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岸然 - Uber應予本土及多樣化

作者網誌   2015年8月18日

無論從什麼角度出發，筆者絕不認為政府以公家警權保護少數不勞而獲、侵害公眾利益的資本家的士商是合理的事情。新科技令很多傳統的經濟商貿模式改變，有智慧的當權者當然應該擁抱新時代，主動適應新轉變，尤其是新轉變能改善就業，減少中間剝削，提升職業司機的生活水平，簡直功德無量。

的士行業絕對是一個違反競爭、中間剝削嚴重、少數商人利用關係、以不良有害競爭的手法損眾自肥的行業。在已經通過有待執行機關「競委會」成立執法的《競爭條例》中，有明確的法例禁止任何行業有合謀定價的協議。

不正常一致性行為

的士行業根本全無競爭，除了不應有的固定價格收費安排之外，業界的大商會明顯有不正常的一致性行為（concerted action），以保護行業的利益，這就是違反競爭，違反了競爭法例。最明顯的事例是，大量有牌的的士停在停車場也不出街提供服務，這不可能是個別商會的行為而是大商會之間的秘密協議。這類協議違反了《競爭條例》，亦違反競爭原則，是彰彰明甚的。

的士留在車場不出街，是人為地減少供應，這可維持的士的收費，也可維持全港只有18000個的士營業車牌照的價值（每個500萬以上）；但利益不歸職業司機，司機遭的士商中間剝削和收入不佳的情況下選擇客人，是為勢所迫，但要承擔所有道德上的責難和法律上的責任，公平何在？我們又有何道德上的理由，支持警方執法打擊Uber去保護少數無良的士商的利益？

不談自由競爭這些右派理論，從左派角度看問題，的士本應是個體行業，勞動成果應該歸於司機本身。揸者有其車，談了半個世紀也不成事，反而車牌被資本商人壟斷之後成為專利事業，對用車的市民及靠揸車為生的司機皆不公平。司機挑客影響市民的選擇，亦影響城市整體的流動性，對香港的整體利益影響極大，極不應為少數商人的利益禍害了大多數港人的利益。

有的士駕駛牌者轉而駕駛任何車類接客謀生，只要態度專業，沒任何道德上的問題。這是說站在左派的立場，Uber的出現若然會為司機帶來利益，看來也是一定，就沒有不支持的道理。雖然Uber也是大企業，而且跨國，支持Uber只是支持開放，打破壟斷，自由競爭，只要容許相同模式的營運情況出現，自然有本地的Uber加入行業，這情況在全球所有資本主義自由經濟體系的歷史中無數次出現，問題只是應否開放行業的競爭，而不是研究Uber是否大企業。有環球的麥當勞，也有街角的茶餐廳，小本經營者有其空間才是最重要的。

保險問題更是次要。大企業如Uber完全可以自承保險的責任。有保險公司表示不可能承保嗎？只是希望行業合法化再接生意，所以以沒有保險為理由想禁止Uber的出現是本末倒置，誤導公眾。

擁抱新科技及新事物的出現，更是鐵的道理，香港的建制歪理已經夠多，大家不應該相信，新加坡及美國很多州份皆選擇接受新事物。的士的出現其實也不過數十年，所謂白牌車的名稱是本土在1967年暴動時的創意名稱，但當時情況是指車輛在街上直接拉客同紅的競爭，那是未有手機更未有GPS之類新科技的時代。我們用發牌制度規管的士業可能成為落伍的東西。相關的法律更是跟不上時代。理應被打倒的是僵化的建制及利益集團，而非創新的事物。

港人的消費者集體力量意識薄弱，這次事件也許可以教育大眾這方面的醒覺。只要公眾支持，Uber幾乎是立於不敗之地，這也是其創意所在，幾乎在全世界都被當地的的士業界針對，想逼政府執法，但礙於民眾的支持，政府自然手軟，Uber照常經營，上市價值大增，有足夠財力打官司，時間一拖，民意一面倒，創新者必然是勝利者，這是歷史的定理，否則人類社會也不會有今天的進步了。

