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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24日 星期五

通識導賞:我焦慮故我在 哲學反思 焦慮是為了未來

星期日生活   2017226
【明報專訊】沒人喜歡焦慮。不過,小至港鐵故障擔心會否上班遲到,大至看到逾三萬人高呼粗口「討論專業」的集會而為香港前途憂心,我們每天總有焦慮的時候。但焦慮是否一定不好?原來從哲學角度看,焦慮不全是壞事,我們會焦慮,只因我們有反思過去、展望將來的高階思考能力。
哲學人劉保禧博士早前到香港大學通識課講「焦慮」。他說:「我焦慮,故我在。」那麼,哲學家是如何應付焦慮的?
何以焦慮?
社群瓦解 連繫如浮萍
焦慮源於現代社會結構充滿不確定性,人與人的連繫浮動,大家都「單打獨鬥」應付生活,如無根浮萍,容易失落生命的意義。社會學家鮑曼(Zygmunt Bauman)就以「液態現代性」(Liquid Modernity)形容社會從過往的固態轉為液態的流動特質。
劉博士笑說:「小時候住公屋,是被隔籬屋湊大,一年級去一家,二年級又去另一家,鄰家煲了湯就一起喝,媽媽又回饋其他食物,鄰居甚至會帶我們一起到她的娘家吃盤菜。當然,以前親密得來也許會冒犯到別人的私隱,像隔籬屋打仔,其他人立即走過去勸架,現在不會再有這些(鄰里關係)。」群體生活為生命提供確定性(certainty),「我的媽媽做飯很厲害,但我的大嫂或太太不會像以前的傳統社會般,跟長輩學做飯。要學就要經公共媒介,像上網自學。」
單打獨鬥 我有我生活
「現在生活與社群慢慢拆解,變成單打獨鬥,因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好individualistic(個人主義)。」現代社會提倡人人自由、平等、獨立,當然有其好處,但反過來說,也令人與人的連繫更鬆散、浮動。「我有我的生活,你有你的忙碌,我們過於將不同的問題變成個人病症,單打獨鬥,或找專業人士面對,例如社工、心理學家。」
過去建立群體生活的教會、家族在現代社會退場,削弱群體的支援網絡,也改變了我們如何定義自己的身分,自身生命的意義。瑞士作家艾倫.狄波頓(Alain De Botton)在著作《身分焦慮》(Status Anxiety)中說,現代人的焦慮,是因自我認同(identity)建基於社會地位,亦即個人成就在別人眼中的價值,正是劉博士所言的「單打獨鬥」。
生命意義的失落,也與生活形態有關。「以前是農業社會,你會見到農作物整存地種出來,現在是工業化分工,像富士康的工人,生產一部iPhone有二十個動作,可能十多秒要完成一個動作,生存不似生存,造成意義的失落。」
焦慮就是不好?
未來,憂心讓人警醒
不過,焦慮是否百害而無一利?劉博士說,我們把焦慮看得負面,背後與「理性應壓過情緒」的想法有關,而這種想法,最早源自柏拉圖提倡以理性抑壓情感氾濫。
「例如你見到新聞從業員在台上落淚,會覺得他不專業,因為新聞應客觀公正嚴肅。這種想法影響好多社科研究,像經濟學就認為人是以理性選擇追求最大利益。」但其實,人的理性與情感的連繫甚強,而「焦慮」正是唯一會令我們反思的情緒。
「曾有研究追蹤人們在選舉的投票意向,投票理應是理性、深思熟慮的決定,但實際上投票好隨意,研究發現憤怒、滿意不會改變過去投票的習慣,唯有焦慮,令人開始反思,有如警醒機制,若你對未來憂心,才會開始警醒。」
他說,正因人有高階思維,能設想未來如何及反省過去,才會焦慮。「我們會想,若當日不做這個抉擇,今天我會是什麼人?我們也會投射未來,計劃中的事若做不到,會感到失落。」
過去,選擇讓人後悔
「不過,正因人有能力反省自己,不只是將意識貫注當下生活,總能設想無數可能,其實過去選AB都同樣會後悔。」劉博士記得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曾接受訪問,說自己一級榮譽畢業,曾想過負笈美國進修成為數學家,但因反越戰運動,最後去了培僑當校長。「他見到有師弟攻讀數學,就會想,如果我走這條路,或者成就不會比他們低 。但若他真的當了數學家,又可能會想,可能我會做特首。」
「所以焦慮是必然,也是思維力高的一種表現。在哲學上來說,其實是追尋意義的能力。因我們不斷投射未來,若能實現當然好,實現不到就有焦慮。不過,正因為無論如何一定會後悔,換過來說也一樣:你永遠都可以不後悔。重點不是你的選擇有缺陷,而是你可否擁抱你當下所有。沒有東西是浪費時間的。」
焦慮,也是因為自由現代社會的流動性大,不論是居住的地方、職業,都不似以往般固定,生活的選擇也更多,「心理學家弗羅姆(Erich Fromm)在《逃避自由》一書說,正因現代人面對太多選擇,反而不知道怎樣選擇才好,會因此焦慮,甚至因而想逃避選擇的自由。」
如何紓解?
離地說法:靠意志
由哲學角度看,焦慮源自生活意義的失落。要紓解可以有兩種出路,一種較「離地」,一種較「貼地」。哲學家沙特(Jean-Paul Sartre)就認為,要面對焦慮,人們應鍛煉意志,學習如何承擔自己的生命。
沙特認為「焦慮」與「恐懼」不同,後者有特定對象,例如有些人怕曱甴,但焦慮是unfocused fear(不着邊際的恐懼),「不知道擔心什麼,其實是你隱隱然有事情想做,但想逃避,於是找日常生活的東西淹沒自己,然而你其實是自知無能力或意志去完成。是否因你擔心自己做不到才焦慮?沙特認為,人是命定要自由選擇自己的人生。我們有許多選擇,一定有遺憾,若你不做決定,不為自己的決定負責,只是不願承擔選擇的責任,那是承受不到自由」。
沙特強調意志(will)與理性(reason),「他認為焦慮跟意志力有關,只要你立志,往後要關心的只有(事情)落實到,或落實不到。就算最後做不到,都不是焦慮的情緒,只是單純是失落。」但劉博士認為沙特太精英主義,「要做到這樣,要有鋼鐵般的紀律,這種承擔有多少人適用?」
貼地說法:憑着愛
劉博士認為,焦慮較「貼地」的出路,在於人與人的連繫。他笑說:「我們是不是焦慮,視乎對生命的意義是否滿足。焦慮來自什麼?來自(生命)意義的失落,意義失落的問題,答案好老套,就是缺乏愛。」
英國記者Johann Hari曾研究人類吸毒的歷史,寫成著作Chasing the Scream: The First and Last Days of the War on DrugsHari曾在TED講座中指出,大家以為吸毒是因為身體對化學品上癮,但其實我們在醫院注射的止痛藥,純度比街上賣的海洛英還要高。劉博士說,其實人們對毒品的依賴,更多來自心理因素,也就是生活意義的失落。「曾有溫哥華的心理學家做實驗,將一隻老鼠單獨養在籠裏,放了兩種水,一種混了毒品,一種就只是自來水,老鼠總是選有毒的喝,因為吸毒,死得很快。後來心理學家將幾隻老鼠養在一起,造了個『老鼠樂園』,有玩樂的老鼠球、小隧道、許多芝士、有朋友可以一起玩,同樣提供自來水和毒水,但沒有老鼠喝毒水。
「越戰期間,兩成駐越美軍都有吸海洛英麻醉自己。他們吸毒,是因見到戰友在自己面前死去,找不到東西可以延續生命的意義。但出奇的是,當戰爭結束,他們回到家鄉,百分之九十五的人都毋須去戒毒所,直接斷了藥物。毒品當然有上癮成分,但人與人之間的關愛,可以幫他們找到意義。」劉博士笑說,沙特會傾向將「尋找生命意義」看成是個人問題,「他看人與人相處,會說hell is other people(他人就是地獄)。」
過去宗教為人們提供社群,建立連繫:「人需要群體生活,以前教會提供一個神聖空間,不同年齡種族,都是『主內弟兄姐妹』,但你在餐廳總不會隨便跟陌生人搭訕的吧?現在沒有空間可供人建立連繫,我們變成了分崩離析的個體,單打獨鬥。」
文:黃熙麗
圖:黃熙麗
編輯:屈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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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6日 星期一

什麼人訪問什麼人:不要將精神病問題割離社會——訪李智良

星期日生活   2016219
【明報專訊】白日無事,一切安好。不過是尋常的一天。我被派來訪問李智良,有點緊張,因為他是我喜歡的作家,也因為知道他將要說的會惹來不少爭議。我靠他的《房間》捱過了一段非常艱難的日子,那時《房間》已經出版了四五年。在那之前,我從來不關心一個「精神病患」的自述,也不覺得可以進入那個世界,即使在書本出版的數年前我已在大學因為一份過於誠實填寫的問卷而被判斷為有憂鬱傾向而要接受情緒輔導。但那畢竟不是「診斷」,「精神病」好像是很遙遠的,他人的事情,伴隨着狂亂與死亡的聯想。後來跟不同的人談起,才發現幾乎每一個人身邊都有至少一個被診斷為「精神病」的家人或朋友。有些好起來了,有些不。
李智良是反精神科、反藥物的「精神病康復者」——他其實也反病稱。我設定的問題像公務員考試題目,企圖要他解答醫療以外的方法:不看醫生的話可以怎樣?發現自己情緒出現問題應如何求助或自救?他頗不以為然,訪問一開始就說:「解答這些問題應該是政府的責任,我只是一個服務受用者。」關於精神病的訪問很難做,每一個質疑都像踩進了「膺服於社會秩序盲目信奉權威的『正常人』」的位置,我們在經驗與位置上的不同幾乎注定了我們不可能平等,而不論他說了什麼,最後決定怎樣剪裁拼貼的是我而不是他。
訪問中途我質疑他:「你沒有專業的藥物與醫學知識,如果有人看了這個訪問,決定不吃藥甚至不看醫生而最後出事了,你可以負責嗎?」他這樣回答:「醫生也沒有負責任。他們只是給你開藥,你發生什麼他們一樣不會負責。我有權講我的經歷,你可以當成是意見市場上一個奇怪的聲音。」他曾說《房間》不是任何人的答案,它是一種意見和個人經驗分享;但他不認為自己的意見離經叛道,只是太多人選擇視而不見。在尋常日子的表象底下,佈有許多被犧牲的人的軀體,正沉默吶喊,或已張口無言。
■問:林越慧。前專欄編輯,相信每個人都有成為弱勢的可能。
■答:李智良。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哲學碩士,著有《白瓷》、《房間》。曾被診斷為躁鬱症,服藥十九年。
問:你斷藥的過程是怎樣?
答:吃了十年藥後有天從新聞得知在英國有病人因為服用Serzone(一種抗憂鬱藥)導致急性腎衰竭死亡,這隻藥要全面回收。我也有吃這隻藥,當時感覺很奇怪,為什麼我要看新聞才知道?
問:醫生沒有跟你說?
答:沒有,我再去覆診的時候問醫生,醫生只淡然說,喔是啊要換藥了,然後換了另一隻同樣有嚴重副作用的藥給我,我是在那時開始意識到藥物問題。
問:你吃了十年藥的狀况如何?症狀有沒有紓緩?
答:身體一直很差,疲倦、脾氣暴躁,戒藥後家人反而說我脾氣好了很多。吃藥期間我仍有企圖自殺,一邊吃着抗抑鬱藥,自殺了三次。當那個醫療系統沒有辦法緊密跟進病人的情况,這樣開藥就很危險。加藥減藥轉藥的時候是最危險的,精神科藥物會直接影響你的中樞神經和內分泌,所以只減一點也會有很大反應,但醫生會將這些情况說成是你病發。
問:醫生不會跟你說明減藥期間會有什麼狀况嗎?
答:他會說:「你要留意自己有無『病發』。」我會跟他拗這是「藥物斷癮症狀」,但他不會承認。我減藥的時候,他會開同樣的劑量,然後叫我自己試試減少服用劑量,他不會寫進紀錄,到你幾個月後穩定、沒問題,他才會記錄減了的劑量,這樣即使出事他也避免了責任。我不想只是講個人經驗,而是從這些經驗看到什麼問題:精神科藥物很危險,醫生開藥是trial and error,我們的制度又沒有資源給醫生一個合理地照顧病人的機會,他們沒有方法檢測藥物對你的效用,甚至無法觀測你的行為,只是你自己報告狀况,所以我可以欺騙醫生到底有沒有病發。我的疑問是,以目前這樣的診療方式,是不是要冒這麼大風險開藥?一個病人可能一個月覆診一次,中間發生什麼、藥物反應是怎樣,醫生也不會知道。很多人吃十多年藥也不會好,甚至愈來愈差。長期吃精神科藥物會令腦部退化,在這種情况下依然不停開藥是不負責任的做法,同時也無法解決他們原生的問題。像把一個冷傷風的人丟在寒冷的地方,就算不斷給他藥吃也不會痊癒。我的感覺是,這群正在吃藥的人的人生就限制在診療和福利的制度裏,沒有辦法重新融入社會。藥物依賴會讓他們的身體狀况很差,不能全職工作。他們本來可能是遭遇很複雜的問題,例如家暴,或者居住環境惡劣,當社會沒有資源幫他們解決的時候,就將問題推向「病」上面,用所謂「病」去合理化他們持續得不到應有的幫助這件事,也令他們更難離開診療制度。
問:但不少康復者即使不是全盤肯定,也會部分肯定吃藥對他們有幫助。
答:當然有人會認為吃藥有用,但對我就是沒有用,我就是那把聲音。也有些人可能看不到不吃藥的選擇。在一些分享會上也會有人說:但吃藥幫到我啊。我會覺得,幫到你囉,但幫不到我,或我不認為這是最好的方案,我們在人生的困頓中倒下了,應該值得有更多更好的幫助。
問:我讀完《殘疾資歷》(香港精神障礙者文集),發現有一些是很依賴吃藥:我有病,我吃藥就會好。但如果沒有改變自己的處境和消除壓力源,單靠藥物似乎不太有效。然而要改變自己的處境需要自身很大的努力,譬如你自己減藥,你也要承受那些斷癮症狀,要付出非常大的力氣。
答:是,但我本來應該得到幫助,包括來自醫生的。醫生應該尊重我不想吃藥的意願,只是大部分醫生沒有,我們對精神病人有一種「我知得清楚過你」的心態。就算一個人選擇吃藥,他也應該要清楚知道自己在吃的是什麼藥、那些藥在他身上會有什麼作用、會有什麼可能的副作用,還有整個治療方案是怎樣的。病人應該有權利參與決定這個治療方案,而不是醫生決定一切,這就是informed consent(在有充分資訊底下的同意或選擇)。我認為這就是醫療制度的問題,為什麼病人常常沒有選擇?例如公立醫院不能自己選擇醫生,也不能要求換醫生,當一個人知道自己不能單靠藥物治療的時候,卻沒有足夠的臨牀心理專家、社工與營養師可以幫助他。在官僚系統裏醫生的意見是最權威的,這些是否可以改變?如果一個人有精神困擾的時候,精神科不再是他唯一的選擇,而可能是心理學家與社工組織跨學科的團隊去幫他想一個復康方案,或者我們不以一個個人為單位,而是連他的家人也成為幫助的對象,那情况就會很不同。但這些在香港像天方夜譚。
問:病稱有沒有可能幫助一個人去接受家人情緒的異常?又或者一個人可以藉由判病得到安全感:我只是病了,我接受治療就會好的?
答:有人會覺得自己所面對的事情沒有人能理解,但病稱讓這些事有一個說法,讓人理解到他所面對的困難,那他就會依附着這個病稱。精神病人即使過了五年、十年,還是帶着這個病稱,叫「精神病康復者」,限定了他人生的可能,這就是為什麼我這麼抗拒病稱。病稱不只是病稱,而是影響了一個人與其他人的交往和關係,一旦「朋友」變成「精神病朋友」,你對他的行為、他理解自己及與你的關係也不同了。
當我們說一個人有精神病,其實是什麼意思?就是他正面對一個很複雜的處境,首先要食很多藥,然後那個人所有的感覺、所有的經驗都會被人翻譯做同那個病有關,無論做什麼都會被人認為是因為精神病。一些正常會發脾氣的情况在這種有病稱的關係下,就變成了「你有無食藥?你係咪病發?」不只別人這樣對他,自己都會對自己正當的需要和情緒反應多了一重自我懷疑:到底我現在是不是病發?自己監視着自己的情緒不能有高有低,因為一有高低又會被人說是病發又再加你藥,這是一種公你贏字我輸的狀態,是根本的不公平。他的經驗不會被肯定和正視,然後他會內化了這種「我有缺陷,我需要被特別看待」的想法。
其實一想到「接納」,就已經不是平等的關係。我需要的不是關愛、接納或者慈善,我需要的是平等機會,我和所有香港人的處境一樣,我需要的是一個合理的居住空間、有工作的保障,希望有親密關係。但在社福的框架底下,精神病人得不到這些東西,他們被丟去中途宿舍,和幾十個狀態完全不同的人困在一起,然後被管理,沒有私隱,打交又話你病發,但幾十個人住在一起怎可能不打交?食物又難吃,怎會開心?所謂就業輔導其實是庇護工場,連最低工資也沒有,還要好像施捨你一樣要你感恩,那怎可能不爆?
我們要思考的是,為什麼要將人推到這麼高壓的狀態?這是資本主義的問題,現在我們都是處於一種朝不保夕的狀態。十年前大學畢業生的起薪點是萬幾,現在也是萬幾,但衣食住行的費用已經完全不一樣,等同推人去死。有些人達不到這種極端的標準,自然就會啪一聲掉下來,然後他們就被當成精神病。不高產能、不幫助這種秩序運行的生活型態都會被排除,精神科就是透過「科學」的方式進行社會控制。
問:像以前同性戀被列為精神病?
答:對。而且這些是很arbitrary(隨意)的,什麼叫精神焦慮?其實個個都焦慮的。我去覆診的時候看到的多數是家庭主婦,因為她們要上班,又要照顧自己的家庭,處於很大壓力之下,但她們得不到認可,家務勞動也沒有被當成有經濟價值的東西,還有男女不平等以至家庭問題,飽受精神壓抑。你說她有焦慮症是什麼意思?沒有意思,只是將整個問題轉嫁了給她:是你的問題。這樣對待弱勢是非常可恥的。同樣道理,憂鬱症、精神分裂,單是吃藥但沒有改變他們的生活狀况,只是勉強支撐正在瓦解的東西而已。
問:但政府不解決社會結構的問題,醫生也不可能做政府的工作。
答:其實應該要從預防與改善生活狀况的角度去想,令社區變得安全,人和人互相支援,有人有困難的時候不會落單,這些才是最重要的,而精神科只是一個塞子塞住即將崩塌的堤壩上的洞。
我們常假定精神病人不能自理、需要監控,將他們視為社會的潛在威脅,這個本身就是歧視,精神病人在重重的監視底下其實很難犯罪。某程度上那些院舍,或者福利提供的選擇,將他們隱藏在社會邊緣,看不到就算解決了,然後他們就在裏面浮浮沉沉,出不到來,一世都吃藥,一世都拿綜援,政策上也沒有以自主獨立生活作為康復的目標,不顧人的精神健康與生活質素。
問:政府解決不了問題便解決人?
答:有這樣的感覺。我必須強調一個人的精神狀况那麼差是有一個過程,不是昨天沒有病,今天突然有個病進入身體,即使有一個階段情况很差,需要藥物又好,需要其他幫助也好,我們幫助他所謂康復是要創造條件給他可以自立。假如全香港的居住問題得到解決,精神病患數目一定大減,所以這不是精神病患獨特遇到的問題,而是全香港的問題,如果將他們例外處理,其實是遮蔽了這些社會問題,不應將精神病的問題割離於整個社會。
每個人都應該有權利有一個可負擔、穩定的居所,工時不應那麼長,家庭暴力的事件也不應出現。我們的社會有沒有條件改善這些方面?如果沒有的話,「精神病人」一定會持續出現,而且愈來愈多。現代人也不懂照顧自己的心靈需要,沒有人教我們要肯定別人的感受,我們從小都是被否定的。我們的父母不懂,我們也不會懂。不論在家庭、教育、工作場所,甚至朋友之間,都是互相否定與擠壓,每個人都變了一個很孤獨很憤怒的人,隱藏自己的情緒,自然會變成精神疾病。
問:家人或者照顧者面對這些情况應該怎樣做?看過的資料都只說要包容、陪伴、適當的關懷,其實都是很抽象的東西,讓人很迷惘。
答:很多人不懂面對別人有不同的情緒,簡單如哭泣可能也不懂處理,我想現在很多人是因為不懂處理,就淡化別人的經驗:「無事的,開心點,不要想太多,不要太敏感。」當愈來愈不被理解,對抗就會更強。其實是有方法的,一個人由抑鬱到自殺是很漫長的過程,那可能代表他前面一段經歷介入的人都錯了。你先要信任那個人,我們現在就是不再相信對方,然後硬捉他去醫院,要他吃藥。他就多了藥物與標籤的問題,這個標籤改變了整個關係,阻礙了他的痊癒。痊癒是什麼?就是與周圍與社會重建關係。
問:你對早前報道街頭義診的精神科醫生有什麼看法?
答:我希望她以病人的身分被關幾個月不能出院以後才說這種濟世為懷的道德妄語。精神病人強制入院不單是需不需要的問題,有需要住院不代表可以合理化現行強制入院的機制。入院的過程本身可以是創傷,權力亦不對等,有建議修例,社工和家屬應有更多角色。另外任何病人都可以自己出院,唯獨精神病人沒有這個權利。
人們一直看不起精神病人,精神病人說的話也常被質疑,假如我今天是一個社工,人們就會覺得我說的這些話很可信。我們常講精神病人暴力的問題,其實我們應該更關注施予精神病人的暴力,例如情緒暴力、身體虐待,甚至是性暴力,當他們嘗試反擊的時候卻往往不被相信,被滅去聲音。如果你說精神病人有暴力傾向應該被關起來,多數有暴力傾向的都是男人,那應該把所有男人都關起來才對。
文:林越慧
訪問場地提供:香港文學生活館
編輯:馮少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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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12日 星期日

