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舵 - 英國《大憲章》的啟示

2015年6月6日

【明報專訊】今年6月15日是英國《大憲章》簽署800周年，英國正在準備舉國隆重紀念，而我們中國人卻對這份偉大的歷史文獻以及其他法治憲政文獻知之甚少；在中共18屆四中全會鄭重承諾「全面推進法治建設」的今天，我們亟需補上這一課。

《大憲章》對我們當前的法治建設具有哪些重要啓示呢？

「封建」是專制的對立面

我們首先要把握《大憲章》產生的歷史背景：它是英國封建貴族制的產物。沒有封建貴族，就根本不會有《大憲章》，也就不會有法治和自由憲政；沒有自由憲政，也就不可能有自由民主。與「沒有資本主義就沒有民主」的流行見解相反，自由憲政的創立與資產階級無關，與「人民群衆」就更沒有關係。它是封建制度之下，王權、貴族、基督教會（以及比較次要的角色——自由城市的市民）幾大社會力量之間複雜博弈的結果——偶然的、幸運的結果，沒有什麼「歷史必然性」可言。

所謂「封建」，是公元5世紀羅馬帝國被日耳曼蠻族滅亡，又經歷長達四五個世紀一波又一波的蠻族入侵，在舊羅馬帝國的一片荒凉廢墟之上，以各日耳曼蠻族部落為主體（他們當時還處在原始部落晚期），混合了原住民，到10世紀前後才摸索着建立的一種嚴重倒退、遠比古羅馬文明野蠻落後的社會形態，它和同時期的中華簡直毫無共同之處，我們那時怎可能是什麼「封建」？中華最接近西歐封建的歷史時期是西周，到春秋此「封建」就禮崩樂壞了，貴族衰亡、平民崛起，到戰國時期就只有七大專制王權國家的混戰，秦兼併六國之後變成大一統的皇權專制，一直延續到清朝覆滅。

啓示一：封建貴族消亡、王權（皇權）專制延續兩千多年的悠久傳統，是阻礙中國現代化的一大原因，因此，反專制、反皇權的思想啓蒙仍然是我們沒有完成的歷史使命。但是，僅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的思想啓蒙，沒有社會基礎還是不行；「有恒產者有恒心」，如果沒有私有產權的保障、「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的興起，那麼，崇尚獨立自由的「貴族精神」（相當於儒家「從道不從君」的「士君子精神」）就沒有立足之地，中國的現代化仍將障礙重重。

英國例外論

西歐的封建到十五十六世紀才逐步瓦解，專制王權隨之興起，近代民族國家開始形成，這比中國晚了2000年。非常幸運的是，當英國也在走向王權專制的時候，自由憲政穩住了腳跟，英國達成了幾大社會力量的大妥協，國王、議會、教會的權力各有其合法邊界，不得踰越，每個人的自由權利既受法律約束、又受法律保障；這是以君主制為表，法治、自由憲政為裏的「共和正義」。「共和」與「民主」也不是一個東西，英國從1832年開始「民主化」，直到一戰結束才有了民主。舉目四望，只有英國走了這樣一條極其特殊的道路，不但中國沒有，其他歐洲國家也沒有走這條路。

英國為什麼會走上這條路？原因很複雜，一言難盡，其中包括《大憲章》所體現的、英國人引以自豪的「英國人民自古享有的自由傳統」，1066年「諾曼征服」之後建立的比較有效（與歐陸各國相比較）的中央政府，以及貴族權力與國王權力的相對平衡。這個平衡非常關鍵，如果國王一權獨大、壓倒貴族，就會像法國那樣成為王權專制；相反，貴族權力過於強大、壓倒王權，就會形成封建割據，就不能完成國家統一；這兩種情况都不利於「現代化」。

有了自由憲政，英國才有了後來發生的資本主義、工業革命、近代科技和民主，才有了「現代化」這個了不起的文明突變。這個現代化的英國主流模式先是傳播到英國殖民地（包括美國），然後向全球傳播，現在已經有超過100個國家走上了這條道路，基本實現了現代化。

為什麼這麼多歷史和文化傳統大相逕庭的國家都選擇了現代化？中華民族從自身的痛苦經驗中得出的結論是：不實現現代化就要落後，落後就要捱打；不實現現代化，就只能落入一個個專制朝代的治亂循環，不斷遭受王朝末年「王綱解紐」、天下大亂，秩序大崩潰、文明大倒退的浩劫。

無疑，中國的現代化道路一定會有自己的特色，就好像每個學生都有自己的學習方法和能力、都會有不同的成績一樣，但那絕不意味着我們已經創造出了一個現代化主流模式之外的替代模式。現代化主流模式當然也絕非完美無缺，它一定會不斷改進，但那是現代化實現之後才會產生的「高級問題」。處在現代化的初級階段，卻去嘲笑西方國家的高級問題，這種昏頭昏腦的妄自尊大會有什麼樣的災難性後果，慈禧太后、倭仁、義和團民已經足夠令我們刻骨銘心了。

啓示二：實現現代化是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必由之路。向英美學習的成績愈好，現代化的代價愈小、成果愈大；對英美道路愈是懷疑、牴觸，愈是強調什麼「中國特色」，現代化的阻力和代價愈大、成果愈小。

《大憲章》和自由憲政是談談打打的結果

約翰王被貴族逼迫簽署了《大憲章》，貴族息戰罷兵了，但國王很快就反悔，於是戰端又起。非常幸運，不久國王病死了，其9歲的兒子繼位，戰爭才停止。直到1688年「光榮革命」之後君主立憲制立穩了腳跟，400多年的英國史，就是一部貴族捍衛自由憲政、國王破壞自由憲政的鬥爭史、戰爭史，據統計，《大憲章》在貴族的壓力下，歷代國王不得不一再宣告確認了不下32次（一說37次）。

值得注意的是，貴族的反叛和我們熟知的「農民起義」很不相同，它是在契約精神的約束下，貴族要求國王履行契約、保障傳統權利，有邊界、有道義底線的有限訴求，不是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因此，貴族與國王的戰爭可以說是「以命相搏的體育競賽」，雙方都受遊戲規則約束，在生死關頭也永遠要保持紳士風度，而不是痞子流氓式的無法無天、無所不用其極。近代以來的戰爭法就是這種貴族「戰爭文化」的延續。

真正的貴族視榮譽高於生命，認為不按規則比賽是下流的丟臉行為，貴族寧可戰敗也不會幹這種可恥的事，所以才會有我們春秋時代著名的宋襄公「不擊半渡，不擒二毛（不俘虜頭髮花白的人）」的「仁義之戰」。貴族戰敗就放下武器認輸，練好本事再戰，所以不認為投降是什麼奇恥大辱——輸了體育比賽有什麼恥辱可言？

《大憲章》的偉大之處，就在於它的「平衡兼顧」的正義性，不但最大限度地以契約（憲法就是最高契約）規定好每個人應當享有的合法權利——此即所謂「正義」，其精神是「給每個人以其應得」，這「應得」1215年時當然只能是嚴重不平等的，但只要有了這個精神並不斷重申，就有可能逐步平等化——更重要的是，還規定了契約遭到破壞後，現實可行的、保守改良性的有效救濟辦法——規則約束下的反抗權，其目的是保障原有契約的有效性，而不是「成王敗寇」，將契約破壞無遺、僅僅最大限度滿足強者勝者的單方面利益。

貴族的「打」是為了「談」，「談」是為和解、為恢復原狀，不是什麼改天換地的「革命」。由於「革命」一詞的歧義性，許多人拿貴族的反抗權為革命辯護，稱之為「革命權」，這就把貴族與流氓、改良與革命、依法反叛與違法犯罪混為一談，嚴重背離了歷史真相。「革命」不僅僅是以暴力更換統治者，還要以暴力根本改變政治制度（政治革命）、社會結構（社會革命）甚至全部價值觀、信仰、道德標準、思想理論和生活方式（文化革命），封建貴族哪會如此行徑？

啓示三：《大憲章》肯定了貴族和人民的反抗（反叛）權，但這反抗雖然允許訴諸暴力，卻和不受任何規則約束的「階級鬥爭」、「暴力革命」大相逕庭，因此，它是一份不折不扣的反革命宣言書；同時它也昭示我們，「自由」不是天賦的，也不是統治者自動賜予的，它是珍視「法律下的自由」的「士君子」不斷為法定權利依法抗爭的結果。（系列之一）

2015年6月13日

【明報專訊】《大憲章》雖然是貴族打着「全民利益」的旗號為一己私利而訂立的文獻，但它事實上卻成為了英國憲政之母，而英國憲政又是全世界自由民主之母，因此，我們不能僅僅從《大憲章》本身的字面去理解它，應該從英國憲政發展的整個歷史脈絡當中去把握它的精神—正如某英國學者所言，「《大憲章》的重要性不在於它是什麼，而在於它創造了什麼」。

專政與法治不相容

中國大陸的大學法律教育至今仍然按照馬克思的教義，把法律定義為「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說得詳細一點是這樣：（1）共產主義之前的全部人類歷史就是階級鬥爭亦即階級壓迫、階級剝削和階級專政的歷史，法律作為維護其經濟剝削的「上層建築」（虛假的、欺騙性的「意識形態」），就是統治階級對被統治階級實行壓迫、剝削和專政的工具；（2）共產主義實現之後，階級消亡、國家消亡，法律自然也就消亡了；（3）在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有一個短暫的「過渡時期」，在此期間為徹底粉碎資產階級的反抗，必須對一切「階級敵人」實行「無產階級專政」，而無產階級專政就是「直接憑借暴力，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統治（列寧）。在這一整套「歷史唯物主義」史觀當中，我們找不到任何對法治、憲政、人權保障的肯定論述，只有對法治、憲政的徹底抹黑和詆譭。

英國憲政史揭示的是迥然有別的另一幅圖景。首先要肯定，和那個野蠻時代相適應，封建貴族的統治確實是極端不平等的階級壓迫和階級剝削，就此而言馬克思是對的；問題在於，這卻和「專政」不沾邊。專政的核心含義如列寧所說，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統治（且不說「專政」dictatorship意指個人「獨裁」，而人數眾多的階級如何「獨」裁），這就與英國乃至整個西歐從封建到近代的歷史事實無法相容了—這是一部從貴族才享有的不平等自由權利逐步下移，最終資產階級和底層民眾也能平等享有的人權、法治和憲政的演進史；在這個漫長的歷史演進過程當中，無論是一個人（國王）、少數人（貴族）或多數人（人民大眾），任何人都沒有過不受法律約束的絕對統治權力，也就是說，英國就從來沒有過如中國皇權專制那樣的專制或專政（克倫威爾的「共和國」反倒是個罕見的例外）。

法律是發現的，不是制定的

《大憲章》時代的英國人並沒有對於法治憲政的任何理論認識，他們憑借的只是融合了1066年的「諾曼征服」建立的封建制和之前的古老英格蘭「王在法下」傳統的歷史習俗和法律慣例，自由憲政法理學的建立是後來的事，其中兩位著名法學家布萊克頓和寇克的貢獻特別巨大。

布萊克頓（Bracton，1216—1268）被讚譽為「第一個使法律成為科學的人」，他最著名的名言是「國王不受制於人但受制於上帝和法律」；他認為不是國王創造法律，是法律創造國王；國王有一個上級，那就是上帝；另外還有一個上級，那就是法律；貴族們是國王的友伴，如果國王沒有馬勒（馬嚼子）即法律，他們就應該給他戴上一個。

