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恩灝 - 今日香港：威權式法治的另一案例

2017年8月19日

【明報文章】數天前，在聲援「新界東北案」被告加監判囚的晚會上，群情洶湧之餘，有台上發言者指出，即使因為一單案件而對法庭失去信心，港人仍要相信香港的法治，因為這條防線不能失守。筆者聽後，認為此論頗堪玩味，值得細思。

筆者早在去年秋天於《明報》撰文，指出在威權政體之下，只有以法管治（rule by law），法律不是限制政府權力的防線，而是鞏固政府權力的管治工具；香港背靠威權中國大陸，又有「人大釋法」作為政權強大的「法律武器」，在體制上實不足以抗衡「有權用盡」的威權政府（參見拙作〈有法管無法治 不認命要抗命〉，2016年11月15日）

法治與法管（以法管治）在理念上南轅北轍，前者強調以公正的法律限制政府，保障人權；後者則將法律從屬政治權力。既然如此，採用法管路線的國家，除了透過嚴刑峻法打壓異見，還有什麼板斧去維持管治？回答這個問題，新加坡是一個值得探究的案例。

「懇求式公民」

Jothie Rajah在《威權式的法治：新加坡的立法、論述與正當性》（2012年）一書指出，新加坡實行法管的一個指導思想，是將法治當中的自由民主價值，從屬於國家經濟發展和危機意識濃厚的「生存至上論」，有策略地將不少維持政權利益、限制人權的法律包裝為法治的體現。換言之，就是新加坡式的「儒表法裏」。這策略之所以奏效，和新加坡的殖民歷史有莫大關係。新加坡殖民政府將法管發揮得淋漓盡致，藉法例賦予政府控制各種發牌、監控、籠絡利益集團。作者分析，在世界歷史經驗可見，追求（民族）獨立的反殖鬥爭，也許是凝聚群眾重視個人權利和法治，以及打破殖民式法管的一個決定性事件（the one defining event），但這並未在新加坡的獨立過程出現；反之，新加坡獨立後，幾乎完全繼承殖民政府的司法體系和其強大的、非自由主義式的法律傳統（powerful illiberal ideological tradition）。所謂「法治」，只是面紗。

作者引當地出版法、宗教和諧法等為例，指出它們有系統地在法律文本排除法治的內涵，融入殖民年代內部安全法——即緊急狀態下行政機關能蓋過司法機關運作甚至防止司法覆核的手段——於一個正常狀態下運作的法律條文中；又例如法律專業法，法律專業團體只有得到政府邀請，才可以評論法例。新加坡政權一方面通過歷史論述建構，例如多番歌頌殖民政府有效管治、殖民政府的司法體制是國家遺產等等，向公眾美化其「假法治」；另一方面通過雙重體制（dual state）的操作，在商貿法制上保持公平公正迎合外資，卻以嚴法打壓異見，營造有「真法治」的表象。總而言之，新加坡的法管，就是抽走法治中的權利內涵，換上殖民主義的法管實質，以所謂「法治程序」把一系列保障政權的法例進行立法，在諸限制人權的法例之下，形成「懇求式公民」（supplicant citizen）的文化，國民行使自由不再是天賦人權，而要當局批准。作者總結新加坡的司法體制，本質上就是承接英殖法管的「新殖民主義」。

一國兩制本質 繼承英殖司法體制

相信讀者看罷上文，一定感到熟悉。該書作者筆下的新加坡，和香港的經驗有太多相似之處了。香港由英國過渡到中國，經歷的就是劉兆佳提出的「沒有獨立的非殖化過程」。一國兩制的本質，就是繼承英國殖民時代包括司法的體制，即使香港在主權移交後設立了終審法院，在「人大釋法」的設計下，真正的終審權只是由倫敦搬移到北京。中央和特區政府過去談論法治和司法獨立，不從保障權利着眼，只聚焦吸引外資、維持投資者信心等等。近10年來，政權對司法體制的論述，由強調「法治」的經濟效益，擴展到推廣司法體制維護執政權力的政治效益。2008年，習近平以國家副主席身分訪港，提出「三權合作論」，指行政、立法及司法機關要「互相支持」；2014年，國務院發表有關一國兩制的「白皮書」，提出必須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治港，而香港各級法院法官及司法人員也是「治港者」，要承擔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及發展利益等職責；到今年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稱香港不實行三權分立，而是實行特首為核心的行政主導，指中央依憲法和《基本法》對港行使「全面管治權」，變相否定司法機關的獨立和制衡權力。在上述的歷史和政治結構下，儘管香港仍然有司法覆核和人權法，整體的「法治」也會逐步被當權者以法管所侵蝕。

政府藉法庭增參與社會行動風險

從具體司法操作來看，政權除了有「人大釋法」，近日一地兩檢爭議更發現政府可以用基本法第20條作「隨意門」，變相在境內實施中國大陸法律；政府內享有高度酌情權的行政部門，亦能限制公民的政治權利，例如選舉主任可發出「確認書」及撤銷異見者的參選資格，實在令筆者難以認同香港法制是以限制政府權力至上的法治制度。香港主權移交後的臨時立法會，恢復了英殖過渡期廢除的《公安條例》若干條文，凡遊行集會，主辦者必須先得警方發出「不反對通知書」方為合法，等於行使集會自由要有警方批准，與前述新加坡的「懇求式公民」無異。過去一星期兩宗被覆核刑期上訴的16名年輕朋友，當初就是因觸犯公安條例而被捕。而他們之所以被加監判囚，並非由法庭主動提出覆核，而是由律政司提出。政府「有權用盡」要求覆核刑期，更明言上訴庭的判決書為日後同類案件提供量刑準則的指引，客觀的政治效果就是主動藉法庭提高日後參與社會行動的風險，以及剝奪在囚者未來5年不得參選的權利，最終得益的，就是當權者。今日香港，就是「新殖民主義」和「以法管治」的另一個案例。

在最近兩次律政司提出覆核社會運動參與者和組織者刑期的判決中，坊間對判辭以至法官裁決議論紛紛甚至感到憤慨。回應者、評論者有從判辭內文入手，分析判決合理性；亦有從法律專業技術着手，指出如何從現有體制的空間去繼續上訴，推翻結果。筆者並非法律專業出身，暫時無能力投入法哲學、法理學的討論。但新加坡的經驗告訴我們，撇除法官判決，一個繼承殖民司法體制的威權政府如新加坡，其法律制度和文化結構也不會以促進法治為依歸。要準確理解香港有無法治，是需要扣連歷史、政治、經濟的條件和限制去分析。

不能迷信殖民年代留下的「法治」面紗

筆者相信法治，不是因為香港已經有真正的法治，而是因為相信落實法治所必需的民主制度。香港人也不能再眛於迷信殖民年代留給我們的「法治」面紗，而要認清：中國法制打壓人權，不等於英國遺留的法制全面體現法治。在香港推動民主運動，和推動體制去殖化以達至真正法治，其實是分不開的。

延伸閱讀：Rajah, Jothie.（2012）Authoritarian Rule of Law: Legislation, Discourse and Legitimacy in Singapor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郭家麒 - 不要讓年輕人感到孤單

香港蘋果日報   2017年8月18日

13名年輕人因2014年參與反對立法會審議的新界東北前期發展工程撥款示威，被上訴覆核刑期，判監8至13個月；而黃之鋒、周永康及羅冠聰就衝入公民廣場的事件，同樣被律政司上訴覆核刑期，分別判監6至8個月。一群有志有理的年輕人，為了香港的公義身陷囹圄，我作為同路人有萬分感慨與悲憤。

這兩宗案件都是活生生的政治檢控與政治打壓。律政司對於他視為政敵的人，只要不滿判刑結果，就利用法庭資源作出刑期上訴。政府對於年輕人的政治打壓，無所不用其極。在位者試圖殺雞儆猴，以嚴刑嚇退勇於發聲的年輕人們。

有不知情的市民，只看電視播放的短片，被誤導年輕示威者的行為激烈暴力。我，當日身於立法會大樓，我眼中大樓內外，是人數比示威者多出數以倍計的持槍警察與保安。示威者只有雙手，或者有人持有竹枝，但面對警方的盾牌、胡椒噴霧，雙方強弱懸殊，示威者根本毫無反抗能力。

外界不斷向示威者冠以「暴力」之名，但，又有誰譴責制度暴力？新界東北發展本身是一場不公義的發展。政府先縱容財團囤地牟利，後無視發展商以暴力、威逼的方式，逼走在村內居住、耕作超過70年的原居民。新界有大量空置閒置土地，然而政府欺善怕惡，選擇向最弱勢的村民開刀，摧毀村民家園、摧毀農家辛苦建立的農田。

而立法會以不公義的制度、不公義的選舉方式，出現不公義的財委會主席，通過不公義的撥款。面對立法會的制度暴力，又有誰可以代表香港人，向法庭進行上訴覆核？

法庭是彰顯公義的地方，但前提是政府需要是由民意授權，為人民服務，向人民負責。立法會的職責是監察政府，守住公帑，但制度畸形，向建制傾斜，立法會的表決結果，又何以反映真實的民情民意？

東北案的13名青年，與黃之鋒、周永康及羅冠聰，他們都不是為了個人利益而作出衝擊。他們只是為了公義而發聲，為了改變社會而發聲。東北案原審裁判官去年判刑時特別提到，多名被告願意為別人的權益發聲，他們的行為不是錯事，更加是好事，更寄語眾人堅持為弱勢爭取公義的想法。可悲的是，永遠與市民站在對立面的政府，卻藉着司法程序，把我們一代有理想、有抱負的年輕人，親手鎖進獄中。

阿銘是我非常欣賞的年輕人。借用他在判刑前，跟另一名被告何潔泓的說話互勉：「我們會孤單、難捱，會跟朋友、家人、伴侶分離一段時間。如果一個人相信自己不後悔，同時實踐了所相信的，即使在你軟弱的時候，記住公義就在身旁。」

這些年輕人，犧牲了個人的自由、前途，守護社會的公義，守護我們的家園。社會必須要蘇醒，不要讓他們孤立無援，不單讓公義在他們身邊，也讓他們知道，香港人也在他們的身邊。

郭家麒

立法會議員

吳靄儀 - 文字．獄

2017年8月14日

【明報文章】衝入政總廣場，律政司定要三名學生即時入獄，因為以「重奪公民廣場」為口號，「奪」字不就是預計行動有暴力元素的罪證？法庭如何判決，我等豈可預告？惟「奪」意味暴力，則是中文語文問題，必須要問清楚。「鮮艷奪目」、「爭分奪秒」、「爭權奪利」、「爭秋奪暑」、「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統統都是意味暴力麼？「奪」有數解，「強取」是其中一解，但亦不等於暴力。如果「奪」字就是暴力，那麼「戰」、「鬥」呢？不是更意味暴力？「民主會戰勝歸來」，不是顛覆政權嗎？文字獄是中國封建政治制度歷代不散的陰影，無數冤魂，一字之失，可以滅族，不是因為行動涉及使用暴力，而是反映不臣之心。不臣，就是死罪。香港人害怕23條立法，最害怕的就是以言入罪，而入罪之「言」，即使用時並無謀反之意，事後也可以在文字上大做文章。出試題「維民所止」的考試官豈有謀朝篡位的意圖？但朝廷要說「維」、「止」是「雍正」去掉首級，這就是不臣的鐵證。皇帝的頭是好好的，人民的頭就保不住了。文字獄離我們愈來愈近了，「命運自決」，「自決」不就是鼓吹獨立？不就是意圖、煽動分裂國家？不就是違反《基本法》？不就可以剝奪參選權利？文字獄的特色是什麼會招罪事前不能預知，要避免橫禍飛來，就要自己預設高度安全防線，避免做任何事說任何話「刺激」當權者，反而要天天表示忠君愛國，歌功頌德。

官字兩個口，一個「奪」字，已足證行使暴力的意圖；那邊廂，有人被歹徒鬧市擄走毆打施刑，官方反應是質疑受害人何以不第一時間報警；林鄭特首的公開反應是：「未有任何證據及事實基礎，不應妄作臆測。」受害人的傷勢公開可見，不算是受襲的證據麼？只是「臆測」麼？無論襲擊者是何身分動機，不是第一要表達政府嚴懲罪行的決心麼？什麼是證據，什麼是臆測，分別不就在有關人士的政治立場麼？政治立場不正確者，涉嫌犯法，必嚴刑峻法對待；若為罪案中的受害人，則備受質疑，這就是特區政府要傳遞的信息麼？

陳韜文 - 從劉曉波死訊看大陸社交媒體的管控

2017年8月10日

【明報文章】劉曉波是中國著名異見人士、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為世人所知，故他從病危到死亡的消息一直為香港及國際新聞傳媒所關注。中共則一向視劉曉波為顛覆者，實行信息審查，而現在適逢十九大權力爭持期間，他的死訊變得更為敏感，受到管制應是意料中事。