RyuVSKen:人生劇場:四仔主義 枯燥人生

星期日生活   2017212
【明報專訊】很久之前我看畢華流的書,早已經說過「四仔主義」這詞語,可能不是所有人記得,四仔主義是八十年代香港大學生,想望自己踏入中產階級的一種人生態度,四仔是「屋仔、女仔、車仔、生仔」。坦白說就是一種追求個人享樂,自私勢利的生活態度,以自己得到這些東西為榮,而鄙視理想。
隨着時間,這個說法早已過時消失,但這思想塑造了今天的香港社會,隨着移民潮又影響到全世界人對香港人的看法。
穿梭四店舖 追四種目標
有個洋人造Jones in the Fast Lane的遊戲,也追求四項人生目標,不過跟香港的四仔主義不一樣:金錢、事業、快樂、學歷。遊戲中你活在一個畫面大小的市鎮,裏面建築物眾多,你要每個星期分配時間去建築物中虛度光陰。
唯一的飲食是一家無論外表與食物都跟麥記異常相似的快餐店。有一家只要付錢和浪費一點時間就能買學歷的學店,有一個給你工作的勞工署,一個負責收租和上車的地產舖。基本上遊戲一開始你就要找一份工作,然後用盡時間打工,再去麥記花錢餵飼自己、交租、回家睡覺。然後周末被豬朋狗友或意外虛耗你的金錢,張開眼就下一周。
遊戲結尾 變高級「奴工」
第一份工通常就是麥記,因為可以打完工就順便吃。食物通常是薯條,最沒營養也最便宜,此外你還可以去一間疑似七仔的便利店購買彩票,當然九成是不會中的。然後你就要擠出一點時間和錢,去學店買文憑,去勞工署找更好的職業,最後就是在工廠當GM。沒有更好的職業了?沒有,這遊戲去到最後你也只是個高級「奴工」。
這樣你才可住更高級的住宅,去電器店買電器,例如電腦,買更好的衣服;例如西裝,那你的快樂值就會提升。好吧,大概你已知道這遊戲怎樣玩了,反正就是怎樣在百忙中去進修、購物、換房子。不過沒有結婚這回事。
毫無疑問,這是個對香港人沒有難度的遊戲,基本上就是大家每天在做的事情,如果你過度工作忘了吃飯,就會五勞七傷,健康衰退,因而有機會在家裏養病而減少活動時間,以及要付錢看醫生。所以這遊戲還是有點教育意義的,就是太過「拼博」,到頭來還是不值得的。
最後你可以量化的東西都儲到某個點,人生就結束了。有什麼獎勵?沒有,你可以再投胎玩下一次遊戲。
文:九龍帝國

2017年1月29日 星期日

悼Zygmunt Bauman:渾世的燈塔

星期日生活   2017115
【明報專訊】「永生不單純是死亡的缺席,更是違抗和拒絕死亡。因為『意義』是源於死亡,而永生正正是蔑視這事實。沒有死亡,便沒有不朽。沒有死亡,便沒有歷史、文化,或者一切人的特質。人的有限性使這一切得以可能。」齊格蒙‧鮑曼(Zygmunt Bauman)在《生與死的雙重變奏曲》(Mortality, Immortality and Other Life Strategies)以此思考文化和生死的關係。如今,泰山其頹,哲人其萎,鮑曼享盡天年而逝,舉世哀慟。
鮑曼的一生十分傳奇。1925年,他在波蘭出生和長大。14歲時親歷納粹德國入侵,於是隨家人逃入蘇聯避難。後來從戎,在波蘭軍隊中作戰,並獲頒十字勳章以表揚其勇氣。二戰後,更成為波蘭軍史上最年輕的少校之一。但他棄軍從文,在華沙大學攻讀社會學和哲學。經過數十年的研究,成為當代社會學泰斗。鮑曼學識淵博,著作等身,撰寫過的書籍超過50本。即使退休後,他仍然筆耕不斷。例如去年,年屆90的鮑曼,依然在報章訪問中,暢談有關社交媒體的問題和西班牙佔領運動的缺點。他就是一個如此精力旺盛的學者,一生奔走,為人類文明的危機而疾呼。
二戰——親歷屠殺 破謬屠殺
20世紀的人類苦難中,二戰時期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的大屠殺必然榜上有名。幾年間超過200萬猶太人死在集中營,舉世震驚。德國哲學家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曾言「希特勒為後世立了一條新的定言律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別再讓奧斯威辛重現人間。」戰後,很多學者反省為何在20世紀科技高度發達,物質條件豐裕的時代,人民不但無法過幸福生活,且孕育出如此泯滅人性的暴政暴行呢?是不是單純因為一小撮邪惡的人胡作非為,破壞整個社會和政治秩序呢?
鮑曼作為一個社會學家,自然不認同大屠殺問題只歸咎於偶然的個人因素。他在《現代性與大屠殺》(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指出,我們目前生活的社會,不單令大屠殺得以可能,而且發生時亦很難被制止。也就是說,納粹屠殺不是個別的歷史事例,而是現代社會的產物,這涉及到現代性(Modernity)的討論上。鮑曼認為西方文明,是透過理性戰勝無知、人性戰勝野蠻、科學戰勝迷信來建立現代的世界。而高舉理性的現代文化,便是「園藝文化」(Garden Culture),意謂打理整個花園先有一個理想計劃,然後以此衡量所有工具和原材料的價值。所有能有助打理花園成為某一模樣的事物便是有用,反之便是垃圾廢物,需要園丁修剪去除。現代的大屠殺,正是為了某一個社會藍圖而做,為的是令社會徹底地變得更理想。科技的工具實用性和效率,並不內含道德價值的判斷,而現代性只追求前者。因此,本質上大屠殺跟現代文化所標榜的價值並不相違。
戰後——消費者勞智者憂
戰後,歐美各國埋首發展經濟。世界銀行、歐洲煤鋼共同體(歐盟前身)等跨國經濟組織相繼成立。其中,鮑曼認為最劇烈的轉變,便是從「生產者社會」轉向「消費者社會」。這意味着,社會較需要成員擔任消費者的角色,消費者的能力和意願,變成社會的規範。
作為消費者,人生大部分時間都需要佔用付費的服務商品。在佔用的過程,藉着破壞消費品來滿足各種欲望。例如光顧餐廳,吃下食物便消費了,滿足了食慾。但是,要增加利潤,必須令消費者的欲求不用等待,即時滿足,且不斷刺激更多的消費欲望,絕不能休息。「必須讓他們不斷暴露在新的誘惑下,以便一直保持激動狀態,永遠不讓興奮萎縮,並且要保持懷疑和不滿足的狀態。」顧客在市場上,以為有自由選擇各樣商品,其實不過是服從於內化的、強制的、不得不然的行動方式。在《工作、消費與新貧》(Work, Consumerism and the New Poor),鮑曼憂心地說,消費者無法以其他方式過活,甚至被剝奪了自由意志也不自知。
在消費者社會中,一個人倘若沒有能力在萬紫千紅的商品世界消費,無法盡消費者責任,他們便會被社會拋棄,遭受貶抑。這種新的貧窮,是以生活標準來釐定「正常生活」,不達到標準便會自覺羞恥。想想消費世界帶來的資訊和交通便利,只要有錢,便可以乘飛機四處遊玩,在網絡即時接收各地資訊,跟世界各地的人保持通訊。在全球化的浪潮下,跨國流動性變成精英的象徵(elite of mobility),窮人則被迫留下,被迫困在當地。除此之外,城市亦出現更多禁入空間,如私人屋苑會所,確保精英能遠離在地性(locality),保持階層間的權力分野。結果,城市空間日漸斷裂,公共空間亦慢慢萎縮。每個城市公民,只能當一個孤立的消費者,淹沒在消費狂歡中。
今日—— 存在即死 液態關係
「一切堅固的事物都煙消雲散了,一切神聖的事物都被褻瀆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的激昂名句,在現代消費社會有了新的詮釋。在現代化的進程上,舊有的社會秩序和人際關係被打破,但牢固的新關係沒有誕生。著名德國社會學家貝克(Ulrich Beck)曾言,過去作為人類生活坐標的社會關係,例如家庭,今天都成了「喪屍範疇」(zombie categories),因為它們既存在又死了。試想想,怎樣才算是家庭呢?結了婚可離婚,離了婚亦可因了解而再結合,只在乎個人的一個決定。人的關係,彷彿是網絡世界中的選項般流動和脆弱,連線斷線,加入或刪除好友,只是彈指之間的事。
於是浮動慢慢滲透到生活的每個環節,甚至包括最親密的愛情和性關係。對鮑曼來說,愛情跟欲望是截然不同的。若然欲望講求消耗和破壞吞噬,愛情則是令自我擴大,跟對象融合,為世界添上更多愛的生命痕迹。若援引弗洛姆(Erich Fromm)的概念區分,愛情講求的是生命的轉化(to be)而不是單純擁有對象(to have)。但是在消費世界的主旋律下,欲望與愛只能任擇其一。伴侶關係跟某他關係一樣,變成消費品,即用即棄,才可追求更多更新鮮的對象。而保持長期關係,風險大,意義少,正如人也不會承諾永遠不賣某張股票。既然麻煩多,投資的回報亦不明朗,這種不安全感正正是恐懼的源頭。但是分離的孤獨同樣不好受,於是重投伴侶關係的欲望會永劫地回歸。經濟人既想要選擇自由,但同時怕失去安全感,擺盪在兩者之間彳亍而行,如酒醉者。因為,「經濟人是一個孤獨,自私自利且自我中心的經濟行動者,他追求最划算的交易,受『理性選擇』支配。」在兩個經濟人之間,哪裏容得下愛情、思想和人文價值呢?
今後——世界結束 開卷反省
1990年,接連有幾位大師過身,當中包括阿爾都塞(Louis Althusser)。德里達(Jacques Derrida)當時感慨地說,每個人的離開都是一個世界的結束,而且每一次均是獨一無二的世界的結束,且永不會再重現。今日,我們永遠失去了鮑曼的世界。但他的思想,睿智和洞見,將繼續流傳下去,啟發往後一代又一代的人,勇於求知和批判。他在《流動的恐懼》(Liquid Fear)的結尾,借用阿多諾的話,點明批判思考的目的「不在於保護過去,而在於對逝去的希望的救贖」。面對恐懼,只有理解恐懼及其根源,才是人類唯一的出路。
文:李宇森
編輯:何敏慧

