練乙錚 - 黨國不分是中華傳統 忠君愛國即愛國愛黨

氣短集   香港蘋果日報   2017年9月20日

十大學校長聯署聲明發表後，社會分裂更深更廣，因為聲明觸及今天的港陸對立焦點──言論自由。自由當然有前提，問題是統治階級開出的限制通常較嚴苛，現存體制的反對者卻要求寬鬆。可憐諸大學校長儘管學貫中西，卻一輩子未曾真正面對過這個忽然變得空前尖銳的矛盾，乃有進退失據的場面，有的還以今天的我打倒昨天的我。

其實，這些學者若在世界上絕大多數其他文明地方當學術領導，都會不過不失，但在香港卻被迫在一些敏感問題上表態支持統治階級，殊為不幸。覆巢之下無完卵；釋法DQ之後，言論自由的基地何可不遭蹂躪、大學校長哪能避開狼吻？這些從來十指不沾陽春水的政治乙女，大家不應該以打不死的獨自派領袖人物的標準來評核。當然，他們頭上一向頂着的那一抹德望光彩，也就從此失去。

中共與中國文化

共產黨污手觸碰過的事物，無有不變糞土，但在它的支持者看來，卻都是值得敲鑼打鼓歡慶的盛世事。如此醜惡常態，恐怕是國人自身文化基因裏的問題，不能都怪馬列史。

1958年，新儒家代表人物唐、牟、徐、張聯合發表長文《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們對中國學術研究及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認識》。四位學者對中國文化的看法幾乎完全正面，不足之處在於民主自由的觀念薄弱，有種子卻未發芽，需由西方輸入作補充。對於中共的思想來源，他們則認為「根本不是中國的」。筆者認為這是過分武斷和樂觀了。

中共的信仰體系其實包含大量傳統文化的東西，非常中國。舉例說，民主派常常指控中共「黨國不分」。他們認為共產黨的確壞透了，但無損中國特別是中國文化的偉大；黨國有別而且可分，反共乃必須，但卻不能因此不愛國。（這是「大中華」民主派無法接受港獨的重要原因。）

但是，如果我們把「黨」理解為一個以某種包羅的政治和道德規範組織起來的壟斷性精英利益共同體（如今天的中共），那麼，在傳統中華文化裏，皇帝家族一姓及其委任的官僚體系就是一個黨（可稱作帝黨），這樣的黨和國家不僅不可分，甚至更是黨國一體、黨即是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句話，便是在諸如《詩經》、《左傳》、《孟子》等古籍裏，儘管用作目的或不同，意思卻一樣。

與這個政治秩序共生的意識形態，就是後儒所說的「忠君愛國」；這與今天中國由「姓黨」的一家專政底下對人民提出的「愛國愛黨」說法雷同。（兩個說法裏的黨、國次序倒轉了，但以黨為依歸的意念則一。）

有人會說，孔子和孟子等先儒對君臣關係作了民本解釋，否定了絕對意義上的「忠君愛國」思想，因此中華文化的優良傳統是與中共那套不相干的。但是，如果拿孔孟的言論原文細讀，並不能清楚得出這樣的結論。孔孟論述君臣關係時，的確提出過含進步意義的說法，但用現代語詞形容的話，是打了擦邊球，迴避了矛盾，「忠君愛國」的思想並沒有因此動搖。

《論語．八佾》記載孔子與魯定公的一段對話。定公問：君王任用臣下，臣下事奉君王，彼此應遵循甚麼原則？孔子答道：「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這裏談的是在正常狀態底下的君臣關係博弈平衡──（禮、忠）就是一對平衡策略。孔子沒說明的是，如果皇帝（中共）不「禮」，臣下（港人）還要不要「忠」。

到了孟子那裏，矛盾就比較尖銳。《孟子．梁惠王下》記載了齊宣王和孟子就歷史上湯放桀、武王伐紂兩件事的一段對答。齊宣王問得很刁鑽：那樣臣弒君，可以的嗎？孟子答說：損仁的人叫賊，損義的人叫殘，殘與賊都是大壞蛋，殺大壞蛋不算弒君（「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孟子的迴避很技巧、很得體──湯放桀、武王伐紂的事都做對了，但桀、紂不夠格稱人君，殺了他們，也沒違反「忠君愛國」大原則。

面對一個王，孟子很明顯不能不這樣說。但這是非常危險的邏輯；文革期間，黨認為「反革命」不是人，殺了也不算不人道。或者，今天，黨認為港獨是狗，關起來打也不算違反人權。

國家──不可愛但可憂

我們說，中華文化博大精深，裏面有很多東西可以作十分正面的解讀，例如孔孟的人本思想；那是沒錯的。然而，嚴格而言，理論上孔孟都沒有乾淨利落地突破當時的最高政治道德規範──忠君愛國。原因很可能是太危險了，就像今天鼓吹香港獨立一樣。於是，忠君愛國一直作為後儒的政治規範和核心價值而存在，演化為今天中共提倡的「愛國愛黨」。上述四位新儒家認為中共思想不來自中華文化，但事實上中華文化並不如想像中那麼純潔。

中共固然破壞了不少中華文化的優良部份；但在中華政治領域裏，黨國不分才是一貫的，中共實際上繼承了、代表了中華文化政治傳統裏的這個核心部份。

相反，黨國二分、黨不同國的說法，的確是舶來品，是西方近現代出現了民主體制、政黨政治之後，傳過來中國，由梁啟超等人介紹給國人的。中共罵民主派、異見人士反對一黨專政乃照搬西方，大家聽了也許非常反感，卻大體上符合事實。便是新儒家也承認，中華文化本身開不出民主制度，一定要倚賴西方文化這方面的輸入。

明白了這點，大中華民主派的思維裏便可能出現信仰危機：中華政治傳統與民主價值既然沒有多少共同點，那麼這個國家有多可愛？如果在民主派的價值體系裏，政治民主是最重要的東西，則中國（指傳統中國，不指今天的中國）並不特別可愛。事實上，中國政治人愛國，從來都不是因為她可愛，反而是覺得國家可恨、可憂的多；憂國是中華人的國家感情特徵。然而，一旦絕望了，憂就成為多餘，剩下的就是恨，而且恨還會變質，從恨鐵不成鋼的恨，變成憎恨的恨。涼薄之意興而「恭喜」之語出。（說到底，後者不過是北方語「活該」或粵語「抵死」的訕笑版，並不特別冇人性。）

中國的政治從來都不很可愛，那麼，土地如何？人民如何？文化的非政治方面如藝術又如何？無疑，比起政治，中國的這些方面有較多可愛處，但也並非全然。

如果考慮到中國近五百年來大部份時間都是擴張掠奪成性的陸地帝國主義國家，行徑和西方海洋帝國主義其實沒太大分別，有的主要是「時差」──中華帝國主義的全盛期比西方出現的早了一百多年，那麼，中國的很多土地就不那麼可愛，因為是古今皇朝政權從周邊界外搶佔得來的；新疆、西藏、內蒙、台灣都如是。東北則本來是滿洲人的，滿族入侵中國建立大清帝國，亡了之後給中國反吃過來的，那也不是甚麼特別光彩的事。

比西方的更可惡

事實上，中華帝國主義有比西方帝國主義更可惡的一點。二次大戰的西方勝利國也起碼讓很多以前的殖民地獨立了，但中華帝國至今沒有那樣做，一直大剌剌佔據那些搶佔回來的土地，以「同胞」名義欺壓當地人民。中土人若說愛西藏的土地，藏人聽了會非常反感。那種愛，道德上其實很低劣，因為愛的是偷搶回來的贓物。這些「不方便事實」，都給中共史觀和民國史觀巧妙地掩蓋了、篡改掉。

中國的人民也很可愛，尤其是非常窮苦的時候。中國的詩詞歌賦曲書畫的成就極高。中國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東西，世界第一（瞿秋白語）。對一些港人來說，這已足夠讓他們愛北方的國、反香港的獨。但對另外很多特別是受2047問題困擾的本地人而言，認識清楚了中華文化的專制主義和帝國主義歷史脈絡之後，其餘縱還有正面的價值觀念、生活方式和藝術元素不必也不容否定，也不足以壓下分離主義的心魔了。

卓文 - 中國知識分子悲哀

夾心人   2017年7月17日

第一次接觸「文字獄」，應在小學讀清朝故事之時。記憶中老師指做法不對，但心底覺得沒什麼大不了。得罪皇帝被殺頭，是正常的事啊。年事漸長，書愈讀愈多，加上接觸世界文明，才明白文字獄之可怖，更是對知識分子一種踐踏。

人和野獸最大分別，是人類懂得思考。有思想，自然要表達意見。若只求滿足生理需要，或者不能發言，和禽獸及奴隸沒有分別。有幸身為知識分子，更有責任為國家為民族提供意見。不過在中國，這似乎是一種奢望。

中國有以言入罪傳統。參考《維基百科》，最早文字獄，可追溯至公元前春秋時代。為禍最烈的是，清朝康雍乾三代，文字獄個案超過160宗，牽連人數成千上萬。民國時代，情況好不了多少。因為言論（特別是支持共產黨）被迫害的不知凡幾。幸運的是，民國政府遷到台灣後，民主制度開始在九十年代落地生根，知識分子重新受到尊重。相反在大陸，進步無私執政黨，對文人壓迫變本加厲。自立國以來，先有「反右運動」，後有「文化大革命」，數以百萬計知識分子慘遭迫害。開放後曾有一段太平日子，近年隨着國勢興盛，反而重歸壓制傳統。劉曉波先生一介草民，只是行使憲法賦予的言論權利，便被囚禁至死，妻子還長期受到軟禁。這是一個什麼國家？

中國到處都充滿了野蠻的行徑，習近平又集軍政大權於一身，國際社會對此事未宣之於口，後世會如何評價。這樣對待劉先生，一方面引起公憤，另外對真正愛國之士，也是嚴重打擊。有志有節之士愈來愈少，剩下的只是唯利是圖、阿諛奉承之輩。今次代價太大，中國遲早要償還。

徐緣 - 誰更辱華？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10月30日

香港有好多人，近期集體患上「肉緊別人不愛國症候群」，患者輕則心痛如絞，重則青筋暴現，梁游兩位新晉議員的玩嘢誓詞，明顯觸動到一眾愛國者的神經。對很多人來說，愛國天經地義，但現實是香港年輕一群越來越多人討厭中國，在一味義正辭嚴「迫人愛國」之前，我認為要嘗試理解他們不愛國的成因。

我外公那一代，經歷過中國被侵略的苦難，列強的邪惡嘴臉刻印腦中，愛國心特別濃烈，當中夾雜不忿的抑鬱和自強的期盼。七十後的我，所接觸的中國已脫離戰亂，但仍是一窮二白。文化大革命的餘毒，讓中國在文明上處於第三國家水平。當年見領導人與外國元首會面，永遠要放一個痰罐準備吐痰，一眾訪港阿燦老土兼核突，視公德如無物，雖然覺得很羞家，但始終對中國同胞有一份同情與體諒，明白改革開放下他們正努力與世界文明接軌。這奮力圖強的弱者形象，較易喚起人們鋤強扶弱的天性，中和了大陸惡俗行為的煩厭感，挑動港人相助共勉的民族情緒。在那個年頭，「愛國」一詞聽起來比較熱血、比較單純，隱含着共建祖國或需的一點犧牲。

但新一代年輕人的成長期間，中國已進身強國之列，能透過經濟手段向他國施壓，但在人權民主自由等領域卻乏善足陳。部分國民脫貧形成巨大消費力量，其購買力透過開放貿易與自由行滲透全球，一些低質素旅客插隊打尖高聲叫囂等不文明行為伴隨龐大消費力，換來「蝗蟲」污名。看到年輕人網上的咆哮，我能夠同情地理解他們對中國的厭惡，因為其所認識的祖國跟我們那輩不同，從一開始就不是弱者，而猶如一位財大氣粗的暴發土豪，是為利益為穩定，可以漠視普世價值打壓弱勢的惡霸技安。今天的「愛國」 一詞，也好像被污染了，沒從前那麼純潔，總覺多了一陣維穩埋堆拿着數的銅臭味。

