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礪青 - 朝鮮寫真：我們最純真

星期日生活   2012年12月9日

【明報專訊】如果神話是集體心理需要下創造出來的產物，那麼現代國族的建構就是最主要的現代神話，在「權利」與「自由」高唱入雲的現代社會，神話將統治關係合法化成為公意的代表或種族的天性。這種神話即使是統治關係的核心邏輯，我們也把它視作理所當然，目睹南斯拉夫內戰的人們，很容易把民族主義當作共黨意識形態退潮後的替代物，或者被共黨意識形態掩蓋的原來國族意識。即使到了今天，我們討論朝鮮政權的時候，也會產生這些誤解，錯把平壤方面熾烈的反美宣傳和好戰行徑，視作一種純然的冷戰後遺。

事實上，朝鮮比蘇聯及其東歐集團更強調這種神話，甚至兩者的國家意識形態類型有着本質上的分別。美國朝鮮專家麥爾斯教授（R. B. Myers）寫的《最純潔的種族》，就試圖戳破康明思（Bruce Cumings）等左翼學者的觀點，他們認為朝鮮政權將傳統的「隱士王國」轉變成「蘇聯式烏托邦」。麥爾斯認為，平壤政府參照了日殖時期的種族主義宣傳，建構了一種新的軍國種族思想，他們明顯地承繼了日本軍國思想中關於純潔種族的神話，只是將日本人換成朝鮮人，將天皇換成金日成而已。為解釋這種神話的運作，與及它對外界的描述，麥爾斯憑藉他對朝鮮政治文化的認識，使用了大量朝鮮的油畫、宣傳語言及小說文本，為大部分毫不了解朝鮮的讀者填補了認知上的空白。

日殖時期遺物深化了的神話

此一種族原型原為加強日本在朝鮮半島的統治而設，當時日殖鼓吹「內（日本）鮮（朝鮮）一體」，醜化美國傳教士的行徑，以達成軍國主義目的。更重要的是，它把日韓民族描繪成純淨、潔白的民族，將（西方）世界視為污染；此外，它也試圖淡化中國對朝鮮的歷史影響。更有趣的是，這種愚民思想不僅是日本統治者的產物，當時的朝鮮知識分子都成為宣傳這種意識形態的民族主義者，這些思想後來成為了平壤政權加以利用的意識形態資源。

日殖時期的民族主義觀對南北韓的影響如此深遠，使他們對日本的刻骨仇恨，亦不若其反美情緒之深，這方面尤以平壤政權最為明顯，他們甚至將美國人繪畫成鷹鈎鼻的白種人士兵，嗜殺朝鮮婦女和嬰孩。而在其對立面的朝鮮人，則永遠是心思單純的受害者。在國族神話的製造過程中，敵我對立往往是核心，只有美國人的醜惡、殘忍和狡黠，才能突顯出朝鮮民族的善良、率真和純潔。而在意識形態宣傳下，朝鮮人民被描繪成率性、自然的民族，理性和紀律並非這個「獨特種族」的稟性。在這種解釋下，士兵違抗軍命、擅自與敵人周旋的行為不被譴責，因為這也是率性、純真的表現。這解釋了斷續發生的美軍或韓國遊客遭朝鮮士兵擊斃的事件，還有朝鮮外交官員違反外交禮節、不按牌理出牌的行徑，以及金正日對於外交行為的要求。而金正恩繼位前為立軍功而突襲南韓天安號護航艦、炮轟延坪島的事件，也是一種「勇武」的表現。

以魔鬼襯托天使

此一種族特質不單對立於西方世界的現代理性，更反對馬列主義的國家理性邏輯，更促成有別於毛澤東、斯大林式父權獨裁者的領袖崇拜。麥爾斯指出，在宣傳油畫中的金日成將軍，是一個父母形象曖昧的親愛領袖，他往往敞開母親般的胸懷擁抱普通士兵，展現親切笑容。麥爾斯發現，朝鮮宣傳並不着重於「偉大領袖」以什麼方法解決實際問題，這種個人崇拜並非要把「領袖」塑造成有智慧和具科學思維，甚至像神一般的父權領袖，而是把他描繪成父母般的領袖，這是因為他來自一個純潔的民族。這種雌（天真）雄（理性）特質的差異恰好拉開了朝鮮與其他搞個人崇拜的共產國家之間的鴻溝。

