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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10日 星期五

卓文 - 冤有頭,債有主

夾心人   2017310

今屆特首選舉,報名四人(尚有數位名不見經傳人士可以不理)全是建制成員。不過不但未如中央去年所說,歡迎公平競爭,反而力捧一個林鄭,描黑鬍鬚曾。最慘是葉劉,也要陪葬,連入閘機會也沒有。這個發展,絕大部分港人心中有氣。意想不到的是,有個別支持建制者,竟然將氣出在當年反對政制方案泛民議員身上。

以科大雷教授為例,他上周在本報撰文,認為若普選方案通過,由於最後參選門檻相對較低,所以鬍鬚甚至葉劉更有機會入閘,最後選擇便可由港人決定。我認為他理論沒錯,然而經不起實證。先申報利益,筆者支持否決普選方案。今日回頭看,更認為做法沒錯。

先重溫當年方案,基本是三部曲。首先是取得十分一選委提名,便可入閘。根據今年選委人數及泛民所得票數,理論上胡官、鬍鬚及葉劉可以入閘。不過這方案是入閘容易出閘難。在港人投票前,先要出閘。出閘需要獲得半數選委票(即601票或以上)。固然選委可以重複提名及投暗票,但只要中央牢牢控制選票,這些票肯定不會流到非屬意人選。今次選舉經驗,中央連提名票也封殺曾葉兩人。就算有普選,北京亦一定不給兩人出閘。更大可能性是派一個民望更低,能力更差的人出來陪選,入閘後實際只有林鄭唯一選擇。

連忠心耿耿的葉劉也要哭着申訴,為香港服務多年的曾俊華也被批判,我們是否還要將頭埋在沙堆裏呢?事實勝於雄辯, 政治現實亦勝於紙上談兵。權力是共產領導命根子,北京是不會給港人真正普選的。冤有頭,債有主,與其轉移視線翻舊賬指摘泛民,是否更應該抗議中央操控選舉?

2015年7月9日 星期四

蘇鑰機 - 政改中的傳媒和分眾

2015年7月9日

【明報專訊】政府推出的特首選舉方案被立法會否決,漫長的政改爭議告一段落。在正式投票前大家關心的,是支持者和反對者的比例升降和應否「袋住先」,較少人論及在政改中傳媒的角色和使用情况。

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在近數月進行了一些有關政改與民意的電話調查。在5月13至17日,中心訪問了1005位18歲或以上的市民,了解他們對政改的看法,及他們使用什麼新聞傳媒以獲得政治時事資訊。


年輕人一面倒反對政改方案

在這段期間,支持和反對政改方案者的比例相若,均佔四成多,不肯定的就有一成多。從人口特徵看,男性和女性對方案的支持度相若,但男性傾向反對的比例較高,女性則較多表示「一半半」。30歲以下的年輕人一面倒表示反對,60歲或以上的人傾向支持。有大專教育者多表示反對,小學或以下者傾向贊成或「一半半」。

政治立場是關鍵因素。泛民主派人士大多認為要否決方案,親建制者卻差不多全都支持。自稱中間派的人稍多表示支持方案,表示沒有政治立場者也較為傾向支持方案,但也有相當比例表示「一半半」。

新聞傳媒使用方面,調查中心在5月4日至6月16日共訪問了3244位市民,了解他們對政改的想法和得知時事的渠道。最多人使用的新聞機構是無綫電視(58%),其次是《蘋果日報》(20%),第三是《東方日報》(13%)。接下來的包括社交媒體(主要是facebook)、有線電視和香港電台(各佔約9%)。之後是Yahoo、商業電台、Now TV、《明報》、《頭條日報》、亞洲電視(約4至5%)。和親友討論作為了解時事的途徑則佔了3%。



在5月13至17日所得的數據中,我們選了4個較多人看的新聞媒體,包括無綫電視、facebook、《蘋果日報》和《東方日報》,看它們使用者的特徵和政改取態。從附表可見,經常看無綫新聞的觀眾比較支持政改方案。這些支持的觀眾一般較為年長(30歲或以上),受過中學教育,政治上偏向親建制政黨。相反,不大看無綫新聞的人傾向反對方案,他們較多是18至29歲,自稱沒有政治立場者的比例也高些。

常用facebook的用戶傾向反對政改方案,他們多數是18至29歲年輕人,有專上教育及屬於泛民主派陣營。少用facebook者年紀較大,教育程度較低,屬親建制或自稱沒有政治立場。

《蘋果日報》讀者同樣較多反對政改方案,以年輕、高教育程度和泛民支持者為主。他們和facebook使用者的特徵相似,但反對政改方案的比例更高。《東方日報》讀者就和無綫新聞觀眾的特徵相近,都是偏向支持政改方案,他們年紀較大、有中學程度和親建制。

自稱沒有政治立場的人往往不大關心時事,也少看新聞,這類人佔了總人口的一成多。相反一些經常和親友同事討論時事的人,他們對政改有明顯立場,當然有些人支持也有些人反對,但猶豫不決者只佔極少數。

究竟是人口特徵、政治立場還是新聞傳媒使用,對政改方案的取態有較大影響?附表中的「差距」一欄,顯示了支持者和反對者的百分比差別淨值。如果將「經常」使用者和「沒有」使用者的差距百分比相加起來,就可顯示使用了某傳媒的「效果」。用同樣方法也可以計算年齡、教育和政治立場等因素對政改立場的影響,並能和傳媒使用作比較。

和親友討論時事 作用非常重要

結果發現,政治立場的影響最大,其次是《蘋果》、《東方》和年齡,第三層次的因素是教育、無綫電視和facebook。另外用迴歸分析法來處理數據,發現原來和親友討論時事的作用非常重要,其次為《蘋果》和《東方》,其他因素的影響就再低一些。可以說,媒體的作用頗為重要,特別是一些市民經常使用的傳媒,因為它們傳遞時事消息,幫助市民形成意見,同時也反映了多元的民意取向。

所以新聞傳媒是政改雙方陣營必爭的輿論陣地。傳統的報紙、電台和電視各有自己不同的立場取向,社交媒體則是反對政改方案一方的地盤。網媒也是以反對者居多,不過它們的滲透率目前還是很低,每個網媒所佔的份額非常有限,較常留意到的7至8個網媒加起來的份額也只佔約3%,和主流傳統傳媒相比仍未成氣候。