雖然劉曉波的死訊受到管制並不意外，但是當中如何管制及其效果如何則未可知，使人好奇。幸好有多位學者，包括同事徐洛文教授視此為關鍵案例，設法探究大陸在特定敏感的時刻如何具體進行管控。與大眾傳媒相比，社交媒體的管控是較為鬆動一點的。如果連社交媒體都不放過的東西，大眾傳媒都不用說了。幾位研究者的出發點就是要透過關鍵詞測試，集中看看大陸的社交媒體在劉曉波死亡前後如何過濾敏感消息。由於學者們有所預期及拿準時間，是以當劉曉波事件開展的同時可以進行實際的測試，從而取得可靠的資料，並寫成網絡報告（註1）。

封閉式管控

根據報告，大陸的信息管控非常嚴格有效，可以說是到了一個密不透風、滴水不漏的地步。一般來說，牽涉到較多人的社交媒體群組功能所受到的管控比一對一的聊天功能所受到的管控更為嚴密。在劉曉波去世後，社交媒體的審查大大加強，任何提及劉曉波的信息都被屏蔽。不管簡體、繁體或是拼音，下場都逃不過被過濾的命運。所謂關鍵詞，也不一定限定在「劉曉波」3個字，也延伸到「曉波」、「曉波+劉」的名字別稱、甚至是「劉老師」一類為網民所創造出來的「代名」。環繞着劉曉波的死亡衍生出不少相關的關鍵詞詞組，也成為被審查的對象。好像「劉霞+軟禁」、「劉曉波+進食困難+出國治療」等詞組也會引發審查。

在劉曉波死亡之前，研究者發現在微信的群組聊天和朋友圈功能內都有過濾圖像的現象，但是在劉曉波死亡之後，圖像封鎖則擴延到一對一的聊天功能。所以，海外不少人互相傳遞的「空櫈」、「蠟燭」和劉曉波的照片都無法在大陸網上順暢流通。大規模的圖像審查應該是很難的，如何可以做到，實在使人驚訝及好奇。無論怎樣，從報告看來，不管是文字及圖像，只要管控者一聲令下，都可以被屏蔽，中國審查技術的發達由此可見一斑。

灌水式管控

以上是封閉式管制的極致表現，適用於特定事件、概念和人物。從中國社會宏觀層次來看，它只是眾多的管控辦法之一，跟其他各式各樣的管控辦法是互相配合和補充的。這裏無法逐一介紹其他管控的方法，只想提及一種相關的社交媒體管控措施。根據幾位哈佛大學教授的研究，大陸在社交媒體管控上主要不是採取屏蔽手段的，反而是冷淡對待批評的意見，集中利用「五毛黨」大量發布有利於建制的言論，談及多種不同的議題，從而冲淡、掩蓋原來的輿論，改變網民的視點和關注的焦點（註2）。這種管控方式的重點不在屏蔽，而是以偽裝的官意衝擊輿論的原生態，我們或可稱之為為灌水式管控。如前所述，封閉式管控及灌水式管控並不互相排斥，可以是並行協作的。

審查的力度和意志

互聯網興起初期，不少學者看到資訊科技的解放性，認為互聯網是不可能管制的，遲早會打破集權國家的封鎖。從劉曉波個案可以看出，互聯網的解放性是有條件性的，而目前的中國並不具備有關條件。相反，我們從個案可以看到，中共擁有非常發達的審查技術，「技術含金量」頗高，可以進行快速、大幅度、細緻的審查。從速度看，它是隨着事態變化而同步實行的。審查是全國性的，覆蓋的是全體國民。雖然有人可以翻牆打破信息封鎖，但是人數畢竟是極少數，而且他們的輻射力也很有限，不足為患。傳統的審查是意念的審查較多，現在的審查已經到了關鍵詞及其相關詞組的層次，其細緻程度是空前的。從組織層面看，中共的信息管控系統還是很有意志力和執行能力的。沒錯，中國社會的意識文化已經隨着改革開放而產生很大的鬆動和變化，不可同日而語；但是表現在政治意識形態和執政穩定問題上，其實變化不大，就算是社交媒體的意見交流都不曾放過。這樣說，中共的信息體制，以至社會體制是否就固若金湯，永不改變呢？證諸歷史，也不能這樣認定，因為社會變革牽涉到多種動因，不完全取決於一時信息控制的成敗。不過，那是另一個更大的問題，不是這裏可以議論了。

註1： M. Crete-Nishihata, J.Knockel, B.Miller, J.Ng, L.Ruan, L.Tsui and R. Xiong（2017）. Remembering Liu Xiaobo. https://citizenlab.ca/2017/07/analyzing-censorship-of-the-death-of-liu-xiaobo-on-wechat-and-weibo/

註2：G. King, J. Pan, and M. Roberts（2017）. How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abricates Social Media Posts for Strategic Distraction, not Engaged Argu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11:3:484-501.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榮休教授

馬嶽 - 七月十四的故事

星期日生活   2017年7月23日

【明報專訊】7月13日。

這是場事先張揚的命案。在中國綿綿不盡的文字獄中，這一定不是最後一宗的命案獲政府空前重視，想要法官黨委親友老細街坊都覺得，這個人不是政府害死的。

但舊理想舊記憶和赤子心都沒有跟他安葬。有說思念像一條河，大體撒到大海後，思念就永遠不滅了，除非海枯石爛。

撒到大海後，他就會像Joe Hill般永遠不死了。他們忘記殺死的人，從瀋陽到香港，當他們為自由民主走出來，為如病染的祖國奮起叫嚷時，他就會在他們旁邊。

7月14日。

185,727票，被DQ的票是叫特首的人的239倍。

應該很多人都會奇怪的在問：為什麼一個法官可以有這麼大的權力，一個人撤銷185,727人的投票結果，又有誰可以制衡他的權力？

有記者問這樣取消議員資格在外國有案例嗎？當然有，歷史上無數威權國家，用各種理由取締反對黨、用各種理由刑事檢控議員拉人封艇，反對派贏得議席後用各種方法輸打贏要，並不罕見。

但在民主憲制原則下，這倒是難以理解的。像愛爾蘭新芬黨人在選上英國國會議員後，由於拒絕宣誓效忠英王，多年來都沒有take office。英國的相關法例規定是沒有完成宣誓的議員不可以支薪、不可以參加議會辯論和投票，否則可以罰款或有其他刑罰，但並不會將新芬黨的議席褫奪然後拿出來補選，因為國會議席來自選民投票授權，只有選民可以把這授權拿走（例如下次大選）。民主制度下，主權在民，你法官有法律可判案，法律的來源是選民透過投票選出的議會，你法官公權力的來源也是人民授權，建基於選民選出的國會立的法，除非這選舉的議席是非法獲得，法院可以宣布選舉無效，否則沒有宣誓，最多代表這人不能履行議會中的議員職務，法院沒有權把這議席拿走重新選過。

現在的情况，是由一個非由民選產生的全國議會，在監誓人宣布宣誓合法有效後，將新的宣誓條件加在地方的部分民選議會和法院上，成為凌駕性的「憲法性文件」，然後透過法官將185,727人的投票意願DQ。用民主和法治的原則來判斷，可能都是「牛頭不搭馬嘴」地搞錯了。

梁愛詩之流倒是會說共產黨其實是代表13億人，13億人其實是185,727的幾千倍呀。也好，有本事你就讓13億人投一次票給我看看。共產黨上一次得到人民授權，應該是1949年的事了，和國民黨的「萬年國代」差不多。

7 月14日晚上。

陌生城市的雨，沒有停下來的感覺。

長毛在7月14日晚上的集會說，他有一個夢。其實大家都有。

人又似天天去等，夢想總不會近。人漸老，那希望，變做遺憾。

有人問：可以做些什麼？我也不知道what will work呀。

不要哭，哭只會讓豺狼笑。縱要狂歌當哭，也必須在痛定之後。

朱凱廸說，劉曉波應該也知道他爭取的東西很難「成功」，都不會有即時的果效，但他只要做歷史上正確的事。長毛說，228年前困在巴士底監獄的人，不會想到有人會打破監獄把他們救出來的。

社會運動政治運動，本來就是逆流而上，本來就是很難成功的。順勢而行、很容易成功而有很多着數的事情，建制派都會搶着比你做得更快了。

有理想敢去堅持的人，繼續抱緊自信爭取公義就是了。會不會成功要多久成功，大家都不會知道，但成功與否，本來就不是大家選擇做這些事情的理由呀。震駭一時的犧牲，不如深沉的靭性的戰鬥。不過我不相信夢是假的，我不相信死無報應。拖欠得愈久，就要償還更多的利息。

Joe Hill

I dreamed I saw Joe Hill last night
Alive as you or me
Says I, But Joe, you're ten years dead
I never died, says he
I never died, says he
In Salt Lake, Joe, says I to him
Him standing by my bed
They framed you on a murder charge
Says Joe, But I ain't dead
Says Joe, But I ain't dead
The copper bosses killed you, Joe
They shot you, Joe, says I
Takes more than guns to kill a man
Says Joe, I didn't die
Says Joe, I didn't die
And standing there as big as life
And smiling with his eyes
Joe says, What they forgot to kill
Went on to organize
Went on to organize
Joe Hill ain't dead, he says to me
Joe Hill ain't never died
Where working men are out on strike
Joe Hill is at their side
Joe Hill is at their side
From San Diego up to Maine
In every mine and mill
Where workers strike and organize
Says he, You'll find Joe Hill
Says he, You'll find Joe Hill
I dreamed I saw Joe Hill last night
Alive as you or me
Says I, But Joe, you're ten years dead
I never died, says he
I never died, says he

Joe Hill(1879-1915) ，著名美國工運組織者及歌手，於上世紀初以歌聲帶領工人對抗剝削，其後捲入一宗謀殺案，在被指不公義的審訊中被判罪成，多國一度介入，最終他仍逃不過處死命運，死後成為社會抗爭的標誌人物。

卓文 - 中國知識分子悲哀

夾心人   2017年7月17日

第一次接觸「文字獄」，應在小學讀清朝故事之時。記憶中老師指做法不對，但心底覺得沒什麼大不了。得罪皇帝被殺頭，是正常的事啊。年事漸長，書愈讀愈多，加上接觸世界文明，才明白文字獄之可怖，更是對知識分子一種踐踏。

人和野獸最大分別，是人類懂得思考。有思想，自然要表達意見。若只求滿足生理需要，或者不能發言，和禽獸及奴隸沒有分別。有幸身為知識分子，更有責任為國家為民族提供意見。不過在中國，這似乎是一種奢望。

中國有以言入罪傳統。參考《維基百科》，最早文字獄，可追溯至公元前春秋時代。為禍最烈的是，清朝康雍乾三代，文字獄個案超過160宗，牽連人數成千上萬。民國時代，情況好不了多少。因為言論（特別是支持共產黨）被迫害的不知凡幾。幸運的是，民國政府遷到台灣後，民主制度開始在九十年代落地生根，知識分子重新受到尊重。相反在大陸，進步無私執政黨，對文人壓迫變本加厲。自立國以來，先有「反右運動」，後有「文化大革命」，數以百萬計知識分子慘遭迫害。開放後曾有一段太平日子，近年隨着國勢興盛，反而重歸壓制傳統。劉曉波先生一介草民，只是行使憲法賦予的言論權利，便被囚禁至死，妻子還長期受到軟禁。這是一個什麼國家？

中國到處都充滿了野蠻的行徑，習近平又集軍政大權於一身，國際社會對此事未宣之於口，後世會如何評價。這樣對待劉先生，一方面引起公憤，另外對真正愛國之士，也是嚴重打擊。有志有節之士愈來愈少，剩下的只是唯利是圖、阿諛奉承之輩。今次代價太大，中國遲早要償還。

陳文敏 - 悼劉曉波

2017年7月19日

【明報文章】上星期是一段令人難過的日子。

劉曉波終於離開我們了。對他而言，多年的牢獄生涯終於可以解脫；對劉霞而言，多年的牽掛和身心的煎熬，心力交瘁，但前路會是怎樣？對世人而言，劉曉波給我們展示了一份崇高的人格和理想，他的離世，也給我們留下一連串的疑問！