理解這道鴻溝，對於預料朝鮮在開放壓力下的國家發展前景，其統治形式轉變的阻力，及了解脫北者及一般人民對自身國家及世界的印象，尤為重要。現在朝鮮成為地區核安全問題的關注焦點，它的極權社會成為許多相關暢銷書如《我們最幸福》的主題，西方自由主義觀點假設大部分朝鮮人民會像少數倖存脫北者般，想脫離自己的祖國。麥爾斯並不同意這項假設，他認為大部分朝鮮人民不會嚮往西方及西方化的韓國，即使信息流通使兩國邊緣的朝鮮人民接觸到愈來愈多的外國信息，這種意識形態仍然牢固地主導民眾的思想。

心繫領袖的朝鮮人民

我們知道零星脫北者例子，而且他們對「領袖」依然有濃厚的情感，金正日逝世時，朝鮮民眾表現的哀慟是發自內心的。我們一直以為極權社會的個人即使在外表上順從，內心卻保留了一定的異議和良知的聲音，朝鮮這個極權社會的典範挑戰了我們對極權社會與個人關係的常識。然而另一方面，這個政權比其他共產政權更迫切地需要建構統治的合法性基礎，因為隨着全球化帶來的開放風氣，朝鮮比其他獨裁政權更有可能因為合法性危機而崩潰。不過，憑藉着純潔種族神話，平壤政權得以透過醜化美國、不斷重構「領袖」特性、對勇武行為的讚美，以及因應時勢對韓國人民的解讀（如向國民對陽光政策作污蔑），令這個政權維持不死，即使沒有人能預見這光景能維持多久。

基於篇幅所限，作者沒法進一步對比朝鮮的專制體制如何比韓國更成功地維持種族神話的論述，然而作者卻清楚不過地顯示出，「種族純淨」如何作為種族神話的基調，因應時局變化而在加上主體思想、先軍思想，還有父母式領袖崇拜、咄咄逼人的外交手腕等內容，牽制所有國民的心智。「純潔神話」的核心離不開數百年來朝鮮民族受中、日、美、俄等強權擺佈的歷史背景，今日朝鮮在經濟上的窘境加強了它，這個「純潔種族」本質上是受害者，所以即使它表現出好戰的外表，它也自視為被侵犯者而非戰無不克的勝利民族，這與日本和德國的種族主義內容大相逕庭。

麥爾斯對意識形態的論述不單讓我們了解極權社會最獨特的一個範例，也幫助我們理解當代南北韓「拒外」意識的根源。

文 彭礪青

編輯 甘芷晴

彭礪青 - 正向思考的病變

星期日生活   讀書   2012年11月25日

【明報專訊】曾幾何時，勵志書籍隨着美國文化入侵，成為大眾的精神食糧。時至今日，這種文化隨着金融危機肆虐，顯得千瘡百孔，不單普羅階級，甚至中產白領也開始發現，「正向思考」無法改變日趨嚴峻的現實環境，他們繼續在職場上浮沉，薪水繼續下降，然而還是沒有人敢挑戰「正向思考」的權威。這時候，艾倫瑞克的新書《失控的正向思考》，正好就為關注社會不公平和批判新自由主義的讀者，提供了挑戰的理由。

這位左翼作家原為細胞生物學博士，卻關注低下階層的生活，當起低薪階層的工作並將經歷寫成《我在底層的生活》，亦以《M型社會白領的新試煉》思考中產白領在「企業瘦身潮」中的命運，這本《失控的正向思考》雖以批判正向思考為主，卻也圍繞着美國白領的命運。本書各章從19世紀美國開始，探討正向思考的發端，在各領域上（如職場、宗教、心理學，甚至瘦身美容）的病變，染病的人們都目空一切，盲目樂觀，不顧現實。以反恐戰聞名的布殊總統就是極端例子，曾是啦啦隊的他盲目樂觀，不許幕僚告訴他形勢有多嚴峻。艾倫瑞克告訴我們，正向思考已經嚴重破壞了美國社會。

