練乙錚 - 歷史尋找本土──讀徐承恩《香港，鬱躁的家邦》

氣短集   香港蘋果日報   2017年3月15日

讀了史家徐承恩先生寫的一本香港史，有感而言。

或者可從日前大陸「兩會」上中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的一句話談起。他說：「中央任命行政長官時，不是橡皮圖章，而是有實質任命權。」如果不細察語境，這句話沒甚麼奇怪：當權派認為天經地義，反對派覺得那是共產黨一貫的專制話語。

張德江那句話值得玩味，其中包含兩個要害：一、「實質任命權」是當民意背離黨意時直接由黨全權行使的，等同「反民意任命權」。不過，共產黨怕尷尬，不採用「反民意」這個詞，而用「實質」。

二、「橡皮圖章」的意思和用法，被這位黨國領導人徹底顛覆。「橡皮圖章」一般指這樣的一種決策機構：在重大議題上，機構成員的意見無份量，決定由頭到尾都由「上頭」做，成員只負責舉手通過，在文件上蓋章。這種機構到處有，中國特別多，「兩會」是典範。奇怪的是，領導人談香港選舉，竟強調自己「並非橡皮圖章」，那是甚麼意思？

如果《基本法》說的那個「具充份代表性」（能反映民意？）的選委會選出一個不完全契合張德江心意的人當特首，而他竟被迫接受這個結果及背後的民意，那麼堂堂人大委員長就變成「橡皮圖章」了；因此他當然要提醒大家，他會代表中央一意孤行，行使絕對的否決權。

共產黨簡單一句話，裏頭也那麼多的「微言大義」，如果由它來寫它自己的歷史，這歷史你可相信？如果由它來寫你的歷史，這歷史你能接受？

鄭成功為例　歷史書寫面面觀

明末活躍在福建沿海一帶的海商鄭芝龍，與荷蘭殖民人合作，在東海一帶走私，作業範圍北至日本，後來接受明朝招安，改為對付荷蘭人，並在台灣開設基地，是為漢族經營台灣的開始。他在日本的時候，娶九州平戶女子田川氏為妻，生下鄭成功。鄭成功繼承亦商亦盜的家業，明亡之後受南明賜國姓朱，世稱「國姓爺」，繼續抗清，並在台灣扎根。

台灣當時並非荒島一個，而是大量原民生活了至少一萬年的居地。有實物證據的史前史說明，在五千年中華文明出現之前，他們就已經在那裏繁衍；現代人類學者歸類之為「南島人」（Austronesian）。和所有海洋帝國主義者一樣，鄭成功扎根台灣，靠的是對那裏的「低等民族」大規模搶地、殺戮，種下的是四百年「原漢衝突」。

然而，殺剩的原民太少，他們沒有文字歷史，而漢人寫的歷史諱言事實；後來清帝國收復台灣之後，延續漢人政策殖民台灣，繼續漠視島上「化外之民」的利益，更對原漢衝突閃爍其詞。因此，在漢族的歷史論述裏，鄭成功不僅順利當上反清復明民族英雄，更是開發台灣的最大功臣。今天北京強調的「台灣自古以來就是我國領土」，便是鄭氏功勞。甚至，以早期漢族或漢化了的百越族移民的後代為主的台灣人（即前一段時期裏俗稱的「本省人」），竟也普遍認同這個論述。

但台灣原民並不這樣看鄭成功。民進黨籍立委Kolas Yotaka（阿美族）上周於立法院質詢大會上指出，內政部每年辦理「春祭」並由部長擔任主祭，當中包含鄭成功紀念儀式，原民對此十分不解，因為當年就是鄭成功進行武裝拓墾，將原民土地任意分配給他手下文武官員，剝削程度甚於荷蘭人。她說：「這就好像現在在台灣還有人拜蔣介石、陳誠，大家是甚麼心情？」

台灣有關鄭成功的爭議，主要已不在於歷史事實，而在於對史實的看法和態度。換句話說，史實怎樣解讀，歷史怎樣書寫，無可避免有立場問題。

史料集和歷史　非一一對應

理想國裏，歷史是自然科學，相應一套客觀真實，只有一個準確的對真實的論述。但事實上，除了在處理個別微細史料的時候，史家通常不能絕對客觀；史料的整合程度越高，書寫便越發包含主觀意識與立場：為甚麼要將史料A結合史料B而得出結論，而不是選取史料A和史料C的組合呢？當史料組合足以支持一個單一複雜歷史事件（如1989年64天安門事件）的重構之時，據此作出來的大體上客觀的論述卻往往不止一個；而所謂「大歷史」的書寫，就更難規範。

這是因為任何發生了的事情、場景和背景，加起來總是無比複雜的；史家在收集史料，並對之篩選、加權、最後試圖重構成為一個「有理故事」的時候，每一步都牽涉主觀。簡單地說，史料集和基於這個史料集而書寫出來的歷史，之間的關係並不是簡單的一一對應；從同一個史料集出發，可以「客觀地」書寫出若干套取態甚或結論也不同的歷史。何況，史家有時還會從相當不同的史料集出發書寫歷史。（注意，這還未考慮刻意歪曲或揑造歷史等不良動機和行為。）

例如，過去我們通常讀到的清朝歷史，主要是民國以來史家根據漢文史料寫成的。九十年代興起的「新清史學派」，則重視從滿、蒙文中發掘原始材料，建構出不同的或者是更大的史料集，然後進行書寫。後者自會帶有不同的視角，於是產生了所謂「邊陲作為中心」的另類論述。這個學派的發軔，無疑是和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新馬克思主義者對西方近現代殖民主義時期裏佔了主導地位的「歐洲中心主義」思維的批判密不可分的。

可以說，任何一套哪怕是嚴格地使用客觀史料書寫出來的歷史，也不可能是唯一合理的、絕對權威的；若有一套歷史說法是定於一尊了，那很可能是受惠於政治權力肆意排他的結果。這個道理，替新的歷史書寫打開了門路。

本土運動和歷史書寫

顯然，像在台灣這樣的一個多族群國家裏，歷史書寫包含了一個深層矛盾。要解決這個矛盾，生成一套各方都可接受的歷史，政治前提是族群平等，並且在平等的基礎上走向融和，而文化前提則是每個民族首先要寫出自己的信史。做到這點絕對不容易；政治和文化資源的長期不平等是障礙，但更根本的是，弱勢民族必須從不自我識的沉睡中醒覺，意識到需要有自己的歷史論述。知此而後可行。

在台灣，迄今佔主流地位的大歷史論述特別是近代史論述，還是國民黨政府1949年遷台時帶過去的那一套，香港人完全熟悉，因為基本上就是特區政府在中學廢除中史必修科之前教授的、以「中原／華夏史觀」為基礎的同一套。這套論述特別是其近代史部份，經過近百年來學者的千錘百煉，學理基礎已經十分穩固，再加上政權力量在學校裏強制傳授了幾十年，已經佔據起碼兩代中國人的頭腦，根深柢固。

不過，台灣的本土運動源遠流長，政治民主化之後也經歷了三次政黨輪替，故有一套歷史觀念和歷史教學的壟斷地位已然鬆動。以本土史觀寫出來的歷史著作，逐漸能夠和原來的一套分庭抗禮，其中尤以左翼史家施朝暉（筆名史明）以獨立台灣、勞苦大眾的觀點寫出來的《台灣人四百年史》最重要。

