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文 - 中國病了

夾心人   2016年5月11日

因為「魏則西事件」，本報社評質疑內地有沒有類似香港「不良醫藥廣告」監管法例。我可以代答是有的。中國是法制之國，實施大陸法制度，法律五花八門，當然有相關規例。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告法》為例，內中第十六條，就規管醫療廣告不得含有「表示功效，安全性的保證」及「說明治癒率或者有效率」。不過這悲劇不盡是法律問題，遑論不良廣告。

單從法律角度看，這個案非常複雜。固然百度暗裏收了廣告費，將醫院及療法排到最前，但搜索引擎並沒有作出任何醫療推薦。它只是利用一個「植入」方式，引導搜索者去醫院網站。就筆者所知，國內國外目前沒有法律監管這個做法。百度最大爭議，只是沒有將搜索結果帶有廣告性質公開。電子平台發展太快，嶄新經營手法層出不窮，各地立法根本追不上這個速度。

至於療法也有爭議性。雖然據稱外國已淘汰相關治療，但不表示違法。以中醫為例，外國大多不會接受，卻在中華區域盛行。同樣很多創新治療，特別是臨床實驗，只要得到患病者同意，註冊醫生進行，也沒有法律後果。說到底，每種療法都有風險，只是大部分病人忽視。

就筆者所知，在內地主流醫學界，靠掛部隊醫院的莆田系從來沒有地位。但這鍋老鼠屎不僅壞了部隊醫院聲譽，也惡化當前岌岌可危的醫患關係。事件不是百度或醫藥廣告問題。整個根源在腐敗人心。無論醫院和醫生，大多以盈利和個人利益為目標，忘記醫護者天職。早前過期疫苗，已是一個活生生例子。就算有良心醫護人員，在整個體制下，也是有心無力。中國社會是生重病了。

莫哲暐 - 這個崩壞而虛偽的時代——駁彭泓基、樂鞏南及宋恩榮

2015年8月31日

【明報專訊】港共政權干預香港大學自主一事，擾攘多日。其間，有港大校友激烈筆戰，刀光劍影。本人非港大舊生，本無意介入，但讀到彭泓基及樂鞏南的文章，及聽到宋恩榮之言論，實在忍無可忍，決定加入戰團。

早前有教會團體舉辦電影會，播放《總主教之血》，電影主角為薩爾瓦多前總主教羅梅洛。羅總主教政治取態保守，少與獨裁軍政府對抗。後因友人Grande神父被刺殺，看清了政權暴虐之本質，故挺身而出，保衛人權，與軍政府對着幹。本人分享時指出，當時拉丁美洲的左右之爭非常激烈，右翼軍政府上台，必鎮壓左翼。而左翼中人也不甘示弱，組織游擊隊反抗，暗殺、綁架等慘案時有發生。而左翼由於有反教會傾向，教會中人多默許右翼政權的獨裁統治。政治從來不是非黑即白，尤其在拉丁美洲，左右兩翼均使用「顯性」暴力。不少人因而會得出以下結論：兩邊皆暴力，因此兩邊皆有錯，最緊要就是多多溝通。但這是虛偽或無知的。表面上雙方類同，但我們要懂得認清表面底下的結構問題與制度不公。當制度明顯偏袒一方時，你扮扮「中立」，就是助紂為虐。總主教就是看清了現實。其雖然譴責某些神父參與游擊隊，卻拒絕淪為「偽中立」、「偽理性」者，而是指摘軍政府維持不公制度、殺戮人民。政府威脅教會、破壞教堂，總主教仍拒絕低頭，最終蒙難。

香港相比於薩國，可謂和平得多，但權貴中產之虛偽，卻不遑多讓。當天衝進會議室之港大學生，與左翼游擊隊簡直是象蟻之比，然而權貴及法利塞人卻同樣選擇無視政權之魔爪，「小罵大幫忙」，而鋪天蓋地譴責學生。

回歸文本，待我等看看三位之論述。先談彭泓基。彭氏文章雖則語調溫和，但不減當中之虛妄。彭氏早前撰〈與程翔兄論「正義」 攜手一起「救救港大」！〉（《明報》，8月18日）一文，引用Amartya Sen，謂我等應該「容許多種不同的『正義』緣由存在」，不應「只能看到一種『公義』」，藉此批評學生唯我獨尊。程翔先生對此已有反駁。然彭氏不罷休，再撰〈與程翔兄再論「正義」——本是同根生 相煎何太急？〉（明報，8月25日）反駁之，謂：「若正義的定義與是非尚未分清，就妄然定出不義，是否有值得商榷之處？對於真正的不義，例如日本侵華，屠殺千萬中國人，那是沒有任何異議的不義，我們皆應致力堅持抗爭！」另又指出：「每個人所感受到的『隱性暴力』都會不同，但有形的『暴力』則是顯而易見的……若當時學生因『隱性暴力』而義憤填膺，為什麼別人感受不到？」其後又表示：「但一切行為，都應有是非對錯的準則」，因此要譴責學生。以上論述，簡直狗屁不通。

隱性暴力制度不公是問題根源

彭的「道理」不難解讀：有權勢者的決定、制度不公，和「隱性暴力」，無清晰準則，可以各有各說，因此不需要下結論，應多多包容；至於學生的抗議較為激烈，很清楚，所以要痛斥。簡直荒謬絕倫。在拉丁美洲，不論政權及反抗者均用了「有形的暴力」，但導致暴力衝突不斷的，正是背後邪惡可恥的「隱性暴力」——制度不公。隱性暴力方是問題之根源。因此我等一般會「同情地理解」因反抗不公制度而使用武力者（不等於完全贊同），而厲聲譴責位高權重而武力鎮壓者。彭氏既然如此不齒「有形的暴力」，請撰寫鴻文譴責其校友孫文如何用暴力革命推翻滿清。另外，彭氏以為日本侵華真的「沒有任何異議」？那他應該去讀讀日本極右的正義觀。用彭氏的道理，我等也應該包容極右繼續宣示侵華乃為建立「大東亞共榮圈」之論述，畢竟大家對「正義」的理解不同。以偽哲學論述去包裝自己的虛妄，擾亂視聽，實太可惡。

彭氏又斥責學生不懂「仁」與「禮」，缺乏尊重。本人實在無法再忍受某些人曲解孔孟之道去服侍政權。儒家以仁為禮之本，所謂：「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心存仁愛，當渴望正道行於天下，所謂「天下為公」。見有不公而義憤填膺，正是仁之發揚。孟子謂：「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簡單直接，不難理解。不懂哲學，請不要扮懂，免丟人現眼。

政界無資格干涉學術研究

至於樂鞏南的文章，其實不值一駁，因為質素實在太低。但既然刊登了，稍駁也無妨。樂在〈有盲點不自知？還是不敢面對現實？〉（明報，8月3日）一文中謂：「延遲委任陳文敏教授為副校長的決定，並非一個學術自由的問題，而是一個管理架構任用的高層行政管理人員的問題」（其語病非常嚴重）。要把「大專學院高層人員之任用」與「學術自由自主」脫鈎，相信要有極高「智慧」方能明白，我等凡夫俗子真的領會不來。樂氏再撰〈走火入魔的象牙塔中人〉（明報，8月25日），要幫董建華翻案：「董先生並沒有干涉鍾（庭耀）的民調。他差遣路祥安去了解一下那『新出爐』的鍾氏民調，起碼是看看是否……客觀、公正」。又指出「你學術界先插了一腳進來政壇，試圖影響政局，那麼禮尚往來，有何不妥？」前句說董生無干涉，後句卻說是「禮尚往來」，即是有干涉，這叫「鬼拍後尾枕」。學術界研究政治現象，天經地義；政界卻無任何資格干涉學術研究，此乃世界通例。不過樂氏所秉持的應該是「祖國」邏輯，所以屬於世界之吾人，無可能理解。

很多對學生指控無證無據

最後是宋恩榮。宋先生日前出席電台節目，譴責闖入會議室之學生「自貶成無道德底線、禽獸不如」。此與早前李國章指控學生為「紅衛兵」之論述互相輝映。學生當日之行動激烈，毋庸置疑，但很多指控無證無據。例如中英文也不太懂的港大校董鍾樹根，就曾聲稱「一位女性校委則被示威者在停車場非法禁錮和圍罵，要求她『下跪』道歉才放人」，學生是「草菅人命」。原來立法會議員就可以隨意指控學生而不提任何證據，待遇真優厚。這班學者議員，會譴責香港的學生「禽獸不如」、有如「紅衛兵」、「草菅人命」，卻不會去譴責真正由毛澤東統領的紅衛兵「禽獸不如」，更不敢指控共產黨「草菅人命」。沐猴而冠者，在今日香港可以橫行。

這就是我們當下身處的時代：禮崩樂壞、虛偽充斥。殖民地奴才性格，遍佈各界。奴才與奴隸不同：奴隸充滿不甘，可以有反抗思想；奴才則是心甘情願做當權者的奴婢，迎上欺下，從中取利。再加上中共倡導的法西斯大一統極端民族主義，香港的奴才戴上了「愛國」的面具，對黨國卑躬屈膝、摧眉折腰，對人民則目露兇光、喊打喊殺。很悲哀。但正是處於荒誕時代，更要學懂勇敢生存，好能與邪惡勢力周旋下去。

閻連科 - 上天和生活選定那個感受黑暗的人──受領2014年卡夫卡獎演說

騰訊文化   2014年10月22日

女士們、先生們，各位來賓和我尊敬的評委：

從某個角度說，作家是為人和人類的記憶與感受而活著。因此，記憶與感受，使我們成了熱愛寫作的人。

也因此，當我站在這兒的時候，我想起了50多年前的1960到1962年間，出現的所謂「三年自然災害」，就在那次舉世震驚的「人禍」後的一個黃昏，夕陽、秋風和我家那個在中國中部、偏窮而又寂寥的村莊，還有，因為戰爭而圍著村莊夯打起來的如城牆樣的寨牆。

那時候，我只有幾歲，隨著母親去寨牆下面倒垃圾，母親拉著我的手，指著寨牆上呈著瓣狀的觀音土和散粒狀的黃土說：「孩子，你要記住，這種觀音土和榆樹皮，在人饑餓煎熬到快要死的時候，是可以吃的，而那種黃土和別的樹皮，人一吃就會更快的死掉。」

說完，母親回家燒飯去了。她走去的身影，如同隨風而去的一片枯葉。而我，站在那可以吃的粘土前，望著落日、村舍、田野和暮色，眼前慢慢走來巨大一片——幕布般的黑暗。

從此，我成了一個最能感受黑暗的人。

從此，我過早的記住了一個詞彙：熬煎——它的意思是，在黑暗中承受苦難的折磨。

那時候，每每因為饑餓，我拉著母親的手討要吃的時候，只要母親說出這兩個字來：熬煎。我就會看到眼前一片模糊的黑暗。

那時候，中國的春節，是所有兒童的盛日，而我的父親和許多父親一樣，每每看到我們兄弟姐妹，因為春節將至，而愈發歡笑的臉龐時，也會低語出這兩個字來：熬煎。而這時，我就會悄悄地離開父親，躲到無人的荒冷和內心模糊的黑暗裏，不再為春節將至而高興。

那時候，生存與活著，不是中國人的第一要事；而革命，才是惟一國家之大事。可在革命中，革命需要我的父親、母親都舉著紅旗，到街上高呼「毛主席萬歲！」時，我的父母和村人，大都會從革命中扭回頭來，無奈自語地念出這兩個字：熬煎。而我，當聽到這兩個字的時候，眼前必就會有一道黑幕的降臨，如同白日裏黑夜的到來。

於是，我也過早地懂得了黑暗，不僅是一種顏色，而且就是生活的本身。是中國人無可逃避的命運和承受命運的方法。之後，我當兵走了，離開了那一隅偏窮的村落，離開了生我養我的那塊土地，無論生活中發生怎樣的事情，我的眼前都會有一道黑幕的降臨。而我，就在那一道幕布的後邊，用承受黑暗，來對抗黑暗，如同用承受苦難的力量，來對抗人的苦難。

當然，今天的中國，已經不是昨天的中國，它變得富裕，並咄咄有力，因為解決了13億人口的溫飽與零用，便像一道突來的強光，閃耀在了世界的東方。可在這道強光之下，如同光線愈強，陰影愈濃；陰影愈濃，黑暗也隨之產生並深厚一樣，有人在這光芒裏感受溫暖、明亮和美好，有人因為天然的憂鬱、焦慮和不安，而感受到了光芒下的陰影、寒涼和霧纏絲繞的灰暗。

而我，是那個命定感受黑暗的人。於是，我看到了當代的中國，它蓬勃而又扭曲，發展而又變異，腐敗、荒謬，混亂、無序，每天、每天所發生的事情，都超出人類的常情與常理。人類用數千年建立起來的情感秩序、道德秩序和人的尊嚴的尺度，正在那闊大、古老的土地上，解體、崩潰和消散，一如法律的準繩，正淪為孩童遊戲中的跳繩和皮筋。