然而這種思考最初針對美國立國時流行的加爾文新教思想，加爾文認為上帝是個暴虐、肆無忌憚的神，祂命定人們不可享樂，只能勤苦終日。韋伯認為加爾文的思想產生了資本主義，但作者指出這種思想也令19世紀美國和英國的市民階級變得陰鬱，而正向思考的源頭可以追溯到那些成長於長老會等清教徒背景的思想家，比如主張超驗論的愛默生，新思想運動主將愛狄（Mary Baker Eddy）怎樣將昆比醫師（Phineas Parkhurst Quimby）的精神醫學觀發展成今日正向思考的雛型：基督教科學（Christian Science），但愛狄以精神的力量（比如幹家活，不要躺在病牀上）代替醫療，令當時許多精神衰弱病患者得以康復，然而艾倫瑞克也指出：那些病人很可能本來就沒事，他們以為自己有病。

不思考失敗現實

作為正向思考的起源，愛狄的主張很重要。作者在第一章即指出自己罹患乳癌的經歷，作者發現醫院裏充滿了鼓勵病者以意志抗癌的粉紅色絲帶用品，但是那些相信以積極思想抗癌的病友知悉作者考慮接受治療後，紛紛反對她的決定。漸漸的，艾倫瑞克發現這種文化全然不顧抗癌失敗者，因為失敗事例會帶來負面信息，也很少關注患病的真實狀况。換句話說，正向思考從不鼓勵人們思考現實情况，只盲目樂觀地相信正向思考能克服一切困難。作者繼而討論正向思考者關於腦電波的理論，以及為他們借題發揮的量力物理學理論，指出即使人體有所謂電波、磁場等「正能量」，也是極輕微的能量，不會改變自然；至於量力物理學本身，有科學根柢的作者指出這一理論亦富爭議性，而將量子物理學納入正向思考的理論，只能稱為「偽科學」矣。

然而，我們隨處可見人們對正向、樂觀思考的吹捧，企業主管發現他們因此可以不斷鞭策員工或銷售員努力甚至超時工作，以圖取得更大生意額。當激勵大師們發現正向思考理論在商業上的作用時，他們就大肆推廣正向思考對創造個人財富和公司業績的作用，大家都認為正向思考是一切經濟問題的萬靈丹。正向思考甚至發展到宗教領域，像蕭律柏甚至奧斯汀（Joel Osteen）這樣的宗教領袖，將教會日益世俗化，用商業化手段包裝信仰，迴避原罪、救贖等基督教核心問題，正將教會變成一所以正向思考吸引信徒的場所。饒有意思的是，作者討論奧斯汀夫婦曾因飛機待遇而訴諸法庭，艾倫瑞克從奧斯汀夫婦的外表談到衣著，從這些看似雞毛蒜皮的小事，我們可以看到這些宗教新貴的心態，他們沒有將基督教的包容、寬恕放在心上，更遑論討論嚴肅的神學問題。

快樂偽科學

然而這類人物不單在教會中出現，也在學術界中冒起，大學開始有人向學生教授正向思考課程，而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的正向心理學和快樂學的出現，意味着這種思想要從心理學這類學術領域找到權威位置。作者反覆與我們討論塞利格曼的「理論」，尤其是那個H=S+C+V的公式。在公式中，塞利格曼認為環境因素（C）對成功（H）的作用往往不顯著，由於大部分人都缺乏天生正向的稟性（C），所以個人努力（V）就是主要決定成功的因素。舉凡這些偽科學理論，在正向心理學書籍中比比皆是，這些教導令我們漠視環境因素和實踐方法，以為個人的正向態度就是一切。雖然塞利格曼等正向心理學家批評一般正向思考書籍不夠科學，但其實他們與這些激勵大師無異。