施氏早年留學日本，於其時已經主張台灣獨立，觀點與中共當時操控的台灣共產黨一致；二戰期間，他到大陸領導「台灣隊」抗日，後因不滿共產黨的獨裁傾向而分道揚鑣，重新回到日本，之後埋頭苦幹十餘年，寫成他那本今天不少台獨人視為「聖經」的台灣史。原民方面，筆者孤陋寡聞，還未見過定義性的原民史面世；台灣國史館文獻館在這方面做的工作相當多，但主要還是原民史料的發掘和整理。

香港人　自己歷史自己寫？

一直以來，香港的重要性都是以其對大陸的影響而言的。例如，在論述孫文革命和香港的關係、省港大罷工和中共的關係、韓戰時期香港的轉口港角色對大陸的貢獻、大陸改革開放時期對香港資本和管理經驗的依賴、八九民運裏香港人組織的「黃雀行動」如何支援中國民運等等之時，香港都只是因中國而重要。

這種香港從屬中國、邊陲從屬中土的觀念，不僅主導了建制思維，也一直是香港民主運動裏普遍的、幾乎是致命的根本立場：香港民主運動只是中國民主運動的一個組成部份。這種觀念的壟斷性非常穩固，要到2010年以後、本土運動興起了，才慢慢給打破。

反倒是在學術圈子裏，七、八十年代起便有變化。例如，耶魯大學社會人類學教授蕭鳳霞和她的研究團隊近四十年來以香港為基地做出的大量嶺南研究，特別是漢文化與嶺南非漢民族之間的複雜關係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史料和思考素材，有助建構以香港為主體的歷史觀。（蕭鳳霞、劉志偉論文《宗族、市場、盜寇與蛋民──明以後珠江三角洲的族群與社會》）。史家徐承恩先生在台灣出版的近作《香港，鬱躁的家邦：本土觀點的香港源流史》（改寫自他在香港出版的《鬱躁的城邦》），大量利用了這些學術研究，根基紮實。

筆者與徐先生素未謀面，之前只讀過他以介紹文獻為主的《城邦舊事》，覺得很有啟發，這次再讀他的新書，一些長期覺得困擾的關於香港歷史的疑惑給解開了，因而覺得值得把書推介給更多的讀者和朋友。適值本土運動進入「休漁期」，要是大家選擇停一停，讀點書，充實一下自己，很可能是更有益的。

徐承恩 - 讓六四記憶與大中華觀念脫鈎

2016年5月31日 

【明報文章】在近幾年的六四前夕，總會爆發本土派與「大中華膠」之間的罵戰。今年港大學生會會長失言，又再觸動各界的敏感神經。六四是香港集體回憶中的大事，當然不能輕易的畫上句號。但我們必須先回顧1989年前後的往事，方能讓年輕人認同悼念六四的意義。

必須回顧1989前後往事

在1970年代，香港可以說是一個準國族國家（quasi-nation state）。麥理浩年代的社會改革，似已說明香港在管治上乃與中國區隔的空間，同時香港普羅大眾亦已建立獨特身分認同。新成立的廉政公署鼓勵港人舉報貪官，更令港人產生已享有政治權利的錯覺，覺得香港政府是為香港人服務的政府。

但當時大部分香港人仍未有公民意識。以上種種皆不是香港自己爭取的。升斗市民以為只需為自己家人努力掙錢，就能享受現代文明之好處，卻不知道香港政府當時之善政，只是英國外交政治之籌碼。英國已暗中就香港前途與中國接觸，並修改國籍法斷絕香港人之退路。

當中國於1982年提出「十六字解決」，香港人才如夢初醒，驚覺其小天地是多麼的脆弱。之後的前途談判，是大國之間的角力，中國橫蠻地拒絕讓港人參與其中。香港人只能寄望於「民主回歸」的承諾，期望民主化能令香港人於中國的特區中當家作主。

但中國在簽訂《中英聯合聲明》後，反倒是拉攏權貴，要讓香港淪為替親中新貴服務的中國殖民地。中國阻撓香港政府引入代議政制，終令港府擱置於1988年引入立法局直選議席。《基本法》之起草，亦為中國官員及保守權貴主導，最終按查濟民的建議為民主進程設限。在切爾諾貝爾事故後，中國又無視香港人的請願，堅持按原計劃在香港旁邊興建大亞灣核電廠。一切都是中國說了算，自始至終都沒有香港人置喙之地。

香港人泄氣了，有以十萬計的港人決定遠走他方。就是最積極的民主派，也無力再動員大規模抗爭。那是1989年初的事。

但此時天安門學運展開了。在文革過後，中國出現過短暫的文藝復興，年輕一代對自由文明甚為神往，就如《河殤》所展示的那樣。學生藉胡耀邦之死，留守天安門廣場抗爭，為的是對公義的渴求、對自由和民主的嚮往。面對政府的抹黑，學生強調他們都是愛國的。但歸根究柢，公義、自由、民主，才是運動的主線。

北京學生的熱情鼓舞了心灰意冷的香港人，燃起他們對自由的期盼。香港人同情學運，上街、集會、籌款，全民都激活起來。香港人基於樸素正義感的抗爭，因一直以來「文化中國」的迷思，就以「血濃於水」這類中國種族國族主義的語言，稱之為「愛國民主運動」。但香港人的夢想，是自由夢，是民主夢，「愛國」倒只是用來自我肯定的詮釋。

但好夢難圓，港人於6月4日凌晨，紅着眼在屏幕目睹屠城血案。中國自由夢斷，香港人又淪為亞細亞的孤兒，屏幕中的屠夫政權就是他們1997年之後的宗主。

香港人在此以後之作為，比示威口號更能反映他們當時的認同。在消極的一面，一些香港人四出找機會移民，或是向離棄他們的英國討回居英權，以逃避中國之統治。在積極的一面，1989年的政治啟蒙又令大批香港人政治覺醒。他們有的繼續支援中國民運，主張「建設民主中國」；但有更多人在香港的崗位中爭取民主，或是在公民社會中實踐公民權益，他們的論述是要讓香港成為「民主中國」的燈塔。但在議會及公民社會中「民主抗共」，爭取香港這個家邦的自立自主，才是香港人於六四學到的功課。本土，才是真正的主場。

「愛國」是主體意識未成熟的扶手杖

六四血迹未乾，中國就展開一連串的清算，未有被捕的知識分子都要自我批判。之後當局全力發展經濟，又向新一代灌輸「毋忘國恥」的大中華主義，讓新一代都在發展至上的國度，戀慕身為帝國臣民的榮光：中國崛起了、生活改善了，共產黨的領導，子民與有榮焉。如此再加上近年港中融合以及「中聯辦治港」，「愛國」早已不是當初那樸素之情感。

堅持悼念六四，因而弔詭地成為突顯港中價值差異的試金石。在2009年至2013年間，本土身分認同節節上升，維園晚會的集會人數亦同時屢破紀錄。在2009年，時任特首曾蔭權以「國家發展有驕人成就」回應有關六四觀感提問。這正好就是中國黨國主義、發展主義的回答方式，卻與香港本土珍視自由、民主的價值格格不入。那一年有20萬人參加晚會，就是為了反對中國黨國主義之入侵，是為了自由和民主的本土價值。

只可惜支聯會中人卻堅持要將「愛國」與「自由」、「民主」綑綁。歷年晚會程序皆滲透大中華意識，比如只有「強國夢」沒有「民主夢」的《中國夢》，以及歌頌中越戰爭的《血染的風采》。但六四的主調，是公義、自由與民主，「愛國」只是主體意識未成熟時的扶手杖。講公義、自由、民主，都是在建立主體，必然會引伸至追求自主自決的（類）國族主義（(proto-)nationalism）。沒有「文化中國」包袱的年輕人，承傳了自由民主的價值，就自然想要把香港從一個自在的（類）國族（nation in itself），提升為自為的國族（nation for itself）。批評「港獨思潮只會帶來分化」，是忽視處境的膚淺回應。小國的國族建構（nation building），從來都是其民主運動之必經階段。