2017年1月12日 星期四

馬傑偉 - Zygmunt Bauman 1925-2017

2017112

 
【明報文章】鮑曼(Zygmunt Bauman),1925年出生於波蘭,1968年被驅逐出自己的祖國,自1971年旅居英國。作為具有猶太血統的社會學家,他自幼承載着家境清貧的困苦和外界反猶太的壓迫。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親身參與,旅居他鄉的坎坷人生歷程,深深地烙入並影響了鮑曼的學術思想。鮑曼的名著《現代性與大屠殺》(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就是源於個人經歷,認為屠殺猶太人與現代性的程式思維是緊密相連的。

鮑曼的文字老練優雅,如詩如賦,流暢而有音韻。他愛用長句、生僻詞,多隱喻,但輕鬆自如。鮑曼名著Liquid Modernity指出液態社會有個無法窮盡的購物清單,唯一不在上面的就是「不購買」。教育,傳道、授業、解惑,在今天教育成為產業,其績效用學分績點、學位學歷,還有畢業薪酬來量化衡量。婚姻在古代是誓約,在現代社會是責任,在液態社會是合同。古代,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強調朋友能夠起到的啟迪作用。但今天這種啟迪也可作商品,比如心理諮詢師、律師、投資顧問等。

缺乏安全感是液態社會的基本心理特徵,結構性失業加之各種各樣的風險,讓我們無法確定明天的自己會是怎樣。追求現代生活,本來是為了過得更好、更開懷,但現實卻是我們處於一種孤獨無助的狀態。我們每個人的生活皆是現代性的注腳與說明。我們承受着現代負荷,努力讓自己的個人生活不至於失衡。當永恆變得短暫,當生命變得漫長,現代生活變成一場在不安世界裏尋找庇護的歷程。借用米蘭昆德拉的名言,鮑曼說「生命不能承受之輕成為現代生活的悲劇之源」。

我與張瀟瀟合著《媒體現代:傳播學與社會學的對話》,其中一章討論鮑曼液態社會,有興趣的朋友可以一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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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20日 星期日

易汶健 - 打救「低欲望日本」藥方

星期日生活   20161120
【明報專訊】大前研一發明一個新名詞形容日本社會現况:低欲望社會。
台灣的出版界和媒體聚焦作者在新書《低欲望社會》對青年人的評價,指出青年人的生活方式與中老年人不同,不願打拼,前景悲觀,安於簡樸生活。相反,老年人活力十足,活躍於職場。這可能是因為世代爭議遠較批評安倍經濟學吸引,而且容易作跨社會比較。
的確,作者花了三分之一的篇幅討論人口老化、少子化和欲望減少會衝擊日本社會,以及解救方法。如果說他一面倒責怪日本冒起的「繭居族」,那是不公允。他認為青年人無欲無求,某程度上是個「合理的選擇」。
無欲無求 屬合理選擇
青年人正經歷通縮、薪水不漲、買樓即負債的時代,又眼見父母當年捱生活的日子不好過,所以拒絕作出人生重大決定。他們減少追求中高檔消費品,牢固的戶籍制度不鼓勵未婚生育,就業形式改變導致非全職工作增加,女生較難找到事業穩定的男生,毋寧說成家立室。種種因素導致青年人情願過貧窮但充實的生活。
作者批評安倍經濟學毫不留手。日本政治、財稅、土地和農業制度僵化,也有份促成低欲望社會,佔該書一半內容,台灣書介則輕輕帶過。日本央行透過買下銀行的國債釋放資金到市場,政府大幅增加財政預算,鼓勵民間投資的效果不彰。國民有大量儲蓄,也不願消費和投資,利率低但仍乏人借款,其實也表示擔憂前景,難以振興經濟。
他更加擔心,用新來的錢推高股市,萬一股市崩盤,後果難以預料。如果國民對貨幣失去信用,例如估計國債無法償還,惡性通脹就會出現。
說了這麼多,大前研一有什麼提議扭轉低欲望社會呢?提議有很多,惟不外乎開拓更多經濟增長點,促進商務及貿易,以及要青年人重拾工作動力。筆者認為成果有限,甚至誤讀社會。
營造「搏盡工作」興奮感
他的兩個重點對策如下:
「首先是,給予年輕人夢想和希望。政府應該向這些年輕人展示明確的國家藍圖,讓他們相信未來一片光明,一定會比現在更美好。我們必須營造當年那種不顧一切而工作的興奮感。」
「另一項對策是,教導孩子基本的結婚觀念。政府必須從國中或高中開始,教導年輕人何謂婚姻及家庭,讓他們知道,父母也是從困頓的生活開始,一路克服各種辛苦,但正因為如此,人生才有生存的意義。」其中一個方法是在十八歲進行「成人」考試,確保他們具有成年人的價值觀、責任感和生活必備知識。
他提倡開放技術和照顧者,讓外來人口到日本工作,補充勞動力和增加日本人口的多元性;改變高中和大學教育,廣納外地留學生,培育精英,大學排名依畢業生薪酬而定,甚至仿效德國,減少大學而增加職業學校,培養技術專才。
說到底,只有工作和家庭,才使社會和國家進步。
筆者同意人應該有社交生活和勞動,因為人的技能各有差異,唯有互相依存,才可滿足個人需要,促進個人成長。勞動是貢獻社會的途徑。對於完全脫離社會的人(尤其是城市人),不論是性格不合群,或是工作和生活遇到挫折,家人和醫者需要幫助他們,了解孤立成因,重建社會關係。
並非所有不工作、不結婚、不出門的人也是退隱社會。近來一些繭居族現身說法,指逃離工作是因為受夠窮忙生活,交租後薪金所餘無幾,倒不如隱居,減少開支但換來自由生活。再者,有人實踐「斷捨離」,旨在消減物慾和執念。三浦展認為日本踏入「第四消費時代」,愈來愈多人透過共享資源取用物品,少一點消費,少一點浪費。這些都是大前研一忽視低欲望社會的好處。
用世代矛盾描述日本社會確實有偏頗。日本近年出版書籍,為青年人說話,例如松村嘉浩的《為甚麼現在的我們對未來如此不安》和山田昌弘的《社會為何對年輕人冷酷無情》,道出世代矛盾源自青年人無法靠工作為生,而年長一代的積蓄和福利優厚得多。同時間,《下流老人》、《老後破產》、《無緣社會》,記載一群缺乏年金和醫療保障的長者以及成年子女為照顧父母而辭掉工作,最終陷入貧窮的故事。在2010年,日本每五名65歲或以上長者,有一名屬於貧窮。或許青年人有種被年長一輩擠壓的想法,但事實是不少年長一代的生活也不好過。
老壯兩代皆不好過
強硬灌輸責任感、家庭觀念和競爭力意識,無助解決社會問題。啃老族令父母憂心,也不是說做工作奴就好。日本現時有四成勞動人口是非全職工作,連作者也知道這是問題。他應該建議加強工作保障,例如給更多非全職者獲得社會保險和退休年金。
有一點是筆者認同的,是增設職業學校,畢竟並非所有學生也適應大學生活,有些適合實踐和學習一門手藝。這絕非製造一堆隨時被機械人取代的工人。職業學校的目標是訓練一群能夠在各個行業解決問題、具備批判思考及技術知識的人。
不少台灣和香港讀者參照日本社會,尤其是三地也面對經濟停滯、人口高齡化和世代爭議問題。此書有助我們初步了解日本社會和人口現况,但筆者認為《低欲望社會》的政策建議參考價值有限,至少要連同上述幾本書合讀才能下定論。一個地方的成功不應只看經濟發展和競爭力,而是減少人民身心憂慮,促進社會參與和發揮所長。
文:易汶健
編輯:蔡康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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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13日 星期日

朗天 - 特朗普與正午哲學——讀《最短的影子》

開卷看天下   星期日生活   20161113
【明報專訊】「狂人」特朗普當選新一屆美國總統,哀鴻遍地;很多較早前對人大釋法問題不置一詞的人,忽然變身國際問題專家,分析特朗普勝因,美國又如何進入了新黑暗年代等等,令人驚覺,香港人原來不是不關心政治,只是不關心某種政治。
假如有人今天才去了解美國人為何選出特朗普,雖然遲了一點,但絕對是好事,因為我們只要稍一深究,便會觸及資本主義全球化、「佔領華爾街」失敗效應、精英階層和庶民的撕裂,以及各種表裏不一的民主社會問題,而這些都是幾乎可以立即拿來和香港對照,舉一反三。有人在選舉之後不懂尊重選民決定,輸打贏要,務求還原舊局,而美國人也許將向我們示範,大家該如何對待選民決定,這才是民主的遊戲規則。今天我們嗟嘆選民不濟,竟選了一個「瘋子」(裝瘋的,其實是小丑)出來,擔心他們和他們選出來的人只懂要大家少數服從多數,而他們不會多數尊重少數(即使只是選舉人制度下顯現的「少數」),那麼,我們何不首先撫心自問,之前我們又是否足夠做到尊重他者(無論是不是少數)呢?民主地產生一個可能破壞民主的領袖,是民主的弔詭,但難道民主不就是從來都有這重弔詭的嗎?殘酷的真實讓我們反思民主和自己,檢視自己是否其實一直誤解了民主和自身,同時再一次確認什麼是「新」,什麼是不容我們內化、我們極欲排斥的新事物。
環顧論者提出,特朗普勝出的其中一個主因是今屆偏低的投票率。希拉里和特朗普都不是「好人」,大家無從選擇,索性不投票(很多香港人不在本地選舉投票所持的「理由」,何嘗不是如此?),直接造成四年前投給自由及開明路線的選票大量流失。 選前經常聽到的策略是沒有誰值得選,唯有兩害取其輕,於是選舉結果其實反映了沒有誰真正勝出,只是特朗普相對地沒有那麼失敗。這是一場消極選戰的結果。
選舉的虛無主義:兩害取其輕
沒有選擇,是德國哲學家尼采為虛無主義標示的主要特徵。 今天一般人提起尼采哲學,第一個想起的概念便是「上帝之死」,上帝死亡帶來虛無主義。年輕時看過一些哲普書,說尼采殺死了上帝,後來自己看原著,弄懂了殺死上帝的並非尼采,而是現代人,是我們!尼采只是觀察到上帝所代表的最高價值、終極關懷的失墮,並予以揭示。現代人不再信神,不再需要上帝保障價值和意義,改而相信自己,訴諸人的意志,可是,人的自我千瘡百孔,謬誤連連,經常不一致,心志易動搖,大家很快清楚,並無法不承認,隨着科技發展,生活各種事物的變化速度大幅提升,本來以為牢不可破的東西紛紛在眼前粉碎、消逝,尤其是感情,說變就變,盟誓信諾、真理、漂亮的東西、美好的事情,隨時一下子便被推翻,甚至走到了反面,這便是虛無。虛無主義不是指覺得什麼也沒有,而是什麼也不可相信。處處虛無,不是無一物存在,或一無可知,而是有物存在,卻均無可意欲,知不知也不相干。
因此虛無主義是失落終極價值保障後,主體無法好好跟世界、包括他人建立關係,意志無可意欲。面對難以意欲的候選人「兩害取其輕」,正是選舉的虛無主義。不過尼采論述的虛無主義,其實還有積極和消極之分,生活和政治的無力、無奈僅屬虛無主義消極的表現而已。
尼采切開世界 展事物雙重性
近讀斯洛文尼亞學者阿倫卡蘇彭力(Alenka Zupančič)撰著的《最短的影子》(The Shortest ShadowNietzsche's Philosophy of the Two,上右圖),指出尼采是近代人類思想史一大事件。尼采自稱是世界的災難,他終結了(舊)世界,切開了世界,但他的思想不是炸藥,他本身也非炸藥,所謂「二」也並非指兩個分離的部分,而是作為事件的他,讓世界經過他之後出現了一條線,沿着這條線我們看到了「二」,兩邊仍連結在線上,尼采便是這條線。再極端一點說,他就是「二」。
於我,「二」當然就是雙重性。尼采讓我們看到了事物的雙重性!那亦是所謂正午哲學的奧義。每個人都有影子,影子離不開人,人也離不開影子。而在正午時分,影子最短的時候,我們便看到人和影子的重疊,書名「最短的影子」指就是這個讓我們從中領悟「二非一,一而二」這雙重性道理的正午效應。
日常生活中,大部分時間能看到的只是事情的單方面,有時表面揭開了,看到了裏面一層,一般人便會直覺地首先把這「表和裏」視為兩層,但很快又取消了「二」,例如可能會覺得表是假,裏才是真。既是假,去假存真,兩層最後重歸一層。又或者分左分右,兩大陣營鬥爭,我們認同其中一個,另一個便由這一面去理解、詮釋,因而那另一個也成了這一個的投射。
右派抗爭 圖個爽快
《最短的影子》其中一章詳細討論了消極和積極虛無主義之間的關係,充分闡釋了尼采所強調的雙重性。假如消極虛無主義是無可意欲(will to unwilling),那麼,積極虛無主義便是意欲虛無(to will nothingness)。蘇彭力借助拉康痛快(enjoyment/jouissance)的概念,以苦行者的快感或理想(ascetic ideal)作為意欲虛無的解釋基礎。人的宗教目的一般都指向解決死亡、痛苦和煩惱,而幸福和快樂則處於俗世一面,有礙神聖實踐。苦行者沒有醫治人生之痛,他們找到一個「結合」的途徑:從苦行中領略一種特殊的快感——痛快。性質上它是痛苦的,但它能令當事人產生擁抱意義的興奮,令他/她有活着的感覺。而這但求一爽,圖一個痛快的推動力,表面上好像很有為,說穿了也是虛無主義(另外的)表現。
蘇彭力借尼采的口說出,虛無主義消極方面的是鎮靜劑,積極表現則作為興奮劑,兩者一主動一被動地回應了終極價值的失墜,並且往往相互配合,不時讓人們如鐘擺,來回於兩者之間。她進一步認為,尼采關於虛無主義的討論和預言不限於十九世紀末,還可指涉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的「後現代狀况」,甚至延續到當代右翼對後現代的反撲(你說是抗爭也可以)。如是,希拉里支持者(「兩害取其輕」)和不投票者(「無意欲投票」)的選舉意向,大抵可視為一種消極虛無主義。之前人們對特朗普支持者的非理性取態(例如低下階層支持一個剝削他們的商人,女選民支持極端歧視女性的大白人沙文主義者)不大能理解,但如以積極虛無主義式「引刀成一快」視之,庶幾近之。
這就是正午哲學的澄明。誰是本尊誰是影子,孰人孰鬼都不太重要;太陽底下,最短的影子告訴我們,大家都還沒走出虛無主義的泥淖。
文:朗天
編輯:蔡康琪

