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恩灝 - 今日香港：威權式法治的另一案例

2017年8月19日

【明報文章】數天前，在聲援「新界東北案」被告加監判囚的晚會上，群情洶湧之餘，有台上發言者指出，即使因為一單案件而對法庭失去信心，港人仍要相信香港的法治，因為這條防線不能失守。筆者聽後，認為此論頗堪玩味，值得細思。

筆者早在去年秋天於《明報》撰文，指出在威權政體之下，只有以法管治（rule by law），法律不是限制政府權力的防線，而是鞏固政府權力的管治工具；香港背靠威權中國大陸，又有「人大釋法」作為政權強大的「法律武器」，在體制上實不足以抗衡「有權用盡」的威權政府（參見拙作〈有法管無法治 不認命要抗命〉，2016年11月15日）

法治與法管（以法管治）在理念上南轅北轍，前者強調以公正的法律限制政府，保障人權；後者則將法律從屬政治權力。既然如此，採用法管路線的國家，除了透過嚴刑峻法打壓異見，還有什麼板斧去維持管治？回答這個問題，新加坡是一個值得探究的案例。

「懇求式公民」

Jothie Rajah在《威權式的法治：新加坡的立法、論述與正當性》（2012年）一書指出，新加坡實行法管的一個指導思想，是將法治當中的自由民主價值，從屬於國家經濟發展和危機意識濃厚的「生存至上論」，有策略地將不少維持政權利益、限制人權的法律包裝為法治的體現。換言之，就是新加坡式的「儒表法裏」。這策略之所以奏效，和新加坡的殖民歷史有莫大關係。新加坡殖民政府將法管發揮得淋漓盡致，藉法例賦予政府控制各種發牌、監控、籠絡利益集團。作者分析，在世界歷史經驗可見，追求（民族）獨立的反殖鬥爭，也許是凝聚群眾重視個人權利和法治，以及打破殖民式法管的一個決定性事件（the one defining event），但這並未在新加坡的獨立過程出現；反之，新加坡獨立後，幾乎完全繼承殖民政府的司法體系和其強大的、非自由主義式的法律傳統（powerful illiberal ideological tradition）。所謂「法治」，只是面紗。

作者引當地出版法、宗教和諧法等為例，指出它們有系統地在法律文本排除法治的內涵，融入殖民年代內部安全法——即緊急狀態下行政機關能蓋過司法機關運作甚至防止司法覆核的手段——於一個正常狀態下運作的法律條文中；又例如法律專業法，法律專業團體只有得到政府邀請，才可以評論法例。新加坡政權一方面通過歷史論述建構，例如多番歌頌殖民政府有效管治、殖民政府的司法體制是國家遺產等等，向公眾美化其「假法治」；另一方面通過雙重體制（dual state）的操作，在商貿法制上保持公平公正迎合外資，卻以嚴法打壓異見，營造有「真法治」的表象。總而言之，新加坡的法管，就是抽走法治中的權利內涵，換上殖民主義的法管實質，以所謂「法治程序」把一系列保障政權的法例進行立法，在諸限制人權的法例之下，形成「懇求式公民」（supplicant citizen）的文化，國民行使自由不再是天賦人權，而要當局批准。作者總結新加坡的司法體制，本質上就是承接英殖法管的「新殖民主義」。

一國兩制本質 繼承英殖司法體制

相信讀者看罷上文，一定感到熟悉。該書作者筆下的新加坡，和香港的經驗有太多相似之處了。香港由英國過渡到中國，經歷的就是劉兆佳提出的「沒有獨立的非殖化過程」。一國兩制的本質，就是繼承英國殖民時代包括司法的體制，即使香港在主權移交後設立了終審法院，在「人大釋法」的設計下，真正的終審權只是由倫敦搬移到北京。中央和特區政府過去談論法治和司法獨立，不從保障權利着眼，只聚焦吸引外資、維持投資者信心等等。近10年來，政權對司法體制的論述，由強調「法治」的經濟效益，擴展到推廣司法體制維護執政權力的政治效益。2008年，習近平以國家副主席身分訪港，提出「三權合作論」，指行政、立法及司法機關要「互相支持」；2014年，國務院發表有關一國兩制的「白皮書」，提出必須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治港，而香港各級法院法官及司法人員也是「治港者」，要承擔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及發展利益等職責；到今年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稱香港不實行三權分立，而是實行特首為核心的行政主導，指中央依憲法和《基本法》對港行使「全面管治權」，變相否定司法機關的獨立和制衡權力。在上述的歷史和政治結構下，儘管香港仍然有司法覆核和人權法，整體的「法治」也會逐步被當權者以法管所侵蝕。

政府藉法庭增參與社會行動風險

從具體司法操作來看，政權除了有「人大釋法」，近日一地兩檢爭議更發現政府可以用基本法第20條作「隨意門」，變相在境內實施中國大陸法律；政府內享有高度酌情權的行政部門，亦能限制公民的政治權利，例如選舉主任可發出「確認書」及撤銷異見者的參選資格，實在令筆者難以認同香港法制是以限制政府權力至上的法治制度。香港主權移交後的臨時立法會，恢復了英殖過渡期廢除的《公安條例》若干條文，凡遊行集會，主辦者必須先得警方發出「不反對通知書」方為合法，等於行使集會自由要有警方批准，與前述新加坡的「懇求式公民」無異。過去一星期兩宗被覆核刑期上訴的16名年輕朋友，當初就是因觸犯公安條例而被捕。而他們之所以被加監判囚，並非由法庭主動提出覆核，而是由律政司提出。政府「有權用盡」要求覆核刑期，更明言上訴庭的判決書為日後同類案件提供量刑準則的指引，客觀的政治效果就是主動藉法庭提高日後參與社會行動的風險，以及剝奪在囚者未來5年不得參選的權利，最終得益的，就是當權者。今日香港，就是「新殖民主義」和「以法管治」的另一個案例。

在最近兩次律政司提出覆核社會運動參與者和組織者刑期的判決中，坊間對判辭以至法官裁決議論紛紛甚至感到憤慨。回應者、評論者有從判辭內文入手，分析判決合理性；亦有從法律專業技術着手，指出如何從現有體制的空間去繼續上訴，推翻結果。筆者並非法律專業出身，暫時無能力投入法哲學、法理學的討論。但新加坡的經驗告訴我們，撇除法官判決，一個繼承殖民司法體制的威權政府如新加坡，其法律制度和文化結構也不會以促進法治為依歸。要準確理解香港有無法治，是需要扣連歷史、政治、經濟的條件和限制去分析。

不能迷信殖民年代留下的「法治」面紗

筆者相信法治，不是因為香港已經有真正的法治，而是因為相信落實法治所必需的民主制度。香港人也不能再眛於迷信殖民年代留給我們的「法治」面紗，而要認清：中國法制打壓人權，不等於英國遺留的法制全面體現法治。在香港推動民主運動，和推動體制去殖化以達至真正法治，其實是分不開的。

延伸閱讀：Rajah, Jothie.（2012）Authoritarian Rule of Law: Legislation, Discourse and Legitimacy in Singapor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安徒 - 「再見暴動」與「轉型正義」

星期日生活   2016年2月21日

【明報專訊】今年是一九六六年九龍騷動發生的五十周年，如果香港是一個重視歷史的地方，這場對戰後我城發展如斯重要的事件必定會有各種紀念活動舉行，可是筆者卻從未有所聽聞。不過在大年初一，當年九龍騷動發生的相若地點，又再發生一次嚴重騷動，遙遙向50年前的事情致意，可謂天意弄人。

一九六六年的騷動為香港發出了警告，顯示這個殖民地社會已陷入嚴重的危機，當時政府雖然立即進行了調查，也撰寫了報告。但還未來得及調整施政方針應付危局，六七年就發生嚴重百倍的左派暴動，成為香港近代歷史上一個關鍵轉捩點。沒有六六、六七的騷亂和暴動，今時今日我們看見的香港，好可能不會是同一個面貌。但萬萬想不到的是，自六七之後走了近五十年太平日子的香港，卻爆發出一場和半個世紀前大同小異的警民大衝突。歷史輪迴得如此詭異，令人難以置信。

解殖之路已經坍塌

如果五十年前那場衝突是可以歸咎於「千瘡百孔」的殖民體制，天星小輪為了五仙的加價引發了連串的抗議示威，但沒有民意授權的殖民政府照樣一意孤行，於是觸發了一場原本可以避免的騷動的話，那今天香港的政治經濟困局，青年人的憤怒和不滿，社會廣泛存在的無力感和躁動感，又豈不明明白白地說明了，五十年來的香港，其實並沒有真正脫離那個遲早要把騷動孕育出來的舊體制。它的與民眾疏離，它的剛愎自用，它的為權勢階層及壟斷資本服務的本質，與五十年前的殖民政府並無本質分別。

如果說五十年前的九龍騷動是迫使香港開展了解殖的進程，社會在跌跌碰碰當中產生了追求改革和自主的動力，漸次試圖擺脫殖民地的腐敗，那九七年主權移交之後統治集團的構成和社會的殖民體質並無改變。以至這幾年來在梁振英政府底下，昔日體制僅有的善治傳統更日漸崩壞，令人有今不如昔，舊殖民主比新殖民主還要優勝的感覺。50年九龍騷動輪迴的警號，正是指出香港解殖之路已經坍塌，香港還是一個未完成解殖的社會。

做更大的收買操縱滲透

當然，要今日特區政府當權的權貴公開承認騷動已經敲響了極為危險的警鐘是不可能的，因為他們認定了，「解決」香港「失敗的解殖」與人們期望產生巨大落差的方法，就是去鞏固威權政體的強硬手腕，在社會各環節做更龐大的收買、操縱和滲透，以及訴諸恐懼而激發出來的保守主義，以期最大地發揮愚昧忠誠的動員力，壓止追求改革的聲音。

因為他們認為，「亂世」並不可怕，反而有利他們樹立威權主義。回顧五十年前，六六騷動最初的性質是挑戰殖民地政府威信，帶有本土自主反殖的性質，但六七暴動卻最終由於暴力恐怖主義蔓延，無辜者死傷甚眾，所以民眾反過來擁護殖民政府。暴動後，社會瀰漫「恐左」、「防左」及非政治化的氣氛，殖民政府因此得到喘息空間，把香港人暴動後的非政治化保守主義收納為支持自己的力量，安然渡過了殖民地政權在戰後的最大挑戰。

梁振英的鷹派政府，認定了香港人並無走出六七陰霾，所以放肆製造鬥爭和矛盾，孤注一擲，只怕你勇武抗爭不來，以期在民意反彈的浪潮中圖利。所以騷亂之後，他面不改容，還要誇大破壞程度，忘不迭地欽定那場一晚就結束了，第二天還立即繼續放煙花的「騷亂」為「暴動」級別，即時否決獨立調查的訴求，以掩人耳目。

不過，香港畢竟已不是五十年前的難民社會，只求安穩，不問是非。在這套掩耳盜鈴的保守主義反動大動員當中，「反暴力」的聲音固然震天價響，但對騷動「不同意但理解」的民意也相當突出（自詡為中間溫和派的「新思維」所做的最新民調顯示有達四成二的受訪者對騷動「不同意但理解」），可見不少香港人並不因為反對訴諸暴力而盲目聽從「反暴大合唱」。

「暴動分子」高牆上譴責暴力

不過，誇大對「暴動」恐慌並未能騙取更大支持政府力量的其中一個原因，正是建制陣營當中原來就有那一批「六七暴動」的參與者，他們個人及他們所屬的親中左派團體，不單投身並且積極策劃四十九年前的那場暴動，造成廣泛得多的破壞，嚴重得多的死傷。論其規模和對市民當時生活帶來的震盪，年初一那場衝突，簡直望其背項。今天，這些「暴動分子」坐在建制高牆之上，嚴辭譴責暴力，卻對四十九年前那場城市恐怖主義災難顧左右而言他，聲聲不能相提並論。這又如何服眾？

有人說，歷史就如一部大書，充滿睿智和哲理。筆者卻認為，歷史猶如一隻唱片，充滿各種旋律和音調。而香港歷史，則是一隻「刮花」了不斷「跳線」的唱片，旋律不斷錯配，卻又不斷輪迴。當年的恐怖分子，今日是權力建制，在街頭是一套街頭道理，在廟堂則滿口官腔。這一批沒有了自己「上半生」的建制派，其實最為忌諱的正是香港五十年暴動的輪迴不可避免地揭出自己身上的歷史瘡疤。

在六七年暴動真相究竟如何的問題上，近年已有不少研究，可是歷史資料來源總是欠缺了左派內部的文獻。所以，對於當年左派「鬥委會」是否要對商台播音員林彬之死負責，一直是「你有你講，佢有佢講」。而左派也滿口寃屈，認為「香港左派亦都付出咗好多，香港左派亦都死好多」，於是一口拒絕要為當年引起的暴力傷亡事件道歉。

下一代可從楊光身上學到什麼？

究其實，林彬之死只是冰山一角。在主權移交前後，整個親中左派當年在六七暴動的角色和責任，有關方面都是避而不談。可是，當年的「鬥委會」主任楊光卻獲董建華授大紫荊勳章，死後又得林鄭月娥等高官嘉許讚揚，但對於他主持「鬥委會」的一段往績卻諱莫如深。究竟他是否香港的反殖英雄、反英抗暴的功臣？香港的下一代又可以從他身上學習什麼，並引為榜樣？……這一切，都涉及香港可否建立自己道德規範的傳統，以垂後世，凝聚社群的大問題。