劉曉波是中國目前唯一一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但為什麼一位和平獎得主臨終仍要背負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他做了什麼罪大惡極的事要得到這樣一個罪名？劉曉波的前半生從事教研工作，專注於美學和文學評論。六四事件爆發，他放棄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訪問學人計劃，毅然回國支持學生，並懇求學生撤離廣場，不要平白犧牲性命，他亦因此被判囚於秦城監獄兩年。其後他草擬《零八憲章》，提出保障在中國憲法下已受保障的權利，促請政府走向民主選舉，並建議以聯邦制和平解決台灣問題。他沒有質疑中央政府的權力，亦沒反對共產黨的領導，更加沒有鼓吹任何行為推翻現政權。他只是一介書生，一個憂時傷國的知識分子，為什麼這些書生言論會構成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怎煽動？怎樣顛覆？是否提出和當權者不同的意見就是煽動顛覆，知識分子憑良心說實話就是顛覆國家？

第二十三條立法，是否就是要訂立這種煽動顛覆分裂國家政權的罪名？過往三十年，中國在經濟發展方面取得巨大成果，習近平主席在回歸二十年時亦提醒港人要發展經濟，但為何發展經濟和尊重民主人權不能同時並重？將劉曉波囚禁十一年和發展經濟有什麼關係？發展經濟是否就要出賣靈魂、放棄人性和忘掉良知和尊嚴？

還有，劉霞又犯了什麼罪，要遭多年軟禁？她只是嫁了一個愛國的丈夫，便因此失去了人身自由。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為什麼她還是這樣懼怕——懼怕一個手無寸鐵的文弱書生、懼怕一個飽受煎熬的未亡人、懼怕一些真誠的言論？

請你告訴我，輕輕的告訴我，不要喧嘩！

余杰 - 永遠如樹站立的劉曉波

香港蘋果日報   2017年7月19日

在絕大多數中國人都選擇像草一樣生活，歪歪斜斜、一吹就倒的時代，劉曉波堅持像樹一樣筆直地站立，因而成為時代的標杆。從「六四」到「零八」再到「一七」，他飛蛾撲火，再飛蛾撲火，最終焚而不毀。

這個時代，不是靠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和習近平這些面目猙獰的「巨嬰」來定義，而是靠劉曉波這樣形容枯槁的先知來定義。若沒有劉曉波，這個時代的中國將宛如聖經中的索多瑪城那樣污穢不堪；而有了劉曉波，這個時代的中國暫時被上帝從毀滅的名單中刪掉，劉曉波為中國贏得了一段認罪悔改的緩衝時間──至於中國是否真的會認罪悔改，那就不是劉曉波的事情了。

活着，並且站立，似乎這是兩難的選擇。在這個彎曲悖謬的時代，活着就意味着駝背，活着就意味着下跪，活着就意味着閉目，活着就意味着塞聽。劉曉波卻選擇為那些六四死難的學生而活，他認為自己不配稱為死難者的老師，因為孩子們死去了，老師卻倖存下來，這是何其巨大的恥辱。失去恥辱感的知識界從此麻木不仁、與狼共舞，劉曉波卻懷着贖罪般的心態開始後半生矢志不渝的抗爭。有人將抗爭當作奪取權力或道德高地的手段，劉曉波卻將抗爭當作再平凡不過的職業和志業。

在北京的那些年裏，我和妻子有好幾次跟劉曉波、劉霞一起去郊遊。在警察如影隨形的監控中，我們總是能找到斑斑點點的光陰縫隙。每當劉曉波和劉霞看到荒郊野外的樹木，都會發出由衷的感嘆：多美！劉霞很喜歡畫樹，尤其是那種掙扎着要想騰飛的樹，從土地奔向天空的樹。而劉曉波喜歡欣賞劉霞畫的每一幅樹，到了愛不釋手的地步。

有一次我們去他們家作客，在狹小的客廳裏面，劉曉波滿頭大汗地將劉霞的畫一幅幅搬出來向我們展示。平日豪爽如女俠的劉霞，那一次略帶羞澀地對曉波說：「又不是你的畫，幹嗎那麽顯擺？」而聽到我們讚美劉霞的畫，曉波比聽到我們對他的文章的讚美還要開心，像孩子一樣琅琅地笑了。

2014年，劉霞的哥哥到美國來找我。我問他，在長期軟禁中的劉霞有甚麽需要，他說，劉霞特別叮囑，希望為她拍攝一些美國的樹木。作為畫家的劉霞，長期以來失去了外出寫生的自由，只能根據照片畫畫。

我帶着劉霞的哥哥去了美東最大的國家公園仙來多，在美不勝收的藍嶺驅車並徒步數小時之久，拍攝到了很多高聳入雲的大樹。在這個自由的國度，不僅人自由，連樹也如此自由，不會有龔自珍《病梅館記》中寫到的那種「病梅」。劉曉波是美國的熱愛者，若他能在這座森林裏面健步如飛，如果他能在這些高聳入雲的大樹下歌唱，那將多麽幸福。

不知道劉霞後來有沒有根據這些照片畫出新的作品，不知道劉霞有沒有機會將她新畫的樹拍成照片帶給獄中的曉波看？

余杰
旅美作家

練乙錚 - 文革結束40年被禁閉致死，於中國

氣短集   香港蘋果日報   2017年7月19日

文學不會革命，但革命往往造就文學，尤其如果千萬仁人志士心中的希望最後竟變成暴政。1940年，匈牙利猶太裔作家、前德共黨員、西班牙內戰中的共和派庫斯勒（Arthur Koestler）一馬當先發表了共運批判文學中的第一部極品《正午無光》。故事發生在蘇聯史達林清黨的那幾年裏，主角是最高領導人的黨內頭號政敵，場景按出現次序分別是囚禁政治犯絕密監獄裏的臭格、盤問室、走廊、地窖行刑間。

走廊非常重要；主角最後一次被押着通過的時候，兩旁臭格裏的所有犯人整齊莊重地一下一下敲打鐵閘替他送行。

太陽失光如同黑夜

原書是德文，書名只一個字：Sonnenfinsternis，日蝕。讀畢全書，你會發覺光明一點滴也沒有，是日全蝕。英譯本的書名是Darkness At Noon，一說出自雨果的一本批評拿破侖三世的小冊子，指的是《聖經》所記耶穌受難被釘在十字架上臨終時出現正午太陽失光如同黑夜的景象（Il fait nuit en plein midi）。

主角被疲勞審訊，目的是要他承認自己是反領袖反祖國反人民的蓄意反革命。負責審訊他的人有兩個，一個是老幹部，另一個是「新人類」（原書用Neandertaler，舊石器時代人）；這個反差，在首章裏主角回憶被兩個秘密警察逮捕時也出現過，隱喻蘇維埃共產政權之下的文明倒退。筆者這輩人當中跟中共打過交道的，多少也會覺得本地老愛國與新人類（如《環時》派、愛字幫）之間亦有此差別。（註一）

反革命之為蓄意，在共產黨政治罪名排序上非常重要；次一等的罪名是「客觀上的反革命」，即無惡意卻做了壞事，蘇維埃刑法不判死刑。不過，審訊不是要犯人認罪（因為那就算不是事先定了，也可事後揑造），而是要從供詞裏找到足夠材料編造「蓄意」的證據。百度百科劉曉波條指他「以『貴族犯人』自居，關在牢裏也有美國人支付的年薪2.3萬美元」，那當然是蓄意裏通外國的罪證之一。

如此罪名，的確足以令曉波「死有餘辜」，所以北京對付他，比北韓對付美國學生Otto Warmbier更殘暴──後者成了植物人，最後也獲准出境就醫，但曉波有知有覺卻沒有這個自由；這種愈見殘酷的折磨手段，無疑一直以來都是掛在他頭上的催命符。Warmbier好端端給弄得失去知覺，北韓無疑做了手腳；曉波2008年失去人身自由，09年被判入獄，至今八年前後判若兩人，不僅外表老化嚴重，還得了肝癌，急促惡化，算責任完全可以算到中共頭上。

囚犯與肝癌

這不是政治判斷而是有醫學證據做基礎的指控。最新研究一致顯示，監獄人口中的癌症發病率和癌症死亡率都比平常人口高，其中尤以男性肝癌的數字特別嚴重，比正常人口中的數字高出好幾倍。下面簡單介紹加國安省2000-2012年期間做的一項大數據追蹤研究。（註二）

這項研究比較的是安省內2000年入獄的全部49,470名新囚到2012年終期間的年均癌症發病率和癌症死亡率，以及2006年（即2000-2012年期間的中間年份）整個省內人口的癌症發病率和癌症死亡率，得出標化發病比（standardized incidence ratio，SIR）和標化死亡比（SDR）。由於數據充份，可以算出合乎統計技術要求的分男女、分七種不同部位發生的癌症的SIR和SDR。

【體例：圖一，女性肺癌SIR=2.5，即表示數據內的女性在囚人士在2000-2012年期間肺癌新發病率是全省女性人口2006年間肺癌新發病率的2.5倍。SIR=1的話，即表示在囚與否沒有分別。注意橫座標顯示的倍數，不是用普通整數而是用對數做單位（logarithmic scale），所以第一大格是0.1到1倍，第二大格已是1到10倍。又：藍色代表男性，紅色代表女性。】

圖一、二分別是該項研究中各種癌症的SIR和SDR。可以看出，對男性而言，入獄成囚對肝癌的發病率和死亡率影響最大。圖一顯示男性肝癌SIR是3.5；圖二顯示男性肝癌SDR也是3.5。

政治犯與肝癌

由此結果推論，如果曉波入獄12年，他的肝癌發病或然率比一般人提高3.5倍，他的患癌死亡或然率也比一般人提高3.5倍。實際上可能更糟糕。在囚人士的癌症SIR和SDR偏高，很大程度是在囚期間的精神壓力導致的。（註三）由於曉波是政治犯，所受到的精神壓力比非政治犯要大得多（加拿大無政治犯），所以曉波的兩個或然率都會遠超一般人而不止3.5倍。事實上，不必12年，他已經到了肝癌的末期。鮑樸先生指中共謀殺曉波，如果指慢性謀殺，那一定對。

政權的維護者會狂嗆：他死有餘辜！正常人可不能同意這種蘇維埃/納粹/法利賽人的政治瘋癲。曉波因言獲罪，以文明人標準看，他完全無辜。中共強行把他逮捕、起訴、判刑，正式罪名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卻除了指出他發表過一系列違反官意的言論之外，始終沒法證明他有甚麼顛覆國家政權的行動，於是只得偷換概念，把他發表言論之舉說成是「行為」，「超出言論自由的範疇，構成犯罪」。

那麼，中共講的言論自由到底指甚麼呢？我們拿曉波的判決書看看就清楚：「被告人劉曉波……利用互聯網傳遞信息快、傳播範圍廣、社會影響大、公眾關注度高的特點，採用撰寫並在互聯網上發佈文章的方式，誹謗並煽動他人推翻我國國家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其行為已構成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且犯罪時間長、主觀惡性大，發佈的文章被廣為鏈接、裝載、瀏覽，影響惡劣，屬罪行重大的犯罪分子，依法應予從嚴懲處。」

試問，這些「行為」，哪一條在文明社會裏是構成犯罪的呢？問題很清楚，曉波文章影響大，共產黨吃不消，所以他有罪。換句話說，如果一個人講話，要麼是共產黨中聽的，要麼是廢話，或者只講幾句就乖乖收聲，一點影響力都沒有，那他在中國就有充份的言論「自由」。

文革回頭路：行穩致遠

文革發生的時候，文化部長陸定一與當時的極左派周揚起草了一份文件，首次提出搞「文化大革命」。文革真正展開後，他卻先被劉少奇鬥倒，後又給毛定性為「階級異己分子、反黨分子、內奸嫌疑」，永遠開除黨籍。1996年他臨死，最後一句遺言是「要讓人民講話」。

改革開放的確有新意，人民的自由多了，但過去十年中共已經走了很多回頭路，以言入罪的情況又變得平常，封鎖人民思想的動作如嚴禁互聯網「翻牆」等，已經不是新聞。

中共當年搞文革，人民是糊裏糊塗給拉下水、捲進去的，但這一次它在政治及思想方面走回頭路，的確得到不少大陸人民乃至海外華人包括在西方受教育的高級知識分子和商人的大力支持。如此，再加上三十年來大陸經濟可觀的增長所提供予政權的合法性，走這條回頭路比起毛時代的那條，更能「行穩致遠」。

這個趨勢，大陸的民主派異見人士不可能不清楚感覺到，所以才有曉波對「中國」乃至「中國人」的柏楊式的批判與揚棄：「我絕不認為中國的落伍是幾個昏君造成的，而是每個人造成的，因為制度是人創造的，中國的所有悲劇，都是中國人自編自導自演和自我欣賞的，這可能與人種有關。」

斷腸回首處　淚偷零

百度百科更拿曉波的另一些晦氣話上綱上線：「劉曉波恥於做中國人，他認為自己最大的悲哀是外語不過關，『如果可以過關，中國會和我根本沒有關係』。」「他還曾多次公開為台獨、藏獨搖旗吶喊，甚至提出要把中國分裂成十八塊。」愛國人最後落得如此決絕，令人想起納蘭性德名句：「人到情多情轉薄，而今真個悔多情，又到斷腸回首處，淚偷零。」