2016年8月5日 星期五

Clara Chan - 穿衣見做人

201684

【明報文章】看《關於山本耀司的一切》這本書,感慨良多。最深刻的是這位人稱大師,長年旅居巴黎的日本時裝設計師,對日本社會,說出最發人深省的話:「我(山本耀司)非常想說的是,一種只有在日本發生的特殊現象,那就是被叫作大小姐的這種人,靠着父母、伴侶,甚至包養者援助生活的年輕人,他們都穿著世界級名牌,這是一種異常現象。」

「那種女孩,我不覺得他們是女人,是愚蠢的小女孩。她們被寵壞了,覺得年輕就了不起,年輕就最偉大。我又年輕又貌美,你一定想約吧?她們的臉上就這麼寫着。為什麼日本的年輕姑娘,會有這樣不可一世的姿態呢?我指的這些,16歲到22歲左右的小姑娘。她們從高二、高三開始就已經是一副娼妓面孔了。」

果然是一個敢言的時裝大師。也只有對自己的國家,才會說出如此痛之深責之切的說話。長年住巴黎的大師,眼看着當前日本年輕人跟着時代一起浮躁,只會盲目跟風,被惡俗文化侵蝕,沒有獨立思想,他對此深覺悲哀。

我看的是大陸簡體字譯本,據悉,這本書在內地也甚受歡迎,社交媒體也瘋狂轉載大師這番話。事實是,大師所憂慮的當前日本年輕人,跟當下中國的後生仔並沒分別。網紅遍地,嫩模橫行,個個穿金戴銀,開着不知道是誰給她買的寶馬保時捷。她們都不是為生活而逼良為娼,相反,純粹是貪玩好勝而慷慨賣春。總之,大陸當前的社會風氣,就是笑貧不笑娼。

當然,一個女人要活出什麼樣的人生,是個人選擇,也沒必要理會他人看法。只是,自恃年輕貌美便心存僥倖不勞而獲的心態實在要不得,報應這回事,在網絡年代只會來得更快。

2016年7月10日 星期日

醫道達人區結成:重提初衷 醫療以人為本

星期日生活   2016710
【明報專訊】在立法會恢復改革醫委會的條例草案二讀那天,任職醫管局質素及安全總監的區結成醫生在總部辦公室,跟我們由白天談至黑夜。
不過,對於議會內外的爭拗,區醫生其實沒評論太多,只道如果我們追溯這草案提出之始,大概會看出如今的局面其實是信任的問題。
二○一六年,他說是特別的一年。
這不是因為醫學界在時代洪流裏冲出了撕裂,而是因為這是區醫生退休之年,也是他用十年時間醞釀的新書《時代與人》面世之年。
尚有幾個月才退下崗位的他避談身處的體制,但興致勃勃地分享寫書時看到的醫院故事——從中世紀修道院模式的收容所,說起現代醫院的根源,其間穿插推進歷史發展的醫學先鋒,如此聽來,難免讓人像他弟弟區樂民般疑惑,區醫生是否在說沉悶的歷史?
這倒未必,在一個個歷史故事背後,聽出的是他處處對現今醫院發展的思考,盼望在醫院談論先進的同時,要設法保存醫療的初衷。
「雖然我有點懷疑,提醒人莫忘初衷有沒有用。這個時代,哪有人會聽你說關於道德的提醒?」
科技愈進步 臨牀關懷愈忽略
重提醫療的初衷,區醫生沒抱太大期望,是因為他知道早在二十世紀開始甚至更早,不少學者與醫護已先後論說過,「一直以來,不少人推動『以病人為本』的治療,期望補救『以科技為先』的現代醫療不足,只是這些努力跟科技的力量差距很大,有時甚至淪為口號與點綴」。他拿起一本舊書《醫療的目標》(The Goals of Medicine),出版年份是一九九九年,「我想告訴你,這說法有多老,這作者提出的時候,已不是新題目」。每一個年代,都不乏提出批判的人,嘗試把醫療人文、醫療倫理帶進醫學界討論,九九年的美國,醫療發展圍繞維持生命的科技研發,用機器延續壽命、體外血液循環系統、器官移植,「他逆着社會潮流,提醒要小心科技變成一種狹義的進步」——醫療科技沒錯是不斷進步,但這種進步是否真能幫助病人?「人生最後階段,應該得到好好的照顧,所謂的好,是什麼意思?當時實際的情况是,垂危的人一旦出事,就用科技延續壽命,再出事,再用更多科技。這是不是對人最好?」
人文醫學 提倡關懷
思考醫學倫理、着重醫生與病人的關係、追溯醫療的關懷基礎,我以為是由於區醫生出身老人科,耐性、溝通、安撫,讓他體會親自接觸病人的重要。不過,他回想自己的路,認為自己在選擇老人科以前,早已模模糊糊地走上關心人多於科技的路。
到牀邊聽肺 是一門技藝
七○年代,區結成在喇沙中學畢業,到美國布朗大學讀醫學院。選擇科研先進的美國,是一個偶然,但布朗大學卻是他的意願,「我的中學同學,不少早就談論到外國升學,說外國的liberal education是很好的人文、自由思想教育,當時我很想接觸。布朗大學的人文學科,在美國最有名,當時新成立了醫學院,我就申請入學了」。他一邊讀醫,一邊讀哲學文學,不過美國的醫學,還是無可避免地傾向研究多於接觸病人。他記得,他很早就開始讀研究文獻,跟教授討論的都是研究上的事。後來回香港考執照試、接觸英國的醫學傳統,才重新去學在牀邊如何摸病人的內臟,用手去感覺腎的大小,雖然那時已經有了超聲波、X光。「美國不是不教,而是教得很少,病人來到,很快就讓他們去照晒所有嘢,怎會讓你仍然在聽來聽去、摸來摸去?但英國那一套不這樣認為,在牀邊花點時間去聽肺,那技藝是重要的。」
照顧模式先進 在於看見老人需要
八二年,回港後,他第一份工作,是在啟德附近的難民營做醫生;兩年後,取得香港牌,便在瑪嘉烈醫院的老人科做實習,遇上師承蘇格蘭愛丁堡的老人科醫生,算是他的啟蒙老師,其後區醫生也到了蘇格蘭愛丁堡皇家病院受訓。雖然曾經逗留過,但在閱讀歷史的過程中,區醫生重新認識這所病院,故事卻從荷蘭說起——十八世紀初,荷蘭萊頓大學譽滿世界,後世歸功於一直堅持牀邊教學的醫學教授波哈維(Herman Boerhaave)。他的影響力遍及歐陸,大量外國學生慕名而來,當中三分之一來自蘇格蘭。「那些學生回國後,要在愛丁堡建立最好的醫院和醫學院,特點是兼容並包,不完全立足於教會、宗教理想,帶點世俗化色彩,是少有收生不問社會階層,這在當時極講求階級的英國社會是很破格的。牛津劍橋?你若不屬於上流階層,根本無法入讀」。區醫生說,蘇格蘭的醫學傳統,着重人文與關懷,這反映在老人科尤為突出,照顧模式非常先進。「蘇格蘭先於其他地方說如何評估老人的需要,單是身體檢查並不足夠,而是全面評估他身體的功能;它也是最先為老人發展日間醫院、討論讓老人科與骨科醫生合作治療老人骨折的問題,這些現在香港也開始做、變成了常識,但在當時來說是很先進,先進不是在於科技尖端與否,而是他們看到老人的需要,想方法幫助他們。」他說,尤其他做的是老人科,體會到牀邊接觸其實對病人有一種意義。「即使只是把聽筒放在他胸膛、請他吸氣呼氣,如此簡單的過程,也是一種關係。」
追溯歷史 反思醫院變革
因為想要尋找醫療初衷,區醫生翻開跨越幾百年的歷史、閱讀了上百個古今中外大大小小的醫院故事,想要知道現代醫院的起源究竟從何而來、怎樣演變、過程中人類有過什麼反思。他的書,從中世紀開始寫至近代,追溯現代醫院的雛形其實是中世紀附設在修道院、宗教情懷濃烈的收容所、醫療所,當開始步入現代社會,醫療的出發點逐漸脫離宗教、世俗化,法國大革命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經過極崇尚客觀科學的革命年代,然後是追逐科研突破。只不過,與此同時,中世紀照顧貧病者的精神似乎被撥到邊緣位置。「這不是必然的趨勢,但回看歷史,很多時候的確是這樣發生:科技愈來愈先進,牀邊的關懷工夫,就愈來愈被忽略。」他一直用不同醫院說故事,有時在發掘過程中,會出現像愛丁堡醫學院的故事,讓他在歷史中找到自己在人生歷程裏有過的信念其實從何而來;而在歷史的長河裏,他看到的是現代醫學之所以能走到今天這一步,得來不易,「有些時代會令人興致勃勃去革新,但大多數時代其實是顛三倒四、不利於建設,但即使要逆流而行,仍是有不失初衷的人,在測不準的時代變化中,堅持信念,甚至開拓,現代醫學,就是這樣走過來」。
法國醫院 改革之路
這種人物,在他的書裏出現不少,例如在法國大革命前、修道院醫療所當道時,嘗試建立現代醫院雛形的Madame Suzanne Necker。她改建古老修道院而成的Necker Hospital,把本來來者不拒、擠迫不堪、衛生環境惡劣的病房,革新成着重護理、建有清潔廁所、嚴控病人人數。但在秩序井然的醫院概念開始成形之時,法國大革命來臨,這個醫院實驗做了十年便終結,負責護理的修女被逐、Necker避走瑞士,本應流芳百世的醫院重回沉寂,但在法國的醫院改革之路上,它發揮了很大的示範作用。而它的影響,並不止於法國本土,區醫生說,醫院走向現代化,「整個關鍵在法國,那是整個概念的轉變。而法國大革命是個很怪的時代,一邊革命一邊流血,但有人繼續為建立更好的醫院制度堅持,沒有失掉方向」。
南丁格爾 醫護革命航手
另一個帶領醫療在歷史中逆流而上的,是區醫生在訪問中說得最多的南丁格爾。他說,南丁格爾沒錯是現代護士之母,但她其實不是電影中的那種白衣天使,到戰地照顧傷兵並不是她自發去的,那本來是政治任務。但在那裏,她看到傷兵的真實情况,才引起她後來推動的一輪醫護革命。「南丁格爾在她的時代裏,是一直打破固有框框的女性。」她出身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中產家庭,本應留在家裏做待嫁的淑女,但她不理家人反對,一個人到歐洲學護理,回國後遇上克里米亞戰爭,當時歐洲剛出現電報,英軍在土耳其的戰地醫院破爛惡劣,傳回英國後激起輿論,才讓政府迫不得已委派當時嶄露頭角的南丁格爾帶領護士到戰地。女性到戰地,在當時是前所未有,南丁格爾面對軍隊留難,最後除了完成使命,還更進一步地提出革新,建立護士學校。「她發現好多死於戰地的英兵,不是戰死,而是死於缺乏護理」。她數學了得,發明了後來非常有名的玫瑰統計圖,清晰簡潔地報告她的觀察,最後引發政府重組戰爭辦公室的行政管理部門,後來一直用統計分析推動醫院衛生改革。
提升護士專業與話事權
區醫生說,他寫書本意不是整理出醫院發展史,有人認為他在關於醫療制度要如何走下去的問題上好像沒怎樣討論,他說是意料之事,「就像南丁格爾的改革後,護士地位提高了,醫生憂慮地位受威脅,於是開始爭取醫院裏的話事權,這些問題,其實沒有離開過。現在香港討論護士角色,是否可以幫醫生看部分病人、做簡單檢查,這在美國和澳洲已很平常,我們只不過在繼續嘗試外國已經試了的護士專業走向。若我們沒有前進的意識,就會一直留在那個層次討論再討論,但若你想像在一個比較開放、前進的社會,為什麼護士不能多做一點?時代要走向現代,首先我們要思考的是什麼叫現代。買最先進最尖端的機器,抄晒外國的協議、條例,就是現代醫院?」
忽略牀邊醫學 因為我們時間太少
那麼,香港醫療,是被科技主導了?區醫生坦言,這問題不好答,因為香港連討論的基礎都沒有。「在香港,一方面,我們未有條件學美國、全面地追逐科技,原因是我們資源有限,香港是用GDP2.6%來處理整個公營醫院的開支,這在新加坡、澳洲、英國的人聽來也會感到奇怪,外國一般有45%。我們往往是用比較輕微、保守的方式引進新科技,即是當那種新科技已搞清楚真的有效,我們引進,對於應用醫療科技,我們是中間偏慢的。但另一方面,因為資源緊絀,醫生護士與病人的接觸,時間是極短,門診看病五分鐘,巡房十分鐘,這方面我們或許是世界第一,當然你也可以說我們很有效率。所以,若說我們忽略了牀邊醫學,那不是因為我們追逐科技,而是我們沒有時間。」
非討厭科技 關顧與醫術並行
他說,自己並不是討厭科技,也認為一個體制裏如有七千個醫生的醫管局,的確需要有些醫生醉心科技、對新事物好學不倦,這樣才能帶領醫療前進。「單是擁有多高明的醫術是不夠的,若你仍在用十年前的技術,也是不行」,但同時也需要有人提醒關顧病人的重要,「到最後,當然希望整體服務可以比較平衡,但如剛才所說,困難是我們時間太少」。
辦公室裏的區醫生,尚未退下崗位,解釋體制內的事點到即止。耳猶未盡,我們說很期待他退休後的下一本書是寫《白色巨塔》。區醫生笑了,搖頭說自己不喜歡爆料「我不會成為另一個王永平,這不是貶義,只是我不是想走那條路」。那麼,會是哪條路?「下一本書,或許是寫詩。」請不要過於驚訝,追源溯本,一直以筆名區聞海寫專欄的區醫生,大學時代寫的詩其實拿過青年文學獎。

醫道達人區結成(圖:劉焌陶)


區結成用十年醞釀的新書《時代與人》。(圖:劉焌陶)