可是，特區權貴建制在它最需要樹立道德權威，以重建保守主義來防治民心思變，青年激進化的時候，它卻只乞靈於成王敗寇，既往不究的霸道邏輯。他日起訴年初一騷動的「暴徒」時，他們大可聲稱自己效法五十年前工聯會、「鬥委會」的鬥爭精神，追隨楊光先生的榜樣。到時候，今天強烈譴責暴力的建制中的左派，又能準備哪一個道德故事來教育下一代呢？

六七暴動如台灣二二八

事實上，在某種意義來說，六七暴動猶如台灣的二二八。如果說二二八事件把台灣人從日本殖民結束後「回歸祖國」的高度期盼無情地粉碎了，但它並沒因為四十年的禁談二二八而退出台灣人的歷史記憶。反而，它被反覆地演譯和理解為台灣族群撕裂的一個歷史根源。那麼，香港六七暴動作為一個歷史的創傷，也絕不會因為在位者的主觀意願而會被遺忘，相反地，六七暴動箇中的糊塗情節，會不斷地成為香港社會不可癒合的瘡疤。九七主權移交不單沒有清理這個創傷，反更扭曲了原來被扭曲的歷史，中間所欠缺的正是所謂「轉型正義」，還原歷史真相，道歉賠償，實現正義。

二○一六年香港魚蛋騷動後，香港急切需要的是正視問題，是在危機當前重新整合高度分化、對抗和撕裂的社會。可是，香港並無道德力量或社會基礎去實現真正的「和解」，其中一個深層次的原因，正是因為香港的主權移交，並沒有真正實現由英國殖民轉向香港自治所必需的「轉型正義」，使社會重新出發邁向後殖民。而六六騷動和六七暴動長期的被延擱清理，理清所有涉事者們各自的歷史功罪，都只不過是殖民治術的翻版，以為「向前看」、「向錢看」，淡忘是非，莫論功過就可以大步向前。

歷史糊塗帳會回來復仇

然而，今年魚蛋騷亂所給香港的教訓正好說明，在新瓶舊酒的新舊殖民並存的體制底下，香港並沒有社會和政治基礎去維護一個堅實道德權威去實現反暴力的公民文化，因為只要我們還沒有對六七暴動、對楊光、對林彬等事與人有一套公允和符合正義和事實的說法，香港去殖歷史是是非非的糊塗帳就會回來復仇。無法撫平的傷口，又再淌血流膿，怨恨又再糾結，被掩埋的記憶又會再被翻開，無論你是否贊同暴力。

文：安徒

編輯：馮少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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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徒 - 為了帝國的去殖民化

星期日生活   2015年9月27日

【明報專訊】最近中聯辦及靠近中央的一眾大員、學者，在香港掀起連番爭議性的話題。由張曉明的香港「三權不分立」論，到強世功、陳佐洱等的「去殖民化」論，引來不少反響。這些「出格」的言論看似來勢洶洶，咄咄逼人，但是空氣中交鋒一兩回合，敢問究竟北京對港是否有新的政策、新的鬥爭目標時，卻又見老調重彈，新瓶舊酒。

所謂特首「地位超然」之說，為的不外乎一種良好的自我感覺，連英國駐港領事也忍不住要在自己的臉書曲線嘲弄；而所謂香港要「去殖民化」的說法，背後還是跳不出愛國歷史教育、完成23條立法等早已老掉牙的問題。

陳佐洱主理香港事務那麼多年，如果說今天香港原來還有「去殖民化」這個重大政治任務還未開始、尚未完成的話，首先要問責的其實正是他老人家，難道他屆此退休之年還想給自己找麻煩，開自己玩笑？

事實上，陳佐洱應該比誰都清楚，「殖民地」三個字是整個香港問題最敏感，最不能碰的部分——用英諺來描述就是「房中的那隻大象」。無論是九七之前還是九七之後，誰要認真的在香港去搞「去殖民化」，就要揭開歷史的傷口，把眾人「衣櫃中的骷髏頭」暴露在陽光底下。首當其衝的其實不是民主派、反對派，而是建制派。

反殖分子不敢輕言去殖

先莫說所謂建制陣營之所以能夠形成，主要原因是因為中共在回歸前後，處處保護和延續這批「殖民餘孽」在殖民時代所享有的特權和地位，就是那一批曾經有過貨真價實「反殖業績」的「老左派」，也早已跟隨永遠英明偉大的黨中央的指示，收起六七「反英抗暴」時期高舉的「反殖」大旗、改頭換面、「重新做人」。

這些「老左派」當年就是因為追趕「文化大革命」掀起的一時「極左」狂熱，違背一向在香港低調發展、廣交朋友，配合中央對香港「充分打算、長期利用」的方針，反而為了急於「去殖民化」而毁掉了大半生。今天又再來一個「去殖民化」，究竟是供奉還是嘲弄？難怪出身純正、根正苗紅的本地左派領袖曾鈺成也急於直言所謂「去殖民化」的言論與中央立場無關，更毫不留情地指出陳佐洱是過氣高官，目前並無香港事務公職。言下之意就是一於要及早劃清界線。

這就構成香港現實中一幅怪異的圖景：那些身先士卒，曾為終結香港殖民地狀態，真的拋過頭顱、灑過熱血的反殖分子不敢輕言「去殖」，倒是來自北京的青年教授，對香港的「去殖」卻是情有獨鍾，為香港的「去殖民化」打造洋洋灑灑的一套大論述。

為了緊貼這套京人「去殖」論的思路，筆者把擱在書架上多年的強世功論著《中國香港：文化與政治的視野》重讀一篇，發覺十分有趣。

王者視角品評帝國的技藝

書中打響頭炮的第一章，討論金耀基知名的「行政吸納政治」理論，直指金氏此說雖然捕捉了港英體制的運作特質，但卻以「行政」之名掩蓋了香港「殖民政治」的本質，然後對英國的殖民統治品評一番。他認為金耀基把殖民政治的政治性質（由誰統治）的問題中立化地描述為「行政」，也由之而抹煞了六七「反英抗暴」的反殖民意義。為了突顯金氏論述對「殖民統治」的淡化處理，作者竟然援引了托派作者吳仲賢（筆名毛蘭友）激進的反殖言論。（很有可能，作者並不了解當時香港的親中左派對托派的反殖論是如何忌憚。）

平情而論，強世功對金耀基的批判並不為過，筆者也曾經把金耀基的「行政吸納政治」論連繫上劉兆佳一系列的其他分析，指出它們同屬於英國「晚期殖民主義」階段，為了光榮撤退而把殖民主義進行「管理主義式改造」的論述。這些論述的目的自然要將殖民主義中性化、行政化。不過，當強世功要還原這體制的「殖民政治」性質時，他要爭奪的其實是誰是香港行使統治力量的主權者，而不是這套殖民治術有什麼非要解拆、推翻的問題。

恰好相反，當作者在下一章哀嘆當年「反英抗暴」中的左派是如何遭到慘痛的失敗，甚至無奈地要接受「團結一致向前看」而陷入歷史的失語、「無言的幽怨」之後，他並沒有沿着他「去殖民化」的思路，試圖為這些歷史犧牲者重新尋求正義，探索後殖民、後帝國的可能性，反而是在往後幾章站在坐擁天下的王者／主權者的視角，以欣賞的角度去品評英國人的「帝國的技藝」，讚頌它們如何聰明、有效。甚至揚言謂：「在這方面，我們確實要向當年的大英帝國學習。就此而言，要實現真正的大國崛起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頁68）

「去殖」為了帝國輪替

很顯然，這種「去殖民」的方向，並不是為終結殖民、終結帝國而立論，反而是為了帝國的輪替、帝國的取代。事實上，強世功的思路，正是當今中國知識界天朝主義的濫觴。他們不再追求共產黨人過去信奉的全人類解放、剝削的終結、階級的終結，也不把眼光放在追求民族國家的獨立、自主，他們甚至認為民族主義是過時甚至是有害，因為他們認為「民族國家」只是西方近代的發明，真正要追求的是另一種非西方主導的普世文明、建立另一種「帝國」，以抗衡西方的帝國主義。

他們認為共產黨人領導了革命，其實只是不自覺地實現了中華文明復興的使命。為平等社會主義理想折騰了幾十年的中國社會，只是不覺意地完成了「帝國建設」的早期工作。與其說共產主義已經失去了它的信仰和合法性基礎，他們寧可鼓其如簧之舌去辯說，共產黨有比階級鬥爭、取消私有制等馬克思主義使命更高遠偉大的「天命」，只有這種「天命」才是真正的授權，而不是狹義的西方式議會民主選舉。

如此這般，這派「天朝學人」就可以把文明、天下、帝國、去殖、革命、民族、共產、國家這些概念自由組合，重新打造適合新時代天朝政治的意識形態。在狠狠批評帝國、殖民之後，又公然展露他們對帝國技藝的羨慕與崇拜。

「政治是遺忘的藝術」

他們對理論和概念自由拆解的迷戀和能力，有時也會令自己忘其所以，例如強世功在書中力圖挖掘被金耀基掩埋的香港殖民統治性質，但過了幾頁，讀者又可以看到他是如何否定香港的殖民性質，並且說道：「英國佔領香港從一開始就不是為了殖民，而是為了商業貿易和經濟利益……由於英國佔領港的目的不是殖民，加之英國人認識到香港與內地是在種族和文化上融為一體，難以殖民。」與此同時，他又會在另外的章節大力讚賞中國外長黃華當年在聯合國要求把香港從「殖民地」名單中除名的演講，認為他堅持「解決香港、澳門問題完全是屬於中國主權範圍內的問題，根本不屬於通常的所謂『殖民地』範疇」的說法充滿智慧。

究竟為什麼一個「一開始就不是為了殖民」的殖民地的「去殖民化」問題，不在九七（還在掛米字旗）之前提出，付諸方案逐步落實，但在九七後的五星旗下，卻又要翻舊帳又來個「去殖民化」，是否說明強世功也同意「歷史不能忘記」？

可是，當你翻開他談及只剩下「無言的幽怨」的反殖左派，應如何面對失語的痛苦的篇章時，你會看到他寫道：「心靈的和解，人心的回歸，需要時間、耐心、理解和寬容……時間才是最大、最有力量的政治。在這個意義上，政治乃是一門遺忘的藝術。許多問題隨時間推移而消逝，不一定是問題被解決了，而可能是被遺忘了。以至於在香港回歸十年之際，很少有人提到香港的『去殖民』問題（我只見到馬家輝在《明報》上撰文談及這個主題），更沒有人提及六七反英抗暴運動。」（頁38）

這本書出版於2008年，今年是2015。香港的政治果真在倒退之中，這些高官大教授們竟然都忘了「政治是遺忘的藝術」。但香港人也要多謝陳佐洱、強世功、張曉明等吹皺一池春水，把我們從夢中叫醒：香港原來還未「去殖民化」！

文 安徒

編輯 梁詠璋

阿離訪問羅永生：栽植香港主體

生活達人   星期日生活   2014年8月3日

【明報專訊】盧瑋鑾在中英談判前夕出版的《香港的抑鬱》中，曾為香港嘆道：「沒有人會否認她的重要性，但奇怪的是也從沒有什麼人真正的愛過她。」 三十年後，愛港成為特首參選人條件。

各人以各種形式「愛」她：把她置放在經濟發展的融合大轎車，為她披上一襲厚重的繁榮袍子，讓她背靠國家的臂彎中，繼續時尚亮麗，安定無話，永遠是一顆可欲可弄的珍珠。

愛，何以為愛？

兩個多小時的訪問，羅永生沒說過一句「愛香港」。

而筆者也只是看見一個人，窮大半生精力，深潛文獻，刻痛思考，以記錄、書寫、描述、批判，嘗試讓那幾經難產、脆弱卻意識頑強的香港主體，孵化長成。

當年學運前鋒
一切從反思開始

作為本地公民社會最活躍的評論人之一，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羅永生（筆名安徒），一直緊貼香港社會波譎雲詭下的起伏脈搏。他的文章，既能回溯過去，嚴謹地梳理歷史紋理和理論邏輯以刺破各式論述的五里迷霧，又能兼具反身性與前瞻性，以學理和史實匡謬正俗，深刻影響新近一代本土學人與社運青年。他的尖銳與精闢，來自對過去與當下的透徹反思，「反思，為什麼這麼難，因為需要勇氣。反思即是說，我雖然做過這些事，但這些事能否重新評價呢？一涉及重新評價，就是說，你覺得自己那時很偉大，其實你是烚戇的！（大笑）」反思刻痛，甚至必須坦承自我的遍體瑕疵；然而只有如此，才能對歷史有更深廣的體認，為未來作警惕。

接戴卓爾夫人機 提出「民主回歸」

歷史與個人總在無形交織着。無論是八十年代的學運前鋒，還是回歸前後的尖銳觀察者，他的人生離不開香港歷史。八二年，戴卓爾夫人訪港，十三學子到機場「接機」抗議「三個條約有效論」，他在其中；八三年，中大與港大學子在一片「維持現狀論」中提出「民主回歸」，攪動當下輿論走向，他正是中大學生會會長。在當時東歐民主社會主義運動的背景下，學子們提出「民主回歸」的初衷，是以平等公義為念，輔以民族情感，希望藉回歸改良香港的資本主義霸權並改革共產主義之專政；然而，羅永生回想，當日學子雖一片真誠，但也是被黨國暗地統戰影響着。