不同立場的傳媒吸引了各自的受眾,反映了香港民意光譜的多元性。傳媒機構和市民選擇性地互動聚合,彼此的關係並非單向,而是雙方互相影響。傳統的「受眾」觀念不大適用,要變成各個活潑主動的「分眾」,而且或可進一步修訂為「選眾」,意指不同群組的市民游走於現今眾多的傳媒平台中,主動地選擇自己喜歡的新聞傳媒。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2015年6月28日 星期日

長平 - 內地假選舉未能帶來真民主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6月24日

對於中國內地人來說,香港政改方案被否決是一場令人羨慕忌妒恨的鬧劇。試想類似的方案在內地城市實施,所有輿論定會歡欣鼓舞,放聲歌頌黨的英明領導。當然,在政治大事上,中國媒體除了歌頌也沒有別的選擇。無論中央提出政改或者不政改的方案,人民都沒有渠道予以否決。

因此,有網民借機「給黨中央獻計獻策」說,「香港人不要的政改方案。或許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改革方案,強烈建議中共先在大陸試行。如果大陸民眾歡欣鼓舞的話,中央就可以名正言順地給香港泛民陣營一記響亮的耳光。」還有網民諷刺說,香港人不知好歹,應該好好懲罰他們,不要干預他們的媒體,讓他們不能統一思想;撤回駐港部隊,讓他們沒有安全保障;撤銷黨的組織,不給他們宣傳馬克思主義,不讓他們進入共產主義社會。

但是,為香港政改方案流產而惋惜的言論不光是諷刺,更有真正的痛心疾首。《中國青年報》官方微博的一則評論即是典型,它認為「香港政改方案一旦通過,便意味着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管轄區域內,第一次實現一人一票的直接普選,無疑具有里程碑意義」。這種說辭在香港引發爭議,在內地卻具有更多的說服力。民主要慢慢來,每一點一滴的進步都值得歡呼,值得珍惜,這是大陸輿論長期以來灌輸給民眾的觀念。

在有限民主和零民主之間,「理性的人」似乎不難作出選擇。然而,這些羨慕忌妒恨的中國內地人似乎忘了,中國並非沒有「一人一票」的選舉經驗。內地在法律上規定「一人一票」是用於村長和基層人大代表選舉,儘管與直接選擇城市領導人不同,仍然可以觀察到的是,這些選舉並沒有帶來多少民主意義上的進步。

「一人一票」選村長徒具形式

中國法律文本上規定的內地村長及基層人大代表選舉的方式,並不亞於香港人爭取的公民提名。村民選舉法規定,近50萬個村實行村民自治,村民委員會及村長由村民一人一票直接選舉。「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指定、委派或者撤換村民委員會成員」,而且「由登記參加選舉的村民直接提名候選人」。包括城市在內的中國最基層人大代表選舉也是如此,即「不設區的市、市轄區、縣、自治縣、鄉、民族鄉、鎮」的人大代表,也由選民直接選舉。各政黨、各人民團體可以提名候選人,「選民或者代表,十人以上聯名,也可以推薦代表候選人」。

然而,眾所周知,中國民眾的意志無法表達,村長及基層人大代表直選大多受上級操控,徒有形式,希望真選舉的烏坎村必須經歷生死抗爭,成為世界新聞。

此外,中共中高層領導人的遴選機制,也不能說完全沒有「選舉」。「民意測評」有時也會起到作用,甚至網民的「人肉搜索」也可能將一個在任官員拉下馬。然而,所有這一切的關鍵環節,都受上級或者中央控制。這就注定了無論甚麼看起來熱熱鬧鬧的所謂進步,都有可能在一夜之間煙消雲散。

香港政改方案被否定,媒體稱之為「寧為玉碎,不為瓦全」。這種形容有些誤導,好像投下反對票的議員為了道德高潔捨棄了現實利益。代表選民意志的議員不應該允許只追求道德高潔意義上的「玉碎」,而是應該以「瓦碎玉全」為目標。中國內地受操控的所謂「選舉」經驗告訴人們,政治上並沒有「瓦全」之事,假選舉不能帶來真民主。

這場鬧劇也可以讓內地人反思,這麼多年被官方媒體宣傳的所謂「點點滴滴的進步」到底是甚麼意思?「有勝於無」是否可能成為一場騙局?為甚麼中國內地多年的「村長直選」沒有一點進化成「市長直選」乃至「總統直選」的影子?

長平
《南都周刊》前主筆

2015年6月27日 星期六

李怡 - 群組洩密不尋常,曾主席成眾矢之的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6月27日

政改投票後,特首和建制派多人即呼籲忘記「甩轆」事件,要大家向前看。但一個多星期,事件仍不斷延燒,不僅建制派種種表演提供談資,而且還爆出WhatsApp群組洩密炸彈,前晚建制派深夜與張曉明茶聚,據聞張曉明對洩密很「激氣」,希望事情到此為止。但樹欲靜而風不止,恐怕後續還有好戲連場。

18世紀美國政治家Fisher Ames(1758-1808)說:「君主政體就像一艘航行順利的商船,但有時會有一位胡搞的船長把船駛向礁石堆中令船沉入海底。共和政體猶如一排竹筏,順水漂流,從不下沉。但竹筏上的人,腳總是要濕的。」

他說的18世紀的「君主政體」,可以演繹為沒有君主的專權政治;他說的「共和政體」,事實上就是包括君主立憲在內的民主政治。

香港建制派的組成,基本上可以說是專權政治的產物。他們中多數人一貫唯中共之命是從,「甩轆」後的慌張、推諉,向中共「求恕」等等表現,使我們對這樣的定性應無懸念。民主派的分裂、爭吵,像是乘坐竹筏的人,腳總是濕的;建制派則坐在大商船上,一致行動,像是很「團結」,但那是因為這艘船還沒有碰觸到礁石,現在也不知道是哪一個船長把船駛向了礁石堆,船上的人固然慌作一團,在相互指責、推諉之餘,也有人使出了陰招,第一波就是WhatsApp群組洩密。

主持會議並無不公

群組洩密的內容,有幾個觀察點。

一是在交換意見中,完全沒有提到「等埋發叔」這回事,也就是說,沒有人(包括可能的「班長」)提出過要等齊人才投票,沒有人提過要拖延時間。如果有,參與群組的曾鈺成就有可能提出可行意見,他也不會在事情發生後問「玩乜」?因此,「等埋發叔」是誰的主意?是不是有接到更高指示的「班長」,擅自作出的行動?何以如此重要的決定卻沒有在群組公告?對發出指示和在現場作決定的人,中央是否要問責?