梁游的支持者不少對中國反感，所以兩位議員將其藐視反映在誓詞上，有人對當中用字有否辱華成份作詞源分析，但侮辱的意圖其實相當明顯。兩議員擺明侮辱又不敢直認，還辯說是鴨脷洲口音，無疑相當小學雞。但是否要為一兩個不恰當的措辭上綱上線，非迫他們道歉不可，又是另一回事。

近年中國經常被取笑玻璃心，搞出不少「被道歉」鬧劇。周子瑜那段像 ISIS 俘虜般的悔過宣言，聞者傷心；日本模特兒水原希子在 Instagram 只因為like 了一張艾未未在天安門舉中指的相片，就被指辱華而要公開道歉，聽者流淚。台灣社運人士王奕凱在年中發起「第一屆向中國道歉大賽」，嘲諷大陸官媒及網民，外國人踴躍參與恥笑一番，令華人面目無光。泱泱大國，表現得心靈太過脆弱，經常要人跟你道歉，其實也失禮國際，是一種自侮自辱。

侮辱一個國家，有程度之分。18世紀著名哲學家Claude Adrien Helvétius曾說過：「To limit the press is to insult a nation; to prohibit reading of certain books is to declare the inhabitants to be either fools or slaves.」辱國，其實指侮辱一國之人民。Helvétius說得清楚，限制新聞自由，是辱國。若將侮辱國民智慧、把人民當作奴隸笨蛋視為辱國的話，那麼今天國內的網絡封鎖新聞河蟹，是辱國。以言入罪，將論述理性溫和的《零八憲章》起草人、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囚禁至今，是辱國。檢控為自己兒子飲用有毒奶粉腎結石而出頭的趙連海尋釁滋事，是辱國。把刑滿出獄的民運人士李旺陽迫死還要對外說成自殺，是辱國。打壓帶領烏坎村民抗議中國官員私賣人民土地的鐵漢林祖戀，是辱國。大規模抓捕國內維權律師，箝制人民自由，是辱國。粗暴對待含冤受屈的上訪人士，令他們無法行使憲法所賦予的申訴權，是辱國。六四今天也得不到平反，是辱國中之辱國。

若逞口舌之快責罵中國人無恥，是口頭辱國；那麼一些人以中國人身份作出無恥行為而貽笑大方，就是行動辱國。國家文明富強的話，口頭辱國只是無的放矢，無病呻吟；但行動辱國卻是實際影響世界如何看待中國人，影衰整個民族。

在外地景點古蹟上亂刻「到此一遊」，破壞地球文化遺產，是辱國。讓自己小孩隨地大小二便，在街上亂拋垃圾四處吐痰，是辱國。食自助餐餓狗搶屎吵架動手，死霸爛霸後卻吃不完亂葬崗般棄於枱上浪費食物，是辱國。死不排隊爭先恐後，被指責不守秩序還惡人先告狀，是辱國。有個臭錢就目中無人狗眼看人低蝦蝦霸霸，不懂發財立品，是辱國中之辱國。

我們希望下一代愛國，靠惡靠迫永遠只有反效果。因為淪落到要以權以勢迫人愛國，本身就是一件很窩囊的行為。事無大小都說感情受到傷害要人家道歉歌頌，也相當老土，毫無大國胸襟。責罵別人辱國之前，不妨先檢視自己有否辱國行為，嘗試在生活上擁抱普世價值，偶爾發揮一點人性光輝，當每個中國人都盡一分力做好自己，合起來這個國家才會越來越吸引。要年輕人愛國，只能以理性為基，以文明為本。

與笛卡爾和萊布尼茲齊名的17世紀荷蘭哲學家Baruch Spinoza，有句名言很適合送給所有「肉緊別人不愛國症候群」患者：

「Minds are conquered not by arms, but by love and magnanimity.」

Magnanimity，正是經常指控別人辱華要求別人道歉的中國人最需要的品性，以意譯最接近的兩個中文字是：

「氣度」。

龐永欣 - 又關學校和教師的事

明報   2016年8月17日

港英年代下令「學校不准談政治」，擺出的道理是：教師在學校傳播政治知識，學生年幼無知，容易受到不當的影響。當然，愛國左校並不聽命，長期對他們的學生進行「政治教育」。

到了回歸過渡期，學生年幼無知易受影響的說法收起了。相反，學校和教師被批評為「政治冷感、迴避現狀」，因此要大力推行「公民教育」、「國民教育」，謂教師只要保持客觀持平中立，在學校向學生講述政治並無問題，甚至是應該的。直至年前「愛國教育」指引出現，教師又被指導，要令學生有感情的投入，看見五星旗時就掉淚。教師應客觀持平中立之說又實際上被擱置。

今天有人說要宣揚「港獨」，立刻有人掣出港英年代「學生年幼無知，容易受到不當的影響」之說，甚至威脅學校和教師必須「清晰地反港獨」，否則就是支持港獨了。唉，連當年冷感和迴避的權利也沒有了！

我的觀察是：一，學校和教師是最沒有權力的一群，在政治議題的教學上任由吩咐和擺布；二，負責吩咐和擺布的人把學校的政治能力誇大了，從來沒有證據說明教師灌輸政見有多大的成效。君不見，某些學校有極鮮明的政治立場，天天講愛國，學生還不是左耳入右耳出，甚或反感和出現反效果？三，在政治圈中宣揚要學校和教師做些甚麼和不做些甚麼，可能是最舒服和最 cheap的政治表態方法；把童齡自殺、學校鉛水、港獨等問題一於推由學校解決，就可避談問題的根源和社會背景，不當的管治政策更可視而不見了。

鄭立 - 「中國人」是一種宗教

PTT   2016年7月23日

在清末的時候，因為滿清帝國面對多難之秋，一群被清帝國統治的臣民，當時只有滿漢之別，但所謂的漢人，其實也只是一個不斷被重覆回收的詞語，有些人以為漢人是源自漢代，這是把事情刻意搞亂。其實不同時代，用過漢人一詞，所指也完全不同。

例如元代，所謂漢人，指的是華北金帝國統治的居民，哪怕講地理，像福建和廣東這種人，在元代被稱為「南人」，這點你翻歷史課本也有。如果說元代之前漢人都一直是今天的定義，那是明顯是矛盾的。那時候的南方人既不自稱漢人，也不被稱為漢人。

我在讀碩士時，教授講滿清時，就指出了，滿清重新強調了漢人這個概念，在於不同的階級身份，簡單來說，滿人自己當滿人，也就是特權階級。然後再為那些習慣了科舉體系的民族群，歸類為漢人，所以「漢人」並沒有相同的語言，甚至生活習慣，文化，種族（以廣東閩南就十分明顯）都迴異，但對於滿清帝國而言，只是一個統治單位，他們的帝國包括了滿洲，蒙古，西藏，以及關內十八省。如果要講漢人這身份的特徵是：使用漢字，參加科舉。

故此漢人並不是一個民族，漢人是一群被科舉連起來的民族。

清末的時候，為了反清，孫中山主張的「驅逐韃虜」，就是企圖團結所有漢人去反清，事實上，清亡之後，孫中山就跑去南京祭明陵，可見他的用意是自視為明朝的繼承者。他一直強調漢人，這是他說服海外華僑，以及馬來西亞華僑回國去對付滿清的論據，否則，別人為何要為你拼命回大陸搞恐怖活動？

而另一邊的梁啟超，作為維新派，他的想法是包納滿人。所以在1902年才提出了「中華民族」的觀念，其實是回收一個經常在古籍中出現，但定義不清楚的「中國人」詞語，企圖給予新的定義。對，臺灣與香港成為殖民地「之後」，才開始有中華民族這概念的。

當年的歐洲流行的是「民族國家」，nation-state，主張自己是一個民族就有資格擁有一個國家的主權。如果認真來說，清帝國應該四分五裂，滿藏回藏各自一族，而漢人也會分裂成多個不同民族。但梁啟超不想這情況發生，他便建立了一個叫「中華民族」的東西，把所有民族降格成為「少數民族」，而中華是一個「民族」，才能變成nation-state的China。

因為需要有「完全繼承清帝國領土的新國家：中國」的存在，所以才創造出「中國人」，因此，中國人這身份，是一種人造的政治工具。

所以，之所以會有「中國人」，本質上就是為了在面對民族主義浪潮時，把清帝國整個領土繼承下來的方法，說得難聽點，中國人這身份，是為了曲解民族主義而存在的。民族主義，原本就是為了瓦解這些中世紀留下來的多民族帝國，即例如奧圖曼帝國，俄羅斯帝國，而產生的思想。在這樣的思想下，清帝國也必然會崩潰。

而梁啟超希望的是將整個帝國說成是一個民族，當然他沒有想像到，他這樣的曲解，會引致日後文化清洗，文化迫害和認同清洗的後果。他間接令到很多文化因此被滅絕。因為單一民族國家，強調一種血統，一種語言，一種文化，一個國家（希特拉的說法），而當很多客觀事實證明清帝國不是時怎辦？唯有用各種手段把他清洗到「是」。

但這本來也只是梁啟超的主張，直至去到辛亥革命成功後，清帝國終於倒下時，才面對一個政治現實：像滿洲，他被日本和俄羅斯虎視，清帝國倒下他們還是需要被保護，而且上面也真的有資源，而明顯地，在清帝國這麼長久的統治下，華北與滿洲已有很多不可切割的政治以及經濟關係。所以孫中山理想的驅逐韃虜把他們趕回滿洲，這個概念，不合政治現實。

所以不久之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也被迫接受梁啟超的主張，就是把滿漢蒙西藏，民族融和成一個大的「中華民族」，回收「中國人」一詞。其實就是為了在論述上建立基礎，去處理滿洲西藏新疆等問題。不然，你都驅逐韃虜了，滿洲關你甚麼事？

而中國人的概念，去到抗日戰爭時，得到最大的強化。面對日本的侵略，各地的民眾感到無力，期望各個政府團結起來（這也是「民國無雙」第二劇本的劇情），但你知道這些各地政府一直都互相爭戰，互鬥，根本不會團結。

在這時候，中國人就成為了一個「道德」，大家都承認自己是中國人，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共抗日本的侵略。中國人的思想，就在此時修成正果，其實重點是這時候這些受侵略者，需要團結，當他們需要團結時，就發覺，那時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大家都共同擁有中國人這身份，再說服大家不要互鬥。張學良為何要西安事變？你要明白對他來說有感情的地方是東北。

故此，中國人身份的訂立，是大日本帝國侵略的副作用。而在二戰之後，因為深受戰爭之害，不論失去所有東西來到臺灣的國民黨，逃難而一無所有的香港人，以及不斷政治運動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中國人這身份是從苦難中得到了確認。而成為一種思想。

所以在六七十年代的影視，「中國人」觀念這麼強烈，就是這樣。這是痛苦所引致的，大家希望大家都變成強大的「中國人」，這樣就不會再受戰爭之苦。問題是，去到時間再過去，這些人當中又會有人成為了侵略者和戰爭的源頭時，中國人這身份，就從保護到者的工具，變成侵略者與統治者的工具。

如果你閱讀清末民初的文獻，你會發現，其實當年的人沒今天那麼含糊，例如廣東那時的文獻，就會把「潮汕」，「廣府」，「客家」直接視為三個不同的民族。而不像後來講的「民系」。

總之講來講去，中華民族或中國人三個字，他的存在目的，就是要找一個合理的解釋，怎樣將前清帝國的疆域，置於一個政治實體統治的理由，所以才會拗來拗去，龍門亂搬，一時說國籍是中國就中國人（馬來華人：...），一時說用漢字就中國人（日本人：...），一時說黃皮膚黑頭髮黑眼睛（亞洲：...），一時說「漢族血統」（新疆人：...），一時說自古以來某王朝統治（越南人：...）因為他的存在目的，就是盡可能吸納所有定義，去擴大統治範圍。裡面的東西自相矛盾，並沒在意過。如果拗不下去，就唯有說，你不是中國人，好，這是「中國」的土地，所以你滾。

所以你跟隨他們的論述跳舞，一定是自相矛盾的，例如他們講血統，你說你沒血統。他們講國籍，你說你沒那種國籍。他們講中文字，你說你用的中文字不同，都是多餘。因為他們總能找到一個令你拉上他們關係的所謂「論據」，如果你跟著他們的理論談，九成去到最後你還是「被中國人」，其實就算臺灣人有漢人血統，用漢人用的文字，有個「中華民國」的國籍，這些都只是一些沒意義的廢言，只要你看穿，中國人只是一個莫名其妙的野心和統治意圖時，你知道重點是直接指出這種醜惡的內在。