八九六四後，他對中共體制徹底失望。「蘇東波」震盪消散後的九十年代末，他開始思索到，宏大論述的價值都不及在地的複雜生活處境實踐，「你會思考自己為何會有些想法，這種反思可追溯至我的過去，後來不只是了解我的過去，還有身邊的社會環境的過去。你會把問題由自身輻射到一個更遠的過去」。九七年是分水嶺，他開始研究香港。自此於歷史之河涉足索源，在文化現場作精神考古；挖掘過去，編連當下。

解殖未完
共謀勾結體制殘存延續

回歸後的香港問題叢生，有學者歸咎於全球化、新自由主義的外部衝擊，亦有論者認為是管治問題，甚至搬出人心未歸、外國勢力煽動之說；然而羅永生提出，香港之困，根源自殖民遺害。香港政經等範疇固然有各自權力不平等的內在邏輯，但皆不能脫離香港特有的、由殖民地時代建立的權力機制，「例如，新自由主義何以能在港橫行無忌？當新自由主義被挑戰時，什麼力量令它安然無恙？你可以繞過功能組別不提嗎？」這種力量，明顯來自新舊殖民體制。

殖民豈止內外的關係

羅永生把這種殖民體制理論化為「勾結式殖民主義」，意指殖民地時代英國殖民者透過與高等華人精英的勾結合謀以達至間接管治（indirect rule），殖民者實踐「有效」管理時，合謀華人亦享盡投誠後的好處。他認為，殖民經常被二分作簡單的內外，但這實是被操作後的認知，「殖民性不是全都由外國壓下來的，殖民關係不是一個內外的關係」。當初中國人接受英國人統治，不過是把舊中國天朝制度的關係複製，「中國從來都有帝王和地方，一直建有這種被統治的關係，你會不會叫這是殖民主義？當時不會如此理解！但它能不能夠被複製甚至轉移？」以同一種奴性，服侍另一個皇帝的戲碼，在回歸前後一直上演中。

世界各地的前殖民地，都經歷「解殖」過程：透過文化反思和制度改革以確立民族主體性，建立民族國家。但羅永生認為，香港的解殖工程卻被「回歸」蓋過，殖民餘毒依然未清：九七後，殖民時期的不民主政制被延續並美名為「行政主導」的管治手段；殖民下的犬儒與奴性續以「政治冷感」之名被「確認」為香港人特質，「殖民留下的東西不處理，還要將之抬舉，被建制變為我們的『核心』。」就像功能組別，統治集團竟欲以「均衡參與」為名延續至千秋萬世。

回歸，與港人的自決自主，全沾不上邊，就像富商鄭家純的「更換宗主國」論。羅永生觀察到，在大國「崛起」後，中方更開始宣說另一套語言。當日「民主回歸」信誓旦旦，一國兩制世界創新；今日一本白皮書，把香港變成天朝底下的一件迷途小書僮，「咁你咪搲頭！（大笑）原來人家都不當你是同一個民族國家的人，只當你是一個非民族國家的天朝體系中的其中一個（從屬）部分！」

虛擬的自由
到本土意識抬頭

羅永生的批判不止向統治階層，十多年來，他一直是批判香港民主運動其中一支最鋒利的筆。他認為，香港回歸前後「沒民主有自由」的自由，實是虛擬而非實質。英政府在晚殖民的「（虛擬）自由主義計劃」，在不觸動港英權力基礎前提下施予香港人有表飾而無實權的自由；回歸後建築在「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虛擬自由，也一直被由中產主導的傳統泛民半假當真地收貨，令管治階層成功把反抗力量預先包納並將其力度消弭。泛民偏安自滿缺乏反省，實是把香港民主發展到自困悶局；○三年，虛擬自由主義已顯崩壞先兆。

羅永生指出，自○六年由八十後發起的保衛天星鐘樓、守護皇后碼頭、反高鐵等的保育抗爭運動，標誌了香港社會運動的範式轉移，「（保育運動）以廣義的文化作為一種社運和主體力量的資源，以往泛民只講利益分配，但反高鐵這些系列的社運，是說集體回憶，這些是什麼？它點燃了一種能量，不止是被動的懷舊，而是去問，我們怎樣去面對我們的祖先？」

「行動好緊要」

本土意識燃起的社運打開了香港主體性的缺口，掙脫虛擬自由主義的舊牢。然而洪水閘既開，有活水傾流，亦有泥沙冲淹：今非昔比的盲目「戀殖」，還有以我為專的族群民粹，相繼爆發。面對洪流媾淹，羅永生依然清醒，他強調範式轉移不一定帶來絕對好處，當新力量出現，不等於能聚合真力，卻可能破壞公民社會的基礎，因此這種意識醒覺「需要提升，要有質的深化」。對近年爆出的民粹現象，他一直鑑而辨之，「你要經歷考驗，行動好緊要。行動，大家一目了然。有些純粹得個講字，在不能平復情緒的情况下需要一個渠道去發泄。那些東西的性質如此，在大時代顯露無遺，陽光一照，就會退」。說着，有種篤定大氣。

「被動回歸」
到香港主體醒覺

後中英聯合聲明三十年，羅永生指香港人的變化尤為明顯，「當年大部分人都不覺得自己可以做任何事，他只是看身邊的世界怎樣變化，接着作出反應，這個反應從來沒有把自己放在圖像中」。努力無用，有話無聲，人們放棄爭取群體的自決，「變成個人應對的策略，或者自己家庭的策略，卻和身處的集體和社會環境沒有一種關連」。

視這裏為家 主動抗衡

直至港人把這個地方視為家：「很多人覺得香港不是一個寄居的地方，而是他自己的家。」由保育運動、反高鐵，到更大型的反國教，個人開始組織成群體，與不斷侵擾的國家權力對抗，「那種是生存的本能，生存的意思是提升的，是你堅持的東西被人踐踏，你的能力就會出現，會珍惜戰友，會找方法去抗衡。這些都會自己生長起來，而再不是等指揮。」

然而，當下香港，新舊殖民霸權依然盤踞、犬儒主義根深柢固、宗教右派日漸壯大，公民社會亦被不斷收編吸納，究竟港人願意選擇醒覺，還是繼續裝睡？羅永生說，不少港人是「看時勢，看大環境」，以他的觀察，身邊一部分相識多年的朋友，以往一直無感於政治，但今日卻天天「刨新聞」，還叫他「佔中預埋佢」，「有些東西就是逼到他們把自我裏面的一部分，重新拿出來」。

「人生下來，是不會接受自己被完全否定的，這是生命的本能，但在生活經驗中各種各樣原因令人否定這件事。我們的殖民過去令我們無可奈何，沒辦法互相信任去投身於爭取同一目標。或者，香港人置身的大環境令大部分人都有這些挫敗感和犬儒，甚至會將之內化，但不代表在被壓抑的情况下、某些位置條件改變時，會否觸發他們不再如此。」畢竟，人總渴望當個，真實的人。

歷史感貧乏
源自主體薄弱

對大部分不滿不公義現狀的港人而言，無力與悲憤是近年的生活主調。對這種情緒，羅永生提出了反思：「有些東西你覺得很關鍵，想改變它，若能改變就覺得世界進步了，但如果你只是把他當作一個短期之內要完成的事，完成不了，就非常挫敗，以至於覺得這些事其實都不值得做。若然如此，這種狀態其實都是距離剛開始時很無力的狀態不太遠。」他認為這是當下香港的狀態，想一步到位，「這是我們當下的缺陷。以前我們不知道不滿，但現在我們知道了，有很多不滿，但又急着要把它改變。這也是反映我們的歷史感不夠強。歷史的事，是一代一代人去做。」

沒有歷史感，是主體性缺乏的特徵，「凡是說一種集體的主體，歷史是很重要的，我從何處來，往何處去，『我從何處來』這件事要有，沒有了，代與代之間是不接連的，大家像浮萍一樣，不會有太多事可以累積。」要培植歷史感，先要珍重我城的歷史，特別是久被忽視的民間抗爭史，「做完一件事要總結，要留下一些供後人分析解讀的材料。何以香港做事的方式整天在死胡同中打圈？因為大家都以急事為先，對這些運動、口號、意識形態，沒有很坦誠地留下來，那就沒有歷史評價」，前人不補漏編織，後人亦只能在斷裂破碎間行進，「發生了的事，留低它吧，書寫它吧，討論它吧！這些就是反思」。即使是片言隻語，都是蘊涵意義的線索。

「一個社群裏面，大家分工，在各自有限的範圍內做自己的事，但那些事是可以黏貼在一起的。」在前線堵路與在圖書館挖掘史料，一樣是連結的抗爭。以社群為念的人，不因個人的一次性成敗悲喜，「如果大家覺得，我們的命運是共享的，那我就不會因為我個人的frustration而貶低自己哪怕是很微小的貢獻，那就是主體性成熟的表現，但香港當下還未成熟」。

亂世之始 更要剛強穩在

在當下最好最壞時代，我們大家將要走向天堂，還是地獄？「有些東西，是irreversible（不可逆轉）的，你想香港人回到八九十年代那種思維和生存狀態，覺得『搞掂自己就得』，不太易。那時有許多條件才能維持這個狀態，但現在香港人自己都覺得世界在變，他不能再像以往般過日子。」一如無法倒回的列車，然而車往何處？「可能好多香港未經歷過的，例如極端反動，極端激進的事，這些變化將來都會有可能出現，現在就是不斷拉鋸對抗。當下是大亂的開始，香港社會的整體思考和形勢，遠遠未去到一個平衡」。

在這魑魅魍魎四出之世，以我城為念的人，無不唏噓，他自是當中之一，「經常抑鬱架啦！（大笑）」，「但我們從小學習左派的辯證法。歷史就是辯證過程，它必定是反覆的。反覆之後，世界才會推進。我不是絕對的悲觀和樂觀，在每個悲觀裏，你也能看出積極的一面。」學術，是他在不安駭浪中憑倚的岩岸。

羅永生篤定道出歷史的規律：當下香港的苦受，乃所有具主體意識社會的必經之痛；如牡蠣磨珠，光芒必自傷痛而生：「情勢如此困難，人們反會覺得，每一點的東西都有用。一個有使命感、方向的族群，會覺得即使我只做了微小的事，但我都會珍惜。到我們當中有相當部分的人有如此能耐去珍重這些事物，這個族群的歷史主體性就是成熟了。」

羅永生早年出書《殖民無間道》，剛出版結集多年文章的新作《殖民家國外》。當下香港彷彿撕裂成兩半，大家都希望捍衛各自心中的「香港」，他認為一個社會的發展走向應該透過建基於平等機制的公民社會辯論決定，雙方以各自的理想社會圖像作辯論，但目前如此辯論在還未完成解殖的香港是不可能的，「以認命為前題的討論是一個假的討論，假的反思，假的選擇。如果真的要建立一個理想社會，前題不應以認命出發。」（劉焌陶攝）

文 阿離
圖 劉焌陶
編輯 蔡曉彤

Vic - 賊王之王，盜亦有道

2012年11月23日

區家麟今日在信報的專欄文章題為〈賊王之王〉，看後有點感想，如下：

英國殖民者雖然是賊，但稱得上盜亦有道，是一流的殖民者，掠奪之餘，對殖民地之文明有重大貢獻（至少香港是這樣），這是無法否定的史實。中共也是賊，也是殖民者，但卻是不入流的恐怖匪幫。此香港之大不幸。若說英國在歷史上對中國有「債務」，我想，光是保住香港免於赤化，庇護萬千避秦難民，在華人社會建立現代法治與廉政制度，英國也可說是償還了其歷史債務有餘。只看到殖民之不義，完全抹煞殖民者之貢獻，可說是歷史盲（唔係話區生）。

如今香港還有很多人拿英國國民海外護照（BNO），對英國期望甚殷。照理說，英國作為國際條約《中英聯合聲明》的一方，對香港確是有責任的。只是，香港人理應明白，期望英國幫助香港捍衛《中英聯合聲明》的自治承諾，是不切實際的。香港之自主自治、尊嚴榮耀，只能靠香港人自己。就此而言，投靠共匪，為虎作倀者，即使是香港永久居民，都不是香港人，而是香港的敵人。

Vic - 讀王岸然〈港人滄桑 九七開始〉有感

2012年10月3日

港人的失落與憤懣，絕非變窮所致，而是自主與尊嚴一再受到踐踏。當年「一國兩制、港人治港」說得多好聽，如今只是要求兌現自治承諾，就被上綱上線為勾結外國勢力搞港獨。來香港購買質優價廉的商品叫做救濟香港，逃避暴政來港產子叫做為香港貢獻優質人口，無得商量的硬性賣水也是扶持香港，海難死人也不忘抽水，說什麼「中國專業救助船舶在香港撞船事故現場成功救起95人」，還有選舉種票，操縱傳媒，打壓社運人士，強推洗腦教育，拖延民主普選……

中共之罪，罄竹難書。

文章連結：王岸然 - 港人滄桑九七開始

林茵 - 高舉香港旗 反對現政府

星期日生活   2012年9月30日

光復上水香港旗

龍獅旗

【明報專訊】七一遊行、反國教、反對新界東北被規劃、光復上水站，近月示威場合裏，不斷出現英治時代香港旗的蹤影。香港人拒絕對五星旗感動流淚，港澳辦前副主任陳佐洱則說見到米字旗就痛心。此言一出，香港旗支持者集中地高登討論區一片歡呼，更引用毛語錄「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認為親中人士不高興，證明行動有效；為令陳佐洱的心繼續痛，十‧一國慶又號召帶香港旗圍中聯辦。