布萊克頓的另一個重要貢獻是，他明確表述了英國普通法的核心命題—法律是發現的而不是創造的。用現代語可以這樣表達：法律如同自然規律，都是宇宙秩序的一部分，不可能由任何人制定或創造；自然規律是繁雜多變的自然現象背後永恆的秩序法則，它是科學家們在科學研究的實踐當中一點點發現出來的；而法律則是紛紜複雜的社會現象背後永恆的正義法則，它是法官、律師、法學家等法律職業人在法律實踐當中不斷發現和完善的。這個自由憲政法理學原理至關緊要，偏離了這個正道，法治憲政就如無源之水、無本之木，隨時可能扭曲傾頹；特別需要注意的是，它與我國思想界流行的「統治者制定法律」的專制主義法理學是截然對立的，而不論這「統治者」是一個人、一個黨或「人民大眾」。

《大憲章》在英國800年漫長的憲政發展史上曾經幾度瀕危，到大法官寇克（E.Coke，1552—1634）的時代，英國法治憲政傳統和王權專制傾向的較量更是達到了生死攸關的程度。當時「王大還是法大？」的激烈爭論，實質上就是「專制還是法治？」兩條道路的選擇。英國憲政史上，1608年寇克拒絕國王詹姆士一世干預審判的著名事件，對於確認「王在法下」和司法獨立原則做出了卓越貢獻。寇克告訴國王，「國王陛下，您不能親自判決任何案件，案件應當由法庭按照英國的法律習慣審理」。按照貴族禮儀，寇克恭維國王說，「上帝賦予陛下優秀的美德和傑出的天賦，這是事實」，「但是」—重點在這「但是」後面—「陛下沒有學習過英國法律，……法律是一門經過長期研究和實踐才能掌握的技藝，只有經過長時間學習和具有實踐經驗的人，才可以行使司法審判權」。國王聞聽大怒，厲聲訓斥道：「如此說來，國王將被置於法律之下了？」寇克毫不退縮，回答說，「布萊克頓有名言，國王雖然高於所有人，但卻在上帝和法律之下」。

這件著名事例給了我們幾個重要的啟示：第一，司法獨立不是通過一紙法令一蹴而就的，是包括法律職業人在內的貴族們冒着極大風險，從企圖擴張專制權力的君主手中不斷鬥爭得來的，其間反反覆覆，經過一個漫長過程，一點一點形成眾所公認的習慣傳統，才得以確立的；第二，司法獨立需要建立在英國經驗主義哲學所強調的「實踐理性」（「技藝理性」）的基礎之上，這種「實踐理性」或「技藝理性」一如寇克所言，是只有每個專門領域的專家（包括工匠），這些「經過長時間學習和具有實踐經驗的人」才可能掌握的；它特別注重專家意見和職業技能，強調「內行人說了算」，和法國啟蒙學派所理解的人人皆有的普遍、抽象理性，以及民粹派一切付諸公論、「外行領導內行」的「民眾智慧」迥然有別。因此，司法不但不應當受掌權者干預，也不應當受當下、一時的民意干預。獨立司法所保障的人權是全體人民根本的、長遠的利益，而當下、一時的「民意」、「公眾輿論」往往既不代表全體人民也不符合這一根本和長遠利益。第三，如果沒有強有力的輿論監督和普通人民的司法參與，法律專家難免內部勾結、整體腐敗，所以自由憲政和言論自由是互為因果的—自由憲政保障言論自由，言論自由捍衛自由憲政；同時，英美法系還有人民陪審員制度；但它並不是什麼「民意判案」，它是熟知自由憲政人權保障原理的普通人在法律專家指導下的司法參與，是被刻意隔絕於當下、一時輿論的普通人（外行）的「普遍抽象理性」，和專家（內行）「實踐技藝理性」之間的平衡。

憲政非民主

在當今的中國思想界，不但「共和」與「民主」混為一談，「憲政」與「民主」也同樣混淆不清。因此，從筆者2002年首倡「先自由後民主」（也就是「先憲政後民主」、「先法治後民主」）至今，各種非議就源源不絕。其實論者只需稍微涉獵一點英國歷史就可以知道，這條歷史演化的路徑是清清楚楚的。現在眾所公認《大憲章》開啟了英國憲政之門，那個時代哪有半點民主的影子？而英國憲政卻是一條延綿不絕的歷史線索，雖然時有被王權專制摧毁之虞，但終究還是極其幸運地生存到了1688年「光榮革命」之後，才終於可以屹立不搖了。直到此時，英國仍然沒有絲毫「民主」可言。1832年英國議會第一次啟動民主化進程時，有選舉權的英國人也還不到人口總數的3%，這無論在哪種意義上都不能算做「民主」。

儘管和幾乎所有的政治詞一樣，「民主」歧義紛繁，但它的核心意義還是可以辨識清楚的。我的個人意見是，「民主」依照它與「自由」的關係，可以簡化為「右翼的自由民主」和「左翼的民粹民主」兩大潮流：自由民主的「民主」是指「平等的政治權利」，要在政治實踐中落實這一平等權利需要具備極其複雜精巧的制度和文化要件；而民粹民主的「民主」很簡單，就是「一人一票投票然後少數服從多數」。不需要什麼高深的理論素養就能夠理解，「平等的政治權利」和「少數服從多數」根本是不相容的，而集體決策又經常不得不訴諸「少數服從多數」，這就意味着自由民主是包含內在矛盾衝突的混合制度，它的順利運行絕不是如激進民主派所幻想的那樣，只要推翻專制就會有自由民主。相反，無數事例表明，推翻專制很容易有民粹民主，但民粹民主幾乎毫無例外，經過短暫的革命狂歡之後，很快就會要麼變成無政府狀態，要麼變成一人獨裁—最近的顯例，是推翻穆巴拉克之後的埃及。

《大憲章》的豐富內涵當然不是我這兩篇粗淺小文能夠盡述的，權當引玉之磚，供有志者參考；同時也以此作為對偉大英國憲政的致敬。（系列之二）

周舵 - 敵我文化不除 中國沒前途

2014年4月28日

【明報專訊】「六四」25周年了，現在回頭去看1989年〈六二絕食宣言〉大聲疾呼的「消除敵人意識」、「理性溫和負責任」，和自己十幾年前寫的相關文章，似乎該說的話全都說過了，很不幸，什麼作用都沒有，擁共的依然擁共，反共的照樣反共，兩極對立、敵我二分，「什麼都沒學會，什麼都沒忘記」——新的什麼都沒學會，舊的什麼都沒忘記。

這樣的民族，還奢談什麼民主？

去年，政府「有關方面」問我，如果有一天給了我充分的活動空間，我怎麼給自己定位？我毫不猶豫地說，我就是一座橋，絕不選邊站，一貫如此，永遠不變。橋，一座把不共戴天、你死我活的各派力量溝通起來，達成民族和解、社會團結的橋——這就是我25年來一直在做的事。具體一點說，就是兩大主題：達成法治憲政的共識、促成中左中右兩大中派力量的政治聯盟。而要達此目的，首先要改造我們的政治文化——敵我二分「黨文化」，培育公民文化。

一切政治制度都要有相應的政治文化與之相適配，才能發揮作用。所謂「政治文化」，是指與政治相關的價值觀、信仰、道德倫理、態度偏好、思想理論、知識技能和行為習慣等等政治「軟體」。比如，和兩千年的中華帝制相適配的政治文化是「儒表法裏」；和自由民主制度相適配的是公民文化；和蘇式斯大林主義制度相適配的，就是極權主義政治文化，簡稱「黨文化」。黨文化是融合了馬克思的「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和列寧的共產黨絕對領導權思想理論，以及斯大林的領袖獨裁、官定思想理論一元教條等等內容的混合體系。當今中共的鄧、江、胡官方思想理論的主體雖然已經離極權主義愈來愈遠，卻仍然拖着一條粗大的極權主義尾巴，其「主體」和「尾巴」之間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衝突，這種理論現狀如果不加變革，勢必給「全面深化改革」設置嚴重障礙，為反改革的極左勢力提供強大的思想武器——荒謬絕倫的「反憲政」就是最近的一例。法治是國家治理的原則，憲政是法治的制度設置，不要憲政哪還會有什麼「法治」？

鑑於目前中國這種轉型中社會「非驢非馬」的混合（混亂！）狀態，為避免誤解起見，不妨把「黨文化」理解為「敵我二分政治文化」，而下面引用的舊文，很遺憾，不得不仍然沿用「黨文化」一詞。

骨子裏媚眾的中國人

早在1993年，我就發表過一篇專論黨文化的文章〈黨文化和知識分子的軟弱性〉，其中說到：

一、中國人的道德倫理和西方人的「罪感取向」不同，是「恥感取向」的；所謂「恥感取向」，表明人際關係思想中體現群我關係的「群體意識」發達，反映中國文化所具有的「群體本位」特徵。就總體傾向而言，中國人關心做人的好壞（而這好壞的判別是以眾人的看法為依歸），不關心做事的成敗。中國人從骨子裏就有媚眾動機，缺乏孤立獨行、蔑視流俗的勇氣……「群體本位」並不一定意味着利他主義。「特別注意他人反應」的心理動機可以是極其自私的。經常有這樣的事：為了一件有利他人、有利社會的事情做成功，一個人不得不忍辱負重，承受社會的誤解和眾人的嘲諷，一時背負恥辱的惡名。「群體本位」的人通常不會做這樣的傻事。相反，他們只按照掌聲和喝彩的指引去行動。「英勇」的行為滿可以出於自私的動機，例如為了贏得掌聲，而看上去「軟弱」的行為，倒可能來自理性、審慎的社會責任感。有時候，反英雄主義的言行倒是真正的英雄主義。

二、本世紀以來的中國近代史是一部激進主義大行其道、「敵人意識」淹沒一切的歷史。不僅外國人被全體中國人認為是鬼不是人，「不共戴天」，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而且，永遠有一部分中國人認為把另一部分中國人從肉體上加以消滅是最神聖的頭等大事。愛憎務必判然分明，做事務求走極端、不留任何餘地，思維必須簡化到非黑即白、沒有中間色彩，「敵、我」之間一定不能有任何共同之處。為了支撐這種幼稚、原始、野蠻的你死我活的血腥鬥爭，中國人動員了一切宣傳工具，創造出不計其數的淺薄、浮誇、低級拙劣的文藝作品，去虛構一個敵——我、天使——魔鬼、光明——黑暗、善——惡截然對立的童話世界。

三、共產黨人在他們為奪取政權而艱苦奮鬥的時候，不可否認，曾是一群真誠的理想主義者。他們追求的目標不能不說是十足良好。可惜的是，「通往地獄的道路常由善良願望鋪成」。共產黨人的問題，不在於邪惡，而在於愚蠢。

共產黨人是些愛走極端主義路線的高度理想主義者，他們心目中的偶像是那些不食人間煙火的、無私無欲的聖徒。這類熱愛激進主義理想的人，歷來大有人在。這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人群。特別有研究價值的一點是：這類人的社會作用往往是大善與大惡的極度矛盾的組合體。

從積極方面說，正是這種人為社會進步提供了最主要的動力。除去少數幸運的天才之外，為人類社會各個方面的進步作出大貢獻的往往都是這種類型的人——從科學藝術迷狂，醉心於工藝技術的發明家，到奮不顧身的社會改革者、革命黨人。這是社會中的優秀的少數，正是他們把多數人從麻木沉睡中喚醒，把天火硬塞給平庸跟進的大多數。