今天，以一個作家的目光，去討論一個國家的現實，都顯得力不從心、捉襟見肘；然對於那個作家而言，因為這些本無好轉，卻又不斷惡化、加劇的無數無數——人們最具體的飲、食、住、行和醫、育、生、老的新的生存困境，使得那裏芸芸眾生者的人心、情感、靈魂，在那個作家眼裏，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焦慮和不安，恐懼而興奮。

他們等待著什麼，又懼怕著什麼，如同一個垂危的病人，對一劑虛幻良藥的期待，既渴望良藥的儘快到來，又擔心在它到來之後，虛幻期待的最後破滅，而隨之是死亡的降臨。這樣期待的不安和恐懼，構成了一個民族前所未有的焦慮心。這顆民族的焦慮心，在那個作家那兒，成了最為光明處的陰影；成了光明之下的一道巨大幕布的另一面——

沒有人告訴那個作家，國家那列高速發展的經濟列車，會把人們帶到哪兒去。

也沒人告訴那個作家，直至今天，百年來從未停止過的各種各樣的革命和運動，在每個人的頭頂，醞釀的是烏雲、驚雷、還是一片可能撕開烏雲的閃電。

更是沒人能夠告訴那個作家，當金錢與權力取代了共產主義、資本主義，民主的理想之後，人心、人性、人的尊嚴，應該用怎樣的價格去兌換。

我記起了十餘年前，我反復去過的那個愛滋病村。那個村莊一共有八百多口人，卻有二百餘口都是愛滋病患者；而且在當年，他們大都是三十至四十五歲之間的勞動力。他們之所以大批的感染愛滋病，是因為想要在改革中致富，過上美好的生活而有組織的去集體賣血所致。

在那個村莊，死亡像日落一樣，必然和必定，黑暗就像太陽從天空永遠消失了一樣，長久而永恆。而我在那兒的經歷，每當回憶起來，每當我在現實中看到刺眼的光芒和亮色，都會成為巨大的讓我無法逃離的陰影和黑暗，把我籠罩其中，無處逃遁。

我知道，在那一片廣袤而充滿混亂和生機的土地上，我是一個多餘的人。

我明白，在那一片廣袤而充滿混亂和生機的土地上，我是一個多餘的作家。

但我也堅信，在那一片廣袤而充滿混亂和生機的土地上，我和我的寫作，或多或少，將會有它無可替代的意義。因為，在那兒——生活、命運和上天，選定了我是那個生來只會、也只能感受黑暗的人——我像那個看見了皇帝沒有穿衣的孩子，在陽光之下，我總是會發現大樹的影子；在歡樂頌的戲劇中，我總是站在幕布的另一邊。

人們都說溫暖的時候，我感到了寒冷；人們都說光明的時候，我看到了黑暗；人們在為幸福載歌載舞的時候，我發現有人在他們腳下繫繩，正要把人們集體絆倒並捆束。我看到了人的靈魂中有不可思議的醜惡；看到了知識分子為了挺直脊樑和獨立思考的屈辱與努力；看到了更多的中國人的精神生活，正在金錢和歌聲中被權力掏空和瓦解。

我想到了我們村莊那個活了70歲的盲人，每天太陽出來的時候，他都會面對東山，望著朝日，默默自語地說出這樣一句話來：「日光原來是黑色的——倒也好！」

更為奇異的事情是，這位我同村的盲人，他從年輕的時候起，就有幾個不同的手電筒，每走夜路，都要在手裏拿著打開的手電筒，天色愈黑，他手裏的手電筒愈長，燈光也愈發明亮。於是，他在夜晚漆黑的村街上走著，人們很遠就看見了他，就不會撞在他的身上。而且，在我們與他擦肩而過時，他還會用手電筒照著你前邊的道路，讓你順利地走出很遠、很遠。為了感念這位盲人和他手裏的燈光，在他死去之後，他的家人和我們村人，去為他致哀送禮時，都給他送了裝滿電池的各種手電筒。在他入殮下葬的棺材裏，幾乎全部都是人們送的可以發光的手電筒。

從這位盲人的身上，我感悟到了一種寫作——它愈是黑暗，也愈為光明；愈是寒涼，也愈為溫暖。它存在的全部意義，就是為了讓人們躲避它的存在。而我和我的寫作，就是那個在黑暗中打開手電筒的盲人，行走在黑暗之中，用那有限的光亮，照著黑暗，儘量讓人們看見黑暗而有目標和目的閃開和躲避。

今天，在世界文學中，作為亞洲文學主要一片生態的中國文學，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相遇過如此充滿希望又充滿絕望的現實和世界；從來沒有相遇過，在如此豐富、荒謬、怪異的現實中，有如此之多的傳奇和故事——超現實的最日常；最真實的最灰暗。沒有一個歷史階段，東方的中國，能像當下這樣，在無限的光明中，同時又有著無處不在的遮蔽、陰影和模糊。今天的中國，似乎是整個世界的太陽和光明，可也有著讓世界巨大的憂慮和暗影。而生活在那裏的人們，每天，每時，都莫名的激情，莫名的不安，無由來的膽怯和無來由的莽撞。

對歷史回眸的恐懼和遺忘，對未來的憧憬和擔憂，對現實——每天每時都驚心動魄、違背常理、不合邏輯而又存在著一般人們看不到的內真實、內邏輯、神實主義的荒誕、複雜、無序的真實和發生，構成了今日中國最為陽光下的陰影，最為明亮處的黑暗。而作家、文學，在今日中國的歷史和現實中，看到偉大的光明，那是一種真實；聽到悠揚的歌聲，也是一種真實；虛無、唯美，也都是一種真實的存在。中國的真實，是一片巨大的森林，陽光、茂綠、花草、鳥雀、溪水，一切的一切，都是真實的存在，幾十上百的優秀作家，都在這森林中感受著豐富而又扭曲、矛盾而又複雜、蓬勃而又撕裂的中國，演義著自己真實的寫作。而我，則因為是那個上天和生活選定的黑暗感受者，也註定我看到的真實，和別人的不同。我看到了森林深處的霧障，感受到了霧障內部的混亂、毒素和驚懼。或者說，很多人看到了白日的森林之美，而我，看到的是深夜中森林的黑暗和恐懼。

我知道，黑暗不僅是時間、地點和事件，而且還是水、空氣、人、人心和人們最日常的存在和呼吸。如果僅僅把黑暗當做前者，那是巨大的狹隘，而真正幽深、無邊的黑暗，是所有的人，都看到了黑暗，卻都說明亮而溫暖。最大的黑暗，是人們對黑暗的適應；最可怕的黑暗，是人們在黑暗中對光明的冷漠和淡忘。因此，文學在這兒就有了它的偉大。因為只有文學，在黑暗中才能發現最微弱的光、美、溫暖和誠實的愛。所以，我竭盡全力，都試圖從這黑暗中感受人的生命和呼吸，感受光、美和那種偉大的溫暖與悲憫；感受心靈饑餓的冷熱與飽暖。

因為這樣，穿過「時間、地點和事件」，我看見了今天現實中最為日常的黑暗——在有數千年文明的中國，今天的人們，大都可以做到一個又一個老人倒在街上時，大家擔心訛詐而都不去攙扶，可那老人流出的血，原來也是紅的和熱的。

因為這樣，一個產婦在醫院死在手術臺上，而所有的醫務人員怕承擔責任都逃之夭夭後，留下的只有人性和靈魂在現實中最微弱的喘息與尖叫。

因為這樣，在我自己家裏遭遇強拆之後，我感受到了更為日常、普遍，也更為激烈的黑暗。而我，當面對這些時，那些關於人、活著、現實和世界驅趕不散的黑暗，就會大霧一般彌漫在我的內心、生活和我寫作的筆端——我以我自己的方式感知那個世界——我也只能用我自己最個人的方式，感知和書寫那個世界。我沒有能力推開窗子看到世界的光明，沒有能力從混亂、荒謬的現實和歷史中，感受到秩序和人的存在的力量。我總是被混亂的黑暗所包圍，也只能從黑暗中感受世界的明亮與人的微弱的存在和未來。

甚至說，我就是一個黑暗的人。一個獨立而黑暗的寫作者和被光明討厭並四處驅趕的寫作的幽靈。

到這兒，我想到了《舊約》中的約伯，他在經受了無數的苦難之後，對詛咒他的妻子說：「難道我們從神的手裏得福，不也受禍嗎？」這最簡單的一句答問，說明了約伯深知他的苦難，是神對他試煉的一種選定；說明了光明與黑暗同在的一種必然。而我，不是如約伯一樣，是神選定的惟一試煉苦難的人。但我知道，我是上天和生活選定的那個特定感受黑暗的人。我躲在光明邊緣的灰暗之中。我在灰暗和黑暗裏，感受世界，握筆寫作，並從這灰暗、黑暗裏尋找亮光、月色和溫暖，尋找愛、善和永遠跳動的心靈；並試圖透過寫作，走出黑暗，獲求光明。

我——那個把文學作為最高理想和信仰的作家，無論是作為一個人的活著，還是作為一個寫作者的存在，都為自己天生註定在光明中感受黑暗而不安。也因此，我感謝我的血脈祖國，感謝它允許一個註定只能感受黑暗的人的存在和寫作；允許一個人，總是站在大幕的背面來感知現實、歷史和人與靈魂的存在。也因此，更加感謝卡夫卡文學獎的評委們，今年把這個素潔、純粹的文學獎授予了我。

你們授予我的這個獎項，不是約伯在歷盡黑暗和苦難之後獲得的光明和財富，而是送給了那個感受了苦難而惟一逃出來報信的僕人——那個行走夜路的盲人——的一束燈光。因為這束燈光的存在，那個生來就是為了感受黑暗的人就相信，他的前面是明亮的；因為這片兒明亮，人們就能看見黑暗的存在，就可以更加有效地躲開黑暗與苦難。而那位僕人或盲人，也可以在他報信的夜路上，人們與他擦肩而過時，去照亮前行者的一段——哪怕是短暫的路程。

區家麟 - 「五歲價值」看六四

明報   2014年4月30日

廿五年前的民主運動，以長安街街頭一場殺戮告終，縱使淚痕已乾，但年復一年，每到春夏之交，卻總聞歪理不停。有識之士變臉，企圖閃躲遺忘，或打倒昨日之我，或顧左右而言他；語言偽術拙劣，漏洞百出，所糾纏的，卻只是常識；權勢面前，好些人的良知與基本分析能力，淪喪殆盡，豈不悲痛。

達官貴人，不敢說真話，只能迴避，愛套上「客觀分析」光環，稱當年民運資料不全，「心裡還有疑團」，「未能全面掌握」，故不評論。事實上，廿多年來，從當年領導人到學運領袖的回憶錄，官方記者至民間搜證，多角度還原真象，基本事實清晰明確。官方逃避面對、掩飾真相、禁止討論，部分決策細節一直不公開，豈能以此作不聞不問的藉口？

每年這個時份，總是有人如發現新大陸，重複說「天安門廣場無死人」，企圖魚目混珠，卻絕口不提血腥鎮壓地點在北京長安街，死者最少數以百計，是各方都承認的事實。

這一年，不知從何處冒出來的維穩團體，向支聯會示威，卻打著「六四動亂過長」等語焉不詳的橫額。這些「口號」，連基本事實也搞錯，從官方角度而言，「六四」是「平亂」之日，不是「動亂」；若以為「六四」即是當年長達個多月的民主運動，則未免混淆視聽，或是思覺失調。「六四」是一場血腥鎮壓，是民主運動的悲劇終局，「六四」不是民主運動本身。親建制示威團隊連基本事實都未搞清楚，其「訴求」卻得部分媒體眷顧，豈不怪哉？（請看舊文：〈六四不是運動〉）

官方論述長年累月地污衊民主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貶為「西方價值」，崇尚「中國特色」。紛擾糾纏廿多年，很多朋友或有動搖，或覺得煩厭；衡量「六四」官方行為之黑白，不需動用「普世價值」標準，筆者曾提出「五歲價值」概念，用以衡量八九年以來的官方行為之黑白對錯，更為簡單直接。

所謂「五歲價值」，指我們用以教育孩子的最根本人倫價值，世上任何文明任何國度都通行。這些「五歲價值」，比普世價值更基本，我們如何教導小孩？不講大話，做錯事要認錯兼承擔責任，要遵守承諾，愛護弱小，動口不動手，不要打人（遑論殺人）。

以「五歲價值」衡量當權者處理六四之手法：用坦克與自動步槍對付手無寸鐵的平民，是血腥暴力；殺人不認，是逃避責任，死不悔改；繼而掩飾過錯，蒙騙國民，是講大話；四分一世紀以來的無情打壓與封殺真相，是不信守憲法裡示威遊行結社自由的承諾。

