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國明 - 不再是Hidden Agenda

星期日生活   2017年5月14日

【明報專訊】候任特首林鄭月娥擔任發展局長時推出所謂活化工廈計劃，原位於牛頭角的民辦表演場地Hidden Agenda一而再的被逼遷，好不容易在觀塘現址重新運作，卻在5月7日被入境處人員放蛇。適逢該晚有來自英美樂隊參與演出，入境處人員以四人未取得工作簽證，違反逗留條件將他們拘捕；而Hidden Agenda的場地負責人則被指聘用黑工，被入境處人員召來的警察拘捕。作為民辦表演場地，Hidden Agenda已多次被地政署干擾，被指違反公眾娛樂場所條例。查此條例源自港英年代，跟嚴苛的公安條例一樣，此條例同是五十年前的六七暴動後通過的，亦即是說六七暴動的遺害，五十年後仍然窒礙香港民間自發創辦的事物。但這是另一課題，這裏要討論的是一直干擾Hidden Agenda運作的公眾娛樂場所條例實為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產物。到了今日二十一世紀，先進國家或地區的政府無不大力推動文化創意產業，事實上在曾蔭權年代，文化創意產業被視為香港經濟六大支柱之一。

很明顯，從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的角度而言，Hidden Agenda這類民間自發創辦的表演場地理應受到有關方面鼓勵，絕對不應受干擾和打壓；尤其是Hidden Agenda有別於康文署管轄的表演場地，Hidden Agenda由一群熱愛夾band的年輕人創立，他們既是場地的營運者，也是場地的駐團樂隊。Hidden Agenda的另一特色是懂得門路前來欣賞演出的往往是另一些樂隊的成員，在Hidden Agenda的演出有如好些前衛的戲劇表演般，觀眾並不是沉默的觀賞者，而是表演的成員之一。文化創意產業講求協同效應，由康文署一班官僚管轄的表演場地，限時限刻，很多演出之後的討論，剛剛熱身便因為須要交還場地而終止。康文署管轄的表演場地經常以什麼文化中心自居，但跟Hidden Agenda相比，高下立見。無論如何，文化創意產業既然講求協同效應，有來自英國的樂隊在Hidden Agenda演出，恰好是跟本地樂隊不折不扣的切磋和交流；入境處人員竟然勞師動眾，先放蛇，然後封艇拉人，令人費解。

只有打壓弱小 沒有所謂撕裂

一個顯淺的解釋是今日依然是梁振英擔任特首，但此人在五年前剛上任時不是煞有介事地要成立新的文化局嗎？既然重視發展文化，絕對沒有理由打壓Hidden Agenda。不過梁振英的作風和處事不可理喻，因此完全沒有理由的事也好像十分合理。事實上，梁振英在事件發生後，在回應記者提問時，強調犯法就是犯法。可惜在場的記者沒有追問梁振英為什麼霸佔橫洲棕土官地同樣是犯法，地政署不但沒有執法，還批出短期租約，讓不合法變成合法；任憑梁振英的語言偽術如何爐火純青，恐怕也無法開脫！記者沒有追問的問題其實就是這次封殺Hidden Agenda一事最值得深入討論的課題。自從2014年的佔領運動結束後，社會上便出現所謂社會撕裂的講法。封殺Hidden Agenda說明只有打壓弱小，而沒有所謂撕裂。撕裂一張紙或一塊布匹，必定是由上而下，把原本同屬某一事物大致撕開分為一半。香港社會沒有所謂撕裂，因為親建制的陣營不是與北京關係緊密的人和團體，便是香港有頭有面的人物。親建制陣營不但財雄勢大，而且還有中聯辦這個有如號令天下般的機構作指揮棒，而非建制陣營不過是分散的小山頭。言論自由曾經令香港自豪，但當主流媒體不是被收編便是由紅色商人直接入主，言論自由萎縮為鍵盤戰士的自由。香港社會沒有所謂撕裂，而是英語的The Great Divide或大區隔。在Hidden Agenda演出的分別來自英美四位樂手因為沒有工作證被拘捕，但四位樂手搶走香港樂隊的飯碗嗎？當然沒有，拘捕四人無非為了打壓Hidden Agenda，四人成了黑工，入境處人員便可以名正言順，召喚警察拘捕Hidden Agenda的負責人。

要年輕人遵從主流社會事業生涯

為什麼要打壓Hidden Agenda？不為什麼，只因為Hidden Agenda是由一班不知天高地厚、純粹為了追求夢想的年輕人創辦的，而且辦得有聲有色。這樣說十分偏激嗎？君不見梁振英時日無多還大力推銷什麼大灣區，而30歲就能成功置業的便是傑出青年；打壓Hidden Agenda的Hidden Agenda無非是要今日的年輕人遵從主流社會的事業生涯。香港沒有所謂撕裂，而是形成了大區隔，Hidden Agenda被打壓，橫洲棕地旁綠化帶的幾條非原居民村村民同樣被打壓。欺善怕惡的梁振英政府不敢觸動霸佔橫洲官地的地方勢力，轉而向無權無勢的綠化帶村落埋手。同樣，鉛水事件，沒有官員需要負責；港鐵賺大錢，照加價。香港出現的大區隔是一方面，有權有勢的為所欲為；而弱小的則被打壓。香港出現大區隔當然是扭曲的政治體制使然，但政制改革又受制於人大的框框，難怪不少鍵盤活躍分子不斷高呼香港已死。不過香港從來沒有什麼好日子過，香港的日常用語有大量被欺騙、被欺負或被欺壓的詞彙。五年前的特首選舉論壇，唐英年指着梁振英說：「你呃人！」除了「畀人呃」，類似的用語還有「畀人搵老襯」、「畀人搵笨」、「畀人老點」、「畀人跣」、「畀人整蠱」、「畀人裝彈弓」、「畀人陰」、「畀人揼雞」、「畀人帶住遊花園」等。被欺負或欺壓的詞彙則有：「畀人劏」、「畀人鋸到一頸血」、「畀人屈」、「畀人蝦」、「畀人恰」、「畀人食住」、「畀人遭質」、「畀人砌」、「畀人打鑊」、「畀人搥」、「畀人插」、「畀人圍」等等，而且還不斷有新的言詞，如「畀人的去照肺」、「畀人碌卡」。在香港的日常用語裏有大量被欺騙、欺負或欺壓的詞彙，說明大區隔其實一直存在，不過今日加添了政治色彩而已。