甚至再直接一點不討論，說總之我拳頭大我就是對。

如果你明白這一點，你會發覺爭論血統，或者中國人定義，其實沒有意義，因為中國人三個字，絕對是先射箭再畫靶，先確立了自己對那地方的主權。再去找理由，不是有了理由再去找誰是中國人，而是我想誰是中國人時，我總找到理由說他是中國人。

同樣地，他們想趕走你時，你也會立即不是中國人。例如中世紀的基督教的破門令，他不是看你是否信主，而是「我說你不是信主的就不是」。

以上的中國人思想，變成了信念，而在二十世紀不斷的散佈，形成了一種宗教，信奉者都自稱為中國人，所以中國人本質上是一種宗教。跟基督教，穆斯林，沒有分別，擁有這種宗教思想者，你可以叫他為中國人，這也是為何馬來華人，海外華僑，明明他們的國籍早已是該國，都還是自稱中國人。如果你把他理據為「英國穆斯林」，那麼「英籍華人」其實也是同一種東西。

這也是為何中華民國會承認雙重國籍的理由，因為當初中華民國就是經由信奉這思想的不同國籍的人建立的。

故此，沒有一群人是否「中國人」的問題，就像西方人也不一定是基督徒，但是如果一個國家大部份都基督徒，我們可以說那是個基督教民族，基督教國家，同樣地，香港人和臺灣人，他們可以相信自己是中國人，如果大部份人都這樣相信時，也會有基督教國家那樣的效果。但當大部份人都不相信時，則也沒辦法稱他們是中國人，假設哪天某個中東國家，沒有任何人相信伊斯蘭教時，我們也不能說他們是穆斯林。

甚至未來，可能是四川，上海這些地方，這種宗教慢慢的退潮，那麼他們也不會再是那個面目含糊的「中國人」，而重新產生他們自己的色彩。當然，中國人之所以這麼喜歡迫別人做中國人，就和那些宗教一樣，總是認為普天之下都要信他們的真主，厭惡異教徒。人類自古以來都如此，他們也一樣。

所以這不是「是不是」的問題，而是「信仰比例」的問題，那麼，我的答案是，這個宗教在香港新一代的信仰比例，急速的下降。但即使是上一代，土生土長幾代的香港人，其實不少都從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例如我上次在大學論壇時，就有個中年婦人，說，她從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因為她這麼多世代都是在新界生存的，但她同情那些建設民主中國者。

基本上，我認為人類有宗教自由，所以有人要承認他們是中國人，我是沒意見的，但是他們不能迫別人承認是，也不能假定別人是，更不應該提倡政教合一，將中國人身份跟任何政治意圖，統治權力，土地主權，混為一談。

卓文 - 一點都不能少

夾心人   2016年7月20日

「寧失千金，莫失寸土」！南海領土仲裁案有結果後，特區不少「愛國演員」表示憤慨。有商人登廣告發表聲明，藝人在微博貼上「一點都不能少」國家地圖，亦有寫手在專欄發文，指摘美帝操縱裁判，是幕後黑手。在此大是大非時候，筆者認為這樣表態，只是沒甚成本口惠之為。他們應該要有實際行動，才配合身份。

首先，若入了美國籍的，就要公開宣布放棄美籍。有子女在美國留學的，應要求他們退學，改送到我國學府深造。若擔心美國稅局因脫籍而追稅，或者內地學府水準不夠，簡單一點，將家中美國貨品如iPhone全部打爛。更可考慮將面書等美國社交網站戶口取消，以示抗議。

不過我想強調，內地網民呼籲拋售美國投資，將所得捐贈軍備，此做法萬萬不可。愛國不用和荷包鬥氣，美國資產安全系數高，這代價太大。況且解放軍儲備充足，不需外求。只要看近年被捕將領，家中藏有大量現金，便知軍方懂得如何分散物資。

若認為罪魁禍首不是美帝，退而求其次便對付賓國。擁有菲國國立大學博士之愛國講師，應即時放棄學位，重新進修。家中有菲傭的便要辭退，改用印傭。若他們服侍已久，不願換人，可要求他們簽下「愛中國，支持中國主權」確認書。更可參考內地一貫做法，錄影他們「Sir, I love China, support China masters right」聲明，然後在網站公布，以振中華。若擔心菲傭報復，在飯菜「加料」，甚至虐待小孩長者，可拉隊操去菲國領事館，將賓國芒果乾等土產拋入館內，表達不滿。這些和理非非行動，梁班子是會配合的。

只准有一顆中國心？戴立忍遭撤換男主角

新頭殼newtalk   黃韋銓   綜合報導

2016年7月15日

  

中國電影《沒有別的愛》還未上映便遭抵制，中國網友直指擔綱男主角的台灣演員戴立忍「曾參與台獨活動」，並稱導演趙薇用人不當，「傷害民族感情。」雖然該片早已殺青，但劇組15日卻發出聲明表示，「由於戴立忍政治立場表態模糊，導演趙薇及全體資方決定，撤換電影男主角戴立忍。」

趙薇執導的第2部電影《沒有別的愛》找來台灣演員戴立忍擔任男主角，6月27日殺青，趙薇在微博貼出和戴立忍在殺青宴上的合照，卻遭中國網友指戴立忍是「台獨人士」，以及片中演員日本明星水原希子曾「辱華」，對中國藝術家艾未未指著天安門豎起中指的作品按「讚」，因此砲轟趙薇「傷害民族感情。」

對此，戴立忍6月30日在微博上聲明，「我一向秉承著大眾言論自由，並且問心無愧，因此未曾回應此類流言。」他也說，「無論作為電影人還是社會人，對於現時總有多一分關注，強拆門房、工業區搶農民用水、同性平權的困境、支持環境保護審查、保護青年避免憾事等等。」

戴立忍強調，「我反對壓迫，也尊重他人理念，從未加入任何政黨，更別說曾與任何政治團體有利益交換、思想交換，所以我絕不接受將根本不存在的台獨帽子扣我頭上」。

然而，中國共青團又在7月6日透過官方微博發文，再度指戴立忍是「曾參與台獨相關活動」，逼得趙薇11日趕緊出來滅火，她在微博上表示，網路上有些戴立忍的傳言，是她和劇組始料未及的，也說戴立忍參與過非常多兩岸三地的電影工作，劇組在這些輿論發生之後，就跟戴立忍先生進行過溝通，「他明確表達不是台獨」。

趙薇也說，「我生在這裡，長在這裡，給我最多掌聲和感動的是同胞，給我最多殊榮和愛的是中國，我充滿感恩。無論內地還是台灣，我們都有一個共同的名字：中國人。我們以這個名字而自豪，堅決反對任何分離祖國的想法和做法。」

  

雖然該片已在6月27日殺青，不料，劇組卻在15日發出聲明指出，「因為沒有對片中台灣演員戴立忍政治背景做全面深入調查，因此引起廣大網民憤慨與譴責，為此我們要求戴立忍先生就自己的政治立場作一個明確的表態。」

劇組表示，「不管導演還是整個團隊，完全只有一顆中國心。我們為自己的祖國自豪，不想要任何人質疑和誤解，但多次溝通後，戴立忍直到昨晚表態依舊模糊，為此，導演和全部投資方集體決定，撤換本部電影的男主角戴立忍。」

最後，聲明強調，「我們都是中國人，堅決維護祖國統一大局。」藝術家無邊際，但藝術家要有情感和態度，尤其在國家和民族大義上不得半點虛假，也不容許任何模稜兩可。

相關資料：

戴立忍3046字全文

日女星水原希子為個like 拍片用中文道歉

相關評論：

Albert Tzeng：這篇自白看似是對自己人生的「清算」；確實是。更有人說，這整篇自白「沒有重點」；我都同意。

但其實，我覺得這「沒有重點」的輕飄瑣碎，正是整篇重點。正是這連串小事鉅細靡遺的交代，反襯出戴立忍經歷的上綱上線，如此荒謬。

「站住！口令！」

當過兵的就知道，戰爭時的遲疑，換來的就是開槍。

在中國演藝圈的邊防上，口令有三種：「我是中國人」、「台灣屬於中國」、「兩岸同屬一個中國」。戴立忍遲疑了，就中槍，如此而已。

所以戴的換角，至多只是凸顯出，兩岸熱鬧的演藝產業底下，從未停止的戰爭與「敵我識別」。而戰爭總是荒謬。

陳嘉宏：看戴立忍用力地澄清自己不是台獨實在令人難過，這跟當年許文龍為了保住奇美的身家性命去支持反分裂法一模一樣，一樣地令人不舒服。

十多年過去了，台灣人背的包袱好像還越來越重。

張鐵志：看了趙薇電影公司的聲明，真是無比的憤怒。

看了戴立忍的聲明，真是無比的哀傷。

是什麼樣的邪惡，可以如此扭曲與壓迫人。

徐承恩 - 讓六四記憶與大中華觀念脫鈎

2016年5月31日 

【明報文章】在近幾年的六四前夕，總會爆發本土派與「大中華膠」之間的罵戰。今年港大學生會會長失言，又再觸動各界的敏感神經。六四是香港集體回憶中的大事，當然不能輕易的畫上句號。但我們必須先回顧1989年前後的往事，方能讓年輕人認同悼念六四的意義。

必須回顧1989前後往事

在1970年代，香港可以說是一個準國族國家（quasi-nation state）。麥理浩年代的社會改革，似已說明香港在管治上乃與中國區隔的空間，同時香港普羅大眾亦已建立獨特身分認同。新成立的廉政公署鼓勵港人舉報貪官，更令港人產生已享有政治權利的錯覺，覺得香港政府是為香港人服務的政府。

但當時大部分香港人仍未有公民意識。以上種種皆不是香港自己爭取的。升斗市民以為只需為自己家人努力掙錢，就能享受現代文明之好處，卻不知道香港政府當時之善政，只是英國外交政治之籌碼。英國已暗中就香港前途與中國接觸，並修改國籍法斷絕香港人之退路。

當中國於1982年提出「十六字解決」，香港人才如夢初醒，驚覺其小天地是多麼的脆弱。之後的前途談判，是大國之間的角力，中國橫蠻地拒絕讓港人參與其中。香港人只能寄望於「民主回歸」的承諾，期望民主化能令香港人於中國的特區中當家作主。

但中國在簽訂《中英聯合聲明》後，反倒是拉攏權貴，要讓香港淪為替親中新貴服務的中國殖民地。中國阻撓香港政府引入代議政制，終令港府擱置於1988年引入立法局直選議席。《基本法》之起草，亦為中國官員及保守權貴主導，最終按查濟民的建議為民主進程設限。在切爾諾貝爾事故後，中國又無視香港人的請願，堅持按原計劃在香港旁邊興建大亞灣核電廠。一切都是中國說了算，自始至終都沒有香港人置喙之地。

香港人泄氣了，有以十萬計的港人決定遠走他方。就是最積極的民主派，也無力再動員大規模抗爭。那是1989年初的事。

但此時天安門學運展開了。在文革過後，中國出現過短暫的文藝復興，年輕一代對自由文明甚為神往，就如《河殤》所展示的那樣。學生藉胡耀邦之死，留守天安門廣場抗爭，為的是對公義的渴求、對自由和民主的嚮往。面對政府的抹黑，學生強調他們都是愛國的。但歸根究柢，公義、自由、民主，才是運動的主線。

北京學生的熱情鼓舞了心灰意冷的香港人，燃起他們對自由的期盼。香港人同情學運，上街、集會、籌款，全民都激活起來。香港人基於樸素正義感的抗爭，因一直以來「文化中國」的迷思，就以「血濃於水」這類中國種族國族主義的語言，稱之為「愛國民主運動」。但香港人的夢想，是自由夢，是民主夢，「愛國」倒只是用來自我肯定的詮釋。