1977年8月，華國鋒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宣佈文革「結束」，這剛好是40年前的事。今年，曉波用他的生命寫下了《正午無光》中國版。當他從通道走過的時候，當會有不少像筆者這樣的政治共犯替他送行，敲打鐵閘。

（註一）反思共產主義運動的批判文學巨著還有兩本：巴斯特納克的《齊瓦哥醫生》（1957），蘇仁尼津的《癌病間》（1968）；前者也有顯著的「老幹部」與「新人類」的對比。這兩本小說的出版日期都比《正午無光》晚。

（註二）論文可在美國國家生物科技資訊中心（NCBI）網站下載：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5321272/ 。

（註三）論文網址：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3037818/ 。

鄭美姿 - 中國人的害怕

2017年7月15日

【明報文章】七年前一個冬日的下午，在挪威奧斯陸巿政廳，正舉行諾貝爾和平獎的頒獎禮。典禮開始，不是鑼鼓張揚，而是一把女聲唱道：「冬天不久留，春天也要離開，春天要離開。」這首歌叫Solveig's Song，由劇作家易卜生填詞，是一首挪威的百年老歌。歌詞最後兩句，這樣完結：「你回來之前，我也一直獨自等待；就算你到了天上浮雲處，我也會前去相見。」

那是為劉曉波而舉行的頒獎禮，歌聲在十二月飄雪的北歐天空縈繞；而當刻劉曉波正於遼寧錦州，地址為南山里八十六號的一座監獄裏服刑；他的太太劉霞，則因丈夫獲獎，而在北京的家中遭軟禁，與外界聯繫全失。

劉曉波是有史以來，第一位中國人得到諾貝爾和平獎；但他因言入罪，不能出席領獎。這變成一場沒有得獎者的頒獎禮，台下有觀眾，台上只有大會為劉曉波準備的一張空櫈。諾貝爾委員會想邀請華裔小提琴家張萬鈞，在典禮上為劉曉波奏樂。張萬鈞在美國波士頓出生，他獲邀後沒有立即答應，因為害怕。是的，張萬鈞根本是美國人了，但他仍然害怕，當時他這樣說：「我需要多一些時間考慮，確保不會遭到報復……我在中國還有親戚，我問父親，他希望我不要去。」

除了張萬鈞，大會還向一隊中國兒童合唱團作出邀請，讓他們親臨挪威的現場表演；事緣劉曉波曾說過，他喜歡孩子的歌聲。但最後合唱團拒絕了，因為那些孩子的父母害怕，他們害怕一旦出國了，將不能回家。最後大會改由挪威的兒童合唱團表演，他們喜樂地唱了一首自己國家的民歌，臉上沒有懼怕。

紀思道 - 劉曉波，我們想念你

紐約時報   2017年7月14日

我們這個時代的曼德拉已死，在遭受了中國當局幾十年駭人聽聞的虐待之後，劉曉波至少現在找到了安寧。

享年61歲的劉曉波，是自納粹時代以來，第一位在羈押中去世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他的死是對中國殘酷對待一位現代偉人的指控。

就連在劉曉波罹患晚期癌症、頻臨死亡之際，中國仍拒絕讓他出國接受可能挽救他生命的治療。中國當局在沒有得到他同意的情況下，給垂死的劉曉波拍下影片，製作描述給他仁慈待遇的虛假宣傳片，這種做法愚不可及、令人作嘔。

在接下來的幾週裡，中國可能會試圖把劉曉波的遺體處理掉，而且是以不讓他的墳墓成為民主朝聖地的方式。當局無疑會企圖恐嚇、威脅劉曉波勇敢的遺孀劉霞，也許為了不讓她說話，會無限期地將她軟禁。

西方領導人會為她說話嗎？我認為恐怕不會，他們不會用比此前為劉曉波本人發聲更強有力的聲音為劉霞說話。

如果說，劉曉波死的方式是對中國壓迫的控訴，他的死同時也突顯了西方領導人的懦弱，他們太過膽怯，沒有用任何有意義的方式來提出劉曉波的情況。川普總統在二十國集團首腦會議的間隙，在漢堡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見了面，但川普根本沒有提劉曉波的名字。慚愧呀，所有人。

劉曉波死得有尊嚴、死得光榮，他恪守了自己的原則。其他所有人，差了點勁。

有朝一日，在民主降臨中國後，天安門廣場上將有一個劉曉波的紀念碑。但在一個自由的中國裡，永遠不會有習近平的紀念碑，他在執政期間主持了對異見的嚴厲打壓，大大地減少了中國的自由度。

下面是讓那些不認識劉曉波的人略微了解一下他：

1. 他是一位出色的教員，1989年春，他正在哥倫比亞大學當訪問學者，過得相當安逸。但在天安門的學生民主抗議活動開始的時候，他迅速回到國內，以對示威者表示支持。當軍隊在1989年6月3至4日的夜間向抗議者開火時，他原本可以逃離，但卻留下來與軍方協商，為仍在天安門廣場中心的學生安排了一個安全離開的通道。在1990年代，他原本可以移居西方，但為了在自己的國家裡為自由而奮鬥，他沒有走。

2. 他還有一個偉大的愛情故事，中國政府為了向他施壓，兇殘地對待他的妻子劉霞。劉霞在情感上已經很脆弱，雖然她從來沒有被控犯有任何罪行，但她被置於軟禁之中。中國政府知道劉曉波永遠不會屈服，所以政府故意讓他的妻子遭受巨大的隔離之苦，以此向劉曉波施壓。然而，這對夫婦堅​​持了下來，他曾用優美的語言向她致意：「你的愛，就是超越高牆、穿透鐵窗的陽光，撫摸我的每寸皮膚，溫暖我的每個細胞，讓我始終保有內心的平和、坦蕩與明亮，讓獄中的每分鐘都充滿意義。」

3. 異見者往往是不近情理的人，因為挑戰一個高壓國家有失去一切的風險，需要一種特殊的性格。劉曉波在職業生涯之初也不近情理，曾是一個少年得志、不可一世的學者，但在職業生涯的過程中，逐步變得溫和、明智。他用以呼籲民主的《零八憲章》，就是這種明智的範例，他時常讚揚自己的辦案者的專業精神，以明確地表示他並不厭惡他們——這正是我將他比作曼德拉的一個原因。

4. 習近平是否對劉曉波的死負有責任目前還不清楚，但很可能情況確實如此。雖然劉曉波死於肝癌，並曾患有肝炎（這是肝癌的一個危險因素），但中國監獄的醫療條件是臭名昭着地差，監獄當局常常拒絕為異見者提供醫療照顧，作為向其施加壓力的一種方式。在我看來，很有可能如果他沒有被監禁的話，劉曉波的癌症會在能夠進行治療的時候、更早地被發現。

5. 劉曉波在羈押中死亡，也為人們看到習近平讓中國倒退了多遠提供了一個窗口。在20世紀90年代及21世紀的部分時間裡，劉曉波曾有過自由，能為海外刊物和互聯網刊物寫文章。（我最後一次和他通話是在2008年他被捕前不久，我在電話裡報了自己的名字之後，國安人員就把電話掐斷了）。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比20年前的中國更不自由了。幾天前，我曾給劉曉波寫過一封公開信，將他描述為也許是我最敬佩的人，我真希望他看到了那封信——但我相信當局不允許他那樣做。

6. 大多數中國人從未聽說過劉曉波，因為國家宣傳機器禁止關於他的討論。於是就出現了這個矛盾的現象：因其在中國從事的工作而贏得諾貝爾獎的首位中國人去世了，但在他自己的土地上卻沒有多少哀悼他的人。但是，對我們這些在過去幾十年中關心其無比重要和勇敢無畏的工作的人來說，有一種太多的空虛和悲傷感，主要不是為劉曉波本人感到悲傷，因為他現在已不再受迫害，而是為中國的大倒退感到悲傷，為世界領導人在一位現代偉人遭受野蠻對待時表現的膽怯感到悲傷。我們能夠從劉曉波的勇氣、正派和遠見卓識上學到很多東西，我也期待著有朝一日可以在天安門廣場上在他的紀念碑前獻花。

劉曉波病逝：自由的探路者，專制主義的囚徒

紐約時報   儲百亮

2017年7月13日

 

北京——中國民主人士劉曉波於本週四逝世，享年61歲。劉曉波是一位離經叛道的知識分子。1989年學生運動中，他曾守在天安門廣場，軍隊逼近之際，救護了現場的抗議者。因為起草並傳播一份呼喚民主的宣言，他被判處11年有期徒刑。2010年，劉曉波在獄中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劉曉波是因肝癌離世。中國政府於6月末才披露這個診斷，那時他的病情已經基本醫治無望。從官方的角度來說，劉曉波獲得了保外就醫。但即便是住進東北一家醫院、面臨死亡的時候，劉曉波仍被禁言，始終有人看押。他幾十年來與這個專制政權的牢籠鬥爭，臨死時仍然是它的囚徒。

劉曉波的妻子劉霞一直被警方軟禁，並處於嚴密監視之下。警方不允許她就丈夫的死和遲到的癌症治療發表言論。

劉曉波危及生命的病情被公開時，劉霞在一段對朋友的簡短的視頻中這樣描述他的情況：“不能手術、不能放療、不能化療。”這段視頻迅速在網上傳播開來。

劉曉波的病況引起了朋友、中國人權活動人士以及國際團體的廣泛同情。在他們看來，劉曉波是一名無畏的和平民主改革倡導者。他是1935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1938年在監獄醫院中死亡的德國和平主義者、納粹的敵人卡爾．馮．奧西茨基(Carl von Ossietzky)——以來，第一位在國家監控下死亡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人們對他病情的反應說明了他受到了多大的尊重，”現居洛杉磯、一名認識劉曉波的前北京文學教授崔衛平說。“各界人士——朋友、陌生人、年輕人——在聽說有癌症晚期患者被關押至死，都相當憤怒。”

劉曉波最後一次被捕是在2008年，在他參與起草《零八憲章》之後。那是一份呼籲民主、法治以及結束審查制度的大膽的請願書。

一年後，北京一座法院審理了劉曉波的案子，並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對其判刑。判決書引用了《零八憲章》和劉曉波批評、戲謔中國政府的文章。面對沉重的判決，劉曉波回以一個對中國未來的警告。

“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劉曉波在一項為審判而準備的陳述中寫道：“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煽動起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毀掉一個社會的寬容和人性，阻礙一個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進程。”

受審當時，劉曉波已是中國最出名的異見者。在2010年獲得諾貝爾獎之後，他變得更加出名。當時他被關在中國東北獄中。挪威諾貝爾獎委員會表彰他是“中國人權鬥爭最突出的象徵人物。”

劉曉波無法親自領獎，在頒獎典禮上，本該屬於他的位置擺放著一張空椅子。他為審判而準備、卻未被准許宣讀的法庭陳述，被人代為朗讀，作為他的諾貝爾演講。

“無論是在精神還是肉體上，曉波都與中國及其命運緊緊相連，”劉曉波去世前，澳大利亞漢學家、他的好友白傑明(Geremie R. Barmé)在一篇頌詞中這樣寫道。“到頭來，他的言論與行動可能為他贏得了諾貝爾獎，但是在一個專制的體制裏，在一個1989年以來不過是在殘酷與無情之間擺動的體制裏，那些言論與行動已經註定了他的命運。”

劉曉波對抗爭和監禁毫不陌生。1955年12月28日，他在中國東北的吉林省出生。他的父親是一名忠於共產黨的大學教授，他卻一生頑強執拗地與專制主義抗爭。

“即使在異見者中間，他也是一名異見者，”劉曉波的友人余傑說道。他曾為劉曉波寫過一部傳記。余傑現居美國。

他還說道："劉曉波願意作自我批評，反省自己的所作所為。就連許多民主運動中的活動人士，也做不到這一點。”

餘傑回憶了大約在1999年，他第一次與劉曉波通電話的情景：“他說，‘我已經讀過你的書了，有很多地方我不同意，’他批評了我大約半個小時。”

20世紀80年代，劉曉波在北京作為一個嚴厲的文學評論家出了名，被人稱為“黑馬”。知識界的一致順從讓他深惡痛絕，哪怕是以改革的名義。當時，鄧小平拒絕進行與經濟自由化匹配的政治改革，他漸漸將重心轉向政治問題。

1989年，在北京的學生佔領天安門廣場、要求民主改革並結束政黨腐敗時，他是哥倫比亞大學的訪問學者。他回到北京支持抗議者。後來，他將該時間點描述為一個“轉折點”——讓他結束學術生涯，不可逆轉地走上了政治反抗的人生道路。