文:陳嘉文
圖:劉焌陶
編輯:蔡曉彤
sundayworkshop@mingpao.com

2016年5月22日 星期日

朗天 - 我們的主體性生態危機——讀瓜塔里《三種生態》

時令讀物   星期日生活   2016522日 

【明報專訊】打開電腦,上網,在資訊平台和社交網絡上瀏覽,我們很容易很快便被數之不盡的危機意識籠罩——全球暖化、核災難、火山爆發和地震、新疫症出現……天災人禍,說到底都是人禍。所謂天災通過人禍起作用以至千百倍實現的認識,對人們來說理該不感陌生。經歷汶川地震揭發豆腐渣工程,賑災款項不翼而飛,非洲饑荒揭示部落派系長年內戰惡化災情,福島地震核泄漏揭發日本官商勾結隱瞞災情,今天要明白這個地球的生態災難從來不止是大自然的事,沒有難度。
不過,能夠立即跳出來,反身自省,確認這些危機意識本身可能也構成另一種危機,便不是那麼輕易了。全球暖化的說法,一直有另一批科學家指出是另一種意識形態工程,旨在掩飾「真正」導致環境災難的原因;生態危機更曾被指屬於「恐懼政治」的一部分,方便全權統治找代罪羔羊。在資訊爆炸的現代都市生活,人們的知識和行動指向都是被中介(mediated)了,虛實互滲,真假難分的;如何穿越任何媒介都避免不了的扭曲、變動和轉義,言所該稱,行所當為,已是我們日常生活迴避不了的重大難題。
全球化資本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是當今世界各種問題的罪魁禍首,幾乎是廿一世紀進入第二個十年的世代共識。尼格里和哈特(Antonio NegriMichael Hardt)的《帝國》(Empire2000年出版以降,新左翼思想家巴迪歐、齊澤克、洪席耶陸續走俏,再經過佔領華爾街事件和「中東波」,批判力度不斷加強,支持資本主義危機的正面證據也不斷累積;近兩年右翼回潮,則是從反面顯示全面擁抱資本主義可以帶來何種複合災劫。
重新發現思想瑰寶
儘管如此,今天劍指資本主義者對如何走出當前困局仍無確切結論。理論研讀者開始返讀前人著作,重檢好些一度揚棄了的概念,重新思考出路。其中早於1992年因心臟病發猝逝的法國思想家瓜塔里(Felix Guattari),便成為取經者的對象之一。
瓜塔里是心理分析師,早年追隨拉康學法,後來自立門戶,並且積極投身全球社運(法國、意大利、巴西),以跟才子思想家德勒茲(Gilles Deleuze)合寫《反伊底帕斯》(L'Anti-Oedipe)及《千層台》(Mille plateaux)兩大巨構而聲名鵲起,但也因此被視為德勒茲的附庸,長期被低估。近年其獨立著述的專著及文集陸續英譯出版,讀者才曉得大家一直看漏了眼,直可用「走寶」形容之。
例如瓜塔里的一本小書《三種生態》(Three Ecologies,法文版1989年出版,2000年英譯本出版,但2011年前一直乏人談論),便率先在資本主義全面勝利,歷史已經終結的論調甚囂塵上之際,提出地球先生生病(1988年《時代雜誌》的年度風雲「人物」便是面臨危機的地球)的原因,不止是大自然出了問題。所謂三種生態,是指自然生態、社會生態和精神生態(mental ecology),三者環環相扣,息息相關。自然生態危機意味另外兩種生態都瀕臨絕境,光是從大自然方面入手補救,並不會收到什麼正面作用。
資本主義危害人類文明
瓜塔里在書中明確指出,導致世界崩壞的元兇有二:一是摧毀獨特價值觀,把一切單一化系統化的全球市場;另一則是把社會和國際關係都納入警察及軍事機器的實踐。兩者勾結起來,便形成一個擁有全球市場的軍事工業綜合體。當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全球化」這個詞語仍然以正面語意為人使用時,瓜塔里提出以「整合世界資本主義」(Integrated World Capitalism,簡稱IWC)來形容這個眼看會以不停滾動輾碎人類文明的機器操作系統。
瓜塔里的厲害之處,是一早看出三種生態中的社會生態關鍵在於社會關係,而精神生態的核心則在個體的主體性。瓜塔里和德勒茲都強調不容統合的多元、分散存活的個人生命,以表現其獨特性(有時稱之為單體singularity,有時稱之為主體subjectivity)為價值實現。IWC輾碎、同化、淹沒的,就是這個主體性。透過什麼進行呢?除了剝削勞動者剩餘價值的生產模式、營營役役的日常工作、刻板單一的生活文化(香港人最易體會的就是向錢看的單一社會價值)等,就是有意無意的符號構作和連結。在瓜塔里的時代,其中一個協助限制個體感受和思想的,正是那代人發夢,提供虛假想像的電視。今天,該也包括互聯網。
三種生態相互支撐
瓜塔里主張革命從個人生活開始,從社區和社會運動開始。對反於令「存在收縮」的三種生態危機,人們不妨致力尋找三種生態的共通原理,而對這些原理,瓜塔里並非以獨斷的姿態宣示出來,相反,他嘗試整理出一個個框架和臚列各種可能發現的途徑。前提是生態三而一,一而三。必須一再強調,這個「一」,並非全權的一元,而是多元互動,彼此支持的個體、單體、主體。
也許是出身關係,瓜塔里始終在討論精神生態時顯得特別着力。他明言,心目中主體並非笛卡兒式的知性主體,與其說是一個體,不如說是在獨特社會和自然場域表現的主體化成分(components of subjectification),流動而不易被收編(包括自我收編),所以他最反對生活被名為科學,實為控制的科技束縛,而主張生活藝術,社運也以生態社運人(eco-activist)的方式參與。抗爭在IWC四個語意域(經濟、司法、科技、意識形態)進行,由識破各域的意義鏈斷裂處開始,同時創造主體自己的概念,以代替IWC的。明乎此,怪不得他和德勒茲那麼樂於創造新詞,視發明概念為哲學家主要工作了。
變革條件四現其三
抗爭從細微處出發,但最終能否「成功」,《三種生態》指出可視乎四個變革條件,包括:
(一)突發的集體意識覺醒(就像前年的雨傘運動),而這總是可能的(問題總在如何持續下去);
(二)建制的逐步崩解(小如建制派各種「甩轆」事件),因而打開抗爭的空間;
(三)媒體的科技變革(如網媒和社交網絡的政治操作),民間非資本主義目的之活動增加(種種非牟利的資源集結);
(四)勞動市場的重新整合,主要體現在創造型勞動和生產的普及。
觀乎當下,除了第四點,其他三個條件基本出現了。所以你說局勢令人悲觀,看過瓜塔里會發現未必盡然。
文:朗天
編輯:劉子斌

2016年5月13日 星期五

德叔 - 資訊素養 人人有責

明報   2016513

資訊素養(information literacy)是知識型社會中必備的基礎生活技能。

資訊氾濫,資訊素養就成為這年代的顯學。上世紀末,在學校還有人認為這是電腦科教師的任務,因為其他教師接觸電腦較少,還未意識到何謂資訊氾濫。如今手機已經人手一部,上網成為學生日常最重要的生活元素。不論年紀或社經階層,衣食消費、社交娛樂、養生治病和功課學習都愈來愈倚賴網上資訊行事,甚至政黨爭鬥角力與政治動員,都充分利用網絡和電腦,此時資訊素養便是每個教師都必須面對的教學內容了。

根據多年的學校工作經驗,我覺得以下幾點基本素養,是每個教師都要把握的,並宜據自己身邊的具體事例,好好與學生探討或交換意見。

首先是知道網路資訊的特點(優缺)和影響,包括上傳資料者或機構放資料上網的目的和動機,要有戒心和警覺性。

其次要學習辨別資訊的真偽,至少要持批判態度。即是要學習查證和核實資訊來源與可靠性,也就是懂得並習慣參考其他資訊來源,細心對比異同,方好引用。當然,養成習慣每次引用資料時標明出處,不只顯示其根據,更提醒讀者或自己:資料總有些不足、盲點和缺失。

其三,要自律和自覺不參與散播情緒化言論和資料。如今網上社交群組的缺陷之一是將同聲同氣的朋友集中起來,容易自製成一個「回音室」,不斷收到自己喜歡聽到的意見。如此一來,情緒更容易高漲,興奮地以為全世界都有同一看法。不斷收發情緒化的言論和資料,漸漸便會迷失在虛擬世界中而不自知。(下周再續) 

chantakhang@gmail.com

2016年1月17日 星期日

易汶健 - 共享經濟 日本的新消費模式

開卷看天下   星期日生活    2016年1月17日

 【明報專訊】 買買買。香港零售業界代表指聖誕期間,業界收入較去年大跌七至八成,希望政府吸引更多內地遊客,刺激消費。

的確,消費額下跌非好兆頭。回望過去廿年,本地私人消費開支和零售業銷貨額下跌之時,經濟總體也不景氣。日本政府也推出多項措施刺激消費,但受制於油價下跌,薪酬加幅有限,難以推動經濟增長。

如果日本政府有閱讀三浦展的書,或會尋找到另一些消費增長減慢的原因﹕國民消費模式慢慢改變,不再追求快速增長和擁有大量私人物品,轉而追求簡約生活,在私有和私生活中有無法滿足的願望,透過共享獲得。掌握這趨勢,既能令民眾幸福,同時改善政府形象和企業的銷售能力。該書值得香港參考。
日本的第四消費社會

《下流社會》作者三浦展在2012年出版《第四の消費:つながりを生み出す社会へ》(第四消費:邁向生產人際連繫的社會),去年五月有繁體中文譯本,書名為《第4消費時代:共享經濟,讓人變幸福的大趨勢》。作者把近代區分為四個消費時代:

1、    第一消費社會:日俄戰爭至二戰前。小量中產階級興起,消費西方引入的以及國內冒起的大型品牌產品,風氣集中在大城市;

2、    第二消費社會:二戰後至石油危機。工業化發展,量產商品普及,家庭電器和汽車是主要特徵。經濟持續增長,大量生產、大量消費的風氣擴至全國;

3、    第三消費社會:石油危機至2004年低成長期。經濟因盛轉衰,消費單位由家庭轉向個人,着重產品差異和個人特色,單身和啃老者增加;

4、    第四消費社會:20052034年。經濟持續不景氣,總人口在2007年開始下降,非正式僱員人數增加,三一一地震改變國民觀念,愈來愈多人追求簡樸生活,滿足感來自人際關係緊密帶來的充實,而非來自物質。

簡而言之,國民從消費模式體現了以下價值觀轉變:由「national」(注重國家)到「family」(注重家庭),「individual」(注重個人),最後到「social」(注重社會)。

這個分類是對應世代。主導第三消費社會的是戰後嬰兒潮,主導第四消費社會的是嬰兒潮子女。這群子女成長期生活豐饒,購物時重質多於重量。其次,因為社交媒體興起,他們容易在生活圈子分享資訊,尋求樂趣。單身和啃老族增多,需要更強的社交網絡保障。

呼應全球共享經濟現象

日本的第四消費社會現象,跟歐美社會的共享經濟潮流互相呼應。共享經濟是指人們以取用代替擁有物品和服務,並且分享閒置資源。在歐美,共享經濟出現,源於互聯網、社交媒體和P2P交易成熟,開源軟件硬件普及,渴望重建社區,反思過度消費。金融海嘯成了西方共享經濟開花的轉捩點,首爾則於市長朴元淳上台後落實共享城市計劃。三浦展認為日本的轉捩點是三一一大地震,畢竟再多的物質也不能保障生活,而政府提出救助之前,民眾早以互通信息互相幫忙,表現強烈自治意識。

增進人際關係和地方認同感而消費

作者觀察到日本社會由第三消費社會轉向第四消費社會的轉變,包括以下五個特徵:

1、 從個人意識到社會意識,從利己主義到利他主義:樂趣來自於分享,例如分享資訊,共用物品;

2、 從私有主義到共享意識;

3、 從追求名牌到追求簡單、休閒:日本人喜愛到Uniqlo和無印良品消費,因為Uniqlo設計簡單,價錢廉宜,無印良品更加是放下品牌,推崇簡單是美。(然而,Uniqlo衣物價廉物美背後,可能跟生產商廉價聘請工人和漠視工作安全有關。);

4、 從崇尚歐美、嚮往都市、追求自我,到日本意識、地方意識:消費者更注重人際交流,社群和地方網絡。重視大自然和保護環境,愛好具傳統地方特色的手工藝。這也產生了對地方的認同感;

5、 消費的目的是建立人際關係:交易雙方感到喜悅滿足。

生產者要順應潮流應做些什麼

三浦展認為,企業、行政部門,以及市民做決定時,加入共享元素,消減單身比例上升,人口老化和經濟停滯的影響,產品更合時代需要。生產者製造物品和服務時,除了注意個人化,更應加強社交元素和使用價值,同時一切從簡。

引用書中兩個例子。日本多摩平住宅區是建設於1950年代的住宅區,大廈近年復修,改造其中五棟住宅大廈。現時居民包括年輕人,其中一塊空地成為菜園,一棟共享房成為大學生宿舍。住宅區也不定期搞活動,連繫居民。如此一來,避免整區也是長者,減少孤立感。另外,鹿兒島市的丸屋百貨公司讓地區組織在店內舉辦活動,例如播放電影,為輟學生創辦「愛心學校」,舉辦在地食材烹飪班,宛如社區中心。

香港共享概念稍見苗頭

筆者認為香港具有第三和四消費社會特徵。儘管追逐跨國名牌仍是常態,但鍾愛自製或本土手工藝,逛街逛市集逛小店尋寶也漸見受落。

共享概念稍有苗頭,但遠未能也不會取代主流經濟交易模式。固然有不少人用過UberAirbnb,而換物或租借物品的app的用家數目增加,共同工作空間也愈來愈多,不少團體也主動尋覓閒置空間舉辦一次性或常設活動,私家車司機更主動「放籠」,給同區居民「釣泥鯭」共乘,兼結交新朋友。

當然,共享經濟成功,首要條件是人際互信,甚至較科技建設更重要,例如交易雙方不欺騙,不會挪用對方私人資料等。

想像由共享到共居

順帶一提,作者批評日本第二三消費社會的住宅建築,把家庭困在住宅單位,斷絕社會關係。他特別提議合租公寓,認為這切合第四消費社會愈來愈多單身族。合租公寓費用少,室友同住相互照應,經常處於社交圈子同時有獨立房間。相較之下,單身公寓則單調得多。作者引用數據,指對首都圈的年輕未婚或單身女士有一定吸引力。

無獨有偶,近日面書朋友不時分享台北的共生公寓和日本的共居住宅,荷蘭一間老人院聘請大學生照顧長者,同時提供住宿。智經研究中心年多前撰文,談及共居更強調社群參與,例如住戶參與設計過程、共享房屋及共同擁有的設施與土地、屋宇設計鼓勵人際互動,以及協同社區管理。在本地,最接近共居的情境,大抵是大學生宿舍。

當社會熱烈討論全民退休保障是否可行,換個角度想,如果長者能夠有適切的社區照顧,已經能減輕相當開支,而且情感上的滿足,是錢不能買回來的。

文 易汶健
編輯 張天馨
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2015年12月21日 星期一

黃偉豪 - 互聯網如何顛覆現實世界:聯繫行動的邏輯

20151221

【明報專訊】在立法會審議俗稱「網絡23條」的《2014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的過程中,真正使人感到驚訝的並非條例當中的爭議,而是很多議員對互聯網是如何缺乏認識。公共政策的決策者的認知及了解範圍,落後於科技的發展及它對社會的影響的情况,絕非香港獨有,在世界各地均十分普遍。近期一個重要的例子莫過於西方很多先進國家的領袖均不明白,為何單憑遊覽網站及互聯網上的溝通,可以使一些土生土長的青年人決志加入一些極端組織,帶來本土恐怖主義的誕生,甚至甘願在過程中,自我犧牲,連自己最寶貴的生命也可以隨便放棄。

