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鏗 - 偶像的光芒

蘋果樹下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1月1日

多年之前還在曼哈頓上班之時，在每日通勤的火車上讀過一本英國歷史學家約翰遜的《知識人》一書。此書專門揭左派知識人之醜，其中有一章寫馬克思，講到了馬克思剛剛流落英倫之時的許多生活細節。普魯士警察的一份報告說，家裏所有的家具都是殘缺的，結着一層厚厚的灰塵，馬克思晚上會客常常整夜不睡，白天則在客廳的沙發上呼呼大睡。不久他與夫人的婢女Lenchen生下一個兒子，這位人道主義的鼓吹者先是主張把私生子送往孤兒院，可是燕妮帶來的貼身婢女意志堅強，堅決不同意送孤兒院。馬克思搜索枯腸，想出一個主意，他要尚未結婚的恩格斯冒領生父之名。為人誠實，注重友情的恩格斯居然同意了好友的這個主意。

這位私生子生於1851年6月23日，全名是Henry Frederick Demuth，從母姓，小名為「Freddy」，最後安排給一個工人家庭領養。弗雷迪被允許來看望母親，但不許走正門，而只能從後門到廚房與母親會面。馬克思一生中只在樓梯上撞見過弗雷迪一次，但沒有說任何話。馬克思的女兒伊麗諾一直以為弗雷迪是恩格斯的孩子。恩格斯臨終前生喉癌，已經不能說話，但還是不甘心將秘密帶入墳墓，他在一塊寫字板上寫道：「弗雷迪是馬克思的兒子，伊麗諾還在把她父親當作偶像。」後來弗雷迪作為一個工程師一直活到了1929年。

今年夏天讀《余英時訪談錄》，余先生講到1978年10月訪問大陸時在俞平伯家裏會見了錢鍾書。當時「四人幫」倒台不久，「改革開放」剛剛起步，充滿黑色幽默的錢鍾書有點頑皮地給余先生講了馬克思私生子的故事。余先生感到有些不解，因為這個故事在西方已經廣為人知，俄裔英國學者伯林的《馬克思傳》中也提到過。所以余先生給出了一個解釋：「他是借此故事向海外的訪客表明：他從來沒有奉馬克思作聖人，也不信仰馬克思主義。」余先生還特別提到了錢鍾書講起這個故事時的「淘氣」神情。

余先生的解釋無疑是一語中的，但是我想補充的是，在共產主義的高壓政治和意識形態宣傳中生活過的人，第一次得知這樣的故事，多少會有某種驚訝。對於錢鍾書那樣的淵博之士來說，那不可能是一個信徒的「信仰幻滅」時的震驚；然而共產主義用封鎖信息所樹立起來的真假偶像，即便是對於當時再玩世不恭的知識人來說，也不可能完全沒有任何影響，所以第一次得知「人道主義的偉大導師」居然也會有對自己的親生骨肉如此不近人情之事，難免也會產生某種心靈上的驚訝和震撼（shock）。「淘氣」的神色也顯示了驚訝過後的某種「黑色幽默」。

共產主義的偶像是用「世俗宗教裁判所」建構的一種虛假空間，然而虛假的偶像仍然有其強烈的光芒，就像聚光燈直照之下會讓人睜不開眼睛一樣，也像柏拉圖的「洞穴人」首次看見了光明反而一時不知所措。只有在一個經過自由信息除魅的真實空間裏，即便是偶像也難以擁有刺眼的光芒。所以華盛頓與黑奴也曾有過私生子，但是由於華盛頓頭上的光環不像馬克思在共產國家裏那麼光芒四射，因而人們得知後並不那麼驚訝。

傅鏗 - 最後的公共知識人

香港蘋果日報   蘋果樹下   2012年11月29日

《戰後歐洲史》是兩年前去世的一位研究歐洲知識人的哥倫比亞大學專家托尼賈特的一部傑作。在最後一章〈歐洲作為一種生活方式〉中，賈特說道，公共知識人在二十一世紀的歐洲已經愈益成為一個瀕臨滅絕的物種，那些上一世紀留下來的著名知識人也都陷於日益邊緣化的境地。2003年5月31日，歐洲一些最為著名的領軍知識人，為了反對美國發動的伊拉克戰爭，在一些最有影響的報刊上，發起事先計劃好的聯合行動：德國的哈貝馬斯與法國的德里達，兩位歐洲最為著名的哲學家和公共知識人，在《法蘭克福總時報》上聯合發表了一篇文章：〈歐洲的再生：我們在戰後的新生〉。他們指出，美國最新的危險途徑給歐洲敲響了警鐘，歐洲人應該重新思考他們的公共認同，吸取他們共享的啟蒙價值，在世界事務中採取一種獨特的歐洲立場。