但是很不幸，這種類型的人又往往心胸偏狹，缺乏寬容精神甚至冷酷無情。他們不能容忍反對意見，很容易把自己的信仰當作唯一的、至高無上、不容懷疑的真理。他們急躁、狂熱，主張為了他們心中所珍視的理想應該毫無猶豫地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包括最殘忍的鎮壓和肉體消滅在內。因為他們自己是禁慾主義和紀律主義的、權威主義和絕對獻身的，所以他們輕視、厭惡甚至根本不能容忍自由主義的放縱、逸樂和追求享受。他們的價值觀是地地道道的斯巴達軍人式的嚴酷服從和無條件奉獻。他們不珍視自己的生命——因為唯有為理想而獻身才是值得讚美的——所以也把他人的生命視同工具，為了實現那個至高無上的人間天堂理想而隨時可以毁掉的工具。當他們與一定的社會基礎相結合時，例如和被剝奪、無權、痛苦不堪的被壓迫階級的暴力反抗相結合時，可能變成一股只要復仇、不計一切代價的，情感主義的盲目破壞力量。更糟糕的是，流血導致更多的流血，復仇引發更劇烈的復仇——直到整個社會被惡性循環引到一個極限為止。此時，民族元氣損傷殆盡，也許幾個世代難以復元。鬥爭、仇恨、動輒「你死我活」，就是這種極端主義運動留下的民族心態和社會文化遺產。

仇恨有害無用

我在2008年的港大講演「理解中國前途的七件工具」裏說過這樣的話：

對「六四」，你首先要做一個價值判斷。毫無疑問，它是一個正義的事業。所有的訴求都是正義的，要民主，要自由，反對貪污腐敗，當時叫反官倒。有什麼錯誤？沒有任何錯誤。但是，一個正義的事業，居然遭到這樣一個下場，毫無疑問，激起了全世界的憤怒和仇恨。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只不過我認為，仇恨、憤怒沒有用處。仇恨不但沒有用處，而且有害。所以你憤怒也好，仇恨也好，三個月就足夠了。

仇恨不但沒有用處，而且有害，為什麼？

我在2004年的文章〈仇恨的本質〉裏這樣說：

寬容、寬恕與和解的對立面是仇恨。仇恨是自由民主的大敵，因此，專事煽動階級仇恨的馬列主義理所當然成為開放社會即自由民主社會的頭號敵人。這種階級鬥爭仇恨文化已經深植於我們這個不幸民族的民族性之中，無時無刻不在伺機而動。如何科學地認識仇恨、設法消解仇恨，乃是中國民主化進程中的一個極其重大的關鍵問題。

據《仇恨的本質》一書的作者R. W. Dozier說，人有兩個大腦，一個是從我們的爬行動物祖先那裏繼承下來的低級神經系統，由杏仁核、下丘腦、海馬、初級語言區（負責控制污言穢語和其他形式的情緒性語言）、舊皮層等人腦邊緣系統構成，其主要功能是當遇到威脅我們自身生存或種族繁衍的事物時，本能地作出「戰或逃」行為，與此同時伴隨着攻擊——厭惡情感，仇恨就是這種情感的極端形式。另一個，是由最新進化的大腦新皮層構成的高級神經系統，主管人類獨有的符號——意義功能。兩個大腦之間存在着十分複雜的、既競爭又合作的關係，所謂健全人格，無非就是這一關係得到良好的平衡調節。

……有害的並不是低級系統本身，而是被低級系統扭曲和操控的仇恨意義系統，一種「初級思維」。初級思維有七個特點：

1. 表面聯想式思維。一個人在某月13號吃了交通罰單，這天恰好是星期五，碰巧車又壞了，於是初級思維馬上得出結論：13號的星期五注定是個倒楣日子。這是迷信和禁忌的根源。

2. 簡單概括性思維。初級思維只知道混為一談的、刻板化的「蛇」，不知道蛇有各種各樣，有的有毒，有的無毒，應當區別對待。這種思維經常和草率概括結合在一起：只要被蛇咬過一次，就得出「所有的蛇都是可怕的人類之敵」的結論，同時伴隨着強烈的、不可遏制的恐懼和厭惡感。

3. 極化思維。非黑即白，非此即彼，非我即敵。

4. 個體化思維（主觀化、情緒化思維）。每件事、所有的判斷，都和個人的情感、利益、願望緊緊相連，不能跳出自我，作客觀公正的、與己無關的、第三人式的思考。

5. 狹隘經驗式思維。固着於現在和過去的有限經歷當中，既不能對過去進行反思，又不能通過運用想像力對未來作出預測。

6. 選擇性記憶。只記得和「仇恨」有關的痛苦、黑暗的事物和場景，而忘記其他成分。

7. 刻板反應。一切被歸入「敵人」類的人和事物永遠會本能地引起強烈的仇恨，沒有靈活、從容對待的餘地。

從人類文明的演化史看，部落社會階段就是低級神經系統佔主導地位、高級神經系統還沒有充分發育的時代。美國學者布熱津斯基認為，極權主義（列寧主義和納粹主義）的政治文化——我說的黨文化——是返祖性的、反文明的「部落野蠻主義」，他和《仇恨的本質》作者說的是一回事。

須反思正義為什麼會失敗

在我那篇港大講演當中，說過「憤怒也好，仇恨也好，三個月就足夠了」之後，我接着說：

重要的是第三個事情，就是你這一個正義的事業為什麼會失敗。柴玲跑到外邊還講，而且我們從小受到的教育也是，正義事業必勝。哪有這回事？很多正義的事業都是必敗的。你能說馬克思的共產主義不是個正義的事業麼？它一定會失敗的，沒有任何成功的可能。為什麼會失敗？恰恰就是我們必須要深刻反思的東西。

鄧小平搞平衡 溫和派不幸全垮台

第四，誰的責任。這個責任，你必須肯定這樣一個前提，就是它本來可能是另外一個前景的。否則就是天意，無神論者叫作「必然性」，天意哪有人的責任？所以它一定是有另外一種選擇，而有一些人非要做1989年這個選擇，他才有責任。無可選擇的事情上是沒有責任的。在責任這個問題上，毫無疑問，80％或90％的責任是在中共體制內的強硬派。當時是這樣——我這也是一個四分法模型——體制內和體制外，體制內分成兩派，溫和派和強硬派。溫和派，很簡單，就是趙紫陽和支援幫助他的人們。強硬派就是李鵬及後邊一大幫老傢伙。鄧小平實際上不是這兩派的任何一派，他是在這兩派之上搞平衡的。實際上在很長一段時間裏，他是給趙紫陽機會的，就看能不能按照趙紫陽那一套辦法平息事態。他並沒有從一開始就主張一定要大開殺戒。體制外同樣也是兩派，溫和派和強硬派。強硬派就是一部分學生。學生這個強硬派並不是多數人，弔詭的是，操縱了學生的恰恰就是極少數人，就是柴玲和她周圍那一些人。為什麼這樣一個強硬的激進的少數人能夠操控大家，這正是我們要深入反省的東西。但事實就是如此。他們是體制外的強硬派，而我們是體制外的溫和派。我們所做的事情，無非就是要把學生拉到我們這邊來，使得體制外溫和派也是主流，因為當時體制內溫和派是主流。這樣兩個溫和派都成為主流的話，那一定是另外一種結果。至少不會發生這樣的大流血。非常不幸，我們沒有成功。於是兩個溫和派全垮台，兩個極端派成為主導力量，那一定就是大血戰，成為黑白截然二分，敵我截然二分。

人的行為是受思想支配的，政治行為是受政治文化支配的，這裏顯然沒有什麼「存在決定意識」。1989年捲入政治行為的各方，只有體制內保守派的利益和這個極左政治文化一致，而由於舊政治文化的強大慣性，其他各方的利益儘管與之相悖，其政治行為卻照樣受其支配。廣場學生的不肯妥協，恰恰是共產黨長期教育結下的果實，怎麼能歸咎於學生？又由於六四的教訓不容討論，這種可悲狀况至今難以改變。一旦氣候合適，災難還會重演，中華民族難免重蹈覆轍！

請注意：我說的是全社會，不僅僅是共產黨。

究竟誰應該「悲哀」？

去年《明報》發表我的「六四」訪談，其中說到我和政府「有關部門」談判達成默契：我這方面，從2011年起不再給他們「製造麻煩」；我要的回報是，給我公民自由權。李卓人先生為此公開表示「悲哀」。在這裏，我請李卓人先生和他的支聯會戰友們務必好好思考本文上面這些文字。照我看，中國人至今仍然深陷於黨文化而不自知，最應該「悲哀」的，恰恰是這個東西！

請不要誤解：我絲毫不反對香港支聯會每年發起維多利亞公園紀念「六四」的燭光晚會，和其他合法抗議。對非正義沒有抗議，聽之任之，一個民族只會無止境地墮落、衰敗，絕不會有社會進步。事實上，從1990年獲釋出獄，到2010年5月底申請公開絕食，20餘年來我沒有停止過抗議，為此付出了個人和家人遭受監視、軟禁、「內控使用」等種種非法迫害的巨大代價，而最讓我鬱悶的是，什麼事情都幹不成——不管往哪個方向邁步，走不了幾步就會發現，一堵無形的高牆擋在面前。在此期間，我沒有得到過支聯會一分一毫的幫助，哪怕是一點點的精神鼓勵，李卓人等先生何曾有過半毛錢的「悲哀」？這大概和司徒華先生等人始終認為我們「天安門廣場沒有死人」的證言是撒謊，是為共產黨遮醜，為此對我們非議不斷有莫大關係。更可惡的是，卻有許多人認定，像我這樣的「異議分子」，一定拿了諸如支聯會或西方機構的大筆資助！

這有什麼關係嗎？有點關係（人心畢竟都是肉長的），但關係不大。「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我聽從的是自己內心良知的聲音，才不管誰會說什麼——是送我鮮花掌聲，還是給我潑狗血。

究竟誰應該「悲哀」？是我們這些國內的「良心犯」，還是那些遠走境外安全地帶，專唱黨文化道德高調的人們？你們哪位什麼時候放棄香港或者外國身分，也來國內當一回烈士看看？「人人都必須當烈士，不當烈士就是叛徒」的「全或無」極端主義價值觀，正是黨文化的一大特色。親愛的激進派先生們，我痛苦徘徊許久，現在總算是痛下決心，不再當「先烈」，退一步當「思想先驅」了——先驅和先烈的區別是，比社會平均水平超前一步是先驅，超前兩步，就成了先烈。現在，我要做點方法不同、但目標不變的，更有實效的事，把「先烈」讓給你們，讓給年輕人幹吧，這有什麼好「悲哀」的？這20多年來，我高舉着「平反六四」的大旗衝鋒，回頭一看，跟上來的不過「小貓三兩隻」（抱歉，比喻而已），當今中國，正所謂「一個人倒下去，千萬人躲起來」，這「先烈」當得也未免太窩囊，太寂寞，太不合時宜一點了，不是嗎？

中國的社會進步，中國的民主化，需要各種各樣的人，以形形色色的不同方法去推進，沒有任何理由認為，世間只有一條路可走，推進民主只有唯一的做法是正確的。路只有一條，真理只有一個，這種「不和我一起走就是我的敵人」、「唯我獨革」的一元論不是別的，正是黨文化。