香港旗在街頭運動出現，坊間毁譽參半，質疑者不只親中人士，本土社運界和部分市民都存有懷疑，那是否代表眷戀英殖時代？事實上，近日備受注目又經常被混淆的旗幟有兩個款式，一款是殖民時代香港的官方旗幟（下稱「香港旗」），有英國的米字圖樣及代表香港的龍獅盾徽，舉旗者以「高登仔」為主；另一款是香港自治運動設計的龍獅香港旗（下稱「龍獅旗」），取舊日龍獅盾徽的部分加以改動而成。兩款旗的象徵意義大不同。

港旗魅力不容忽視

八○後高登巴打Genzo與一群網友今年二月開始印製香港旗，半年間已售出六百多面，在facebook設立的「香港旗飄揚」專頁則有九百多人like；另有不少商店和網站都有售賣香港旗，所以實際擁有香港旗人數肯定更多。

數年前的七一遊行，其實已有零星的香港旗出現，據說當中部分人是BNO持有者，希望爭取完整英國公民權；近年則變成不滿現政府、控訴九七後香港「今不如昔」為主。Genzo說，旗幟雖售出六百多面，但舉香港旗者沒有固定組織，很多人買完後自行帶出來遊行，或僅收藏之用，今年七一跟Genzo等約同一起行的也是四、五十人左右。然而，香港旗魅力不容忽視，Genzo等人自資印製紙質的小型香港旗，於今年七一派發，不料遊行隊伍尚未從維園起步，近萬支小旗已極速派完。

Genzo原以為買香港旗者大部分都是年輕人，結果三、四十歲的成年人數目比想像中多，「感覺上是較為保守、右傾的一群，他們不會很主動說明自己的政治主張，我相信舉旗的人各有不同取向，有些想香港獨立、有些是懷念或想回到英殖時代，但共通點都是反對現政府，舉一支前朝旗幟，最容易認，利比亞反政府示威也是這樣做。」

米字圖案代表繼承

現實世界見面時討論並不熱絡，但來到高登討論區，關於香港旗、「獨立定自治好」等話題則反應熱烈，舉旗者心裏在想什麼，可從中得知一二。有毫不避諱「緬懷英殖」的指控，說「如果現在活得比以前愉快、自由、有尊嚴，還有這麼多人緬懷嗎？」有人強調香港建邦一百七十年，中共卻只有六十多年歷史、是沒有依循憲法正式建國的非法執政集團，因此否定中共對香港的主權，或曰追求香港獨立、有說英國或中華民國（台灣）才是香港祖國等。至於舉前朝香港旗，不少人認為這只是手段，「培養主體意識需要時間，現在最能代表香港身分和最廣為人知的就是這面旗。以後可以有自己的旗幟，但在七一打着一面沒人見過的旗是沒意義的。事實證明，這面旗最吸引世界關注，最令中國政府討厭。」他們認為，曾是英國殖民地的澳洲、新西蘭，獨立建國後亦沿用有米字圖案的舊旗幟，這只代表繼承和尊重歷史，並不等於沒有主體意識、喜愛被殖民。

今年七一，《華盛頓郵報》刊登了一名香港示威者在晚上煙花匯演時於新政總外揮舞香港旗的畫面，構圖令人聯想到二戰時美聯社「國旗插在硫磺島上」的經典新聞照，網上瘋傳，寄意「民主會戰勝歸來」。照片中舉旗者事後撰寫網誌〈是我，讓香港旗飄揚〉，明言不希望香港重播英殖的歷史，然而中英雙方在制訂「中英聯合聲明」時欠了香港人一個自決的權利，香港前途應由公投決定。

高登仔評陳雲保守

公投未能實現之際，唯有在討論區民調表達一下意見。高登九月中開展投票，兩星期內1150人回應，74%希望香港獨立，支持自治但做英／美殖民地者佔18%，接受主權在中國者只有6%；此數據當然不能代表全港民意，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舉香港旗者的取向。有趣的是，主流社會認為太偏激的《香港城邦論》作者陳雲，竟被不少高登仔批評為過分保守、擁抱大中華思想。外間以為舉香港旗者都是「城邦論信徒」，但Genzo直言，舉香港旗與龍獅旗者立場不同，雙方沒有特別聯絡或合作，「城邦論者要求貫徹一國兩制下的高度自治，但我們實在不想再跟中國有關係，文化上可以繼續用正體中文和粵語，但主權上，大部分高登仔都不想屬於中國」。他認為香港獨立並非異想天開，因大陸亦陷入經濟和政治人事上的重大危機，「亂起來，佢哋仲管到我哋咩？」

陳雲則認為這種論調不夠深思熟慮，「成日覺得中共控制下無辦法爭取自治，但唔知佢哋點樣獨立法喇，獨立後的外交關係又如何？」除此之外，獨立建國有很多關於國家精神、歷史文化傳統的論述要處理，倉卒立國，大有可能要推出種種壓制人權的措施和思想教育以穩定局面，像新加坡成為專制國家，跟香港城邦自由開放、多元化的精神違背。

自治運動思想傳播

很多人猜測，《城邦論》主張自治只是幌子，實質也是要搞港獨。陳雲堅稱並無此意，「香港無獨立的必要，《基本法》所載自治權比英治時多好多，只沒有國防與若干外交權，其他政治權利及大部分外交權都在香港手上，香港在很多國際行為上已等同一個國家，只要《基本法》列明的權利得到落實，對香港來說已經好夠用。像摩納哥、梵蒂岡，唔一定要有主權先得。你脫離出去，反而唔能夠得到大陸經濟增長的利益。城邦自治是對香港最好的方案，也最有機會達成，因不是要求主權時，中央就無你符。」

事實上，陳雲與香港自治運動共同設計龍獅旗時，構思的就是拿走米字圖樣，只繼承代表香港的龍獅盾徽，寓意脫離英殖；同時在盾徽加上「香港」兩個中文字，「核核突突咁囉，以表示這旗係中國架喇（笑），英國人本身設計個盾就好好睇嘅，不過我話兩隻漢字唔加唔得，加咗先算香港人嘅旗。」

香港自治運動的成員Vincent Lau表示，龍獅旗去年七一首次亮相，至今售出逾二百面，今年七一舉龍獅旗者數十，隨隊的支持者約二百多人。相對香港旗團，香港自治運動有較固定的組織，數十名核心成員中，三十來歲或以上者過半，從事學術研究和專業人士居多；與組織友好的學者和文化人包括前灣仔區議員金佩瑋、黃英琦、孔誥烽、陶傑等。他們較少發起街頭運動，通常認為議題適合時帶同龍獅旗參與，例如年初的反自駕遊、反貪曾、七一遊行、新界東北和光復上水等。香港自治運動較重視思想傳播工作，已舉辦多次學術論壇和課程、本土歷史導賞團、撰寫報章評論及政策研究報告等，旨在向社會各階層推廣本土意識，要求中央恪守《基本法》承諾。

對於一般市民和傳媒經常將香港旗和龍獅旗混淆，Vincent不太介意，「好多時遊行佢哋都會喺我哋附近，人哋有權揮舞任何旗幟。」他指出，香港自治運動成員對英殖時期較批判，在感激英人為香港奠下法治、人權、經濟基礎之餘，亦不滿英方在香港前途問題上沒有維護香港利益。成員認為，英國按《中英聯合聲明》、美國按《香港關係法》，都有責任監察中方有否落實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惟兩國皆漠視目前中共亂港的事實，故組織成員今夏曾先後到英美領事館示威抗議。

文 林茵
編輯 梁詠璋

安徒 - 香港——中國的黃之鋒

2012年9月9日   星期日生活

Vic：這篇文章，看得人感慨萬千。

毋忘初衷 - 2012年9月7日夜 香港政府總部

【明報專訊】香港的反國民教育科運動已經發展到如火如荼的階段，一發不可收拾。「廣場就在你的身邊」口號，乘着網絡世界各種工具，已經深入社會各階層，激活了公民社會的每一條神經。一切就好像回到二○○三年那場「反23條」運動的狀態，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一個看起來相對簡單，好像可以由教育界、學術界，以知識、理性、思辨和各種學術專業來處理的問題，爆發成一場全民運動，原因不在於所謂教育的政治化，而在於它觸及了整個香港社會最最核心的價值。

說這是一場生死存亡的鬥爭，並不為過。不是說它會不會引來六四模式的鎮壓，而是說它的結果關於香港人如何定義自身：香港人究竟以哪種方式、哪種面貌立身於世，也就是香港人如何鞏固和建構自己的主體性，訂定這城市的公民擁有什麼價值，有什麼精神內涵。

為什麼這些重大的問題必然會透過一場社會運動來決定？因為只有經歷過一場置諸死地而後生的全民社會運動，方可以將全民的公民意識從沉睡中徹底覺醒。這場覺醒不可能是一齣尋常的政治騷，或一幕煽情的選舉戲。這場運動必然是要從最根本之處，翻動出一場靈魂深處的抉擇之戰。只有經過這一幕，香港因為「被動回歸」而被延擱了多年的「心靈解殖」、「文化解殖」，才有可能竟其未竟之功。

國家主義教育觀的伸展

為什麼這場遲來了但仍及時的解殖民運動會乘「反國教運動」展開？因為今天政府推出的這套「國民教育」計劃，正是要以龐大資源，結合行政官僚及無處不在的黨國勢力，在政治經濟上已經大部分掌控了香港社會體制力量的基礎之上，更想深入香港人的意識深處，打造一個馴服黨國的「愛國中國人」的身分。

這種把人的主體身分用國家力量去強行改造的企圖，固然是過去二百年歐洲以德國、法國、意大利、日本等民族主義運動所發展出來的「國家主義教育」觀的伸展，也是近代中國教育過於熱情地模仿德法日模式，師承這些國家那種標舉國家優先的觀念，將國家主體凌駕於個人主體、地方主體的「國家主義教育」觀的濫觴。

這套以國家之力去打造國民的教育工程，並不會停止於教授「國情」和「中國研究」的客觀知識，而是以思想改造為目的。就如一九二○年代推動國家主義教育最落力的人物陳啟天，就曾對國家主義教育觀有如下的解說：「國家教育的宗旨是：第一要養成『國民』，第二要養成『愛國的國民』、第三要養成『以國家為前提之愛國國民』」。

這套國家主義的教育觀念，以及與其如影相隨、更為惡劣的「黨化教育」，滲透在近代中國兩大政黨，即國民黨和共產黨所把持建造的政權當中。在國民黨治下的大陸、遷至台灣後的國民黨政權、以及奪取政權後的中共，均在不同程度和形式上以這種國家主義教育觀為主導思想。

香港自由主義核心價值

為什麼香港人會對這些東西被充分揭露之後有如此巨大的反應？正因為香港政府在過去一百多年以來，都沒有發展過這類國家主義教育。今日推行的一套以培養「愛國心」、「國家自豪感」為最終目標的「國民教育」，正是動搖着這個城市最根本的歷史基礎。

香港過去是英國殖民地，可是英國統治者在香港，並沒有一項要「同化」香港華人為英國人的計劃，相反，文化不干預的政策，卻可容讓各式教育模式自由競爭，中國人的身分從沒有被強加。民國時期，有師隨國民政府課程的中文學校，一九四九年後也有一些以「愛國」為標榜的「左派」學校，政府卻沒有一套以建立英國國民身分認同的國民教育強加其上。那麼，今天同一套「愛國」模式卻要「改造」香港人的意識，以收服他們「未回歸」的民心，那能不被感到是一套「洗腦」式的思想改造工程嗎？

什麼是香港這個城市的核心價值？通常人們都會列舉諸如人權、法治、自由等等，用簡單直接的說法，就是一種自由主義。自由主義的價值，歸根究柢就是選擇的自由，因為只有選擇的自由能夠確保，我們方有判斷是非的空間。

香港歷史上是一個難民城市，難民的漂泊經驗有千差萬別，令他們能夠走在一起建立自己家園，以及與其他人和衷相處的基石，正是他們有拒絕強制性的國家力量、一統性的意識形態的空間。國民身分認同、愛國心、和愛國的方式，一定要和拒絕和批判它們的選項同時存在，以供選擇。

對孩子的愛和良知良能

國民教育課程有提供這種以自由主義理念為核心原則的空間，讓香港人從殖民狀况中重建被排擠壓縮的香港人主體性嗎？還是，國民教育是以「香港人是有缺陷的中國人」的高傲態度，去為他們所謂「失去了的民族的根」進行補課、療救、改造呢？

九七回歸了十多年，我們那一群從殖民地體制爬上來的教育官僚，有沒有捍衛香港人從歷史經驗裏面形塑出來的核心信念？還是虛與委蛇，交差了事，讓國家主義者的淫威和勢力，透過「教育改革」的堂皇借口，一步一步僭奪過去以殖民權力為藍本的新官僚權力？

教育官僚們是犬儒地目睹這些變化的發生？還是更主動地奉迎，編造形形式式的國家主義美麗謊言，與實質的新殖民權力互相掩飾？

「反國教運動」是香港人有沒有勇氣和能力，走出奴性的過去的關鍵。它是決定香港人是否仍只享有自由，還是剛毅地去爭取自由，建立自身的主體性和自主性的一場對決。這場對決已是無可避免，因為「反國教運動」啟動了當下社會最危險的兩項事物，一是「對孩子的愛」，二就是「良知良能」。而這兩者，都是香港文化構成中，支撐起各種這個自由城市的核心價值的秘密支柱。

說出真話就是一種革命

「對孩子的愛」，是香港式家庭主義的引伸，是香港最保守的人也倚重的價值。國民教育竟然「搞我個仔／女」，私密的領域即時變得公共化和政治化。所以，國民教育是動搖香港文化的根本。

「良知」與「良能」，是中國文化的根本要義。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良知是能明辨是非之心，就算你未受教育，你仍然具備這種可以體察是非的明覺。但良知也是危險的，因為它有龐大力量，不因利害而能推動人去參與道德實踐，把本來看上去對事物冷漠的人也呼召出來。

這也即是英國文豪柯威爾（George Orwell）那句名言：「在一個全民都在說謊的世界，把真話說出，就是一種革命的行動。」(In a world of universal deceit, telling the truth is a revolutionary act.)