最常用的詛咒

或許香港最常用的詛咒最清楚說明，大區隔的現象一直存在。這句最常用的詛咒被認為不雅，不能在電台、電視台或立法會使用。這句最常用的詛咒咒人在街上仆倒，在網絡世界，不少人用這句詛咒咒罵梁振英；但這人根本不會像我們一樣落街，他頂多只是落區做show，咒他在街上仆倒根本白廢詛咒。另一例子是那位喜歡穿著皮草的政界女強人，有一年她到車公廟跟住人家舞麒麟的隊時仆倒，但旁邊孔武有力的人士馬上扶着，有驚無險。有權有勢的人通常是前呼後擁，即使真的仆倒，旁邊的人馬上攙扶左右。香港最常用的詛咒對有權有勢的人根本毫無殺傷力，但這句詛咒對年老或傷殘的人來說卻十分惡毒！咒人在街上仆倒這句最常用的詛咒其實十分涼薄，因為這句詛咒其實專針對老弱傷殘的人。但這句最常用的詛咒卻只是因為被認為不雅，才不能在電視台或電台的節目中應用。禁止應用後，人們根本不會理會這句詛咒的真正殺傷力！亦即是說大區隔的情况其實一直存在，只是香港社會一直沒有察覺，甚至誤解問題所在，以為是社會撕裂。既然大區隔的情况一直存在，便根本毋須高呼香港已死；面對一直存在的大區隔，今日被打壓的或感到沒有出路的人，尤其是年輕人，必須回歸被壓迫者的傳統。班雅明在他的〈歷史概念命題〉裏指出，被壓迫者的傳統告訴我們，例外的狀態根本就是常態。即是說類似打壓Hidden Agenda的舉措陸續有來，事實上同樣是由民間自發創辦的民間學院便被教育局警告，不得無牌辦學。很明顯，聽命於北京的特區政府絕對不願見到民間的力量不斷壯大！面對這種惡劣情况，香港文化界必須改變長久以來要求政府增撥資源，培育香港的文化藝術。文化研究的創始人之一Raymond Williams十分反對用公帑來推廣文化藝術，因為推廣的必定是高檔藝術。香港文化界中，好些知名人士卻經常要求政府增撥資源，推廣文化藝術。從Hidden Agenda和民間學院的例子可知，民間自發的力量亦足以推廣文化藝術，而且是更適合香港土壤的文化藝術。因此香港文化界必須改弦易轍，不要再要求政府增撥資源；相反，香港文化界應要求政府開放個別由康文署管轄的場地。相比Hidden Agenda，康文署不過是有樓收租的大業主而已！至於那些因為Hidden Agenda被打壓而感到憤怒和失落的人，則應化悲憤為力量，效法本土研究社研究棕土的做法，研究康文署壟斷香港表演場地的弊端。政府要打壓民間社會，我們便還以顏色，力數政府部門的不是。大區隔一直存在，不甘被欺壓或不願同流合污的便須回歸被壓者的傳統，跟香港被壓迫的祖先相認！

文：馬國明
圖：曾曉玲、資料圖片
編輯：蔡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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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國明 - 田北俊作為隱喻

周日話題   星期日生活   2014年11月2日

【明報專訊】剛辭去自由黨黨魁一職的立法會議員田北俊，因勸導特首梁振英自動請辭而被中國大陸的全國政協委員會褫奪全國政協委員。消息公布後，田氏繼2003年七一大遊行辭去行會一職，間接阻止董建華強行在立法會通過《基本法》23條的本地立法，再次成為不少人心目中的英雄。連田氏的反佔中立場也無阻金鐘的佔領者向他歡呼，或許在香港刻下的政治環境下，但凡有勇氣講真話的知名人士都會被視作英雄。但以隱喻來形容田北俊的所作所為和得到的對待除了更恰當，更可以促進思考，尤其是思考香港當前的處境。

德國猶太裔思想家班雅明指出，在思想的領域裏，隱喻的意義有如現實世界的廢墟一樣。田北俊說自己是一名會說不的建制派，但像他這樣會說不的建制派卻是獨一無二，亦即是說在香港的建制陣營裏沒有任何代表性，毫無象徵意義。但作為隱喻，田氏所盛載的意義卻十分豐富。就以他勸喻梁振英自動請辭一事，誠如田氏自己所言，合情合理。建制派的政治目標清楚簡單，無非是維護一己的既得利益。建制派支持梁振英的前提是後者同樣會維護建制派的既得利益，在2012年的特首選舉期間，梁振英擺出一副以全港市民的福祉為依歸的姿態，因而未有得到相當部分香港財閥的支持。後來因為主要對手唐英年爆出僭建醜聞，梁氏在候選人公開辯論時窮追猛打，並指出問題不但是僭建問題，更是誠信問題。所謂剃人頭者，人亦剃之；梁振英當選特首不久即被揭發同樣犯了僭建。更甚者，梁氏面對一己僭建的醜聞時，諸多推搪，企圖敷衍了事，梁氏的誠信瀕臨破產。另一方面，梁振英上任後的人事任命，予批評者用人為親的口實。在處理免費電視牌照一事中，梁振英更違反促進競爭的商業原則，以出現過度競爭的藉口，拒絕向表現最進取的香港電視發牌。凡此種種，處處表示梁振英絕非稱職的特首人選。及至政改，更因為梁氏處理不當而直接和間接引發目前這場世界知名的雨傘運動。

田氏成隱喻，建制成廢墟

建制派的目標無非維護一己的既得利益，但眼前來勢洶洶的雨傘運動卻是衝着建制派的既得利益。梁振英辭職有助化解運動，田北俊十分客氣地勸告梁振英辭職完全符合建制派的利益，可是建制陣營裏沒有任何人和應！田氏說他獲得佔領區的人士歡呼一事，十分奇怪。更奇怪的是香港的建制陣營明知梁振英請辭有助化解運動，維持一己的既得利益，但卻無人和應田北俊合情合理的勸告。在思想的領域裏，田氏變成隱喻，而在現實世界裏，香港的建制陣營則成了廢墟！

田北俊作為隱喻的另一優點是讓人們重新思考2003年的事情，如果今日的田氏失去全國政協委員的職銜後，灑脫地辭去自由黨黨魁的榮銜，全心為香港市民發聲，因而成了不少人心中的英雄；那麼2003年七一大遊行後，連半點自知之明也沒有的董建華政府依然準備強行在建制派佔多數的立法會強行通過基本法23條的本地立法；幸好田北俊果斷地辭去行政會議成員的職銜，令反應經常慢三拍的董建華也要知難而退，兩者相比，2003年的田北俊簡直是超級英雄了。但當年香港的建制陣營一如今天一樣，同樣不知自己的利益所在。即使是田北俊，若果沒有七一大遊行的震撼，也未必醒覺到基本法23條立法的禍害。健全的市場運作有賴信息自由收發，基本法23條一旦立法，如同在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辦報自由等香港社會的基石上重重一擊，更有可能妨礙信息的自由流通，令香港一向蜚聲國際的自由市場蒙上不必要的陰影。但整個建制陣營對基本法23條立法卻沒有絲毫危機感，就連要求當時的保安局長葉劉淑儀首先以綠皮書的形式諮詢，然後再改為白皮書的卑微要求也不願支持。今日，建制陣營中人以至政府高官開口埋口說香港核心價值。2003年基本法23條立法直接危害香港的核心價值，但整個建制陣營卻是無動於中。或許田北俊在事件中的確扮演了超級英雄的角色，但無論是蝙蝠俠、蜘蛛俠或超人等超級英雄電影，但凡要勞煩超級英雄打救的場面必定是令人揑一把汗的。2003年，毫無作為的董建華政府強行為基本法23條立法一事確是令人揑一把汗，因此才需要超級英雄打救。