還有人指摘我妥協了，認為妥協就是大罪，就是投降、叛變。這又是不折不扣的黨文化，我們大陸中國人從小聽夠了這一套小兒科。正是這種決不妥協的黨文化作祟，柴玲才會高喊着口號「頭可斷，血可流，人民廣場不可丟」，差一點把數千廣場學生和市民帶入生命的絕境。她太年輕，不可能知道，共產黨的最高決策層從來都不會傻到「決不妥協」，那只是他們對普通黨員的宣傳鼓動，相反，他們在策略上極其靈活。如果沒有列寧和德國人簽訂割讓大片領土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約》，蘇俄根本不可能生存；如果毛澤東不高喊「蔣委員長萬歲」，和國民黨妥協、合作抗日，共產黨也完全沒有機會在敵後擴張勢力，最終打敗國民黨。《易經》上有一句話說得更刻薄，叫作「小人知進不知退」！可惜1989年我不知道這句話，否則……事情結局也許會有所不同？不知道。

政治就是一門妥協的藝術。沒有1832年開啓的議會改革對工人階級妥協讓步，英國憲政可能被激進革命葬送；沒有所謂「康湼狄格大妥協」，美國制憲會議很可能乾脆散伙了，也就不會有美利堅合眾國。美國憲法壓根兒就是妥協的產物。

但妥協絕不意味着放棄原則。我從來沒有說過，也絕不會考慮放棄原則和理想。都21世紀了，還要和如此眾多的中國人作如此低級的常識性爭論，簡直匪夷所思。就這種遠低於常識的普遍認知水準，還胡扯什麼推翻共產黨，什麼民間的力量，從何說起？嗚呼哀哉。

別停留在「專制壞，民主好」的水平上

人本主義心理學家馬斯洛把人的需求區分為從低級需求到高級需求的五個層次，當低級需求得不到滿足時，人們發的牢騷是「低級牢騷」，反之，當高級需求不能滿足時發的牢騷是「高級牢騷」。同理，批評也有高級低級之分；我對民運一直有許多批評，但那都是建設性的「高級批評」。非常遺憾，太多的中國人的批評都很低級，始終停留在「專制壞，民主好」的水平上。朋友們，我們就不能提升一點，高級一點，上升到「專制怎樣終結、民主如何建立，才代價小收益大」的「建設性批評」上來嗎？我所謂「建設性批評」要符合兩條標準：

第一出於善意，希望中國好，也希望共產黨變好而不是倒楣；

第二，除了說得出哪兒不好、哪兒有病之外，還要告訴大家怎樣才能好，還要開出藥方，而且，這些藥方必須真能治病，而不是害死人不償命。

總而言之，你想贏共產黨嗎？那你就不能和共產黨一樣的水準，不能總是做「反對大共產黨的小共產黨」，不能走毛澤東「階級鬥爭為綱」的災難性道路，成天在內部搞抓特務抓叛徒；你必須在理論知識、政治智慧和道義良知等等各方面都高於他們，尤其是，你務必要徹底清理滲透自己靈魂深處的黨文化。否則，不要說引領中國的社會進步，你甚至可能落後於共產黨改革派的前進步伐。

敵我二分政治文化不破除，中國絕無前途可言！

周舵 - 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十字路口

2012年6月5日

【明報專訊】“編按：六四「天安門廣場四君子」之一周舵投書本報，談及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問題。

周舵1989年時任北京四通集團公司綜合計劃部長，與劉曉波、侯德健、高新在1989年6月2日宣布絕食72小時，被稱為「廣場四君子」。六四後周舵被捕，遭關押一年。”

今年3月「薄王事件」之後的北京城，瀰漫着一股1988年下半年、1989年上半年的味道，一股政局不穩、人心惶惶，「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味道。政治敏感的人們都預感將有大事發生，但會是什麼事，沒有人知道。比較謹慎的人，也都認定至少未來5至10年，巨變不可避免。劉易斯拐點到來，經濟增長趨緩，全面腐敗侵蝕到社會每一個細胞，道德滑坡，社會潰敗，治理失效，貧富懸殊，群體性事件此起彼伏，各種政治主張不但互不相容並且日趨極端化，社會各界對執政黨施政混亂、不作為亂作為的不滿幾乎到達沸點，不論到哪裏，只聽見罵聲一片……一切迹象都指向一個方向：爆發。60%以上的精英階層「用腳投票」，急於往國外移民，就是一項最明確的「大變將至」的指標。

各界有識之士普遍認為：改革開放34年，執政黨現在已經走到了茫然失措、不知往何處去的十字路口。沒有方向，沒有路徑，沒有動力和魄力，沒有歷史責任感，沒有綱領，沒有理論指導，沒有起碼的共識，完全是一團亂麻。混一天算一天，不作為、平庸無能，這已經是最客氣的評價。這就是為什麼會有那麼多的人，既包括民眾、也包括精英在內，紛紛對薄熙來的「敢作敢當」寄予厚望的一個重要原因。

不作為，隨波逐流，「腳踩西瓜皮，滑到哪裏算哪裏」，「拖」字訣治國，明顯地混不下去了，勉強拖下去的話，拖到嚴重的社會政治危機一起爆發，那時再想改革，就什麼都來不及了。薄熙來的開歷史倒車，企圖復活毛澤東思想和「文革」那一套，更是死路一條。除了這兩條路，剩下的無非是，要麼漸進、有序、可控地改革，要麼「不會改，亂改」，漸進改革變成激進革命，有序變成無序、可控變成不可控，整個國家被破壞性巨大的洪水冲向不可知的方向。

我本人歷來主張走漸進、有序、可控的改革之路，為此多年來發表了許多文章，一而再、再而三地鼓吹，最近還在我的新浪微博（網名「舵爺第一」）上發表了一篇系統論述如何走通這條漸進改良之路的文章〈建設和諧社會需要高瞻遠矚的頂層設計〉，全文近3萬字，僅摘要也有7000多字。許多朋友看後批評說，現在是速食文化時代，決策者不會看你這麼長的文章。其實想要簡單化也很容易，無非是兩大要點：對內抓住「憲政」，對外抓住「中美關係」，其他就都好辦了。

憲政，而非民主

政治體制不改不成，這已是當今朝野共識，但亂改還不如不改，卻相對而言被人忽視。民主化這道門不進不行，否則中華民族在當今世界就是另類、孤兒、野蠻人、邊緣人，就無法解除「中國威脅論」的眾多疑慮，但「民主化」或「政治現代化」不是好玩的，衡諸歷史，世界各國政治現代化失敗的案例遠多於成功的榜樣，德國和日本片面追求富國強兵的民族主義、法西斯主義道路，法國大革命、俄國十月革命的激進革命模式，都是政治現代化災難性大失敗的鮮明例證。

誰成功了？英國、美國，和一切善於學習英美現代化模式的聰明人、聰明民族。

英美模式，一言以蔽之，就是「先憲政後民主」；或者說，「先自由後民主」、「先法治後民主」、「先人權後民主」，因為，憲政、法治、自由權利、人權保障，根本是一回事。而如果民主就是「普選制，一人一票投票然後少數服從多數」的話，如果民主就是民粹，就是多數人，特別是多數窮人不容置疑、不受約束的統治的話，民主卻有可能和憲政、法治、自由、人權保障矛盾衝突，甚至根本不相容。

仔細想想當今中國所有的嚴重問題，哪一樣不是源於憲政不上軌道，因此各級黨政官員濫用權力，要麼胡作為，要麼不作為所致？解決之道不是民主，是憲政，尤其是獨立司法，即公平正義的司法審判和強力執行。每年多達逾10萬起的群體事件，80％至90%是由於司法不公，司法不作為、亂作為；而這又是由於各級黨委大權獨攬，把黨、政、軍、警、立法、司法等等權力集於一身，不受監督約束，任意干預司法所致。

說得稍稍誇張一點，解決了司法公平正義的問題，中國的問題就基本解決了，至少也是解決了一半多，而這是在一黨制之下，在沒有普選制的情况下，也可以在相當大的程度之內解決的——雖然這種辦法不徹底、不理想，但風險小、可操作性大。

G2，而非多極世界

毛澤東的後半生昏招迭出，唯一可稱道處，是邀請尼克遜訪華，聯美反蘇，中國的國際地位頓時大變，一步登天，也給鄧小平主政之後推行親西方的改革開放預鋪了道路。太遺憾的是，中共除經濟理論之外的主流意識形態至今僵死不變，還是馬列主義反西方、反資本主義那一套。流毒所至，極端民族主義惡性膨脹，網絡上充斥着昧於大勢，昏頭昏腦、不顧死活，自以為愛國、實則害國的非理性叫囂，與100多年前的義和團暴民，以及自命愛國清流，實則蠢得要死，禍國殃民的倭仁之流如出一轍。奧巴馬上台，原本對中國滿懷善意，頻頻向中共伸出橄欖枝，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韙，提議和中國結成G2，中美共治天下。這種天上掉餡餅的大好事，中共主政者不但不接招，反而再三羞辱美國總統，背離鄧小平「韜光養晦」的明智決策，跟隨軍內少壯強硬分子的叫囂起舞，公開提出「南海是中國的核心利益」，不但惹惱了美國，也讓南海周邊國家頓生敵意，致使中共20餘年的外交努力付諸東流。

讀一點軍事史，就應當知道，自古以來，自大、輕敵，衝動、不理智，是最大的敗亡之道。中國近10年來的經濟高速發展，和搭上「全球化」的便車密不可分，而全球化這台車能跑起來，是靠「聯合國的合法性」加「美國的實力」這兩個輪子。美國霸權、霸道不假，經常自私自利還不承認也不假，但那不是平白無故從天而降的，是當年美國大兵和德意日法西斯血戰掙來的，是美國的硬實力加軟實力無人可以取代，被世界各國公認而推舉出來的，是美國給全世界提供了「國際秩序」這個極其重要的公共產品而合理合法得來的。

多年前讀過一篇文章，至今印象深刻。那作者說，歷史上凡是和老大叫板、和老大作對的老二，全都沒有好下場，全被老大幹掉；而凡是入伙、搭老大便車的老二，最終都成了老大。

我們可以看看一個案例，林彪和鄧小平。林彪叫板，被幹掉；鄧小平服軟，給老大猛檢討，寫肉麻之極的效忠信，最終成了老大，得以開創改革開放的新局面。

中共軍中其實不乏智者，如劉精松上將就坦言，中國沒有要和美國叫板、想取代美國的意思，這既不可能，又不必要。可不是嗎，搭便車，又不出錢出力，又得大實惠，哪有不搭之理？就讓傻老美去幹那些出力不討好，賠了夫人又折兵的蠢事，這有何不好，有何不對；哪點不好，哪點不對？

總括一句話：徹底告別馬列毛那一整套昏頭昏腦的極左意識形態，從中華民族的長遠、根本利益出發，緊緊抓住兩大關鍵——對內，緊抓憲政；對外，緊抓G2；中華振興、崛起，基本上可以說就是板上釘釘的事！

周舵 - 劉曉波獲獎，幾家歡樂幾家愁

八九的四君子之一周舵論劉曉波得獎

《亞洲週刊》（網絡特稿）2010年10月16日

曉波獲獎的消息，我是第一時間就知道了——當時我正在萬聖書園的咖啡廳接受法國《世界報》的採訪。然後就電話不斷，都是香港和外國媒體打進來的。我毫不猶豫地說，「太好了，大喜事，必定會大大鼓舞和推進中國的社會進步、自由民主和人權保障事業」。然後，法國記者買了一瓶紅酒，大家碰杯慶賀，照相留念。