但好夢難圓，港人於6月4日凌晨，紅着眼在屏幕目睹屠城血案。中國自由夢斷，香港人又淪為亞細亞的孤兒，屏幕中的屠夫政權就是他們1997年之後的宗主。

香港人在此以後之作為，比示威口號更能反映他們當時的認同。在消極的一面，一些香港人四出找機會移民，或是向離棄他們的英國討回居英權，以逃避中國之統治。在積極的一面，1989年的政治啟蒙又令大批香港人政治覺醒。他們有的繼續支援中國民運，主張「建設民主中國」；但有更多人在香港的崗位中爭取民主，或是在公民社會中實踐公民權益，他們的論述是要讓香港成為「民主中國」的燈塔。但在議會及公民社會中「民主抗共」，爭取香港這個家邦的自立自主，才是香港人於六四學到的功課。本土，才是真正的主場。

「愛國」是主體意識未成熟的扶手杖

六四血迹未乾，中國就展開一連串的清算，未有被捕的知識分子都要自我批判。之後當局全力發展經濟，又向新一代灌輸「毋忘國恥」的大中華主義，讓新一代都在發展至上的國度，戀慕身為帝國臣民的榮光：中國崛起了、生活改善了，共產黨的領導，子民與有榮焉。如此再加上近年港中融合以及「中聯辦治港」，「愛國」早已不是當初那樸素之情感。

堅持悼念六四，因而弔詭地成為突顯港中價值差異的試金石。在2009年至2013年間，本土身分認同節節上升，維園晚會的集會人數亦同時屢破紀錄。在2009年，時任特首曾蔭權以「國家發展有驕人成就」回應有關六四觀感提問。這正好就是中國黨國主義、發展主義的回答方式，卻與香港本土珍視自由、民主的價值格格不入。那一年有20萬人參加晚會，就是為了反對中國黨國主義之入侵，是為了自由和民主的本土價值。

只可惜支聯會中人卻堅持要將「愛國」與「自由」、「民主」綑綁。歷年晚會程序皆滲透大中華意識，比如只有「強國夢」沒有「民主夢」的《中國夢》，以及歌頌中越戰爭的《血染的風采》。但六四的主調，是公義、自由與民主，「愛國」只是主體意識未成熟時的扶手杖。講公義、自由、民主，都是在建立主體，必然會引伸至追求自主自決的（類）國族主義（(proto-)nationalism）。沒有「文化中國」包袱的年輕人，承傳了自由民主的價值，就自然想要把香港從一個自在的（類）國族（nation in itself），提升為自為的國族（nation for itself）。批評「港獨思潮只會帶來分化」，是忽視處境的膚淺回應。小國的國族建構（nation building），從來都是其民主運動之必經階段。

支聯會於2013年，提出「愛國愛民」的口號。當年支聯會常委徐漢光偏執己意，還懷疑想藉六四死難者親屬丁子霖之口批評本土派。丁子霖拒絕後，竟被徐漢光辱罵。自此本土派與支聯會勢成水火。雖然2014年的晚會嘗試年輕化，但傷害已經造成，而隨後徐漢光更重返支聯會的崗位。

昇華為自由和平紀念日

其實只需重拾起初那樸素的正義感，對焦普世本土皆通行的民主與自由，奠定去除大中華「愛國」元素的新禮儀，已經可以避免過去幾年那沒完沒了的爭論。就讓「愛國民主運動」成為過去，將之昇華為「自由和平紀念日」：念先人為自由民主之付出，憶當初目睹慘案的悲傷徬徨，從而矢志捍衛自立自主，以此為建構香港公民國族主義（Hong Kong Civic Nationalism）之堅振禮（Confirmation）。

固執於「愛國」的支聯會拒絕改變，年輕人為香港前景焦躁不安，才會有要把「行禮如儀」的悼念「畫上句號」之想法。但我會說，不是的，我們不是為「愛國」而悼念。是因為你知道自由才是你的終點，無論它多麼的遙遠。

延伸閱讀：

（1）Roberti, Mark（1994）. The Fall of Hong Kong: China's Triumph and Britain's Betrayal. New York: Wiley.

（2）So, Alvin Y.（1999）. Hong Kong's Embattled Democracy: A Societal Analysi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3）Wang, Zheng（2014）. Never Forget National Humiliation: Historical Memory in Chinese Politics and Foreign Relatio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作者是《鬱躁的城邦：香港民族源流史》作者

安徒 - 先做人，再做香港人

星期日生活   2016年5月29日

【明報專訊】廿多年來，每年六四接近都會引起或大或小的爭議。早年以參加六四維園集會的人數作為對中國和特區政府不滿程度的寒暑表，後來又有是否應該放下六四包袱的論爭。而最近幾年，因為本土主義思潮冒起，有人開始詛咒維園集會，又有另起爐灶的舉動，今年更因多間大學的學生會以搞論壇取代悼念，又提一些悼念要終結、對中國民主沒有責任等言論，又再引起一番爭辯。

其實，爭論的內容不外乎在某一些本土派思潮的影響底下，將悼念六四解釋成與建立本土認同，推動本土主義運動互相衝突，人們只能二取其一的結果。筆者認為，要解開這種二元對立的迷障，不單止要說明兩者不一定有矛盾，更要認真去反思爭議中的主要課題，也就是「六四」和「悼念六四」是什麼？

作為一個一九八九年曾經在學運期間，一度北上到天安門觀察和介入運動的過來人，筆者一直認為我們需要去區分「八九民運」和「悼念六四」。「六四悼念」被本土派攻擊為中國民族主義的工具。但八九民運是一場民族主義運動嗎？

要區分「八九民運」和「悼念六四」

事實上，由四月中胡耀邦逝世，到六月四日屠殺發生的，是一場爭取民主、改革中國政治經濟狀况的運動，這場社會運動受世界矚目、受國際關注，在國內也捲入了全國各地大學生和不同社會階層。直接參與或間接聲援的是全世界各地關注中國問題人士，當中包括華人與非華人，是一場首次以電視直播全球，全球同步支援的一場民主運動。當屠殺發生後，它立即變成人權運動。這一場絕非只是民族主義甚或愛國主義運動。

相對地，六四屠殺和廿多年來香港的悼念抗爭只是八九民運的派生物。但在焦點只放在每年香港維園的悼念集會的情况下，人們日益地把八九民運的整體淡忘。於是後來者（特別是今日的年輕人）可輕率把六四理解為「又一次暴政屠殺」。

為什麼認識和反思「八九民運」是端正「悼念六四」爭議的前提，是因為從一個複雜歷史的角度，我們才能真正呈現香港人當年如何介入一場民主運動、介入中國政治，以至反思香港人與整個八九六四的關係，以及香港人和中國人的關係。

事實上，當年先知先覺地號召香港人要關注和聲援北京民運的，並不是香港的主流民主派領袖，而是學聯和一些以批評民主回歸路線知名的激進小團體（如「四五行動」），以及一些臨時組合成的知識分子組合。香港人初時介入的動機是單純地支持學生，與民族主義完全無關。及後李鵬與學生對話破裂，戒嚴令宣布，大量香港記者北上，香港支援運動也募集大量物資送京，香港人被捲進成為運動中的一種參與者。及後清場和屠殺，香港人才退而成為屠殺見證人。

「香港共同體」意識的起點

從旁觀、支援，到介入、到見證，香港人經歷了多種位置和視點的轉移。在認知和感情上也大起大落。在殖民地長大的人，不單第一次揚棄身上被動被支配的殖民地子民習性，也第一次投身一個既親近，亦遙遠和不太熟悉的中國，並且成為歷史締造者之一。香港締造北京民運的歷史分量不多，更多地是把一個本來談政治色變的殖民地保守社會，改變為一個道德的共同體。如果說，什麼是一種有主體性的香港共同體意識，八九六四絕對是一個關鍵的起點。這種「本土」，當時就已經出現。

這個道德共同體的成立，其道德資源是北京那班在無私無畏地抗爭的學生，他們的熱情和英勇，為疏於政治的香港人作了示範。民運的香港效應不是對共產政權的恐懼，而是道德啟蒙。如此在運動中塑造的共同體意識是跨邊界、跨族群，甚至跨國界的。因為香港人當時帶進北京的，除了物資之外，最寶貴的正是「他們」欠缺的國際聯繫、視野、做事習慣等。在運動當中，一切皆在互相轉化，邊界區隔隨時超越，你我難分。這是一種流動但共同的團結經驗。

當年除CNN之外，最有效令這場運動成為捲進多國進步力量介入和聲援的就是香港人，香港人找到了香港人在運動中的身分。當這場運動以慘劇終結的時候，我們「能夠」離開，「為了見證」也需要離開，說明香港人和內地人在運動中彼此難分，但到底仍有根本差異。不過，亦正是這種刻在香港人身上的「香港特質」，他們的護照和證件，使香港人成為運動的最後見證者。

八九六四最能給予香港人主體身分感覺的正是這幾十日「與真理與正義同在」的感受。這是靈性的提升。從此，香港人再不能像過去一樣小看自己。而這正是identity的原初真義所在（成為「人」）。

「倖存者」意識 難民城市的救贖

六四屠殺，令千千萬萬的香港人日夜守候電視機旁，憂心中國局勢，也憂心駐京港人的安危。香港這社會從來沒有這樣視記者為英雄，視自己的錄影機、fax機、影印機為抗爭的工具，人人都是行動者，也視彼此為一群良知見證者而互相信任。從那些曾經與「真理與正義同在」的回港港人身上，香港人分擔那苦澀不堪的「倖存者」意識和內疚。不過，這種「倖存者」意識又正好是香港這個一度以難民為主要人口的城市的一種救贖。因為一切過去的難民經驗中的飄泊身世、屈辱與無力，都在這種充當屠殺倖存見證人的命運中重新獲得了意義。追求個體自由的卑微，在六四內疚和守喪之中，昇華為守護此自由城市的公民意識。自六四起，這個城市不可能再只是一塊殖民地。

及後，廿七年來，悼念六四是界定香港人的道德政治術語，「反轉軚」是香港人悼念抗爭的日常經驗。及後當大陸的人民也淡忘六四，悼念六四的本土意義只有加強，沒有減少。因為這種只有香港人才會持守，定義香港為五星旗下唯一自由城市的傳統習慣，更能突顯出北方那夢魘國度的淪喪；也更能突顯出，在人類對真理和公義的追求中，香港和大陸所處身的差異的位置、差異的角色、差異的命運。這種獨特性也是identity的第二重意義（成為「香港人」）。

今時今日，持守追求公義自由信念的香港人求助於本土意識。本土主義的合理性在於它渴慕一個不受天朝主義、中華國族沙文主義制宰的香港共同體（族群或民族也罷）。但是，很多本土主義者都沒有留意，正如哲學家McIntyre所講，構成一個政治共同體的，不是他們有沒有共同處境，而是他們中間有沒有一套共同的公民德性（civic virtue）。

儀式與「公民宗教」

在集體回憶中可以被共同呼召出來的公義、是非、與真理同在的經驗。最高貴極致的社群道德經驗就是犧牲，共同體是因悼念這些犧牲的重複經驗而得以維繫。這種重複正需要透過儀式而實現，因為儀式就是這種集體共同記憶可以跨時間跨代相傳的載具，它有類宗教的功能。

社會學家Durkheim也指出，共同體團結的最高形式民族主義只是宗教的替代。Bellah就形容那些把公民凝聚起來的儀式，是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的構成部分。用這個角度看，六四的周年悼念所起的歷史作用，正好是某種意義上香港的公民宗教。這就是為什麼當每次悼念終結和放下包袱的論調出現，不少人都會表現出受到穢瀆和侮辱的強烈反應。

現在社會當然不受個別宗教所控制和支配，但對儀式的輕視和鄙薄源於原子化的個人主義，這種思想與追求共同體團結的口號正好背道而馳。因為，如果以本土主義要另起爐灶，他們要的不是反儀式，而是另建一套信仰、儀式與記憶，或者重新演繹既有的道德傳統和儀式操作。如果一般性地反對「行禮如儀」的話，那是追求個人主義自由，不是追求一個政治集體。