創業者從速入行

以現時的社會情況來看，大大有利Uber的搶灘，筆者也強烈建議有膽識的本地創業者從速效法加入行業。政府不敢告使用服務的市民串謀犯法，因為警察與小市民因佔領事件多個月來已經關係緊張，擾民激起公憤引致第二次佔領堵塞彌敦道，受不起的是梁政府。

法律上，市民不是直接與司機交易，是與一間身在外國叫Uber的荷蘭公司作服務貿易，法例上政府是難以干預外國的合約在港實施的。筆者且舉一個國際貿易法的問題，叫車的市民知否正在經互聯網與荷蘭的公司按荷蘭的服務合約購買服務？事件在港發生，在互聯網則是一項國際合約，可以按外國法律辦事而香港法庭是不會干預其有效性的。

事件要上法庭，上訴再上訴到終審才有清楚的法律關係界定，別以為一個支持政府的裁判官就可以嚇倒所有市民（事實上陳碧橋也非嚇倒小市民，他只是市民心中一個笑話）。事件只是香港市民支持Uber一方，照樣光顧其服務，政府就只餘改法例配合一途。勝利與成功是屬於肯創新者的，古今皆然。

卡爾維諾的《黑羊》，人性與公義

健吾 - 你有人性嗎？
2010年6月19日

【明報專訊】各位，你有人性嗎？如果有，就請讀下去吧。我們就談談人性。

意大利作家卡爾維諾在1943年，即是他19歲的時候，寫了一個故事，叫《黑羊》。

「從前有個國家，那兒的人，人人是賊。一到傍晚，他們手持萬能鑰匙和遮光燈籠出門，走到鄰居家裏行竊。破曉時分，他們提着偷來的東西回到家裏，總能發現自己家也失竊了。

他們就這樣幸福地居住在一起。沒有不幸的人，因為每個人都從別人家裏偷東西，別人又再從別人家裏偷，依次下去，直到最後一個人去第一個竊賊家行竊。該國貿易也就不可避免地是買方和賣方的雙向欺騙。該國政府也是個向臣民行竊的犯罪機構，而臣民也僅對欺騙政府感興趣。所以日子倒也平穩，沒有富人和窮人。

有一天——到底是怎麼回事沒人知道——總之是有個誠實人到了該國定居。到了晚上，他沒有攜袋提燈出門去偷，而是呆在家裏抽煙讀小說。

賊來了，見燈亮着，就沒有進去。

這樣持續了有一段時間。該國的人感到有必要向他挑明一下，縱使他想什麼都不幹地過日子，可他沒有理由妨礙別人幹事。他天天晚上呆在家裏，這就意味着有一戶人家第二天沒了口糧。

誠實人感到他無力反抗這樣的邏輯。從此他也像他們一樣，晚上出門，次日早晨回家。但他不行竊。他是誠實的。對此，你是無能為力的。他走到遠處的橋上，看河水打橋下流過的情形。每次回家，他都會發現家裏失竊了。

不到一個星期，誠實人就發現自己已經一文不名了；他家徒四壁，沒有任何東西可吃。但這算不了什麼，因為那是他自己的錯。不，總之是他的行為使其他的人很不安。因為他讓別人偷走了他家的一切卻不從別人家那兒偷任何東西。這樣總有人在黎明回家時，發現家裏沒被動過——那本該是由誠實人進去行竊的。

不久以後，那些沒有被偷過的人家發現他們比別的人家富了，就不想再行竊了。糟糕的是，那些跑到誠實人家裏去行竊的人，總發現裏面空空如也，因此他們就變窮了。

同時，富起來的那些人和誠實人一樣，養成了晚上去橋上的習慣，他們也看河水打橋下流過的情形。這樣，事態就更混亂了。因為這意味着更多的人在變富，也有更多的人在變窮。

現在，那些富人發現，如果他們天天去橋上，他們很快也會變窮的。他們就想：『我們請那些窮人去替我們偷東西吧。』他們簽下合同，敲定了工資和如何分成。自然，他們依然是賊，依然相互欺騙。但形勢表明，富人是愈來愈富，窮人是愈來愈窮。