那天真有點鬼使神差。我的一位清華附中的同學、同桌請我和太太在莫斯科餐廳吃晚餐，我本想去萬聖書園給曉波買些書，就把採訪約在了那裡。我前腳走，警方就到了我家門口，撲了個空。不然我就被「捂」在家裡了。第二天，警方說要來我家，我答說「寫文章，不見客」，他們也就沒來騷擾。下午，卻接到崔衛平的短信，約我晚上六點半在昆侖飯店吃飯。不用說，就是為了慶賀曉波獲獎。二十多人，很熱鬧。十點多回到家裡，赫然發現警方一幫人已經恭候多時了。是奉命來阻止我召集的10號午餐慶賀聚會的。我把共產黨臭罵一頓，怒斥他們無法無天，問他們要剝權（剝奪公民權利）的手續，他們一概不理。接著，我就被軟禁了。

共產黨究竟怕什麼呢？是怕和平嗎？諾貝爾和平獎的宗旨，是表彰全世界為人類和平事業獻身的人們，其中也理所當然地包括為各國的人權事業奮鬥的志士仁人，因為人權保障正是和平的基石——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和列寧史達林主義這些人權紀錄最惡劣的極權專制政權，恰恰是國內外和平最大的破壞者。劉曉波自「六‧ 四」以來，一直都是在為改進中國的人權狀況、為中國政治體制的和平轉型堅持不懈地呼籲和奮鬥，卻不斷遭到當局的百般迫害，直到被妄加罪名，三次入獄。難道，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集團是想告訴全世界，中共是反對尊重人權的，中國的和平轉型是不允許的，只有暴力推翻共產黨一條路可走嗎？何等愚蠢不智啊！

我和法國記者打賭，中共不會允許中國媒體報導曉波得獎的消息，他們說，不可能吧，那也太過分，太丟人了！當然，我贏了——如此可悲地贏了。但這消息畢竟太重要、太驚人了，互聯網的時代，想完全封鎖是做不到的，於是，中共外交部發言人不得已出頭講了一番讓人笑掉大牙的混帳話，什麼把諾獎頒給曉波是「對諾貝爾和平獎的褻瀆」，意思是，諾貝爾和平獎是神聖的，不容褻瀆，而中共比諾獎頒獎委員會更有資格決定此獎應當頒給誰！隨後，中國發行量最大的報紙《參考消息》連續轉載了三篇和中共同唱一個調門的文章，一篇是俄國人寫的，兩篇來自西班牙的極左報紙《起義報》，由此徹底暴露了在今天的世界上，在價值觀、制度和精神文化方面，中共是如何地孤立、如何地只能和一小撮頑固信奉馬列主義的極左殘渣餘孽為伍，而中共的所謂「朋友」，盡是些見利忘義、庸俗不堪，一旦撈不到好處，立即掉頭而去甚至反咬一口的損友、假友。

毛澤東時代，中共以及全世界的極左派，都把諾貝爾和平獎、文學獎罵得狗血淋頭。那位法國存在主義的極左「大師」、毛澤東的熱烈崇拜者薩特，就曾經說「諾貝爾文學獎是獎勵西方奴才和東方叛徒的」，拒絕領取。改革開放以來，中共對於諾獎的態度，比起毛澤東時代可以說是截然相反了，追捧、豔羨繼而因中國人始終得不到而懊喪不已。這是巨大的進步。誰能想到，如今中共一個急轉彎，回到了三十多年前！這充分反映出當今中共領導層思想理論的嚴重僵化和倒退。

話說回來，我們這樣說「共產黨」如何如何，其實是很不準確的。共產黨不是鐵板一塊。據我看，今天的中國共產黨至少包括四個派別——狗屎派，餓狼派，庸人派，和君子派。狗屎派——對不起，請不要怪我粗魯，我是在引用毛主席的「偉大教導」，他說過，狗屎雖臭，還可以肥田，而教條主義比狗屎都不如——是下定決心要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那一整套極左的反文明、反人類的狗屎教條在世人面前敗壞中共的形象，存心要讓全世界人民對中共噁心得要死的那些人。其實，我說馬列毛是「狗屎」已經算是很克制，實際上那是劇毒的毒藥，危害極大。那是一種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三位一體的暴力仇恨邪教，一套締造出 20世紀現代奴隸制的邪惡思想。中共為什麼越維穩越不穩？根子就在於，這種邪教教唆和社會和諧、世界和平完全不相容——詳見拙作《不可持續的拖字訣治國》一文（載於2010年6月1日—4日香港《明報》）。餓狼派，是一群餓狼般用手中掌握的不受監督約束的政治權力，拼命攫取非法財富，用「愈反愈腐」的大規模、群體性腐敗從內部腐蝕、掏空共產黨的那些人。庸人派，是共產黨體制內不思進取、得過且過，混一天算一天的大多數人。君子派，是共產黨內的正人君子、精英，如田紀雲、謝韜、我的導師于光遠、李銳、胡績偉，剛剛去世的李昌和朱厚澤，以及《炎黃春秋》雜誌社諸公，等等，他們當年都是聚集在中共歷史上兩位最受人敬愛的總書記胡耀邦、趙紫陽旗下的政治改革派，黨內的自由民主派。很多人認為，現總理溫家寶，前人大委員長萬里也都應該算是這一派。他們是想要用社會民主主義挽救共產黨，讓共產黨獲得新生；而狗屎派和餓狼派則恰恰相反，是在聯手搞垮中共。現在的局面，仍然是我們早就說過的那樣，是「精英和痞子賽跑，看誰跑到前面」——對於共產黨而言，精英，就是君子派；痞子，就是狗屎派和餓狼派。很遺憾，判劉曉波11年徒刑，然後，說什麼「頒獎給劉曉波是對諾貝爾和平獎的褻瀆」，種種惡形惡狀，讓人有理由認為，恐怕是痞子暫時跑到前面了。但我相信，這是不會持久的——假如孫中山所說屬實，自由民主乃「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果有其事的話。

從長遠看，自由民主終究是要在中華大地實現的——不是因為有什麼「客觀必然規律」的保證，而是因為它是目前所知唯一能夠長治久安、繁榮昌盛的良治政體，所以，它終究會成為大多數人民的人心之所向。但是，我們將會付出多大的代價，尤其是在未來的十年、二十年之內？這卻是高度不確定的。我們這些包括劉曉波在內的漸進有序和平改良派堅決認為，那些激進民粹民主分子所鼓吹的論調，什麼「只要能夠實現民主，付出什麼樣的代價都是值得的」等等，是極端不負責任的殘酷主張，而且根本就是共產黨長期教育的產物。反共不等於民主，某些反共分子其實正是一些反對共產黨的共產黨——反對掌權的共產黨的在野的共產黨。

近一兩年來，共產黨內部的各種「自選動作」層出不窮，地方大員、高層人士甚至軍界都已經越來越不聽招呼，胡溫體制似乎已經疲態畢露；加上中共十八大即將召開，各路人馬都蠢蠢欲動，恰在此時，諾獎來了，勢必更加攪動中國政局。在這個歷史的岔路口上，中國這一列重載列車一旦在政治改革方面動起來，它究竟會駛向何處？有兩種不同的政治體制改革，一種是瓦解秩序的，一種卻反而能強化秩序，中國會選擇哪一種？從各國民主化的經驗看，要想走一條有序、可控的民主化道路，必須「先自由、後民主」，就是說，必須先建立起牢固的自由憲政、法治和人權保障，再逐步擴大政治參與。只有這樣做，政治體制改革才會是強化秩序，而不是瓦解秩序的——因為，這樣建立的秩序，是正義的、政治權力受到切實約束因而能夠防止嚴重腐敗的自由秩序，相反，依靠專制鐵腕強加的秩序是根本非正義並且必定日益腐化的，絕不可能持久。

自「六‧四」以來，我和包括劉曉波在內的許多漸進民主派，一直在頂著來自共產黨和激進民粹民主派兩方面的巨大壓力大聲疾呼，中共必須看清大勢，為民主化早作準備，儘快開始全面、系統、有前瞻性地創設自由民主必不可少的基礎條件，「早開始、穩步走」，「先自由、後民主」，「促成中左中右兩大中派的聯盟」，等等，然而，得到的不但不是積極善意的回應，反而是持續不斷的打擊迫害。難道中共真的是要像我們一再警告的那樣，是想要走清末新政的那條「裱糊匠主義」的老路嗎？什麼地方破了窟窿，就扯張紙糊上，糊來糊去，直到呼隆隆牆倒屋塌才算完事，這對於中國人民、也包括共產黨自己，究竟有什麼好處？

「六‧四」以來的21年，由於中共拒絕對民主化早作準備，只顧按照馬克思唯物主義、經濟決定論的鄙俗教唆，錯誤地以為只要經濟搞好了，人民的生活水準提高了，便萬事大吉，於是，貧富懸殊、道德墮落、腐敗盛行、社會失序、治理失效、人權侵害遍于國中、精神文化惡俗不堪、某些政府部門自身無法無天甚至黑社會化……種種末世腐朽之像愈演愈烈，現在已經到了民怨沸騰，連共產黨的各級官員都對政權離心離德、私下裡各作打算的極其危險的地步。 回看中國兩千年的皇權專制歷史，每個專制朝代的末年都是這幅景象——朝廷醉生夢死，吏治腐敗不堪，「文官摟錢，武將怕死」，文人士子道德墮落、生活糜爛、全然不顧社會責任，整個社會表面上歌舞昇平，內裡卻在全面、深入地腐爛，爛到了骨髓裡面。讀一讀晚明的文學名著《金瓶梅》，晚清的《官場現形記》，那副德性和當今何其相似乃爾！這樣一種風俗民情，加上共產黨一貫反自由民主的教育養育出的極端主義政治文化，居然還有人大言不慚地大談什麼「中國人民有足夠的民主覺悟，只要推翻共產黨的一党專政，民主馬上就能實現」，「民主很簡單，小學生都會」，簡直就是癡人說夢！當今中國，一旦政權失效、社會失序，迅速崛起的很可能是各種極端主義勢力——極左新毛派、反美反西方的極端民族主義、激進民粹民主，等等。這不是什麼民主福音，只能是民族浩劫。

肉食者鄙，不足與謀。要想避免未來的社會大動盪，各界精英、君子必須儘早達成自由民主的目標及路徑的共識，盡力讓精英君子而不是痞子或庸人處在各個領域的關鍵位置上，大家共同堅韌不拔地努力奮鬥，舍此別無出路！

祝福劉曉波，祝福中國！也祝福中國共產黨人果斷拋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儘早向社會民主主義轉型，以此獲得新生！

周舵 2010-10-14

六四廿一年祭：周舵 - 漸進、有序、可控的政治現代化

2010年6月4日

【明報專訊】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全方位現代化，尤其是其中的政治現代化，一定要遵循漸進、有序、可控的原則，現在已經成為各界精英的共識。但是，僅有原則還不夠，還要有具體的操作方案，限於篇幅，這裏只能提幾個要點。

核心是權力制衡

一、首先要達成更廣泛、更深入的精英共識，關於改革目標和路徑的基本共識。這實際上是一個思想解放和理論更新的過程，從已經完全過時的「四項基本原則」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的過程。鄧小平30年前提出「四項基本原則」可能有當年現實的必要，但它不應該成為永恆不變的教條。要設法形成「世間沒有永不犯錯的政治家，每個人必不可免地都有其時代和個人的侷限」這樣的共識，前任造成的歷史遺留問題沒有必要一股腦背在後任肩上，認錯和道歉是政治家勇敢、正直的美德。包括「六·四」在內的歷史遺留問題，都可以按照南非的「真相與和解」模式加以妥善解決（參看《漸進民主論》「真相與和解」一文）。只有這樣做，執政黨才可能獲取人民的由衷敬意和擁戴。