本土論述 動機混雜

筆者觀察這幾年來的本土思潮和運動，固然有不少強烈的以本土性為名的訴求存在。一些以「民族」之名，一些以「獨立」為綱，一些要強化「族群」意識。然而口號雖吸眼球，但論述基礎卻相當薄弱。而毫不驚奇地，動機非常混雜。有時也難以分清眼前所見的，究竟是一種族群對抗？一種身分爭戰？還只不過是一種世代反叛的現象？因為，以族群、民族之名的運動，追求的是最大程度的族群團結，民族亦以「世世代代」延綿的道統或文化精神為共同體的基礎。族群的共同記憶、共同信念、習守的儀禮自是族群的珍寶，不會輕言毁棄，重新揑造。這是任何移居社群維繫族群性（ethnicity）之特徵。

不過，移居社群往往又見代際鴻溝，移民第三、四代會有強烈的反叛情緒，以父輩為鬥爭對象，這是世代之爭，毋須大驚小怪。香港的本土主義究竟真的是這城市命運共同體上主體意識的強化？還是以本土主義之名，但實際是一個世代隔閡和互相鄙視的折射？又或者是一些有中年危機的上一代，投射到下一代身上，代為完成其狂想的現象？

新世代當然沒有責任一定要去維園悼念（正如子女拜山也難以強迫），但如果你關心本土政治共同體的前途，你也有責任了解八九民運的全面歷史，它絕不單止是血腥屠殺，不單止是共產黨不可信。這樣你才會懂得以尊重香港歷史的態度，評價運動中的功過責任，用民族主義之外的視野去整理八九和六四悼念抗爭運動廿七年的經歷。

我們都沒有責任以參加饑饉三十的心態去維園打卡，但卻有責任去認識八九民運與饑饉三十不能輕率混為一談。如果你關心本土，亦有責任認識環繞六四後二十七年的道德抗爭如何塑造香港人的自我認同，我城的文化傳統。

不過，如果你要堅持全新一代香港人已有自己的回憶，自己的犧牲、由今天起已有屬於自己世代全新的香港民族神話、傳說，八十後及以上的老屎忽都應自動消失，你或者會很想如Me世代一樣的說：「我沒有責任去了解你們，但你們有責任去了解我為什麼不了解你們？」——那恭喜你了，你可以繼續奮鬥三十年（ready？），最好成功。但若是很不幸失敗，也不要奇怪為什麼別人會認為沒有責任去記起你。

這就是把我城搞得沸沸揚揚的「本土」嗎？

文：安徒

編輯：馮少榮 

其他觀點

毛來由：愛國華僑心態亡，香港國族意識興

陳雲（2016年5月29日）：安徒說的，是神學，不是人學。我們是先做某家族、某地方、某國、某文化區的人，之後才是反省這些成長背景，突破這些文化限制，做人，做一個超然視野的人。所謂明事理，學做人，而事理不是抽空的事理，是一時一地一國一家的事理。

六四悼念為什麼在香港搞出這麼大的麻煩來？是因為上一代好多人做穩了中國人，他們拖累了香港，他們不能轉化、歸化為香港人。這些中國人，用普世價值來為自己辯護（先做人，再做香港人），但他們卻做穩了中國人。

陳雲（2016年5月28日）：民主 + 中國 = 賣港。這是五年來的教訓。

民主是一地一民之事，民主是建立命運共同體用的，即是建國用的。中國是中國人、大陸人的中國，不是香港人的。香港人走去建立民主中國，就顯示香港人與中國人是命運共同體，建的民主中國是包括香港在內的，那是兼併香港的民主中國。當這個中國比香港落後和貧窮，這些中國人一般比香港人粗野和橫蠻，你去建立的民主中國，就賠上了香港人的身家性命。

香港人大部分是華人，但香港人不是中國國民，我們在大陸沒有戶籍和國民權利，這是一國兩制規定了的。

在九七之前，香港是大英帝國的一部分，可以安心去關懷鄰近地區的華人政治慘劇，呼天搶地，叫什麼口號都可以，英國殖民政府會保護香港不受牽連。九七之後，香港的宗主國是中共，香港人必須自己區隔，不要牽涉入去，否則香港人的命運就如大陸人一樣——除非你甘心如此，但請你記住，其他香港人會被你牽連進去的。

故此，你是沒有自由出席支聯會那種六四愛國晚會的，你的出席，就是賣港，你會連累其他無辜的香港人，累街坊。我陳雲三年前已經這樣說，你可以任性地去維園晚會，但我會譴責你：你有罪，你累死香港。我三年前就是這樣責罵那些參加維園支聯會愛國晚會的庸眾。

要悼念，請區隔開愛中國、民主中國的觀念，你可以為鄰近華人社會的災難悼念，什麼形式都可以，但不要牽涉愛中國、民主中國這些危險觀念。我陳雲不怕敗選的，我不會討好你，我就是要譴責你。

陳雲（2016年5月29日）：六四與香港人的集體精神病。六四支聯會晚會，是個露天的精神病治療大會，而且提供的是偽治療（fake therapy），年年都要去複診，無了期。去維園參加晚會的香港人，是因為見了屠殺的即時衛星電視影片轉播（在當年是新科技），驚嚇過度、哀傷過度而要去接受集體治療。

明末的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民國的南京大屠殺，俄式中國的大躍進、反右、文革，清初在新界地區的遷界令、日本皇軍佔領香港的三年零八個月，這些中國慘案、香港慘案，比起六四屠殺，更為慘烈，但香港人不關注，是因為六四是香港人在案發期間同時用電視轉播看到，口耳相傳，於是形成集體轟動效應。我們香港人當年希冀北京學生幫我們搞掉中共，令香港主權移交給一個民主中國、一個民主開明的鄧小平、趙紫陽統治的中國，但希冀落空了，得到的是血腥鎮壓，心靈在大起大落之後，香港人得了集體精神病，好似六合彩對錯了頭獎號碼那樣。那些去維園六四晚會的香港人，用民主中國來欺騙自己，將自己崇高化（self-glorification），但他們其實只是想送錢給大陸人幫香港人打倒共產黨，他們無法面對那個卑鄙自私的自己，於是一旦有人說他們不該去六四維園晚會，那個自我防衛機制（self-defence mechanism）開動了，就惱羞成怒！

六四晚會對於香港人，其實是心靈創傷的後遺症（trauma）。可惜的是，負責治療的支聯會是一群蠱惑醫生，他們每年叫病人去哭訴、燒衣紙（簽名上訴書）、點蠟燭和唱歌，之後交付診金（捐款），卻不去治療這些心靈創傷了的病人，還叫這群病人薪火相傳，將病傳給下一代，帶更多的病人來複診。

至於在尖沙咀等地舉辦的六四晚會，只是戒除中國情花毒的美沙酮戒毒所，是過渡時期的、低度設防的精神病院，好似葵芳那些，有社區接觸、形式開放，維園那種，是青山精神病院，高度設防、形式封閉。

我們城邦派要的，是香港建國，是建立香港自己的信仰（上帝古道）、文化（華夏及英國）、建國傳奇（大鵬金翅鳥）、國花（鳳凰木等）、紀念日（開埠日、重光日等）。在明年，我們正式告別六四，向香港建國邁進。

蘇賡哲 - 民主中國應有疑

溫哥華星島   懷鄉書訊     2015年6月9日

香港泛民主派「建設民主中國」的口號，近來被本土派唾棄，很多民主人士的慣性思維轉不過這個大彎，備嘗困擾外，又深覺憤怒。 有的說「本土派要建設民主香港，這和建設民主中國豈有矛盾」；有的說：「反對建設民主中國，不就站到中共那邊去，和專制政權同一個立場了」；也有的說：「中國沒有民主，香港怎會有民主？」

我曾經指出，不少希望中國民主化的人，包括以前的我在內，一想起民主中國，就會把它類同於英、美、加、澳、紐、法國這些民主國家。今日的我認識到，上述民主國家之所以給我們嚮往的形象，不是因為它們的國號，而是因為它們有高質素的國民。

中國呢？中國有同樣的國民嗎？以前我以為有，現在我覺得無。也不只是我覺得，一些大陸的有識之士都有同樣看法，像中國社會科學院前美國研究所所長資中筠教授，就有很經典的論述，她說：「國民黨的時候是官場腐敗，教育、文化、新聞界等沒有全腐敗，所以被推翻了還有救。現在是各行業都腐敗，連小學生都知道要家長向老師送禮以便對自己好一點。他們長大後就不認為這有甚麼不對，不會在乎甚麼公平公義，而是認同腐敗的規則，這就是整個民族從精神上爛掉。」 

英、美、加、澳、紐、法這些民主國家是否整個民族從精神上爛掉？它們的小學生是否要家長向老師送禮？當然不是，中國才是。一個整體從精神上爛掉的民族，有沒有資格建立民主國家？我認為絕對有資格，建立民主國家是天賦人權，任何民族都可以建立民主國家，中國人也不例外，只是一個這樣的民族所建立的民主國家，當然只會是整個從精神上爛掉的民主國家，只會是不在乎公平公義，認同腐敗規則的民主國家，而不會有奇跡。

其實這樣的民主國家世上多的是，奇怪的是香港那些期待中國民主化的人，總忘記臭罌只可能出臭草的道理，總以為臭罌會種出香花。

有人會問，然則，香港有三百萬大陸去的新移民，有三百萬被本土派看不起的「港豬」，香港就可以民主化嗎？首先，民主是人權，香港當然可以民主化。其次，香港如果民主化，就是由大陸作家韓寒欣羨仰慕不已的一批人的民主化。韓寒說他感謝香港和台灣，「他們把這個民族美好的習性留了下來，讓很多根子裏的東西免於浩劫」，「我們所失去的，他們都留下了，我們所缺少的，才是最能讓人感到自豪的。」這是客觀的現實，香港不論人口結構，在韓寒觀察中就是保留著大陸已失去的民族美好習性，香港民主化，自是保留著美好習性的民主化，和失去美好習性的民主化不可同日而語。

然則，民主化後的中國，將會對香港怎樣？今日，陳世超兄傳了一篇文章來，很有啟發性。內容是：大陸人「完全忘記當年港人無償的在六、七十年代把衣服食物帶給大陸的親戚，八十年代為他們的民主運動流著淚出錢出力，九十年代為華東水災籌款，千禧年代為四川地震大灑金錢，結果無論我們怎樣關心他們，他們對我們只有仇恨。」年前東日本地震時，台灣人捐出一筆錢，日本民間至今感念不已，仍有持續感恩活動。但在中共教育下，人民唯一感恩對象只是共產黨，仇恨對象卻可以包括父母，何況香港人。

事實上，你在網上可以看到鋪天蓋地辱罵港人的文字，這些人建立的民主中國會對香港好嗎？我認為還是存疑比較聰明些、比較不那麼一廂情願些。

李怡 - 後雨傘時代的香港六四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5月30日

今年六四是雨傘運動後的第一個六四。由支聯會、教協、民主黨這個三位一體被簡稱為「支教民」的組織，帶領香港民主運動二十六年，幾年前開始受到新興的本土派衝擊，而雨傘運動，就是一個本土民主運動，現在來到後雨傘時代的六四了。

六四事件和雨傘運動，是香港民主抗爭進程的兩個時代標誌。六四發生在香港回歸前七年，時值中國專權政治徘徊在胡耀邦、趙紫陽較開明的領導，與特權、官倒、貪腐保守勢力的較量中，香港人面對回歸的不確定的未來，寄望並積極支持中國走向民主，以期回歸後的香港可以維持「不變」，在當時的環境下，由於香港沒有自主抗爭的傳統，「支援愛國民主運動」符合較多愛自由的香港人的單純期盼。

然而，中共鎮壓民主運動後的政治走向越來越專橫，權貴資本主義經濟畸形發展，使中共國變成世界級暴發戶。大陸的年輕一代只顧向錢看和向權看，六四已成為他們不想去省視和談論的話題。香港的支援大陸民主幾乎等於放空炮，很難看到對道德迅速淪喪的大陸有甚麼影響。

二十六年的中港變化

另一方面，回歸後中共自毀諾言，港人治港幾乎名存實亡，畸形的中港融合與港府施政向中共傾斜，使香港從價值到生活到尊嚴不斷淪陷，大陸種種現象，使港人意識到寄望與爭取大陸民主可以說是絕望，於是自主意識開始抬頭。中共國的壓迫使年輕人覺得幾乎沒有容身之地，若不想逃往外國、若仍然愛護香港，那麼除了起而自主抗爭就沒有別的道路。本土意識就是在這種客觀形勢下出現並茁壯的。支教民領導者在意識中，仍受「中國無民主，香港不會有民主」，「香港民主不能與大陸民主切割」影響，總寄望中共出現開明領導，會聽取香港人的聲音於是賜予香港民主。泛民在維護本港權益的種種抗爭中大都缺席，對立法會香港人優先的動議譴責為對大陸人歧視，對守護本土的街頭抗爭予以譴責，另一方面則幫助新移民爭取無法作資產審查的綜援。香港民主運動一直在無效能的和理非非遊行以及議會的有聲無力之中，直至雨傘運動。