劉曉波對學生展現了無保留的同情。他最終敦促他們離開天安門廣場，回到校園。越來越多跡象表明，共產黨領導層將動用武力結束抗議活動；這時，劉曉波和他的三個朋友（包括歌手侯德健）在廣場上一邊絕食聲援學生，一邊勸導他們撤離。

“如果我們沒有加入廣場上的學生並且面對同樣的危險，我們就沒有資格發言，”侯德健引述了劉曉波的話。

當軍隊進來時，在通向天安門廣場的路上，有成百上千示威者死在槍彈下和混亂中。但如果沒有劉曉波和他的朋友，流血事件的後果可能更加慘重。6月3日夜晚，當坦克、裝甲車以及解放軍官兵朝天安門方向推進合圍時，劉曉波和他的朋友們也守在廣場。

劉曉波和他的朋友與逼近的軍隊協商，要求為留在廣場的示威者開放一條安全的通道以便他們撤離，並說服驚慌的學生離開，避免衝突。

“你們的心情我理解。但是你們想過沒有，這槍一響，天安門廣場將血流成河？”根據劉曉波撰寫的有關1989年的回憶錄，他當時在天安門廣場上這樣說。

“如果他沒有在現場，我相信會有人死在廣場上。那是他的和平主義行動，”6月3日那晚同劉曉波留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友人劉蘇裏表示。“曉波有一種從未消失的英雄主義情結。”

軍方鎮壓動亂之後不久，劉曉波因支持抗議而被捕，在獄中度過了21個月。他失去了大學講師的工作、著作被禁，共產黨把他貼上煽動民運的“黑手”的標簽。他隨後支持包括入侵伊拉克在內的美國政府政策的行為也招來鄙視。

但他沒有為此屈服。1996年，因為呼籲釋放因參與示威而仍被囚禁的人士，劉曉波被判處勞教三年。

劉曉波不是《零八憲章》的發起人，但他後來參與了公開發佈這份聲明之前的準備，並且讓它能被盡可能多的人所接受。他還在北京挨家挨戶地敲門，動員知名人物簽字。

這一請願書一開始吸引了303人簽字，其中包括劉曉波動員的許多中國著名作家、學者、律師和卸任官員。截至2009年5月，簽字人數已達8600多人，包括海外支持者。

“他能兼顧體制內外的人，”劉曉波的朋友、同樣也簽署了《零八憲章》的崔衛平說： “他還把來自不同世代的反對派運動聯繫起來。我不認為除了劉曉波還有人可以做到這一點。”

劉曉波和大多數其他簽署者對可能受到嚴懲的風險不以為然。但他的妻子劉霞擔心政府會嚴加報復。在劉曉波的審判陳述中，他感謝劉霞的“無私的愛”。

“即使我被碾成粉末，我也會用灰燼擁抱你，”他寫道：“親愛的，有你的愛，我就會坦然面對即將到來的審判，無悔於自己的選擇，樂觀地期待著明天。”

儲百亮(Chris Buckley)是《紐約時報》駐京記者。

陳文敏 - 以言入罪的悲劇

2017年7月12日

【明報文章】1998年10月，中國簽署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儘管至今中國仍未批核確認公約的生效，但簽署了公約已意味着中國原則上接受公約的內容。公約開宗明義指出，尊重個人尊嚴和平等是自由、公義及和平的基石，進而確認和保障每個人的基本權利。1982年的中國憲法，亦明確列出保障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和選舉的權利。

劉曉波因草擬《零八憲章》而被判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成，入獄11年，在差不多服刑期滿才獲准保外就醫。10年前他還是個滿腔熱血的中年書生，10年後他已是臉容憔悴、在死亡邊緣掙扎的末期肝癌病人。天地悠悠，究竟劉曉波犯了什麼錯要遭到如斯對待？

《零八憲章》就自由、人權、平等、公義、民主和憲政提出19項主張，這些主張大約可以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重申對人權的保障，包括人身自由，不受非法逮捕、拘禁或審問，廢除勞動教養制度，保障公民的自由遷徙權，結社自由，和平集會、言論、出版和學術自由，宗教和信仰自由，實行政教分家。憲章亦倡議保障財產權、改革財稅、建立社會保障體制，保護生態環境和提倡可持續發展。這些主張，無異於中國憲法內對人權的保障，亦和國際人權公約的規定相符。

憲章另一部分提出憲制改革，包括構建分權制衡的現代政府，防止行政權力過分擴張，保障司法獨立，實現軍隊國家化，警察和公務員保持政治中立，全面推行民主選舉制度。最後，也最具爭議性的，乃是通過平等談判和合作尋求海峽兩岸和解方案，在民主憲政的架構下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

聯邦共和其實並非新意，早在多年前已有人提出，甚至在中英前途談判時亦有人提出這個概念。可惜，這個主張令劉曉波賠上性命。一紙文章，竟然可以構成顛覆分裂國家政權罪，這個國家何時變得如此脆弱？

最近又有不少關於23條立法的言論，23條真正的問題其實並非關於國家安全，因為這早已有足夠法律保障，而是我們是否需要一些以言入罪的罪行。劉曉波是今天中國的悲劇，我們還要多少個劉曉波，才可以容納一些卑微的不同聲音？

劉曉波寫給廖亦武的一封信

2000年1月13日   來源：廖亦武臉書

親愛的鬍子或禿頭：

夜以繼日地讀你的《證詞》，劉霞讀得快，我讀得慢。一目十行與逐字領會之間，你應該知道哪頭更熱吧。以後你再豬腦子，也該知道對誰應該坦蕩，對誰應該曖昧了吧。

與你四年的牢獄相比，我的三次坐牢都稱不上真正的災難，第一次在秦城是單人牢房，除了一個人有時感到死寂外，生活上要比你好多了。第二次8個月在香山腳下的一個大院中，就更是特殊待遇了，除了沒有自由，其它什麼都有。第三次在大連教養院，也是獨處一地。我這個監獄中的貴族無法面對你所遭受的一切，甚至都不敢聲稱自己三進三出地坐過牢。其實，在我們這個非人的地方，想有尊嚴只剩反抗一途，所以坐牢只是人的尊嚴的必不可少的部分，沒有什麼可炫耀的。怕的不是坐牢，而是坐過牢之後，自以為可以向社會討還血債，號令天下。

我一直知道「六．四」後有太多的被捕者判得比我這樣的風雲人物重，獄中的條件之惡劣，非常人所能想像。但在沒有看到你的《證詞》之前，這只是一種感覺而已。《證詞》才使我能夠真實地觸摸到「六．四」悲劇的真正受難者的心跳。我的羞愧是無法形諸於文字的，所以，在我的後半生，只能為亡靈，為那些無名的受難者活著。什麼都可以過去，但無辜者的血淚是我心中永遠的石頭。沉重，冰涼，有尖利的棱角。

《安魂》是一首真正的詩，比《大屠殺》還好。

與其它共產黑幕中的人物相比，我們都稱不上真正的硬漢子。這麼多年的大悲劇，我們仍然沒有一個道義巨人，類似哈維爾。為了所有人都有自私的權利，必須有一個道義巨人無私地犧牲。為了爭取到一個「消極自由」（不受權力的任意強制），必須有一種積極抗爭的意志。歷史沒有必然，一個殉難者的出現就會徹底改變一個民族的靈魂，提升人的精神品質。甘地是偶然，哈維爾是偶然，二千年前那個生於馬槽的農家孩子更是偶然。人的提升就是靠這些偶然誕生的個人完成的。不能指望大眾的集體良知，只能依靠偉大的個人良知凝聚起懦弱的大眾。特別是我們這個民族，更需要道義巨人，典範的感召力是無窮的，一個符號可以喚起太多的道義資源。例如方勵之能走出美國大使館，或趙紫陽能夠在下臺後仍然主動抗爭，或北島不出國。「六．四」以後的沉寂與遺忘，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們沒有一個挺身而出的道義巨人。

人的善良和堅韌是可以想像的，但人的邪惡與懦弱是無法想像的，每當大悲劇發生之時，我都被人的邪惡與懦弱所震驚。反而對善良與堅韌的缺乏平靜待之。文字之所以有美，就是為了在一片黑暗中讓真實閃光，美是真實的凝聚點。而喧囂、華麗只會遮蔽真實。與這個聰明的世界相比，你和我就算愚人了，只配像古老的歐洲那樣，坐上「愚人船」，在茫茫大海上漂泊，最先碰到的陸地就是家園了。我們是靠生命中僅存的心痛的感覺才活著，心痛是一種最盲目也是最清醒的狀態。它盲目，就是在所有人都麻木時，它仍然不識時務地喊痛；它清醒，就是在所有人都失憶時，它記住那把泣血的刀。我曾有一首寫給劉霞的詩：「一隻螞蟻的哭泣留住了你的腳步。」

我沒見過你的姐姐飛飛，她該是一個怎樣的女人，你的筆使我愛上了她。與亡靈或失敗者共舞，才是生命之舞。如果可能，你去掃墓時，代我獻上一束花。

曉波於公元二千年一月十三日

李怡 - 祈願

世道人生   香港蘋果日報   2017年7月10日

劉曉波留診的瀋陽醫院通報稱，「美國和德國專家提出患者希望出國治療，中國專家提出：『患者轉運過程不安全，你們還有甚麼治療辦法可以做得更好？』美德專家回答：『我們也沒有更好的辦法了，你們已經做得非常好。』」。

這是中共為劉曉波做的最後一場戲，請來美德專家並由他們說出沒有更好辦法，院方又以「患者轉運不安全」為理由，拒絕劉曉波出國治療。

劉已命懸一線，他的所謂「保外就醫」仍然被當局嚴密監控，家人被監視。從種種情況來看，院方所謂「轉運不安全」，只是當局指令下的藉口，真正原因是不許劉曉波帶同劉霞出國。劉曉波在國外或許「也沒有更好的辦法」治癒，但劉霞會因獲自由而把多年來無端受軟禁及當局對劉曉波、對她、對她弟弟的所有卑鄙惡行公之於世。

在所有的大陸持不同意見之中，劉曉波最「愛國」、最溫和，甚而是最能夠體諒專制政權。1889年他還在美國當訪問學者，因民運而中斷回國。六四前，他作為四君子之一，與戒嚴部隊談判，說服部隊讓數以千計的學生撤離。

1993年1月，劉曉波應邀訪澳大利亞和美國，期間就「八九民運」進行批判性反省，引起海內外異議人士爭議。到5月，他謝絕海外一些朋友留下避難的建議，又返回中國。

2008年，劉曉波因起草《零八憲章》被捕，並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11年。罪名是「煽動」，意味只是言論而沒有行動。而劉的言論，即《零八憲章》的主旨，只是要求中共政權按照自己所定的憲法，給予人民應有權利而已。在法庭上，他也以「我沒有敵人，我沒有仇恨」表示對專制政權的寬容。也因此，海外的中國異議人士對他嚴詞批評，甚而反對向他頒發諾貝爾和平獎。

這就是一個和平的、理性的、非暴力甚而非行動的，只在憲政範圍內議政的知識分子，在極權政治下的遭遇。更禍延妻子遭長期軟禁，妻弟劉暉被誣告判刑。

當掌權者要香港人學習憲法、《基本法》時，劉曉波要求當局尊重憲法有何啟示？

在對生存已經絕望的時刻，劉曉波知道留在中國已經沒有意義了，他瀕危的唯一希望，就是能夠讓受累的妻子恢復自由，而留在「祖國」這是沒有希望的。但即使這卑微的要求，也被一個假借的理由拒絕了。

這幾天，大陸網頁有人放上《魔戒》的主題曲、Enya的《祈願》（May it be），我也一面重聽一面嘆息，以下是歌詞的中文：

祈願有一顆夜晚的明星/照耀着你/祈願當黑暗降臨之際/你的心將會真切/你行走在孤獨之路上/哦！你離家鄉多麼遙遠啊/黑暗已經來臨/堅定信念，你會找到屬於你的道路/黑暗已經降臨/一個諾言現在與你同在/祈願陰影的召喚/終將煙消雲散/祈願你的旅途/通向那光明的明天/當那黑夜被征服之時/你將起身看見那耀眼的太陽/黑暗已經來臨……

歌詞的「你」，不是曉波，他將遠行。而是我，和你，和他，和我們。

楊秀卓 - 消失的天、地、人

藝術初體驗   星期日生活   2017年6月4日

【明報專訊】中國共產黨的管治模式有一個特色，凡對某些人或物看不順眼的話，就要他們消失於眼前，包括同路人，例如劉少奇、彭德懷、賀龍等，這些人物被鬥至身故，當中從沒灰色地帶。