沒有穿衣服的皇帝，卻宣稱自己穿了新衣服，眾人諾諾，交相讚頌新衣漂亮，這是一個謊言的世界。孩子把真話說出，揭破皇帝沒穿衣服的事實。他好可能就此引發一場革命，一場由良知良能帶動的革命。反國教運動在這段時期迅速發酵，正是我們的孩子們說出了真話。運動的幾何級數發展，就像一場革命。

如果吳美蘭老師兩年前在學校禮堂舉牌謂：「我要有權選特首」，使她象徵性地成為由成年人所把持的教育界中一士諤諤的「異見者」，那黃之鋒他們這一年孤身推動「反國民教育」運動，就更根本地掀動了一場革命。它讓眾人最終醒覺，我們的成人世界在袖手旁觀，甚至冷嘲熱諷這些小伙子在無望地批評國教科的同時，我們其實也是這個謊言社會的一部分。

主體覺醒絕望中見希望

孩子說出了真話，觸發一場良知的革命。這場革命翻轉了教育者和受教者的位置，使領袖汗顏，使老兵落淚，使大師失言，使政客們誠惶誠恐的尾隨其後。

為什麼成年人的世界往往是謊言的世界？因為成年人的世界充滿着「機心」、「世故」、「犬儒」與「鄉愿」。這些都是香港人在日常生活中，碰上新舊殖民權力交相糾結之下，只會視若無睹，需要自編一套一套自我欺騙的謊言來掩飾和自我解嘲的原因。

這場抗爭中，香港社會贏得的正是香港的靈魂，以及香港人的自我形象。這個香港形象，正是在「中國」這個大謊話面對，不再見到自慚形穢的「港燦」，而是看到原來「香港就是中國的黃之鋒」。

經歷了主體覺醒的香港，就如孤單的之鋒們組成了「學民思潮」。這群人看見絕望，也在絕望中看見希望。他們在中國的門前吶喊，吶喊聲紛擾着在國家主義美夢中沉睡或裝睡中的中國。

這是香港的鐵屋吶喊，這是香港給中國上的一課國民教育。

會否不經意引發一場革命？此乃後話。

安徒 - 香港的殖民地大學

明報  星期日生活   2011年9月11日

今年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也正好是香港大學的百年校慶。可是一場慶祝典禮，卻因為碰上香港政治上的「鷹派」轉向，縱容了警方粗暴阻截抗議之聲，使一場本來毫不起眼的學生示威，演變成疑似禁錮事件。因為港大校方保障表達自由不力，大失體統，而鬧得滿城風雨。

同學被禁錮梯間四十分鐘，時間不算很長，然而卻激發出千重浪。

不知是坐在被告欄還是證人席的港大校方，不單要為為何容許警力伸手進入校園辯護，也要回應校友與社會人士質疑，為何港大要讓慶祝典禮，變成香港權貴階層的盛會，卻冷待大學的一般師生。其次，港大更加要為典禮儀式上，因何獨厚國家副總理李克強，反把前校監及前港督的衛奕信冷落一旁的安排，給予合理的辯解。而指控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點，就是為什麼李克強可以在正中央獨坐「校監椅」，反而真正的「校監」曾蔭權，卻只能在他身旁陪坐。

批評者指出，儀禮本應莊重，主客有所分明，但那張讓最高權力者獨佔「中央」位置的照片，卻透露出一種權貴先行的邏輯，褻瀆了學院的規格，活靈活現了權力凌駕學術的奴性文化。對於這點，校方答應檢討儀禮安排。

為什麼特首是校監

禮儀安排自是需要檢討，不過筆者認為，這未必是對大學自主、學術自由等價值最有益的檢討。因為，儀禮中間的坐立排位所出現的差錯，可不是一種技術錯失，而是背後一套精神的體現。要檢討的，是這根深蒂固的精神，如何由歷史而來，由何種制度鞏固。

香港不少人都讀過大學，畢業典禮由校監主持，象徵性地向每一位畢業同學「扑頭」，才算是正式畢業。但絕大部分人都像筆者一樣，從來沒有問過，為什麼這個每每花上一整天在主持典禮的，總是港督或特首。也就是說，我們沒有反思過， 為什麼自己數載寒窗，修得學問正果，卻要由一個政府首長去作最後確認？為什麼不是教授？為什麼不是我學問上尊敬的人？……

正當港大為了校監一席位，為什麼會給一個與大學，甚至與教育無關的中央官員「竊據」，而弄得風雨飄搖的此時此刻，英國劍橋大學卻出現了有趣的盛事。因為今年會有一個沒辦了六十一年的大學校監選舉。十月中，劍橋大學約二十萬名在世的歷屆高等學位持有人（包括碩士、博士），會聯同校務會成員、訪問教授等等，全都規定要穿著學袍，在兩日之內，莊重地投票選出一名新任校監。參選人包括校方提名的Sainsbury爵士（同名的超市集團前度主席），一名在劍橋郡開店的印度裔雜貨店店東Abdul Arain、一名人權律師Michael Mansfield和一名退休演員Brian Blessed。

這場有競爭性的劍橋大學校監選舉，雖然非常罕有，但非史無前例。上一次是1950年，再對上一次 ，已是1847年的舊事。這場選舉，可說是英國大學老舊民主傳統的活化翻新，因為長期以來，雖然制度存在，但每屆校方提名者，都在沒有競爭對手下自動上任。但今年卻有遠超過提名所需的五十名校友（劍橋人所稱的資深大學成員），首先提名Arain參選，因而激發其他候選人加入選戰。這位店東的政綱，就是要重新拉近劍橋大學與社區的距離，亦反對連鎖超市Sainsbury不斷進駐劍橋市，使它日漸變成由大集團連鎖店完全佔領了的「複製城市」（clone city）。

顯然，這是一場針對企業日漸駕馭大學教育的大趨勢，和大品牌擠壓小商戶過程的小小回擊，這種趨勢甚至連劍橋大學這種老牌的，極富人文傳統的大學也抵不住壓力。雖然目前不知道選舉結果如何，但這件事的時代意義，實在不容忽視。

學術自由與大學自主，並不是一句空洞的口號。相反，這些理念是紮根在學院的制度和環境氛圍當中。劍橋大學有個留存久遠的民主選舉校監的舊制度，也有一個視大學老師及畢業生為平等成員的觀念，它將學術資歷較深的，都視作劍橋此一永久學術社群的成員。他們志於學問，成於學問，所以具有平等資格去選擇大學的象徵和領導。要這些理念和制度條件都齊備，這一場煞是熱鬧的校監選舉方可發生。

在英美的大學傳統中，校監所負責的角色其實大部分是象徵性的，只有在極為罕有的重大爭議，校監方要負起仲裁的職責，平常實務則交由校長負責。但香港一般人的錯覺是，「校監」這職位是給予最高權位的人，所以他們從不問大學校監是不是可由普通人擔任，也不會問大學是否應該與社區連結，更遑論再去問，為什麼個個都已具有高深學問的大學中人，為什麼不可憑自己的學識和判斷，去選擇一個最能象徵大學的人作最高領導。

平民店東參選劍橋校監的意義

或者，由可能連大學學位資格也沒有的「普通人」來擔任大學校監，對很多人來說，是匪夷所思的民主大夢，是走火入魔的不切實際幻想。可是，那些提名小店東Arain的那班劍橋人卻敢想敢做。那麼，退一步來說，校監由有起碼學術資歷，或者專門由具高深學術資歷的人來擔任，不是比較合乎理性，令人信服的做法嗎？可是，看看香港，所有受資助的八所大學的大學條例，都通通列明他們的校監為特首。毋須提名，毋須甄選。我們不禁要問，此例從何而來？有什麼理由要非如此不可？
香港大學在殖民地時代建立，從來都是由港督兼任校監。六十年代起紛紛建立的其他大學，蕭規曹隨，照搬這個傳統。回歸之後，就簡單地將總督改為特首。

筆者查考維基百科，發現指定由地方行政首長出任校監的地方，絕大部分是前英殖民地，例如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等。而當中只有白人定居者所建立的新獨立國家，例如澳洲、新西蘭才是例外，他們會由校務會或評議會選出有令人信服的學術背景的人士出任校監，他們可以是社會知名人仕，有官職或沒官職也可以，但總是有令人信服的學術成就，對大學起一個象徵的領導角色。

雖然印度等前殖民地也維持由行政官員出任大學校監的慣例，但不要忘記，這些都是建立了民主選舉制度的國家，至少，他們憑選票建立了一定的政治威望。但只有在香港，各大學的校監只有特首一人。在最劣的情况下，則既無人民政治授權而來的威望，也無學術成就所帶來的威望。而今天，可說就是最劣的情况。
未反思未解殖的回歸

這個，可不是什麼中國人特有的「奴性」所使然，而是一個在「回歸」過程中，沒有被反思改變，進行必要「解殖」的制度。它沒有承繼劍橋等英國古老大學的民主傳統，也沒有回歸到中國文化傳統中的「太學」、「國子監」模式（——它們雖是官辦，但地位超然，有彈劾國政官員的法定作用）。它是世界上目前既不是由學術或其他成就來服人、建立威信，而是一種保證了他只是由保留了殖民色彩的任命而坐在那裏的制度。

這一種殖民地遺下的制度，不經反省、檢討就在那裏，足以說明香港的大學仍然是殖民地的大學。不是這一所香港大學（HKU）是否仍是一所「殖民地大學」，而是香港的所有大學，仍然是「殖民地大學」。這種大學的最高權威來源，不可能是學術，不可能是知識，不可能是社會責任，不可能是對人類的貢獻，而是一種無可追索根由，不能對之發問，從而產生「學」與「問」的真情與熱誠的體制與傳統。

「它」不用說明，因為每年大學神聖的畢業禮，「它」就以最高象徵的身分坐在那寶座之上。也只有這種制度，這種奉最高政治權力為大學殿堂最高權威的制度，令校監寶座由一個地方的最高政治權力者，自動滑到中央大員級別的最高權力者那裏，叫他一屁股就坐上去。

大學的民主化，不是新世紀的前衛思想，他是我們現代幾乎都遺失了的傳統。大學的民主化，不是要與知識區分等級與高低的某種必然性相違背。因為大學的理念正是民主精神的體現，一種只能建基於「學」與「問」之間互相促進，讓探索、批判、質疑與競爭相互提攜的「人人皆平等」的價值，一種懂得寬容異見，欣賞想像和創造力的美學素養。

大學的民主化，可以有很多具創見和想像力的新舊形式。但是，大學的民主化，卻是社會民主化的重要前提。可是，無論哪一種方式，香港的大學體制和慣例，都沒有人嘗試去質問、想像和創造……因為我們這裏，就只不過是一塊殖民地？

劍橋不是一天建成的，况且香港還未完全「解殖」。就讓這「解殖」過程，由廢除香港的大學自動由特首做當然校監開始吧。

文 安徒
編輯 陳嘉文

延伸閱讀：梁文道：與周保松對談－－大學的價值

梁文道 - 和內地朋友說香港政改

梁文道：和內地朋友說香港政改（二之一）——何謂功能組別？
2010年6月24日

【am730-觀念】每當有關香港政制改革的新聞傳入大陸，就總會有人在網上留言，批評「怎麼香港人以前不向英國爭取民主，現在回歸了才來爭民主呢？」。每次看到這種言論，我都不知該說甚麼才好。首先，它的前提是錯的。香港人的民主運動成形於上世紀八十年代；早在英殖末期，今天枱面上的民主派就已經是當時十分活躍的政治人物了。所以說出這種話的大陸網民根本就不了解香港。其次，這句話把重點放在了向誰爭取民主這個問題上面，而非爭取民主本身；似乎民主運動本身沒有內在道德價值，是非對錯全看你是在向甚麼人爭取民主。

這難道不是一種價的移位和錯置？難道香港人在回歸之後變得更加渴慕政制的民主化，就是不愛國了嗎？說來令人神傷。九七以前，有些人擔心未來的政治局面會變得更加閉鎖；但也有一部分人深信在擺脫了一百五十七年的外來殖民統治之後，我們當家做主，中國人自己施行人人平等的民主政治，實在是天經地義順理成章的一件事。為甚麼香港政制改革會演成爭論不斷的艱難局面？又為甚麼反而引來部分內地同胞的非議呢？這件事錯綜複雜，千頭萬緒，我們不妨從最為人關注的立法會「功能組別」說起。所謂「功能組別」，就是香港立法會內那三十席代表不同社會界別的席次，例如「工程」、「金融界」、「會計界」、「地產界」、「商界」、「金融服務界」、「工業界」、「紡織界」和「飲食界」。這三十個界的代表和地區直選產生的三十位議員享有同等權力；但一位地區議員代表背後是數以萬計的普通百姓，而一位功能界別議員則只要搞掂業內幾千甚至一百多票就行了。

不只如此，某些界別的選民基礎還不是個人票，而是公司票。舉個簡單的例子，一位地產經紀雖然是地產業內的一員，但他並沒有選舉地產界議員的權利；真正有權投票選代表的是地產公司。比如說李嘉誠旗下的「長江實業」，它的董事局才有資格投下這神聖的票。這三十種界別到底是甚麼邏輯基礎上區分的？從來沒有人說得清楚。「商界」為何有兩個代表？也沒有人能提出合理的解釋。至於「工業」和「紡織」，「金融」與「金融服務」為甚麼會各自分開；而「教育」又不按大、中、小學劃成三張票；那就更沒辦法說明了。