這個時代，連「五歲價值」也守不住，「普世價值」顯得陳義太高。四分一世紀以來，我們目睹了蒙騙者得天下、打擊弱小者僭竊高位，摧毀憲法者奢談憲法。曾幾何時，我們會教育孩子追求「真善美」，不會宣揚「發展是硬道理」；如今，「五歲價值」淪喪，權貴誘導國民愛黨愛權愛錢愛發展，追求玩樂消費；順從者得飽食，堅守信念者飄零。世態如此，心自悽然。

Vic - 反服貿筆記2

2014年3月24日

網友在我的blog留言，發人深省：『反服貿，其實是在反中國。正在佔領現場的人或許沒有意識到，這個爭議最終要回到台灣人要如何看待自己和對岸的政權。台灣人要如何看待「中華民國」，看待台灣與中國的關係。就算是爭回程序正義，兩岸的模糊關係正是使得服貿得以三十秒闖關的原因。台灣人必須要有所抉擇，究竟是真的朝向獨立，還是被中華人民共和國併吞，台灣人已經沒有辦法維持現狀了。』

服貿通過，台灣可能從此踏上不歸路。我也希望自己看錯了，但是我無法欺騙自己，好歹我觀察中共四分之一個世紀了，不可能天真地對這個政權抱有任何期望。

我當然是人微言輕，但大家可以看看歷史學家、中研院院士余英時怎麼說。他撰文肯定學生發起的反服貿公民抗爭：『在整個抗議活動後面，我們很清楚地看到：台灣公民，特別是青年一代，對於海峽對岸極權政府的極端不信任。中共近六、七年的對台政策是運用經濟把台灣牢牢地套住，等到台灣離開大陸無以為生時，「統一」的機運便到來了。這是通過經濟以發揮政治影響的障眼法，但今天已被參加抗議的公民識破了。……中共一直在千方百計地企圖摧毀台灣的民主，台灣的人民和政府都必須把警惕提到最高的程度。』

柳俊江將接受中共的經濟統戰比喻為「魔鬼交易」，實在恰當不過。面對魔鬼交易的誘惑，多少人抵擋得住？香港是近在眼前的教訓，不要視若無睹。

『最近台灣佔領立法院的風波，在香港引來一片歡呼。在我台灣朋友的圈子，口徑卻非想像中一致。有台灣朋友問：「有沒有人能告訴我為何服貿是壞事？我真心不理解。我們的產業正逐步死亡，專業人士都流向大陸，我們不能再做井底之蛙！你去大陸的二、三線城市看看，就知道我們台灣已經沒有競爭力！當然，大陸的道德觀、禮貌和衞生都有待提高，但他們不斷在進步！」我在心底暗忖，在十年以前，面對CEPA、面對自由行、面對中港融合，我和很多香港人也曾經說過同樣一番話。十年後，我們中間不少人懊悔不已。

曾經，我們妄想得到神的協助，能吃下改善生活的神奇藥，沒有副作用，也不必犧牲。可是越來越多人發現，魔鬼假冒權威的名義，引誘我們簽下交易契約。當政界商界被錢權收買，中產和基層仰賴北水南調，香港正中經濟統戰的下懷，社會全面向中共靠攏。許多人已經不介意出賣靈魂，出賣我們的政制、民主、自由、意識形態，擺入魔鬼造好的新墳。我們不能要求去選擇我們的政府，只能等待北大人賜予、發落。對於香港，我們希望渺渺，聽到台灣民眾在立法院高唱台語版《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我看見浮士德的靈魂在台北上空徘徊。』

不少台灣人批判發起佔領運動的學生是「暴民」，認為他們是在踐踏民主。我認同畢明所言：「年青人沒有世故考量的複雜私心。一片丹心。」他們為了阻止台灣踏上沉淪的不歸路，義無反顧，是為了捍衛台灣岌岌可危的民主。正如黃哲斌所言：『目前大學生懂事之初，大約是兩千年政黨輪替前後，換言之，他們的成長過程中，正好目睹扁馬兩位四任總統任期內，台灣政治在「民主」的外皮下，潰爛腐壞的慢動作歷程。他們也看見兩位政治領導人從明星偶像，徹底崩壞發臭的皮囊分解。』

民主不會因為年輕人的一兩次暴衝而毀壞，但會毀於顢頇的執政者，毀於大量的鄉愿。正如近日熱傳的這句話所言：「民主，總是由沒禮貌的暴民掙來，卻斷送在有禮貌的鄉愿手中。」子曰：「鄉愿，德之賊也。」鄉愿就是貌似忠厚老實，討人喜歡，實際上卻不能明辨是非的人。

近日看了〈談譚慎格對台質問感言〉這篇網路奇文，我不敢說它說的全對，但以下幾段深深觸動了我，當中對「拚經濟」的批判深得我心：

我有朋友作過一個比喻：

一個國家好比一棟房子。

國民的道德素養是地基。

主權是屋頂。

經濟是裝潢。

當國民不講道德，這個國家根基會動搖。

不管屋頂，風吹雨來日曬，裝潢就會瓦解。不管你是百萬裝潢、千萬裝潢都一樣。

國民黨的「拚經濟」就是給台灣人的精神毒藥。

裝潢可以讓人享樂，百萬的沙發，世界的名床讓人覺得很舒服。

所以陳水扁時代，國民黨就告訴你：「唉呀！不要意識形態啦！不要管屋頂啦！把資源拿來拚經濟啦！買床、買電視啦！連吃的都沒有了，修什麼屋頂！」

不然就是：「你看！有屋頂啊──「中華民國」(紙糊的)，所以不用去管屋頂了啦！吃比較重要！拚經濟啦！不要管屋頂(國家主權)、不要講道德(國家地基)，那些都是意識型態！拚經濟才重要！！」

可是事實上，當時台灣人吃的都沒有了嗎？難道我們應該為了吃不起五百元便當、理不起三千二的平頭，所以乾脆不修屋頂嗎？是不是我們吃得起一個六十元便當就該把剩餘的錢拿來把屋頂翻修了？而不是去追求理一個三千二的平頭、五百元的便當？

可悲的是，台灣人買單了，民進黨也買單了，陳水扁也買單了。拚經濟成為全民共識…台灣人的沉淪從此開始。

因為拚經濟，台灣人可以捨去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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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3日深夜，看到年輕人在台北的街頭被警察痛打，很難過。將來台灣落在中共手上，招呼學生的就不會是木棒了。

後記：練乙錚先生談〈反服貿合理嗎？〉，非常值得參考。台灣人都應該好好想想，兩岸服貿協議真的對台灣有利嗎？

我們要的是台灣

張圭陽 - 兩根窮骨頭

明報   2013年11月10日

昨天（11月8日）是內地的記者節，記者節前兩天，有機會與幾位內地的新聞同行暢論國內外新聞界的種種現象，少不免會問在「陳永洲事件」的陰影下過記者節的心情。

「陳永洲事件」是指《新快報》記者在去年至今年中發表了多篇新聞報道，指控內地一家上市公司有種種不法行徑，上月下旬長沙警方以「損害商業信譽罪」到廣州拘捕陳永洲。陳永洲被捕後，《新快報》連續兩天以頭版發出「請放人」、「再請放人」的報道，支持記者。

「請放人」的標題還有副題：「敝報雖小，窮骨頭，還是有那麼兩根的」。10月27日，事件急轉直下，中央電視台播出陳永洲向警方的招供，直認收人50萬，替人做事。《新快報》管理層受到整頓，社長、總編輯被撤職。

「如果陳永洲真的是收人錢財，替人做事，那他的兩根窮骨頭也真是太軟了。」我這句評語剛下，內地一位卓越記者馬上反駁：「內地記者哪有不收錢的？企業開記者會，媒體記者人人拿500、1000元的，你的報社記者不拿，就會被人孤立了。可是我們也有底線，突發死傷現場負責單位向採訪記者派封口費，我們是堅決不要的。其他媒體要，我們也不招惹他們。」「不招惹他們」，也許是害群之馬得以生存的原因。

「收紅包小事一樁！」另一位卓越記者說：「好幾家報社（筆者按：姑隱其名）的主要業務就是向地方政府及企業勒索，要脅披露企業嚴重污染超標及地方施政混亂，換取數以百萬、千萬元的贊助費。」「記者聲譽低得快趕上警察了，還有什麼要慶祝的？」

我無言。

陶傑 - 是非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8月31日

女教師說英語粗口，事情的道德是非在哪裏？許多人說：「她用髒話『駡警察』是不對的。」問題是，現在事情已經超過了「駡警察」這個環節，升級為政治暴力的欺凌。

北韓一個年輕的女歌唱家玄松月槍斃，陪死的還有幾個藝術團的音樂家，他們的罪名是拍攝色情影片。

拍色情片，在北韓的「國情」之中，是不道德的，但應否罪至槍決？跟香港這個女教師的處境一樣。今天，在文明世界，沒有人再譴責玄松月散播色情，「教壞下一代」，只會為這樣一個弱女子因此而喪命，寄予同情。但是在北韓，玄松月受「國法」懲處，罪至一死，完全正常。

香港這個女教師，處境漸與北韓那個歌星相同。「重案組」調查，特首親自介入，教育局寫報告，流氓到她任教的學校門口叫囂，收到死亡恐嚇信，她可以尋求美國庇護，因為此等反應，在英語的思維世界誰都會知道，夾雜着仇恨與對婦女的鄙視，超出了正常合理的程度，叫做Over the top。

在塔利班的伊斯蘭原教旨國家，通姦的婦女要用石頭擲死，小偷要砍掉手，在公眾場合施刑，人山人海，個個都說囚犯罪有應得，婦女通姦，是錯的，小偷盜竊，也是錯的，但對於塔利班智商的民族，用石頭擲死，砍掉一隻手，本身沒有錯，即使有點嚴厲，也是淫婦和小偷先錯。

香港做過英國的殖民地，香港人受過英式的文明教育，按道理，看問題應該貼近一點西方文明，而不是類似北韓政府和塔利班。但向一個說英文髒話、反對警方執法偏頗的女教師問罪，卻有北韓風格和塔利班色彩，因為中國人的情緒式思考，有三千年的歷史，這是他們的國情，英國的殖民地管治才一百五十多年，開化民智的時間不足。

所謂「女教師也有不對」，北韓的玄松月也有不對，阿富汗和沙地阿拉伯的淫婦小偷也有不對。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將人類的文化，分為三大板塊，十分正確。玄松月的行為，在西方，最多是麥當娜，她只是投錯了胎，佛家鼓勵人多做善事，以免來生投錯胎，就是如此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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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是的，塔利班、紅衛兵、黨衛軍總是正氣凜然的。他們喜歡說：此等潑婦，換著在某某地方，早就被怎樣怎樣了……

正氣過頭，就不知道什麼叫「合乎比例」。罪與罰也要相稱才叫正義。退一萬步講，林老師即使辱警，就真的如此罪不容誅，非要搞到人家生不如死，家破人亡才罷休嗎？到今日這地步，仍堅持批判林老師的人，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嗎？

李怡 - 香港變成一個我們陌生的城市了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8月24日

在梁振英、幾個警察協會、親中的家長聯會、愛字頭暴力團體、教育局、學校校董會、左派傳媒的洶湧轟擊之下，林慧思老師在facebook表示「辭職？還是不辭職好呢？」她說：「我都係一個普通嘅女仔，太多嘢我都承受唔到，我都累啦」。這是筆者近來看到最感沉痛的話。如果林老師真是因為抵受不住龐大壓力而辭職，這絕不是她一個人的事，也絕不是一間學校的事，甚至不是教育界的事，而是意味着這個城市已變得是非不分、正義蕩然、真理不彰，有權有勢有錢就能把一切扭曲的城市了。

只要是稍有知覺的市民，如果看到7月14日在旺角街頭發生的14分鐘的完整視頻，就應該清楚知道發生甚麼事。即使沒有看這個完整視頻，只要在街道行走時注意一下，也知道十多年來一直在街頭控訴中共政權的法輪功，近年來遭到愛字頭暴力團體的針對、屏蔽、欺凌，妨礙他們表達自由的情況，也會看到警方在法輪功受欺時大都袖手旁觀，沒有維護市民的言論自由。前線警員帶政治偏見的執法，很可能是秉承上級意向。但前線警員若真是明白一個警察本份的話，他們至少應該對一個看不過眼而出聲的路人採取寬容態度。然而，反而有兩個警員去兇林老師，要拉要鎖，才激起林老師動怒說一句氣話（WTF實際上不算粗話只是氣話）。事情就是這麼簡單。

面對侵犯言論自由的行為，警察不管，多數市民不理，會跟小朋友講見義勇為故事的家長們不出聲，是一個當小學老師的「普通女仔」看不過眼出聲了。警察不覺慚愧，一直見到這種事的人不慚愧，警察反而說被冒犯了，於是幾個警察團體出來譴責林老師的一句氣話。警察不是應該感謝出聲維護公正執法的市民才是嗎？