1958年3月，毛澤東發起一場全國性「滅麻雀行動」，因為毛認定麻雀吃掉太多穀物，影響農作物生產，於是動員全中國人民打麻雀。根據一份報章報道，第一天，僅是上海一地就「估計」有194,432隻（多麼精準！）被殺死。過了一段日子，相信有數以百萬計麻雀死去。這行動嚴重破壞食物鏈，在沒有天敵下，蝗蟲和蚱蜢大量繁殖，吃掉大量農作物，導致覆蓋廣泛的饑荒。後來，毛下令取消滅雀行動，最後更要向前蘇聯進口麻雀！

血腥歷史被埋葬 「天下太平」

1989年，數以十萬計20歲出頭的青年人佔領了天安門廣場，以和平、理性、非暴力方式爭取民主改革，堅持了個多月仍不肯撤退。鄧小平一聲令下，連催淚彈都不用，直接出動坦克車真槍實彈血腥清場。之後，整段屠城歷史被淡化為一場風波，書報不准寫，課堂不准提，這一場中國近代史上可歌可泣的民主運動被滅聲、被埋葬。2012年我到當時的香港教育學院客串教兩堂課，當中幾名來自大陸20餘歲的碩士生，居然從未聽過八九六四暴力鎮壓學生這段歷史。其他人物如方勵之、劉賓雁、王丹和王希哲，全部「出國就醫」，永遠不能再踏足中國領土。總之，歷史「被消失」，民運人士「被出國」，眼不見為乾淨，從此中國變得「天下太平」。

解決維權者即解決問題

2008年，三鹿集團生產三聚氰胺毒奶粉，受害嬰孩家長趙連海聯同其他「結石孩子」的家人，進行合法的維權訴訟。趙鍥而不捨，持續兩年多四處奔波要討回公道，他接受境外傳媒訪問，事情獲廣泛關注，激怒了領導人，結果於2010年被控尋釁滋事罪，判刑兩年半。受害人竟然倒過來要坐監，皆因共產黨覺得你日日嘈嘈閉，鎖你入監倉，不再在身邊嗡嗡叫，毒奶粉問題就這樣解決了，多麼簡單。

2008年汶川大地震，四川作家譚作人於2009年2月起草《5．12學生檔案》倡議書，尋找死去學生的名字，並追究學生校舍的工程質量調查，還死難者一個公道。譚堅持了一年多，四處訪問倖存者，將死去學生資料清楚整理，他們的名字、年歲、性別、級別、校名……等等，可惜只做了一半，共產黨害怕譚如果繼續追查下去，矛頭定會直指貪污官吏集團。為了阻止事件發酵，共產黨於2010年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將譚判刑5年（2014年3月譚刑滿出獄）。譚的命運跟趙連海一樣，只是入罪理由不同。

無數個 被自殺被失蹤的臉孔

2009年12月25日，共產黨於聖誕節向全世界宣布，負責起草《零八憲章》的發起人劉曉波被「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為由，判監11年。他的妻子劉霞從此亦被軟禁在住所內，折磨得精神崩潰，每日要靠藥物入睡。共產黨不喜歡你，無論你的態度有幾溫和、幾誠懇，就算手無寸鐵的一介書生，也要你消失。

2012年，被囚禁22年的硬漢李旺陽在接受訪問時說，就算被砍頭也要堅持平反六四，共產黨就是害怕這位在獄中受盡折磨，導致眼盲耳聾身體虛弱的一個硬漢，絕對要他消失。結局是李旺陽竟在醫院吊頸「被自殺」，並在沒有家人同意下，立即火化屍體，要死無對證。

2015年台灣歌手周子瑜在韓國綜藝晚會節目中，手持中華民國國旗出鏡，共產黨不高興，結果周子瑜像ISIS所俘虜的人質一樣，在鏡頭面前「被道歉」，中華民國國旗從此消失於大陸的電視機中。

2015年7月9日，全國24個省有300多名維權律師被搜捕，部分律師至今仍音信全無。近日，王全璋律師妻子李文足連同王的年老雙親和姐姐王全秀，一起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要求調查王全璋失蹤案。至今，王被捕兼「失蹤」已接近700天，告還是不告，該有個說法，讓夫妻見個面，是法律容許，也是基本人權。共產黨喜歡玩「失蹤」（前科是2011年艾未未），順便折磨家人，達至寒蟬效應。

2017年5月，台灣希望以觀察員身分參與世衛會議，但共產黨利用其外交影響力，連觀察員身分也不獲批准，把台灣徹底拒諸世衛門外。病菌無國界，這是什麼邏輯？這是中國邏輯，看你不順眼，你就要消失。

「消失」風已吹到香港

自雨傘運動後，這股「消失」風也吹到來香港。2015年銅鑼灣書店股東李波、桂民海，突然以「自己的」方式進入大陸，再在電視鏡頭前「報平安」、「認罪」，比鬼故更離奇恐怖。2016年新界東補選梁天琦高票落敗，之後梁參加9月立法會選舉，未入閘已被DQ。而正式成為議員的劉小麗、姚松炎、羅冠聰和梁國雄則被告上法庭。特區政府用公帑控告上述議員，以巨額訴訟費和人大釋法DQ他們。傘後公民社會日趨成熟，但當權者赤裸裸毫不掩飾地打壓民間學院搞教育，封殺庫斯克老師寫時事評論、趕絕Hidden Agenda辦音樂會……你們這班獨立思考、無懼發聲的人，通通要消失。

大律師周浩鼎死撐自己沒有錯、前律政司長梁愛詩說不行一地兩檢不如炸掉高鐵、資深大律師胡漢清說香港地底不屬香港管、律師何君堯暗喻同性戀者是畜牲、警察話自己是受迫害的猶太人、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說香港沒有三權分立只有特首行政權……他們全都是「真理部」的掌權人，我嗅到「戰爭即和平」、「自由即奴役」、「無知即力量」已殺到埋身。

28年前的天安門廣場和三年前的金鐘、銅鑼灣、旺角，全都成為香港人的歷史，我們不會忘記，兩代青年人在不同時空所堅持爭取的，都是相同目標：民主與自由。2017年，藍天消失了、歷史消失了、義人消失了，試問邪惡什麼時候消失？好讓希望重燃人間。

文：楊秀卓
編輯：梁敏德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廖亦武 - 天安門父親吳定富

來源：廖亦武臉書

六四將至，貼一篇12年前的舊訪問，長達12000字。2008年此篇被選入《底層》英文選本《吆屍人》。由於《吆屍人》的暢銷，並被轉譯成近30種文字，「吳國鋒之死」也在西方廣為人知：......右胸的槍眼是致命的，經驗傷，是手槍近距離射擊；另外，肩膀、肋骨、手臂也有槍眼。你看這小肚子上邊，一刺刀扎進去，然後拉下來——這個職業殺手使出吃奶的力氣，所以這條口子有七、八公分長，裏面的腸子全部攪碎了。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大夫分析，可能是國鋒前後連中幾彈都沒死，劊子手就動用了刺刀。吳國鋒兩個手心有極深的刺刀劃痕，肯定是他痛極掙扎，本能地伸手握住刀刃時留下的。

天安門父親吳定富

採訪緣起

約大半年前，我隨劉曉波去拜訪神往已久的丁子霖和蔣培坤，臨近告別，丁老師寫了一張小卡片遞給我，說：「你能抽空去看看這對夫婦嗎？要不，打個電話也可以。你們是同鄉。」

我沒有鄉土觀念，卻覺得應該不負所托，去了解一下這對在六四屠殺中痛失愛子的父母近況，給丁老師一個回覆。返成都後，我三次撥通了028---82510512的住宅電話，卻沒人接，於是就耽擱了下來。

光陰悠忽，轉眼就幾個月。這期間，我跑了若干地方，追訪了若干冤案；還經歷了又一次婚變，又一次逃亡，已疲憊不堪，可丁老師的囑托始終壓在心裏。為了釋懷，我於2005年5月17日又打兩次電話，終於聽到了吳定富先生的聲音！地道的新津方言。當他知道我是丁老師的朋友時，即盛情歡迎「去家裏坐坐」，還一再詢問丁蔣二位老師的身體好不好？最近出門方便否？

我支支吾吾，卻敲定了訪問時間。

在丁蔣兩位老師編纂的《見證屠殺》的書裏，吳定富、宋秀玲有一小段證詞，並配有兒子吳國鋒慘遭殺害的遺照——我反復地端詳，憤怒竟如十六年前那般新鮮。而窗外高樓林立，日影昏沈，飯粒似的人群被商業時代的口腔越嚼越含糊。我想，1989年6月4日淩晨，我三十一歲，正在家裏朗誦詩歌《大屠殺》；可在北京街頭，一個叫吳國鋒的不滿二十一歲的大學生，僅僅因為記錄歷史的熱情而連中數彈……

一顆流星劃過天穹，人們大約不會去追究十六年前的流星是否與眼下的一樣？

2005年5月19日上午11點，我行色匆匆，搭一輛破舊客車，從成都西門出發，於下午兩點抵達新津車站。花三元錢雇一輛人力三輪，穿越半個城鎮，就攏五津鎮模範街嘉寧公寓。我左顧右盼，尋找「A幢4單元4號」；兩扇鏽鐵門內，四個髒兮兮的婦人正打麻將，見了我，竟邊搓牌邊齊刷刷地轉臉。其中一戴紅袖章的胖大嫂喝問：「找哪個？」

我不予理睬，徑直登單元樓梯；待胖大嫂起身追趕，我已上了二樓。一個大鼻頭男人笑著俯下身子：「老威？」

我習慣性微笑點頭。接著，頭發斑白的天安門母親宋秀玲也出門相迎。

我眼前是一個日趨頹敗的家庭，四壁徒然，舊家具和舊人在其中無比黯淡。然而迎門之處，夭者吳國鋒的黑白照片卻格外鮮明，那眼鏡片裏永恆的笑意，如星辰，如朝露，激發我對如夢人生的陣陣追憶。正發楞，吳父卻請我落坐，上茶畢，我唐突地問：「可以採訪嗎？」

「丁老師的朋友，可以，」 吳父揉一下大鼻子，爽快作答。「況且，兒子死了，全家的希望早破滅了，沒啥值得怕的。」

我掏出錄音機。吳父又說：「我們在幾年前，就站出來接受過海外電臺的採訪，不過時間太倉促。你算第一個登門來訪者，不知從何說起呢？」

「從小時候說起。」

「太耗時間了。」

「放開講，有的是時間。」

此時，樓外傳來一波波孩子們的喧嘩。「下課了，」吳母喃喃道，「吳國鋒在這後面上過小學，他的班主任至今還沒退休呢。」

正文

吳定富：我們一直在家等你呢，老威先生。

老威：在丁子霖和蔣培坤編著的《見證屠殺》裏，我讀到過你們一小段文字——這種回憶太痛苦了！可我目前做的，就是記錄痛苦，人家講不下去的事，我還煞費心機地挖。

吳定富：我們老了，又死了兒子，所以不用你挖，我們也願意講。至於怎麽講得透，老威你有經驗，就開個頭吧。

老威：盡可能完整一些。

吳定富：那我按時間順序，從小往大說。吳國鋒這娃兒，從小聰明，被他爺爺奶奶當作掌上明珠，他爺爺雖然是拉板車的，卻有些文化，經常把孫兒帶在身邊，一筆一劃，在墻上寫字教他，吳國鋒反應快，記性好，幾歲就看得出是個讀書郎。

老威：你們家幾個孩子？

吳定富：三個。老大女兒，吳國鋒是老二，他上小學就考第一名。由於我們家在新津土生土長，幾代都是勞動人民，家庭負擔重，所以沒有條件去嬌慣娃娃。

我生於1942年，國鋒媽媽生於1944年，那是抗日戰爭的艱難時期，沒想到，日子就這麽一直艱難下來了。政權更叠，似乎有那麽點朦朧的盼頭，我們卻在該長身體的時候餓肚子，窮得沒錢上學。我在1960年初中畢業，還做過社會青年，隨後分配工作，當街道企業的采購員，而國鋒媽媽一直是家庭婦女。

老威：全家生活都靠你的工資？

吳定富：我月工資三十來塊，國鋒媽媽在家做些小手工，比如縫個衣扣，鎖個邊，一天能掙幾毛錢。全家收入加起來，不過四十塊，卻要填五張嘴巴。計劃經濟時代，沒其它生財之道，只好一家人掰著指頭過。一分一厘都要算，連衣褲也是大的穿不得，補上破洞，小的接過來穿。值得安慰的是，吳國鋒聰明，爭氣，年年三好學生，學習成績一直是前幾名，深受老師和同學稱贊。

老威：窮人的孩子早當家吧。

吳定富：由於經濟負擔過重，吳國鋒初中快畢業時，我就勸他考中專，這樣就能提前參加工作，得到鐵飯碗。沒想到這娃兒有心計，表面滿口答應，私底下卻與幾個同窗好友約定，打死不讀中專！就這樣，他以優異的成績升高中，我的盤算落空，只能暗自叫苦。