有些人富裕得已經根本毋須親自行竊或僱人行竊就可保持富有。但一旦他們停止行竊的話，他們就會變窮，因為窮人會偷他們。因此他們又請了窮人中的最窮者來幫助他們看守財富，以免遭窮人行竊，這就意味着要建立警察局和監獄。因此，在那個誠實人出現後沒幾年，人們就不再談什麼偷盜或被偷盜了，而只說窮人和富人；但他們個個都還是賊。
唯一誠實的只有那個誠實的人，但他不久便死了，是餓死的。」

得到「特權」後會捍衛 這是人性

引述卡爾維諾的故事，因為他在19歲的時候，已經在問一條核心的人性問題：當人人都有點「超錯」，人人都是共犯，人就是不是會忘記，什麼是對，什麼是錯？
反對政改（或區議會修正方案）的人，大多都沿用一個邏輯：若區議會方案通過，泛民失去道德高地，將來就要取消功能組別就會更難。

加上看完薇煲大辯論，我想到幾個問題，還望各位看官讀友討論指教：香港人，你是不是支持「特權」的？當少數人「嘗到甜頭」後，要「取消（功能組別）就難上加難」？當一些人得到（真或假的）甜頭，他們會忘記什麼是公義嗎？他們會忘記他們之前相信什麼，爭取什麼嗎？他們會願意放棄特權？香港是一個資本主義社會，不是「人人生而平等」的社會主義社會。人可以得到「特權」之後，就會去捍衛，這是人性，因為這個世界，大部分人都相信他們是「有權利」比別人得到更多「權利」的。

活在一個價值觀扭曲的社會，人要活得誠實，卡爾維諾說，最後會餓死的。

如果，如果這個方案真的通過了，香港人會因為得到區議會一票的小甜頭，就以為自己是特權分子，忘記功能組別的惡，忘記功能組別需要取消，這就是香港人的質素問題。

看到這兒，我相信大家都有人性。就問大家一條關於人性的問題吧——人得到一些特權後，真的……真的忘記公義嗎？

成名 - 應否全面廢除功能議席？

2010年2月10日

【明報專訊】政制諮詢至今，應否全面廢除功能組別，已成為各方爭論的核心議題。10多年來，反對全面廢除功能組別者，反反覆覆基於如下觀點，堅持其立場：

（一）功能組別議員提供獨立和專業的意見，就多方議題廣泛參與立法會辯論，提高立法和施政水平；

（二）功能組別有利於經濟發展；

（三）功能組別「平衡」社會各界的利益，有利各界「均衡參與」。

但上述觀點可有足夠依據？

有助獨立和專業意見表達？

功能組別的選民基礎只有23萬，更由於它們是由某一界別選出，它們所着重的往往只是自身界別的利益，而非全港市民的福祉。現時立法會功能組別明顯偏重工商界利益，工商界背景或相關行業的議員已佔30個功能組別議席中的一半以上，在現行分組投票下，在功能組別只需要最多15名議員投反對票或棄權票，便能否決議員提出的提案。

事實上，一項針對1998至2004年間，就功能組別議員有關社會政策提案的研究，發現功能組別議員傾向以狹義的角度理解他們的界別利益。當界別的利益不能成為立法行為指南時，功能組別議員通常放棄商議法例，或只跟隨所屬政治團體的路線，或政府意向投票。這項發現反駁了功能組別會經常注入獨立的意見、豐富立法辯論的假設。另外，研究指出很多功能組別議員的經驗或者專門技能和政策制定並沒有太大關連，這亦解釋了他們在很多立法討論中根本缺乏參與。

該項研究還發現，當一些功能組別議員認為辯論議題與組別利益無關時，他們參與立法會討論的積極性也大大減少。另一項研究也發現，當討論一旦涉及廣泛的經濟議題時，只有少數來自功能組別的立法會議員能擺脫其所屬組別或黨派的掣肘，提出獨立意見。上述兩項研究均反駁了關於「功能組別議員能提供獨立和專業的意見，和廣泛參與立法會辯論」這一觀點。

有利經濟發展？

要維持香港經濟發展，關鍵之一在於香港能否確保市場的公平競爭。可是，香港現時很多行業都存在不公平競爭，例如超市、運輸、能源等行業，由於不公平競爭，造成市民的開支增加。不公平競爭亦阻礙有創意的企業進入或停留在市場，削弱香港的競爭力，進而損害經濟發展。