所謂家長聯會也出來了，說林老師說一句氣話會教壞小朋友。林老師那句話既不是在課堂上說的，也從來沒有在電子媒體播出過。電視上每天播出特首、高官說謊話，沒有因此教壞你的小朋友，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而被判刑沒有教壞你的小朋友，李旺陽被自殺沒有教壞你的小朋友，特首僭建和習慣性的語言偽術沒有教壞你的小朋友，與黑社會勾結、由金毛青年撐場做騷沒有教壞你的小朋友，高官搞劏房、囤地、以權謀私沒有教壞你的小朋友，隨梁上台而登場的愛字堆以暴力毀壞香港言論自由的核心價值也沒有教壞你的小朋友，倒是一個看不過眼的路人說了一句沒有在媒體播出過的WTF就教壞你的小朋友了。你們這些所謂家長，要讓自己的孩子長大成為怎麼樣的人？是像你們那樣在孩子面前一句粗話不說、實際上幾乎任何人都說過粗話的偽君子嗎？是怕事自私和對社會完全沒有責任感的人嗎？這是怎麼樣的怪獸家長？附和這些所謂家長的是怎麼樣的怪獸市民？

梁振英藉這件本屬芝麻綠豆的事，來轉移市民和媒體對囤地波事件的關注，故意把它鬧大，又說相關警察尊嚴，又說要教育局提交報告，然後是左派傳媒和愛字堆配合，對林慧思狂轟濫炸。林任教的寶血會培靈學校既要應付教育局，又不堪暴力團體日夜騷擾批鬥，迫使本來已處理完畢的事情，又要多番開會，再由校董會發聲明，建議給予林老師「適當處分」，並希望各界給林老師改過機會，想藉此平息事件，讓學校回復正常。林慧思為息事寧人和保住教席，也退讓地表示接受處分，明白校方在壓力下「好難做」，但她其後看到校董會聲明說「事件嚴重損害學校聲譽」，又說「期望她為當日言行向有關各方致歉」，也就是期望她向執法不公的警方道歉。她說「（聲明）寫法令我唔能夠轉工，留喺學校都有心理陰影」，故她很可能捱不下去。

另一方面發起反林集會的香港行動和香港家長聯會則不收貨，揚言該校「冇咁易甩身」，愛港之聲主席高達斌表示開學後到校外聲討林慧思，而更會播放林罵警片段。

掌權者與左派團體勾結，對一個小學老師死咬不放，往死裏打，想逼培靈校董會進一步屈服，或逼林老師辭職。現在林老師幾乎是以一人之力對抗權力與邪道怪獸的淫威，實在很讓人擔憂她能否頂下去。這是一樁沒公理、不公道、以強凌弱、以邪壓正、毀滅香港核心價值的事件，如果此事硬生生地發生，那麼香港真是一個我們居住了幾十年而今變得陌生的城市了。

馬嶽 - 特區政府的誠信懸崖

星期日生活   2013年7月28日

【明報專訊】陳茂波的問題，已不光是他個人的誠信問題。如果他這樣也可以一直拖延希望事件淡化而不下台，整個特區政府都會掉下誠信的懸崖，萬劫不復。

整件事情起碼可分三個層次：陳茂波個人的誠信問題、利益申報制度問題、和整個政府的公信力問題。

真相只有一個

陳茂波沒有公信力，已經很清楚。你問問街上的人，他們信不信陳局長說的是真話？一件事的「真相」只有一個版本，局長如果說真話，是不需要分開這麼多天每天說一點還沒有說清楚的。左支右絀、含糊其詞、兒子只是親人、農地用作休憩、行公義的人開會後躲在房間45分鐘不敢見傳媒……心虛的人作了什麼，是人是鬼，路人皆見。

隨着政治公關學愈來愈普及，很多人都知道，應付危機最佳的方法是說真相。那為什麼仍然有這麼多人像唐英年和梁振英一樣，用「擠牙膏」式的方法回應，然後被揭發前言不對後語？正常推論，這是因為這些人知道真相和盤托出「好大鑊」，公眾一定不能接受，因而心存僥倖，希望「瞞得一時得一時」，結果故事愈編漏洞愈多，弄個誠信破產。

有申報就沒有利益衝突？

香港傳媒討論利益申報問題一直有一盲點，就是以為「申報」了便沒有利益衝突問題。問題焦點其實往往不在「申報」此一行為，而是（一）公眾能否監察；（二）能否不讓有利益關係的人參與決定公共政策。

為什麼公職人員要公開利益申報？因為要讓公眾和傳媒可以監察有否公私利衝突的問題。現在陳茂波所說的「已作申報」，一是向特首申報，真正是「你知我知天知地知」，公眾無從知悉。一是在行政會議作口頭申報，而行政會議內容保密，公眾同樣不可能知情，根本不能監察有否利益衝突。

在各公營機構，有利益衝突的人在討論相關項目時要避席，不參與議事以及決策，是常有的做法。現時立法會和很多政府委員會可以容許有利益關係的人隨便作個申報，然後繼續發言以及投票，並不能確保制度的廉潔和公正。

從政者的起碼decency

陳茂波事件糾纏一周後，不少評論提起當年辭職的梁錦松和楊永強。梁錦松當年的誠信問題輕很多（應該只講了一兩次大話），實際獲益亦少很多，但國際金融城市不容許掌櫃大人以權尋好處。楊永強覺得不能接受市民認為他留任是「厚顏無耻」。兩人覺得無面目繼續當官員而呈辭，是從政者的起碼decency 。

美國不少政客接受政治捐獻，其實總有利益衝突，但公開申報利益關係而經由民主選舉產生主要公職，其認受性得以維持。香港並非民主政制，要確保制度廉潔和具公信力，可能需要從政者有更高的操守標準。現在特區政府用的彷彿是普通法下的刑事檢控定罪標準，即如果犯事不嚴重至可以告得入坐牢，官員仍然可以留任。但公眾的期望要求不是低至主要官員「不是罪犯」，而是要有更高的道德水平以守持公共利益和確保施政公正。

曾蔭權的「慳電膽」事件中，按例當然申報範圍不及岳父，但如果他的岳父真的從政策獲益，公眾觀感必然覺得他有利益衝突。簡單的一問大家：一位官員的決策可以直接影響他小舅數以百萬計的利潤，是不是嚴重利益衝突？特區政府如果明知仍然讓他參與決策，是不是縱容以權謀私？

一個人厚顏？還是整個政府厚顏？

邏輯上，整件事只應該有兩個可能性。第一是陳茂波沒有作利益申報或者沒有如實申報，特首和行政會議一直被蒙在鼓裏，梁振英日前說的陳有申報只是替他圓謊。如果是這樣，陳茂波對公眾和政府說謊以隱瞞其利益衝突，自然應該下台。梁振英的大話嘛，他自然會說「陳茂波沒有說他沒有如實申報」或者其他一百種說法，大家不必替他費心了。

第二個可能性是陳茂波一直有申報，特首、行政會議和特區政府一直全面知情。這其實更為嚴重，因為這代表梁振英、行政會議和政府在明知發展局長的家屬可以從其主理的政策有甚大的直接經濟得益的情况下，仍然讓其主理政策，並且沒有向公眾公布，變成協助陳茂波瞞騙公眾。如果傳媒沒有揭發，他們甚至打算一直瞞下去，讓其主導新界東北收地，家屬賺個肚滿腸肥。這變成集團性質的縱容以權謀私了。如果是陳茂波一個人以權謀私厚顏無耻事情還好辦，但這次如果陳茂波也可以繼續挺下去，公眾覺得政府整體容許官員以權謀私，整個特區政府的道德水平比十年前急降，公信力將蕩然無存。我把這叫做墮下「誠信懸崖」。

特區政府的誠信懸崖

梁振英喜歡用懸崖來作比喻，財政預算可能遲點通過便說會出現「財政懸崖」。坐擁萬億儲備而面臨「財政懸崖」，為「懸崖」二字帶來嶄新意象。我們這些看黑白粵語長片長大的香港人，對懸崖的想像往往是崖底有個絕世高手（可能是檸檬飾演），男主角跌下去不單毫髮未傷，還會有高手授以絕世神功，然後劇情亦從來不會交代主角如何回到懸崖上。

對不起，特區政府諸君，你這次掉下誠信懸崖，下面沒有高手幫你，你也是不能爬上來的。全香港市民，都會從此非常鄙視你們。

自此以後，麻煩各位記者行家不要在什麼事情發生後，再打來問「xxx這件事會不會破壞特區政府管治威信？」我的指定答案會是：「一定不會，因為特區政府毫無管治威信，不能再破壞了。你不能破壞一些不存在的東西的。」  

Vic：我一直不想講陳茂波事件，只希望他早日下台，但如今看來不但他無意辭職，政府也不打算炒他魷魚。馬嶽提到當年梁錦松與楊永強辭官展現了「從政者的起碼decency 」，看今天蛇鼠一窩的港共政權，連起碼的decency也不顧了，委實令人難過。

陳家利用無從追查的離岸公司，以複雜的安排持有香港資產，如何能做到陳局長自己曾說的「比白更白」，委實考起香港人。前兩日林忌就說得好：

『波叔，你做「發展局局長」，定係「洗黑錢發展局局長」呀？乜控來控去咁複雜，搞乜鬼呀？搞到控上控咁複雜，擺迷魂大陣，為咗搞亂邊個的視線先？乜唔係買幾塊農地用來渡假畀小朋友玩的嗎？你玩種田定係玩洗黑錢呀？』 

人不自量，累人累己。陳茂波做他的會計師便好了，何必做官獻世？香港人什麼地方對你不起，要受你如此侮辱？

李純恩 - 真的難說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6月12日

六月五日，北京朋友在微博上寫：昨天已經過去，今天一片灰濛濛，明天會更好嗎？

回應很多，大多對明天充滿希望，我的回應是兩個字：難說。

就在六月四日，河南駐馬店高速公路段上發生多起車禍，56車相撞，95人被困，高速公路上毀車堆成堆，附近農民聞風而至，不但不救人救車，反而趁火打劫，哄搶物資，將貨車上的貨物一箱箱搬回家去。

牆倒是因為眾人推，要拆一個國家也作如是觀。中國之所以有今日之不堪，已不能只怪一個人一個黨，而是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大部分都有份作惡。在這片土地上，世界上再匪夷所思的壞事都會發生，人性中的陰暗可以肆無忌憚在光天化日下暴露出來，有權的有有權的壞，無權的有無權的歹，強勢有強勢的霸道，弱勢有弱勢的惡劣，歸根結柢，是人心潰爛，良知泯滅。

人性本是惡的，人性的醜陋要依靠道德來約束，而中國今天偏偏道德淪喪，私隱公德盡毀，糞坑的蓋子捂都捂不住，如此惡潮，又豈是少數「有良知的知識份子」出來發聲，質詢擋得住的？如此一灘世界上最大的混醬，豈又是憑一個「明天會更好」的「美好願望」就能清理的？

中國，是給中國人拆掉的。當全中國人都在動手拆中國的時候，中國的希望就不是明天，而是神蹟。

周保松 - 較真的政治

《南風窗》  2013年第5期

這個學期我教的一門政治哲學課，學生坐滿兩百人的課室。我在第一課說，政治離不開道德。政治的終極關懷，是建立合理公正的制度，藉此界定我們的權利義務，公平分配社會資源，並解決各種可能紛爭，從而確保所有人能好好生活在一起。沒有道德的政治，政府將難言有正當性，社會難言有真正穩定，人與人之間難言建立休戚與共彼此信任的合作關係。

1

有些同學聽完，眼中充滿困惑：政治世界，真的有道德可言嗎？政治的世界，難道不就只是赤裸裸的權力爭奪和利益算計？說道德，要麼是偽善，要麼是傻瓜，要麼是徒勞。偽善也者，是認為道德只是權力的包裝，又或虛假的意識形態，專門用來欺騙無知大眾。傻瓜也者，是因為人性自利，所有人的行事動機都是為了一己利益。與自利者談道德，好聽是過於理想，不好聽是天真無知。徒勞也者，是即使我們想談道德，也將無從談起，因為道德一如人的口味，主觀相對，沒客觀理由可言，註定流於自說自話。這三種態度，問題性質並不一樣，但往往混雜在一起，並導致對政治道德的整體不信任，即在關乎所有人根本福祉的公共議題上，道德不可能在場。

政治哲學既不實用也不易讀，我相信選擇來修我的課的，不少是對政治有關懷對世界有不滿對生命有要求的學生。既然如此，為什麼他們對政治道德有如此深的不信任？這有點教人不解。因為這樣的立場，很難自圓其說。例如我問同學，你們支持香港一人一票選特首嗎？大家都說支持。我再問，你們支持的理由是什麼？為什麼你們堅信民主較專制好？大家於是提出不同道德理由來為自己的立場辯護。討論一旦開始，同學們很快便發覺，他們不可能說自己偽善，不會形容自己是傻瓜，更不會接受自己的論證註定徒勞，因為一旦這樣，他們將無法為自己的政治信念作出合理辯護。也就是說，只要我們在政治價值上有所堅持，同時相信所堅持的是有所據的，我們便已站在某個道德的觀點。這個觀點，使得我們成為道德的存有，並進入政治道德的世界。