互聯網有能力顛覆現實世界、改變社會、推翻政府,甚至帶來革命,已經是一個不爭的現實。特別是社交媒體(social media),如facebook的出現,更加成為了現今社會運動中不可或缺的主要工具,由遠至北非和中東的阿拉伯之春,到近在眼前只結束了一年的香港的雨傘運動,社交媒體均產生了巨大的政治動員作用。

互聯網真正的威力,正正在於它並非單純是另一種的高科技溝通工具,而也是一有能力改變思考(mind changing)的工具。在學術研究中,互聯網能改變人類的思考模式及價值,已非新鮮的議題,在心理學的研究上,也早出現了互聯網心理學(Internet Psychology)這門專科。

回顧互聯網的發展歷史,所謂「網絡1.0」的年代主要是指在互聯網上仍然主要是停留在較單向的溝通,缺乏互動的年代。可是,意想不到的後果卻隨着「網絡2.0」(Web 2.0)的降臨而產生。簡單來說,「網絡2.0」帶來了兩個重大的轉變。第一,是個人,包括了一般的普通人,可以透過互聯網對世界產生強大的影響力;第二及往往被忽略的是,互聯網亦能改變使用者的思想、價值及行為,在加強他們的原有信念和價值的同時,亦有使信念及價值更趨狹窄及封閉的憂慮。當人類透過互聯網改變世界的同時,在不知不覺下,人類也被互聯網改變了!形成了一個分不清是人類主宰科技,還是科技到頭來操控了人類的既複雜而又尷尬的情况。

先談普通人也能透過互聯網影響世界這個比較簡單的一點,在有了社交媒體及有相似功能的網站後,基本上任何人均可直接向全世界以低成本及即時發放自己的信息。這個功能在研究上常被稱為「去中介化」(de-intermediation),意即和過往的年代不同,任何一個人再不需透過任何的中介傳媒如電台、電視台或報紙,來發放自己的信息。而由於中介媒體已被消除,任何人想發放的信息均不會被删減,而能百分百原汁原味地向世界發放。用另一個角度來看,即在「網絡2.0」的年代,在一夜之間,任何人均擁有了自己的電台、報紙及電視台,能力等同傳媒大亨。

「自己洗自己腦」的過程

可是,互聯網也在默默地改變了人的思想和行為,當中最重要的莫過於互聯網的回音谷效應(echo chamber effect)。在人總是覺得自己是對的,及希望追求認同的天性下,愈來愈多的互聯網使用者並非透過它來增強自己對世界的客觀認識,使自己變得更加開放和豁達,而是透過它來蒐集相同的意見及聲音,更有機會進而聯繫其他志同道合的人,把本身只存在於網上虛擬世界的構思,演化成現實世界的集體行動。如果把以上的過程視之為「洗腦」,有趣及諷刺的地方是這是一個「自己洗自己腦」的「自願」過程。

關於互聯網如何可以動員及啓動現實世界的集體行為(collective action)這一點上,兩位政治學學者W. Lance BennettAlexandra Segerberg,在發表於2012年的一篇名為〈聯繫行動的邏輯〉("The Logic of Connective Action")的論文(註)上,作出了深入的分析及討論。簡單地綜合來說,傳統上,任何的集體行為均逃不過面對「搭順風車」(free rider)的問題,意即即使大家均認同集體行為或社會運動的目標、理想和爭取成功後的結果,但在私心下,難免有一種想不勞而獲、希望假手於人的心態,爭取的代價總是想由其他人而非自己來付出。我們便常常聽到「眾人的事便是無人的事」這句說話,即愈對社會及大眾有意義的事,便愈缺少人願意來做,當成果愈是自己也可以共享的,成本就愈想是由其他人來付出。

打破公共個人界線

根據兩位學者的分析,互聯網的神奇及驚人的地方,就是透過他們稱之為聯繫的邏輯,來翻轉及顛覆了我們對集體行為的傳統理解。互聯網能夠有效推動現實世界集體行動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它有效地打破了公共及個人的界線,把集體的利益及價值完全個人化,使兩者的界線徹底模糊,甚至最終消失。箇中主要原因,就是互聯網的回音谷功能,由它所作的任何聯繫,即使是涉及與其他人的合作的集體行為,最終的性質也是一個尋找自己、強化自我價值、自己肯定自己的過程。

在雨傘運動中常提及的「沒有領袖」的情况,實質的意思是每個人均是自己的領袖,而不聽從於任何人。原本政治的集體行動也變成了「個人化」,在集體行動中,所為的再不是大局,而是個人價值的自我實現和體驗。在「士為知己者死」的情意結下,自己為自己的理想而犧牲便是一件更容易理解的事情。

在互聯網年代下,政治亦由「眾人之事」變成了「個人之事」,互聯網既顛覆了社會,也顛覆了學術的思維。最令人擔心的是由互聯網,特別是社交媒體所帶來的思想改造及革命。一方面,它擴大了個人搜尋資訊的能力,加強了和自己志同道合的同路人的聯繫,從而帶來更高的社會及公民參與。與此同時,在互聯網所創造的新科技的環境下,卻有走向更極端、更封閉及更個人化的可能性及傾向。雖然從正面的角度來看,這可以被視為一個充權(empowerment)的過程,使人變得更自信及對自己的立場更堅定,但在互聯網帶來更高度參與的環境下,它也帶來更多矛盾或紛爭,及顛覆了社會上原有的組織、秩序和架構。

註:W. Lance Bennett and Alexandra Segerberg.2012. "The Logic of Connective Action".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15:5, 739-768.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

2015年10月26日 星期一

何頻專訪:中國式病毒威脅世界文明



作者 齊之豐 
美國之   2015年8月21

 明鏡集團創辦人何頻

病毒是一種很奇特的生物。實際上,人們對它能不能算是生物都有爭議,因為病毒不像其他生物一樣可以自己繁殖,而是必須借助於它所入侵的寄主生物細胞的原料和遺傳設備來繁殖。

換句話說,病毒首先入侵寄主,成為寄主細胞的一部分,然後利用寄主來繁衍自己。病毒的這種奇特的生存和繁衍方式使它可以大舉擴散,無藥可醫。

典型的病毒擴散是人類流感病毒,病毒入侵人體細胞,成為人體細胞的一部分,但被病毒感染的人,抗生素愛莫能助。於是,病毒在當今世界也成為形容大舉擴散、勢不可擋的事務的常用比喻,如病毒式營銷,電腦病毒等等。

如今,在討論中國崛起問題給全世界帶來的種種機遇或挑戰時候,「中國式病毒」的說法也開始流行起來。最初明確提出「中國式病毒」論的是總部設在美國紐約的明鏡新聞出版集團總裁何頻。

在何頻看來,眼下世界各國的政界和學界討論中國的崛起,爭論/辯論中國的崛起究竟給全世界帶來的好處多還是害處多,其實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文不對題,或說是見木不見林;實際上,中國的崛起已經是一個事實;中國那種賄賂開道、欲達目的不擇手段、有奶便是娘、毫無道德倫理底線、將金錢置於自由、人權、環境、公平、正義之上的經濟發展模式和價值觀更是像病毒一樣在世界各地,包括在自由民主國家大舉擴散,而且勢不可擋。

作為明鏡集團的創辦人,何頻的新聞和出版理念是,媒體應當是社會公器,新聞和書籍出版必須兼容並包,必須全面真實地提供各種信息讓公眾和決策者可以做出判斷和選擇。與此同時,何頻也認為,媒體努力追求兼容並包、全面報道,並不妨礙或不應妨礙媒體人擁有自己的價值觀,沒有價值觀的媒體人無異於沒頭蒼蠅。

「中國式病毒」論明顯地反映出何頻的價值觀。他認為,在堅持獨裁又熱衷於利用市場的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當今中國是人類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怪獸,中國式病毒勢不可擋的擴散有可能顛覆我們所知的文明世界;人們必須重新認識中國,重新反思世界文明,反思西方民主制度和自由資本主義制度內在的嚴重缺陷和問題。何頻認為,正是西方國家的這些內在問題使中共政權得以坐大,使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也讓中國式病毒得以流毒全世界。

無獨有偶。2008年,美國記者裏查德.貝哈爾在一篇有關中國在非洲的經濟擴張的長篇報道中,也使用了人體寄生蟲痢疾內變形蟲(Entamoeba histolytica)的比喻——那種寄生蟲入侵人體,使人體免疫系統失靈,讓人開始時不會有什麼不適的感覺,但等到感覺不好時已經大事不妙。在貝哈爾看來,中國對非洲的經濟援助以及在非洲的經濟擴張也頗有異曲同工之妙。(但貝哈爾同時也承認,在非洲進行經濟擴張的同時,中國確實也向非洲國家提供了其他國家所不能或不願提供的大筆經濟發展援助)。

貝哈爾將他注意焦點集中於中國對非洲的影響,何頻的中國式病毒論則是說中國對全世界、對世界文明和世界文明的基礎影響。

何頻上世紀80年代即發表了許多有關中國政治改革、農村發展、文化發展戰略的長文,近年則出版了《可以確定的中國未來》、《中國:政改還是政變》、《中國預言》等專著。記者和評論撰稿人出身的何頻喜歡用生動直截的語言來陳述事實,表達觀點。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解釋他的「中國式病毒」論之餘,他也鮮明地表達了他強烈的個人觀點:

「誰會去真正去查股市的黑幕呢?當然不會的。江(澤民)家溫(家寶)家劉(雲山)家的股值,足可以令已被抓的那些貪官汗顏。清點那些被抓貪官家裏搜出的現金,燒壞了點鈔機,但不就是幾個億嗎?與人家百億、千億能是一個級別嗎?所以我說,不要隨意將被抓的貪官叫『老虎』,你把省部級那種老鼠叫老虎,不是侮辱人家政治局裏的真老虎嗎?」

「我開玩笑說,(日前被判死緩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前總後勤部副部長)谷俊山同志多不容易呀,在軍中行賄受賄、吹牛拍馬、弄虛作假那麼多年,才好不容易撈了個中將;你劉源(中共前國家主席劉少奇之子)當了幾年兵,你的上將又是怎麼得來的?誰更腐敗,誰更無恥呢?」

中國與中國式病毒

問:你是什麼時候或為什麼想起病毒,並把病毒與當今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和政治制度聯繫起來的?

答:過去三十年,我們沒有停止過對中國作出分析、判斷與預測,在某些具體事件、某些層面,也許有過準確的掌握,但從整體趨勢上,我沒有看到有誰的洞察力穿透了毛澤東去世之後這三十年,沒有人在三十年前預言到中國變成這個樣子:經濟力量如此強大、政治如此腐敗強硬、社會道德如此混沌墮落。

雖然政治學算不上嚴格意義的科學,但政治學者們還是努力建立了一些可以衡量國家發展的框架、模式,可這些模式沒有一個能套得上中國。有人從歷史中尋找案例,還有些人以文明潮流、普世價值、政治倫理、經濟規律等等來評估中國。但在今天的中國現實面前,他們無一不顯得空洞無力,甚至淪為被人嘲笑的話柄。

七、八年前或更早一些時候,我提出了「重建中國未來的想像」的觀點,不久又寫了《2021:中國民主化來臨》。我試圖引發人們的思想激情,能夠對中國模式作出非官方的、獨立的解釋。我覺得這種解釋對探索中國應當有一個什麼樣的未來非常重要。但中國的自由派和左派多年來幾乎都沉醉於互掐、互相妖魔化,同時又為一部又一部的狗血現實劇亢奮不已——當然,他們的這種理論爭吵、他們與社會的互動並不是完全沒有意義,可以說也是在培植現代文明社會的基因。只是我注意到他們很少檢視自己。

他們也很少討論一些我認為是至關重要的問題,例如:過去三十年中國的發展究竟為什麼超過了我們的想像、預見呢?誰在1976年預見到了中國三十年之後經濟總量會成為世界第二、政治體制三十年之後更為堅硬?未來三十年中國的發展還會出乎我們的想像、預見嗎?為什麼我們討論的框架、模式會在中國問題上一再失靈呢?是政治立場模糊了我們的視線嗎?還是我們的政治立場本身就有問題?

我自己也在黑暗中摸索這些問題摸索了很久,直到有一次與朋友聊天時感覺突然看到了亮光。

我的工作很大一部分是與人餐敘,可以說是working lunch。我常到世界各地去,對景點興趣並不大,重點在尋找可以聊天的人。當然,我所在的紐約才是「全球聊天中心」,各個地方的人都會前來,所以我每週都有好幾場與人餐敘的機會。我不喜歡穿西裝打領帶的那種浮華聚會。如果幾個人隨意找家餐館咖啡館,可以天南海北的聊天,是一種美好生活,也使我在那種場景下思想變得活躍。

坦率說,多數情況下都是對方找上我的。對方可能是商人富豪,可能是敎授作家,也可能是官員平民。我不需要他們的支票、選票,甚至也不需要給對方留下什麼好印象。所以,我的談話常常可以無所顧忌。同時,我也從這些背景不同、價值觀不同的來客那裏獲得觀察中國與世界問題的不同視角。

「中國式病毒」便是在這樣的一個場合隨口講出來的。聽者當時愣了一下,很快反應過來,跟我說「你這個提法算是把中國問題點透了」。當時的具體時間我現在忘了,可能是去年甚至前年。後來我在與更多的人餐敘時又繼續講這個「中國式病毒」論,當然不斷地加料。

有從事政治學研究的朋友特別激動,說把中國的發展模式歸納為中國式病毒,這個觀點不但具有政治學意義,從根本上點破了中國模式的「核心價值」,而且可能影響世界戰略趨勢,類似於文明衝突論和歷史終結論。他們建議我寫成文章甚至專著。這樣的評價自然有些誇張。我不具有亨廷頓、福山的學術素養和工作條件,但我也相信我提出的問題未必就沒那麼重要。

今年六月初,在美國國會舉行的一次聽證會上,我第一次公開、正式提出了「中國式病毒」論——中國已經和平崛起,而且已經開始向全球擴張;全世界包括西方對中共病毒式的侵蝕不但沒有應有的警覺和應對之法,而且還一直在幫助、成全中共,中共領導人現在是世界舞臺上最受歡迎的來客;支票、市場使政客和商人無視人權,從而使中共踐踏人權更無所顧忌、更為放縱。我相信,如果這個趨勢繼續下去而不扭轉的話,人類文明的基石可能遭遇比熱戰、冷戰更可怕的摧毀。

我並不是奢求我在美國國會所說的話會有立即的反應。我之所以選擇在美國國會而不是某個學術會議講我的這個觀點,是美國國會具有公眾性和歷史記載性,而我也不需要依照學術要求表述和獲得學術認可。

中國式病毒典型症狀

問:你先前讀過貝哈爾的關於中國在非洲的經濟擴張以及他的痢疾內變形蟲的比喻嗎?