在同一天，歐洲一些同樣著名的公共知識人也發表了類似的文章，意大利哲學家兼小說家艾柯在首屈一指的《共和國日報》上，他的同事哲學家法蒂默（Gianni Vattimo）則在意大利最為著名的《新聞日報》（La Stampa）上，瑞士的「日爾曼藝術學院」主席阿達夫默奇（Muschg）在《新蘇黎世日報》上，西班牙哲學家費南多薩瓦特（Savater）在西班牙發行量最大的報紙《國家報》（El Pais）上，以及美國哲學家理查羅蒂（Rorty）在德國發行量最大的報紙《南德意志日報》上，都發表了類似的文章，做出了相應的呼籲。賈特說，在上一個世紀的任何時刻，由如此出眾的社會著名人物發起，同時發表在這樣大型的報刊上，這樣一種規模的知識人呼喚，注定會是一個特殊的重大事件：一種會衝擊政治和文化社區的宣言和宣戰書。

然而這一「哈貝馬斯─德里達倡議」，儘管澄清了許多歐洲人所共享的願望，但是卻靜悄悄地過去了而未受到人們的重視。首先歐洲各國的新聞記者並沒有報道這一「事件」，各國的政治領導人也根本沒有想到邀請這些名人學者去出謀劃策，而廣大的民眾更是當其為專家的奇文怪談而充耳未聞；即便是同情者竟然也沒有積極響應。當年左拉和薩特時代的知識人登高一呼，公眾群起響應的日子，仿佛已經是非常遙遠的過去。公共知識人的影響力早已為足球明星和搖滾歌星所取代了。

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法國的後現代哲學家便敏感地發出了「知識人已死」的預言。1987年美國學者雅戈比發表了《最後的知識人》一書，指出以前那種獨立不依的自由撰稿人的時代已經終結，愈益專業化的教育體制生產出的都是專業知識人，並首次創用了跨專業「公共知識人」一詞，他們在專業之外起到了「指導民意，激揚文字」的作用。然而隨着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意識形態鬥爭的消亡，就是「公共知識人」也缺乏一種可以號召民眾的社會目標，從而出現了熱血的公知與冷淡的公眾所形成的鮮明對照。今日的公眾已經成了政治上「冷淡的一代」；然而可怕的是，冷淡與狂熱是同一個硬幣的兩面。昔日的狂熱曾產生了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今天的公眾冷淡症同樣可以造成各種日常生活中的無形專制，以及貧富差別所帶來的社會不公。

傅鏗 - 秋風瑟瑟葉紛飛

香港蘋果日報   蘋果樹下    2012年11月17日

十月中旬的一個周日，新州已經進入了盛秋季節，明媚的陽光下，陣陣秋風，滿目盡是黃裏透紅的各種楓葉。緣於一個偶然的機會，在網上買到了「華沙愛樂樂隊」在新州州立劇院巡迴演出的音樂票，曲目是貝多芬的第五鋼琴協奏曲《皇帝》，和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響曲《悲愴》。平時深居簡出的我很少到音樂廳聽音樂，這樣的活動仿佛是平凡生活中的一個意外邂逅，多少增添了一份欣喜。

滿頭銀髮的指揮Antoni Wit不用任何曲譜優雅地指導了兩個小時的演出。兩首曲目中我更加傾心於柴可夫斯基的 《悲愴》。在第一樂章的慢板中，大管首先吹出了最為低沉的悲愴主題，然而四分半鐘之後，一個柔情似水，哀怨纏綿而又悠揚明快的愛情旋律冉冉升起，形成一個對照旋律，柔和的琴弦依然憂鬱悽惻， 但卻猶如是「間關鶯語花底滑，幽咽流泉水下灘」。這個柔和纏綿的愛情旋律在演奏進入七分鐘和十六分鐘時又兩次再度出現。我當時便豁然覺得，由陳鋼譜曲的小提琴協奏曲《梁祝》中悠揚而淒涼的開場主旋律同《悲愴》中的這段慢板反襯旋律極其相像，《梁祝》中那種莊生夢蝶，蝶夢莊生的中國式超脫，原來也深受了柴翁名曲的影響。《梁祝》譜寫於1958年深秋，當時正是蘇聯的勢力鋪天蓋地的時候。

柴翁譜寫《悲愴》時已是他生命的末年。1892年在歐洲巡迴演出時，柴翁突然感到一陣思鄉之情襲來，於是便提前返鄉了。1893年2月15日，作曲家開始譜寫他的杰作《悲愴》。柴翁在生前曾說，《悲愴》沒有故事，僅有一個意念。但柴翁身後人們卻發現了他的親筆手記：「此交響曲計劃的終極根本是大寫的生命。第一樂章全是衝動的激情，信心和活動的渴望。第二樂章是愛情；第三是失望；第四是垂垂老去。」作曲時的柴翁猶如是霎那間走入了人生的一個高峰與低谷交匯的魔界：婚姻陷入重重危機，梅克夫人的支助突然中斷。在1893年的一個深秋之日，10月28日，柴翁指揮的《悲愴》在聖彼得堡首演；9天之後，53歲的柴翁服毒自盡。