2

有同學或會說，他們覺得政治道德不可能，指的不是自己的信念，而是真實世界的現實政治。現實政治充滿爭權奪利爾虞我詐腐敗暴力，那有什麼道德可言？這是許多人對政治的最直接感受。問題是，為什麼我們會有這種感受，同時這種感受意味著什麼？

我認為，這種感受的表達，往往不是在否定政治道德，而恰恰是站在某種道德觀點對現實政治提出批評，因為這裡我們不是抱著一種事不關己沒有所謂的中性態度去描述一個社會現實，而是在下一個道德判斷，即這樣的政治是惡的政治，並應該受到譴責。好的政治，政府理應廉潔公正，尊重公民權利和關心人民福祉，並使得每個人能夠自由平等地發展。所以，當我們對現實政治感到憤怒時，我們是在表達一種道德情感。情感的背後，往往預設了這樣的信念：這個政治社群是屬於我們的，我們不是這個社群的異鄉人；這樣的惡的政治，不是必然的，而是人為的，因此是可以改變的；我們作為公民，有能力去共同想像和實踐一種好的政治。也就是說，對現實政治的不滿和批判，其實是在肯定政治本身是有好壞對錯可言的。

有同學或會繼續說，你這樣太樂觀了。無論我們對現實政治有多強的道德要求，我們始終站在政治的外面，對政治世界沒有分毫影響。我們可以圍觀調侃八卦，但卻不可以參與。而真正的局中人，是不會跟你談道德的。這種觀點非常流行，但卻並不合理。第一，政治的核心問題是權力的正當性問題。用盧梭的話，統治者如果不能將權力轉變成權利，服從轉變成義務，無論他有多強大也總不能持久。而在現代開放社會，國家統治的正當性不可能建立在暴力恐懼和謊言之上，也不可能建立在神秘的宗教或古老的傳統之上，而必須訴諸道德理由來說服人民，它的制度、法律、政策及普遍公權力的行使，是值得我們支持的。否則，這個國家便會陷入正當性危機。

因此，在一個正常的現代國家，道德規範必然是權力正當性的重要基礎。但這種規範的約束力從哪裡來？為何統治者有責任向被統治者證明自己具有統治的權利？那必然是因為人民有所要求，而這些要求對統治者構成了道德壓力。試想像，如果一國之民根本不關心政府的管治成效，對政府所做一切總是毫無異議或默默承受，那麼這個政府向人民問責的壓力自然很小，權力導致腐敗的機會自然很大。

獨裁之惡，是它將政治從我們的生活中異化出去，成為支配我們卻又與我們無關的外物，並使得我們整個生命失去公共性的一面。我們在這個世界吃喝玩樂生老病死，但這個世界不屬於我們，並時時刻刻受到有形無形的權力宰製。久而久之，我們或會漸漸忘記，沒有公共性的人生，是不完整的人生。我們遂對權力漠然，對苦難漠然，對惡本身漠然。但這是制度帶來的惡果，而非人的本真狀態。作為政治社群平等的一員，我們理應活在政治之中而非之外。而要打破這樣的困局，我們每個人必須在道德上較真，不犬儒不冷漠，相信每個公共議題都有對錯好壞可言，並努力運用實踐理性去尋找答案。在這樣的時代，我們需要一種較真的政治。愈較真，我們愈能看到道德在公共生活中的份量和力量，愈能恢復我們生命本真的一面。

3

談到這裡，有人或會提出一個更根本的質疑：你以上所說，都是建基於一個前提，就是人真的是個道德存有，真的在乎道德。但實際上真的如此嗎？我們見到別人貪腐而心生不滿，難道不僅僅是因為我們自己沒機會坐在那個位子嗎？我們奉公守法循規蹈矩，難道不僅僅是因為迫不得已嗎？於是，我們又回到最初的結論：自私自利才是人的本性。這樣的想法，很流行。當人們如此說時，好像在描述一個自然事實，這個事實意味著，不道德才是人的正常狀態，因為道德總會在某些時候要求我們犧牲自己的利益。既然如此，對個體來說，追求較真的政治，不僅徒然且不理性。問題是：我們真的是如此活著嗎？我們真的願意接受，我們應該如此活著嗎？我認為兩者都不是。

人作為道德存有，有四個基本能力。一，會使用道德語言。二，會使用道德語言作道德判斷；三，會根據道德判斷作出道德行動；四，會因應道德判斷和行動而產生相應的道德情感。在正常的社會環境中，我們自小就會培養出這些能力，並在日用而不知的過程中，逐漸成為道德人。

試觀察一下我們自己。我們每天都在做道德判斷。我們反對強拆，追求自由，珍惜人權，爭取民主，抗議暴力，憎恨貪腐，譴責歧視，重視公義。我們也尊敬師長愛護家人，對朋友守諾重義，對弱者同情憐憫，甚至關心動物權益。當我們受到不公對待時，我們會感到憤怒；受到歧視時，會感到屈辱；做了錯事時，會感到歉疚。在我們追求一己人生理想時，我們渴望得到別人的肯定，期許自己成為正直的人，希望自己從事的工作有價值有意義有道德重要性。即使在最平常的生活細節，我們也離不開道德。例如在微博上和不相識的人討論時，儘管彼此意見分歧，我們也在努力學習平等待人，用心聆聽，善意溝通，用理由而不是用語言暴力令對方屈服。即使有時我們做不到這樣，我們大抵也會同意，這樣的境界值得嚮往，因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也就是說，我們從出生起，就已活在各種各樣的道德關係當中，並在這些關係中建立和肯定自我，瞭解和承擔對他人的道德義務，並在不懈的道德探索中尋找生命的意義。道德不是外在之物，而是我們存在的基礎。試想像，如果有人將我們的道德語言、判斷，行動和情感通通拿走，我們將無從瞭解自己。正是在此意義上，我們無可選擇地成為道德存有。

許多人一談起道德，就會想起道德說教或政治思想教育，因此心生抗拒。但我們要知道，反對某種道德教育的方式或某種道德教條，和反對道德本身，是兩回事。當我們批判某種道德立場時，我們其實是基於另一種我們認為更合理的道德觀點，而不是站在道德之外的虛無之境。而這種批判性，正正彰顯了人是具有反思能力和自主判斷的道德主體。因此，我們應該努力在公共領域中，發展和累積我們的道德資源。這些資源愈豐厚，愈能拓闊我們的道德想像力，愈能對政治現狀作出有力批判，也才愈能使社會有道德進步的可能。要做到這些，我們必須在道德上較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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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即使以上所說為真，也不表示人沒有自利的一面，更不是說人不會因為自利而做出傷害他人的不道德行為。遠非如此。但人會不會道德，或在多大程度上道德，與我們活在怎樣的制度密切相關。在今天的中國，要做一個正直廉潔的人，是如此之難，但這絕非因為人性本惡，而是制度環境使得我們難以過上合理的倫理生活。在一個極度不公正的社會，選擇做個公正的人，極為不易，而這不能簡單歸咎於個人道德情操的高低。

一個理想的社會，應該是這樣的：它能讓我們自自然然做個道德的人，快快樂樂過上有德的生活。在這樣的世界，有尊重、關懷、忠誠、信任、公平、承擔、誠實、正直、惻隱、付出、自由和愛。這樣的生活，才是美好的生活。

有人或會說，你這樣將走進一個迴圈的道德困局：要過上有德的生活，需要公正的制度。但要建立這樣的制度，需要道德上較真的人。的確存在這樣的困局，但困局並非不可打破，因為我們不是活在一個無縫的封閉的世界，我們也非沒有反思能力和價值信念的人。我們每個人每天的道德努力，即使看來如此微不足道，其實都是在一次又一次完善自己，改變世界。我們，非如此不可。

梁文道 - 專業

【新世紀】人真是會麻木的。自從受到內地媒體採訪以來，許多一開始不能接受的做法，久而久之，我也就慢慢開始習慣了。都不清楚多少回了，我在報上看到自己的專訪，會發現一些根本沒向我提出過的問題，而我居然還能「回答」得頭頭是道。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其實那些問答並非全屬虛構，只不過是記者假裝問過我幾條問題，再從我在某一場發佈會或者演講說過的話裡節錄一些內容，當作對其問題的回答而已。也就是說那些答問從未存在，但部分內容卻又真是我說過的話。

其實我算是幸運的了。有一位作家朋友甚至碰到由頭到尾全部瞎編的專訪。後來他在某個場合看見那篇訪談的記者（作者），便上前責問，不料對方氣定神閒地答道：「×老師，你不會這麼較真吧？」於是，當我最近收到一位記者寄來的「作品」，要我審校其中「答案」有沒有錯誤時，我竟然生出一股感激的心情。

這種要求我碰過好幾回了，你可以說那是「求真」；也可以說是要我確認他的做法正當，成為這篇不曾存在的「訪問」的同謀。無論如何，我真的適應了，並且漸漸相信這是個常見的現象。除我之外，必有無數受訪者願意配合，這些記者才會表現得那麼自在，彷彿本應如此。

回想當初，我是連看稿都拒絕的。因為我曾經認為，接受一個採訪，就要信任這個記者和這家媒體，信任他們的專業能力與操守。

假如受訪者在訪談刊發前看稿，這豈不是給了他一個審查的機會嗎？沒錯，這也是一種新聞審查，這個世界上的審查絕不僅止於政治。

若是為了確認事實，要不請記者就具體疑難再次查詢，要不就該花錢另聘編輯出手代勞。你讓受訪者看稿把關，他也許刪改悔不當初的言語，甚至修飾美化，讓自己更加正面更加高大。

我以尊重專業的態度去對待媒體，拒不事後審稿，得到的結果卻是一長串的基本事實錯誤，以及天馬行空的編造。所以，偶爾我也開始學著看稿了，因為我發現原來許多媒體人並沒有以同等的專業標準去要求自己。

這只是冰山一角。某些商業發佈活動要發「紅包」給記者，乾脆成了人盡皆知的「行規」，不發反而顯得搞活動的人不專業不懂行情。而媒體的管理方則默許這等行規的存在，視之為記者過低薪水的正常補貼。換句話說，專業倫理的淪喪已經嵌入到整個行業的薪資結構，成為傳媒業的肌理結構。我真不知道在這樣的狀態底下，你要拿什麼去對抗由上而下的權力巨手？

偶爾我去一些媒體座談，講這些大家不太愛聽的話，部分同行還嫌我想給大家再添枷鎖，似乎專業規範和政治條框都是管控，只有全都甩開才算真正自由。他們大概不清楚，新聞自由不是個體的為所欲為，而是集體的自主能力。真正的新聞自由與專業倫理的自律，根本是不可分隔的同一回事。

按照已故社會學大師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的講法 ，社會上所有「場域」的相對自主，皆離不開這個場域之內的自律邏輯，它對內界定了場域裡邊各種互動和競爭的規則，對外則撐起了足以區別其他場域和外在力量的界限。

放在新聞界上，這個次場域的自律邏輯便是它一系列的專業倫理了。整個新聞界對這套倫理的堅定信守，不僅可以為每位同業帶來尊嚴，使其不輕易自侮；更能贏得外間的尊重和支持，使之不能輕越雷池。

如果不顧操守，收取商人和公關的「紅包」，那你又為什麼不能拿點官員給你的好處呢？反過來說，哪怕是一個受訪作家看稿，也很難說不是一種「干預」。

且莫以為這是要談道德大放高調。從古至今，多少專業在為它們的自主獨立奮戰的時候，都要倚仗它們惟一可以自恃的專業倫理。昔時歐洲學術界擺脫教會和國家的羈絆，也正是他們努力建設自己的自律邏輯的時候。今天不少「第三世界」的司法界力爭司法獨立，主要武器就是界內全體對司法原則和司法精神的不易認同。當一整個專業都能堅守原則，並以專業操守為傲，社會大眾便會逐漸形成共識，知道這個行業的精神與底線。我們見過太多這樣的事例了。

我們不能拿種種限制當作藉口，放棄自己的專業操守。當你開始懂得一個受訪者沒有權力去審查你寫的文稿之後，你才真正懂得拒絕任何不專業干涉的理由。

我相信，到時候，連被你拒絕審稿的受訪者也會懂得，並且站在你的旁邊。

陶傑評印度輪姦兇殺案

陶傑 - 印度這一課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1月10日

新德里的輪姦兇殺案，震動西方，因為幾年來印度的民主、自由、市場經濟、瑜珈、波萊塢，為印度營造了良好的形象。

如果輪姦案早一個月發生，連李安的「少年Pi」的全球電影票房，也會受影響。泰晤士報的評論，語帶情緒，說：「望向東邊，就惡心」（looking eastward in disgust）。