根據消委會1994 年的報告，兩大超市集團在1985至93年的門市數目愈來愈多，同一時間，其他超市的門市數目則愈來愈少，此外，業界亦估計兩大集團的營業額市場佔有率約為七成。香港在2002年8月前30個月累積通縮4.5%，但消委會調查發現，本港三大超市逾63%貨品的售價不跌反升，正價升了3.6%，即使計算優惠特價，升幅仍達1.5%。中小型的超級市場亦屢屢抱怨，指該等大企業以本傷人。為確保公平競爭，現時世界上已有至少100個發達與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在內）訂立了公平競爭法。

儘管香港目前極需推出公平競爭法維持經濟發展，然而相關議案卻在分組投票機制下多次被功能組別議員否決。否決的理由很簡單，包括「毋須監管」、「業界自律」、「現行法律已足夠」、「先考慮，次諮詢，再調查，後研究，最後再討論」等。其實，否定公平競爭法的功能組別議員只有一個目的：為了自身界別的利益而抗拒改變。在2004年，功能組別議員出於同樣目的，不僅反對政府檢討競爭政策諮詢委員會的運作，連政府僅僅就公平競爭法進行「可行性」的研究也公然反對。此外，筆者曾翻查1998至2004年立法會的投票記錄，發現大多數關於提升香港經濟競爭力的立法動議均來自地區直選組別，而非功能組別的議員。

另一項研究發現，在2000至2004年間的立法會辯論中，功能組別議員曾建議政府，作出扭曲公平競爭的干預。例如，功能組別支持政府在沒有公開投標的情况下，以低廉地價將數碼港批給在相關管理經驗方面具爭議性的本地財團。

上述研究表明，大多數功能組別議員在立法會投票時，首要考慮的，乃是既得利益集團的好處，縱使為此犧牲自由市場經濟、公平競爭乃至香港的經濟發展也在所不惜。

「平衡」各界利益 有利均衡參與？

要「平衡」社會各界利益、確保公民自由，有效的政治問責和合理監管商業行為乃是必要條件。基於1998至2004年的立法會投票記錄，筆者研究了立法會議員在兩個關鍵政策——（1）公民自由，（2）政治問責——的投票行為，發現有關改善政治問責的動議，大多數來自地區直選議員，而非功能組別議員。另外，所有關於保障香港公民自由的動議，同樣都是來自地方直選議員，而非功能組別議員。

實際上，對於一些威脅公民自由的議案，包括《基本法》23條和《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的立法，許多功能組別的議員都投了支持票。當《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於2006年通過時，政府強調該條例是要確保執法機關有效打擊犯罪活動；然而自該條例執行至今，兩年間竟有至少15宗執法人員違規竊聽，或擅自刪除相關資料，以掩飾其違規行為，嚴重蠶食香港法制基礎。相反，泛民主派曾在2009年提出「促請政府立即檢討上述條例」的議案，卻被功能組別議員否決。

此外，備受爭議的高官問責制實施以來，問責成效令人懷疑，問責官員與高級公務員之間的分工含糊不清，但大部分功能組別議員卻支持該制度；2008年5月，政府公布了新增副局長及政治助理，一方面他們普遍缺乏相關政治經驗，另方面，其薪酬之高，迅即令社會嘩然；之後，泛民主派提出議案，刪除副局長及政治助理職位的開支預算，卻遭到功能組別的否決。

最後，社會各界利益能否平衡，在乎商業行為能否受到合理監管。不少港人耗盡畢生積蓄，為求購買一個住宅。可惜，香港的地產商連明碼實價的基本商業原則也不遵守。為此，來自地區直選界別的立法會議員在2006年向政府建議：規定發展商在售樓說明書中，須提供位置圖則、樓面平面圖、價目表、所須繳付的其他費用及收費等等；並禁止包括內幕交易、虛假交易、操控價格，以及披露虛假或具誤導性的資料等市場失當行為，但議案遭到功能組別議員的否決。同樣，另一個於2008年提出的議案，即「籲請政府立法規定發展商於售樓說明書上載列樓宇實用面積」，也遭到功能組別議員否決。