二、然後，在精英的引導下，建立自由憲政與法治的基本制度和政治競賽規則（遊戲規則）。核心是權力制衡（checks and balance）——權力不能集中於一人或一個機構，必須分開，既相互監督制約，又相互合作。是否「照搬」西方三權分立的具體形式並不重要，當年鄧小平提出「黨政分開」，深圳正在試行的黨內決策、執行、監督分權制衡，都是權力制衡的不同形式，但其基本原理是一樣的。目前至關重要的是司法獨立和監察權獨立，這是從根本上治理貪腐、包括司法腐敗，防止百姓求告無門的治本之道。可以先從司法系統和監察系統的中央垂直化管理入手，切斷它們和地方黨政權力的關係。西方中世紀末期就有了從中央派出巡迴法庭，審理地方政府和地方司法不當作為案件的制度，我們總不能連這個水平的司法基本制度建設都沒有！

三、在憲政法治的制度化，以及「規則約束下的競爭」並且「按合法程序改進規則」的政治文明行為習慣養成的同時，積極穩妥、協調有序地擴大政治領域內的公民權利——政治參與的權利，和言論、出版、表達的權利。

政治參與應當區分為精英與大眾兩個層次。

精英層次的參與，是指人大、政協向真正的議會轉型。執政黨可以在相當一段時間內維持多黨競爭下的一黨獨大，但必須從高居於議會之上的「議會老子黨」，真正成為在憲法約束下，以議會為主要政治舞台的議會黨；同時逐步向獨立的民間人士開放議席，走「內源式」的兩黨制發育之路——像17世紀英國從議會中發育出托利黨輝格黨兩黨制的演進模式那樣，而不是在現有體制之外形成非法狀態的反對黨。

兩黨制優於分散的多黨制，選舉制度的設計應當有利於兩個大黨的形成，但不排斥其他小黨獲得一定議席，這樣可以使議會得到更廣泛的代表性。

沒有競爭，一家壟斷，必定低效和腐化，政治和經濟的客觀規律都是如此；不疏通民間精英的合法參政渠道，他們就只能走非法組織的對抗之路。

大眾的參與可以採取自基層民主選舉逐級向上遞進的方式，目前已經到了認真推行縣市一級的民主選舉和司法獨立的時候了，否則，「官商匪三位一體」的地方政府黑社會化必將導致社會治理的失效。「縣治則天下治」，全國2700個縣市得到現代法治憲政的有效治理，國家長治久安就有了基本保證。擴大言論、出版、表達的權利也類似，可以在政治性、現實性、大眾動員性的言論，和非政治性、非現實性、精英小眾範圍內的言論之間做出區分，後者應盡可能自由，前者則不妨隨著各方面條件的成熟逐步放寬限制。

以黨內民主帶動社會民主

四、官員隊伍應當明確區分政務官和事務官（文官），執政黨任命任期有限的政務官，文官職位則應當向全社會開放，按考試成績終身錄用。這也是保證國家穩定治理，不至於「人亡政息」的基本制度，「黨政分開」的另一層涵義。

五、執政黨內部應當逐步建立多元權力的相互制衡監督，以及自基層黨員民主選舉逐級遞進的民主化機制；「以黨內民主帶動社會民主」不失為一條可行路徑。

六、「服務型政府」則理所當然應當把凡是市場和民間社團辦得了的事情讓渡出去，一個興旺發達的，由各式各樣民間自組織的志願社團組成的民間社會（市民社會、公民社會），是合法有序決策參與、人民利益和意願表達，防止無政府無紀律、情緒化街頭群眾運動和社會動亂的重要社會基礎。

總而言之，凡是符合漸進、有序、可控政治現代化的大原則，有利於、有助於實現既定目標的方法和步驟，都可以嘗試，並不需要制定一套如同企業的商業計劃書那樣完全理性、邏輯化的精確操作方案。

體制疲態畢露 大有清末之象

當年「胡溫新政」剛揭幕時，許多人（包括筆者在內）曾經寄予莫大期望。幾年看下來，這個「新政」卻是承諾多，做得少；口號多，行動少；令人相當失望。主要原因，就是前面所說的那個權貴惡勢力的百般阻撓。胡溫的改革不論朝哪個方向走，只要觸動了權貴資產階級的利益，都會遭到這個惡勢力的強力阻擊，休想挪動半步。

下一步改革——不管是國企和金融系統的徹底改革，還是政治體制改革——究竟能夠依靠哪些力量？還有多少人真正關心這個改革，還肯為它出力？實在看不出來。照此下去，「胡溫新政」難免變成「裱糊舊政」——清末改革派大員李鴻章晚年曾發浩嘆，說自己一輩子就是一個裱糊匠，什麼地方破了窟窿，就扯塊紙糊上，直到最後忽隆隆牆倒屋塌完事。不少朋友都有一個共同的感覺：這個體制已經疲態畢露，效能愈來愈低下，大有清末之象！

1980年代末的京城改革精英圈子裏曾經流行一句話：現在是精英和痞子賽跑，看誰跑在前頭。——「精英」是指體制內外健康的、建設性的力量，「痞子」則是體制內外腐朽的、破壞性的力量。「六四」鎮壓之後，精英潰不成軍，痞子惡性瘋長，社會表面上一派繁榮，實際上內裏正在潰爛，所有的「反腐敗」措施不過是「揚湯止沸」，不過是割韭菜，割去一茬，下一茬長得更加茂盛。政治體制改革實在是不能再拖下去了，改革的步伐要適當加快。開快車要翻車，但是，開慢車也會翻車——你慢慢騰騰，堵著大家的路，一定會出來一個壞脾氣、急性子的，把你頂翻到溝裏去。執政者過於保守，歷來是養育極端激進勢力的肥田沃土，這就是痞子跑到了精英的前頭。一味做裱糊匠的最終結果，就是忽隆隆牆倒屋塌完事。

先從幾件急務入手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不妨先從幾件急務入手：

一、司法獨立；

二、強制官員申報財產和收入的「陽光法案」；

三、人大對各級政府收支的強有力監督；

四、縣市一級的系統性整體政治體制改革。

無論阻力多大，這幾件大事也一定要盡快提上日程，以「霹靂手段」強有力地貫徹實施下去。如果連這幾件事都拖著不辦，那就再也不要奢談什麼改革了，等著大亂、大折騰、大清算好了。

歷來的政治領導人當中，有政治家，有庸人，有政客。政治家懷抱改良社會、利國利民的遠大理想，為之奮鬥不息；庸人胸無大志、抱殘守缺，混一天算一天；政客則專以玩弄權術、鞏固權位為能事。所謂「胡溫新政」究竟以哪一種歷史定位載入史冊，且讓我們拭目以待！

（四之四）

六四廿一年祭：周舵 - 為何「愈維穩愈不穩」？

2010年6月3日

【明報專訊】近來，一篇題為《以利益表達制度化實現社會的長治久安》的研究報告（由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社會發展課題組撰寫）在知識界廣為流傳。該報告的內容摘要如下：

「改革開放以來，隨着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社會矛盾和社會衝突明顯增加，現有的維穩思路和工作方式不但難以化解這些矛盾衝突，反倒導致愈維愈亂的惡性循環。要實現真正的社會和諧與穩定，就必須徹底轉變思路，形成維護社會穩定的新思維，把利益表達和社會穩定作為同等重要的雙重目標，以法治為核心，推進利益均衡與利益表達的制度化建設，形成社會長治久安的堅實基礎。」（全文見港刊《領導者》總第33期）

要害正是「以法治為核心」這句話！

靠法治「維穩」才能長治久安

本人早在十幾年前提出的「漸進民主論」當中，就強烈主張仿照英國模式，把政治現代化區分為兩個階段，「先自由、後民主」，即首先要解決自由憲政與法治的基本制度建設，亦即「第一代人權」的切實保障問題，然後才能把民主化即「第二代人權——平等的政治權利」（主要體現為一人一票的普選制）提上日程。這是既能解決我國當前面臨的最急迫、最嚴重、人民最不滿的制度弊病，又能避免因「參與爆炸」而導致失控的最優路徑。其間有大量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論問題需要一一澄清，不及細述，請參看拙著《漸進民主論集》中的相關文章。這裏僅以「六四」事件為例，談談為什麼只有靠法治「維穩」才能長治久安。

1989年「六四」導致眾多市民和一些學生無辜死亡的天安門廣場的清場，放在一個自由民主的法治國家，原本是件極其簡單的事情：首先，依法照準大學生和平遊行示威的申請；其次，依法規定遊行的標語口號，起止時間，人數、路線、地點和禁止事項（不得阻塞交通，不得破壞公私財產，不得使用暴力，等等）；第三，警察負責保護依法進行的遊行示威，阻止一切違法言行；不聽勸阻的，警察依照法律授權動用合法限度之內的強制手段——用警棍、水龍、催淚瓦斯、橡皮子彈……強行驅散或逮捕。照此辦理，即便有個別人不聽勸阻，幾輛消防車，高壓水龍一冲就能解決問題，哪會發生大學生長期佔據天安門廣場，警方無計可施，最終要動用20萬大軍進京大開殺戒這樣的恐怖悲劇？前總書記趙紫陽所主張的「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就是試圖把中國引向世界文明國家共同的法治道路，不幸，卻被「4.26」社論的階級鬥爭邏輯誣指為「支持動亂，分裂黨」！

人們不免要問：一個執政長達40年的黨，怎麼會如此驚人地低能？全世界的民主國家，警察打人——尤其是在處置違法並且不聽勸阻的示威遊行時——司空見慣，人們見怪不怪；但在中國，警察打人卻一定引起極大的公憤——這是為什麼？當前我國失業率猛增，群體性事件勢必隨之高發，政府和警方應當如何處置？

現代法治國家 沒有內部敵人

一個現代法治國家只有外敵——當它遭受外國侵略時；它是沒有內部敵人的，國家內部只有守法／違法、合法／非法之分。這個「法」，是按照正義理念和制定法律的合法程序產生，獲得最廣泛的社會共識的認可，切實約束政府和人民、保障人權的正義良法。在這個自由憲政的法治之下，警方作為執法部門，其職責就是維護此正義良法不受任何人、任何機構和組織的侵犯，以確保每個人的合法權益。對於公民的一切合法言行，警察沒有任何干涉之權；反之，對於侵害公民權益和社會利益的不合法言行，警察當然被法律賦予強制之權；違法者如果不聽勸阻，警察就必須視其反抗的程度和方式，動用法律嚴格規定的、適宜限度之內的強制措施，包括暴力手段；非如此，不足以保障守法公民的權益和全社會的整體利益。其背後的基本理念是「人性惡」，人的「罪性」（sin）：清醒地面對人性的客觀現實，認識到無論在多麼「理想」的情况下，每個人的人性之中都不可避免地具有侵犯他人、危害社會的可能和衝動；人永遠不是天使，人間注定不會有天堂，因此不得不用法律、道德等等文明教化，來馴化和約束每個人。

馬克思主義的社會觀和人性觀則完全不同。馬克思根本不承認有什麼永恆不變的人性和作為普適價值的人權，一切都是「歷史的」、「具體的」、「階級的」即相對的；所謂「人性惡」只不過是不合理的、人剝削人的私有制社會的產物；共產主義人間天堂消滅了私有制，也就消滅了人性惡。在共產主義天堂降臨之前，人世間就是一個天使（「人民」，無產階級）和魔鬼（「敵人」，資產階級）殊死搏鬥的階級鬥爭的血腥戰場；對於魔鬼，對於敵人，那當然是可以無所不用其極—— 「對階級敵人要像秋風掃落葉一樣殘酷無情」（雷鋒的名言），根本沒有什麼人權可言，頂多不過是出於策略考慮，給點「出路」而已；而對於天使，對於「人民」，則是「對階級兄弟要像春天般溫暖」，兄弟有錯誤，你只能好言規勸，「多做政治思想工作」，打罵是絕對不可以的。於是，警察就只能在兩個極端之間搖擺：對於敵人，可以濫施暴力，原則上怎麼殘暴都可以；對於人民，則只能「打不還手，罵不還口」，處於極端軟弱無能的尷尬境地。