雨傘運動雖由佔中提議而起，儘管在開始時泛民即表示參與，但大規模的三區佔領卻是在年輕人帶頭和市民投入下發生的。雨傘運動是一個擺脫無效能爭民主的市民自發行動，是本土思潮的全面開花，是市民認識一切民主都必定是本土民主的覺醒運動。

過去二十多年，香港的民主抗爭是後六四時代的抗爭，今天香港的抗爭是後雨傘時代的抗爭。學聯退出支聯會，港大學生會另設主題辦六四活動，支聯會也略調整六四主題，在政改即將表決的關頭，提出「全民團結爭民主！平反六四一起撐！」海報也將六四與雨傘掛鈎。雖稍有進步，但整個文宣仍然無法擺脫「建設民主中國」的氣味。港大學生會的六四晚會主題則定為「守住香港，毋忘六四」，把「守住香港」放在前面，而且不是要求中共國的掌權者對六四「平反」，而是要「毋忘六四」，毋忘甚麼？筆者認為不是甚麼「建設民主中國」的情懷，而是記住我們面對的是一個殘暴的、不可能恩賜民主給它股掌中的子民的政權。

與愛國切割的新趨勢

日前《蘋果》的「西環集中營」報道，有內地中間人近日曾向泛民探問，今年的六四活動人數會否因為學聯退出而減少？這位泛民反問對方：「支聯會影響力比以前細，北京一定好開心啦！」但中間人卻說，相信中央寧願市民高喊平反六四，也不欲市民本土意識抬頭喊獨立，「始終叫平反六四都係關心中國發展，叫獨立卻係切割」。

台灣就是在六四後，幾乎所有的台灣本省人都想到要同殘民以逞的中國切割，才迅速走向民主的。支聯會2013年提出「愛國愛民」的口號，除引起香港本土派反彈外，亦引起天安門母親丁子霖不滿，她更以「愚蠢及招人話柄」形容該口號，因為中共已把愛國與愛黨捆綁在一起。友人最近給筆者電郵說：而今大陸哪一件事物沒有黨成份，僅僅屬於中國人？實在想不出，在中國有沒有一件事物沒有冠上「黨領導」？而這「黨領導」特色，又偏偏要向國內外強調是「中國特色」！軍隊絕對是黨委，政府、法院、公安都是黨委，就連街道辦事處都是黨委領導。五千年來曾幾何時「黨領導」成了「中國特色」？

毋忘六四，正如毋忘世界上任何殘暴行為一樣，當然是應有之義，但不要把愛國扯進去，儘管自言自語說愛國不是愛黨，但在今天，中共最怕你不愛國，因為那就意味切割，意味要擺脫奴隸地位自主，也就意味不愛黨也。

六四與愛國切割，是今年開始的新趨勢。（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李怡 - 愛鄉愛台愛港與愛國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1月29日

在台灣觀選。高雄市議員候選人黃柏霖是客家人，他的競選總部是客屬後援總會，總幹事叫林美文，他說他當兵時加入國民黨，到民進黨成立他加入民進黨，後來加入台聯，現在回到國民黨幫黃柏霖助選。他說參加不同的黨都是為了客家人，哪個黨願意為客家人做事，他就加入那個黨。講到兩岸關係，他說只要是客家人交流，他一定參加。他在不同的黨做不同選舉的抬轎人，是基於愛鄉感情（高雄25%人口是客家人）。對他來說，黨不黨，國不國，統不統，都沒有客家重要。

上月13日，大陸《新世紀》雜誌第39期刊出歷史學家楊奎松一篇文章〈愛鄉與愛國〉，先引述文獻，講1841年鴉片戰爭期間，廣州三元里一帶有上千民眾自動幫助英軍，或揹送彈藥，或刺探情報，或參與作戰。大陸歷史教科書不是說三元里民眾當年英勇抗英嗎？怎麼又有幫助過英軍的事？楊奎松說：中國幾千年來不停地改朝換代，百姓早已習以為常，「誰當皇帝就給誰納糧」。「滿清的皇帝也未必比浮海東來的『紅毛』統治者更為可親可愛」。三元里民眾對英人和清政府的衝突本不關心。之所以先助英後又轉而抗英，先是為了對朝廷的盤剝不滿，後是因為英軍在當地搶掠財物、調戲婦女，民眾的基本利益受到侵犯。無論抗英還是助英，都不是出自愛國或要做漢奸，而是出自愛鄉。

楊奎松引用學術研究指出，中國底層民眾，往往只有鄉土情結。誰當皇帝，與他無關；傷害了本鄉本土的利益，任誰也要反。17世紀前後，大批跑到東南亞的華僑，從來只認自己的省籍或族裔，他們的歸屬是自己的家鄉，是宗親會、同鄉會，而不是國家。

晚清年間，一省一地與清廷國家利益的矛盾衝突已頻頻發生。辛丑和約後，各地百姓對滿清中央的統治及其政策越發不信任。因此，無論立憲派的梁啟超，或革命派的孫中山，都有將來立國須仿效美國或德國的聯邦制的設想，先搞地方自治。梁啟超說：欲建一「完全之國家」，理當「博採文明各國地方之制，省省府府，州州縣縣，鄉鄉市市，各為團體，因其地宜以立法律，從其民欲以施政令」。與梁啟超一道流亡日本的廣東人歐榘甲1902年出版了《新廣東》小冊子，公開主張：「廣東者，廣東人之廣東」，「廣東人實為廣東地主，則廣東之政權、財權、兵權、鐵路礦山權、土地所有權……，莫不宜自操而自理之，以廣東之人，辦廣東之事，築成廣東自立之勢，以建全中國自立之起點」。1903年，留日學生楊篤生撰文〈新湖南〉，提出：「湖南者，吾湖南人之湖南也」，「欲新中國必新湖南」；欲新湖南，只有「獨立」之一法，即應「闢湖南巡撫衙門為獨立之政府，開獨立之議政院，選獨立之國會員，制定獨立之憲法，組織獨立之機關，擴張獨立之主權」。同年旅日江蘇同鄉會成立宣言稱：「愛國必自愛鄉起。」「各國革新，無不從地方自治起」，使「人人自衞其鄉」。

1919—1920年，毛澤東在湖南推動「湖南自治運動」，在《大公報》寫了12篇文章，提出湖南的根本問題是要建立「湖南共和國」，他力主湖南實行「全自治」，提出要「打破沒有基礎的大中國建設許多小中國從湖南做起」。

因此，一百年前，中國的愛國救國志士，就知道並提倡愛國必先愛鄉。先建立各地真正的地方自治，然後各邦聯合而成就國家的自立。

筆者三十多年前訪問徐復觀教授，他說道德的意義須見之於行為，要對人發生影響，還需要與自己的血肉相關，如果說，和我們血肉相關的有意義的東西，對我不發生影響，而偏偏是與我們血肉不相關的東西才能發生影響，這有違人性。家鄉之事跟我們血肉相連，國家就是較抽離的概念。因此，即使講「愛國愛港」，也必須把「愛港」放在「愛國」之前，這樣才真實。現把「愛國」放在「愛港」之前，「愛國」就變成一個先驗的、凌駕一切的與我們血肉無關的抽象觀念，實際上不能不是「愛黨」的白手套，而「愛港」也就淪為「愛國愛黨」的陪襯品了。

楊奎松文章的結語：「一個連家鄉都不愛的人，能夠愛國，這確實值得懷疑。但是，說愛鄉就會愛國，就我們經過的歷史來看，至少也沒有那麼肯定。」

台灣人選舉，就是把愛台放在愛國（中華民國）之前，先愛台才講愛國，或只愛台不愛國；說愛台就會愛國，真是沒有那麼肯定。若把愛國放在愛台、愛港之前，那麼這種愛國也是虛情假意的愛，是有「愛國利」才愛也。（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沈西城 - 俯首甘為奴才狗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0月19日

魯迅名言「俯首甘為孺子牛」，我今為下一轉語：「俯首甘為奴才狗」。奴才狗如今社會上俯拾即是，更僕難數。上海于大哥傳來一則楊錦麟微博文章〈被洗腦的十大表現〉，直斥奴才狗醜態，精采畢呈，不妨轉錄供諸位熱血良知一讀。（註：文章經刪減）

1. 一開口便是民族、國家和政府的安危、盛衰和榮辱，對於自己的基本權利、自由和尊嚴，從不思考，對於身邊的各種不公不義和無數無辜、無助和無告的弱者，漠不關心。

2. 任何人對於民族、國家和政府的批評，對於歷史真相的還原和揭露，便認為是漢奸、賣國賊。

3. 政府和政府壟斷性控制的官媒抹黑、譴責、批判和審判誰，便跟着踏上一隻腳、吐上一口痰，甚至扔去一塊石頭。

4. 只要是涉及日本問題，必須是旗幟鮮明的仇恨掛帥，容不得任何妥協和中立。

5. 陰謀論濃度高，只要是中國的問題和麻煩，都一定是美國和國際反華勢力的陰謀。

6. 製造敵人的衝動強烈，儘管中國在國際上已經夠孤獨、夠自絕了，而且國內的疆獨、藏獨、蒙獨和台獨已經被硬生生弄假成真了，但仍然不嫌多，製造一個港獨的衝動正在湧動。

7. 思考的起點和終點都只有主權、國家、政府和民族，整個思維的工具箱中，永遠沒有個人、公民、公民個人基本權利。

8. 只知中國食物有毒和食物中毒，不知意識形態有毒和意識形態中毒，不知道這個國家的一切公開發佈的文字和影音信息，都處於官方在嚴密的監控和審查之下。

9. 有強烈的權力和財富崇拜衝動，不知道世界上只有極少幾個國家會因言獲罪。

10. 因為無法克服內心的恐懼，無法認識肉體和物質之外的價值存在，把自己的冷漠和麻木當作冷靜和理性，並冷嘲熱諷那些敢於為權利和公義抗爭的同胞！

文章寫得鞭辟入裏，教人拍案喊絕，如文中第五條文，香港典型例子不少。「范婦人」公開批評學生受「人」利用，這些「人」正指外國反華勢力，外國反華勢力者何？美國也，卻不敢明言，正是共黨恒常鬼祟、抹黑作風！既有反華勢力，何不公開證據，讓咱們老百姓明白？日友用蹩腳國語對我說：「沈君！有沒有外國人在今趟香港學生抗爭運動背後支持，目前為止，尚沒有明確證據，即便真有，也不能就認定是反華勢力。你要知道呀！在外國有不少民權團體，對那些敢於爭取民主的國家、城市，會義不容辭地聲援甚或提供實質幫助，這不是什麼暴動叛亂而是正義的行為！」我心裏明白，可中央老爺們的邏輯思維是與常人相悖的，外國人聲援抗爭就是干預中國內政，伺機製造港獨，這又正應合了文章中的第六條文。

其實有外國勢力不一定是壞事，金庸先生這樣說過——「中國本來是一個文弱、慢慢腐化下去的一個民族，但在匈奴、鮮卑等外來民族侵略後，跟漢族結合起來，有漢朝、唐朝，又興旺起來，有了外來的民族以後，大家團結融合，我們整個民族就奮發起來。」還有我因為支持學生，說了幾句良心話，便給惡友指罵為漢奸、賣國賊，這不正是文章第二條文所說的嗎！

朋友！你們不妨想想，這廿多天來是不是常常聽到上述文章裏所說的言論？言論會分別從你身邊不同的男女老幼朋友嘴裏說出來，對不？我跟一個左派文化界朋友提起這篇文章，他說看過，垂首吁氣：「西城！這就是長期受到洗腦的惡果！」相對黯然。