田少變英雄，香港處境令人揑汗

但田北俊這位超級英雄，一如電影的超級英雄一樣，沒有絲毫的象徵意義，有的就只是作為隱喻的意義。從隱喻的角度而言，由數名大財閥壟斷經濟命脈的香港和電影蝙蝠俠的Gotham City相差無幾，瀕臨於一夜間淪為廢墟的邊緣。如果認為這樣說有誇張失實之嫌，不妨把目光再放遠一點。當初起草基本法時，並沒有基本法23條的條文，後來因為中國大陸發生六四血腥鎮壓，引起香港社會極大反響，才急就章加上23條的條文。六四血腥鎮壓是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形成的矛盾所至，基本法臨時增加23條的條文其實是變相把中國大陸改革開放造成的矛盾暗地塞進基本法裏，香港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則是建基在這樣一部的基本法上。今日好像無法解決的政改風波同樣源於這部基本法，田北俊被褫奪政協委員職銜一事，不少評論已指出充分暴露北京當局的處事方針。但與其把田氏當作英雄，不如把他當作隱喻，因為這樣才能說明刻下香港無異於廢墟的處境。在香港，經常聽到一些知名人士高談必須實事求是，提出香港無異於廢墟正好是實事求是的做法。廢墟不表示沒有價值，相反世界上不少著名的歷史廢墟被聯合國評為人類歷史遺產。說香港是廢墟，意思不在於把香港看成是人類歷史遺產，畢竟香港是700萬人生活的地方。說香港是廢墟，用意是要理解淪為廢墟的因由，而最大的因由莫過於梁振英顯然是香港建制陣營的負資產，但整個建制陣營裏，就只有田北俊一人有勇氣勸告梁振英自動請辭！

文 馬國明
編輯 孫賢亮 丁曉彤

馬國明 - 遲來的民主回歸

周日話題   星期日生活   2014年10月5日

【明報專訊】古人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佔中的抗爭運動原本只打算號召一萬人參與公民抗命，但由於挾住了香港史上最大型的罷課，加上當權者誤判形勢，演變為一場對當權者而言，一發不可收拾的民眾自發運動。回顧事態的發展，九月二十六日學生罷課的最後一日，發動罷課的學聯和學民思潮在晚上舉行聯合集會。集會將近結束時，學民召集人黃之鋒號召重奪公民廣場，在場戒備的警察當然阻止，並拘捕黃之鋒和學聯的兩名核心成員。但不少學生和參與集會的市民成功進入公民廣場，並以此作為延續爭取真普選的陣地。當權者方面，為了阻止學生和市民加入聲援，封閉所有前往公民廣場的通道，並驅趕和抬走原本已在通道上的學生或市民。當權者的做法卻把能否進入公民廣場，轉化成一場公民廣場爭奪戰！到了佔中三子宣布啟動佔中運動時，能否進入公民廣場變成佔中運動成敗的關鍵。

公民廣場屬於公民

和平佔中的公民抗命原本是一次書卷味十足的運動，即使舉辦了數次商討日，普羅大眾並不了解公民抗命的精神和意義（反佔中運動號稱得到一百五十萬人支持，扣除水分，起碼也有四、五十萬），但當佔中三子於九月二十八日凌晨宣布啟動佔中運動時，這場原本書卷味十足的運動卻拜當權者所賜，已自行轉化為一場十分具體、目標鮮明的公民廣場爭奪戰。由於警察繼續採取封閉和堵塞的錯誤策略，大批趕來聲援而又無法進入公民廣場的市民聚集在地鐵金鐘站外的道路上，連港島東至西的主要道路——告士打道道亦擠滿趕來聲援的市民。由於人數眾多，部分市民有意識地佔據銅鑼灣鬧市的黃金地段。同樣的佔據行動亦發生於九龍的旺角，佔中運動遍地開花，變成一場沒有領袖，也不須要領袖的民眾自發運動。

公民廣場的官方名稱是十分累贅的政府總部東翼廣場，近日政府高官不斷強調公民廣場屬政府物業，因此不能隨便進入。但公民廣場是塊露天空地，政總又不是軍事用地，如果市民無權進入政府物業的露天空地，那麼市民怎能從灣仔入境大樓走到稅務大樓？公民廣場一如中環的愛丁堡廣場，同是公共地帶，市民絕對有權進入。不過行政署在數月前，在沒有任何解釋下，鬼鬼祟祟地用圍欄把公民廣場圍上，令市民不能自由進出。這種縮窄公共空間的做法十分不合理，更違背了政府一直致力增加公共空間的政策。政府不惜增加發展商的地積比，藉此鼓勵發展商騰出地方作為公共空間，連接時代廣場和羅素街的露天地帶便是一例。事情十分明顯，如果行政署沒有圍起公民廣場，黃之鋒根本毋須號召重奪！

不提違反程序公義

行政署鬼鬼祟祟地圍起公民廣場的做法卻是特首梁振英上台後一貫處事的方法。梁振英上任後十分害怕面對群眾，就連記者的公開提問，他也盡力迴避，因此他三番四次拒絕學聯要求對話。有怎樣的主子，甘願做奴才的便會投其所好，曲意逢迎。梁振英不過是北京那些自以為君臨天下的老爺們的奴才，這些老爺們從來不會公開行事，當然不會接受公平、公正和公開的選舉。把原本公開的公民廣場圍上，除了合乎梁振英一貫處事的手法，更合乎北京的大老爺們的作風。

如果雨傘是刻下的民眾自發運動的徽號，那麼把原本公開的公民廣場圍起來的做法則是觸發一場書卷味十足的公民抗爭運動突然轉化為大批民眾自發參與的抗爭運動的標記。如果北京的大老爺要追究責任，首先要負責任的是他們自己。

事實上人大常委的政改決議完全漠視香港對民主的追求，民主是否有一套國際標準或許有所爭議，但現時世界上的民主體制全是程序民主（procedural democracy），講求的不是最後被選的人物是否最理想、最合適的人，而是整個選舉過程公平、公正和公開，完全合乎程序正義。從程序正義的標準而言，人大常委的決議絕對不能接受。由提名委員會推舉候選人的安排不一定違背程序公義，但人大常委決議組成的提名委員會，產生方法沿用現時選舉特首的選舉委員會，這種安排則完全違反程序公義。習慣君臨天下的北京大老爺們卻絕口不提程序公義的問題，反而搬出國家安全這種牽強的理由，否決其他提名特首候選人的方法。面對人大常委完全沒有顧及程序公義的政改決議，香港部分輿論提出所謂「袋任先」的講法，這種講法十分取巧，既沒有否認人大常委的政改決議未盡人意，但卻以一種有着數便要攞的心態，接納人大常委的決議。所謂有着數無非是北京的大老爺們終容許香港以一人一票的方式選特首，錯過了這個機會，北京以後未必會再應允香港以一人一票的方式選特首。「袋住先」的講法背後其實認為香港完全受制於北京，當後者對香港稍作讓步，香港便須高呼：「皇恩浩蕩！」

回歸主體性問題

目前這場遍地開花的抗爭運動卻是衝着人大常委的政改決議而來，運動的一句口號是「抗命不認命」，運動雖然演變為民眾自發參與和佔據，但目標卻十分清晰。除了要求有大話精之稱的特首梁振英下台，還要求人大常委撤回決議，並要求人大常委道歉。特首梁振英已公開表示，要求人大常委撤回決議是強人所難，至於要求人大常委道歉，對香港一眾親建制的人士而言更是不識大體。

但從另一角度而言，所謂不識大體恰好就是抗爭不認命的必須條件，而「袋住先」恰好是識大體的結果。可以說目前這場史無前例的抗爭運動是一場遲來的民主回歸運動，回歸這詞彙早在九七前已沿用，但似乎還未有人提出回歸的主體性的問題。當然香港回歸的字眼經常出現，既然是香港回歸，香港便是不折不扣的主體，而民主回歸的提法更帶出香港是有條件地回歸中國大陸。但無論是人大常委的政改決議和較早之前的《一國兩制白皮書》都漠視中英談判香港前途問題還未正式開始時，香港一群剛三十歲出頭的年輕人提出民主回歸的理念。這個理念客觀上增加了中方的談判籌碼，因為這群年輕人的領袖很快便獲中共委任為全國政協委員。