二是群組洩密事件中,聲譽最受打擊的無疑是曾鈺成,他的中立形象可說粉碎了。23名泛民議員向他提出3點要求,包括如實交代詳情、就主持會議不公向市民道歉,並承諾日後恪守政治中立,不排除會要求他下台。

平情而論,曾鈺成參與建制派群組就政改發言等「教路」,當然有違政治中立,但他並沒有「主持會議不公」,即他在主持會議時還是謹守會議規則。他個人在政治上非中立,是眾所周知的事。他是民建聯創黨主席,也以民建聯的名義參選。選他當主席,並不是要他在個人政治取向方面放棄中立,而只是要求他主持會議時中立。

三是群組洩密,正正暴露出建制派中人對曾鈺成的要求,是要他在主持會議時也要站在建制派的立場。在WhatsApp中,廖長江說:「根據基本法,這表決要全體議席三分二通過,是特別表決。若全部在會的37議員不夠三分二,是否可以作表決,議事規則及法律上有否規定?」這應是出走的建制派認為曾鈺成應該作的裁決。曾在群組以英文回答,表示:「基本法及議事規則都無規定就基本法附件一修訂表決需要更高法定人數,而當時已夠法定人數進行表決。」

一直指責別人沒有跟大隊離場的田北辰,在前晚中聯辦茶聚後說,曾鈺成有在會上道歉,但並非如他預期般道歉;田北辰又說,個別有留座投票的議員堅持自己無做錯,令他難以接受。

報復曾鈺成無偏幫

WhatsApp群組的爆料,打擊了曾鈺成因公正主持會議而得到社會掌聲的中立形象,而他的公正主持是產生6.18結果的重要因素。因「甩轆」而使離場建制派全部灰頭土臉,很難想像他們不認為曾鈺成「可以做得更好」,也就是讓表決流產。群組洩密令人懷疑是報復曾鈺成沒有偏幫建制派的行動。

群組洩密另一點可堪注意的是離場建制派是否要道歉的問題。曾鈺成表示:「請各位鄭重道歉,否則不能了結。」但許多建制派都反對用「道歉」字眼,說頂多說「遺憾」、「極其遺憾」,甚至有主張用「請見諒」這樣毫無誠意的字眼。從洩密的對話來看,除了曾鈺成,大部份建制派都沒有向支持政改的市民道歉的誠意。反而留座投票的陳健波要求其他建制派「諒解」。洩密談話完全是顛倒是非的對話。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在茶聚談話中指,「33名建制派沒在政改方案投票只是意外,政改工作不能只看票數……」政改關鍵是投票,而投票可以不看票數?真是再也沒有比這說法更荒唐,也更自打嘴巴了。

建制派的商船觸礁,曾主席成為眾矢之的,香港的荒誕劇令筆者想起邱吉爾的話:「繼續拖延、折衷和自我安慰式的權宜之計的時代已經接近尾聲;取而代之的,我們將生活於其後果之中。」(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2015年6月24日 星期三

吳靄儀 - 斯人獨憔悴

評台   2015年6月23日

28票對8票,人大8.31框架下的政改方案遭大比數否決,如此收場,全拜建制派臨尾「蝦碌」所賜。難怪公眾目光,都投在他們身上,無人注意政務司長林鄭月娥斯人獨憔悴。

理論上,議案是特區政府最重大的一項議案,所以由政務司長親自負責,議會內的建制派,有責任全力支持,成敗也好,榮辱與共,今次不敗於反對派而是己方敗事,竟然沒一人到林鄭司長面前道歉一聲,反而趕忙飛車親身往中聯辦「解釋」,林鄭司長孑然離場,最大侮辱的是無人在意。為什麼?因為全世界人都知道,她怎樣認真負責,也只不過是個呼之則來、揮之則去的傀儡,但這次公開叫她沒臉,暴露人前,試問這位孤標傲世的老牌政務官情何以堪?我真不明白,有什麼原因令她不下堂求去。忍的是這般的辱,負的卻是什麼的重?

別說這批建制議員不掩飾真正的主子在西環,他們要向之「問責」的不是香港市民、不是特區政府而是中聯辦,他們甚至不是為國家向中聯辦負責,而只不過是巴結中聯辦以求鞏固自己的地位和私利:保障劉皇發投贊成票的紀錄,是以遠比確實履行支持投票之責重要。中聯辦最大努力,也只能招徠得到這樣的不忠之僕嗎?靠不住的僕人要來作甚?不但不忠、靠不住,而且水準低得難以置信。林健鋒,做了多年議員,居然不知道投票程序一啟動就不能叫停;葉國謙,應當熟悉《議事規則》,但卻領導無方而又無謀,拖延投票等人返回會議廳毫無難度,只需稍有計劃,但竟沒有;吳亮星,公然說是盲目「跟大隊」而不以為恥。無謂逐一數落,這些烏合之眾,就是中央所倚賴的管治班子?自由黨,本是建制,但只因是出於信念而非順從,就屢遭中央懲罰。

卿本佳人,今日卻要與此等人為伍,難道真是這麼難說再見?


Vic:林鄭司長的原則似乎就是不上心,但不上心又如何對得起良心呢?