香港目前的僵局，不難解決，只要政府釋出誠意，窘況隨即迎刃而解。梁振英厚顏說：「我不會辭職，也不需要辭職，即使辭職也解決不了問題！」呸！天大屁話！他沒知道抗爭人們的兩大訴求嗎？其一便是「梁振英下台」，你下台，人們怨氣消，馬路上的人群和路障即不全撤，至少去了七八九。台灣馬英九總統「雙十」發言，引用鄧小平名言改兩字鼓動「讓一部分人先民主起來！」前有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短短三十多年，中國經濟騰飛，躍居世界經濟大國，循此邏輯思維，「讓一部分人先民主起來」，二三十年後，香港大有機會成為世界上最民主城市，到時經濟、民主一把抓，豈非十三億炎黃子孫之福！毋妨先在香港搞「民主特區」以觀後效，若成績斐然，即證民主不是洪水猛獸，而是治病之藥，既能祛病，何不推行全國？民主普及，中奴港奸就不必爭做「奴才狗」矣！

（附記：陳佐洱稱梁振英為硬骨頭，改一字曰「賤」，賤骨頭！）

李純恩 - 一種精神狀態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0月10日

一個來自清華大學的大陸旁聽生，在港大旁聽洋講師的課，因為聽不懂英語突然發難，高叫着「我們都是中國人，你為什麼不說普通話！」把洋講師打了一頓。

洋講師莫名其妙挨了一頓揍，他跟記者說，想了半天也沒想明白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好幾年前我去日本大阪旅行，入住酒店正在辦登記手續的時候來了一團中國廣東遊客，其中有一個用中國話大聲問正在幫我辦入住手續的日本女職員：「哪裏可以換錢？哪裏可以換錢？」女職員看着他很是疑惑。

我就對那個人說：「她是日本人，聽不懂中國話的。」那個男人馬上就嚷了起來：「怎麼會呢，她是做前台的，怎麼會聽不懂普通話！」我看着這個不知來自珠三角哪塊寶地的同胞，連給他做翻譯的興致都沒有了。

清華大學是中國一等學府，很難考上的。可以考上清華大學的，應該都是學生中的精英了。但竟然會出個因為聽不懂英語而動手痛打洋教師的貨，行徑一如我在日本碰到的珠三角農民兄弟，「我們都是中國人，為什麼不說普通話！」

這種匪夷所思的責難，多多少少也顯示了很大一部份國人的某一種精神狀態。日光日白，活在夢中，這夢自然是所謂的「強國夢」，如一劑精神藥物，吸之令人飄飄欲仙，繼而如癡若狂，不可一世，結果就在全世界獻世出醜了。


Vic：有一群人將中國人的名聲搞臭了，香港人因此強調自己的香港人身份，而搞臭中國人名聲的人不知反省，反駡：你們這些豬狗不如的香港人……

蘇賡哲 - 美國的興衰

溫哥華星島曰報     2014年8月19日

    伊拉克飽受恐怖組織「伊拉克和大敘利亞伊斯蘭國」(ISIS)蹂躪，很多人希望美國能出手干涉，但奧巴馬不會再動用地面部隊，只派艦載戰機飛到伊拉克北部空襲助戰。 烏克蘭東部被親俄力量分割，有分裂之虞，甚至馬航客機也打了下來，美國所做的也只是制裁俄羅斯，沒有實質軍事行動。這難免令一些人覺得美國衰落了，甚至認為中國崛起，不久將來就會取代美國，成為世界老大。

    其實美國對外政策，總是鐘擺式左右搖晃。小布殊時代擺向極右，到了盡頭，就有今天奧巴馬的擺左。小布殊在第二任總統就職演講所說的「美國的政策就是……以終結全世界的暴政為終極目標」，並且在必要時使用武力。今天看來，變成一種奢談。然而，誰也不知道，鐘擺在甚麼時候，又會向小布殊原來的位置擺過去。

    中國社會科學院原美國研究所所長資中筠認為，美國這樣的國家，是很難衰落的。她提出很多難於衰落的理據，我覺得最重要是先天的人才優勢。畢竟在任何的條件中，人才是決定興衰的要素。

    學者資中筠指出：美國最早的，來自歐洲移民骨幹，教育程度就比較高，他們自然以普及教育為己任。從17世紀中葉開始，遠在美國立國之前，在新英格蘭各州就完成了普及義務教育的立法，並建立了哈佛、耶魯、普林斯頓等名牌大學。開國元勳都以教育為立國之本。 不過，我覺得更重要的是，重視怎樣的教育。胡適在美國康奈爾大學時，當地小學在上新學期第一課。他跑去教室外聆聽，課堂裏小學生跟著老師，在背誦美國第三任總統傑弗遜為學生撰寫的誓辭：「我保證使用我的批評才能；我保證發展我的獨立思想；我保證接受教育，從而使自己能夠自行判斷。」這是因為初期開拓美國的人帶來歐洲新興人文主義，才會有這樣的教育思想。假設開拓美國的不是他們，而是同時代的中國官吏和士紳，只會有愚民教育而已。像哥倫比亞大學丁龍講座的奠基人丁龍這種中國人，是稀罕品種。

    中共軍中研究美國的專家劉亞洲有警句說：「美國是由千千萬萬不愛自己祖國的人組成的國家，但他們都很愛美國。」劉亞洲沒有觀察到，美國的事碰到中國人就有例外。不錯，有些中國人如曹長青會自稱是「生錯在中國的美國人」，他們不愛祖國，很愛美國。但更多的中國移民說自己「來了美國才發現自己比以前更愛中國」。 美國教育首重獨立思想，而不是愚民教育，更不是奴性、服從性的教育，因此富有創新能力，足以領先世界。也因為不是愚民教育、奴性、服從性的教育，才能夠發展出獨立的批判精神。美國知識分子和新聞工作者總是站在政府對立面罵建制、罵政策，以罵政府為愛國。美國領導人要不斷從罵聲中改善自己。

    反觀華人社會，恰好和美國人相反，往往聽到有人罵中國政府，立刻蜂擁而前，誣之為漢奸賣國賊。國家的進步和落後，這就是非常明顯的一道分水嶺。

    劉亞洲說：「讀美國二百年史，可觸摸一條清晰的、明確指向全球的戰略脈絡：首先建立清明公正的國內政治，消除一切自我抵銷的因素，努力在北美創建一個世界中心，將周邊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再一隻腳踏進歐洲。」自己內政尚在打甚麼老虎的階段，而要超越美國，那是講得太早了。

蘇賡哲文章見懷鄉書訊

區家麟 - 滿紙荒唐反佔中

2014年8月20日

【明報專訊】反佔中大遊行，最令本人驚詫的一幕，乃遊行團體出發後，維園留下的滿地荒唐。

把「愛國愛港」掛在口邊的團體，國旗區旗用完即棄，隨手亂拋地上，任人踐踏；家國象徵，不好好珍惜，又不循環再用，這種「愛」，有多真？如何感召人？情何以堪？

反佔中大聯盟聲稱19多萬人參與遊行，統計方法是派了20萬紙花及貼紙；維園現場所見，大量紙花與貼紙沒派完，原封不動被即場棄置，這個數字，又有多真？水分有多深？維園草地堆滿垃圾，滿目瘡痍，「愛港」之情，如何得見？〔相關文章：如果這幫人叫愛國〕

是次遊行一大異象，乃大部分傳媒都有記者，以鏡頭記錄了社團中間人派錢全部過程；傳媒的調查報道，揭發一宗醜事，往往只是冰山一角，今次各大傳媒幾乎肯做就拍到，顯示團體出錢買人頭之舉，不在少數，卑陋齷齪，絕非個別例子。

社團與鄉里組織動員親友及陌生人遊行，明明有專車接載，還辯稱派錢是「車馬費」；被電視台全程拍攝「斷正」，無何抵賴，還要反咬記者「移花接木」。當然，我們不能排除，一買一賣之間，也有真情；然而，記者問，你來做什麼？有人答「購物」、有人答「我反戰爭」、有人答「支持佔中」，亦有記者目擊有內地旅客被組織參與。以錢財與口腹之慾，驅動不明真相的群眾與內地人上街，反佔中之表態，又有多真？

數字有問題 誠意亦成疑

遊行人數點算，亦有異象，罕見地，學者點算人數少於警方數字。我們姑且相信各方估算數字大致準確，港大民研點人頭，只有5萬多，只及警方數字約一半，原因在點算位置不同，學者在遊行中後段數人頭，警方則在維園出發點計算。合理推斷，也符合很多人所觀察：大概有一半遊行人士，一出維園，被警方數完人頭就離隊。這種走過場的表態，數字有問題，誠意亦成疑。

當然，遊行者中，相信仍有數以萬計的參加者，付出汗水腳力，真心「反佔中」，但整個反佔中運動之宣傳及動員伎倆，埋下劣質政治文化的先例：扭曲概念、混淆視聽，以口號作思維，道理少講；不當地預設了「佔中」必有暴力，繼而層層推演，無限上綱，渲染混亂，消費平凡百姓的怕亂心理，營造恐懼，愚弄人心。

一些公司與團體裏，在上位者以權勢威逼利誘下屬參與，湊人數、湊簽名。政府則掌控公共資源，製作廣告問市民「有票，真係唔要？」叫人「袋住先」、「食住先」，卻片面誘導，絕口不提「袋乜嘢」或「食乜嘢」。政府廣告，往日是公民教育、或宣傳既定政策、或作政策諮詢，一個缺乏認受性的政府，肆意運用公權力，用納稅人的錢，攻納稅人的心，洗納稅人的腦，世上豈有如此便宜的事。

滿地荒唐的香港，種種異象，正變成常態；大遊行過後，反佔中運動暫時偃旗息鼓，希望這些難堪的小動作，到此為止。 

葉家威 - 提名程序與愛國愛港

2014年8月9日

【明報專訊】上月（7月15日）特區政府發表政改諮詢報告，正式啟動政改程序，指社會大眾「普遍認同」行政長官人選須「愛國愛港」，又稱「主流意見」認同提名權只授予提名委員會，不可削弱。同時強調「較多意見」認同提名委員會應參照目前的選舉委員會的組成方式，即由四大界別同比例組成。暫且不論這些所謂「普遍」、「主流」或「較多」民意是否客觀準確，但報告將「特首須愛國愛港」和「提委會壟斷」並舉，就絕對是反映「京意」。例如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和人大常委副秘書長李飛都曾公開說特首選舉須符合《基本法》的規定，行政長官要符合愛國愛港標準。無獨有偶，建制派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也在報告發表當日在《明報》撰文，認為如果由不愛國的人出任特首，會對國家造成很大的傷害，因此要由提委會提名預先審查。

爭議應交由全體公民決定

可是，「特首須愛國愛港」並不是像中央和建制派所講那樣被香港人廣泛接受。退一萬步，即使我們同意特首應該「愛國愛港」，「特首須愛國愛港」和「提委會壟斷」亦沒有必然關係，將兩者綑綁在一起並不合理。因為即使我們同意特首須愛國愛港，我們還需要處理兩個問題，包括：第一，何謂愛國愛港？是否由中央說了算？愛國是否等於要事事服從中共？任何民主國家的政治領袖只需宣誓效忠該國憲法，而毋須效忠任何政黨，他們又算不算愛國？第二，在有意參選的人之中，誰人算是愛國愛港？可能有人會懷疑某些政黨受外國勢力影響，而我們亦有理由要求政黨的財政來源有更高的透明度。如果是證據確鑿的話，社會自有公論。（如今無論是泛民抑或建制派的政黨都毋須公開財政來源。）

與國籍、年齡、居住年期等客觀條件不同，愛國愛港本身就是一種政治判斷。不難想像香港人會對於這些問題爭論不休，但民主體制正正就是一個解決分歧的制度，而民主的精神就是將這些爭議性問題交由全體公民在平等和自由的條件下決定。例如我們可以說特首應該要「有領導才能」，其他國家或地區當然不會明文規定參選人須「有領導才能」，因為這是真真正正不言而喻的條件。但何謂領導才能？哪個參選人最有領導才能？在民主制度下，這些問題應亦交由全體公民決定。如果你認為某個候選人欠缺領導才能，你大可以投票給其他你認為更適合候選人，也可以嘗試說服其他選民另選賢能，而不是希望有個由一小撮人組成的提委會去阻止他參選。因為這樣做是讓少數人限制多數人的選舉權，試問又怎可稱作民主選舉？