走出音樂大廳之後，我想起了大約兩年前，網上流傳出儲安平之子儲望華一篇回憶父親的文字，寫了儲安平身臨大難仍悉心培養兒子成為一名音樂家，後來儲望華二十多歲便與殷承宗等一起譜寫了鋼琴協奏曲《黃河》。多年後移居澳洲的儲望華又專門譜寫了一曲交響詩《秋之泣》，以紀念父親。我還沒有機會聽到《秋之泣》，但可以想像其中悲愴悽惻的旋律。人生中的輝煌往往是由悲愴的經歷孕育而出；有時輝煌，苦難和缺失往往如蠶絲般交融在一起，令人無奈，然而凝聚成藝術作品之後，在鉤人心魂的同時，也給人一種情感疏解之後的寬慰。

兩年前曾胡亂填成一首舊詞《鷓鴣天》（秋日感懷），今日重新再讀，多少也體會出我當時的某種「悲愴」心境：

如水時光逐夢流，滿城楓葉又金秋。閑聽窗外瀟瀟雨，細品杯中滾滾愁。

風瑟瑟，影悠悠。半杆落日照孤樓。思隨殘葉飄天際，心守空緣萬事休。 

傅鏗 - 飄逝的美國夢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11月2日

160多年前，法國貴族托克維爾來到美國訪問之後發現，相對於舊歐洲的等級制度，美國民主的最大特色便是身份平等。從此以後，一個美國夢的神話逐漸形成了：美國是一片充滿機會的國土，任何人都可以在這裏白手起家，發財致富，成名成家。當然，今日美國仍然流傳着眾多這樣的傳奇故事，像喬布斯，亞馬遜創始人貝索斯，和奧巴馬總統，都可以說是美國夢的絕妙化身。

然而，從一個社會的總體社會流動來看，由於美國的貧富差別遠遠大於歐洲的發達國家，普通美國人的成功機會早也已經大大滯後於昔日的舊歐洲了。根據2011年的一項「經濟流動規劃」（Economic Mobility Project）研究，父母的教育程度，與子女的教育和經濟成功結果的相關系數，美國要大於舊歐洲的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同樣大於加拿大和奧地利，當然更大於高福利的北歐國家瑞典，芬蘭和丹麥。許多其他的類似研究都證實了這樣的相關系數。曾任奧巴馬「經濟顧問會」主席的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教授Alan Krueger非常形象地說，「生於收入最低層10%家庭的人，其成年後上升到收入最高層10%的機會，就像一個5呎6吋（1米68）的父親，生出一個長成6呎1吋（1米85）的兒子一樣。是有這樣的例子，但不多。」兩項相關系數都正好是零點五。（參閱Stiglitz: The Price of Inequality，P.307）

Krueger進一步說，成功的機會不均等同貧富差別直接有關。在一個機會充分均等的社會裏，最低層五分之一的人，成年後只會有五分之一的人仍然在最低層；其餘五分之四的人則改變了自己的命運。丹麥幾乎實現了充分的機會均等：只有四分之一的人仍然滯留在低層；英國人儘管曾以等級森嚴著稱，現今則大有改觀，只有30%的人依然滯留低層；美國則是42%的低層人成年後依然是低層人，還有58%的人雖然改變了命運，但改變得並不多，其中差不多有七成的人，依然在收入最低的四成人之內，也就是那些為羅姆尼所極端鄙視的領取社會福利，但不付聯邦稅的「百分之四十七人」。

貧富差別的形成有市場經濟的因素，但更為重要的是國家政策的因素。法國大革命之前，法國法律規定貴族不能經商，只能靠土地的租金生活，學者們給這些人起了一個專門的名稱：即「收租者」（Rent Seeker）。收租者的特點是他們不創造財富，而且他們多收取一分財富，社會上的其他人便少了一分財富。美國的富人也正在成為這樣的一個收租者階層：美國聯邦最高所得稅率，從1980年列根總統上台時的70%，到他1988年下台時劇減至28%；再到2000年小布殊政府，收入6萬至不到25萬的中產階級都付 25%以上的稅率，而收入25萬以上的最高稅率則為33%；小布殊並把60%以上的遺產稅率減為零，投資所得稅從25%降到百分之15%，從而讓羅姆尼那樣有二億五千萬美元資產的人所付的稅率比絕大多數的中產階級都低得多。而且共和黨的候選人個個都在鼓吹進一步的減稅。路易十四的大臣Colbert曾說：「收稅的藝術就如同從天鵝身上採羽毛，要以最小的出聲，獲取最大量的羽毛。」美國富人的收稅藝術也已經堪與昔日法國貴族相媲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