李怡 - 票投泛民劍及履及,票投建制等埋發叔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6月24日     

一個挺好的傍晚,有一個同樣挺好的小公務員伊凡在劇場看戲,突然忍不住打了個噴嚏。他拿手絹擦了擦臉,往四下裏看一看,卻慌起來了。他看見坐在他前一排的一個小老頭正在抹自己的禿頂和脖子,伊凡認出他是一位退伍的將軍。伊凡把整個身子向前探去,湊着將軍的耳根小聲說:「對不起,大人,我把唾沫星子濺在你身上……」「不要緊,不要緊。」「原諒我。我……我不是故意要這樣。」「唉,請你坐好吧!讓我看戲!」伊凡開始悽悽惶惶,定不下心來了。在休息時間,他走到將軍跟前,喃喃地說:「我把唾沫星子噴在你身上了,大人……原諒我。」「唉,夠啦……我已經忘了,你卻說個沒完!」將軍說。

自己把自己嚇死了

「他已經忘了,可是他的眼睛裏有一道凶光啊。」伊凡暗想。「他不會認為我有意唾他吧?」回到家,伊凡告訴妻子。妻子覺得他應該親自到將軍家賠不是。於是第二天,伊凡理了髮,走進將軍的接待室,在那兒有很多來請託事情的人,將軍跟好幾個人談過後,看到伊凡。「昨天在戲院,要是你記得的話,大人。」小公務員說,「我打了個噴嚏……」將軍打斷他:「真是胡鬧……這也太不像話啦!」伊凡臉白了,心想:「這是說:他生氣了。不行,不能照這樣了事……」等到將軍跟所有人談完話,正要走進內室去,伊凡又走過去,跟在他後面,喃喃地說:「大人……那件事不是故意做出來的,請你開恩相信我的話才好。」將軍愁眉苦臉,擺了擺手:「哎呀,你簡直是跟我開玩笑。」

「這怎麼會是開玩笑?」伊凡想着,走回家去。想給將軍寫封信,卻沒寫成。只好第二天再親自去解釋。「昨天我來打擾大人」他喃喃地說。這時候將軍抬頭看着他,大叫一聲:「滾出去!」臉色發青。「甚麼?」伊凡害怕得周身發麻。「滾出去!」將軍頓腳。

伊凡的肚子裏好像有個甚麼東西翻騰起來,退到門口,到了街上,一路磨磨蹭蹭地走着……回到家裏,也沒脫掉制服,往沙發上一躺,就此……死了。

這是俄國作家契訶夫寫於1883年的經典小說《小公務員之死》的故事。在威權面前一個人卑微自賤的極致,自己把自己嚇死了。6.18之後,這幾天建制派的表演使筆者想起這篇小說。哭,再哭,睡不着。想要哭,硬擠眼淚,很辛苦才擠出一點淚光。趕着去中聯辦解釋,說接到中聯辦電話,說怕中央「會嬲」,說對不起國家,對不起人民,還胡扯出不相干的「獅子山精神」。又互相推諉責任,留下的說不應該走,出走的說不應該留。弟兄二人互指對方跳船,等於承認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是破船。互責聲中爆出了破船原來有「船長」,還有「中共最高指令下的行動」。眾建制派的連日表演,就像契訶夫小說中的伊凡一樣,生怕名義上對香港議員沒有權力的中共「嬲」。即使嬲屬必然,但也望不要嬲到自己身上,所有言談都充滿計算。不用說,阿爺抹掉光頭上的唾沫星子,一定以統戰語言跟所有建制派說「沒關係」,投不投票「中央都了解」,叫大家把事情忘記。但誰知道將軍心裏怎麼想呢?真是太讓人驚嚇了。

向權力膜拜的伊凡

6.18事件發生,建制派哭,公眾就笑。事情發生後的延燒,就是一齣「小公務員之死」的喜劇。它清楚告訴全港市民,不僅特首的真正老闆不是付薪酬給他的納稅人,而且市民投票選出的建制派議員,我們的稅金供養他們,但他們卻向一個讓他們發抖的絕對權力膜拜。事實上他們不代表香港人,而只是執行一個專制權力的意志。


6.18及事後的連番表演,是照妖鏡,照出受極權操控的伊凡們的卑微,儘管他們高踞上流社會。

梁特在6.18翌日就表示擱置他的創科局摯愛,而讓財委會先通過總數達200億的民生撥款。本來民生撥款就是梁特用來逼泛民就範的,這豈會是他本意?應是幕後之手要他為了今明年的選舉,趕快以派福利來讓社會忘掉醜事,為建制派選情加持。


但這笑一世的延燒,告訴香港人,選建制派的伊凡,就等於投票給掌絕對權力的中共。這也正是我們力主否決政改的原因。因此建制派選民應該「等埋發叔」,也就是不投這一票。與此同時,不管溫和還是激進,只要是民主派的選民,都要劍及履及地趕快動員親友登記做選民,一定要向伊凡們票債票償。(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2015年6月21日 星期日

畢明 - 讓全世界都知道我們的笨蕉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6月21日


上聯:六月飛霜,下聯:等埋發叔。

都是奇景。箇中的工整,極悲與極喜,災難與喜劇,慘烈與慘烈,不足為外人道。外人者,Hong Konger以外的人。是有香港人的。

有新成語了,古有「孔融讓梨」表彰禮讓,「陶侃運磚」教導堅毅,今有「等埋發叔」明訓守時,各種美德,不可多得,以後用典故教小朋友應約要準時容易多了。比屈原投江自盡,還要壯烈為民。

過去兩天,《歡樂滿些牙》(編按:些牙=share)之後是《歡樂滿tears》,你喊佢都喊,甩轆度人神共尷,罪該處斬。2015年6月18,差不多成了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慶」啦,歌聲多奔放個個喜氣洋洋,飲多杯勝嘅!街頭巷尾小鳳姐唱到失聲,花生剝到斷市。

沒有香港人可以忘記這一天,歷史性大比數否決假普選政改方案,28:8,不是技術性擊倒是什麼?天意,立此存照。支持的人數好雞雞。

再回帶多兩天,政府才隆重宣布立法會戒嚴咁款,什麼5000警力,100萬御林軍,召埋G4同飛虎隊隱形戰機坦克車血滴子回防咁滯,拆核彈反恐般緊張嚴防王國興說的「驚天大陰謀」,聳動、懸疑、驚心!以為有激過激進組織「全國獨立黨」的大事發生,原來真正的「驚天大陰謀」係:「等埋發叔」。

離奇過小說的反高潮,超出宇宙的神級comic relief,離場變投降,建制派集體自盡,任性地表演有票真係唔要,想勸佢哋唔使等「投住先」,都唔得。歷史共鑑,史詩式蝦碌,全港嚇一跳,然後得啖笑!