支聯會於2013年，提出「愛國愛民」的口號。當年支聯會常委徐漢光偏執己意，還懷疑想藉六四死難者親屬丁子霖之口批評本土派。丁子霖拒絕後，竟被徐漢光辱罵。自此本土派與支聯會勢成水火。雖然2014年的晚會嘗試年輕化，但傷害已經造成，而隨後徐漢光更重返支聯會的崗位。

昇華為自由和平紀念日

其實只需重拾起初那樸素的正義感，對焦普世本土皆通行的民主與自由，奠定去除大中華「愛國」元素的新禮儀，已經可以避免過去幾年那沒完沒了的爭論。就讓「愛國民主運動」成為過去，將之昇華為「自由和平紀念日」：念先人為自由民主之付出，憶當初目睹慘案的悲傷徬徨，從而矢志捍衛自立自主，以此為建構香港公民國族主義（Hong Kong Civic Nationalism）之堅振禮（Confirmation）。

固執於「愛國」的支聯會拒絕改變，年輕人為香港前景焦躁不安，才會有要把「行禮如儀」的悼念「畫上句號」之想法。但我會說，不是的，我們不是為「愛國」而悼念。是因為你知道自由才是你的終點，無論它多麼的遙遠。

延伸閱讀：

（1）Roberti, Mark（1994）. The Fall of Hong Kong: China's Triumph and Britain's Betrayal. New York: Wiley.

（2）So, Alvin Y.（1999）. Hong Kong's Embattled Democracy: A Societal Analysi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3）Wang, Zheng（2014）. Never Forget National Humiliation: Historical Memory in Chinese Politics and Foreign Relatio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作者是《鬱躁的城邦：香港民族源流史》作者

徐承恩 - 將華夏非政治化的香港國族主義：與謝孟謙先生對談

以書會友   星期日生活   2015年9月20日

【明報專訊】得聞謝孟謙先生於9月13日為拙作寫了篇情理兼備的書評，提出了一些嚴肅的挑戰。如今筆者戰戰兢兢地嘗試回應，希望能使豐富輿論中對香港歷史和中國歷史的討論。

謝先生擔心「香港民族」一詞會為中共利用，把香港與中國52個少數民族類同，將香港從一國兩制之特別行政區，矮化為一國一制的少數民族「自治區」。此乃筆者不察，未有考慮到中文「民族」二字之岐義。Nation, Ethnic Group，意義大不同，卻都可譯作「民族」。拙作的「民族」，實為Nation，故再版時已改為「國族」。國族者，乃是一群從精英至基層，皆自覺共享同一公共命運之社群。他們有着共同的政治目標：國族成員要按現代平等價值，共享政體之主權，創建國民自治的（準）國族國家。筆者之主張，在當權者眼中自然極為政治不正確：既然香港本土認同急速蛻化，那麼未來的香港政治，就必須要以公民平等參與的香港國族為主體，藉此令香港人共享主權。

縱然香港位處華夏文化圈，可是香港要吸收哪些華夏文化、學習哪些西方文明，必須以國族主體來作決定，而不能先驗地將任何價值假設為香港的國民價值。此話何解？

世上本無正宗華夏文化

事關世上本無正宗的華夏文化。華夏文化不是一種文化，而是一個文化家族（Family of cultures），由一群有共同文化特徵、卻各擅勝場的子文化組成。許倬雲院士指出華夏文化在春秋戰國時代奠立時，乃多種地方文化的集合。儒家思想源於周、魯兩國之文化，道家思想源於長江流域的文化。諸子百家的思想，乃是不同的地方文化。華夏文化成形後，其邊界自黃河流域向外擴張，但位於華夏邊緣的族群，卻將先祖假借為失落的華夏遺民。邊緣族群的本土文化假華夏之名延續下來，如此各華夏子文化必然有地方色彩，沒有所謂正宗可言。而在華夏帝國旁邊亦會產生各種與華夏文化類同的異國文化，比如是日本、韓國和越南的文化。正統論者會說這些邊陲文化是假扮華夏的「蠻夷文化」，但實情是華夏帝國內部之華夏子文化皆是如此，難言那個版本更為正宗。各個子文化之高下，當取決於其文化成果。

南北朝為華夏文化發展的關鍵時期。永嘉之禍後，文化精英隨晉室南渡。長江流域當時屬華夏邊陲，乃晉帝國於37年前從孫吳取得之新疆域，如今晉室於異域苟存，其處境與播遷台灣的中華民國頗為相似。雖然文化精英大多南渡並成為地方望族，當地庶民卻多未受華夏文化薰陶。是以在東晉年間，我們既看到王羲之精緻的書法傑作，又能看到雕工拙劣的碑文。這樣南朝的文化，最終也必然是東吳化的華夏文化。即或如此，這種不正宗華夏文化亦能修成正果，在吸收來自海洋的佛教文化後，創造出璀燦奪目的六朝文化。

而北朝之文化發展，亦不能以一句文明淪喪概括。雖然文化精英皆南渡避禍，華夏庶民文化卻仍得以流傳。憑着工匠之巧手，華夏之書法文化仍可見於華北之碑文，可見華北縱為「蠻夷」統治，高手仍然在民間。這種兼具華夏精粹與庶民風情的北魏楷書，乃是舊香港常見的招牌字體，這也許並非偶然。統一華北的鮮卑族積極吸收華夏文化，又受西域文化影響，之後融合為絢麗的隋唐文化。鮮卑化的楊堅建立隋帝國後，吞併南方了的陳帝國，繼位的楊廣則修建連貫南北的大運河。取代隋帝國的唐帝國，開國皇帝李淵亦為鮮卑化漢人。之後南北兩種華夏子文化沿着大運河互相交流。華夏文化之登峰造極，見於趙宋天水一朝，而宋帝國的文化，卻是由兩種不正宗的子文化融合而成。

各地方子文化交流衝擊

華夏文化之輝煌成就，乃各種地方子文化交流衝擊之成果。然而將漢地與滿、蒙、疆、藏等地視為大一統中華帝國之想法，本非出於華夏。第一位欲將漢、滿、蒙視為政治整體去經略的，很可能是契丹的耶律阿保機，而當時契丹尚未全面吸收華夏文化。最終蒙古的忽必烈實踐了阿保機的夢想，而朱元璋其後又將由遊牧民族建立的中華帝國據為己有。明帝國將朱熹理學定為官方意識形態，把具地方多元色彩的華夏文化，改造為強調皇權道統、以位份尊卑維繫集權統治的吃人禮教。這種將華夏文化與大一統中華帝國綑綁的作風，又為清帝國所繼承。

此時華夏文化雖然餘暉未盡，卻日益衰微。當華夏文化強調正統、強調劃一，並眨低地方的華夏子文化，對正統的追求只會令華夏文化失去活力。如余英時院士所言：「我覺得被認為是天經地義的中國的政治大一統，無形中也淹沒了很多東西。很早的統一，書同文，車同軌，人們歌頌秦始皇的功業，把很多地方文化、地方特性都埋沒了……大傳統太強，把所有小傳統都吸進和取代了，見不到個別的地方文化……比如說，如果用政治強力來統一香港、台灣，恐怕不用幾年，現在這些多姿多彩的文化形態和生活方式便都消失了。」