答:沒有看過貝哈爾的那篇文章。

西方媒體對中國近年在非洲的擴張報導、評論很多。它們更多地是從攫取佔有經濟資源的角度進行報導和評論,也有個別文章講到中共的政治影響。我們知道,非洲從來是中共外交的一個支點。毛澤東時代便利用了非洲的貧困,需要外援的一些非洲國家成了中共一切政治行為毫無保留的支持者,雖然這種支持只是在聯合國會議一國一票的表決中湊個票數,或者發表中共外交官事先為他們擬好的說詞,但這就足可以在中共媒體上作為「國際力量」來利用了。

簡單地說,毛時代中國是用經濟利益換取政治支持。毛澤東死後到鄧小平死前,中國與非洲基本處於休眠期,中非貿易額在10億美元左右。到江澤民掌權,開始用投資來換取非洲的自然資源,然後將非洲作為中國新市場來開發,現在已經將非洲作為中國模式的一個延伸、測試,等於是將非洲部分國家殖民地化。現在,中非貿易額超過了1600億美元。

美國意識到非洲地緣政治的變化,奧巴馬總統訪問肯尼亞的返鄉之旅便是想強化美國在非洲的戰略利益。不是說奧巴馬的動作太晚了,而是中國模式更容易在非洲受到歡迎和生根。或者,套用一句中共的習慣用語:更符合非洲的實際。

因為非洲本來就是一個低人權的地方,一些國家就是軍政權甚至是原始部落,跟中共這一套不講人權只求發展的模式,不正好配套嗎?我好像看到過一個報導,某個民意調查顯示,中國在非洲比美國更受歡迎。這種事情我一點也不驚訝。如果你從中國前往埃塞俄比亞,你發現這就是中國,你也打不開谷歌、臉書。

當然,中共的雄心不止在非洲。「新中國」不能只出現在非洲。

問:言歸正傳,在你看來,中國式病毒在中國的典型症狀是什麼?

答:一開始我們就討論了我們過去為什麼不能準確把握中國的問題。因為我們總是在用已知的標準來衡量中國,並預言其發展趨勢。問題是,用封建王朝、用社會主義、用資本主義甚至用法西斯等一切國家形式的標準,都沒辦法說清楚中國的政治屬性。

事實上,中共自已也從來沒講清楚中國現在是什麼。什麼叫「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什麼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把這種理論上的含糊不清和鄧小平的「不管白貓黑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摸著石頭過河」的胡言亂語當成國策,是中國價值混亂、體制混亂的症狀和根源,也是中國全面貪腐的症狀和根源。

然而,這又恰恰是中共在1989年「六四」事件中沒有垮臺、在蘇東波中沒有崩潰,反而在經濟上持續高速增長,只用了二十多年功夫便將中國變成了經濟大國,甚至是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源之一的根本原因。

中國式病毒之詭異

你用什麼政治學理論、經濟學理論可以解釋這一切?如果西方的理論不能解釋,那麼支持中共的理論又能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釋嗎?同樣不能。從學理的意義上,中共的理論根本就不能算什麼理論,它只是對領導人的講話作詮釋,只是自說自話。它不能在中國的公眾平臺上自由審視、討論,更不能質疑、批評。它只能算暴力的輔助工具,如同中共的媒體,是宣傳工具,是暴力工具。它可以批評別人,但不容別人批評。事實上,中共內部有幾人相信它的理論、宣傳?他們只相信這是欺騙人民必要的工具。

問題在於,中共在這種糊裏糊塗的理論下,在沒有改變政治體制的情況下,建構了與毛澤東時代不同的政治倫理、經濟關係。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是無法無天、一窮二白。現在的中國是有法、有天、有錢,但法是惡法、天是霧霾、錢是贓錢。

1949年以來中共統治下的中國,沒有真正的選舉,沒有真誠的協商,但它卻有人民代表大會、政治協商會議。

一切權力完全由中共壟斷把持,主要由官員和聽命於中共的偽代表組成的人大通過中共中央政治局交給它的各種任命、通過由中共各利益系統交給它的法律法規。這個過程中民眾沒有參與選擇、沒有討論反對的機會。但是中共的黑箱作業卻通過人大變成了中國公民必須接受的「合法性」和各種法律。

與此同時,中國的政協其實就是一個名利場。各路富商大賈或名流不是來與中共協商什麼政治,而是以成為其委員作為一種被官方認可的頭銜,可以拿來炫耀,或拿來當保護傘。中共則利用這些名流為其政權貼金。這種陽光下的醜陋交易,兩方演得冠冕堂皇。

有人將中國的政協、人大類比於西方的議會上下院,也有很多人都知道這種類比其實是徒有其表,不倫不類。但中共用其表便可號令天下。每年的「兩會」,它還就裝模作樣地開,幾千個記者也裝模作樣地報導。只有稍微有點職業自尊的記者才拍幾張與會者打瞌睡、美女給主席臺上諸領導倒開水的照片,或者追問一下毛(新宇)將軍、李(小琳)委員這對活寶。但你嘲笑、諷刺有什麼用?人家明年還照樣如此開。

看看中共的法律系統,公安局、檢察院、法庭、律師、司法這樣的機制,表面上看起來貌似和大部分正常國家也一樣,但真正運作起來則是南轅北轍。中共的各級法律系統不只是上面還有一個黨的政法委,而且各部門還有黨組織,根本就沒有什麼互相制約,都是在黨的名義下互相串通。如果你律師不肯乖乖成為其為一部分,或者你不去行賄,那你就總是寸步難行,甚至得身陷囹圄。

從道理上講,既然如此,還弄這麼多部門幹什麼,還要這個律師職業幹嗎?為什麼不乾脆一切由公安局辦了算了?抓人、審判、監禁一條龍?可中共不這樣做。它告訴你,它要「依法治國」呀!但它不告訴你前面還有四個字:依黨治法;也不告訴你後面還有四個字:依國治民。依黨治法、依法治國、依國治民,這才是中共法制建設的完整套數。你瞭解了這一點,也許會說這法有什麼用呀?但中共就是用這種惡法,叫反對者生不如死,死也不得好死!

病毒的政治經濟學

經濟領域還不是同樣荒唐嗎?那個朱鎔基至今浪得好名聲,好像是一個強者、改革家。他將幾百上千萬的國企職工趕下崗,又將國企賤賣給權貴家屬、關係戶,成就了多少超級富豪?誰會將這些帳算在朱總理身上?他還將自已的著作(其實都是些吹牛皮的職務講話稿)版稅捐獻出來給社會,贏得更多美名。那點版稅與朱享受的常委待遇、他孩子的收入比起來,夠一個零頭嗎?

中國股市這幾個月很熱鬧,我看了一下,這是什麼股市呀?一些炒股的朋友,幾乎都說自己有內線,而且也不忌諱吹。股市漲也漲停,跌也跌停,為國護盤,惡意做空,警察進場,敵對勢力……沒什麼邏輯,沒什麼事實,沒有什麼專業,一片混亂。我問一位朋友,為何不乾脆弄國庫券算了?你猜對方怎麼說?不搞股市不好撈呀!如此又如何呢?反正,股市不會徹底崩盤呀。

誰會去真正去查股市的黑幕呢?當然不會的。江(澤民)家溫(家寶)家劉(雲山)家的股值,足可以令已被抓的那些貪官汗顏。清點那些被抓貪官家裏搜出的現金,燒壞了點鈔機,但不就是幾個億嗎?與人家百億、千億能是一個級別嗎?

所以我說,不要隨意將被抓的貪官叫「老虎」,你把省部級那種「老鼠」叫「老虎」,不是侮辱人家政治局裏的「老虎」嗎?

好玩的是,各方將反貪視為新君的德政,將王岐山更是神化上天。其實,為什麼那麼多官員腐敗,關鍵是中共這個體制是鼓勵腐敗的體制。沒有腐敗誰會當官?如果你不為腐敗而當官,那更恐怖!現在拿幾個不順眼的人當成「貪官」來治,卻又贏得了反貪名聲——天下就有這麼多人信這樣的糊塗道理。

我開玩笑說,(日前被判死緩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前總後勤部副部長)谷俊山同志多不容易呀,在軍中行賄受賄、吹牛拍馬、弄虛作假那麼多年,才好不容易撈個中將;你劉源(中共前國家主席劉少奇之子)當了幾年兵,你的上將又是怎麼得來的?誰更腐敗,誰更無恥呢?

那個專門反腐敗的紀委明明是個濫權無度的腐敗衙門,卻裝成一身正氣,還能贏得掌聲!

可以說,從政治理論、政治體制、經濟體制、經濟行為,在中國都是不合倫理、不合邏輯、不合天理、不合民意。但它就是這樣在運作,而且將經濟弄得很紅火,弄得全世界都眼紅,弄得它還可以嘲弄民主國家、民主政體。

嘗試給當今中國定義

講不清當今中國的體制究竟是什麼東西。它不是真正的封建王朝、不是真正的個人獨裁國家、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不是真正的資本主義,不是基於政治理想、不是基於宗教信仰。它以前不知道今天會變成這樣,現在不知道未來會變成什麼樣。這是一個建立在歷史謊言基礎上、虛設了現代政治結構、利用宣傳工具騙人騙已、用社會主義控制國家經濟又用市場為權貴謀利的國家怪物。它破壞正常的人倫、法理、宗教、自由、人權。它偷換執政黨與國家的慨念,讓人們愛國其實是愛黨,卻公然宣揚軍隊絕對由黨領導而不是國家擁有。它功利、勢利,沒有底線,只要為了中共權力和權貴利益,它可以出賣一切,可以一切胡來……

你可以給當今中國一個什麼定義?

我試著這樣定義:一個用暴力控制、用謊言宣傳、用利益腐蝕、沒有任何固定主義、信仰的國家形式,它摧毀公民自由,信仰自由,表達自由,沒有法律和道德底線,只求將獨裁執政黨與領導人的權力和權貴利益最大化。我認為這種國家形式對當今世界許多國家、許多人很有吸引力,因此它的影響四處蔓延。我把這叫做中國式病毒擴散。

當然,我也不敢自詡我這就把問題說清楚了。事實上,中國式病毒不只是國家形式,而且是一種社會形式。它侵入了很多中國人的肌體和心靈。我相信太多的人對此都身有體會,但都無能為力,感覺只能這樣混下去,沒辦法,沒轍。因為這種東西很能破壞人們的免疫系統,讓人們對它無能為力。這不是病毒又是什麼?你還能找到更合適的詞嗎?

對當今中國的認識盲區

問:你認為,在當今世界,有關中國崛起的討論和辯論都有什麼大盲點或致命性缺陷?這種盲點或缺陷的成因是什麼?

答:很多人都喜歡以史論今,講的人頭頭是道,聽的人也認可「以史為鑒」這種邏輯。演講者往往喜歡講故事,講一個典故,顯示有學問,又通俗,皆大歡喜。

我有點懷疑歷史重複論。雖然人性的故事幾千年變化不大,但把價值、政治、軍事、經濟的變化來用進行歷史類比就太簡單了。農業文明、工業文明、信息文明之下發生的事,邏輯結構有根本差別——以前是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現在分同時在合,合同時在分,分合不用那麼「久」了,而且變化的內涵也不是那麼單一、黑白分明了。

歷史的功用當然是更多地瞭解我們的先輩。另外,某些因政治或其它因素被掩蓋、被扭曲的歷史當然也要還原真相,伸張正義。歷史的教訓也有某些警示作用。但歷史的效能現在被誇大了。有的人還利用歷史來搗糨糊,自欺欺人,為政權提供合法基礎。例如中國人比較喜歡講「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但為什麼就不問問什麼地方「自古以來就是別國領土」呢?中國人很自豪:「中國是五千年文明古國」,但他們為什麼就不問問中國今天為什麼如此不文明、反文明?或者為什麼不問問:中國今天還算一個文明國家嗎?

有時被歷史一攪,反而模糊了我們對今天的認識。這麼多年討論中國崛起,有很多是基於歷史的教訓:歷史上似乎沒有一個國家的崛起是和平崛起的。就近代史而言,日本、德國的肌肉發達了,便發起了侵略戰爭。所以,防止中共軍事擴張,就成為擔憂中國崛起的主要考量。這個期間,中國軍費持續增加了,尤其是幾個穿著軍裝其實是文工團員的「軍事專家」在電視上亂喊叫,等於給中國軍事威脅論提供了證據。

當然,中國軍隊在南海、東海活動明顯頻繁,解放軍武器裝備更新、提升也很顯著。但中共離真正具有全球軍事投射能力、或者敢於在東海南海打一大仗,還很遙遠呢。就是在中國本土,且不說軍隊連在國家的法統地位都沒有,只是一支中共的私家軍,單就軍事意義而言,軍隊的腐敗之嚴重比官場的腐敗有過之而無不及,軍隊的結構還停留在二戰時期、國共內戰時期。而中共的假想敵人,比甲午戰爭時期清王朝的敵人多多了。

我曾經設想,中共在東海南海的軍事行動也就是打算「走個火」。我有篇文章的標題就是:擦槍為了走火。或者,與菲律賓交一下火。但到現在,走火的事還沒發生。

戰爭是改變政治格局、地緣戰略最粗暴、最迅速的方式,但弄不好也會迅速將玩火者自己毀了。所以,我認為中共對打仗還是會非常謹慎,會盡力避免的。但這主要不是它沒有能力,或者膽小,而是它不需要打仗。

為什麼不需要?道理很簡單。現在的中共政權不是殖民歷史時期的德國、日本——發起一場又一場戰爭,征服一個又一個國家,像當年的德國、日本一樣,多難呀,代價多大!佔領人家土地,麻煩又有多大!今天爭奪土地,只有以色列、巴勒斯坦還死不相讓,那是宗教的驅動力。對於大部分國家而言,佔領人家土地還有多大意義?

今天中國只需要帶上支票——有時候支票還是空頭支票——便可以得到他國夾道歡迎,就可以擁有對方的土地、資源、技術、勞工……它還要用武力幹什麼?

我不是說中共沒有軍事野心,但現在其軍事重心是防止國內民亂和國際干涉。它也在加速發展現代軍力,不過在可見的十年或更長時間內,它並不需要用軍力為中國崛起保駕護航。它耀武揚威的目的是給民族主義打興奮劑,或用來欺負、威懾老百姓。

所以我說中國的崛起是「和平崛起」,不是傳統上、歷史上的那種崛起。它沒有向他國開一槍,也沒有一個國家向中國打一炮。它的確是在和平環境中,成為了經濟超級大國。

對中國崛起的很多討論沒有經得起時間的考驗。有很多因素,我現在只從歷史、軍事角度檢視一下。我在前面也講到,分析中國出現失誤的另外一些原因,是專家們用了專業標準、模式。中國的崛起恰恰是反標準、反模式,而且是反道德、反傳統。

中國病毒外國症狀

問:你對美國前財政部長保爾森很不以為然,建議把他的新書的書名《與中國打交道》改為《如何討好中國領導人》。你也認為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是一個沒有道德底線的人。在你看來,他們也是受了中國式病毒的侵害了嗎?

答:中共常強調「中國有中國的國情,不能照撤離外國」的一套,也常用一句話斥責異議分子:「與境外勢力勾結」。但大家都知道,共產黨並非國產貨,照搬的是蘇俄一套。而且,人家自己都拋棄了,但中共不顧中國國情還在堅持用其表殼。

從中共建黨開始至今,不是直接接受外國人的領導,拿外國人的金錢物資用於暴力推翻本國的政府,便是千方百計找外國人來撐場面。今天在中國的外國人就更多。隨便一個什麼爛電影破電視節目都找來一堆洋面孔。有個中國遊客對我開玩笑說:難怪西方社會秩序那麼好,恐怕是西方的壞人都跑到中國了。

如同中共在非洲如魚得水,西方一些沒有道德底線、無視中國人權惡劣、為了追求經濟利益的人,是會很喜歡今天中國的。而基辛格、保爾森這樣的人,不但從中國獲利獲名,還要當中共的吹鼓手,因為這樣會獲得更大的名利。基辛格從毛澤東吃到習近平,期間還跑到重慶去為薄熙來站臺,誰在臺上他就拍誰的馬屁。中共也非常重「情義」,從來將基辛格當成寶。因為基辛格跟著中共、是吃定中國的一面旗幟,不能倒。

保爾森是後來者。你看他書中描述的中共領導人,都是那麼可敬、可愛、可親,有智慧、懂分寸,西方領導人中找不到這樣一批賢人能人。當然,保爾森書中也有一個他不以為然的領導人。誰?已在獄中的薄熙來。如果薄還在臺上,保爾森還會對他有微詞嗎?他那本書《與中國打交道》是本「指南」,告訴你怎麼討中共領導人歡心。所以我建議他更直接些,書名不如叫《如何討好中國領導人》。

基辛格、保爾森何等聰明、精明呀,他們知道拍中共領導人馬屁不會使他們在多元的美國失去什麼,卻絕對可以在中國得到巨大好處。他們是中國式病毒的感染者,也是中國式病毒得以擴散的媒介,甚至是中國式病毒的一部分。沒有他們,美國不會有那麼多人跟著被感染。

中國式病毒來源

問: 我們再說中國。你覺得中國式病毒主要來自哪里?是來自毛澤東(徹底蔑視人權)?鄧小平(黑貓白貓實用論)?江澤民(悶聲發大財)?胡錦濤(什麼都不在乎的不粘鍋)?