同理，如果有人認為萬一普選選出一個事事對抗中央，與外國勢力勾結的特首，後果會不堪設想。我們應反問，如果社會大眾真的是「普遍認同」行政長官人選須「愛國愛港」的話，又怎會有這種情况出現呢？况且這個問題根本就應該讓選民自行判斷。那些堅持「提委會壟斷」的人，是不是認為政改報告弄虛作假，或者認為一般選民無能力理解什麼是愛國愛港，所以需要由少數人組成的提委會越俎代庖，預先篩選？如果對選民的判斷能力是如此缺乏信心的話，就不要自稱支持普選了。

民主政制的精神是政治平等。要分辨真普選和假普選，除了「一人一票」之外，還要看公民的政治權利——包括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是否受不合理的限制，因而造成政治權利上的不平等。根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條，所有公民「無分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見或其他主張」在政治權利上都不應受歧視。由提委會去決定誰人愛國愛港，是變相由一小撮人以政見作篩選，絕對是不合理限制。由此可見，如果要有提名委員會，其組成和提名門檻都必須要讓不同政見者包括泛民有機會參選，否則就是一個假普選。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通識教育部講師 

李怡 - 異議是愛港的最高形式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7月12日

下周二，林鄭月娥將交代政改諮詢報告以及梁振英向人大常委會提交的政改報告，有關報告很可能是作為提供8月人大常委會就香港政改作決定的依據。其中，否決公民提名和提出特首須愛國愛港，最受關注。學聯準備發起大專生罷課並號召罷工的公民抗命行動。

對專制政權和奴才政權嗆聲，使筆者想起美國第三任總統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1743－1826）的一句話：「異議是愛國主義的最高形式。」（Dissent is the highest form of patriotism.）。儘管有人說，在傑弗遜的講話和文字中都找不到這句話的出處，但這句話歷來已被廣泛引用，在越戰期間更被大眾文化吸納。不管傑弗遜有沒有說過，這句話在西方已沒有爭議性。

異議，Dissent，是指對執政者的異見。為甚麼說異議是愛國呢？因為若不愛這個國家，就不會提出與掌權者逆反的意見，就會明哲保身，甚或為個人利益去逢迎權勢。為甚麼說是「最高形式」呢？因為提出異議需要勇氣。如果不是深愛這個國家，就不會提出異議。正如任何人都不會不犯錯誤，任何國家也是不會不犯錯誤的。有沒有能力去修正錯誤，是一個人或一個國家進步或衰敗的關鍵。修正錯誤首要發現錯誤，而異議的提出，正可以讓執政者去思考是否犯錯。

此前政改三人組及中共官員的種種言談，其實已很清楚，就是政改報告將會以公民提名不符合基本法為理由而予以否定，至於基本法不存在而是被白皮書僭建的「愛國愛港」，就會以特首就職誓詞中的「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來解釋這就意味着愛國愛港。

三天前，中國駐英大使劉曉明在《金融時報》發文表示，「對國家效忠是從政者必須遵循的基本政治倫理」，更以美國總統就職誓詞也講「效忠國家」來證明要求特首效忠國家也是符合國際標準的。

但實際上美國總統的就職誓詞沒有「效忠國家」，誓詞是「我必忠實執行合眾國總統職務，竭盡全力，恪守、維護和捍衞合眾國憲法」，要點是捍衞憲法。其實所有法治國家，包括中華民國的總統就職誓詞，都是首先提到要遵守及維護憲法。香港特首的就職誓詞第一句就是「定當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並沒有效忠中國憲法的句子，因此不存在《人民日報》所指的香港法庭「只講基本法不講憲法的傾向必須糾正」的問題。香港特首誓詞的效忠對象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而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這是「一國兩制」和基本法作為香港小憲法的體現。

現代文明國家所講的愛國，就是遵守憲法，愛護憲法。美國有一位律師說：如果我們的憲法不能保護人民的自由和權利，那麼這國家的存在又有何意義？

中共的愛國，是愛中共國的中央政府，效忠的是共產黨永久執政的中央政府。照法治觀念，香港高度自治的權力來自基本法。照中共的人治觀念，香港的權力來源就是中央政府。《中英聯合聲明》聲稱「除外交和國防事務屬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到了白皮書，就把「除外交和國防事務屬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這句去掉，變成中央有「全面管理權」啦。

大律師公會昨天發表聲明，指出儘管公民提名在技術上不符基本法，但基於公眾期望，政府應考慮吸納公提背後的理念，看看能否將方案內容置於《基本法》框架之下，確保公眾在提名過程中有最大程度的參與，否則法律只變成管治者用來挫敗公眾期望，而非用來尊重、推動和滿足公民期望的手段。
公民期望的，就是維護公民的政治權利，而不是把普選中的公民投票當成橡皮圖章。

近年隨着愛國的宣傳，大陸網民也就有了「愛國賊」這個詞。網民周小羊一句名言是：「愛國而不愛自己的人民是愛國賊，愛國而不愛自己的權利是愛國奴！」

在愛國已被專制政權騎劫的情況下，筆者認為愛國與愛港必須如連體嬰那樣分割才能存活。如果愛國就等於愛專制政權而不是愛香港人民的話，你繼續愛國就是愛國賊。愛港如果不是維護香港市民政治權利的話，你就是拜倒在一個絕對權力之下的愛港奴。因為誠如胡適所言：爭你自己的自由就是爭國家的自由，爭你自己的權利就是爭國家的權利。因為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

敢於向剝奪港人政治權利的政權發聲，敢於起而抗爭的異議者、反對派，就是愛港的最高形式。（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陳文敏 - 政法不分

明報   2014年7月2日

法律界的靜默遊行，參與人數近1800，為上次靜默遊行人數的兩倍。這是回歸以來法律界第三次的靜默遊行。回歸17年，法律界仍要為法治而遊行，這是值得當權者三思的問題。

中國近年也多強調要走法治的道路，然而，由白皮書至近期中方官員的言論，依然反映了一種相當薄弱的法治觀念，他們仍然停留在政法不分的階段。首先，中方官員指6．22投票是違法，6．22是民間投票，沒有法律約束力，但沒有法律約束力並不等於違法，這只是表達意見的方法，政府不願見到的事並不等於違法，這是政法不分的結果。有些中方官員指出，《基本法》沒明確容許的事情便是違法，但表達意見的自由是《基本法》容許的。况且，稍為對法律有認識的人也知道《基本法》絕不是一部非黑即白的文件，政府的意見，又是另一次將政治取向強加於法律條文上的表現，體現法律為政治服務的思維，只是，這並不是普通法的制度，也不是法治的意義。

法律和道德也並非完全一致，有些道德的規範並不適用於法律，例如孝順父母，相信沒有太多人反對，但法例就不會規定每個人必須孝順父母。孝是出自內心，屬於道德範疇，法例無法強制，因為要執行法律便得清楚界定違法的行為，而道德要求的往往過於空泛籠統，難以界定。那些高唱法官為何不該愛國只是在混淆視聽，將道德要求硬說成法律責任，漠視法律必須能執行而非政治口號，甚至可說，何謂法律也未弄清楚。

有人說，法官是按照法律和《基本法》判案，這些憲制文件，裡面已有維護國家主權和國家安全的內容，但這就是否等於「愛國」的法律詮釋？香港人擔心愛國，並不是他們反對愛國，而是愛國的定義太主觀，並由一個政治機關作判斷。中國這四十多年來，有多少愛國者被打成階下囚，所謂愛國，往往只是成為順應當權者的稱謂，批鬥異己者的藉口，這是歷史現實，也是為何港人對愛國論如此擔憂！

李怡 - 做文明的Hongkonger還是野蠻的中國奴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6月18日

上月23日，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接見訪京的港區省級政協聯誼會代表，談到中港矛盾時說，希望香港人明白兩地文明程度不同，應增進相互理解。王光亞又說內地會研究如何更好地執行自由行政策，例如教育內地人出境外遊時應作出的文明行為。

《來生不做中國人》一書作者鍾祖康，最近出了本新書《向中國低文明說不》，自序的題目是「野蠻人能夠統治文明人嗎？」開頭就提到中國政府多次向國民頒佈出國旅遊的文明行為指南，他說：「文明國家的民眾絕對不需要這樣的外遊文明行為指南，低文明國家的民眾則即使三令五申也無用，若提示一下就能馬上遷善，那就算不上是低文明了。」他又指出，對香港破壞最大的，不是不太文明的中國遊客，而是極不文明的中國政府。指望極不文明的政府，教育不太文明的國人嗎？

《中英聯合聲明》和以之為根據撰寫的《基本法》，算得上是文明的文件，基本上採取法律用語，儘管所謂「高度自治」有多高並不明確，但「除外交和國防屬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再加上《基本法》22條規定中央所屬各部門、各省、自治區不得干預香港自行管理的事務，已經算是相當明確的「分權」法律文件了。文明人是否應該按照這個法律文件處事呢？

但中共國的國務院新聞辦近日拋出一個白皮書，基礎不是法律，而是儒家大師徐復觀所指出的中國政治文化最大詬病的「血緣政治」。毛孟靜昨天撰文指出，白皮書全文講「愛國」兼種族字眼有：「香港同胞」18次；「祖國」12次；「中華民族」4次；「中華兒女」2次；「血濃於水」1次；「愛國」7次，包括兩個「愛國愛港」。

徐復觀認為，自秦以來政治文化由血緣政治延伸到社會的講關係、講人情，而不是以法律、制度為依歸，使中國的政治始終未能實現現代文明。社會學家費孝通認為，中國社會是一個「熟人社會」，而非契約社會，它以血緣關係維繫，「人和人的權利和義務根據親屬關係來決定」。血緣政治在全社會蔓延，使中國歷代的官員選拔無一例外地滋生弊端和腐敗。

「血濃於水」並非中國成語，它源自中世紀德國的種族主義語言，1859年美國海軍准將Josiah Tattnall在遠東，違反美國的中立原則，指揮美國艦隊協助在大沽口與中國作戰的英國艦隊時，說了一句「Blood is thicker than water」，使這句話成為名言。這句種族主義語言，雖然在歷史上有「帝國主義侵華」的記憶，但因為同中國的血緣政治投合，所以常被中國民族主義者取用。

白皮書一反《基本法》以法律語言來界定香港特區與中央的分權關係，而是用血緣政治的語言去講「愛國」。它本質上屬於未實現現代文明的野蠻人的文件。筆者一位在英國和香港完成法律學位課程的年輕朋友，日前經過羅湖口岸，她拒絕接受一本派給她的白皮書，她說報上看過有關內容，覺得同文明社會的觀念南轅北轍。她不拿這個免費派發的小冊子的原因，是怕自己忍不住會當場撕掉它。她很奇怪為甚麼梁愛詩、譚惠珠、林新強這些受西方法律教育的人，會說出奉迎這個野蠻人文件的話？他們是受了人治社會的血緣政治影響而渾忘了所學的基本法治精神呢，還是基於個人政治經濟利益和名位的考慮？

和平佔中原定後天舉行的全民投票，其電子投票平台，遭國家級網絡攻擊至系統癱瘓。YouTube拒絕刊登呼籲市民參加6.22投票的廣告。李克強訪英國，計劃藉着與英方簽署多份總值逾2,300億港元的經濟協議之際，要求英方再簽署一份中英聯合聲明落實成果的文件。這樣的文件不用問都知道是邀請英國一起來強姦香港市民的意志，但基於巨額利益的考慮，英國很可能還是會簽。

強權就是真理？美國前總統尼克遜說過：儘管強權不能代替真理，但真理往往敵不過強權。香港人今天應該把這句話反其意用之：儘管真理往往敵不過強權，但強權永遠無法代替真理。

筆者學法律的年輕朋友說，讀到梁愛詩、譚惠珠、林新強這些談話，她覺得對學法律的她自己來說也是羞辱。香港人如果在野蠻人的白皮書羞辱之下，在強權硬壓之下，在一批無恥的蠅營狗苟的政界法界領袖胡言亂語的侮辱下，而仍然無動於衷，對6.22投票、7.1遊行、佔中不聞不問，那麼就乾脆不要做引以自豪的Hongkonger了，甘心去做強權之下的中國奴吧。（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