正向思考在90年代開始大行其道，這是克林頓執政的經濟榮景時代，也是各大企業開始裁員、重組業務、減少全職的年代，愈來愈多白領失業、收入縮水、喪失福利、生活朝不保夕，然而公司在裁員、重組過後，仍邀請激勵大師向餘下員工灌輸正向訊息，隨着新自由主義經濟日益白熱化，正向思考亦日益流行。2008年，當美國面對金融危機，大企業的作風仍是不斷推動員工的正向思考。從整個經濟趨勢來看，正向思考與新自由主義經濟的共犯關係，才是它最危害社會的影響。另外，正向思考強迫人們不能思考現實局限或負面事物，比起加爾文派教義有過之而無不及；作者說，假使愛狄生活在今日美國，也許她會大嚇一跳。

扼殺自由孤立批評者

「正向思考」影響了全球各國，它緊隨在全球化背後，深刻地改變了全球社會經濟結構，它像新自由主義一樣，將一切未被納入經濟和正向思考的事物都納入其中。然而鮮有人膽敢當面指摘它，因為這會招致大眾的攻詰和孤立，尤其是在美國社會。所以在全書最後一章，作者總結正向思考的問題癥結時，仍認為人應該正面思考，不過她也將它與極權主義意識形態作類比，諸如捷克作家昆德拉就因為在小說《玩笑》中嘲笑社會主義國家的樂觀主義原則，而被判勞改，禁止其作品出版，艾倫瑞克認為這與美國交由市場掌控正向思考，並孤立正向思考的批評者，並無二致。作者提出認清現實比盲目自信更能決定成果，但反對正向思考的更大原因，是正向思考扼殺了選擇人生觀的思想自由，這正是古往今來的人文主義者或良心作家所要捍衛的權利，在今日講求實效、成功的社會，這種自由正與人的價值一同消亡。

文 彭礪青

編輯 黃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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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礪青 - 「鄉土情」的政治－－評陳雲著作《旺角街頭種高粱》

晶報 2011年9月18日

評《旺角街頭種高粱：香港風俗拾零》 作者序連結陳雲 著 香港花千樹出版社 2011年7月版

自《舊時風光》開始，陳雲開始以古雅文辭書寫充滿懷舊風味的文章，在語言上刻意與五四白話文字保持距離，讀者固然得以窺見其文字根柢，亦可從中看出作者對近代西風東漸之不滿，一如他在「語文保育」系列中力圖匡正香港語言，以對抗香港政府的官腔話語，這種糾正語言之舉即以政治抗爭為目的。另外，以純正的中文抒憶本土風物，更反映出今日堆砌而成的城市景觀，還有歌頌地產霸權的廣告修辭，是怎樣的違反自然。

如果要保護人的自然本性，或許該從風俗著手，陳雲在本書文章《風俗傳承 新春大吉》中，說明「風俗」與道德價值、家庭倫理，甚至文化傳統有關，他把今日香港人的生活方式稱作「俗例」(practice)，並認為後者等而下之。這篇文章說明保育風俗與追求政治倫理，保留政治意識有密切的關係。不過，在時間的洪流中，舊有風俗早已消亡殆盡，間或閃現出短暫的光芒，卻如同作者在旺角街頭發現高粱般，只是一種偶然。

社會學家認為，風俗是一個社會固有的規範和價值，但人們未必察覺到，風俗的殤逝也許更反映出政府或統治階層與社會的衝突。香港是個自由的城市，實則地產霸權早已假借經濟邏輯而扼殺了許多充滿風土特色的民營生意。一旦民俗產業喪失了經營者或無法營生，就像一門手藝失去了繼承人一樣，會漸漸枯死，而人的生活一旦喪失了本土風俗，便像無根水草四處飄零。雖然在街頭遇見高粱的確有點突兀，但陳雲也提醒讀者：旺角街頭原址本來就種「高粱」。我們或許應該讀出個中訊息：不管復古是怎樣「老套」，也要以記述保留原來風物面貌。

為保留成長所耳聞目睹的風物，陳雲將成長時游走於元朗上學、在上水工作及買東西，或在大埔教書時的街頭記憶，寫成老照片般的情景。由於陳雲自幼成長於新界鄉村，這些墟裏店鋪每多售賣傳統風俗食品，即使是舊式麵包鋪的烤麵包也比今日連鎖經營店賣的麵包西餅的味道更簡單純樸。陳雲經常在這些文章裏指出舊式經營者的心思較為單純，也能恪守生產商品的道德，不會為賺盡「利潤」而迎合大眾獵奇心理推出古怪口味。今日香港已成為馬國明所說的「全面都市化的社會」，與鄉土有關的事物就更珍稀、寶貴，此所以陳雲以自己在新界鄉村成長的歲月為傲，並以此對比如今越來越沒有鄉土、只有房地產的香港。