答:中國式病毒主要來源於鄧小平,而不是毛澤東。對毛、鄧的歷史地位、歷史影響的問題,我與很多人、甚至所有的人都看法不同。

的確,毛澤東在政治舉動上新鮮東西不少。他擅於在政治上打遊擊戰,讓同僚們互相殘殺。他擅於利用群眾,讓群眾鬥群眾,他自己成為萬獸之王。他有似乎像樣的權謀術國學修養,但他的政治思想、標準又來自蘇俄、共產國際。他是一個暴君,同時是一位讀書人,一位浪漫詩人。他那套烏托邦的東西,確實符合很多人的理想,但大體與蘇聯東歐社會主義沒有本質差別。幾乎每一個共產黨國家,其主要創始人都和毛澤東差不多。

毛澤東在全世界的影響力並不大,除了巴爾幹島,亞洲幾個國家,沒有多少人真正相信、執行毛的路線。

雖然我對毛的那套是全部否定的,但不可否認,在毛的時代、蘇東的時代,中國和蘇聯的共產主義制度的確是人類的一種理想探索,一次失敗得非常徹底的試驗。無數人的生命、靈魂被試驗掉了。因此,否定毛、否定蘇東也相對也就容易很多。

鄧小平不同。他不是讀書人,沒有浪漫情趣,只會打一手悶牌,還有實用主義。「改革開放」使他獲得巨大名聲、尊敬,但他仍是在毛澤東的陰影中,因為毛太高大了。表面上,鄧小平是毛澤東的繼承者,他的治國思想建立在毛澤東遺產之上。其實,鄧小平對中國的影響比毛澤東更巨大、更久遠,對中國與世界的傷害更難以修復。而且,在人類政治史上,他有很壞的原創性。

鄧小平沒有可以講得清楚的理論、思想。他就是幾句口號:「不管白貓黑貓,能捉老鼠就是好貓」、「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摸著石頭過河」。我前面講過,這幾個句話就是中國今天一切的亂源,或者說是中國式病毒的根源。

如果他這幾句話是在現代文明政治、現代法治之下的表述,還說得過去。但鄧小平的先導詞是什麼?堅持中共黨的領導!就是一切都要在一個獨裁黨的控制下進行:它叫你捉的老鼠你才可以捉,它叫你摸的石頭你才可以摸,它認可的一部分人才可以富——同時,它隨時可以翻臉。

毛之後,中共的意識形態破產,鄧小平就是用這幾句話救活了中共,而且將中國變成了經濟總量全世界排名第二的國家。但也是這幾句話,使中國整個社會也包括中共進入了一個遠比毛澤東時代價值、道德、政治、社會行為更為錯亂、更為腐敗的時代。經濟大發展不但沒有為中國融入世界文明主流提供動力,反而為中共政權拒絕、嘲弄人類文明提供了支持。

至於江澤民、胡錦濤,他們只不過是中國式病毒的傳播者。江澤民傳播得起勁些,胡錦濤弱勢些。江胡都不會在歷史上有什麼地位。他們在任上提出的各種口號,什麼「講政治」、「三個代表」、「八榮八恥」、「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無一不淪為政治笑料。

而習近平,政治上尚未定型。雖然他口上講了些毛語錄,也有一些毛式行動,包括他的反腐行動,但他只是試圖對鄧小平遺禍作些清理、修正、調節,並不是要回到毛時代。他也不可能回到文革時代。如果真回到毛的文革時代,轉型反而更容易些。

我要再回過來強調鄧小平為什麼對中國、對全世界危害更烈。首先,雖然他與毛澤東並非絕對對立,但他繼承了毛的部分病毒,又生成了自己的病毒,毒性加倍,所以危害更大。再者,毛澤東的病毒有一道東西牆相隔,西方有足夠的警惕、卯足勁對抗和封殺;而鄧小平的病毒是誘惑人的,沒邊界的,所以往往難以警惕,傳上身都不知不覺。

西方國家能否抵禦病毒

問:病毒入侵人體,比如,感冒病毒入侵人體,是無藥可醫的。感染病毒的人從某種意義上說只能聽天由命,全要看自己身體原有的抵抗力能否抗過病毒。你覺得西方國家還有什麼身體抵抗力可以抗中國式病毒嗎?

答:西方當然有抵抗力。西方國家無論如何,不管經濟不好還是政治亂爭,但它們的民主、自由的基石仍在,因此還是有一定的反侵蝕能力。尤其是,某個重大事件發生,國民一朝震醒,民意一下子便可能逆轉,例如珍珠港事件。

中共當然在避免重複日本軍國主義、德國納粹的過激錯誤。但中共還是忍不住暴露自己的狂妄、野心,近年來愈來愈明顯,使西方已經有所警覺。

美國在這方面依然擔當了領袖者的角色。在亞洲的再平衡戰略,連李光耀都認為是必要的。南海、東海緊張局勢,等於提供了美國與亞洲國家聯手反制中共的機遇,使中共連亞洲領袖都當不成。

中共這次進行大閱兵,這麼多西方國家領導人拒絕參加,顯示西方國家開始建構底線。

但現在的問題是,西方還沒有真正認識到「中國模式」是一種病毒,正在從很多方面侵蝕世界。如果未來多一些事件顯明病毒的存在,西方一旦警醒,我對其抵抗力量還是有信心的。

病毒來自西方乎

問:你當然可以說,中國式病毒很厲害,把西方都弄得沒轍。但也有人會說,中國病毒其實是來源於西方,中共政權是西方意識形態的產物,中共的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的手法大都是借鑒蘇俄,中國病毒其實是西方病毒的翻版。對這種說法,你要怎樣回應?

答:中共只有兩個時代,毛澤東時代和鄧小平時代。現在習近平當政,是「毛鄧混合」時代,還是他具有他的原創性,他有多少原創性,對這些問題目前人們還不清楚。我前面已經講了,毛澤東時代還是一種理想價值,與很多同時代國家的探索是相同的,或者說來源蘇俄。如果這也是一種病毒的話,那這種病毒基本死了。

這些年,很多國家出了問題,但是不管是暴力抗議還是和平抗議,幾乎看不到什麼人提出「走社會主義道路」。前幾年美國出現「佔領華爾街」活動,也沒有人提這個口號。共產黨意識形態、共產主義病毒已經在全球失去了感召力,失去了可以復活的土壤。

鄧小平弄的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共產黨、斯大林式社會主義。他是將共產黨的獨裁、社會主義的極權和資本主義的貪婪做了嫁接、融合,培植出人面怪獸。這種令人難以抵禦、防不勝防的怪獸或病毒,便是中國模式。

這應不是鄧小平預計的結果。他就像實驗室裏缺乏預見性的科學家,沒有預想到試管裏跑出了這麼一頭怪獸。他如果還在世,也可能驚慌失措。

然而,歷史的罪責,鄧小平逃脫不了。

我覺得需要強調的是,不只是蘇俄,而是西方國家也參與了中國式病毒的製造。他們以為改革開放會給中國帶來政治上的開放和民主,結果卻是經濟開放培植的經濟力量反而成為中共鞏固其獨裁統治的本錢。西方的技術在很多時候很多情況下直接成了中共控制民眾的工具,成了對付外部世界的武器。

美國在這這個過程中扮演的角色是矛盾的。一方面,美國希望支持中國的人權進步,另一方面,又希望和中國政府合作、搞好關係。

在我看來,美國與中國政府合作還是占了絕對主導地位,這是尼克松、基辛格時代所確定的對華戰略所決定的:支持中國發展,牽制蘇俄。老布什在1989年「六四」之後派出特使給了鄧小平最急需的外援,也是基於這個邏輯,雖然幾個月後證明老布什是錯誤的,但是美國至今也沒有拋棄這個戰略。

這個戰略一天不完全拋棄,美國的對華政策就不可能逆轉。中共反而是這個遊戲的最大玩家,既利用美國,也利用了俄羅斯。換句話說,美國和俄羅斯都幫助了中國式病毒的生產、擴散,而美國的作用更大。

病毒疫情有多嚴重

問:你顯然是認為中國式病毒在中國和全世界的擴散跟各國政治制度的缺陷有關,但也跟人的本性有關(人傾向於自私自利)。你是不是覺得這世界沒救了?換句話說,你認為中國式病毒疫情有多嚴重?你對控制這種疫情的前景是樂觀還是悲觀?為什麼?

答:我是民主的堅定支持者。但我依然認為,民主制度有很多缺陷,而且修補能力並不像我們原來想像得那麼好、那麼強,也沒有那麼及時。多年前,我提出要警惕「制度崇拜論」,指出民主制度的固化、官僚化、遊戲化,也有被操弄和玩弄的危險。現在看來,民主制度的領導人和民眾比較短視、急功近利,可能是其更糟糕的缺陷。

民主選舉的領導人任期短,急於滿足民眾的要求——經濟是最關鍵的要求。中共的現金、支票、市場,具有難以抵擋的吸引力。這也是人性的脆弱。西方國家的人權防線便被金錢衝垮了,很可恥,但這是現實。雖然從中長期看,西方由此受到的傷害更大,今天卻沒幾個人在乎。

中國式病毒正在全世界蔓延,不僅僅是投資設廠、搶奪資源,而且從教育、新聞、影視、文化等意識形態方面開始滲透。這個沒有出版自由的國家,卻是法蘭克福書展、倫敦書展、紐約書展的主賓國;這個沒有新聞自由的國家,不准西方記者在中國自由採訪,限制給《紐約時報》簽證,自己卻在世界各地大辦媒體;這個國家的教育完全由黨控制,卻在全球辦起孔子學院……就連一向勇敢嘲諷政客、代表自由精神的好萊塢,也向中國政府屈服了。最近幾年,好萊塢沒有一家大公司攝製批評中共的電影!

中共主導的亞洲投行也是一個典範的例子。英國率先背叛了美國,於是美國的盟友一個個投向了中共的陣營,理由無它:都想從中得利。

中國政府今天侵犯人權、壓制民眾自由,可以說是近二十年最嚴重的時期。71歲的女記者高瑜被莫須有的罪名判了重刑,幾百個律師被關押、訊問……而另一方面,中共領導人在世界各國都受到歡迎,中共領導人在中國也得到相當多民眾的支持。

情況在惡化,還在更嚴重惡化。但我還是持樂觀的希望。但我眼下的樂觀並不是基於奢望世界的覺醒、反制,而是因為我相信中共自身也中了它自己的病毒,而且恰恰是它自身中毒最深,已經沒有救了,可能比它感染、傳染的國家最先倒下去。中共病毒中毒的最突出症狀就是腐敗。

習近平的反腐敗到現在只是表面文章,只是抓了一些「小老虎」,或者叫「大老鼠」,真正的「大老虎」是那些政治局常委家族,他們才是真正的「大老虎」。他們比周永康、比郭伯雄更貪更腐敗,但習近平、王岐山還能抓幾個?

反經濟腐敗換來了更可怕的政治腐敗,這是權力不受制約的必然結果——不是經濟腐敗,就是政治腐敗,而中共現在是兩者皆盛。腐敗使它沒有辦法建立內部平衡生態,永遠靠陰謀詭計,靠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永遠是你死我活,永遠提心吊膽,提防著隨時可能政變。

不進行體制的根本改造,腐敗不可能清除,病毒不可能清除。中共政權的崩潰過程,估計比蘇聯東歐崩潰要悲慘多了。

還有一個關鍵因素是中國的社會。一方面,道德墮落了,中共一切政策、制度在這樣一個環境中,會陷入一個爛泥塘;另一方面,還有相當一部分人民智已開,已經不對中共的一切抱有任何希望,不再支持中共的任何政策、舉措。這兩股力量的同時增長,會使中共的統治成本必須無限增加,最終突破其臨界點。

問:最後我想再問,從進化論生物學的角度來看,最厲害的病毒也是難以長久生存的病毒——病毒擴散勢不可擋,造成寄主死亡,死絕,病毒也就滅絕了。你認為中國式病毒會有這種結局嗎?你對這個問題怎麼看?

答:簡言之,病毒是有自己的生長本能的,它不管宿主的死活,一遇適宜條件就瘋長,所以中共的病毒,害了中國、害了世界,最終也會害了中共自身。

中國式病毒當然會滅絕,否則就是人類文明的滅絕。我擔憂的是,人類為此要付出多大代價?

中國式病毒之所以迅速蔓延,說到底,其根本原因就是它低劣,如同野草容易生長、低等生物容易繁殖,它不是正常物種,而是變異物種,它對人類文明衝擊和干擾的程度,取決於文明社會何時警醒,取決於文明社會用多大力度、何種方式圍剿它、消滅它。

如果還容忍它成長、蔓延幾十年,我擔心即使那個時候加以殲滅,對人類造成的傷害已經難以估量、難以挽回。如果21世紀的世界由「中國模式」來主導,那人類受傷害的程度不會亞於一戰、二戰,它可能使整個民主體制也產生畸變。

事實上,最近全球出現的反民主風潮,一些國家重回威權體制,一個重要因素,正是中共崛起的示範作用,而西方國家早幾年的經濟衰退是反效應。

現在「中國模式」已經走出國界。如果它能夠更「柔和」地處理好與各國政客、商人乃至民眾的關係,那其力量還有巨大的增長空間。用「馬歇爾計劃」來類比習近平當局推出的「一帶一路」,那是貶低了中共的雄心。

我前面講了,我並不是那麼悲觀,之所以不那麼悲觀,是因為我看到了:中共自身體制也中毒了,中國社會也中毒了,中共陷入錯亂的可能性越來越大,而意識到中國模式危害性的人越來越多。

對未來的展望

問:關於我們今天所談的中國式病毒問題,你還有什麼要補充的?

答:在討論當今中國,討論中國式病毒問題的時候,我覺得還有一些很有趣也很重要的問題需要考慮,比如,如何看中國體制內有良心、有能力的人。

從國際視野來看,坦率說,我對西方國家對中國人權改善、政治轉型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比較失望。但我覺得西方文明孕育的科學進步,會出現對付中國式病毒的解藥。

相比政治,我更關注科學研究、技術發展。現在科技比政治更有力量改變世界、改變速度、改變時空、改變價值、改變生命,當然也包括去除病毒。

我有很深的危機感,但我並沒有絕望。我相信中國終究能去毒,接受人類普世價值、共同規範,成為世界文明的一部分。因為這是中國的唯一出路,唯一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