我們只知道這些界別很容易形成網絡，被少數人操控。比方說「會計界」，會計這一行的主要客戶就是香港那幾十家大財團，所以「會計界」的代表在做任何政治決定之前，都不能不看後者的臉色；又由於那些財團的生意夠大，橫跨多個領域，在幾個界別裡頭都有投票權，所以有時候一個家族，就能影響好幾個界別的選情。


梁文道：和內地朋友說香港政改（二之二）——香港政改中的殖民餘孽
2010年6月25日

【am730-觀念】財團能影響到數個界別的選情，也就更加不要說這些家族的每一位成員都還是地區直選的選民。與此同時，立法會內還有分組點票的機制，任何一項議案的通過都是多數票決，且需得分別在「功能界別」與「地區直選」這兩大傀儡各自得到半數以上的支持。它的毛病很明顯，但我們還是再舉一個例子來演示一下。比方說香港賣樓的方式一向為人詬病，廣告宣傳常常誇張不實，很多買家直到付交訂款那一刻，都還不曉得自己買的房子究竟有多少實用面積。假設今天政府提出項保護消費者的法案，意圖杜絕這些問題。再假設全港市民直選出來的那三十位議員也都很支持這個法案，全票贊成。可是到了「功能組別」那一塊，只要有十五個議員反對，這項深孚民意的議案就會被否決掉了。換句話說，全香港數百萬人意見在議會裡頭可以很輕易地被十五個只代表自己業界的議員推翻，而那十五個議員在這件事上很可能是幾個超級財閥的代言人。甚麼叫做以一敵萬？這就是最好的示範了。

為甚麼香港會有一套這麼古怪不平等的議會制度？這還得從歷史說起。歷史上除了香港，只有兩個政權實行過這套議會設計，那就是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和西班牙的佛朗哥。所以我們可以大膽地說，這是種深受法西斯獨裁政權與殖民帝國歡迎的制度。理由很簡單，統治者不用那麼麻煩地去討絕大多數普通公民的歡心，它只要籠絡幾千個甚至幾百個有財有勢的人，就能牢牢掌握局勢，方便得很。其次，那些有財富有地位的精英是當政者的潛在挑戰力量，這套優惠他們的辦法可以把他們變成自己的同盟，鞏固統治的基礎，形成一種名正言順的「官商勾結、精英共治」。

港英殖民政府借用了這源起於法西斯主義的策略，於是可以安心地把香港打造成一個它心目中的「經濟城市」，表面上說是為了資本主義發展才把那麼多的權益交給少數權貴；實際上卻是要方便當年想在香港大賺其錢的英商，以及曾經對其非常效忠的後起華人富豪。

這便是今日香港政改爭論的焦點了。立法會「功能界別」的存在不僅不合理，而且還違反了《基本法》所規定的「立法會最終達致全面普選」的目標。香港回歸了，港人當然有權期盼它的改變，當然有權甩脫這套加諸在我們身上的「殖民餘孽」，所以民主派才會再三要求一個全面取消立法會「功能組別」的時間表。九七年前，我們一度聽說這個目標將會在2008年實現的消息；然而到了今天，它卻依然是一個有待奮鬥的遠果。

那些批評香港人「以前不同港英爭取民主，回歸才開始說要民主」的內地同胞們，你們是不是該幫忙想想，為甚麼一套港英年代的不民主制度居然可以拖到回歸十多年後的今天呢？

馬嶽 - 走出「恐懼政治」的幽谷

2010年5月9日

【明報專訊】商台政治廣告事件，討論至今天，焦點和標準愈來愈模糊。本來是很好的全面檢討香港廣播政策的契機，變成簡單的黨派之爭。

現時針對商台的批評，大多針對商台「見錢開眼」，和所謂傳媒道德問題，但鮮有從現行廣播政策的合理性出發。核心問題是﹕所有人都不需假設現時的廣播條例，是必然地合理的。現時的廣播條例，大多建基於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殖民地年代的條例，是以「非政治化」甚至是箝制政治思想為目標的。那個年代，教師在學校裏講政治可以被解僱，遊行穿一樣服飾可以被指為「有政治色彩」而被檢控，「政治」自然要在電子傳媒絕迹。到了廿一世紀的今天，我們要問﹕香港是否真的要繼續這樣？

現時的廣播條例，包括了不容許「政治廣告」和「政黨廣告」兩部分。單以內容判斷，劉慧卿呼籲市民參與五二遊行，是政治廣告。民建聯贊助節目時段，是政黨廣告和宣傳。商台在沒有廣管局事先批准下接受這些政治廣告，是違反現行廣播條例，不容爭議。不少批評者只針對民建聯買時段，不抗議劉慧卿賣廣告，並不公平。不應該因為大家不喜歡民建聯，便認為他們做所有事情都不對，但又雙重標準地覺得民主派中人做類似的事卻沒有問題，這是開放社會的基本處事原則。

責任不在民建聯劉慧卿身上

事件的責任，從來都不在民建聯和劉慧卿身上。從政者會用盡所有方法宣傳，商台願意賣時間，我有錢便可以買，我又沒犯法，犯例的是商台。如果商台辯解現行規例不合理，覺得讓人宣傳遊行或宣傳政黨沒有問題，我對這機構還有多點敬意。現時負責人狡辯說不知民建聯是政黨，不認為劉慧卿賣的是政治廣告，不單連傳媒人基本的尊嚴都盡失，還要侮辱自己的「金主」﹕民建聯不是政黨難道是慈善團體？我參加爭取普選的遊行不是政治活動，難道是康樂活動？

問題是﹕我們是否如此恐懼政治？政治乃眾人之事，今天市民政治意識提高，所有公共事務和政策的討論都是政治，宣揚政策及政治價值的信息都是政治信息。簡單的說，政府賣廣告宣傳二○一二政制方案，是「政治廣告」；政府宣傳高鐵的經濟效益，是政治廣告。現時廣播條例只准政府用公帑，以及依法佔用大氣電波播放政治廣告，但民間團體和政黨如果要在電子傳媒賣廣告反對二○一二政改方案，或是反對建高鐵，要廣管局的預先批准，即政府可以禁止。只准政府賣政治廣告，而民間不能以付款的方法宣揚政治信息抗衡，根本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安排，並不合理。

這裏的迷思是﹕政府代表「公眾利益」，於是其信息可以在大氣電波出現；但其他民間和政黨的政治資訊則代表「私利」，於是要絕迹大氣電波。但今天市民不覺得政府真正利益中立，只許政府賣廣告，民間無法抗衡，不符合今天市民認為言論應該多元的標準。

投訴令傳媒「淨化」政治

現時一窩蜂的投訴商台，只會有一個結果﹕廣管局對商台警誡及/或罰款，於是以後商營電子傳媒為怕影響發牌，敬政治與政黨信息而遠之，電子傳媒進一步「淨化」了政治。這對於公民教育和政治教育、政治資訊的多元化、打破建制對傳媒的主導，都毫無幫助。

政界和公民社會應該推動的，是走出恐懼「政治」的幽谷，全面檢討現行廣播條例中有關政治和政黨信息與宣傳的規定，從而推動電子傳媒環境的多元化和公共化，而不是加深市民對「政治」的恐懼和排拒，自行妖魔化「政治」和「政黨」。

針對政治廣告，我看不到全面撤銷有關「政治廣告」的限制，有什麼問題。民主派可以賣廣告宣傳五區公投、政制向前走大聯盟可以賣廣告呼籲市民支持政府方案，反高鐵的可以夾錢買電台時段讓菜園村的人陳情，宗教團體也可以籌款在球賽期間加插廣告「賭波危害健康」。現時登報章廣告動輒也要數萬元，電台買時段或廣告有時可能更合算一點，抗爭者和公民社會起碼有多一個選擇。如果怕太多政治廣告大家覺得煩厭，在條例內加一個每天「政治廣告」的時間上限便可以了。一些現有的簡單政策原則﹕例如不能鼓吹偏見、歧視和仇恨等，則應該是廣告內容的底線，例如應該不可以付錢購買時段，不斷播「民建聯最無恥」。

政黨廣告的問題比較複雜，因為牽涉選舉公平的問題。選舉期間的政黨廣告比較好辦﹕因為現時香港選舉有不高的選舉經費上限，選舉期間可賣電子傳媒的時間有限，如果政黨或候選人用大量經費買電子傳媒時間，必然要減少其他選舉宣傳開支，不一定最有利。

反對者很快會提出公平問題﹕即有錢的政團會不會因此影響力大增？全面的檢討，必定要包括開放大氣電波的檢討，和設立議之多年的公眾頻道。台灣的電視很多政治資訊，不少電視台有鮮明的政治立場，但由於頻道眾多，不會做成「有錢大晒」。現實上，現時香港電子傳媒數目大增，個別傳媒的影響力已逐漸下降，問題是免費傳媒的數目不夠。世界盃轉播權的爭議充分反映﹕數碼廣播雖然理論上令電子傳媒多元化，但由於器材不普及，現時起不了真正多元化的效果。民間應該推動的，是多發免費電視牌和收費牌、政府多花資源資助更多市民可接收數碼廣播，以及重新安排電台頻譜，令媒介環境多元化，加上互聯網等免費媒介，要壟斷宣傳資訊大不容易。

提供公共頻道是應有之義

我覺得在商業機構差不多壟斷電子傳媒的香港，公營廣播機構提供公共頻道（public access channel）是應有之義，令民間不同團體都可以自行製作節目，放上電台或電視，即在開放商業政治廣告時，同時提供不需購買的選擇。隨着各種電子傳媒的頻道愈來愈多，在各收費電視和數碼頻道安設類似時段，成本不高。最後達成的傳媒環境，應該是所有電子傳媒都可以有政治政黨廣告和宣傳出現，但總時間有限制，令廣告不致泛濫，而普羅市民都可以免費享有達十多條電台和電視頻道。民間和政治團體可有不同的渠道、付費或不付費地發聲，但由於渠道眾多，沒人多錢得可以壟斷電子傳媒的宣傳渠道，但公眾可從電子傳媒獲得的政治資訊將大大增加。

對真正關心言論自由和公平民主的人，商台事件指向的不應是將政治及政黨資訊封殺，令民間的政治聲音絕迹於大氣電波，而是推動傳媒環境的多元化，令市民有機會接收更多政治和公共事務資訊，而且民間和政治團體可有更多出現在大氣電波的機會。盲目擁抱現行法例，只會令建制對政治資訊操控的能力更強，對走向開放社會沒有幫助。

馬嶽 - 其實，這不關高鐵的事……

2010年1月15日

【明報專訊】高鐵撥款爭議搞了這麼久，大概政府仍然搞不明白，這其實不關高鐵的事。

這是意識形態鬥爭呀！你們怎麼這樣都不明白？

反高鐵運動反對的，其實不是高速鐵路、不是669億的造價（不代表300多億便沒有人反對了），不單純因為影響了菜園村和其他居民（因為我相信沒有鐵路方案會不影響任何居民），更不是因為總站設在西九龍。我近日在想：如果是政府建議把總站設在錦上路，反對者一定會想到更多理由反對（可能會反過來問為什麼不設在市中心），並且會認為這是政府跟新界鄉紳勾結，將公帑補貼新界收地和發展新界，得益者只會是鄉紳等等。

反高鐵實反對管治意識形態

我不是說這些因素完全沒影響：政府對高鐵的很多計劃細節交代不清楚，給反對者提供了很多彈藥，也擴大了反對者的層面，但如果特區政府以為消除反對聲音的方法是提供更多有關高鐵的資料，便其實是「捉錯用神」。

反高鐵運動反對的，其實是整套管治意識形態和發展模式：是反對那種經濟發展至上、將土地還原為金錢價值的觀念；是反對那種自上而下的城市規劃決策；是反對那種只選擇性地提供資料，諮詢有關利益團體的形式化諮詢；是反對那種首先照顧土地利益和專業利益集團的資源分配模式；和反對那種永遠以經濟效益和增長作為所有社會政策的最高目標的管治哲學。這場運動，其實和西九、天星、皇后、一脈相承，並且會繼續承傳，以至擴大。
政府不能明白這場運動，正如他們沒有明白為什麼年輕人要保衛皇后碼頭一樣。觀乎這一兩星期政府不斷宣傳高鐵的經濟效益，是完全「牛頭唔搭馬嘴」的表現，就像不斷對覑一群回教徒說「耶和華是真神」一樣，不單完全失效，還要加深矛盾和反感。

政府上世紀一直用的那種發展模式、意識形態和管治哲學，對現時的抗爭者來說，合法性所剩無幾。那種一直用「整體經濟利益」合理化少數社群的犧牲、用高地價政策的房地產收益來補貼基建和集體運輸系統、用社區會堂式的諮詢而不是直接與受影響的社群對話的策略，當新一代社運根本不認同這些價值和程序時，政府根本無法說服反對者，也沒有方法解決矛盾，因為反對者開出的，是一張他們不能結的帳單。