此外，儘管屏風樓的建築，不單影響景觀，且妨礙空氣流通和採光，威脅市民健康。然而，地產界堅持要「賺到盡」。在2007年，一個僅僅促請政府「考慮」以立法方式進行規管屏風樓的議案，也被功能組別否決。

綜上所述，從屬親政府陣營的功能組別議員不僅未能確保公平競爭、公民自由和政治問責，還損害了自由市場經濟和公平競爭，以及在種種影響民生的提案中，偏幫大財團利益。因此，中央和特區政府應立即承諾不遲於2020年廢除任何形式的功能組別。這樣不僅有利於香港的繁榮穩定，還有助真正實現中央政府承諾的2020年全面普選。放眼世界，在已實現「真普選」的民主社會裏，若要吸納專業人士意見，大可以通過政黨、智囊團、專家小組、立法委員會等渠道。一再堅持以為只有功能組別才能提供獨立和專業的意見，以達至所謂均衡參與，從而促進香港經濟發展的陳腔濫調，不僅與事實相距千里，更是一項破壞香港長遠安定繁榮、不折不扣的愚民政策。

研究來源：http://ihome.ust.hk/~somsing/index.htm

作者是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

陳雲 - 困局之內爭民主

2009年11月22日

【明報專訊】香港夾在自由世界和共產中國之間，往日得到英國和美國的庇護，香港一直享有政治特權，並以此交換中共的經濟利益。中國經濟改革成功之前，仍需借助香港的融資服務和制度參考，仍須假裝向民主自由進發而容許香港做中國的民主試驗場。目前，中國的經濟改革看來成功了，即使危機四伏，畢竟經濟總量驚人，在金融海嘯之後，更由於貨幣不自由、並未過分牽涉入國際信貸而得以獨善其身，忽然變得財大氣粗，一闊臉就變，不但不承諾香港有普選特首及立法會的日程，反而放下一隻民主鳥籠。

困住香港的政治悶局

香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回歸中共，當時正是冷戰結束，香港處於苦悶而又不大安全的世界權力轉換時期。美國以美元資金進入中國大陸，中國工廠的廉價產品令美國的生活水平得以維持，中國持續購買美國債券令美國得到融資，人民幣掛鈎美元，並長期維持低匯率。共產中國向自由世界的美國進貢及輸血，換取經濟發展及默許政治集權，中共為持有美元的投資者充當買辦和打手，而美國輸出民主、締造世界和平的國策仍未改變。論義，美國要香港和中國大陸民主化；論利，中共維持一段時間的集權，有利於美國榨取經濟利益，度過本國經濟復蘇的難關。當然，美國期望，中共維持集權之際，在維護人權、宗教自由、香港民主化方面做得門面光鮮一些，不要令美國難堪，可惜中共避過兩次金融風暴之後，已自覺強大，運氣又好，於是不甘委屈，並不如過去十數年般的領情。近年中共對香港也愈來愈不客氣了。

香港的民主助力，部分來自美國聲援、部分來自本土爭取；香港的民主阻力，部分來自中共的壓制，部分來自本土資產階級的專政慣性。美國自己有國際正義與國家利益之間的利益換算，面對本國的經濟困境，不會出面支援香港民主；香港人民慣於享受政治照顧，一般人不大願意付出抗爭的代價；中共財大氣粗，况且國內也有政治隱患，無謂在香港開啟民主之門而招惹麻煩；香港的資產階級，則因為政府持續輸送利益而令此地財富更為集中在富人手上，恐懼引入普選會引致特權及財富流失。此消彼長之下，香港能夠繼續爭取民主的動力，只剩下民眾的決心和行動的策略了。孤獨令人恐懼，但也令人成長，恰如魯迅題《彷徨集》之詩﹕「寂寞新文苑，平安舊戰場。兩間餘一卒，荷戟獨彷徨。」

香港人要成長起來

目下，香港人如要民主，只能運用自己僅存的制度資源、民主政黨、言論自由和文化想像力來爭取。這是個艱難的歷程，也是香港成長必經之路。香港的民主進程，不能總是靠英美的照顧及中共投鼠忌器式的放權，香港要離開特權的護蔭，如世上最終爭取到民主的人群一樣，自己付出努力，付出代價。頂得住北京的威嚇、頂得住親共爪牙的辱罵，頂得住本地部分變成鷹犬的警察和特務的滋擾，要視香港為家，便要以沉靜的、柔韌的、有時要犧牲或支持人家犧牲抗爭。