印度全國律師罷接案件，拒絕為兇犯辯護，他們是知識份子，不但出於義憤，希望為國家挽回一點面子。

因為不止是一宗輪姦案，而是情節之邪惡：素不相識，輪姦之後，還用鐵棒暴打，然後投擲下車，行事過程，受害人不斷呼救，四周經過的汽車司機乘客，街上的人，都看見了，沒有一個施援。

印度人覺得這一點最可恥：暴徒摧殘弱小，四周的人冷漠沉默，這樣的民族，不應該是印度。十九世紀英國思想家博克的明言：「讓邪惡得勝，只須好人袖手旁觀」（All that is necessary for the triumph of evil is that good men do nothing），印度人與英國有很深厚的文化因緣，這句話的意思一定明白。

英國和西方的文化人士，意識裏還殘留一點殖民主義──不要緊，殖民主義帶來了許多好作品，小說「印度之路」、電影「黃金花大酒店」、「少年Pi」，英國知識份子把印度看得很浪漫，印度近年正在「上位」，跟日本一樣，日漸成為東方文化精髓的一對光明使。這個時候出事，印度覺得難堪，律師一起不接案，不止出於良心，而且是真正的愛國。

邪惡（Evil）是什麼？不但是人性的哲學問題，也是一個神學問題。因為邪惡全無底線，也可以全無動機，能超乎人的想像，由仇恨、嫉妒、虛妄來驅使，滙聚成強大的破壞力。人類抵禦邪惡，要由「嫉惡如仇」開始：絕不姑息、絕不寬恕、絕不「包容」，希望印度為世界補上這一課。


陶傑 - 底線和例外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1月9日

印度輪姦案，拘捕六兇徒，印度舉國律師，無人肯替六犯辯護。

香港有知識份子申辯：不論多罪惡的兇犯，即使是希特拉，一旦在法庭，都有律師辯護之權。

這是徹頭徹尾的風涼話。不錯，罪犯有權請律師，但律師也有權不接。人人都不接，在理論上，被告就沒有人辯護。

希特拉是自殺的。如果希特拉被生擒，紐倫堡也審一份，戈林和希姆萊，都有律師，希特拉有沒有律師肯接案辯護，永遠無人知道。因為把這樣一個人魔稱為「我的顧客」（My Client），對於人類的底線，是很大的挑戰。

法治和人權，是文明社會的常理，但凡事總有例外。例外不可以成為常態，但例外就是例外。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前，邱吉爾會見羅斯福，其時希特拉之敗已成定局，兩巨頭商量如何處置納粹戰犯，包括希特拉。

羅斯福是民主黨人，他認為納粹的罪行一定要公諸於世，誰是主犯，誰是從犯，為歷史留紀錄，說得清清楚楚，永垂教訓，讓世人知道惡有惡報，羅斯福主張審判。

但邱吉爾不同意，他主張不須審判，少嚕囌，全部戰犯集中在一處，不分首從，一起處決。戰爭和反人類的大罪行，已經沒有懸念，也不會如何冤枉，因此這是例外，對於納粹希特拉，不必保留人權。

英國是法治之母，論人權和法理，歷史比美國長，邱吉爾軍人出身，他看得透澈，沒有羅斯福的文人包袱。邱吉爾是對的：挑動戰爭、滅族猶太人，不是一般的兇殺，而是超越了底線。如此歷史罪行，一旦交給律師來口水戰，必有驕縱而輕判者，對於千萬死者和他們的家屬，便是第二次的犯罪。

印度的律師公會是對的。他們有底線，知道何時例外，雖然，政府多半會為兇犯配給到律師，為他們的國家挽救了一點形象，他們是真正的知識份子。 

政府統計作假 劏房苦况不見光

統計員見劏房掉頭走
一屋多戶 工夫倍增
2013年1月8日

【明報專訊】繼本報率先揭發統計處前線人員涉嫌在就業等調查上造假，有統計員向本報表示，大批統計員上門調查時，一旦遇上「劏房」戶，便會訛稱「無人應門」而不做調查。因為，調查「一劏四」的住戶，按統計員的工作指標只算是一宗個案，卻要做4份問卷，不合「化算」，因而造假，令香港政府的重大數據，長年沒有反映最基層劏房戶的實况。

社區組織協會主任何喜華對本報說，他一直質疑統計處的劏房數據偏低，「這幾年我特別留意，會花時間問街坊，有否接受過統計處家訪，換來的回應是幾乎沒有」。

質疑數據偏低 何喜華：街坊鮮受訪

此外，就本報昨天報道「統計處調查涉造假」，統計處昨午向傳媒發出新聞稿，表示正調查事件，適時會向外公布，以釋除疑慮。不過，統計處上周五回覆本報時稱，由於有上司監督，因此統計員「不會出現迴避進入劏房單位調查」的情况，而統計處昨晚再次回覆本報時，則承認統計員若在一宗受訪個案中遇上4個劏房戶，須採訪4份問卷，處方只會視為一宗個案。審計署發言人表示關注有關統計處造假的報道，並會密切關注事件。

統計處：調查事件 審計署：密切關注

本報過去半年先後訪問3名不願披露姓名的助理外勤統計主任（簡稱統計員，化名A、B、C小姐），她們披露統計處前線人員的造假行為。根據慣例，統計處每月會從資料庫抽選約9000個住址做「綜合住戶統計調查」，交由全體統計員家訪。統計員A小姐表示，統計員上門調查時，萬一遇上劏房戶，大多會「過門不入」。

A小姐解釋說：「假設做一個單位（調查）要做20分鐘，如果『當黑』，碰上是一劏三，甚至一劏四的劏房，工作時間便會增加兩三倍。就算成功完成4間劏房，根據工作記錄表制度（time-log sheet），也只算完成一宗個案，所以同事便索性瞞報。」

遇劏房虛報摸門釘或稱「空置」

她稱，總之「一見到單位大門有數個門鐘，便會心知不妙掉頭走。上報時只當作一個單位，不如實報是劏房，同時虛報未能聯絡受訪戶，或撒謊稱『保安員指單位空置』」。她又說，雖然指引要求統計員須訪問「未能聯絡的受訪戶」前後共4次才可結束調查，但統計員一般會繼續訛稱「之後經3次造訪都無法聯絡戶主」。

跟足指引家訪 同事怪「做壞規矩」

A小姐說，多年前她初入行，做老實人，所有問卷都跟足指引，「一打開門，單位裏面住了十三四戶，都會照做。做了幾次才訪問了八九戶，有時花上1個小時才訪問5戶」。其後，同事知悉她是勤力工作後，反怪她做壞規矩。因為，日後有統計員可能需要再次訪問這個單位，會「連累」他們往後無法再造假。

1992年至2005年擔任統計處長的何永煊回覆本報表示，統計處應深入調查，「前線收集的數據是『磚頭』，如果這些資料造假，個個『磚頭』都死，問題很大」。他說，記憶中，沒有經歷過有人有意識地嚴重造假。

前統計員：九成前線職員曾造數

立法會公民黨議員陳家洛認為，統計處涉嫌系統性造假，極為嚴重，會令香港在國際社會蒙羞，促請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立即嚴肅調查。立法會議員王國興認為事件性質嚴重，若統計員造假情况普遍，應由審計署立刻調查。

此外，有不具名的前統計員昨致電有線電視表示，統計處「九成前線職員」曾經造數，比如家訪時遇到一個多人家庭，便會自行亂填資料。當問到就業問題時，為了盡快完成工作，也會揑造答案或誘導受訪者回答，把受訪者剔除出失業大軍。上述說法與本報昨天報道的統計員造假手法可謂如出一轍。

明報記者


劏房5年減四成 數字受質疑
2013年1月8日

【明報專訊】統計處雖然沒有一個專門數據反映本港的劏房問題，然而，長遠房屋策略委員會成員蔡涯棉透露，政府曾向他們提供「居住在房間、牀位及閣仔住戶」數據，並指這數據能反映劏房實况。然而本報翻查這數據的近年走勢，發現數據在5年間大跌四成，與一般市民相信劏房問題日益惡化的認知大不相同。

蔡涯棉：政府委大學再做劏房普查

蔡涯棉昨回覆本報查詢時表示，據他了解，政府可能察覺問題，正準備委託大學轄下一間機構，重新做一次準確的劏房普查。

按統計處的「居住在房間、牀位及閣仔住戶」數據，由2006年的5.83萬戶，下跌至2011年的3.28萬戶，住戶人口也由11.15萬銳減至6.63萬。不過，社會上其他一些劏房調查結果，卻與統計處的調查結果截然不同。

工商專業聯會去年委託港大統計及精算學系，分析統計處人口普查數據，以及參照社協和地產代理資料，把4000元以下月租的私樓單位當作劏房，推算2011年有4.95萬劏房戶，人口為14.86萬。此外，社會研究組織「全港關注劏房平台」早前估計，2012年全港劏房戶為28萬伙，人口更高達逾84萬，甚至112萬人。

政府：劏房人口6.6萬 團體：112萬

目前，統計處會透過例行的「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收集全港住屋資料，統計員填寫問卷時，會按房屋類別分類為「整個單位」、「房間」、「牀位」、「閣仔」，以及「非住宅單位內居住地方」5個類別。蔡涯棉憶述，去年10月委員會舉行首次會議時，政府向各成員派發「居住在房間、牀位及閣仔住戶」的數據，表明那是劏房統計，即全港約有6萬多人住在劏房。

他說：「當時民間已有反彈，指劏房不止此數。本來我們對政府的統計是有信心的，但統計員撞到劏房就迴避，那我就很擔心了。」

根據統計處「居住在房間、牀位及閣仔住戶」數據，2006年至2011年間的「劏房人口」大減了40.5%，社區組織協會主任何喜華指出，若這趨勢準確，「豈不是5年後，劏房問題便自動解決？」他質疑統計處數據可能與現實存在重大落差。


數字被淹沒 苦况不見光
2013年1月8日

【明報專訊】統計員懷疑集體造假隱瞞劏房，影響政府制訂扶貧政策和調撥資源，日日忍受鼠患虱咬的劏房戶倫太炮轟政府，指統計處把他們的居住苦况，跟劏房數字一齊淹沒在黑暗之中，「沒得見光」。

污水渠為伴 鼠虱橫行

倫太一家三口，居於深水埗唐樓一個200呎劏房，月租2000多元。原本580呎的單位一劏為三，單位原有走廊如今變成倫太棲居之所；劏房中央更有一條污水渠一柱擎天，夏天傳出陣陣惡臭。倫太說，3年多來，一家人幾度打算搬屋，可惜鄰近單位租金暴升，他們只能打消念頭，夜夜忍受老鼠、木虱橫行。

對於統計員刻意迴避劏房，未做過統計處問卷調查的倫太覺得政府很兒戲，「正式的數字都沒有人理，一直在黑暗之中、沒得見光，我們最需要人幫助卻無人理」。她說，希望真實的劏房情况可以反映給社會大眾知道，希望得到政府重視。「（政府）如果這樣做問卷不如不要做，避開我們，做與不做沒有什麼分別？」

「這樣做問卷不如不做」

現時，倫太唯一的寄望是可以早日「上樓」搬入公屋居住，但排隊輪候超過3年，仍然只得個「等」字。她說，不明白為何輪候公屋要等這麼長時間，覺得不切合社會實際需求，「我們家庭人數已經算少，只是3人家庭，已經要等這麼久，四五人的家庭不是要等候更長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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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平 - 世界之病

主編的話   陽光時務   2013年1月3日

歲末的晚上，去朋友家吃飯。從中國來的老人家告訴我們，她在本城「亞洲超市」買的蔬菜，都是沿襲在北京的生活經驗，用鹽水泡過數小時的，可以放心食用。其實，這家超市是越南人開的，貨品主要來自越南、日本和韓國，基本上沒有中國製造，更不用說只能產自本地的新鮮蔬菜了。

朋友的妻子補充說，附近城市裏中國人開的「亞洲超市」，倒真的要倍加小心。有一次她發現貨架上的某種調料已經超過了保質期，並告訴了老闆。下一次再去的時候，她竟然看見老闆拿著同樣的調料，指著同樣的數位，告訴不懂中文的本地人，這不是有效截止日期，而是生產日期。

和其他中國人一樣，我總是在心裏辯解說，這些都是個別現象。但是我不得不承認，無論是個別現象還是純屬誤解，「亞洲超市」的名聲就這樣遭到了玷污。

不過，「亞洲超市」從來不缺少顧客。我猜想原因如下：第一，消費者理性地明白，「亞洲超市」貨品品質並不比其他超市更差；第二，即便「亞洲超市」存在品質問題，也還遠遠沒有到危害公眾健康的地步；第三，亞洲人尤其是中國人的「思鄉病」，以及西方人的「東方主義」，令「亞洲超市」煥發出來的異國情調，足以抵消它可能真正存在的品質問題。甚至，它所隱含的某種品質問題，比如某些食品的成分不明，也成為異國情調的一部分。