沒辦法。本來大女兒成績也好，考中專拿飯碗很穩當，結果一家人出於「深謀遠慮」，讓她繼續讀，以為考大學沒問題，結果卻「竹籃打水一場空」，滿大街是名落孫山的高中生，一時找不到工作，只好在家吃閑飯。

兒女都大了，走一個算一個吧，我們倆口身體都不好，這輩子就認命了。可國鋒這娃娃把生米煮成熟飯，做父母的只好節衣縮食，硬撐起。好在1980年代中期，社會允許自謀生路了，國鋒他媽就在門口擺了個小攤，賣些日常小零碎，貼補家用。而我在工作之余，要煮飯、洗衣、照顧娃娃們的起居。還憂心忡忡地給吳國鋒敲警鐘。這時他已成近視眼，我就說：「眼鏡哎，你只能背水一戰了，萬一考不上大學，哪個單位肯要你這個書呆子！」

吳國鋒懂事，不頂嘴，還安慰我：「老漢，你放心嘛。」

我說：「你在班裡的成績最多算個中上，咋個叫我放心嘛。」

他說：「老漢你就不懂了。目前才高一，如果學習過於拔尖，老師和同學都會天天盯死你，太累了，沒功夫耍。所以嘛，能過得去就行了。」

我懷疑他吹牛，他卻認真了：「我每科都搞得懂，你若不信，我就在期終考個前三名給你洗洗眼睛。」結果，就真拿到前三名。

老威：做兒子的比父母還沈穩，前途不可限量哦。

吳定富：我們這代父母被政治折騰來折騰去，整個被報廢了，就希望兒女有出息；有時希望過頭了，就顯得癡傻。高中三年，關鍵之關鍵，我們這頭含辛茹苦，他那頭卻心裏有數。到高考前夕，上強化班了，他仍然該學的時候學，該玩的時候玩，弄得我們提心吊膽。有一天，竟然有三門課的老師通知吳國鋒，他可以不上課復習了。我們還以為出啥子事，就立馬找校方，可任課老師卻出面安慰：「老吳，你還擔心個啥？這三門課，你兒子早就精通了，與其讓他在課堂上浪費時間，不如讓他回家養足精神，好趕考。」

1986的夏天，考期到，炎熱無比，考場裡中暑了不少考生。而國鋒很輕松。頭天上午考完，我把中午飯擺上桌，就迫不及待問考得如何？他懶洋洋回答：「不理想。」我心裏咯噔一沈，但為了不影響他繼續作戰的情緒，還強作笑顏說：「沒關系，抓緊休息，下午加把油。」

下午更熱，許多父母都在考場外立等，揮汗如雨。我們差點把心臟病急出來了，國鋒卻視而不見，你要多嘴，他就始終回答：「不理想。」我徹夜失眠，還要做飯，搞衛生，腦神經都要繃斷了。

老威：你還去單位上班麽？

吳定富：早就請了假。當時，全國統考是全國人民的頭等大事啊，考上就雞犬沾光，落榜就鳳凰掉毛。所以當熬完最後一場，我終於忍不住沖兒子叫：「國鋒！你到底考得如何？！」不料他還是回答：「不理想，有道題沒做完。」

我心剎那涼到底，不禁埋怨：「咋個搞起的？！你不曉得爸爸負擔有多重？」可話音未落，國鋒卻笑瞇瞇的，站在桌邊打包票：「老漢你著啥子急，不是吹牛皮，我考不起，這世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都考不起！」

我一楞：「此話當真？」

他斬釘切鐵：「當真！」

我松口氣，立即換幅笑臉：「好嘛，你的仗已打完，現在該逍遙了，你想咋個耍，就吱個聲。」

他笑道：「我與同學們約好，輪番在每一家辦招待，自己慰勞自己。」

我也笑道：「好的，輪到我們家，你開個口，爸給錢。」

他說：「我需要幾十塊。」

我說：「給你一百塊。」老實話，這輩子我從來沒這麽大方過，當時的一百相當於現在的一千了。

他大喜過望，又得寸進尺：「還有個條件，我辦招待那天，你們統統出門，把家裡騰出來。」

我説好嘛。於是輪到那天，我們帶上他弟弟，早早去邛崍走親戚，直到夜深才回家。我不曉得那些少年郎如何狂歡的，因為屋子已經收拾得幹幹凈凈。他媽說：「國鋒從小能幹，肯定親手弄了大桌子的菜。」我看見旮旯裏有一大堆啤酒瓶，曉得他們還「違禁」了——因為在平時，我們的要求極其嚴格，除了看書學習，一律不準看電視，不準東遊西逛，喝啤酒更是妄想。

又隔個把星期，國鋒的分數查到了，平均總分91.5，為新津縣本年度高考狀元！全家欣喜若狂，遠舍近鄰也上門祝賀；又過十來天，人民大學的《錄取通知書》就寄到了。

我痛痛快快哭了一場——吳氏家族終於出了個名牌大學生！這可是多少代以來出的首位狀元啊！我當時認為，我們家的命運從此將徹底改變。

國鋒自己動手托運行李，我借了單位的車，親自送他去成都火車北站。人山人海，我們排了幾個小時的長隊，可興奮啊。

老威：那是1986年秋天吧？

吳定富：對，他十八歲，考取了人大的經濟管理系。國鋒生活能力強，人緣好，很快就適應了北京的生活，還當選為副班長。我們每月給他寄一百元生活費。他媽媽的小生意也有了起色，社會也越來越開放，有盼頭了。入學第二年，他交了個同校不同系的女朋友，東北長春人，父母都是醫學教授。開頭我們回信表示反對，怕影響學習；但吳國鋒性子犟，我們拗不過，當他又來信，説要陪女朋友回東北，見未來的嶽父母時，我們只好又匯去充足路費。

老威：這照片上的姑娘蠻秀氣，看樣子，他們正在熱戀。

吳定富：這姑娘要求進步，還入了黨。吳國鋒暑假曾把她帶回新津，我們見他們如膠似膝，也放心了。當然，吳國鋒後來不在了，人家年紀輕輕，不得不重新選擇。她留校了，迫於壓力，面對血腥真相，也只得閉嘴。

總之，那時的國鋒朝氣蓬勃，他的一舉一動也牽動著我們。可1986年胡耀邦的逝世……

老威，應該是1989年。

吳定富：對，1989年！他4月寫的家信，這是自去北京以來最長的信，用詩人的語言，描述了天安門悼念胡耀邦的情況，集會、口號、標語、悼文等等。他周圍的同學、老師幾乎都介入了。我當即回信，表達了父母的擔心，提醒他的主要任務是學習，不要沾政治的邊。憑直覺，我們曉得與專制政府對著幹，沒好果子吃。我們這代人，經歷過反右、饑荒、文革，膽子被整小了。吳國鋒身處北京，熱血沸騰，當然不同意我們的世故。父子倆通了四、五封信，達不成一致，可我還是滿足他的懇求，兩個月中給他匯了一千元錢，當時這是一筆巨款。

老威：你兒子正處於「國難當頭，匹夫有責」的年齡和關口，手中錢多是很危險的。

吳定富：我在信中一再規勸：「共產黨殘暴！整死人從來沒償過命啊！」可吳國鋒畢竟是個涉世不深的娃娃，他聽不進去，也不願跟我們爭辯，後來就幹脆不回信了。出事後我才曉得，他要一千元錢，是為了買一臺好相機去記錄歷史，留下些珍貴的鏡頭給後代。

老威：你兒子算得上「天之驕子」，在那種時代風氣下，他非常有遠見。

吳定富：我們像熱鍋螞蟻，在家裏熬著，天天瞪著電視看。《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裏，李鵬狗雜種把學潮定性為動亂；接著又是遊行、絕食、下跪、請願、對話、戒嚴，部隊也開始調動了。我沈不住氣，幾乎要往北京跑了——卻終於在5月31日，接到了國鋒電報，內容是：「我準備回家，沒有路費。」

當時我還不曉得他買了相機，有些疑惑。可仍然電匯去兩百元錢，比較放心地坐在家裏等候。吳國鋒一直沒回來。那幾天，事態翻天覆地變化，我們卻盡量朝好的方向猜測：比如戒嚴了，坦克都朝天安門開了，我們還以為，只是嚇唬一下，把他們趕回校園。

我的體質差，那些天焦慮過度，就患了面神經癱瘓，天天去醫院針灸。6月8日上午，我感覺病情減輕，就坐在門坎上曬太陽，這時新津縣五津鎮政府來人通知我去談話。我穿過一條街，剛跨進政府大門，當官就劈頭蓋臉：「吳定富，你兒子在北京參加反革命暴亂，你曉得麽？」

我一下子懵了：「你說啥子？」

當官的又重復：「你兒子在北京參加反革命暴亂。」

我回答：「不清楚。」

當官的咳嗽幾聲，就一字一頓地宣布：「我代表政府，正式通知，你兒子吳國鋒已經死亡！」

我腦殼一片空白，只覺得另一個聲音用我的嘴巴在問：「真的？假的？」

對方板著面孔回答：「我們接到北京專電，你兒子真的死了。」

我的身體軟得像面條，要癱下去，但還是強撐著：「還有啥子要通知？」

對方又補充道：「詳情尚不清楚。政府決定，明天我們替你們買票，並由張副書記陪同，前往北京料理後事，並領回你兒子的骨灰。」

我隨口應了句「可以嘛」，就哆嗦起來，虛汗直淌。掙扎一會兒，才從椅子上起身。當官的怕我栽倒在衙門裡，急忙來扶，我推開他說：「我不要你們送！又不是上刑場，我走得動。」

我搖搖晃晃，過街回家，汽車喇叭響得特別遙遠。一進門，我就靠住墻喘氣，淚水和汗水嘩嘩下來，把襯衣都濕透了。老伴見狀，過來牽住問：「你咋個了？」我不禁哭出聲；她又連問幾聲：「死老漢，你咋個了嘛？」我一咬牙，使出全身力氣吼叫：「國鋒死了！」

只聽得撲通一響，老伴已倒地，怎麽搶救也醒不了。她就這麽昏了一天一夜才活轉來，滿眼垂淚，不吃不喝，只一聲聲喊：「國鋒，你咋舍得丟下我們哦！」

6月9號一早，政府就把兩張火車票送上門，原說由張副書記陪同前往，此時也不見他的影子……

老威：變卦了吧？

吳定富：小地方當官的膽小，怕犯錯誤，就幹脆溜了。

老威：我打斷一下。你們接到國鋒最後的信是5月31號嗎？

吳定富：是的。

老威：沒有一點不祥預感？

吳定富：我們做夢也想不到會開槍！李鵬狗雜種發布了戒嚴令，部隊分幾路進城，我們也沒想到要屠殺。假的！全是鬼話！啥子「為了維護北京市的社會秩序」，我還認為大不了就抓幾個人，如果吳國鋒運氣不好，撞上了，學生的身份也會從輕發落；更嚴重一點就是判刑，勞改回來還是我們的兒子嘛——我經歷過政治運動，這也不丟臉。所以，六四鎮壓我們還蒙在鼓裏……

老威：當時全世界都震驚了……

吳定富：全世界都震驚了，老百姓也不一定知情。江津是小地方，共產黨封鎖消息，我們就兩眼抹黑。

老威：除了政府通知，你們從別的渠道得到過兒子下落麽？

吳定富：6月8號下午，我們接到吳國鋒乾姐姐吳國房發來的電報，稱「國鋒遇難」。吳國房是江蘇人，在北京第二外語學院讀書，比吳國鋒大一歲。她6月4號就得到乾弟弟的噩耗，可那幾天，北京已成一座死城，戒嚴部隊卡斷了所有的通訊。她報不了信，心急如焚，只好約了一位新津籍同學，冒險坐火車溜到徐州，才發出電報。

長話短說，6月9號下午，我們乘火車趕往北京，因為悲傷，兩天一夜沒吃飯，只靠一點水維持著。北京接站的是人大經濟管理系的張副書記，這位女同志簡單地問了我們路上的情況，就沈默了。接著把我們安頓到人大招待所，叮囑好好休息，第二天談正事。

次日上午，系裡書記和副書記都出面，向我們解釋六四淩晨情況。書記說，他們曾挨個學生寢室打招呼，千叮萬囑，外頭開槍了，大家別出門；系上甚至宣布，破例允許在宿舍打牌、搓麻將。書記還說，吳國鋒是個老實娃娃，那幾天腳脖子扭了，走路都是瘸的，他滿口答應不外出，可我們一轉背，他就擰起照相機，發瘋一般沖出樓，騎上自行車跑了。