而政改通不過,危言聳聽說好的股災沒發生,收市仲有得升。一片歡樂昇平。

香港真是福地,政改決戰最後時刻,中央精心編撰的劇本寫足近兩年,埋門還劍拔弩張,刀口上的對決,完場前竟由上帝的幽默終結,冥冥之中,機關算盡又如何。千軍萬馬都敵不過一個擦槍走火的茂利,歷史從來充滿諷刺。原來,當年由貪曾啟動政改已經玄機早露,「超錯」寫在前頭戇在最後,你班友又唔聽;繼而今個農曆羊年麒麟顯靈,求籤時全港見證發叔意氣風發,葉劉被一撞KO,原來前者是民主英雄the chosen one,後者狼狽被out。友人家中小狗都笑到肚痛,人人七孔噴花生,除咗阿爺,噴火。

我們真正笑得出,不單是因為對手豬一般的隊友出招變自宮,更應該因為香港人眾志成城,把決戰時刻早推在投票日之前。我們追求真普選的意志夠堅定,要求公義公平選舉的聲音夠堅壯,清晰鮮明,寸步不讓,令轉軚和猶大的政治和道德成本太高。當社會對道德和良知的要求夠高,出賣這些核心價值的代價便太大,大到令人不敢輕易與半個香港為敵,那些牆頭無間道,要過一票給建制的代價是永不超生,你敢?如果開賽前已知一票都未能撬,投票不過是官式紀錄,勝負早分,早分在香港人的決心,拒絕袋住先的果斷和勇敢。這才是真正值得驕傲的笑容。

這班建制羊群豬犯的低級錯誤,在關鍵時刻出招,這一招,叫「讓全世界都知道我們的笨蕉」。議事規則不諳,遊戲玩法不熟,協調不足,執行不力,不專業到成為通天國際大笑話,華麗獻世。節錄自《破折號》的外國媒體對事件的標題有:《愚蠢的錯誤》(比利時旗報)、《慘烈的沉船》(新蘇黎世紀時報)、《A Bizarre Walkout》(荒誕的出走——泰晤士報)、《尷尬的政治失足》(紐約時報)、《丟北京架》(奧地利輿論報)等等,絕對國際揚威。慣了用屁股指揮腦袋的奴才不懂自由意志,別說他們沒有,他們今次用了,相信離場不是指令是即興,但奴才慣了的人突然給他自由意志,人就會亂,會癲,會失方寸,唔識用,一個二個hang機了。書到用時方恨少,腦到用時方知冇。看真點,他們全部都穿七號球衣。說「不誠實使用大腦」,腦要先有,才能使用。

人無恥則無敵,敵不過人蠢冇藥醫。一路走來,靠無恥就可升官發財的朋黨自我暴露了整團人的冇料,這些一路推銷方案的人臨開波失場,你多努力練波集訓排戰術但埋門前散水,又有何用?還叫了那麼多市民支持你,會沒責任嗎?李怡厚道,說這奇案足笑一世,我說,可笑三世,千秋萬世,得代代傳承如孔融讓梨。

陰謀論有說低智鬧劇乃中央策劃阿爺劇本,我寧可簡單點信是上帝操盤,信若然未報,時辰未到,到天要計數,一干人等「醜得掉渣」。信天佑香港,信邪不勝正。信住先啦。

今次大贏家田大少,不知開了幾多枝香檳、Lafite及DRC,那些唐營原本用來慶祝唐唐登基的美酒,今有用武之地。

今個父親節,肯肯定不少阿媽阿爸全家很開心,阿爺嬲到震。要慶祝,記得:等埋發叔。 

2015年6月20日 星期六

李怡 - 袋一世變笑一世的深層意義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6月20日

梁政權勸香港人「袋住先」;5.31深圳李飛說,中共要香港人「袋一世」;想不到中共港共用了20個月,投入無數人力物力,花了億計冤枉錢,到決戰的立法會投票日,居然製造出一個讓人「笑一世」的驚天結果。納入香港立法會的投票記錄是8票贊成,28票反對。這結果被世界媒體廣為報道,建制派開記者會、發聲明,特首幫他們講話,都無法改變這個正式記錄。

梁特前天說:「投反對票的議員,剎停了香港的民主進程。」這話與立法會記錄不符。投票結果顯示,即使反對的28票都投了贊成票,方案還是得不到三分二支持而被否決。因此,否決的責任應該落在口口聲聲說支持的建制派身上。不是很滑稽嗎?

當慣奴才不須用腦

這個笑一世的事件反映兩個深層次問題。一個是多數建制派沒有個人意志,一味聽阿爺的話,中共說過「一票也不能少」,他們就爭着對這句話表忠。因此儘管一票對結果無關宏旨,仍然要等這個人抱病趕來,以體現中共意旨。事情發生後,有建制派議員第一時間約見中聯辦解釋事端,還有一個憂心忡忡說,怕中央「會嬲」。聲聲遺憾,流淚,就更多了。不就是沒有投票而已,尤其是即使投票預計也不會改變結果。慌甚麼?怕甚麼?奴才闖禍就要在主子面前發抖?

另一個深層問題,是沒法想像當了多年議員的建制派會如此不懂議事規則,可以這麼蠢。要拖十幾分鐘等發叔,一個建制派議員發言就可以了;要暫停會議,也不能在主席宣佈開始投票並計時之後提出,這應該是常識;在會議室的議員是否不足半數,小學算術就夠了,怎會算錯?有網文說,民主派議員多年捱打,苦研生存之道,知道如何利用議事規則拉布、點人數,甚至司法覆核、街頭抗爭,議會中雖屬少數,發言卻往往擊中要害;反之,建制派越來越傾向做奴才,只聽主子號令,發言除了表明立場完全不着邊際,按中共指示投票就萬事大吉,以領旨、領賞、吃喝從政,完全不用大腦,突然間要學民主派玩流會,卻沒有搞清楚規則就拉隊離場,終於鑄成大錯。