諷刺的是當中英談判正式展開後，中國大陸再三強調不能有三腳櫈，即是說香港的前途問題純粹由中國和英國透過外交談判解決，香港方面不能有自己的聲音。中國大陸的立場有如否決了民主回歸，既然香港不能有自己的聲音，那麼連提出民主回歸也是多餘的。令人遺憾的是當年提出民主回歸的年輕人，面對中國大陸否決民主回歸，竟然毫無反應，更毋須提直斥其非。回顧這段令人遺憾的往事，刻下這場抗爭不認命或許來得及彌補當年的錯失！

馬國明 - 魔幻現實主義還是超現實主義的佔中之後

星期日生活   2014年8月17日

【明報專訊】萬人景仰的魔幻現實主義大師馬圭斯去世應是2014年的重大事故之一，同樣很大機會發生的佔領中環的公民運動亦會是2014年的重大事故之一。不過由於佔領中環的行動尚未發生，執筆談論佔中之後的香港形勢，腦海裏馬上呈現馬圭斯的Chronicle of a Death Foretold（中文譯本好像是《事先張揚的死亡事件》）。但參與佔中的人全都是有血有肉，而且要負上嚴苛的「公安條例」裏各種違反基本人權的法律責任，因此不適宜談什麼魔幻現實主義。今早打開報章，讀到有關8‧17反佔中遊行的報道，馬上聯想到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社會理論。

槍杆子政權賦予香港權力

認識霍布斯的人當然聽過他於1651年出版的名著Leviathan。筆者不知道這部著作的中文譯名，但當前香港面對的中共政權，尤其是發表了《一國兩制白皮書》的中共政權，正好是霍布斯筆下的Leviathan，即是說一個強橫專制的政權。不過香港社會一向對嚴肅的學術探討無甚耐性，因此即使聽過霍布斯的名字的人，可能不知道他是自由主義的大師。作為一套政治哲學或社會理論，不同的自由主義大師的結論可謂南轅北轍，但他們的立論卻必定假定某種原始的狀態，對霍布斯而言是一種自然的狀况（The State of Nature）；John Rawls則稱為Original Position。更重要的是所有自由主義的理論家都會強調他們各自的立論是建基於某種社會契約。換言之，香港今日面對的中共政權或許就是霍布斯筆下的Leviathan，但他筆下的那個強橫的政權是建基於某種社會契約，不似得不久前發表的《一國兩制白皮書》裏那個唯我獨專的強橫政權。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一國兩制白皮書》強調香港的權力來自中央政府，中央政府賦予香港多少權力，香港便有多少權力。但只要反問中央政府的權力又怎樣得來？答案清楚不過，由槍杆子得來。適逢2014年是六四血腥鎮壓25周年，所謂槍杆子得來的權力也就是屠殺人民得來的。

篇幅所限，只能極之粗略地介紹霍布斯的立論。首先他假設最早的人類社會必定處於一種自然狀態，亦即是森林定律（law of the jungle）主宰一切。所謂森林定律即弱肉強食，在這種情况下，弱者們的理性決定就是主動放棄一己的自主，凡事交由某個強悍的人士處理。帶領8‧17反佔中遊行的團體和主腦其實有意無意借用了霍布斯的立論，認為即使當今的中共政權怎樣橫蠻，對香港而言，理性的決定就是唯命是從。近日的電視新聞，採訪一名擔任行政會議成員多年的知名保皇黨人士，此人強調中共政權要的是一場零風險的普選。此人說話時一副理所當然的樣子，他似乎對世界各地的民主選舉一無所知。所謂零風險的普選就是反對派不可能勝出的選舉，全世界就只有俄羅斯和伊朗的普選才會出現這種零風險的選舉！

不可能讓步所以「袋住先」

佔領中環的公民抗命恰好是抗拒這種對蠻不講理的中共政權唯命是從的主張，中共政權以其槍杆子獲取政權，更不惜出動所謂人民解放軍鎮壓手無寸鐵爭取民主的年輕學生。面對這樣殘暴的政權，或許借用霍布斯的立論不失為理性和明智的抉擇，不過霍布斯的立論首先假定一種弱肉強食的自然狀態，而今日的香港卻是重視法治、言論自由和各種基本人權的文明社會。即使警務署長曾偉雄日前口出狂言，公開聲稱不要講良心（編按：曾偉雄當日提到「良心究竟係乜？」「你嘅良心同我嘅良心都唔一樣，甚至有人覺得我冇良心，係咪？」他指警方依法辦事便不會出現違背良心的問題），但狂妄如曾偉雄也不至於誤以為香港社會處於森林定律的狀况。因此反佔中的團體和人士不能借用霍布斯的立論，呼籲香港市民，無論中共政權應允任何形式的普選，都要「袋住先」。佔領中環的公民抗命則不止不要「袋住先」，而且是明刀明槍，清晰無誤地表達爭取一個不會預知結果的普選！雖然到目前為止，佔領中環的公民抗命是否會發生，仍沒有明確答案，假如中共政權稍作讓步，情形怎樣演變，實屬難料。不過北京方面一直擺出一副強硬姿態，更在香港發起一連串反對佔中的行動，讓步的可能性極低，因此才會有筆者這篇「後佔中情况」的文章。

佔中後一樣卻又不一樣

文首提及馬圭斯的魔幻現實主義，在香港這個一向是「搵食大晒」的地方，佔領中環的行動實在帶有濃厚的魔幻現實主義的味道。但談到後佔中的香港形勢，19世紀的超現實主義會更貼切。超現實主義有別於魔幻現實主義，前者觸及的依舊是平常的生活現實，只是在感觀上卻與平日大為不同。一個十分容易理解的例子就是筆者童年時的農曆新年，幾日的假期裏，香港的城市面貌跟平日沒有兩樣之餘，卻有頗大的分別。當時集團經營的連鎖店還未出現，街上的店舖全是小本經營。農曆年假期間，所有店舖都關門，但街道上依舊人來人往，而且多了在街頭擺賣水果或玩具的小販攤檔。這種情况也就是超現實的意義所在，佔領中環後，香港的情况也會變得超現實，因為香港仍是人們熟悉的香港，仍是中共政權主宰的香港；但一切依舊之餘卻又有點不一樣。在一些所謂殿堂級學者的描述裏，香港人只是經濟動物，目光只會放在自己的事業發展上，其他的事情雖不至漠不關心，但一定不會花費時間和精力。佔領中環的公民抗命徹底改變這種描述，參與佔領中環的人，不但花費時間和精力參與行動，還要面對警察粗暴的對待和相關法律責任。當然還有中共政權的龐大機器，因此佔領中環之後，一個十分清晰的問題必定會在香港社會浮現——為什麼有人會參與佔領中環的公民抗命？每一名參與者都有自己的理由，但從宏觀角度而言，佔領中環的意義在於返回霍布斯的立論。接受中共政權這樣Leviathan的統治或許不失為理性的抉擇，但前者的統治是建基於某種社會契約。事實上，「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諾正好是接受中共政權收回香港的契約。近日發表的《一國兩制白皮書》則是北京單方面撕毁契約，佔領中環的公民抗命便是提醒北京，中共政權對香港的統治必須建基於雙方的契約，很難想像一個自稱是人民共和國的國度會公然否認其權力基礎是建基於政權和人民之間的契約！後佔中的香港是超現實的香港！

