的菜園村社區更大的鄉郊抗爭。

三大戰役

在感到被蒙騙的港人及被欺壓已久的新界東北非原居民，未來預計將會出現三場影響深遠的重要戰役：

一、城市位置之戰：新界東北的抗爭將會是香港城市整體佈局之爭，一種由梁營一國兩制研究中心提議，香港未來應發展為「雙核心」城市——一個以中環為中心，另一個則以新界北「邊境特區」為中心，這與既往北京一直以新界北作未來城市中心一脈相承（如一九九○年代中方建議在后海灣旁興建新機場）；另一種則是有城有鄉的民間發展想像，除了市區之外還要好好經營我們的鄉郊，有城有鄉的城市格局。同時，未來的香港究竟會以香港本位出發，還是從內地規劃的角度主導未來的城市發展，亦會牽起一場持久的城市論述戰。

二、綠帶農地之戰：發展計劃將會摧毁近一千萬呎優質農地，雖然不少被地產商與原居民囤積，仍是以傳統技術耕作的農民及不少新興有機農場賴以為生的空間。現時粉嶺北居民聯席及一眾環保團體，都要求地產商及政府「還地於農」，反對新界東北計劃，倡議發展本土農業及社區經濟，提出這些綠化土地及本土經濟根據不值得因深港融合及自由行經濟而被犧牲。而政府亦不乏在計劃中試圖爭奪環保之工作，與既得利益的環保專家（如做環保地產的黃錦星也是新界東北專家）共同協作，說要「建設可持續發展社區」、「低碳建築」、起有梯度性的屏風樓減少屏風效應等，可預視未來將有一場揭破「環保」的真偽辨識過招。

三、新界主體之戰：是次計劃將會摧毁十條非原居民近萬個村民的家園，粉嶺、坪輋居民普遍定居六十至七十年，古洞村更是百年老村，他們沒有地權及特權、默默在新界生活了數十載，常常導致普遍香港人誤以為新界只有原居民及地產商，但今次事件已令他們團結成捍衛新界原有社區生活及鄉郊環境的抗爭主體。從主權移交前港英視新界土地作為戰略用地（包括水塘、軍事與食物安全考慮），直到回歸後新界迅速掉進另一個宗主國推動深港一體化的深淵，新界一直沒有正式確立它自身的主體與價值，不是要成為市區附庸，就是要成為殖民者的試驗場。新界非原居民起來的反抗，將是由下而上的新界主體自強運動與由上而下的殖民／市區邏輯之爭。

結果

誰勝誰負現無人知曉，但可見未來兩三年將會是關鍵時刻。無論是關心香港未來的城鄉發展、土地分配、深港一體化、融合經濟、農地保存與村民居住權，這也是關乎未來香港會變成什麼模樣的爭論，影響深遠。別以為這場大混戰來得太早，其實很可能是我們知得太遲。

文/ 陳劍青

編輯 梁詠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