有激進的人願意出面承受犧牲的代價，是勞苦民眾的福氣，勞苦大眾不應背棄或戲謔出來抗爭的義人。香港的窮人服膺「和諧社會」，是住進牛棚當奴隸而已，家已經給富人抄了。石崗菜園村、「領匯」統治的商場和無數舊區重建的例子，就是窮人被抄家的歷程。我不是要香港的義人上街暴動，恰恰相反，在中共的強勢高壓之下，義人要尚智好學，要沉靜思考，認識國際局勢，認識香港社會壓榨的真相，認識孤立無援的困局，堅決而柔韌地持續抗爭。不是要犧牲，而是要以犧牲來博取成功。博取成功的條件未足夠，不可輕言犧牲，而應集結正義的勢力。

由於中共處於強勢，香港的義人要在安全的範圍內，明確表示爭取民主的態度，無論民主黨派如何不濟，都要投民主黨派內的先進分子一票，不能以犬儒的態度回避投票，或者出於戲謔或意氣，而投票給親共、親商的候選人。每張正義的投票，每次民主示威得到正義市民的默默贊許，都顯示香港爭取民主的決心。好好地讀書、看報，以完整的句子傳情達意，蔑視親政府的宣傳，幽默地嘲笑民主的敵人，做一個快樂的抗爭者。不論爭到政治民主與否，都要盡量在日常生活實踐民主和寬容。

目前，中共不責成香港政府復興工業、農業等在地產業，港府則以高端產業為幌子，以資訊科技、文化區、創意工業等概念圈出土地或工廠大廈予商人開發房地產圖利。香港本土經濟不興，北京則以跨境投資及跨境消費的方法增加香港的經濟依賴性，進入控制香港的命脈。然而，即使跨境投資和跨境消費，要在香港長遠立足，要令本地資本家得益，也需要香港社會持續有正義的民氣與誠信的服務。這些都是要富人付出代價來建設的，不能一味勒榨殖民地留下的正義民氣。

香港資產階級要有政治覺悟

睿智的財主佬並不反對有人為社會公義奔走，一些甚至在背後透過基金會轉折資助。聰明的美國商人最懂得玩這套，一邊資助右派政黨，一邊資助社會抗爭活動；他們不是騎牆，而是兩邊都是利之所在。用一點金錢資助，或者只給予道義默許，就有人在香港鼓吹公義，維持整個社會的良知，令社會講求誠信，有正義感，見義勇為，有錢人不會被民眾鄙視，被公司的會計欺騙，被律師敲詐，不會被司機標人參，不會被廚師下毒。內地的大城市也很繁榮，但始終不會令有錢人放心安居，託付身家性命，就因為香港的公德比大陸好。良知擱久了，會麻木，會枯萎，維繫公德的生命力，要經常透過衝突和抗爭來演練、來灌溉。

資本家以功能組別及分組點票來盤踞香港政壇，已到了神憎鬼厭的地步，社會仇恨富人的心態正在蔓延。即使香港有了民主，資產階級仍是有資源取得社會控制的，而且控制得來有體面，只是要付出多些努力而已。這一代的資本家也要upgrade自己，也要世故起來，要懂得玩兩手政治，不能靠一味依附共產黨。當中共的人民幣被迫成為自由的國際貨幣，人民幣不再依附美元，美國逼迫中共當大哥、不能再認弟弟，中共以金融勢力形成亞洲權力圈而美國完成經濟整固的時候，中美就會有大衝突。以中共的知識能力和處理危機的能力，到時便會焦頭爛額。香港要自保，香港的民主進程、國際化進程、（反共的）中華化進程，其實就是要維持香港的政治特區地位，在國際衝突之中令大家對此地留有一手，令香港倖免於難。以此觀之，香港親共，是自尋死路。中共不許香港先行一步，不許香港做民主實驗，是全國一盤棋、攬住一齊死的心態。然則，香港人不會那麼蠢，坐待滅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