中共治國理念 仍然不是法治

中國共產黨的治國理念，直到現在也仍然不是法治（rule of law），是載入憲法的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是「正確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而這也就是為什麼1989年中共保守派要把學生的示威遊行用「4.26社論」定性為敵我矛盾，把6月3日晚間人民群眾阻止軍隊進城的行為定性為「反革命暴亂」，然後濫用武力予以鎮壓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比警察更尷尬的也許是各級地方官員。當面對「群體性事件」時，他們首先必須區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但這裏既沒有標準，又沒有做判斷的足夠信息和時間，更沒有充分的授權，尤其是絕不可能獲得社會認同；於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不是左了就是右了，不是太軟就是太硬，可謂「動輒得咎」。這就充分說明，「建設和諧社會」的治國理念，以及包括警察和政府官員在內的每一個中國人的根本利益，都是和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教義格格不入的。

任何一個現代法治國家，都要以憲法和其他法律莊嚴承諾包括遊行示威在內的各項公民自由權利，並以法律的強制力予以切實保障，任何人或任何機構——包括政府、立法部門和司法部門在內——如果剝奪或侵害這些自由權利，就要受到法律的嚴肅懲處。中華人民共和國雖然也有類似的憲法和法律規定，「六四」事件發生後的當年10月31日也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集會遊行示威法》，但是，任何人都能看到，事實上這些規定迄今為止仍然遠未落實，公民示威遊行，或成立不受政府干預的民間社團等等行使合法自由權利的申請，在絕大多數情况下都根本不被批准，這和當今全世界任何法治國家的實際情况都構成了極具諷刺性的鮮明對比。這種自195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頒布以來持續至今的憲法和法律的虛偽性、欺騙性，憲法和法律的紙面規定與權力機關實施法律的實際完全脫節的情况，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執政黨和政府置於執法犯法的境地，使得法律的神聖性、嚴肅性蕩然無存，以至於到了文革時期，國家主席劉少奇手持憲法文本抗議對他人身自由權利的非法侵害時，不但毫無效果，反而招致了更殘酷的、駭人聽聞的迫害。這種執政黨和政府執法犯法的局面如果聽其繼續下去，哪一個中國人的人身安全和其他自由權利能有根本保障？這樣一個建立在制度性的謊言和欺騙基礎上的國家，從何建立基本誠信？遍佈中華大地，花樣百出的假冒偽劣怎麼可能得到遏制？我們這個有着數千年文明史的偉大民族，將會淪落到何等卑劣的可恥境地？

中共領導者 是一群邪惡之徒？

20年來，我從未停止過對「六四」慘劇的沉重反思。追究責任並不特別重要。重要的是汲取經驗教訓，以免重蹈覆轍。我一直在自問，那種迄今為止仍然普遍流行的，正／邪二分的道德譴責——中國共產黨人，至少是他們的領導者，是一群邪惡之徒，他們注定了要幹邪惡之事——能夠解釋「六四」這一場民族悲劇的深層原因嗎？

我的答案是否定的。

誤入歧途的社會

1989年的中國，是一個無論是執政黨、政府，還是知識分子、大學生以及人民大眾，對於一個現代法治社會究竟應該如何治理，從觀念、制度、政策到具體行動都極度無知、混沌一片的，誤入歧途的社會。這樣一個國家，怎麼可能有效治理？1989年6月2日，我們在《六二絕食宣言》中所發出的近乎絕望的呼喊「我們沒有敵人」不但不被執政當局接納，反而因「六四」的血腥鎮壓而完全淹沒，社會對立與仇恨反而更加難以消解，社會和諧與和解至今仍然遙不可及，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化因此而埋下了巨大隱患，這不能不令人對於我們這個被仇恨的油蒙了心的民族感到深切憂慮！

那麼，究竟孰令致之？一句話：是那個完全脫離現實，純屬烏托邦幻想的馬克思主義，使共產黨人乃至廣大民眾喪失了基本的常識判斷。馬克思主義是萬惡之源——至少對於近代中國而言是如此。這麼說，我看不算過分。導致「六四」慘劇的根本原因不能由正邪二分的道德審判得到深刻揭示，相反，其根本原因是，我們這個民族因馬克思主義的誤導所致的，深入每個人骨髓的整體性愚昧無知。其拯救之道，不是延續我們中國人自古以來最擅長的道德審判，而是推行新一輪思想啟蒙，和艱苦持久的建立法治社會、自由憲政的不懈努力。正是出於這個考慮，本人才高度評價「胡溫新政」所提出的「建設和諧社會」的治國新理念，因為，這才是對於馬克思主義這個「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三位一體的暴力仇恨邪神崇拜的根本性糾正，才是把中國引上現代法治憲政之路的治本之道。馬克思主義這個西方文明異端不僅敵視西方主流文明，敵視全人類的普世價值，而且與中華文明和諧中庸的偉大傳統格格不入，我們中國人有什麼理由要去信仰這個西方邪教？把這樣一個如今只有屈指可數的幾個政黨還在愚昧信奉的西方邪教奉若神明，卻把自己的祖先和傳統棄之如敝屣，「愛國主義」還從何說起？

一句話：只有把國人「借道德解決一切問題」的積習引上新一輪思想解放和思想啟蒙之路，建立法治憲政的普遍共識，才是治本性的維穩之道！

（四之三）

六四廿一年祭：周舵 - 誰將折騰中國？

2010年6月2日

【明報專訊】鄧小平一再強調「沒有穩定，什麼事都辦不成」；胡錦濤總書記不久前提出「不折騰」；都很對，相信大多數中國人都會擁護。問題在於，這只是良好願望。要讓願望成為現實，還得有可操作的方案。方案由診斷來，我們先要診斷出「折騰」的病根何在。

極端主義

早在1993年，筆者在香港《信報》發表的文章中就提出，可能折騰中國的東西，一言以蔽之曰「極端主義」。若談「陷阱」，這就是中國現代化最大的陷阱。簡略說來主要有三種：

一、極左，即新毛派。他們討厭改革開放，熱愛普遍貧窮、自由等於零的毛澤東時代，隨時準備開歷史的倒車。不幸的是，在貧富懸殊、貪官橫行天下的當今中國，毛澤東時代對於大批底層民眾確實有着強大的魅惑力；加上執政者至今仍然把馬列毛的那一套供奉在神壇上，更讓極左派理直氣壯、有恃無恐。一旦氣候適宜，新毛派趁勢崛起、製造大亂並非天方夜譚。

二、極右，即市場原教旨主義（市場萬能），和激進民粹民主。所謂「華盛頓共識」給第三世界開出的「新自由主義」市場萬能論藥方的錯誤，已經在這一輪全球經濟危機當中暴露無遺。這個「新自由主義」並不新，它不過是資本主義原始時期反對政府照顧窮人、忽視社會公平的自由至上主義的老調重彈，倒是恰好和中國當前的貧富懸殊頗有一比！激進民粹民主，在主流政治學當中屬於極左，這裏姑且按照「鄧小平理論」定為極右。這是和當今超過100個大小國家中建立起來的主流民主相對立的另類異端民主。所謂主流民主，是指自由主義的民主——受自由約束的民主，兼顧自由與平等，以自由為目的、視民主為手段的憲政民主，以法治保障個人基本自由權利的民主，多數人與少數人、窮人與富人得到平等對待的民主。與之相對立的激進民粹民主，則是形形色色非自由的，甚至是反自由的民主——多數至上、平等至上，多數人（通常是佔人口多數的窮人）擁有不受限制的絕對權力的民主，以為只要推翻不民主的、「為剝削階級服務的」壞政府，民主立刻就能實現的盲目樂觀的民主，以激進的、走極端的暴力強制手段追求事事平等、處處平等的民粹主義（平民主義）民主，仇視、醜化富人，百般讚頌、美化窮人的，被塔爾蒙稱之為「極權主義民主」的馬列主義極左翼所主張的民主。自由民主源於英美，反自由的民主則源於法國大革命。

三、片面追求經濟發展和富國強兵，拒斥自由民主，通常帶有強烈反美反西方情緒色彩的極端民族主義，或「新法西斯」。這是當年德、意、日法西斯走過的老路，曾經給本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帶來過巨大的災禍。慘痛的歷史經驗告誡人們，一個沒有自由憲政約束的強大國家絕非人類之福。這也就是為什麼現在有那麼多的西方國家和周邊國家憂慮「中國威脅」的原因所在。不建立自由憲政，「和平崛起」的承諾講得再動聽，也無法令人由衷信服。

權貴資本主義

現在，更恐怖的第四種極端主義出現了，並且正在惡性膨脹中，這就是把極左意識形態、市場原教旨主義和新法西斯這三種極端主義集於一身的權貴資本主義。

權貴資本主義是一個最具中國特色的大雜燴。它用極左意識形態做它的鎮壓工具，但不要其中的社會主義和平等；用「權力攪市場」的官僚壟斷資本主義大發不義之財，但不要良好市場的自由競爭、法治及道德約束；它又用片面追求富國強兵的偽愛國主義煽惑民眾，騙取社會支持，同時堅決抵制自由民主，「絕對不照搬西方三權分立和多黨制那一套」。

腐化墮落的官員及子弟親友

請注意：這個黑暗勢力的主體是腐化墮落的各級政府官員及其子弟親友，而不是一般的資產階級，企業家和商人。恰恰相反，後者正是它們敲詐勒索的對象。

權貴資本主義惡勢力的急劇膨脹，是在1989年「六四」鎮壓之後，政治改革不但完全停滯，而且從中共十三大路線大幅倒退，從「黨政分開」退回「黨的一元化領導」，一切權力全都集中到各級黨組織的第一書記手中，一切監督制衡統統化為烏有，導致「絕對權力絕對腐化」。

「六四」鎮壓和隨後不久蘇聯解體，共產主義信譽掃地，共產黨人信心崩潰，於是凡手裏有點權的，便抓緊機會拚命撈錢，再把妻兒送往國外，給自己留好退路。

六四鎮壓惡果 民族道德靈魂敗壞

「六四」鎮壓的最大惡果，不是表現在那些可見的數據，而是民族道德靈魂的根本性敗壞——整個中國社會理想破滅，正氣遭到致命斫傷，「仰望星空」成了傻瓜行徑，高尚君子與政權離心離德，鑽營狗苟的庸俗小人一批批鑽進中共隊伍……正所謂「黃鐘毁棄，瓦釜雷鳴」，「上下交征利」，惡俗當道、犬儒盛行，發財致富成了唯一的追求和價值標準。這一切，更給官員們提供了放手貪腐的宏觀微觀環境。近年來，有的部門和地方政府乾脆變成了黑社會，包娼包賭，強佔土地，強拆民房，獨霸市場，獨攬工程，僱兇殺人，封媒體抓記者……簡直到了窮凶極惡，肆無忌憚，無所不為的地步！

據官方數據，僅2003年1月到2006年8月，各級檢察機關查處的貪污受賄犯罪分子就有67,505人，而這只是冰山之一角。有些學者估計，這6 萬多人僅佔貪腐官員總數的5%至20%，實際犯罪人數是這個查處數字的5至20倍。