政府要建立民主規劃過程和架構

政府要結帳，要建立一個民主的規劃過程和架構，不要自己做好所有的規劃，才「斬件」拿給不同的諮詢機構諮詢。諮詢的時候，不能遮遮掩掩隱藏最具爭議性或政治最敏感的部分（例如不告訴人會挖大角嘴的地底和影響西九的交通），而應該一早把方案主要利弊羅列來讓公眾可以比較，愈具爭議的愈要早作針對性諮詢。政策的原則，不能單以自己界定的「整體經濟效益」壓倒一切，要把哪些社群會受損、哪些團體會得益計算清楚並公告天下，並且考慮如何爭取受影響者的支持，或對他們作出補償。要求政府決策時不要以「經濟發展至上」的思維主導，筆者也同意是苛求了：現在的政府高官，除了這種簡單化的功利價值，根本不能說得上有任何社會政策的價值體系。

當政府不願意改轅易轍，改變既有的決策和發展模式，最後又選擇重彈舊調，出動建制權力，動員親政府的團體支持撥款、開動輿論機器重複「經濟效益」的論調，出動委任的行政會議成員批評立法會議員拖延，並且透過掌握立法會大多數通過撥款。這不但無助說服反對者，還造成另一層次問題：民眾很快認清問題的根源是政制不民主，結果將矛頭指向功能組別議員。就像元旦遊行，傳媒只放大了「80後」的主題，但其實遊行隊伍中有相當多頭髮斑白的參與者，除了支持民主外，帶著各種由骨灰龕至屏風樓、由重建到全民退休保障的民生訴求，最後「萬佛朝宗」，全都歸結到政制不民主的問題上。

回歸13年，民間社會運動和民主運動若即若離，但當社會矛盾愈尖銳，民眾開始開展對香港整個體制多個面相和基本原則的反思，最終會帶來民主運動和各種社會運動的合流，衝擊建制。特區政府如果不作根本反思，高鐵撥款也許總會通過，但可以開始準備應付下一波的社會運動了，至於保護的是港珠澳大橋的中華白海豚、上水的古洞村居民，還是某市區重建的釘子戶，我可不知道了，反正會陸續有來，而特區政府沒能解困。

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

梁文道 - 有人在「反高鐵」嗎？

2010年1月14日

【明報專訊】寫這篇東西的時候，我人在北京。想起第二天搭機回港，不免就要感到一絲輕微的痛苦。航程3小時半，加上前後的陸路交通，和入關候機的時間，足足就有8個鐘頭那麼多了。我每個月往返北京一趟，每趟來回要在交通上用掉16小時，假如有更快捷更方便的方法，那該有多好呢？不過，要是這個不知為何物的新方法必須耗用大量公帑，甚至還要一些在老家住了幾十年的人連根拔起，我就得想想它到底值不值得了。比如說我這種人所帶來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果實能不能惠及所有受到影響的人呢？他們的最後所得又能不能彌補他們將要失去的一切？如果我辯稱那套新的交通方法可以為大家帶來「長遠利益」，我是否有責任說明那究竟是什麼利益，它的分配合不合乎正義原則呢？同時，我的對象還得同意我給出的理據；就算我說得再有道理，只要他們不贊成，我們這群既得利益者也不可能霸王硬上弓吧？

同樣地，如果我能更迅速更舒適地到達廣州，把整個珠三角納入我的「一日生活圈」，上午在廣州中山大學演講，中午和朋友在深圳談項目，下午就能回到香港做節目，這當然也是件好得不行的美事。但為什麼我的生活要比菜園村居民的生活更重要，重要到要他們毁棄家園，好來遷就我想快上一小時的欲望呢？

對於香港公眾來說，直到目前為止的所有支持高鐵政府方案的意見，都只是一堆抽象的模糊名詞。這些名詞都很美好很宏大，但它們的具體所指卻不是人人都能摸得清楚的，更不要提它們根本還沒經過各種正義原則的檢視和辯析了。例如「加速融合」到底是怎麼個融合法？又如「一日生活圈」，是誰需要擴大一日之內的生活半徑？他又能為大家帶來什麼呢？

政府和建制派一直警告大家香港快要被「邊緣化」了，他們說的沒錯。可香港的邊緣化絕對不是因為香港少了一條高鐵，反而恰恰是政府和一群既得利益集團多年來的短視和倒行逆施，死死抱住高地價結構不放，在金融業上孤注一擲，什麼高科技產業和創意工業不是淪為空談就是蛻變為改頭換面的地產項目。有了高鐵，香港的問題就能迎刃而解？用句大白話講，既然你們自己就是香港「邊緣化」的罪魁禍首，你就唔好搵呢句說話嚟「大」我。

妖魔化反對者
無助解決問題

在這場蒼白的語詞口水戰裏，最常見的一條邏輯就是把支持政府方案等同於「支持興建高鐵」，再把「支持興建高鐵」等同於「支持發展」。於是任何對於政府方案的懷疑和反對意見都莫名其妙地被簡化為「反對興建高鐵」，所以提出這些意見的人也就順理成章地被打成「反對發展」了。因此我們才會看到一些支持政府方案的意見並不是在說明政府方案本身有多好，反而是再三強調高鐵的必要。他們完全忽略了在所謂的「反高鐵陣營」裏面真正堅定反對興建高鐵的，其實只是一部分人，卻一股腦地把所有不同看法全都妖魔化為反對高鐵的反發展憤青。對於那些根本不在原則上反對高鐵的「反政府方案人士」來說，你不厭其煩地講述高鐵的妙處，無異於誤中副車；但對不明就裏的一般讀者而言，那就是混淆視聽，使他們誤以為如今真有這麼一大幫人置香港「長遠福祉」於不顧了。

「發展」總是正面的，所以當表面上是支持高鐵實質上是支持政府方案的意見竊據了「發展」的高地之後，就不只能妖魔化對手，還能催促立法會盡速通過高鐵撥款了。因為「發展」那麼美好，我們又怎能不快快發展呢？

馬家輝兄把這次有關高鐵的爭論比作西九龍文化區事件的再版，理由之一正是當年政府也是未經詳盡的諮詢和公共參與便急推計劃上馬，親建制言論也是照樣把反對人士說成反對「發展」。直到今日，西九龍文化區仍未動工，就有不少人總是以大陸比較，說什麼人家的歌劇院藝術館早已遍地開花，我們的西九仍是荒地一片，藉此譏刺香港的速度之慢效率之低。他們好像看不到大陸那些宏偉的新興場館落成啟用之後留下了多少問題﹕有的管理不善，軟件跟不上硬體；有的變成了富人俱樂部，一般百姓無緣問津；還有的根本就是空洞無物的大白象，徒具裝飾功能。這一切全拜官方急速發展之功。要跟以「發展是硬道理」為圭臬，以速度超人著稱的中國大陸比快，怎麼會是香港該走的道路呢？正是那種「先砸個100億再看划不划算」的心態才造成了今日遺禍重重的三峽工程，難道香港建高鐵還要先丟個600億再向大家解釋高鐵的種種影響嗎？

更有報道稱政府設計了一小時多的Power Point展演，許多媒體及政壇人士看了都頗受打動。這種新聞真是匪夷所思，彷彿要讀者完全相信記者的感受，他說自己被說服了，讀者也最好跟着感動。假如政府真有這麼好的展演，它怎麼不在全港19區大開town meeting，讓大家都感動一下呢？

在香港廣受宣傳的武廣高鐵其實已在內地引來一些反思和質疑了。例如發行量第一的《周末畫報》便在1月9日出了一篇題目叫做〈『被高速』﹕效率與公平的選擇〉，它在開頭稱讚「中國又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紀錄」，用無匹於世的效率成了高鐵之後，就毫不客氣地批評「其全程一等票780元人民幣」叫人吃不消，還說「武廣高鐵沿線將停運13對普通列車，更讓不少民眾的心涼了半截」。最後的結論是「一葉知秋，武廣高鐵的『被高速』，讓我們看到中國經濟發展天平的傾斜」。包括《明報》總編輯張健波兄在內的許多「記者」體驗過武廣高鐵之後，都寫下了聲情俱茂的報道；他們怎麼會聽不到這些主流媒體上都見得着的聲音呢？

香港勝在後悔前就開始質疑
不用米已成炊才反思

香港的真正優勝之處，在於我們還能在後悔之前就開始質疑，用不着在米已成炊之後才紛紛反思。我們可以在發展之餘思考發展的意義，豐富發展的內涵與面向（保育菜園村為什麼就不能也是一種發展呢？）；可以在追求效率之餘不忘公平尋找把長遠利益普潤到每一個人身上的方法。要是我們輕易放棄了這點優勢，在政府仍未徹底公開一切資訊，在市民仍未充分知情完全參與的情况下，就用一堆空洞的言辭強推一項大型的基建計劃，那麼香港還叫做香港嗎？那麼我們還不如搬到廣州，反正高鐵通車之後，我可以把香港放在我的「一日生活圈」內，不是嗎？

梁文道
文化評論人

陳雲 - 困局之內爭民主

2009年11月22日

【明報專訊】香港夾在自由世界和共產中國之間，往日得到英國和美國的庇護，香港一直享有政治特權，並以此交換中共的經濟利益。中國經濟改革成功之前，仍需借助香港的融資服務和制度參考，仍須假裝向民主自由進發而容許香港做中國的民主試驗場。目前，中國的經濟改革看來成功了，即使危機四伏，畢竟經濟總量驚人，在金融海嘯之後，更由於貨幣不自由、並未過分牽涉入國際信貸而得以獨善其身，忽然變得財大氣粗，一闊臉就變，不但不承諾香港有普選特首及立法會的日程，反而放下一隻民主鳥籠。

困住香港的政治悶局

香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回歸中共，當時正是冷戰結束，香港處於苦悶而又不大安全的世界權力轉換時期。美國以美元資金進入中國大陸，中國工廠的廉價產品令美國的生活水平得以維持，中國持續購買美國債券令美國得到融資，人民幣掛鈎美元，並長期維持低匯率。共產中國向自由世界的美國進貢及輸血，換取經濟發展及默許政治集權，中共為持有美元的投資者充當買辦和打手，而美國輸出民主、締造世界和平的國策仍未改變。論義，美國要香港和中國大陸民主化；論利，中共維持一段時間的集權，有利於美國榨取經濟利益，度過本國經濟復蘇的難關。當然，美國期望，中共維持集權之際，在維護人權、宗教自由、香港民主化方面做得門面光鮮一些，不要令美國難堪，可惜中共避過兩次金融風暴之後，已自覺強大，運氣又好，於是不甘委屈，並不如過去十數年般的領情。近年中共對香港也愈來愈不客氣了。

香港的民主助力，部分來自美國聲援、部分來自本土爭取；香港的民主阻力，部分來自中共的壓制，部分來自本土資產階級的專政慣性。美國自己有國際正義與國家利益之間的利益換算，面對本國的經濟困境，不會出面支援香港民主；香港人民慣於享受政治照顧，一般人不大願意付出抗爭的代價；中共財大氣粗，况且國內也有政治隱患，無謂在香港開啟民主之門而招惹麻煩；香港的資產階級，則因為政府持續輸送利益而令此地財富更為集中在富人手上，恐懼引入普選會引致特權及財富流失。此消彼長之下，香港能夠繼續爭取民主的動力，只剩下民眾的決心和行動的策略了。孤獨令人恐懼，但也令人成長，恰如魯迅題《彷徨集》之詩﹕「寂寞新文苑，平安舊戰場。兩間餘一卒，荷戟獨彷徨。」

香港人要成長起來

目下，香港人如要民主，只能運用自己僅存的制度資源、民主政黨、言論自由和文化想像力來爭取。這是個艱難的歷程，也是香港成長必經之路。香港的民主進程，不能總是靠英美的照顧及中共投鼠忌器式的放權，香港要離開特權的護蔭，如世上最終爭取到民主的人群一樣，自己付出努力，付出代價。頂得住北京的威嚇、頂得住親共爪牙的辱罵，頂得住本地部分變成鷹犬的警察和特務的滋擾，要視香港為家，便要以沉靜的、柔韌的、有時要犧牲或支持人家犧牲抗爭。

有激進的人願意出面承受犧牲的代價，是勞苦民眾的福氣，勞苦大眾不應背棄或戲謔出來抗爭的義人。香港的窮人服膺「和諧社會」，是住進牛棚當奴隸而已，家已經給富人抄了。石崗菜園村、「領匯」統治的商場和無數舊區重建的例子，就是窮人被抄家的歷程。我不是要香港的義人上街暴動，恰恰相反，在中共的強勢高壓之下，義人要尚智好學，要沉靜思考，認識國際局勢，認識香港社會壓榨的真相，認識孤立無援的困局，堅決而柔韌地持續抗爭。不是要犧牲，而是要以犧牲來博取成功。博取成功的條件未足夠，不可輕言犧牲，而應集結正義的勢力。

由於中共處於強勢，香港的義人要在安全的範圍內，明確表示爭取民主的態度，無論民主黨派如何不濟，都要投民主黨派內的先進分子一票，不能以犬儒的態度回避投票，或者出於戲謔或意氣，而投票給親共、親商的候選人。每張正義的投票，每次民主示威得到正義市民的默默贊許，都顯示香港爭取民主的決心。好好地讀書、看報，以完整的句子傳情達意，蔑視親政府的宣傳，幽默地嘲笑民主的敵人，做一個快樂的抗爭者。不論爭到政治民主與否，都要盡量在日常生活實踐民主和寬容。

目前，中共不責成香港政府復興工業、農業等在地產業，港府則以高端產業為幌子，以資訊科技、文化區、創意工業等概念圈出土地或工廠大廈予商人開發房地產圖利。香港本土經濟不興，北京則以跨境投資及跨境消費的方法增加香港的經濟依賴性，進入控制香港的命脈。然而，即使跨境投資和跨境消費，要在香港長遠立足，要令本地資本家得益，也需要香港社會持續有正義的民氣與誠信的服務。這些都是要富人付出代價來建設的，不能一味勒榨殖民地留下的正義民氣。