用這個笑一世事件來看整個政改議題,關鍵不僅是真普選、假普選,或是否應該袋住先的問題,而是香港的選舉制度是按照《基本法》規定還是按照中共一黨決定的問題。中共國的體制,眾所周知,是黨領導一切,而黨的領導原則是下級服從上級,任何人事任命、人大的法案,都是中共中央常委作決定,然後交給人大蓋橡皮圖章,或下級執行。中共稱之為「一支竹竿插到底」。中共的所謂民主,也講明是「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實際上不是民主而是執政黨當「民王」。《基本法》定下的改變特首選舉辦法的法定規則,是由香港本地啟動,立法會三分二通過,行政長官同意,再上報人大常委批准。人大常委作為上一級立法機關,是審視下一級的香港立法會的決定,再定批准與否。8.31決定卻把人大這個上級定下的框架,交給下一級的香港立法會表決。如果議會只是中共黨的橡皮圖章,那當然就照通過如儀。問題是香港立法會至少有半數以上的議員由普選產生,其中大部份在選民授權下不可能當人大常委的橡皮圖章。當中共人大把一個選舉框架交給港府,並據此炮製出政改方案,卻要低一級的香港立法會去批准高一級的人大決定,這本身就是對《基本法》所定體制的顛覆,其實也不符合中共的下級服從上級的體制。如果香港立法會通過了,那就意味着香港立法會以後都要唯中共之命是從,不再是獨立運作,沒有立法機關應有的尊嚴。因此,通不通過政改,顯示香港立法會會否淪為人大那樣的奴才組織的問題。如果過了,相信2020年的立法會普選,也一定會沿用這種特首選舉方式,即變為「一黨提名」的立法會普選。

不要被「合作」麻痹

還剩幾十秒,作為民建聯的黨團召集人,葉國謙站起來離場,他認為其他建制派也一定會跟隨。他大概習慣了中共領導的一貫作風。誰料自由黨不跟從,包括陳婉嫻在內的另4人也不跟從(其中1人沒有投票),於是鬧出這個笑一世的事件。立法會的「黨領導」沒有實現。

否決假普選,並沒有帶來民主的進步,但深層意義不可低估,它顯示中共在香港推行「人民民主專政」碰壁,建制派要體現中共黨的「一票也不能少」的「集體意志」,卻礙於能力與權威失敗了,而且衍成笑話。基於中共「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的戰術,上任以來一直階級鬥爭上身的梁振英,昨天忽然講合作了。

但民主派沒有贏,而是應該更加警惕,不要被「合作」麻痹了。(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梁家傑:To be, or not to be──在立法會就政改方案的發言稿

2015617


政改,來到即將表決嘅時刻。否決一個「指鹿為馬,得不償失」嘅爛方案,不足惜。最重要係,立足原則,守住「一國兩制」初衷。

莎士比亞名劇《王子復仇記》,有句膾炙人口嘅話,「To be, or not to be」,何文匯博士譯做「忍辱偷生,還是一死了之?」

今次政改,同樣面對一個「To be, or not to be」局面。

中央俾出嚟嘅人大8.31決定,不可撼動,同香港人無商無量。擺到明,唔俾香港人真選擇,擺到明,呢個制度如果香港人「袋住先」,就會「袋一世」。明知係咁,我哋應該「忍辱認命,還是否決了之?」To be, or not to be

我的決定十分清楚,不會動搖,投反對票。呢一票,對得住歷史,對得住香港民主運動的先驅同後來者。

上星期,一千多個公務員無懼秋後算帳,喺聯署公開信咁講:「我們不認為否決政改方案就可以解決香港面對的問題,我們只是認為,通過了目前的政改方案,更會令這個璀璨都市,光輝到此。」

呢段說話十分觸動我,我呢啲生於斯長於斯嘅人,眼見光輝嘅香港近年不斷沉淪,點會唔感觸呢?

如果我們今次通過政改方案,即連拒絕指鹿為馬的尊嚴都喪失,以後就不能再有自己的思想,香港人就從此沉淪。中央逼香港人接受的,不只是一個選舉方案,而是盲目順從的態度,放棄自己的認知與是非心。

九七回歸後,官商勾結變本加厲,民怨沸騰,現行政制係問題根源、係幫兇。中央極左思維主導,誤判形勢,摧毀與港人互信,不斷消耗這一代同下一代香港人對《基本法》、「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嘅信心,處理香港普選問題的專橫態度,等於說,唔等五十年咁耐啦,中央要名義上「一國兩制」,實際上「一國一制」。

中央背信棄義,以人大8.31決定回應香港人嘅普選期望,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半途而廢。一紙白皮書,一道8.31大閘,令香港人極度失望與消沉;引發嘅一場雨傘運動,見證新世代對實現普選再無耐性和信心。

普選特首同立法會,唔係香港人一廂情願嘅非份之想,而是《基本法》白紙黑字,答應香港人回歸後將會享有的選舉權利。

《基本法》廿幾年前寫得唔算差,多項條文以中央「自我約束」精神為本,香港內部事務不受干預,香港制度與價值得以保留。講真,當年唔係咁寫,會有咁多人選擇留低唔移民?九七回歸會有咁順利咩?可惜,中共政府過橋抽板。

中央逃避兌現普選承諾,有迹可尋。保皇派所謂「如果無佔中、無公民提名主張,中央就唔會企到咁硬」,全部係藉口。乖到澳門咁,又有普選咩?

中國外交部曾經披露回歸前中英談判的信件,引述談判期間,「英方問中方能否保證2007年後香港有普選?」,中方答:「中央不用保證,因為這是特區自治範圍內的事務,會由特區作主。」

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主任委員姬鵬飛19903月在人大發言,亦證明《基本法》只係規限九七回歸後頭十年的選舉辦法。

換言之,本應最快200708年可以普選特首同立法會,但中央一路拖延、搬龍門、加強干預,2004年人大釋法,政改三部曲變五部曲,2007年又一次人大決定,終於話,2017可以普選特首,2022可以普選立法會。香港人又懷疑又期待,但好快見真章,又係一次騙局。

去年6月國務院發表《「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宣示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是一個伏線,要香港人準備對政改認命。兩個月後揭底牌,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8.31決定,一錘定音,只准香港實行「中國式普選」,中央要控制選舉結果。

中央一意孤行,要利用提名程序,篩剩23個共產黨認可嘅人「出閘」做特首候選人。香港人走入投票站投一票,實際只係被利用來合理化一個篩選,給予一個「假借普選之名,實為中央欽點」的特首虛假認受性。

最弊嘅係,呢個制度香港人一旦「袋住先」,係千秋萬代,王光亞主任好哲學咁講「修改前,長期有效」。

今次政改一旦通過,中央政府可以向全世界宣稱,按《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履行了它的責任,兌現了普選承諾。既然交了功課,何來誘因和壓力將來要修改,交第二份功課呢?