到了近代，國共兩黨都將傳統文化和地方文化視為現代化的障礙。國民黨在聯俄容共時，反傳統的左派當道，與主張弘揚傳統文化的章炳麟意見不合。到蔣中正執政時推行新生活運動，才保留了半套強調威權的華夏文化。中共更是「破四舊、立四新」，把傳統盡皆摧毀。可是，這兩個共和政體就是沒有丟棄大一統的「正統」觀念，都念念不忘的要將地方文化消滅，奢望要延續中華帝國的光榮。縱然國民黨起家時承諾保護地方文化，掌權後卻以訓政之名改弦易轍。中共則透過打壓方言一類的政策，以黨國文化取代大部分地方原有文化。當華夏與正統政治劃上等號，最終只會丟失華夏，只剩專權的正統政治。就算沒有國共兩黨，中國仍會被反傳統之威權者把持。

須有獨立自主國族意識

華夏文化要復興，就要丟棄「正統」觀念，放棄與任何政治單位掛鉤的幻想。要抗衡大一統的鏟平主義，重振各地方深受華夏文化薰陶的子文化，像香港、台灣這樣的地方就必須確立獨立自主的國族意識。在國族自主的保護下，國民方能自由地按志趣參與文化活動：或是發揚華夏文化、或是引進西方以及世界各地多姿多彩的文化。最終要發揚那些華夏傳承、引進那些外來文化，應由自主的國民定奪。擺脫「正統」觀念，催生活潑的地方文化，方能令華夏文化浴火重生。

也許可以用一句話來總結本人的立場：我今生、來生，皆不作中國人；但期望此後生生世世，都能做鑽研華夏文化的漢學家。

延伸閱讀：

Liah, Greenfeld (1993). Nationa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許倬雲（2009）。《我者與他者：中國歷史上的內外分際》。臺北：時報出版。

王明珂（1997）。《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臺北：允晨文化。

杉山正明（2014）。《疾馳的草原征服者：遼、西夏、金、元》。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謝孟謙 - 士人——讀七《鬱躁的城邦：香港民族源流史》

專題閱讀：香港人系列之四   星期日生活   2015年9月13日

【明報專訊】 讀聖賢書，所為何事？徐承恩一句話，可堪解答：「身為香港人、讀書人，在此亂世中有種責任，都要盡一己之力書寫自己之歷史。」亂世當下，民間史家徐承恩立心治史，新著《鬱躁的城邦：香港民族源流史》，洋洋四百多頁，決意書寫香港本土歷史。筆者不同意徐氏的民族史觀，但見作者志氣宏大可敬，在此介紹，下文稍有批評，惟願集思廣益，還請同道指正。

一城舊事幾多，看看書店那一列「香港研究/香港學」書架，尤見史家著述甚豐，惟史觀不離既有框架，每每沿用以下幾種——政權治術、世家大族、社會民生、行業發展、地方風物。本地史家善於剖析歷史，條分縷析，藉以理解各級階層風貌。上有權貴，大家回顧港英政府如何管治，也知道名門望族發迹軼事；還看社會，看看六七暴動，檢討社運路線；深入民間，考證村落宗祠，查找廟宇由來。學者用心研究，解開歷史脈絡，細緻歸類……然而我們只顧斬件切細，少有綜合歷史全局，也沒有整合香港主體——常覺香港歷史零碎得很。

前人「演繹」 徐氏「歸納」史事

徐承恩此書則不循傳統框架，今另闢蹊徑，不再斬件切細，而是整合香港主體，極具野心。前人史家大多「演繹」，徐氏試行「歸納」，收回歷史碎片，砌成完好主體，而此主體名為「香港民族」。徐氏大筆揮灑，捨棄細節，取其神意，兼有近觀、遠望之景。遠望嶺南舊事，秦漢時期短暫立國，此後幾番戰亂攻伐，嶺南位處邊陲，山嶺阻隔，故此文化異於中原；近觀明清以後，香港位於中國之外，處於中國之旁，遭受帝國壓迫，漸成族群意識，後來形成公民民族。

徐承恩推演民族意識，次序如下：海洋族群、本地精英、文化國族、公民民族。這一切從明清時期說起。話說明代中葉，中國各地族群圈地競賽，填海造地，搶佔水土耕作營生。有些嶺南人未及圈地，或因山多地貧，於是以舟為居，出海經商，活躍南海一帶，當中有商旅背靠香港海港，也有武裝勢力打劫商船謀生。投奔怒海，狂風巨浪，練成一身大膽。他們懂得在各方勢力之間周旋，早與外國商旅交易，走私運貨；有時與清廷合作，有時反抗。因勢利導，海洋族群從不效忠故國，此後洋人與中國開戰，鴉片戰爭時候服務英人，也不忌諱私通外敵。

推演族群 鼓吹民族

海洋族群靈活多變，好為「中間人」，促成交易，從中取利，正是「買辦」人格。開埠之初，英國商賈聘用本地華人與混血兒充當買辦，這些貿易中介盡握政商人脈，躋身上流，成為本地精英。那時候清朝衰亡，民國初開，廣東地區動盪頻繁，革命黨人煽動香港華工罷工罷市，抵制外國勢力。這些本地精英身處香港，正是中英帝國狹縫，為保本土利益，多番出手談判，不想得罪中國，實不可倚靠外人英國，只好以本地身分出面解決。本地精英此後知道，想要保護自己的本地家當，必須自信自力，立根本土，不假外求。

然後中原風雲突變，歷經抗日戰爭、國共內戰，文人南來香港，北望故土花果飄零，政治鬥爭不息。但看世道淪喪，感懷故國，悠生文化國族之志。文人倡導文化國族，雖自認中國人，卻不以地域為限，不歸附共黨政權。中原既為中共竊據，傳統舊學盡毁，大家今後毋庸眷戀舊地，而在香港靈根自植，重振古典，書寫正體漢字。七十年代有中文運動，也有年輕學生保衛釣魚台，在在可見時人深感文化國族意識，雖在香港，無礙報效中華。所以八十年代中英談判，論政團體與組織大多願意民主回歸，承傳文化國族。

後來一九八九年六四慘案，港人目睹解放軍鎮壓北京學生，醒悟英國去意已決，才認真思考前途。徐承恩如此形容港人心境：「香港人早已淪為亞細亞的孤兒，他們已被英國所遺棄[......] 香港人就要獨自面對這個草菅人命的暴虐強鄰。」徐氏認為六四促成公民意識覺醒，大家遊行抗議，對抗鄰國暴秦。後來我們有二〇〇三年七一大遊行，然後一輪保育運動，繼以二〇一二年反對國民教育，還有去年雨傘革命。幾經抗爭行動，大家認同一些公民價值，力行法治精神，爭取民主自由，然後生成公民民族，告別文化國族身分，此後只要認同香港公民精神，即成香港公民民族一員。

「城邦」與「民族」論 難磨合兼述

這是徐承恩的推演：說香港位處嶺南邊陲，關山阻隔，文化大異於中原；明清以後遺傳海洋族群人格，圓滑聰明；繼以本地精英立根本土，既不親附中國，也不仰賴英國；後有文化國族意識興起，苦戀中華而徒勞一場；到現在大行公民價值，是為公民民族。話說回來，書名《鬱躁的城邦：香港民族源流史》並置「城邦」與「民族」，作者似乎有意兼行兩邊論述。然而陳雲倡導的城邦論（始於2011年）與民族論（見港大《學苑》2014年出版的《香港民族論》，徐承恩是其中一位作者）是不同的，而徐氏此作的民族立論，與城邦論不可磨合，大相逕庭，尤見民族論的三大弊處，僅此拋磚引玉，略述如下：