香港資產階級要有政治覺悟

睿智的財主佬並不反對有人為社會公義奔走，一些甚至在背後透過基金會轉折資助。聰明的美國商人最懂得玩這套，一邊資助右派政黨，一邊資助社會抗爭活動；他們不是騎牆，而是兩邊都是利之所在。用一點金錢資助，或者只給予道義默許，就有人在香港鼓吹公義，維持整個社會的良知，令社會講求誠信，有正義感，見義勇為，有錢人不會被民眾鄙視，被公司的會計欺騙，被律師敲詐，不會被司機標人參，不會被廚師下毒。內地的大城市也很繁榮，但始終不會令有錢人放心安居，託付身家性命，就因為香港的公德比大陸好。良知擱久了，會麻木，會枯萎，維繫公德的生命力，要經常透過衝突和抗爭來演練、來灌溉。

資本家以功能組別及分組點票來盤踞香港政壇，已到了神憎鬼厭的地步，社會仇恨富人的心態正在蔓延。即使香港有了民主，資產階級仍是有資源取得社會控制的，而且控制得來有體面，只是要付出多些努力而已。這一代的資本家也要upgrade自己，也要世故起來，要懂得玩兩手政治，不能靠一味依附共產黨。當中共的人民幣被迫成為自由的國際貨幣，人民幣不再依附美元，美國逼迫中共當大哥、不能再認弟弟，中共以金融勢力形成亞洲權力圈而美國完成經濟整固的時候，中美就會有大衝突。以中共的知識能力和處理危機的能力，到時便會焦頭爛額。香港要自保，香港的民主進程、國際化進程、（反共的）中華化進程，其實就是要維持香港的政治特區地位，在國際衝突之中令大家對此地留有一手，令香港倖免於難。以此觀之，香港親共，是自尋死路。中共不許香港先行一步，不許香港做民主實驗，是全國一盤棋、攬住一齊死的心態。然則，香港人不會那麼蠢，坐待滅亡吧？

周保松 - 給要選特首的人上一堂政治哲學課

2009年10月4日

經濟發展的終極目標，是改善我們的生活，使每個人活得自由自主，有效實現各自的人生計劃，並在社會關係中受到平等尊重。如果目前的制度使我們活得愈來愈差，我們沒理由不努力謀求改變。香港人一旦脫離殖民地統治，意識到自己是這個城市的主人，他們自然不可能再接受政治權力操控在少數人手中，不可能容忍這個整體十分富裕的城市卻有那麼多人活在貧窮之中，更不可能忍受文化和精神生活長期受壓於單向度的經濟思維。如果我們依然視這個城市為殖民地的延續，又或一群經濟人湊合在一起的利益競逐之地，那是香港人的悲哀。

如果我們相信主權在民，那麼政治權力的正當運用，必須滿足兩個條件。一，政府必須得到自由平等公民的充分認可。一人一票的民主選舉，是體現這種認可的有效機制。二，政府必須重視社會正義，給予公民平等的尊重和關注，確保社會資源得到合理分配，並充分保障公民的基本自由和權利。這是現代政治最基本的要求。

市場只是政治社群的一個環節，政府才是特區的最高管治者，負有不可推卸的追求公義和促進人民福祉的責任。在制度上，政府必定優先於市場。政府是市場規則的制訂者和監管者，並透過徵稅及其他措施，決定個人在市場的合理所得。市場從來不是自足和獨立的領域，也並不凌駕於政府之上。

政治人的身分，我們稱為公民。這個身分，賦予每個人平等的政治權利，並承擔相應的政治義務。作為政治社群的一員，我們都是平等的公民，並應得到政府的平等對待。當公民身分和其他身分發生衝突時，前者有優先性。基於此，我們不容許宗教團體限制人們信教和脫教的自由，因為信仰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權利；我們也不容許公司為了成本和經濟效益，剝奪公民理應享有的勞工福利；我們甚至不容許政府本身侵犯憲法賦予公民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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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在香港，最主流最強勢的論述，是視香港為純粹的經濟城市。如何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維持和鞏固香港的競爭力，更是整個社會的首要目標。目標既然已定，剩下的便是用什麼方法達到這個目標。所有和這個目標不相容的理念制度和生活實踐，都被邊緣化或被消滅。這種城市想像的潛台詞，是香港不是和不應該是一個政治城市，因為過於政治化不利香港的繁榮安定。因此，普選民主應該緩行，社會公義最好少談，既有的遊戲規則盡量維持。

這種情况必須改變。改變的前提，是香港人必須有另一種城市想像，即理解香港為自由平等的政治城市。這篇文章嘗試探索這種想像的可能性。這種探索，對即將而來的特首選舉和政改討論，相關且必要。原因很簡單，如果我們仍然困於經濟城市的想像，無法確立政治領域的獨立性和優先性，那麼所有政治改革和政治價值的追求，都難以擺脫經濟發展至上的限制。

作為發達的資本主義城市，香港社會每個環節，都服膺市場競爭邏輯，並將經濟效率和工具理性發揮得淋漓盡致，成為徹底的商品化社會。對很多人來說，香港本身是一個大市場，裏面的人是純粹的經濟人。政府的角色，主要是維持市場的有效運作，其他什麼都不要管。市場的邏輯，是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經濟人的目的，是個人利益極大化，人與人之間只有工具性的利益關係。在這樣的環境，每個人從出生開始，便被訓練得務實計算，學會增值競爭，更視財富累積為幸福人生的必要甚至充分條件。不少人認為，這是香港成功的秘訣，並主張變本加厲，將下一代打造成更有競爭力的經濟人，並將市場邏輯擴展到非經濟的教育文化環境保育等領域。

特區並非行政概念

問題卻在於，香港人甘心將香港這片土地只當成赤裸裸的市場，並視自身為純粹的經濟人嗎？近年愈來愈多人開始質疑這個模式，因為這樣的生活並不美好。劇烈的競爭和異化的工作，巨大的貧富懸殊和嚴重的機會不平等，疏離的人際關係和貧乏的精神生活，還有過度的物欲主義和消費主義對人的支配，都令香港人活得苦不堪言。經濟發展的終極目標，是改善我們的生活，使每個人活得自由自主，有效實現各自的人生計劃，並在社會關係中受到平等尊重。如果目前的制度使我們活得愈來愈差，我們沒理由不努力謀求改變。另一方面，香港近年社會運動不斷，公民意識逐步成熟，呼喚政治改革的聲音日益壯大。香港人一旦脫離殖民地統治，意識到自己是這個城市的主人，他們自然不可能再接受政治權力操控在少數人手中，不可能容忍這個整體十分富裕的城市卻有那麼多人活在貧窮之中，更不可能忍受文化和精神生活長期受壓於單向度的經濟思維。

香港需要新的定位，並對這個城市有新的期許。

沿用當代政治哲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的思路，我認為，香港人應視香港為自由平等的公民走在一起進行公平合作的政治社群。這個社群，按《基本法》規定，是中國的一部分，卻享有高度的自治權力，包括行政、立法和獨立的司法權。我們稱它為特別行政區。特區是個政治概念，而不是個行政概念。高度自治意味着香港人理應有相當大的政治自主空間，構想規劃和打造這個屬於自己的城市的未來。

香港已不是小政府

既然每個人都是自由平等的公民，並願意在公平的條件下進行合作，我們便不應將特區當作市場，並用市場邏輯決定政治權力和社會文化資源的分配。例如我們不能說，誰的錢多誰便應擁有多一些政治權力，因為這違反政治平等；我們也不能說，誰是市場的勝出者便應佔有一切，因為公平合作要求資源分配必須滿足正義的要求。就此而言，特區政府有她獨特的政治角色和道德使命。特區擁有制訂法律、設立制度，分配資源和要求公民絕對服從的權力，因此它必須重視政治正當性問題（legitimacy）。政府必須公開地告訴每個公民，基於什麼道德理由，它可以擁有管治香港的正當權力。如果我們相信主權在民，那麼政治權力的正當運用，必須滿足兩個條件。一，政府必須得到自由平等公民的充分認可。一人一票的民主選舉，是體現這種認可的有效機制。二，政府必須重視社會正義，給予公民平等的尊重和關注，確保社會資源得到合理分配，並充分保障公民的基本自由和權利。這是現代政治最基本的要求。

有趣的是，特區政府常常強調它的管治理念是「小政府大市場」。就字面解，這是指政府盡可能將自己的權力和功能縮到最小，然後將大部分社會及經濟問題交由市場解決。這個說法，既不正確亦不可取。首先，香港早已不是放任自由主義哲學家諾齊克（Robert Nozick）筆下的「小政府」（minimal state）。例如香港有十二年的義務教育，近乎免費的公立醫療服務，相當部分人口住在政府興建的公共房屋，還有政府提供的不同社會保障。這些福利是否足夠，另當別論，但政府卻絕對算不上什麼也不管的「小政府」。

政治人身分應先行

其次，這種抑政府揚市場的思路，會嚴重窒礙香港的政治發展。我們知道，市場和政府根本不應處於對等位置。市場只是政治社群的一個環節，政府才是特區的最高管治者，負有不可推卸的追求公義和促進人民福祉的責任。在制度上，政府必定優先於市場。政府是市場規則的制訂者和監管者，並透過徵稅及其他措施，決定個人在市場的合理所得。市場從來不是自足和獨立的領域，並凌駕於政府之上。當然，市場有它的重要價值，但市場導致的結果，往往並不公正，而市場本身亦不能自動糾正這些不公正。所以，如果放任的市場競爭導致貧富懸殊，老弱無依，機會不平等，甚至金權和財閥政治，那麼一個重視社會正義的政府，自然有必要對市場作出監管。我這裏並非主張政府要凡事干預，而是指出在概念上，我們必須將政府和市場的角色和功能作出清楚的區分。如果政府自甘作小，放棄很多理應由她承擔的政治和道德責任，那是不必要的自我設限和自我矮化。

既然政治優先於市場，那麼在公共生活中，政治人的身分也應優先於經濟人。政治人的身分，我們稱為公民。這個身分，賦予每個人平等的政治權利，並承擔相應的政治義務。作為政治社群的一員，我們都是平等的公民，並應得到政府的平等對待。當公民身分和其他身分發生衝突時，前者有優先性。基於此，我們不容許宗教團體限制人們信教和脫教的自由，因為信仰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權利；我們也不容許公司為了成本和經濟效益，剝奪公民理應享有的勞工福利；我們甚至不容許政府本身侵犯憲法賦予公民的權利。

培養獨立理性公民

有人或會問，人世間充滿不平等，為什麼我們要如此在乎公民平等？這必然是因為公民之間具有某種道德關係。試想像，如果我們都是純粹的經濟人，而社會則是競爭市場的話，我們很難接受對弱勢者有什麼道德義務，亦不會認為政府有責任為他們做些什麼。公民身分體現了這樣的道德關懷﹕作為政治共同體的成員，我們願意平等相待，並分擔彼此的命運。公民權的實質內容，需要透過公開討論和正當程序，才能確定下來。我這裏強調的，是政治社群的道德意涵。如果我們依然視這個城市為殖民地的延續，又或一群經濟人湊合在一起的利益競逐之地，那是香港人的悲哀。我們有幸活在一起，理應善待自己，善待彼此。

香港要成為成熟的政治城市，必須培養出香港人的公民意識，而這和公民教育密不可分。教育的場所，並不限於書本和學校，而可以擴展到社會運動和各種形式的公共討論。教育的目的，是培養公民的價值意識和批判意識，增強他們對政治社群的歸屬感，並承擔起應有的公民責任。但在目前職業化、技術化和市場化的教育環境中，要實踐這種理念，自然舉步維艱。這和前述的城市想像相關。如果香港只是一個單向度的經濟社會，那麼所培養出來的人才，往往便是政治冷感，服從建制，崇拜名利，缺乏社會關懷的經濟人。所以，如果香港要走政治民主化的路，公民教育和通識教育必須要以培養獨立理性且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公民為目標。

反思所謂香港經驗

回歸已逾十年，香港嘗盡非政治化的苦果。殖民主走了，工具理性再不管用，因為管治者必須要為香港定下新的政治目標，並為這些目標的正當性作公開辯護。管治者需要有自己的政治理念，並告訴我們這些理念為何值得追求。可惜的是，今天的管治階層，仍然繼續用單一的經濟思維去理解香港，並有意識地壓抑香港人政治意識的發展。問題是，香港人，尤其是年輕一輩的香港人，愈來愈對保守封閉不公平的制度不滿，並渴望改變。這不是世代之爭，不是利益之爭，而是價值之爭。在種種爭論之中，我們開始體會到，整個社會的政治想像其實相當貧乏，甚至沒有足夠的政治概念和知識結構去理解當下的處境，遑論建構理想的政治圖像。就此而言，香港並非過度政治化，而是政治上尚未成熟。我們早已完成經濟現代化，政治現代化卻剛起步。也許這種危機同時也是契機，促使我們從觀念、制度和個人生活層面，好好反思所謂的「香港經驗」，開拓新的想像空間。

出路在哪裏？既得利益者會說，繼續走經濟城市的路吧。只要給香港人麵包，維持繁榮安定，人民自然會默默忍受。但我們可以走另一條路，將香港變成民主公正自由開放的政治社群，讓每個人活得自主而有尊嚴，讓生命不同領域各安其位，讓下一代不再只做經濟人，同時也做政治人文化人，更做對這片土地有歸屬感且活得豐盛的平等公民。

作者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