既得利益特權者聯盟近親繁殖的特首,一旦可以利用選票獲得假認受性,在得其所哉以後,還有政治上的理由,誘因和動力去改變嗎?

政府推銷政改,呃、氹、嚇,咩招數都出齊,官員同建制派仲成日話,「袋住先」啦,將來制度會「優化」,旨在洗腦。「袋住先」就會「袋一世」,係中央定調,根本無得「兜」。

林鄭月娥司長又話,政改過唔到,係「民主退步」。我必須更正佢,以正視聽,一個簡單比較,成為特首候選人,現在是八分之一選委提名,即係要從1200選委當中攞到150個提名;根據8.31決定,就要攞601個提名,門檻高咗咁多倍,係退步,定係進步呢?

其實,何只政改,原本由香港自行管理的其他內部事務,中央干預越來越多。舉例,免費電視牌照事件,立法會應否調查梁振英,中聯辦都要插手,左右議員投票取向。

香港沉淪,「一國兩制」危危乎,除了因為中央干預,還要加上特區政府自身敗壞,而以近三年梁振英政府為甚。

梁振英當選特首翌日一早,去中聯辦謝票,呢一幕,香港人記憶猶新,更刻骨銘心。

梁振英得到中共真傳,將香港「大陸化」,人治取代程序公義,禮崩樂壞,近親繁殖「特權者聯盟」,更以政治鬥爭為樂,事例罄竹難書。

「一男子」隻手遮天,不擇手段阻止王維基經營免費電視,固然是一例;79日雨傘運動,梁振英投下87枚催淚彈,縱容警察一哥濫捕濫告,他並無設法修補社會各方的矛盾,只作壁上觀,仲利用學生的評論文章小題大造,自編自導「港獨」危機以鞏固自己的權位;「重鬥爭,輕民生」之作,還有三年以來,梁振英迫立法會通過撥款成立創新科技局,寧願犧牲其他民生項目,上星期五,明明立法會財委會有四小時,可以審議同通過綜援出「三糧」、公務員加薪、興建安老院舍等無爭議性的撥款申請,但政府唔肯交呢啲項目上嚟傾,務必要成立創科局的撥款申請打尖,議員唔就範,佢就屈議員拉布,誤導公眾係議員阻住佢哋出糧。至於梁振英自身的寓所僭建及收受澳洲企業五千萬元醜聞,他就逃避責任,亦得到中央包庇。

學生燒《基本法》、球迷噓爆國歌、特首民望長期不合格、警隊民望急速下滑、港人身分認同走勢等等,越積越厚的「深層次矛盾」,社會撕裂,靠勉強推行一個「假普選」制度,亦破不了局。

梁振英話,否決政改後專注民生。民主與民生不可分割,梁振英咁講係不切實際。或者,他不介意,社會矛盾越深,越是他的政治本錢。

好多人問,「後政改」,民主運動條路點走落去?我認為,首先,爭取真普選的人包括泛民議員在內,各自穩守崗位,確保立法會否決呢個爛方案。否決後,咬緊牙關,繼續向中央展示香港人爭取民主普選的決心,說服中央,普選不會危害國家安全,政通人和,香港才能安定繁榮,另一方面,發展公民社會的潛在力量,對各項本地民生議題密切把關,作出反應,維護「一國兩制」,與人權、法治、平等、廉潔等核心價值,防止香港繼續沉淪。

有話,當上天關上一度門,同時必會打開一扇窗:過去一年,我見到好多年輕、專業新興力量,百花齊放,如雨後春筍,老懷安慰。只要人心不死,縱使障礙重重,我對香港的民主運動依然抱着希望。

政改一役,民間覺醒後嘅座右銘係「自己香港自己救!」。未來32年,新世代為2047年香港前途而發出的「命運自主」呼聲,只會越來越響亮。香港人,無論屬於邊個世代,都應該分擔呢個責任,維護香港的價值與制度,目標係「一國兩制,跨越2047」。

強權可以壓倒道理於一時,但強權不能永遠壓倒道理。作為無權者,只要我們毋忘初衷,立穩原則,議會內做好把關,與議會外的年青政治力量共同協作,立足香港本位價值和市民最大利益去倡導政策,我有信心香港會終見真普選,香港人能做真老闆。香港能再見政通人和,香港會繼續璀璨,光輝永久。

2015年6月15日 星期一

陳雲 - 香港應與中國締結中華邦聯

紐約時報   2015年6月14日
紐約時報中文網譯文:大陆可与香港建立“中华联邦”

香港2017年特首選舉安排近來再度激發爭論。本週稍後,香港立法會將表決中國政府提出的選舉方案。該方案極富爭議,觸發去年秋天的「雨傘運動」,導致香港數個主要社區長期為抗爭者佔領。

中國政府提議香港特首候選人要由當局操控的提名委員會預先篩選。香港民主派人士表示,這種審查制度摧毀了北京對香港人的承諾:香港特首將由普選產生。

北京訴諸「一國兩制」來替其立場辯解:示意香港有獨特之處,但又假裝香港不過是大陸屬下的一個直轄市。但是,香港與大陸的兩套制度差異太大,無法同屬一國;兩者的關係必須重新界定。

英國1997年將香港交給北京時,香港已經不是中國的一部分超過150年。在此期間,中國大陸經歷了短暫的民國統治,以及較長時間的共產政權統治。大陸除了經歷諸多政治變遷外,還摒棄了正統宗教習俗、正體中文,以及古雅的地方華語,例如粵語。但是,在香港,這些文化資產得到保存,甚至獲得滋養。

香港政權易手近二十年後,香港與中國大陸的文化差異遠非只是趣緻的地方差異:兩套文化其實是競逐華人身份代表地位的對手。相對於中國大陸的文化,香港現今的文化不但比較現代,而且更接近真正的華人特質,也就是更植根於古老的華夏傳統。

這種情況加上香港已經享有相對自主權,在政治上有重大意義。雖然香港名義上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中的一個特別行政區,但它實際上更像與大陸締結邦聯關係的一個實體。事實上,香港與中國大陸未來正是應該這樣互相看待:大家都是正式的中華邦聯中的平等成員,而這邦聯的成員還包括澳門和台灣。