在《旺角街頭種高粱》第三章《購物》裏，陳雲贊揚了一些舊時日用品，如《膠箱》裏的梓木籠和黃竹蘿，《紙皮舊事》則枚舉瓦通紙的廣泛用途，《雞皮紙》寫雞皮紙的用處。作者枚舉的物事未必為香港獨有，亦非珍稀之物，但在中國二十世紀的亂局中，卻能在香港的「寧靜」環境中發揚光大。「鹹魚蒸飯」就是一個例子，作者說在上世紀60年代，很多從內地偷渡來港的鄉里，莫不對香港的自由和鹹魚嘖嘖稱奇。陳雲也在書中贊揚港式飲食傳統，例如大牌攤的「火氣」（即謂「鑊氣」)，那不單令人食指大動，亦在往昔歲月中孕育了街坊鄰里的人情，作者認為，正是這份人情維繫著社會的治安。

仔細梳理陳雲的思想，我們不能忽略陳雲在新界鄉村成長的背景，這解釋了為何作者從《舊時風光》開始，就一直將「舊日鄉土」視為香港自古典中國傳承過來的優良傳統。在陳雲眼中，「鄉土」才是香港的傳統特質，這些「鄉土傳統」過去得到了保存，但自八、九十年代開始，香港政府及壟斷商業力量卻正慢慢扼殺這些「鄉土傳統」。

然而這卻不等於主張「復古」或「民粹」，而是藉「舊日鄉土」的美好景象，挑戰今日香港的政商形態，亦希望建構出一個理想城市的柏拉圖式藍圖。更值得思考的是，無論陳雲談「舊時風物」抑或談「語文保育」，讀者都無法繞過背後的政治觀，陳雲欲表達的訊息其實一點也不「隱晦」，而且也很「激進」。陳雲對地產霸權、資本主義經濟及極權主義社會提出了強烈的批判，此外還針對政府的管治技術。第四章《家園》中的《游樂》一文，藉討論游樂場的目的，指出這是自羅馬帝國以來政府統治手段之一，這種統治術反而將香港人變成被馴養的「動物」，只懂娛樂、觀賞，失去了政治訴求的能力。這種觀點令人想到政治哲學家阿倫特對於「人」的政治定義，他對「政治行動」的肯定亦迹近後者。

這種「鄉土之思」反映在菜園村事件上，成為恢復「家園」的政治訴求，在《家園》第一篇《夢回菜園村》裏，作者在開首便點出了「家園」所蘊含的「家」(人的居所)和「園」(歸老、觀賞之處)的意義；他認為即使「沒有田園的人」，也會種植盆栽聊解渴望家園之心。文中可充分感受到作者對菜園村自給自足的耕作充滿贊嘆，奉勸政府不要破壞人與人及人與自然的和諧。這種「尊重和諧」的心境，也會阻礙物慾所喚發的「發展邏輯」，卻以複返自然為目的，這是因為香港正處於發展的危局。

陳雲或許激進，卻並非危險的煽動者，他所痛陳的現象其實都是香港發展的困境，他的「激進」立場其實在於維護「傳統香港」的急迫之情。在《都爹利街兩神樹》這篇文章裏，他借石牆上生長的樹木比喻香港，告訴讀者，香港曾生長於中英的政治夾縫中，與石牆互為依靠，在艱難的環境中尋找水分，但只要石牆略為寬鬆便可扎根生長。這是一個很貼切的比喻，香港的「自然」特質，恰好像石牆樹一樣，香港應該像石牆樹般持守中庸之道，亦應像後者般覺察到自己的契機，其實也是危境。陳雲以其道教立場，以「自然」和「扎根」切入香港的政治情境，以「風俗之變」思考「管治問題」，可謂發人深省。

彭礪青 圖書館職員，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