馬國明 - 古老石山撼地球

星期日生活   2013年2月17日

【明報專訊】教宗本篤十六世於今年農曆年初二（2月11日），在毫無先兆的情况下，突然宣布由於健康關係，感到難以勝任教宗一職，經過不斷祈禱和深思後，決定今年二月之後便不再任教宗。消息公布後轟動全球。

歷史上的歷任教宗都是任職至死。

本篤十六世的決定雖然不是前無古人，國際上的主流媒體便指出六百年前便有在位教宗辭職的先例；但六百年前的教會正處於多事之秋，由於教宗一度離開羅馬，改以在今日法國境內的一處名為Avignon的地方作為居所，引致公元十五世紀初期曾一度同時出現三位教宗，教會陷於分裂。為了解決問題，其中一位教宗召開The Council of Constance（1414-1418）。多位主教、修道會院長和神學家出席會議。會議邀請三位教宗一起辭職，然後另選一位新教宗。三位受邀辭職的教宗之中，只有額我略十二世自願辭職。重溫六百年前這段幾乎令教會四分五裂的歷史，教宗本篤十六世日前的舉動可以說前無古人。

對信徒而言，正如教宗本人呼籲，信徒必須為他本人和教會祈禱，其他的事就留待天主聖神引領。對非信徒來說，教宗辭職除了有如隕石襲地球這般突如其來之外，還有什麼可以說和值得說？既然提及隕石，就由隕石說起吧！隕石是石頭，不過是太陽系裏最古老的石頭。科學家認為隕石就是形成太陽系裏各行星（包括地球）的原材料。分析隕石的構造和成分有助科學家理解地球以至太陽系怎樣形成。說回教宗，雖然本篤十六世經常被批評立場保守，與時代脫節，跟上任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相比，則是毫無個人魅力可言。但恰恰這位教宗做了前無古人的創舉。

教宗這種制度有如隕石般古老。

誰選的教宗？

教宗其實是羅馬主教，根據教會的傳統，第一任羅馬主教正好是耶穌親自召叫的12宗徒之首的聖伯多祿，教宗既是羅馬主教也就是聖伯多祿的繼承者。在教會的歷史裏，教宗一職受到各種挑戰，前文提及三位教宗同時在位的事情是一例，但更嚴峻的事例不勝枚舉。教宗既是羅馬主教，自公元四世紀中，羅馬以至整個意大利半島不斷受到來自萊茵河以東的遊牧民族入侵和肆意搶掠，羅馬帝國因而崩潰。但當時的教宗額我略一世臨危不亂，更不惜調動其家族在西西里的資產接濟飽受蹂躪的羅馬居民。最後一個入侵意大利的遊牧民族名為Lombards，他們除了搶掠更選擇在意大利北部定居。雖然他們後來亦信奉基督教，但卻是桀驁不馴，不時向羅馬教廷進逼。適逢當時意大利的南部和西西里被來自今日法國西北部的諾曼人（Normans）佔據，位於意大利中部的羅馬教廷可謂腹背受敵。

更大的考驗卻是來自以君士坦丁堡為都的東羅馬帝國，把基督教提升為羅馬國教的君士坦丁為了行政上的方便把羅馬帝國分為東西兩面，並在拜占庭建立了君士坦丁堡。後者不似羅馬，未有受到萊茵河以東的遊牧民族的入侵和搶略。羅馬雖然覆亡，但東面的東羅馬帝國卻絲毫無損。君士坦丁堡雖然是新建的首都，但羅馬既覆亡，東羅馬帝國當然希望培植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取代羅馬主教在教會的地位，這也是後來導致教會首次分裂的原因之一。不過桀驁不馴的遊牧民族或東羅馬帝國的進逼對教宗一職的威脅都不及意大利的複雜政治形勢構成的影響。在中世紀的年代，教會的影響力無遠弗屆，而教宗則是教會之首，意大利的各大家族以至歐洲的王室無不試圖影響教宗的人選。意大利的大家族享有「近水樓台先得月」的優勢，透過安插家族的子弟當神職人員，直接染指教宗一職。由於這個原因，在1492至1503年的11年間，教會由可能是史上最差劣的教宗亞歷山大六世（Alexander VI）領導。

惡名昭彰的亞歷山大六世

這位惡名昭彰的教宗來意大利的Borgias家族，這位教宗有如中國歷史裏那些荒淫無道的皇帝，不但教宗一職，就連整個教會幾乎因為這樣的一位教宗而喪亡。值得注意的是亞歷山大六世在位時正值意大利文藝復興的高峰，當時身處佛羅倫斯的一位道明會修會院長Savonarola對文藝復興不但毫無好感，更組織了一次行動，在佛羅倫斯的市廣場銷毁大量蒐集得來的藝術品。Savonarola對亞歷山大六世的所作所為當然看不過眼，並大肆抨擊，後來被亞歷山大六世判為宣揚異端而被處死。

對信徒而言，這是一段極之不光彩的歷史；但對非信徒來說，這一段歷史卻是曲折離奇。佛羅倫斯無疑是意大利文藝復興的搖籃，但羅馬才是文藝復興大放異彩之地。事實上，羅馬教廷是文藝復興最主要的贊助者，米高安哲羅的曠世傑作固然成就於梵蒂岡的西斯汀教堂，拉斐爾最傑出的作品《雅典學派》同樣是梵蒂岡裏的一幅壁畫。惡名昭著的亞歷山大六世對文藝復興雖無甚貢獻，但起碼他不會像Savonarola那樣要銷毁當時的藝術品。他的繼任人Julius II為了消除亞歷山大六世的一切痕迹，邀請米高安哲羅和拉斐爾到梵蒂岡成就二人的曠世傑作。總括而言，歷史裏的教宗面對各種挑戰，亦受盡各種考驗，教宗這一古老體制一直運作至今。近代的教宗更不時做了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若望二十三世召開第二次梵蒂岡大公會議，若望保祿二世以首位波蘭教宗訪問波蘭，萬人空巷，直接動搖當時的波蘭共產政權，亦間接促成蘇聯的解體。古老的事物一樣可以令人意想不到，或許這也是教宗本篤十六世辭職對非信徒們帶來的信息。

馬國明 - 香港民主運動的盲點

星期日生活    2012年9月16日 

【明報專訊】新一屆立法會選舉塵埃落定，泛民雖保持關鍵少數席位，但在地區直選出現得票多卻失議席的情况。選舉過後，輿論直指泛民選舉策略拙劣。另一方面，泛民的整體得票率下降，所謂「六四黃金定律」已被蠶食。其實早在選舉之前，泛民的選情已令支持者無所適從。個別泛民黨派互相攻訐，「投共」帽子更滿天飛，這種情况只會令泛民原有的支持者心灰意冷。事實上，新一屆立會選舉的投票率雖創歷史新高，但泛民整體得票率不升反跌，或許說明泛民在選舉之前自我製造的亂局早已埋下挫敗種子。

泛民的亂局源自二○一○年的「五區公投」和政改風波，當時作為泛民最主要政黨的民主黨對前者態度曖昧，早已引起投身公投的黨派不滿。其後民主黨支持一個既沒有路線圖，亦缺乏普選時間表的政改方案，惹來出賣民主的指摘。無論如何，政改一役令原本不過是鬆散、缺乏組織聯繫和必須紀律的泛民黨派連聯手否決「不夠秤」的政改方案的唯一共同目標亦消失了，泛民四分五裂。從社民連無緣無故（起碼對一般泛民支持者來說）分裂出來的「人民力量」主打狙擊支持政改的泛民黨派，令情况亂上加亂。