我願意用前兩點來解釋「亞洲超市」的品質問題。然而，根據我個人的觀察，在更廣泛的政治與社會層面，第三點正在越來越多地成為事實。無論從哪方面說，享受異國情調都意味著一定的冒險，這本身不在話下。問題在於，人口佔世界四分之一、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怎麼就成了異國情調呢？如果接受這樣的事實，就意味著這世界已經被扭曲變形得太厲害；如果不這樣看待，那麼就意味著世界要以現代文明的要求追究中國帶來的問題，這對西方世界來說無疑是一個難題。

很多革命都是從餐桌話題開始的。這些年來，並非像習近平曾經宣稱的那樣，「中國沒有輸出革命」，而是通過衣食住行等生活細則，對全世界進行觀念的改變。從正義原則來看，這些革命都是反其道而行之。我經常想起中學課本上介紹李大釗憧憬共產黨革命未來時的豪言壯語：「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正如溫克堅先生所分析的那樣，「本期《陽光時務周刊》所呈現的，從結石寶寶，工傷，慢性中毒，癌症村，精神病，到塵肺病等領域，我們發現幾乎每一種疾病後面，都有國家的有形之手在扭曲甚至加重著病患者的痛苦」。官僚機器不僅製造了無數的中國病人，它本身也是一個病態的存在，中國官員是世界上最大的精神疾病群落。

我想要進一步說明的是，中國正在改變世界，中國特色正在成為世界特色，中國病菌正在感染世界。隨著基辛格、施羅德、布雷爾等世界政要在中國的生意越做越大，為中國政府的扭曲行為辯解的人就會越來越多。隨著政治、經濟和文化的進一步全球化，被中國政府從幼稚園開始培養出來的變態人格，就會越來越廣泛地存在於地球的每一個角落。中國特色的政治遊戲在國際社會中得心應手，本身就是這個世界自甘墮落的表現。

好友衝破攔阻探劉霞 胡佳：她已經要絕望了

好友衝破攔阻探劉霞
逗留3分鐘 胡佳：她已經要絕望了

【明報專訊】繼美聯社記者上月初突破封鎖，探訪被軟禁逾兩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妻子劉霞之後，劉曉波的一批好友，上周五（12月28日）即劉曉波57歲生日當晚，再突破多名保安攔阻，進入劉家探望劉霞。他們向劉霞轉達緬甸反對派領袖昂山素姬的問候口信，劉霞則表示自己和家人受到當局無窮壓力，對未來已產生絕望。眾人逗留了3分鐘就被當局派人驅離。劉家樓下昨晚加強保安，記者上前即被驅趕。

闖關者包括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徐友漁，北京電視學院教授郝建，維權人士胡佳、劉荻、杜冠宇等，全是劉曉波夫婦的好友。胡佳透露，行動謀劃了數個月，一行人在上周五晚上9時左右，去到北京玉淵南路9號院劉家樓下。劉荻稱，大家一開始先是向樓上叫「劉霞」，劉霞來到窗前，表現得很激動，隔着窗口大聲叫大家的名字。「由於擔心上不去，大家都希望馬上把想說的都說出來。」但眾人後來還是決定直接從大門闖進去。

上周五晚曉波生日闖關

根據胡佳昨日上載至YouTube的短片，屋苑內一片漆黑，眾人掀起門簾，在對講機閘門前遭遇保安。一名保安斥問「你們幹什麼？」闖關人士反問「你幹什麼？」保安回應說「我是值班的」。郝建說，「我找人，找劉霞」，保安說「找劉霞？不行不行」。郝建說，「你是誰？你憑什麼管不行？」此時，劉霞從內打開鐵閘，其中兩名闖關者抱住保安，其他人一擁而入，保安大叫「不行！不行！」但已無法阻止。劉霞高興地上前擁抱朋友，帶着大家上樓入屋。

擁抱耳語 劉霞眼泛淚光

短片中的劉霞很激動，與徐友漁擁抱時眼泛淚光，又多次與他耳語。有朋友問劉霞，「我們上來會不會對你有不好？」劉霞沒有回應，只是搖頭。徐友漁則再三說，探望時間要短，「我們進來了就夠了」，必須在當局干涉之前主動離開，「聽我的，這件事情聽我的」。劉霞雙手合十說「謝謝你們」，又說自己身體「剛好了一些」。她主動勸朋友們離開，「主動走，別等他們來又把我給弄得……」

胡佳上載的的短片共長4分12秒，尾段聽到有人敲門，郝建則用一部錄影機拍攝屋內情况。胡佳對本報憶述，他們轉達了昂山素姬的問候口信，以及135位諾貝爾獎獲得者為劉曉波夫婦的呼籲，劉霞則一再強調當局向她和家人施加了很大壓力，她已經要絕望了。胡佳又稱，劉霞現在靠藝術創作和讀書度日，「她在強迫自己不能倒下去」。

轉達素姬問候諾獎得主呼籲

一行人最後被追上來的保安人員驅趕，為免給劉霞帶來麻煩，他們離開劉家，一共只逗留了3分鐘，其間一直在樓下與保安糾纏理論的劉荻說，雙方不斷有肢體碰撞，有保安打電話請求增援。胡佳一行人下樓以後，已有多達10名保安到場，堵住屋苑的後門，拉扯他們的衣服不讓走，還抓他們的肩膀、手臂，語帶威脅「你們別想走了」。所有人在擾攘15分鐘後離開。

徐友漁事後在網上發表文章稱，「大家衷心希望這是一個好的開端，期望劉霞的處境和心情隨着新年的到來變好。」

本報記者昨傍晚再到劉家，發現樓下門口有保安擺放的櫈子，當記者要進入大門時，兩名便裝男子兇神惡煞衝上來，要記者馬上離開。


明報記者 北京報道

胡佳：她很虛弱 走路像老太婆

【明報專訊】「看到她，感覺她很虛弱，走路就像是一個老太婆，眼睛裏全都是絕望和恐懼。」胡佳表示，他看到的劉霞是那麼無助，「一個女人長期要面對這些兇惡的保安，每次出門去錦州監獄看望丈夫、去探望父母，都要坐國保的車子才能出行。把一個中國女性公民逼害成這樣子，他們這是要承擔歷史和道義的責任的」。

胡佳說，行動前已預計到會有衝突，「我們去，就是為了闖關」，「我身經百戰了，幾個保安的暴力實在是小菜」。胡佳還表示，內地關心劉霞的人，相對於關心陳光誠的少，當年不少網友不遠千里到山東東師古村探望陳光誠，引起世界關注，可是劉霞身在大城市的北京，前來探望只有區區幾個人，他希望更多人以實際行動對劉霞表示支持。

參與者翌日遭國保調查

胡佳說，他在這次事件後沒有遇到什麼麻煩。另一參與者劉荻稱，翌日有國保人員上門調查，要求她把去劉霞家的情况說一遍。郝建則表示，探望劉霞沒有任何違法的理由，當局現在要做的就是恢復劉霞的自由。他認為，目前對劉霞的監控沒有放鬆，「現在的情形和我過去探劉霞一樣，沒有任何的迹象顯示劉霞會獲得自由」。

明報記者

異見作家料更多人聯合行動

【明報專訊】現為社科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的徐友漁，是內地自由主義思想代表人物之一，曾多次參加聯署呼籲釋放劉曉波等政治犯及推動政改，但過往較少高調以實際行動表達維權訴求。有內地知識分子認為，聯合作實際行動才可展示公民的力量，長遠會看到更多人加這一行列。

「聯合行動才可展示公民力量」

「畢竟體制太龐大了，所以不能指望能馬上改變，但從方向上來說，聯合行動是唯一可以改變形勢的。」異見作家莫之許對本報表示，此前知識分子在網上呼籲與聯署，是大家意念的聯合，也是聯合行動的前奏和預演，為大家在心理及思想上相互認同作了準備。

莫之許指出，行動永遠是最有作用的，在現行體制之下，行動若沒有聯合是沒有力量的。從長遠趨勢來說，可以看到愈來愈多公民加入實際行動，例如多名公民曾前赴後繼去山東東師古村探望失明維權人士陳光誠。

被問及是否感覺到中共新領導層放鬆對維權人士的控制，莫之許表示，個案很難說明問題，「（原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的秘書）鮑彤都（被軟禁）這麼多年了，鬆一鬆，緊一緊，都不能代表改變，可能是短期的工作改變，作過多解讀沒有用」。他又說，觀察打壓是否放鬆的最簡單標準，就是看當局有沒有抓人判人，有沒有放人。

十八大後監控緊 馮正虎：探我更難

【明報專訊】去年11月中共十八大結束前，大批維權人士被軟禁、監控，不能與外界聯絡。有內地維權人士對本報說，十八大後監控手段雖然略有放鬆，但仍然非常嚴密，可能要到今年3月全國「兩會」後才有機會進一步紓緩。

禁出門 被抄兩次家

「來看我比看劉霞還更難。」上海維權人士馮正虎說，劉霞樓下只有1個保安，他樓下有4至5人，包括1名警察，阻止任何人探訪他。在「沒有狀况」時，馮正虎可以自由出門，但早前一名北京律師到上海辦事，原本與他無關，國保卻以為兩人要見面，禁止他出門。雖然獲恢復使用電話，但馮正虎不認為監控有放鬆，「十八大後我還被抄了兩次家，拿走了兩台電腦、兩台手機和一台打印機」。

湖北武漢的「中國民主黨」創建人秦永敏從十八大前開始被關押44天，上月初才獲釋，他現時出門都會被人跟蹤，多年的老友上門探望，即被樓下的五六個看守威脅「不許來！再來就對你不客氣！」秦永敏認為，內地「非法治國」狀態一時難以改善。

此外，昨日在廣州有網友舉行迎新年聚餐，維權律師唐荊陵被黃花崗派出所傳喚，還有多人被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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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中共之罪，罄竹難書。劉霞之遭遇，是冰山一角但又極具代表意義。為中共唱頌歌或對中共抱持「善良願望」的人，請不要迴避此事，問問自己：劉霞何罪之有？中共如此囚禁一名無罪的弱女子，於法何據？你們對此政權抱持「善良願望」，是無知還是無良？為此政權唱頌歌，可有良心？

中共之罪惡，是中華民族的奇恥大辱。支持如此邪惡之政權，枉為人也。人生數十年，有如朝露，到頭來莫不是一場空；惟天道循環，報應不爽，作惡有時，報應有時。清醒之人，當遠離罪惡。

孔捷生 - 地溝油和行騙長官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12月31日

《蘋果》記者千里追蹤地溝油源頭，此行可拍成具有警世意義的紀實電影。地溝油從牟利劣行上升至社會公害，完全再現了毒奶模式，毒奶源頭看來像是各戶奶農，他們購入的飼料已含三聚氰胺，鮮奶送收購站時再拌入三聚氰胺，以期蒙混過蛋白質的國家標準。難道奶農是萬惡之源？三聚氰胺是怎樣從化學廢料提煉成偽蛋白質添加劑？是誰在推廣兜售這項直追諾貝爾化學獎的獨家發明？奶農摻假能騙得幾個錢？毒飼料商家和三鹿、蒙牛等大乳品集團又賺去多少黑心錢？

然而那些均非惡源，試看山東花生之鄉煙台的花生油，也主要由農家有牌或者無牌的小型榨油作坊生產，再由食用油商定期派車逐戶收購。提煉地溝油不須高技術，以小油坊現成設備就綽綽有餘，將地溝油兌入花生油更無難度。而這些小作坊同樣不是惡源，萬毒之源是這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畸形社會，世道人心已潰爛到交叉下毒，彼此行騙，人人害我，我害人人。

《蘋果》記者被山東公安「國保」拘押，強行清洗攝像機、照相機的記憶卡，更威脅「如果你們發表山東地溝油的新聞，我們會禁止你們五年內不准進入大陸！」這正是制度之惡的另一面。習近平的博士論文導師孫立平教授稱中國已淪為「與法治格格不入的國家」，正是痛感「維穩治國」之野蠻，已成惡源。

筆者上網搜索，發現清華大學孫立平教授並非最近才直斥其非，他早就指出：「現在維穩的一把手負責制，實際上是一種可以逐級複製的作惡授權。由於這種授權，人人都可以作惡。更要命的是，這是一種模糊型授權，不穩定因素可以隨意界定，手段的選擇可以不受限制，進一步的，這種授權就變成保護腐敗的強有力措施。你揭露我腐敗，我就把你界定為不穩定因素，進行鎮壓。於是維穩變成維腐。」

山東正是馳名中外的維穩之鄉，領受了中央「作惡授權」的尚方寶劍，陳光誠被界定為不穩定因素，全家被整得死去活來。哪怕全世界都在聲援這位盲人，從中央到地方政府都不為所動。陳光誠出逃後山東政法委書記被撤職，卻非因為迫害陳光誠，而是居然讓一個盲人逃出防衞森嚴的銅人陣木人巷，讓黨國大大丟面。