特權家庭的問題

短短20年間，這個階級非法聚斂了驚人的巨額財富。至2006年3月底，中國內地私人財產（不包括境外）超過一億的有3220人，90%是高幹子女（《遠東經濟評論》，2007.no.4）——當然，也有合法財產混雜其間，不能說100%都是非法取得。在金融、外貿、國土開發、大型工程、證券五大領域擔任主要職務的，有85至90%是高幹子女。一位久居中國的美國官員說得好：中國的問題其實很簡單，就是那麼大約500個特權家庭的問題。

據世界銀行報告，中國0.4%的人口佔有70%的財富，而西方國家財富佔有最不平等的美國，是5%的人口佔有60%的財富，比起中國可謂「瞠乎其後」。中國的基尼系數已接近0.5，成為全世界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

號稱被中國共產黨唯一、排他、當然地「代表」着其利益的廣大人民群眾如果知道了這些事實，心中的怨憤將會以何等破壞性的方式爆發出來，實在令人不寒而慄！

就是這樣一個急速劣質化的社會，竟被某些西方人美其名曰「中國模式」、「北京共識」！

（四之二）

六四廿一年祭：周舵 - 不可持續的「拖」字訣治國

——寫在「六四」事件21周年之際

2010年6月1日

【明報專訊】編按：六四「天安門廣場四君子」之一周舵投書本報，在六四21周年之際，回顧中國的過去及展望未來，本報特一連四天連載。

周舵現年63歲，1989年任北京四通集團公司綜合計劃部長，與劉曉波、侯德健、高新在1989年6月2日宣布絕食72小時，被稱為「廣場四君子」。六四後周舵被捕，遭關押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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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21周年紀念日就要到了。表面上看，執政當局以「拖」字訣處理「六四」遺留問題似乎很有效——當年的當事人除極少數（如本人之輩）外，全都風流雲散，沉默的沉默，順服的順服了；整個社會對於這個極具震撼性的重大事件全都淡忘了，年輕人甚至根本不知道有「六四」這回事。然而，這種以強行封鎖信息，和治標不治本的「裱糊匠」手法處理社會矛盾衝突的治國之道，在21世紀這個信息社會和改革開放的大局之下無論如何是不可持續的。一旦信息封鎖失效，給原本不知情的人們造成的心靈震撼、思想混亂以及對於執政者的信心動搖，都會是極其強烈的。為天下計，為民生計，也為中共自身的長遠利益計，這種以「拖」字訣治國的不作為政治都到了改弦更張的時候了。政治體制改革已經滯後得太久，再這樣拖下去，勢必釀成大禍。歷史的殷鑑不遠，切望「胡溫新政」不要重蹈清末新政之覆轍！

所謂「中國模式」

值此「六四」紀念日之際，對於未來的政治體制改革，不揣冒昧，特提供我的若干淺見；不敢保證全都正確，只求「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罷了。

目前仍在蔓延的全球金融危機重創了西方世界，引發了嚴重的思想混亂。全世界極左分子為之歡欣鼓舞，他們以為，這是以自由競爭市場經濟、法治憲政、人權保障和自由民主為核心的人類文明普世價值走上窮途末路，鼓吹階級仇恨對立、多數窮人的絕對權力、一黨專政和國家統治經濟的極左勢力藉機崛起的大好時機。但他們未免高興得太早了。他們不但昧於大勢，逆歷史潮流而動，而且不懂歷史，竟然不知道早在上個世紀的二三十年代，類似的歷史戲劇就已經上演過了。當時，借全球經濟危機之助，布爾什維主義和納粹主義兩大極權主義強力崛起，一時之間大有蕩平天下之勢，而所謂的「資產階級虛偽的普世價值」好像真的是「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了。然而，歷史的審判對於這極左和極右兩大極端主義勢力卻極其無情，它們先後被人類普世文明送進了歷史博物館，灰飛煙滅了。自由民主乃世界潮流，順之則昌，逆之則亡，這就是歷史的內在邏輯，就是「大勢」。

要認清大勢，不能看一時的表象，不能憑一己之好惡，只能依據系統、全面的社會科學的深入研究。科學研究得出的結論是一代又一代的無數專家學者從大量個案中提煉出的客觀真理，它是無數人集體智慧的結晶，無疑要比眼前任何個人或群體僅憑個別事例（所謂「特殊國情」）而得出的主觀私見高明深刻不知多少倍！「天下沒有兩片相同的樹葉」，但這特殊性背後卻有共性；看不到特殊表象背後的普遍規律，是一切缺乏科學素養的人的通病。不客氣地說，目前關於「中國模式」的種種喧囂，都不過是某些人昧於大勢的主觀私見而已，不過是過眼雲煙的「學術」泡沫而已。

以政治學的主流範式作為工具分析「中國模式」，這個「模式」沒有任何不可理解之處。我們改革開放之前的政治體制不是一般的專制，是一種現代型的超級專制，叫做「全能主義」或「極權主義」。由於政治體制改革的滯後，它的許多特徵仍然延續至今，我們不妨把現在的政治體制稱之為「半全能主義」或「後極權主義」。經濟體制方面，則由於產權改革的不徹底，國有成分依然太大（尤其在金融領域），以及良好市場必不可少的法治建設嚴重落後，目前的經濟體制只能叫做「前市場經濟」或「原始資本主義」。因此，「中國模式」不是別的，就是「後全能政治加原始資本主義經濟」而已。這樣一個政治經濟制度的雜交品種誠然是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畸形怪物，但畸形怪物不但可能存在，還有可能表現出某種優勢；然而同時，它所包含的致命的內在缺陷也注定了它的短命結局。

有權就有一切，金錢萬能

有朋友問，當今中國的「核心價值」是什麼？我回答說：很簡單，「有權就有一切」加「金錢萬能」。這也就是「中國模式」的核心價值！那麼，導致如此鄙俗的價值觀的制度原因是什麼？

如前述，「中國模式」就是「後全能政治（後極權）+原始資本主義」。後極權是舊時代的遺留；原始資本主義則是改革開放之後的新現象。後極權，意味着政權有強大的社會管制能力、財政汲取能力、組織動員能力和宏觀調控能力。當政權明確了「經濟發展是硬道理」的政策導向之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便成為市場經濟之外的，推動經濟發展和增長的兩台巨型發動機。原始資本主義，則意味着對中外資本的制度性、政策性優惠和激勵，極大地刺激起創業和投資積極性。中國經濟持續30餘年的高速增長，由此得到制度性解釋。

但問題還有另一面，即負面效應和代價。

自由缺失 公平缺失

後極權，意味着自由缺失——這裏的「自由」，是指不包括民主權利（平等政治權利）的所謂「第一代人權」，即人身安全與自由保障、私有財產保護、思想、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遷徙、創業、擇業………等一系列人人應享有的基本自由權利。

原始資本主義，則意味着公平缺失——這裏的「公平」，是指「第二代人權」和「第三代人權」所定義的，平等的政治權利和平等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如平等的受教育權、社會保障、社會福利權）。

「有權就有一切」，是後極權的核心價值，政治權力不受任何約束，這是自由缺失亦即人權保障缺失的制度原因。「金錢萬能」，則是原始資本主義的核心價值，沒有錢的窮人缺少實現基本自由權利的經濟和文化條件，成為公平缺失的制度原因。

各路鼓吹者評價「中國模式」，對於它的優勢，幾乎就只是集中在一點，即持續30年的經濟高速增長。若問，這是否值得如此讚美和鼓吹——那就要取決於你的需求層次。

按照當代心理學的需求層次理論，經濟利益和物質需求是最基本，亦即必須優先滿足的需求，但同時也是最低級的需求。隨着人格的成長和社會的進步，人的需求會不斷從經濟和物質層次，向愈來愈高的精神層次提升，從安全、歸屬、尊嚴與榮譽，直到最高層次的，對真善美的追求，和「自我實現」，即個人潛能最大限度的發揮。照此說，「中國模式」就是一個典型的，窮人和窮國最基本亦即最低級需求得到很好滿足的成功模式——僅此而已。它對窮人和窮國的吸引力、影響力是不容置疑的。

我要問的是，這就值得大吹特吹，認為它構成了對於當今文明人類公認的「普世價值」的嚴峻挑戰，甚至成為什麼新的「普世價值」了？如果這個世界上的窮人和窮國愈來愈多，那麼，幾乎可以確信，「中國模式」代表着人類的未來。但這真的會發生嗎？特別是在中國？中國和世界都會愈變愈窮？

如果相反，中國愈來愈富裕，中國人的需求層次將會不斷提升，最起碼，首先對於「安全」的需求將會愈來愈強烈。問一問隨便哪個中國人，從平民百姓，到政治局委員，你都會知道，他們目前最大的不滿，就是沒有安全感——就連人身、財產、居住、個人隱私等最最基本的人權都缺乏保障，更不要說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等憲法明文規定的基本自由權利了。至於更高層次的精神性需求的滿足，幾乎可以說是一片空白。老百姓的耕地私宅動輒被強佔強拆，有了冤情卻無處告訴——法院不受理，即使受理也得不到公正審理；無奈上訪，又被截訪、列入黑名單；發幾條對官員不利的手機短訊或網上信息還要遭牢獄之災，就連身為「無冕之王」的記者揭黑幕都會被拘捕……如此日益惡化的司法不公和司法不作為亂作為的現實，令人感嘆當今中國還不如皇權專制時代，那時，老百姓只要擊鼓鳴冤，大老爺就必須升堂審案，沒有不受理一說；言官可以罵皇帝，可以「風聞議事」（只要聽說官員行為不當，就可以舉發，不實也不受懲處）。企業家和政府官員同樣沒有安全感，道德普遍敗壞的政商環境逼得幾乎每一個企業家和政府官員不做行賄、偷稅漏稅或貪污受賄等等違法之事就幾乎無法生存，致使他們隨時可能遭到滅頂之災。

當今中國 沒有人有真正安全感

總而言之，在當今中國，沒有一個人能有真正的安全感，所以才會有那麼多的中國人拚命向國外移民、轉移財產！香港《太陽報》報道，據北京因私出入境中介機構協會數據，去年僅申報投資移民美國的中國富人即超過了1000人，申請往加拿大和澳洲的華人富豪更呈幾何級數增長。文章說，「富人移民國外，使國民財富迅速流失，也使精英人才外流，最重要的是國民對政府的信心大打折扣。當愈來愈多的富人移民國外，將使中國變成財富空心化，使改革開放30年的財富積累流失掉」。據美國《國際生活雜誌》2010年全球194個國家（地區）生活質量報告，中國排名97位；9項指標中，「風險與安全」僅得分57（最高分 100），「自由」更是低到極其可憐的8分（見《南方週末》2010.5.27.F32）！這樣一個連基本自由與安全感都沒有，根本不可持續的「模式」，竟然構成了向西方文明主導的「普世價值」的強有力挑戰了嗎？有理由懷疑，那些唱好「中國模式」的西方人，恐怕絕大多數都是跑到中國來撈一把就走的冒險家，有一天中國天下大亂，他們拍拍屁股就走人了，他們在乎什麼中國的長治久安！

現代化理論告訴我們，實現了現代化之後的社會制度才是穩定的，正在現代化半途中的體制不可能穩定。僅僅完成了初級和淺層次現代化，人均國民收入不到 4000美元的「中國模式」不是一個穩定系統，不可能長治久安。也就是說，它要麼經過全方位的現代化改革，成為現代化的穩定系統，要麼天下大亂，瓦解崩潰。

（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