如何落實雙普選現分歧

本文的目的卻不是要諉過於任何個別人士或黨派。泛民在政治上節節倒退的原因絕非由於策略拙劣或互相攻訐所致，這些不過是泛民失敗的病徵而已。泛民黨派之間唯一共通的是爭取盡早落實雙普選，但二○一○年政改一役令泛民黨派之間對如何盡早落實雙普選出現嚴重分歧，詛語亦從此未曾間斷，在這種情况下當然無法共同製訂有效的選舉策略。因此需要問的問題是泛民黨派之間除了「爭取盡早落實雙普選」，便再沒有其他議題足以促成泛民黨派之間放下歧見，一起奮鬥嗎？答案顯然不是，眼前便有由一群十多歲的中學生發起的「反對國民教育」運動，在學生們鍥而不捨四出抗議下，已成功發展為一場全民運動。有評論者認為泛民的老大哥民主黨嚴重老化，跟當前的香港社會脫節。

但正如剛辭去黨主席一職的何俊仁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自己剛六十歲，對從政者而言並不老。事實上，六十是耳順之年，六十歲的人思想最成熟，人生體會亦深刻，正好是一展所長的時候。現在何俊仁要為民主黨選舉挫敗而辭職，對民主黨支持政改感到反感，甚至覺得被出賣的泛民支持者而言或許是活該、抵死。但何俊仁接受電台訪問時一方面表明知道有關支持政改的批評，但另一方面卻一再強調當日民主黨採取的是一條理性、溫和、務實的路線，以後亦會堅持此路線。何俊仁的堅持或許勇氣可嘉，卻促成一場激進路線對溫和路線的無謂爭拗。當前香港民主運動迫切須要面對的是「西環治港」、中聯辦插手香港事務已到了肆無忌憚的地步，這是人所共知的事。眼前的「國民教育」無非是取悅中央政府的一項政治工程，旨在解決香港回歸，人心未回歸的問題。

不過所謂人心未回歸的問題實似是而非，首先根本沒有什麼香港回歸，有的是香港主權移交或中國大陸收回香港主權。所謂香港回歸是中國大陸一廂情願的想法，即是說香港回歸，人心未回歸根本就不是個問題，因為根本就沒有所謂回歸。何俊仁和其他民主黨核心成員應該記得，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當中國大陸和英國談判香港的前途問題時，中國大陸一方不斷強調香港前途問題是中國和英國之間由外交談判解決的問題，中國大陸不斷強調沒有任何人能代表香港，還十分生動說有關香港的前途問題不能出現三腳櫈，即由中國、英國、香港三方面共同商議。在整個香港前途問題的談判過程裏，香港只是旁觀者，但談判涉及的恰好就是香港。這一段並不是年代久遠的歷史現在已絕少有人提及，但這一段歷史充分說明香港人的身分一直不被中國大陸接納。

團結泛民的新共同議題

另一方面，香港人身分的意識即使在後九七年代仍是有增無減。連特區政府的一些舉動亦在有意無意之間加強香港人身分的意識。例子可謂俯拾皆是，如梁錦松出任財政司長期間，以歌曲《獅子山下》的歌詞勉勵香港市民積極面對經濟不景。香港社會隨即引起一陣憶苦思甜的情懷，而「獅子山下」的歲月正好是香港脫離中國歷史軌迹的歲月，亦即是說香港人的身分有其獨特之處。其後特區政府無視民間要求保育天星碼頭的呼聲，拆掉大多數香港市民有深厚記憶的天星碼頭，引發一場不大不小的本土意識運動，又再加強香港人身分的意識。到數年前北京政府向香港送禮，放寬內地省市居民到香港旅遊的限制（即所謂自由行）。雖然大量內地民眾到香港旅遊有利香港經濟，但亦突顯了香港人和內地民眾的文化差異，間接加強香港人身分的意識。或許恰好由於特區政府以至北京當局眼見後九七年代香港人身分的意識有增無減，於是推出「國民教育」，希望改變香港人的身分認同。對香港來說，有關「國民教育」的構想最嚴重的問題是香港人身分的意識值得珍而重之，尤其是這個身分曾經被香港現時的宗主國無情地踐踏。民主運動必然涉及身分政治，民主的意義不外乎是說任何人，不分種族、宗教、性別和性取向都享有同等的權利。很明顯香港的民主運動，除了不斷叫喊要雙普選，這些年來從未能提出另一能團結整個泛民陣營和振奮泛民支持者的議題。

我們香港不但在自己的前途問題上做旁觀者，就連我們自己過去脫離中國歷史軌迹的歲月，不是被當權者以一句空洞的「獅子山精神」概括，就是被英國殖民者有自己臉上貼金地說是經濟奇蹟：香港由小漁村變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無論是香港的過去或香港的未來，香港都沒有和不被容許有自己的聲音，民主派當然要為弱勢社群發聲。我們香港人的意識不是被刻意踐踏，就是被認定是政治不正確。無論是溫和民主派或激進民主派也不能迴避為香港人身分發聲的責任。雙普選是關乎香港前途的問題，早在上世紀八○年代北京方面已牢牢操控着香港的前途，絕對不讓香港方面有自己的聲音。但起碼對於我們的過去，對於「獅子山下」的歲月，除了當權者貪一時方便而提出的所謂「獅子山精神」，究竟當年的香港市民具體地做了什麼讓他們在殖民統治下不但活過來，而且活得精彩。無論是溫和或激進民主派都不能迴避為我們被壓迫的祖先發聲的責任！

馬國明 - 不知「國民」何所指的「國民教育」

茶杯月刊   2012年8月號

特區政府推行「國民教育」一事雖然劣評如潮，並且引起中學生們的反感，自發組織了學生團體「學民思潮」，連日四出抗議，指摘「國民教育」實為「洗腦教育」。7月29日更有九萬名市民帶同小朋友上街抗議，要求撤回德育及國民教育獨立成科的安排，但梁振英政府至今仍堅持按原有計劃推行。

根據報導，「國民教育」尚未正式推行，教育局在過去六年撥出的相關經費由2006/07的500萬急增至今年的9600萬。這些經費的審批過程缺乏透明度，像「國民教育中心」為國民教育編寫教材而得到的撥款既未經招標競投，相關款項的使用細節亦未有公開。由「國民教育中心」編寫的教材更被批為偏頗失實。不過特區政府推行「國民教育」無非是取悅中央政府的一項政治工程，浪費公帑、私相授受、偏頗失實等現象是意料中事。幸好媒體連日揭露各種不合理的安排，加上「學民思潮」的一群中學生鍥而不捨地追問教育局局長吳克儉，要求他公開跟中學生們對話，特區政府如希望完成政治任務必須多費心思。

問題是「國民教育」的構想由開始便遇到一個特區政府用盡全力也無法解決的問題，「國民」無非是人家英文national的翻譯而已。即是「國民」一詞實乃一現代觀念，觀乎中國幾千年歷史裡，有的不過是蟻民、平民、庶民、子民、順民、刁民等字眼而已。中國幾千年歷史裡，自秦滅六國，一統天下之後，每個統治的朝代經歷「治亂興衰」的過程後，最終由另一朝代取代。如是者到了100年前的辛亥革命推翻滿清後建立民國，史無前例地放棄由秦至清那種要千秋萬代都要由統治的皇朝永久執政的立國原則。