一、捨棄華夏 甘作蠻夷

城邦論講「夏夷之辨」，認為香港秉承華夏正統，粵語本為上古雅言，保留正體漢字。華夏蠻夷本是一家，香港既為華夏正宗，必須固存禮教，教化蠻夷。但民族論只論述嶺南香港與中原漢族之別，不取華夏正宗之說——如此立論危矣！一旦香港捨棄華夏正統，我們的文化地位無從立足，然後媚共（徐氏用語）輿論進攻香港，貶斥港人為蠻夷後代，徐承恩筆下的海洋族群與本地精英，將成百越蠻荒先民……那時候，他們大條道理取替粵語，消解港人身分。文化無根，甘作蠻夷，是民族論者未有顧及的。

二、民族自決 用字缺失

徐承恩建構當下公民民族，界定港人身分，不限人種血緣，只要認同本地自由民主法治的公民價值，即為香港民族一員。徐氏原意是鼓吹民族認同，此認同感覺不分種族，而取決於公民價值。只是，中共才不理會這是哪門兒的民族觀念，管你什麼「公民民族」、「人種民族」，官員一見「民族」二字，可以巧妙地承認「港族」，劃分「港族」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五十七個」民族，特別行政區降格淪為「少數民族自治區」，香港丟失現有主權，不堪設想。大家搬用「民族」此詞論事，宜審慎為文，不要妄為。

三、鬱躁壓迫 消極防守

徐承恩的香港民族設想，源自近代歐洲建國風潮，歐洲民族遭受強鄰壓迫，鬱躁不安，只好謀求自立，建成現代國家——此為「鬱躁城邦」命題。是故，徐氏讀遍歷史，回顧舊時香港如何抵抗壓迫，遊走中英帝國之間，試圖喚起港人共同想像昔日「鬱躁」，今後奮起共建「城邦」。但以帝國壓迫為由，鼓動鬱躁思潮，最終注定只作消極防守，不敢文化反攻，因為人們心中的帝國強盛不衰——清帝國如是、英帝國如是、中共亦然。

循此途建成鬱躁城邦，自守邊陲，終而偏安一隅，等待帝國日落，遙遙無期。陳雲的城邦論則放下壓迫歷史，宣傳本地管治制度，揚言共建華夏邦聯，香港與中國、台灣、日本締結友好，而香港的理性清明制度可以惠及廣東省，接管深圳惠州，共建香港大城邦。比較兩者，徐承恩的「鬱躁城邦」顯得消極，而陳雲的「大城邦」則進取得多。

筆者不同意徐承恩的史學觀點，但深感徐氏立心治史，另闢蹊徑，險行畏途，不逐學院名利，正是士人救港救國之志，崇敬可嘉！讀聖賢書，所為何事？徐承恩心繫香港民族，而梁啟超晚清民初倡說中華民族，皆胸懷大志，逆流而上。且引梁啟超一句作結：「吾雖不敏，竊有志於是，若以言論之力，能有所貢獻於一方，則吾所以報國家之恩我者，或於是乎在矣！」梁啟超雖然失敗了，但香港共此時刻，士人思量出路，總好過哀嘆行動無力，重演失敗。香江有幸，一城士人俱在。

文：謝孟謙

編輯：蔡康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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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叡人 - 高貴的鬱躁─《鬱躁的城邦：香港民族源流史》推薦

評台   2015年7月16日

1.

徐承恩這部《鬱躁的城邦：香港民族源流史》的完成，終於為香港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領域填補了一塊關鍵的空白─民族史（national history）的歷史敘事，也象徵了香港民族主義思想結構的初步成形。 陳雲以雄辯的《香港城邦論》（2011）1率先發難，引古今城邦自治傳統與華夷變態之論建構香港主體，掀起本土浪潮，抵擋強國入侵。繼之則有港大《學苑》的青年志士們在《香港民族論》（2014）2 以社會科學之「民族」理念為香港主體命名、賦權，並以民族之名重申港人自決權利，直接挑戰香港政治想像的邊界，以及強國對「民族」話語之壟斷。2015年，安靜內斂的香港市民徐承恩獨力完成了一部香港人的「民族的傳記」（Benedict Anderson語），為新興的香港民族認同提供了歷史縱深與情感正當性，使習於流離、不善記憶的香港人開始有了歷史意識（historical consciousness），知道了自己過去從何處而來，未來應往何處而去，這將使他們惶惑的心獲得安頓，受傷的感情獲得療癒，使他們獲得鼓舞，有了更多的勇氣，決定要在這個美麗的城邦土地上，穩穩地，深深地生根、茁壯。短短四年之內，《城邦論》、《民族論》和《鬱躁的城邦》先後問世，說明了這波香港民族主義浪潮同時也是一場波瀾壯闊的意識與思想的革命運動。如今這三部作品勢將鼎足而三，相互對話詰問，共同創造當代香港政治本土主義的思想磁場，誘導著來日更多元、複雜乃至激進的論述的出現。

閱讀全文

庫斯克訪問徐承恩：香港本土：從何而來？要往哪處去？

星期日生活   2014年1月26日

【明報專訊】這幾年「本土」、「城邦」、「港中矛盾」、「族群身分」、「左翼 vs 本土」「包容」等討論之激烈程度，是幾年前難以想像的。最初這討論是在網上和社運圈子出現的，後來討論蔓延到主流媒體、政壇，成了社會議題。「香港本土」這個議題，討論很激烈，但參考資料不算多，如果要定一個閱讀清單，也許不易（我知，一定要有《城邦論》嘛）。

「香港是個城邦」這個說法源自陳雲的《香港城邦論》，香港作為城邦，含意是香港有其獨特的歷史、文化、政治地位，有其獨特性和歷史傳承。城邦論一出，彷彿為當時剛萌芽的本土思潮打了一支強心針，大家發現原來香港本土思潮可以有論述基礎的。雖然陳雲的見解不是人人都讚同，但不得不否認，「城邦」的說法打入了很多人的心坎中。

《城邦舊事：十二本書看香港本土史》（下稱《城》）作者徐承恩自稱是第三代香港人、中華帝國邊緣的海洋族群的後代。他上一本著作《精英惡鬥：香港官商霸權興衰史》，以權力網絡分析的研究方法，道出了香港統治階層的變化，書出版於梁氏奪權成功之時，其後的統治階層網絡換班的情况，與書中的分析不謀而合。

庫：為什麼會寫《城》？

徐：寫完《精英惡鬥》之後，發覺很多寫香港歷史的書都不是從香港本位出發，有的是從中國角度出發，有的是從西方角度出發，那些比較值得看的，都是英文書。我想寫一本大家都容易看的香港本位出發的香港史書，我念碩士的時候上過呂大樂的課，覺得他的上課模式可以用來寫書，就是每課選取一本有代表性的書來講某個課題，於是我選了十二本有代表的書籍，分十二個章節來講由開埠至今的香港史。

庫：你寫《城》的時候，想帶出什麼信息？

徐：其實香港人這個族群有其淵源和獨特的發展歷程，與中國大陸有明顯不同的命運歷程。

香港社會＝海洋族群＋難民遺民

庫：這個不同的命運歷程，是個歷史的偶然？英國人要求的不是香港的話，就沒有了？

徐：其實不是。在開埠之前，其實香港已經存在着一個「海洋族群」，英國人在鴉片戰爭之前已經跟這個海洋族群合作走私，香港本來是個走私基地，要求割讓香港是有其實際考慮的因素。