作惡尚且可以假托崇高名義，行騙又算得了甚麼？無論毒奶還是地溝油，既繁榮經濟，增加稅收，又提升ＧＤＰ。頂多自家生產的自己不吃罷了，萬一出事，抓幾個奶農或榨油作坊的師傅來頂缸，那就足夠「體現社會主義法制的尊嚴」。

一方行騙，百官來保。由此推想到行騙長官梁振英，明明已被撕掉畫皮，還青面獠牙地出來嚇人，那是因為從天朝得到了「行騙授權」。

齊樂 - 盛世的中國 絕世的荒謬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12月28日

近兩、三年，中國出現新一輪移民潮，數以十萬計的富人與官員家屬投資移民美國、加拿大及澳洲等地。有學術研究統計，在十年間中國移民帶到外國的資產逾二千五百億美元，比所有中國政府及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還要高。

香港有線電視播放的《神州熱話》，提到一份由中國與全球化研究中心及北京理工大學法學院發表的《中國國際移民報告（二○一二）》，指在大陸有過億身家的人當中，兩成七已經移民，近五成人正考慮要移民；而財擁千萬的富翁，六成人都考慮或者已經移民。並且在近三年內，他們最少已帶走一百七十億元資金到海外，原因除了考慮到下一代的未來着想，另一個主要原因就是要保住自己的金錢，擔心他們來歷不明的財產，會被國家秋後算賬。除了富豪，還有很多大陸官員的家屬都已移民，並把資產轉移到海外。二○一一年八月，由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公佈的《華僑華人研究報告（二○一一）》顯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海外移民人數超過四百五十萬人，而這批中國移民都帶有官方背景。根據美國移民部門的統計顯示，中國部長級以上官員的下一代，超過七成半都擁有美國護照。而中共中央黨校的一個教授，更指已經有超過一百萬官員的配偶及子女在海外定居。

在當前國力鼎盛的中國盛世下，為何這些社會精英、富人和官二代等統治階層及既得利益者都準備離開中國，並且準備帶走或已帶走所擁有的資產呢？為何他們都對自己的國家失去信心？照道理，這些統治階層及既得利益者，都不會是那些經常被中共政治迫害的政治異見人士，他們究竟害怕甚麼？

這現象反映了在中國盛世下，這個中國歷史上最貪腐的中共執政集團，其執政意志是極為虛怯。因為中國經濟起飛，製造了統治階層與既得利益者的共犯結構，中共執政集團就以高壓手段打壓任何破壞這個共犯結構的人，對所有異見人士進行恐怖的政治迫害，因為若這個共犯結構失去其功能，就會動搖整個執政集團的執政意志。基於人性的貪婪永無止境，在這個共犯結構的內部，同時出現權力鬥爭，他們都害怕當失去權力靠山時，就會成為權力鬥爭的犧牲者。因此，統治階層與既得利益者都怕這個執政集團有崩潰的一天，因而有所準備。

相反，那些為了中國政制民主改革，被定性為勾結外國勢力及危害國家安全的漢奸、賣國賊，他們面對囚禁、軟禁、被失蹤、被自殺等種種政治迫害，卻繼續為其祖國奉獻一生，實在顯得相當諷刺。

齊樂
自由撰稿人

如許 - 大家都知那是地溝油

世紀版   明報   2012年12月27日

編按：近日，內地黑心地溝油「殺入香港」的新聞成為焦點，搞得人心惶惶，網上已經開始流傳未經查實的香港「地溝油用戶名單」，羅列使用地溝油的商家。地溝油在內地已經是個討論了多年的話題，卻沒有辦法徹底杜絕。究竟地溝油是怎麼製成的？它有什麼危害？在內地吃到地溝油的概率是多少？沒有了地溝油，內地的食用油是否就絕對安全了呢？

筆者和在上海工作的香港朋友到當地一家小小的餐館吃飯。這種小餐館，在內地遍地都是。因為骯髒不堪，易招來蒼蠅，所以又被稱作「蒼蠅館」。

在「蒼蠅館」，一百多塊就能叫三菜一湯。為什麼這麼便宜？因為從食材到食油，「蒼蠅館」用的都是最廉價的。筆者問香港朋友：「你知道這種店用的有可能是地溝油嗎？」朋友說：「知道。」筆者又問：「你怕不怕？」朋友說：「怕又怎麼樣？難道不吃飯嗎？說實話，我剛來上海的三個月，吃什麼都拉肚子。但奇怪，後來就適應了，現在吃什麼都沒事，人體的適應能力真的很神奇。」

採地溝油：網兜臭渠污水

聽了朋友的話，筆者不禁想起前幾天北京大學衛生學院教授李可基為茅台酒含三聚氰胺辯護的話：「人類幾百萬年都沒有滅絕，說明人類的排毒、解毒能力實際上是非常強大的。」看來，洗腦是不需要用國民教育科的，只要把港人送去內地生活，人們自然會接受那套既定的生存法則。然後發現，原來自己的身體可以承受被報紙描述得十分可怕的地溝油，就不大驚小怪了。

這種時候，一邊吃着地溝油，一邊還能有獨立思考的人，就更顯可貴。

今年夏天某夜，上海的蘇小姐回家途中，發現一男一女打開窨井蓋，男的用手電筒照亮下水道，女的則用特製的網兜，從下水道撈出惡臭的污水。此情此景，令蘇小姐不禁想起遍佈網絡的地溝油採集方法。於是，她拿出手機，把這對男女拍了下來放到微博上。蘇小姐說：「看見我對着他們拍照，他們竟然連一點反應也沒有，好像一切都是理所當然的。」

一切難道不是理所當然的嗎？今年6月，廣東惠州警方查獲一家生產地溝油的作坊。作坊主透露，僅僅一年，他的作坊已經出售16萬斤地溝油，主要銷往惠州、東莞、深圳等地。這些城市的餐飲行業，使用地溝油幾乎是個公開的秘密。

賣地溝油獲利10倍

地溝油究竟是什麼？望文生義地理解，就是從地溝裏提煉出來的油。

實際上，地溝油最早是作為環保能源被發明出來的。有數據顯示，中國一年的動植物油消費總量大約是2250萬噸。這麼巨大的消耗量，如果能夠妥善回收地溝油，豈非好事？回收的地溝油可以製成肥皂，還可以製成生物燃料等。

但是，中國人多麼聰明啊！很快就有人想到，用這種工業用油當成食用油出售賺錢。他們打了打算盤，發現其中竟然有驚人的利潤：生產一公斤地溝油的價格是0.3元（人民幣，下同），市場上普通食用油的價格是每公斤9元，那麼地溝油如果賣3元一公斤，競爭力和利潤都太大了！於是，一些人便開始經營這份黑心生意，成為「先富起來的人」。但是不知道他們沒有想過，地溝油中的有毒物質帶來的危害？例如黃麴霉素，有報道指其毒性是砒霜的68倍！

只給人家吃不給家人吃

為了節省成本，食肆便使用地溝油。筆者的親戚在內地開小餐館，但這親戚從來不允許筆者到他那裏吃飯，因為他明確告訴筆者他用的是地溝油。親戚很仗義地告訴筆者：「我絕對不會用地溝油害自己的家人！」每個用地溝油的人大概都是這麼想的？所以，他們只去別人開的餐館吃飯。可是，誰能保證別家餐館用的就不是地溝油呢？到頭來，不過是場自欺欺人的遊戲罷了。

這幾年，大江南北風行川菜。川菜口味重，要用大量油。所以，川菜餐館便自然成為地溝油的消費大戶。四川火鍋上漂着的厚厚一層紅色辣油，你敢想像都是地溝油嗎？在內地流傳一個說法：「吃辣就會拉肚子。」因為吃完川菜，第二天幾乎是肯定會拉肚子的——誰說這不是地溝油作祟的結果？

正因為地溝油是筆大得無法盡知的生意，報道地溝油的記者，很容易招致殺身之禍。去年河南洛陽記者李翔被殺，傳說就與揭露生產商有關。

早前，湖北省武漢工業學院食品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授何東平曾推測，中國每年在餐桌上出現的地溝油約有200萬至300萬噸。雖然，事後他疑似受到壓力，改口稱這個數據只是他個人的推算，不能作為參考標準。但何東平是業內專家，相信他的推算不會是空穴來風。倘若屬實，那就是說，除去大量家庭用掉的食用油不是地溝油外，在外吃飯，遇到地溝油的概率實在太高。而且，千萬別以為在中國有什麼所謂安全的地方。去年11月，有報道指地溝油已經流入深圳政府的食堂。

產售地溝油可判死刑

中央終於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性，於是在今年2月，由中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聯合發布《關於依法嚴懲「地溝油」犯罪活動的通知》，規定生產販售地溝油最高可被判死刑。但病入膏肓時才下猛藥，還有救嗎？

地溝油不僅出現在餐桌上，也出現在藥物裏。今年8月，深圳「健康元藥業集團」子公司「河南焦作健康元生物製品公司」，被媒體曝光曾大量收購地溝油，作為抗生素7-ACA的原料。健康元董事長朱保國（化學專業出身）在記者會上拋出雷人之語：地溝油只是為微生物提供營養源，跟作為食品是不同的，跟莊稼吸收肥料營養是一個道理，「莊稼用大糞澆灌出來的，你能說糧食是有毒的嗎？」

「有毒嗎」這種問題，升斗市民不懂，只能聽專家。但連專家本身，也是爭論不休。除了地溝油，遍佈中國的轉基因大豆油，也是讓人頗不放心的。

如今再有關於地溝油的新聞曝光，內地民眾早已見怪不怪，沒有新鮮感了，也再不會義憤填膺地控訴。就像筆者在上海跟香港朋友吃飯時，身旁還有個當地的朋友。筆者提醒他吃的可能是地溝油。他說：「我當然知道，你以為我傻嗎？」今天的中國，大家都是「不傻」的人，就好像台灣歌手羅大佑早年在《之乎者也》中所唱的：「大家都知之，大家都在乎，袖手旁觀者，你我是也。」

文／如許  編輯蔡曉彤

Vic：以前在北京喜歡吃水煮魚，如今想起那滿盆的油……

張華 - 地溝油來了，頭髮豉油還遠嗎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12月18日

地溝油終於殺入香港，且是本地奸商傑作，至少有十三間食肆，包括連鎖式大型酒樓，被揭發使用這種致癌食油。目前沒證據顯示這是「輸入性毒油」，但大陸早已行風氣之先，本港不法商人受內地地溝油啟發、影響的可能性非常高。

十多年前的冬天，筆者到北京採訪時，經常見到有民工推着殘破及污穢不已的獨輪車，穿梭於大小胡同，開始以為這是收集糞便的清潔工人，打聽之下始知是收集地溝油原料的。他們專到食肆或酒店附近的下水道，鏟起表面那層油脂，用獨輪車運到收集點或貨車，然後在簡陋工場加工：將滿佈沙石、廁紙等雜物及油脂的原料，倒入大型鐵桶內加熱，油層會浮在最上面，沙石等雜物則沉底。如是者重複一、兩次，就可製成「純正地溝油」。

這些地溝油，開始時只送往工廠及大學食堂，很少進零售市場。但近年，煉製地溝油技術已提升，很少用地溝廢水做原料，而是用豬內臟等廚餘及食肆廢油，高溫煉製，再在製成品加入香精等就成了食油，不僅用於工廠及大學食堂、食肆，還會進入零售市場。因此，國內學者推算，全國十分一食油來自地溝油。

事實上，比地溝油更早被揭發的是頭髮豉油。不法商人從髮廊、屠宰場收集大量毛髮，運回工場後，加入強酸去「溶解」這些毛髮，再用強酸[??]中和，過濾雜質後就成了頭髮水，再摻入鹽水、色素等，就成了頭髮豉油。既然地溝油已殺入香港，頭髮豉油還會遠嗎？以前三聚氰胺毒奶、孔雀石綠水產、蘇丹紅雞蛋等，不一樣是大陸有、香港也有嗎？

這些黑心及有毒食品之所以在大陸屢禁不止，不僅源於社會道德淪喪，無良商人為賺錢而不擇手段，還有政府無能、法規不全等因素，更重要的是，民意無法對政府構成壓力。內地傳媒揭露的黑心食品遠較本港多，且經常圖文並茂的披露其製作過程。但曝光這些問題後，無法對政府形成足夠的輿論壓力，官員的烏紗跟民意、跟老百姓無關，而官員們食用的都是特供食品，有很好的品質及安全監督機制，不虞會食用黑心食品。結果，黑心食品在市面上無日無之。

香港出現地溝油絕不奇怪，將來有頭髮豉油也是可能的，暴利之下連殺頭的生意也會有人做。問題是，民意能否對特區政府構成壓力，令他們立即採取行動，取締黑心工廠、嚴懲不法商人，更會檢討監管機制及法律，對不法商人形成足夠阻嚇力！地溝油已敲響香港食物安全的警鐘，特區政府準備好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