可惜民國的基礎十分薄弱，又出現軍閥割據、國共內戰和日本侵華等戰亂，民國不到四十年便被中共政權取代，後者雖然跟隨民國，稱自己為republic，但又提出「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具體施政上則是「黨大於國」，不但國家主席是虛銜，就連黨書記也未必管用，因為手握軍權的中央軍委會主席才是最終的決策者。六四血腥鎮壓，身為黨書記的趙紫揚權力不但被架空，還因為他反對鎮壓而終身成為「國家的囚徒」。

在這種情形下，中共政權統治的國家根本不是一個正常的現代國家，更何況中共政權已不止一次公開聲稱要做永久的執政黨。既然要永久執政，在性質上中共政權跟中國歷史上歷代皇朝無甚分別，歷代皇朝都希望永久執政。今年正值中共換屆，在一個現代國家，政府換屆，新一屆政府須由選舉產生。選舉則由不同黨派的候選人競逐，選舉舉行前新一屆政府的人選無從知曉。由於中共政權統治的國家不是正常的現代國家，中共尚未換屆，但黨總書記和國家總理等人選早有定案，原因無非是要順利交接，務求絲毫不會動搖中共政權永久執政的基本國策。

回到「國民教育」的議題，如果中共政權永久執政是目前的基本國策，那麼便根本沒有「國民」可言。「國民」一詞從沒出現於中國幾千年由一個皇朝接著一個皇朝統治的政治格局裡，這一點絕非偶然。皇朝統治的局面也是「家天下」的局面，整個國家不過是一家一姓的財物而已，即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在這種政治格局下無所謂「國民」，有的只是「臣民」、「平民」等等。

英文的語境裡，由某皇朝永久執政的國家被稱為dynastic state，現代由選舉產生才能執政的國家則被稱為nation state。中文的語境則還未有適當的詞彙可以作出區分，就連nation state一詞到現在還是沒有一個足以明確表達當中意義的中文詞彙。nation一字一般譯作民族，nation state亦因而勉強譯為民族國家。但其實nation一字已包含國家的意思，像聯合國，英文名稱是United Nations。把state一字譯作國家更曲解state一字的豐富意義。西方政治哲學把它看成是現代社會的一部份，根據德國哲學家黑格爾的見解，現代社會由三個層次組成。最基本的層次是家庭，然後是公民社會，最後是state。這三個層次又各司其職，家庭是個人情感得到滿足的領域，因而是一個絕對私人的領域，除非得到法庭授權，連執法機關未得到家庭裡的人士同意，不得擅自闖入。公民社會則是一既公又私的領域，因為它是讓人公開爭取一己利益的領域。至於state則是一個完全不能有半點私人利益，與其有關的事情必須完全公開和完全開放，是人人都可以參與其中的領域。現代的國家全是nation states，當中的意思正好承接著state是現代社會裡完全公開、完全開放，人人可以參與其中的意義。Nation state並不是甚麼民族國家，而是說一種整個國家都能參與的政權。生活在這樣的政權底下的人才配稱國民，因為既然整個國家都能參與，每個人都是參與其中的一份子，是不折不扣的國民，不是蟻民、臣民或平民百姓。

特區政府推行國民教育無非是為了取悅中央政府，但效果卻很可能適得其反。中共政權統治的中國無非是人家說的dynastic state不是現代的nation state。前者由於只屬於一家一姓，因此經常出現各種分離運動，像清朝由乾隆年間便出現大大小小的叛變，在中共治下亦同樣面對各種分離運動。現代的nation state亦可能出現分離運動，尤其是一些多元文化的nation state。像加拿大便有魁北克分離主義，但現代nation state既然是整個國家都參與其中的政治格局，因此即使出現分離主義，也不能打壓提倡分離主義的人士或政黨。主張脫離加拿大的政黨便曾在魁北克的選舉中勝出，並先後兩次舉行全省公投決定去留。兩次的結果都是選擇留在加拿大，但最值得讚賞的是以公投解決問題的方式普遍被接受，既沒有受到攻擊，更沒有被醜化。反觀香港兩年前舉行的五區公投，受到猛烈攻擊。或許香港確須要推行國民教育，因為很多人連中共政權治下的中國根本沒有國民，只有蟻民、平民、臣民、順民、暴民等這個基本事實也不知道。

馬國明 - 516投票﹕踢走功能組別

2010年5月16日

【明報專訊】今天五月十六日是變相公投，踢走功能組別的大日子，在建制派杯葛和打壓，政府冷淡對待，曾蔭權和一眾高官更以各種藉口不投票，個別泛民團體態度曖昧等因素影響下，投票率或許不會理想。但五位辭職後再參加補選的前立法會議員和個別參與競選人士的口號只是簡單一句「踢走功能組別」，把香港民主發展的障礙聚焦在功能團體選舉這種源自殖民統治的選舉安排，可以說為功能團體選舉「照肺」。

功能團體選舉的弊端其實毋須累贅，大部分功能組別選舉的投票方式是採取團體投票，亦即老闆話事；這些組別的議員取得老闆們的信任後便會在全無對手下自動當選。鄉議局這個組別雖然由個人投票，但登記選民卻只有155名。一些組別的構成既古怪又隨意，個別功能組別議員在議會裏的懶散表現，早已街知巷聞、遠近馳名；既有三點不露的議員，又有從未向政府提問的。恰巧在舉行變相公投之前，功能組別的飲食界議員發表了最低工資應訂定為二十元或更少的言論。這種罔顧低薪工人利益的言論清楚說明功能組別僅僅代表該業界老闆們的狹隘利益，完全是一種維護特權的制度。功能組別的存在根本連自圓其說或姑且一聽的理據也無法提出來。正是在這種被趕入窮巷的情况下才會出現梁燕城博士這位在基督教界算得上是個人物的「偉論」，畢業於中文大學哲學系的梁博士異想天開地以近代自由主義政治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舉世聞名的著作《正義論》來替功能組別開脫。

借《正義論》為功能組別特權護航

《正義論》不是一部容易讀的書，或許梁博士誤以為他因而可以順手牽羊般拿來唬住對政治哲學一無所知的讀者。但梁博士這種「出位」的做法按照常理應是寫政論的上乘材料，但出奇的是連一些經常在報章上發表言論的政治學者和社會學者仍是按兵不動，未有發表任何以正視聽的言論。

這種奇怪的現象留待下文討論，首先要解決羅爾斯的見解是否可以成為梁燕城反對廢除功能組別的理據。羅爾斯是自由主義的政治學家，《正義論》的論證方式依足霍布士（Thomas Hobbes）和洛克（John Locke）等古典自由主義政治學家的論證方式。這種論證方式的主旨是為了探討什麼社會體制才是理性的人應接受的，自由主義的政治哲學和社會主義的政治哲學的最大分別是後者追求一種理想宏大的目標，如一個不再有階級分野的公平社會（classless society）或一個不再有鎮壓人民國家機器的社會。相比之下，自由主義的主張十分卑微，所有自由主義的政治學家的出發點都不過是人是理性的。自由主義所說的理性跟香港報章上經常見到的那句「和平理性非暴力」所說的理性不盡相同，自由主義政治學家說的理性是指每個人都能清楚判斷自己的利益所在，毋須他人或任何權威人士指指點點。