此時我們才明白，寄出的一千多元巨款，都被吳國鋒用來「記錄歷史」了。從胡耀邦逝世開始，他用嶄新的海鷗相機拍了幾百幅學潮圖片，其中有一沓就壓在枕頭下。我們整理他的床鋪和遺物，除了工具書、換洗衣褲和照片，只發現一枚五分硬幣和十斤全國糧票。

老威：你兒子當時沒在天安門？

吳定富：五月下旬，北京本地大學生幾乎回校，但從全國各地依舊源源不斷湧入聲援學潮大軍，每天聚集天安門。據國鋒同行者李XX說，他們一起逃出校園不久，兩人就跑散了。李XX遇見黑壓壓的軍隊，追著他開槍，喪魂落魄之際，他拐進一條巷子，東竄西竄才回校。而國鋒卻下落不明。

老威：你兒子出事在什麽地方？

吳定富：西單附近（宋秀玲插話——坦克和步兵已沿著長安街開過來，只要遭遇照像的，呼口號的，扔石塊的，擋路的，不管什麽人，一律格殺勿論。國鋒剛好挎著相機，當場就被殺害了，連自行車都壓扁了。屠夫們過去後，他才被老百姓擡起來，送到郵電部醫院）。老威你來看這些照片，我們再三要求把國鋒遺體運回四川老家，系上答復不行，稱是中央命令，遇難者一律就地火化。於是我們說，吳國鋒還有爺爺奶奶，姐姐弟弟，如果不能運回遺體作最後告別，也得讓我們拍幾張照片帶回去，有個交待。系上經過商量，答復可以，但是必須嚴守秘密，不能借此損害國家形象（宋秀玲插話——你看，全是血。右胸的槍眼是致命的，經驗傷，是手槍近距離射擊；另外，肩膀、肋骨、手臂也有槍眼。你看這小肚子上邊，一刺刀扎進去，然後拉下來——這個職業殺手使出吃奶的力氣，所以這條口子有七、八公分長，裏面的腸子全部攪碎了。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大夫分析，可能是國鋒前後連中幾彈都沒死，劊子手就動用了刺刀。吳國鋒兩個手心有極深的刺刀劃痕，肯定是他痛極掙扎，本能地伸手握住刀刃時留下的）。

老威：一項醫學研究成果證明，被害者的瞳孔具有照相機的作用，能在駭然遭遇不幸時，攝下劊子手的映像。如果雙手握住刺刀的國鋒當時圓瞪雙眼的話……

吳定富：這娃娃死不瞑目啊。

老威：原諒我的饒舌，請繼續講吧。

吳定富：在北京期間，校方派了四個同學陪伴我們，輪番勸慰。12號去醫院整理遺體，先是由專人清洗血汙，然後換衣服。我們按老家傳統習俗，替國鋒裹了一身從家裏帶來的素白。

老威：這有什麽講究？

吳定富：因為國鋒沒結婚，沒後代，還是孝子孝孫，所以著一身素白，表示純潔無暇。13號上午，我們就在醫院為他舉行了告別儀式，吳國鋒在京同學和一些老師都參加了，大家圍著他轉了一圈，滿含熱淚，卻說不出啥子。同學們始終攙扶著我們，直至結束，我們把他的遺體送往八寶山公墓火化。

那幾天火葬場異常繁忙，屍體源源不斷運來，爐子紅通通的，24小時不間斷。這兒早已接到上峰緊急通知，身份為學生的死人，火化優先。所以在望不到頭的屍體長龍跟前，我們沒排隊，就開後門把國鋒送進去了。在骨灰登記處，坐了個雙眼熬得通紅的老頭，不停地寫，已經成了一架永動機。我報上材料，他頭都不擡就刷刷登記；我擔心出錯，剛討好地喚了聲「師傅」，他就不耐煩地甩甩手：「不要說了！我知道怎麽開單子！我已經在這兒連續作戰好幾天，連撒尿也顧不上！所以你放心，不會搞混的。」

骨灰盒成為緊銷貨，我們剛攏時，還有好幾十，國鋒媽媽要買雕了龍的那種，我不同意。要另一種內外透明，能看見骨灰的。我們爭執了幾分鐘，象變魔術，幾十個盒子轉眼就沒了。我們趕緊隨手搶購一個，只覺得腦後一片嚷嚷：「這兒還要一個，那邊還缺一個！」

老威：這火葬場成鬧市了。

吳定富：我們耗幾個鐘頭，領到骨灰，就趕快離開了。16號乘火車，18號回到新津，在家裏搭起靈堂，親戚朋友都從四面八方趕來祭奠。不料剛滿三天，鎮政府就來人，規勸拆靈堂；我拒絕，他就說：「這兩天，鄉下的泥腿子幹部要進城，聽上面傳達鄧小平對部隊軍以上幹部的講話，鄉巴佬就一根筋，懂個雞巴，他們一見你的靈堂與中央精神起沖突，肯定要雄起，而你也梗直，不會退，咋辦呢？」於是我遲疑了一下，答應拆除街面的延伸部分，但屋內主祭靈堂不拆，因為國鋒的許多同學正在趕來。

又過了一段時間，靈堂沒了，但國鋒骨灰一直保存在家裏。原來我們想，六四不平反，亡靈得不到告慰，骨灰就一直不埋。可到了2002年，國鋒弟弟也死了，我們在萬念俱灰之中，把他們兄弟倆的骨灰合葬在對面山上。

老威：他弟弟這麽年輕就死？

吳定富：他的弟弟，我的幺兒子，非常懂事。見有遠大抱負的哥哥沒了，就替父母挑起生活重擔，每天起早貪黑。原打算掙點錢，讓全家人過得寬裕點，精神的創傷也愈合得快些；不料人算不如天算，他竟積勞成疾，患上尿毒癥。這一下，為了治他的病，全家所有積蓄都是杯水車薪；連丁老師和海外募捐的幾千塊都搭進去，毫無起色。

國鋒是幾代人的希望，他去了，姓吳的這一脈也就完蛋了。先是他患高血壓的奶奶，得知孫兒噩耗就中風了，老年癡呆癥接著來，吃喝拉撒全沒感覺。他的爺爺奶奶均於2002年去世。他爺爺本來身子骨硬朗，差九個月九十大壽，還腰不弓，氣不喘，卻因最鐘愛的孫兒遇難，想不通——終於在老伴撒手塵寰後，兩次自殺。先拿刀片割動脈，淌了一灘血，被發現；後又故意從床上硬摔下來，斷了幾處骨頭，折騰半個多月，臨死還連叫：「國鋒！國鋒！我來繼續教你認字。」

2002年，吳家連辦三起喪事。目前，我的大女兒下崗，拖了兩個女娃，日子相當艱辛；幺兒夭折，他的農村媳婦跑了，丟一個幾歲孫女給我們養；而國鋒媽媽自十幾年前聞噩耗跌倒後，腦袋受創，留下頭疼的後遺癥，引起視力下降，只能在家做些家務活了。

老威：那家裏只剩你一個健康人？

吳定富：我也有病。

老威：不嚴重吧？

吳定富：腎臟癌。

老威：什麽？！

吳定富：我幺兒患上尿毒癥不久，我就發現腰部凸一個包，經常痛；可當時為了籌款救娃娃，顧不了許多。拖一年余，幺兒死了，心空了，才發覺這個包已經長大，足有兩公分。前年不得不動手術，把右邊的腎臟割了。

老威：腎臟癌有啥癥狀？

吳定富：經常尿血，甚至尿不動，堵塞了，身體整個垮掉。那次動手術，一打麻藥，我就不曉得了（宋秀玲插話——我一直守在旁邊，開完刀，醫生把切下來的腎遞給我看，形狀像豬腰子。不過豬腰子一劃開是光滑的，紋理清楚的，而他的腰子全爛了，裏頭亂七八糟）。刀一開，馬上感覺輕松。現在我不能幹重活，只能慢慢養。貴重的藥吃不起，就一幅幅撿中藥；買些便宜的幹靈芝，瓣碎了泡茶喝——這一次，把家裏最後一筆積蓄，四千元錢花光了。老威你看——這就是刀口，足有半尺長。

我們眼下太窮了，每月不過一兩百元生活費，還要拉扯孫女，供她讀書——因為她是吳家最後一點希望，算兩個兒子留下的唯一骨血。可盡管如此，老威你也千萬莫去傳話，打擾丁子霖老師。我們倒下就算了，她不能倒下！六四屠殺十六年了，遲早會有個說法，哪怕我們等不著，也不能讓共產黨賴掉這筆血債，便宜了李鵬狗雜種。

後記

從吳家出來，已近傍晚，殘陽如血，染紅了半邊天際，猶如正在臨盆中的母親。我匆匆趕往車站，購票上車，天上的血色變紫了，接著，變黯了。我回到成都，在一層薄灰的桌子上回放錄音，手邊有一份舊報紙，我下意識地邊聽邊拿過來看，卻見報上正在介紹200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凱爾泰茲，一個匈牙利籍的猶太作家。

凱爾泰茲十四歲就被納粹投入奧斯維辛集中營，後來奇跡般生還，當過記者，當過兵。退伍後失業，就和妻子蝸居在布達佩斯的一個僅二十五平方米的單間公寓內，堅持寫作達三十五年；可時運不濟，他在美國等地出版的書銷量很少。小說《沒有命運》出版十年只銷售了三千五百本，而代表作《為一個未出生的孩子祈禱》更慘，在得諾獎前只售出一千六百本——以下是這部不朽之作的只鱗片爪——

「不！」我毫不猶豫地脫口而出，毫不猶豫，完全出自本能，是本能反抗著本能，是反本能在起作用，而不是本能本身，這一聲

「不！」不是一個深思熟慮的

「不！」也不是一個期望中的回答，表達我的不置可否。而我的妻只是笑我，她理解我，後來她也說，她從心底知道這聲「不！」來得多麽艱難，盡管我的內心苦苦掙扎想使它成為一聲「是！」而我的回答——我相信我理解她，也知道她在想什麽，可是那個

「不！」是那樣一個

「不！」不是那種猶太人似的「不！」，那個「不！」的意思她已了然。不是的，我對這個字的確像我對這個字本性的不確定一樣，這個

「不！」只是一個

「不！」我說。即便我有大把理由，我也可以想象一次失望透頂的談話是什麽後果。讓我們想象一下，這個孩子，我們的孩子——或者你的——如果這個孩子聽說了什麽而尖叫：「我不想當猶太人！」……猶太人意味著一無所有，一無所有也意味著猶太人……

不——我不能做另一個人的父親，註定的，上帝啊，

不——我孩提時代的經歷再也不應發生在另一個孩子身上，

不——我的心中有聲音在尖利地叫喊，是可能的，這個孩提時代的經歷，應該發生在這個孩子——在你——在我身上。是的，是開始對我的妻講述我的孩提時代的時候了……

從這段文字推斷，凱爾泰茲沒有孩子；在這次墮胎之後，他再也不會要孩子。他拿起了筆，為這個未出生的孩子祈禱，他喊了一連串的「不！」聲淚俱下，因為猶太人一生下來就沒有安全感，甚至沒有祖國。凱爾泰茲永遠記得，一個十四歲的少年，被關入集中營等死，卻突然得到一杯熱牛奶，他舍不得一口灌下去，而是躲在角落裏，小口小口地吮。雖然牛奶的表皮蒙了一層黑灰，這黑灰就是焚屍爐落下來的，但他忽略了這一切，全神貫註地吮吸——這是一種怎樣的幸福啊，那種黑牛奶的回味令他多年後想把它寫出來……

我的眼眶濕潤了，而錄音機裏，失去孩子的父親正在講述這個孩子的童年——他的嗓音顫動著情不自禁的笑。後來，這個叫吳國鋒的孩子去了北京，燃起父母對未來的種種夢想，再後來，他被殺死在異鄉街頭，父母的夢想又成死灰。絕望，絕望無盡頭，如果把吳國鋒的父親換成凱爾泰茲，孩子就不會生下來，免得在二十一年後夭亡。

再如果，把凱爾泰茲文字中的「猶太人」換成「中國人」，我們也不該生下來，免得一思想就犯罪，連累親人。可我們生下來了，和一場接一場的災難一樣，繁衍著，恥辱如冰雹一般打得人擡不起頭。

「不！不！」

可在「不」過之後，我又陽奉陰違地說「是」。

1990年10月，在我入獄大半年後，我的孩子出生了——這是不情願的，本來我不想要這個孩子——眼下她已十五歲，可我與她在一起的總時間不超過一個月。

「不！」我不知道這個孩子將來的命運是什麽，天啊，我不願再聽到茍延殘喘的父母追憶遇難孩子的幸福童年，笑聲和淚水我都不願再聽到。天啊，不！

我關掉了錄音機。但是

不——我還會打開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