庫：海洋族群這個概念有趣。這個族群就是香港本土意識的原型？

徐：應該這樣說，如果不是英治，香港以至廣東也只是中華帝國的邊緣，在文化和政治上沒有任何角色。香港開埠之後，在政治上脫離了中國，英國人帶來了教育和新思想，使這個中華帝國的邊緣族群得以發展，香港的買辦階級甚至為中國的現代化運動帶來了不少貢獻。香港族群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中轉站，加上不斷接收來自中國的難民和遺民（例如太平天國、清末革命、軍閥混戰），便有了其獨特的角色和身分認同。香港社會其實就是個海洋族群加上難民和遺民的社會。

庫：似乎真的要多謝英國人？

徐：其實開埠初期香港還是十分混亂的，英國人和本地勢力經過一段時間的互動才出現後來的殖民地制度。可以這樣說，因為香港變成了殖民地，多了一度與中國政治分隔的牆，讓她可以有空間發展，形成自己的一套文化。所謂英國人的貢獻這問題，就好像《天與地》裏面林保怡所講那樣，一個政客，你滿足到他的利益，他便順便幫你。

庫：雖然香港得以與中國政治上分隔，但香港與中國政治有沒有關連？

徐：不少四邑歸僑十分支持革命，不少華商支持立憲派和袁世凱。當時香港上層華人社會甚至希望能夠影響中國（至少是廣東）的政治，不過後來孫中山採取聯俄容共政策，才正式與支持他的歸僑族群割裂。

土生土長一代形成身分認同

庫：既然那時候的上層華人社會還是以廣東或中國作為認同對象，那麼最早的香港族群想像是什麼時候出現的？

徐：可以這樣說，其中一個重要的階段是省港大罷工。當時香港的華商認為那是廣州政府侵入香港政治的陰謀，所以他們轉為支持港英政府。

庫：香港族群想像是在什麼時候成氣候的？

徐：這種想像最初在華人精英階層出現，到真正出現包括平民的整體族群意識，是在中國赤化之後，很多民國遺民和難民湧入香港，當中國不斷出現政治和社會改造運動的時候，他們在香港慢慢建立族群想像，但很多人還是當香港是暫時的居住地，香港社會尋找自己身分的過程也是搖擺不定的。

香港的本土意識真正壯大，其實是1970年代，那時候香港土生土長的一代長大了，人口結構(demographic)上，他們成了社會的主流，而他們的身分認同也成了社會主流。

庫：我們常常講的六七暴動、粵語流行文化普及、香港節等東西有多大影響。

徐：六七暴動是導致民意轉向的事件。有一個說法叫巴士司機論，那就是香港像一輛巴士，港英是司機，這個司機駕駛態度雖然很不好，但當車上有人發狂威脅司機和整車人安全的話，大家還是會幫助司機的。1967年的時候，香港人還是在食花生，看那些左派如何對付英國人，但後來暴徒的所作所為，令當時的香港人轉向了港英。至於流行文化普及，則是土生土長一代的人口壯大的結果，而不是本土意識建立的原因。另外，香港節的作用其實很有限。

當時的港英沒有進行意識形態灌輸，1970年代開始的經濟起飛、社會福利改善，加上行政吸納政治政策，令香港新生代產生了很強的香港人的意識。

庫：接着就是主權問題和六四事件了。幹嗎會有「民主回歸」這東西出現？

徐：那是大量游說和統戰的結果，目的是要製造有利收回主權的輿論。六四事件，令香港人覺得自己被世界遺棄了，那時候本土的主流想法是要以民主抗共，當然還有大中華的想法，覺得應該爭取民主中國。那時候香港人普遍有倖存者的罪疚感。

難解中港矛盾本土派「膠化」

庫：「大中華」這個字現在成了貶義，一些本土派說他們是大中華__。

徐：現在香港的本土意識，其實當時的民主派正正是這種意識的源頭。他們有民主抗共的本土意識，也有建設民主中國的想像，情感上與中國是藕斷絲連的。

庫：這十多年間興起的那種香港本土意識，其發展過程是怎樣的？

徐：香港的大中華意識和與中國切割的本土意識，如果用台灣的統獨作比喻的話，我們可以說香港社會的「統獨」比例一直都是統大於獨的。就好像以前的台灣一樣，那是直至千島湖事件刺破了台灣人的中國想像，才出現獨大於統的情况。

庫：香港有沒有千島湖事件？

徐：沒那麼明顯。那是個比較長的過程，由2003年開始，自由行政策、中國對香港干預升級，才開始令香港愈來愈多人情感上對中國不滿。從民調數字看2008年奧運的時候，是香港人最愛中國的時候，不同之後中國政府高壓對付地震和毒奶維權者、愈來愈多財大氣粗、人權狀况愈來愈差，才令香港人尤其是年輕一輩的民意逆轉，愈來愈討厭中國。

庫：近兩年出現的本土思潮，「左膠」、「右膠」、「本土」、「自治」、「大中華膠」、「港獨」等帽子四處飛，不同派別的壁壘分明，你有什麼看法？

徐：先前說的民主派，他們的本土論述開了頭之後便無以為繼。本土身分問題變成了香港式的統獨問題，新一代的本土派興起，相對而言，上一代的本土意識便失去了光環。在泛民主派之後興起的本土派其實是天星、皇后、菜園村的保育運動，到了現在他們也變成了舊的本土派了。

庫：原來的社運界被現在的本土派說成是「左膠」了。可是，他們講的是香港本位的保育，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况呢？

徐：那是因為他們回應不到香港的千島湖問題，即是日益嚴重的中港矛盾，例如自由行、水貨、雙非、移民政策問題。Good fences make good neighbors(有好的籬笆才有好的鄰居)，上述的問題必須要有一個合理的劃界，才能減輕中港矛盾，但對於左翼的社運界來說，劃界等於階級，大家對於什麼才是好的籬笆有不同的想法。他們愈是迴避這個問題，討論就愈激化，甚至出現「膠化」。

認識歷史擺脫中國

庫：你自稱支持香港本土，在你心目中，香港本土族群的路應如何走？

徐：我會用摩西出埃及的故事作比喻。其實出埃及也是個建立國族的過程，以色列人先是對抗高壓統治，他們出埃及之後，死了一整代人才能進入迦南地。一個地方要自立，要花多長時間才能走上軌道？假如香港能夠在政治上擺脫中國的控制，之後香港人還要花很長時間才可以建立自己的族群意識和質素，才能令擺脫中國後的香港在世界舞台上立足。

庫：這可以如何做到？

徐：這沒有什麼獨門偏方。不過我認為香港人先要認識歷史，香港人欠缺歷史感。歷史發展從來都需正反辯證，香港要建立一套更完整的本土論述，也需要更多辯證。這方面左翼未能有效回應，而廣義的本土派其實也應該有多幾套論述作辯證。

剛才說過劃界問題，其實我們誰也不能迴避這問題——如何劃界才能令香港社會安心，又可以吸引不同地方的移民，移民不應只來自中國，還應該有更多來自其他地區的移民。

庫：這兩年政改問題又到了。香港的民主化由楊慕琦計劃流產到現在，似乎還是「得個桔」，而且在可見將來還是做不到。

徐：如果不是中英談判，香港在1970至80年代，已經開始出現本土意識和爭取社會公義的社會運動。從其他地區的經驗看，如果沒有主權問題，十多二十年之後，香港便會出現爭取民主運動。可以這樣說，香港不能真正做到自主，是時間不對。所謂民主回歸、普選、港人治港，都是騙局。