認定人是理性之後，霍布士和洛克二人繼而設想一種還未有形成任何社會組織和社會體制的「自然狀態」（State of Nature），然後論證在這種「自然狀態」底下，一個理性的人會認同什麼社會制度。霍布士、洛克以至羅爾斯等自由主義政治學家都是試圖論證什麼社會制度才算得是合理的制度，是懂得判斷自己利益的人認為符合自己最大利益的。 

不過霍布士和洛克等古典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家的論證被後人批評為站不住腳，因為二人所假設的「自然狀態」裏其實已布滿某種社會體制的痕迹，並非什麼「自然狀態」。針對這方面的批評，羅爾斯繼承前人的論證方式之餘卻別出心裁，另闢途徑。他不再設想某種「自然狀態」，改而設想一種「初始狀况」（original position），在這種「初始狀况」底下，任何人都有如帶着一塊「無知的面紗」（veil of ignorance），對自己在社會裏的處境一無所知。羅爾斯設想身處這種「初始狀况」的人一起制訂社會體制時，這些理性的人會認為什麼社會制度才符合自己最大的利益。羅爾斯認為理性的人處身於他設想的「初始狀况」時，由於對自己的具體處境一無所知，必定會以策安全（play safe），萬一自己處於社會裏的低下階層，而不是上層，必定會認定社會福利這種制度才符合自己最大利益。 

羅爾斯的《正義論》發表於1971年，甘迺廸遇刺後繼任為美國第三十六任總統的詹森（L.B. Johnson）卸任不久。詹森出任總統時推行多項社會福利政策，是美國歷史上其中一位開明進步（progressive）的總統。羅爾斯的《正義論》發表時普遍被認為是替詹森政策提供理論基礎，想不到在香港踢走功能組別的變相公投前夕，卻被梁燕城順手拈來為功能組別的特權護航。

香港「核心價值」倡議者沒有表態

香港那些高呼「和平理性非暴力」或「核心價值」的有識之士按理應立即發表文章，指出梁燕城的謬誤。從理論基礎的層次而言，香港的「核心價值」接近自由主義的主張，羅爾斯的《正義論》是自由主義最新和最開明進步的版本。自由主義其實是一套十分奇怪的政治哲學，自由主義的政治學者除了認為人是理性和採取一套相同的論證方式外，彼此的見解其實南轅北轍。霍布士的主張最宜於替中國大陸的獨裁統治護航；要替功能組別說項，可以借用洛克的理論，但像梁燕城那樣企圖以羅爾斯的《正義論》來為功能組別的特權開脫卻是天大的笑話，不過這是笑完之後令人流出眼淚的笑話。

梁燕城的謬論發表至今已兩個多星期，香港「核心價值」的一班倡議者卻仍毫無反應。如果以呂大樂在反高鐵運動包圍立法會、鄭汝樺和保皇黨議員胆怯偷偷出走坐地鐵不久，便急不及待發表〈衝擊立法會超出和平抗爭範圍〉的文章為基準，香港「核心價值」的一班倡議者對梁燕城的謬論和歪理卻仍視若無睹、無動於中，似乎完全不當一回事。

這一現象不但奇怪，更令人擔憂。在理論層次上，香港「核心價值」接近自由主義的主張，嶺大教授羅永生認為香港奉行的不過是「虛擬自由主義」，但稱之為「虛浮自由主義」或許更貼切。標榜自由、理性之餘卻其實對相關的理念無甚認識，頂多只是一知半解而已。梁燕城的謬論和歪理其實是香港的病徵，只有在香港才可以有人面也不紅便把一部嚴肅和不易讀的經典著作扭曲，把贊同社會福利，重新分配財富的主張說成是維護特權的理據。
資料匣：

自由主義信奉自由和平等，是啟蒙時期推翻早期如世襲、國教神權及君主專制等管治理念的一股重要力量。流派甚多，視乎對有關原則的演繹與詮釋，大部分自由主義信徒都支持憲法、自由民主、自由平等的選舉、自由貿易、政教分離和市場經濟。古典自由主義是其中一個主要學派，盛行於十八世紀，社會自由主義則流行於二十世紀。洛克（John Locke）公認是最早開創自由主義為一哲學傳統的學者，他引用自然權利和社會契約的概念，辯稱應以法治取代專制政體。

美國獨立和法國大革命都是自由主義影響下推翻暴政的結果，亞洲則起步很遲。踏入二十世紀西方自由民主經歷兩次世界大戰，戰勝法西斯及共產主義不倒至今，保守主義及原教旨主義是最大敵對陣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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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燕城 - 從羅爾斯正義論看功能組別 信報 2010年4月26日

香港政改方案出台，可惜對功能組別問題未提方向。本人支持香港民主化，但反對廢除功能組別，因為這是保護少數群體，維持正義原則的體制，然而功能組別須擺脫小圈子，經由普選去選出代表組別的議員。

當代哲學家羅爾斯（Rawls）在 其名著《正義論》批判功利主義，指出公正的社會，不是只為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卻是要兼顧少數群體的要求，正義的民主體制不能為了多數而犧牲少數的權利。

羅爾斯認為，正義的原則須假設人人平等的「原初狀態」（original position），正義建立要在「無知之臉紗」（veil of ignorance）背後，對一個人的背景、權力、社會地位、知識能力等必須無知，所有人要一律公平對待。

正義的第一原則是任何人公平地擁有與人人一致的基本自由。正義的第二原則，在社會與經濟資源分配上，一須人人有公平的機會爭取應得的位置，二是使社會佔少數的弱勢群體得到優先幫助。

正義論保障每一個個人，由之引申，亦要保障由少數個人組成的群體，正義的體制須讓每一少數群體有平等的權利和表達的機會，不論其背景與地位如何，均應在政制中有發言權。
若用羅爾斯的「正義論」看香港政改問題，依據「無知之臉紗」及第一原則，維持功能團體在議會是符合正義的，因為民主體制必須保障少數群體的權利，不論其屬什麼背景。一個地產巨富群體及一群低薪勞工是有同等地位和權利，社會中不同少數群體均須在議會有代表權。

香港政制設立功能組別存在，其原意是為了平衡各方的利益，保護社會有特殊和重大貢獻的少數精英，不會被多數人的意志壓抑其權益，這是按正義的原則。但過去卻忽略了另一少數群體，就是貧困的階層，因此其正義原則未完成。故香港政改須考慮羅爾斯所提的正義第二原則，貧困的弱勢群體應有平等機會，且應優先得到幫助，故此功能組別須增加弱勢者的組別。

作為民主的平衡原則，重視佔少數而影響大的精英是合理的，但必須同等重視弱勢群 體，讓其在議會有代表，才能達致真正的平衡與正義。故此，英國的政制既保留君主，議會又分上、下議院，兩院制成功平衡和保護了精英與平民兩大階層，使英國政治十分穩定，沒有流血衝突。

如今有些政治勢力推動廢除功能組別，等如廢除現代大部分民主國家所實行的兩院制，只有單一眾議院的全民普選， 其後果將使少數群體永遠陷於弱勢，而議會中將失去代表精英和窮人的聲音。這種政制不能平衡多數與少數，將是缺乏正義的制度，很易引發少數者的抗爭，因而失去安定。

維持功能組別是保障少數者的利益，也能平衡多元的要求，但須避免走向另一極端，變成小圈子選舉，故功能組別須由普選決定，每一界別可推舉兩位以上的候選人，交全民投票，則可同時兼顧正義與民主的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