香港和中國有不同的「生命歷程」，有不同的文化，差異大得像兩個族群。中國對香港的統治，其實只是另一種殖民統治。

庫：最後問你一個問題：你認為自己是香港人、中國人，還是兩者皆是呢？

徐：香港人。

庫：我也是。

問：庫斯克（庫）

教師、博客，《通識我主場》作者

www.facebook.com/kurskhk.net

答：徐承恩（徐），第三代香港人。祖先分別為廣東香山移民、四邑移民及祖籍廣東澄海的新加坡歸僑，都是來自處於中華帝國邊緣的海洋中華族群。於中文大學研究院修讀社會學，研究香港權力精英，並根據其研究撰寫《精英惡鬥：香港官商霸權興衰史》一書。

文 庫斯克

編輯 王芷倫

徐承恩 - 嬰兒潮一代的身份認同

時令讀物   星期日生活   2013年10月13日

【明報專訊】嬰兒潮一代是自相矛盾的一代。他們出生之時，港中邊界已因中國赤化而不如以往那般開放，令他們斷絕了回鄉之路。他們只能視香港為家，當他們踏入壯年後，順理成章地促成了本土意識的普及化。這一代在天星碼頭抗爭後，亦多次投入追尋本土認同、爭取本土權益的社會運動。然而，接受過專上教育、投身學生運動的嬰兒潮一代，卻深受中國民族主義的影響。比如說陳婉瑩等學運分子組織了國粹派，主張大學生要認識祖國，為香港回歸中國做好準備。部分嬰兒潮知識階層在畢業後成為了民主派的骨幹。在中英談判期間，他們無視主流民意，向戴卓爾夫人抗議不平等條約，並提出民主回歸論。到了今年六四，支聯會中嬰兒潮一代成員提出了「愛國愛民、香港精神」的口號，令本土意識高漲的年輕一代深感不滿。

嬰兒潮一代與同代中國人有着不同的生命歷程，照理應該難以視中國為自己的命運共同體。何以這一代的知識階層卻對中國藕斷絲連？我們可從羅永生教授去年於台灣《人間思想》雜誌發表的文章（p.191-p.209），一覽其端倪。

該文章題為〈六、七○年代香港的回歸論述〉，文章目的為「集中於檢視，在六七十年代之交，也即政治上的『回歸』還未成為中英兩國要處理的迫切工作之前，『回歸』如何曾經在香港的知識分子中間，構成一個論戰焦點。」上溯至五十年代，中國赤化後，不少持守傳統文化價值的文人南來避秦，他們或是與台北方面合作，從事對中國的「匪情研究」；或是接受美國資助，透過教育進行文化冷戰，接受美國雅禮協會資助的新亞書院諸公可謂南來文人的表表者。香港政府有意無意地扶持這批南來文人，使他們能於香港專上教育系統中發揮影響，令莘莘學子得以受其民族情感所薰陶。

以文化認同肯定民族身分

南來文人有着眷戀前朝的心態。他們見故國不堪回首，便主張透過持守中華傳統文化，以文化認同肯定自己的民族身分。唐君毅〈說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一文正好反映了這種遺民心態。唐氏指「五千年之華夏民族，亦如大樹之崩倒而花果飄零，隨風吹散，失其所守，不知所以凝攝自固之道」。他既痛恨中共對傳統文化的摧殘，卻又對西方文化看不順眼。唐氏認為「今日共產世界之大罪，正在其不守人類文化之正流而加以叛逆，而自由世界之大罪，亦正在不能自守其宗教文化道德，亦不知所以守此社會上之自由民主」。這種文化保守主義，令嬰兒潮一代學子容易接受「愛文化、不愛政權」的說法。而當時香港仍保留了不少傳統中華文化的風俗，文化保守主義令嬰兒潮一代容易愛屋及烏，因珍惜本土風俗而對中國生愛慕之情。

然而，南來文人卻多只能活在過去，未能與此時此地的本土社會連結起來。唐君毅在文中哀嘆「香港英人殖民之地，既非吾土、亦非吾民。吾與友生，皆神明華冑，夢魂雖在我神州，而肉軀竟不幸亦不得不求託庇於此」。南來文人既自視為客旅，便逐漸對本土成長的一代失去吸引力。受當代思潮影響的中國民族主義論述乘勢取而代之。

認同中國乃務實的理性選擇

在六十年代末，馬克思主義批判思潮席捲西方大學校園。因距離製造美感的緣故，不少西方進步學生捧文革時期的中國為典範。而中共在國際社會上，亦擔當着抗衡美蘇的獨特角色。在香港校園的民族主義者，亦將共產黨治下的中國視為效忠對象。

包錯石在《盤古》發表的一系列文章，正好反映了年輕一代民族主義的親共傾向。包氏認為「只當一個民族動員起來了，民眾才知道自己的需要和自己的功能是多麼強大，有了這種自尊自信，他們才能積極地歸屬自己的社會」。包錯石引用當時西方社會學流行的現代化理論，指出惟有對中華民族作社會動員，方能促成中國現代化。而在當時的中國，則只有中共有這樣的動員能力。

新一代民族主義者針對南來文人的文化保守主義，反對以文化及西方認同為愛國的理由，他們相信中共的宣傳，認為中國已經站起來了，是以認同中國乃務實的理性選擇。包錯石指「西方專家已經開始對中國產生巨大興趣，特別對中共十七年的工業化科學化視為一個『支那奇蹟』。」包再進一步指出「中國今天正當一個大變革的時代，一再遲延不去研究，我們就會離了隊落了伍，而落伍之餘，又不能從心所欲的當外國公民，就會淪為不知今日何日、今世何世的白癡了」。既然中國在中共的帶領下興起是大勢所趨，那麼認同中國，認識中國就自然是識時務的表現。

透過引用西方的進步思潮，新一代的中國民族主義者以科學及理性之名，把國家主義合理化，不少修讀理科、工科的嬰兒潮一代，受不了南來文人傷春悲秋的文藝腔，對新一代親共民族主義頗為受落，部分學運人士決定以行動實踐親共愛國主義，陳婉瑩、馮可強、莫壽平和劉廼強在《盤古》發表〈第一塊石頭﹕我們對回歸運動的一些建議〉嚮應包錯石等人的文章，他們在文中指出香港人要「在個人心理和符號層次上回歸到包括中國大陸人民在內的全中華民族」，並根據猶太人回歸以色列的經驗，指出回歸運動應放棄玄談、走入群眾、團結、容忍和了解，這幾位作者最終發起了國粹派學生運動，強調大學生應認識祖國，組織學生參與由中共主導的交流活動。

對中國的感情建基於學術理論

然而，嬰兒潮一代終究在與中國相對隔離的香港成長，其文化風俗、生命歷程均有異於同代的中國人。他們對中國的感情，純粹建基於學術理論上的認知，與日常生活的經驗脫節。他們與其說是受中國民族主義吸引，倒不如說是因對日常遇到的殖民主義不滿而投靠中國。

亦因如此，縱然嬰兒潮一代對中國懷有感情，卻又會覺得民族主義者不過是抽空地高言大志，一位署名耕耘的港大學生於《學苑》發表〈我是「香港人」〉一文，批評南來文人及學運的中國民族主義。此文反映不少嬰兒潮一代關注此時此地本土事的心態。耕耘指「自己生於斯、長於斯，在香港大學念書，用香港納稅人的錢，卻只空談愛國。對香港的不平等、不合理的現象，孰視無睹；（對）香港四百萬同胞，漠不關心，其實又談什麼愛國？」他繼而挑戰中國民族主義者，指出「如果我們不能面對香港目前的問題，什麼中國重建、回歸、文化重擔的口號，都不過是自欺欺人的夢話。」說到激動處，耕耘改用英文表達自己的本土認同，高呼「China is but an empty shadow, Hong Kong is concrete... Hong Kong is much more authentic to me than China.」耕耘的這篇主張本土優先的文章，自然會被民族主義者視為大逆不道，他們亦在《學苑》發表多篇文章圍攻。事後耕耘亦不得不撰文澄清，強調自己仍然愛國。但最終還是有一批學運人士主張關注本土議題，並親自走進基層社區服務群眾、動員抗爭。當時國粹派卻認為中國要先強大起來，方能解救香港的困難，是以他們只專注認識國情，對香港社會問題無動於中。關注本土議題的學生遂組織了社會派，與國粹派抗衡，直到國粹派於一九七六年隨文革結束而倒台為止。

畢業後繼續從事社會運動

羅永生教授的文章只論及七十年代初期知識階層的身分論述。但若回顧當年的社會運動史，我們會看到部分曾投身社會派學運的嬰兒潮一代於畢業後繼續從事社會運動。當部分社運人士發展為民主派後，仍然有着自相矛盾的身分認同。他們一方面基於南來文人的教導及學運經驗，對中國始終未能忘懷。是以他們在與中國統戰人員接觸後，輕信後者對民主發展的口頭承諾。他們最終對主流民意視而不見，發動輿論鼓吹民主回歸論。最終中國得到九七後的香港主權，然後再聯同商界擊倒民主派爭取八八直選的運動。在六四事件後，民主派亦產生了倖存者的罪咎感，覺得自己虧欠了中國，令他們對年輕一代的本土意識後知後覺。

然而這一代的民主派卻同時是土生土長的第一代，曾多次為本土權益抗爭。在七十年代，他們曾參與社會派學運，為本土基層社區的福祉努力。在八九民運後，他們亦從事了本土民主建設。事實上在六四事件後，不少民主派的回鄉證失效，令他們只能以香港為舞台。嬰兒潮一代的民主派徘徊在本土與中國之間，在當前日益躁動的形勢下，顯得進退失據。

作者簡介：徐承恩，一位喜歡結交左膠的本土派。《精英惡鬥：香港官商霸權興衰史》作者。正籌備出版《城邦舊事﹕十二本書看香港本土史》。

文 徐承恩

編輯 劉逸芝

徐承恩 - 中港矛盾：《香港簡史》未算敏感

星期日生活   2013年7月21日

【明報專訊】在香港書展期間，傳出高馬可教授（Jonh M. Carroll）的《香港簡史》遭中資背景的出版社刪改，成為了讀書人圈子的熱門話題。相關報道列出了遭刪去的敏感章節，不過論敏感，《香港簡史》其實比不上由高教授博士論文改編的Edge of Empires。此書雖然只記錄至香港淪陷前夕，沒有對現代政治的評論，但其史觀卻與政治正確的愛國主旋律大相逕庭。

書在第一章便開宗明義，批判了建基於非洲和印度經驗的殖民理論。殖民帝國對殖民地的政策，在不同地方不同地點會有不同的表現。殖民統治並不只是有壓迫，而前殖民的社會更不是偉大光明正確。如書中結尾引述德國殖民地歷史學家Jurgen Osterhammel所言，「(not) every domination by foreigners has been perceived by its subjects as illegitimate foreign domination」。

蜑家人水上人受歧視

香港處於中華帝國的邊緣，一直都住着不為中國主流接納的一群。穆黛安（Dian Murray）及安樂博（Robert Antony）的華南海盜研究指出，閩粵沿海住着一群與主流中國格格不入的蜑家人和水上人。他們有獨特的文化，亦有一套有別於大陸農耕經濟的社會體系。他們乃中國的化外之民，比如說蜑家人要直到雍正年間才能夠獲得平權，之後他們亦被陸上人及官府岐視，令他們難以透過科舉等制度作上向流動。於是，他們有的像鄭成功那樣割據自立，有的介入了南洋諸國的政治，有的像張保仔那樣成為雄霸一方的海盜，亦有為數不少的沿岸居民參與了與西方的走私貿易。據陳偉群博士考據，當年怡和在簽訂南京條約前向英國國會游說保留香港，其中一個原因是怡和早已與珠江口附近居民成為緊密的合作伙伴。

勾結英人得名譽金錢地位

是以西方的殖民統治，對他們而言其實是一種解放。我們不要忘記，與非洲及印度的情况不同，香港不單要面對英國的殖民統治，在旁邊的中國縱是積弱也是不容忽視的帝國強權。而中國這個帝國，當中也是充滿着暴力與壓迫。兩股帝國勢力的對衡，使香港成為了一個可讓沿海平民喘息的空間。他們憑着與英國人勾結合謀，得到了名譽金錢地位。他們巧妙地利用了兩個帝國之間的狹縫：他們用在香港賺得的錢買中國的官位，或是用洋商買辦的身分避開官府的敲詐做自己的生意；之後他們用中國的名銜爭取英國人的尊重，身穿官服參與東華醫院的會議，扮演中國的駐港代表。透過雙重的角色扮演，香港的華人精英逐漸興起，並成為了不中不英的獨特族群。

這一群精英縱然對中國未能忘懷，但他們對理想中國的想像，卻是香港殖民地經驗的產物。這種香港經驗，造就了具香港特色的愛國主義。香港精英相信愛中國，就要移植香港的殖民經驗，他們以香港殖民地體系的標準去檢視中國當代的制度。一些精英甚至會像何啟那樣，主張愛國就要促進英國殖民主義的在華利益。何啟是革命黨的支持者，但在義和團之亂期間，他與韋玉卻與香港政府密謀推動廣東獨立。與此同時，何啟亦是首位提倡香港人優先的立法局議員。他於局中多次反對政府提供更多福利，這一方面是基於其資產階級的立場，亦因為何啟主張政府應優先照顧本土華人。何啟認為無差別的福利政策，只會招來大批來自中國的移民，最終損害到本土人的利益。香港精英或許覺得自己是愛國的中國人，但他們更覺得自己是有別於其餘四萬萬人的特級中國人。羅永生由博士論文改編的Collaborative Colonial Power，對此亦有精闢的討論。

這種與中國有所區別的意識，到了省港大罷工時更上一層樓。香港華人精英意識到左翼廣州政府的敵意，覺得北方的搗亂者要向他們土生土長的香港宣戰。他們積極的協助香港政府平息風波，他們有些成為了與廣州政府談判的代表，有些組織了義工填補罷工者留下的空缺，有些成立報刊發動輿論戰，有些甚至支援由落難軍閥組織的反罷工特務組織。在過程中確立了他們的香港人身分，亦向香港政府證明自己為對本土對政府忠誠的香港人。自此他們視香港政府為代表自己的政權，而港府亦投桃報李，於1926委任周壽臣入行政局，並視華人精英為不可代替的管治伙伴。

殖民主義可促本土興起解放

本書顛覆之處，在於指出殖民主義在香港的獨特處境中，有時可以是一股促進本土興起解放力量。而香港的本土意識，其實在遠早於七十年代已見雛形。批評者或會說這種本土意識，不過是屬於那群高等華人，與普羅香港市民無關。可是，如國族主義大師Benedict Anderson所言，當年南美洲的第一波國族主義思潮，也不過是局限於奴隸主階層的共同體想像而已。而之後各殖民地的獨立運動，其實初期亦只是源於知識精英的共同經歷。但共同體意識只要成型，很快便能夠突破階級的藩籬，得到自己的生命力。

作者簡介：

徐承恩，《精英惡鬥：香港官商霸權興衰史》作者。自覺為本土派，卻比較喜歡與左膠交往。

文 徐承恩

編輯 顏澤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