香港的獨特之處與英國的殖民統治大有關係。1925-1926年,廣州爆發長期罷工,事件在香港吸引了超過25萬名支持者。當時的香港總督金文泰認識到,防禦型愛國主義(defensive patriotism)可能促使香港人與他們在大陸的華人同胞聯繫起來。為避免這種情況,金文泰引進政策,培育本地傳統文化──例如聘請前清官員和學者(他們在中華民國變成了過氣人物),到香港新設的官校和大學教授中文經典。

共產黨1949年控制中國之後,香港這種文化復興政策變得更加明顯。除英語外,香港的殖民政府在官方場合傾向使用粵語(而非普通話、客家話或潮州話),將粵語從市井語言提升至學校語言,然後更在法院和議會使用。當局也保存華人宗教和傳統習俗,向外國遊客宣傳它們代表古老的中國。

在此同時,大陸人口大量湧入香港。根據某些統計,1945至1953年間,香港人口從約60萬增至逾200萬,並且隨著共產中國推行集體化政策而繼續增長。相當一部分逃往香港的難民來自上海、寧波、北京和天津,而這些城市當年在商業、教育、藝術和大眾娛樂方面比香港前衛。他們為香港非常傳統的廣東文化引入現代性,而他們也發現,香港的新聞自由和大致開放的文化是自我表現(self-expression)的安全港。到了1970年代,也就是中國人大逃港產生的經濟衝擊大致平息之後,族群混集在香港孕育出獨特的文化產品,例如功夫片。

這種獨特的文化身份,以及香港在英治期間取得的實然自治權,在1984年的《中英聯合聲明》中獲得承認和保護;該聲明界定了香港1997年政權移交的條件和香港此後50年的地位。《中英聯合聲明》要求為香港制定《基本法》,這是香港的準憲法,將「一國兩制」這概念化為法律條文,規定行政長官最終「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

但是,「一國兩制」名不副實,是一種公開的計謀。中華人民共和國雖然獲正式承認為一個國家,在聯合國有席位,甚至在安理會有否決權,但它配不上「人民共和國」這名稱。這個國家沒有民主,憲政只是名義上的,而且不保障人權。它試圖建立一個單一中國文化的民族共和國,但這種嘗試已脫離常軌。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其說是一個有實質內容的共和國,不如說是一個表達願望的概念:它是中國共產黨推銷的一個政治構想,是一種控制手段和賦予政權合法性(legitimacy)的工具。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黨國(party-state),不是一個民族國家。

反而香港有國家的若干特徵。香港有自己的護照、自己的貨幣、自己的貨幣儲備、自己的海關制度,以及自己的法律制度。一些國際機構,例如世界貿易組織,視香港為獨立的成員,與中國並無從屬關係。連北京有時也將香港當成另一個國家:中國大陸有關投資的法律將香港投資者視為外資,中國政府的年度統計也將來自香港的投資視為外資。

文藝復興時期的漢撒同盟(Hanseatic League)是建構現代歐洲國家的基礎,同樣道理,香港現今的準國家狀態最好是理解為通往中華邦聯的過渡狀態。

這構想並非表面看來那麼不切實際。香港是中國歷史上首個藉著與北京締結契約(《基本法》)、得到重大自治權的地方政府。不過,這契約2047年便將屆滿,而香港和中國很快將必須為此後的安排重新談判。香港的經濟活力有賴穩定和可預測的投資環境,而許多按揭和財務安排為期長達30年;也就是說,這些契約的基本變數最遲必須在2017年確定。

北京不會簡單地替《基本法》續期:按照當局的原本構想,50年的期限是一種試驗期。但另一方面,中國政府不能在2047年全面接管香港。近年來,北京半公開、半秘密地日益控制香港的高官、資本、地產、主流傳媒和大學行政機關。但它不能毫無保留地控制香港,因為這會破壞香港的關鍵信譽:法治之下暢順運作的國際金融中心。

北京目前不願授予香港更多民主自由,因為它害怕這會鼓勵香港人有朝一日要求徹底的自主。因此,與其繼續在民主問題上僵持不下,還不如直接處理根本的主權問題,而建立正式的中華邦聯,將能解除北京失去香港的擔憂:中國將不會因為香港獨立而失去這地方。

主權問題解決之後,各方便能比較冷靜地討論中華邦聯各成員適合什麼政治制度。屆時這種辯論涉及的利害將小一些,而香港將有較大的機會得到合適的民主制度。

建立中華邦聯對中國也是好事。它能幫助北京解決香港問題,而且還可以解決台灣問題。而因為邦聯中各成員可以有自己的管治制度,香港邁向民主不代表大陸也必須邁向民主。容許香港按照香港人的意願發展,也有助中國政府維持中國大陸的既有制度。

(陳雲為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香港復興會創辦人;翻譯:Vic

2015年6月13日 星期六

李怡 - 民調逆轉勝,民主未來仍有想像空間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6月13日

三間大學的民調,顯示反對通過政改的市民超過支持者。這一個逆轉勝的結果,不僅遠出於港府和建制派的意料,也是民主派和輿論界包括筆者都無法想像的。

原因很簡單。儘管從普選的法理來說,無論8.31決定還是梁特講的北韓選舉也是普選,都是歪理連篇,特首高官從來不敢接受與任何一位民主人士作一對一的電視辯論,但多數市民對選舉並不熱衷,因為選舉確實與市民的生活不是那麼密切相關,每次選舉,投票率都只有五成或以下,2011年區議會投票率41.1%,2012年立法會投票率53%。由於對選舉不熱衷,因而對選舉議題的爭議理據也就不關注,更何況對一般市民來說,政改議題也太複雜。當被民調問及是否支持一人一票選特首,不太清楚的市民就很自然回答會支持。這是不關心政治的市民大眾的普遍現象。

其次,民調一定是打固網電話取樣,現在年輕人都用手機,接聽固網電話的大部份是上年紀的人,以最新的調查來說,被訪對象有32%屬60歲以上,18至29歲則只有14%。歷次民調都顯示,年長者多傾向支持政府方案,而年輕人則傾向反對。以固網電話作民調,結果幾乎可以預見。

民調走勢出人意表

因此,中共港共對民調支持政改信心滿滿,特首高官和建制派一直力主民主派應按民意投贊成票。掌權者甚至表示,若民主派逆民意而投反對票,要當心在明年的立法會被選民唾棄,也就是張曉明說的「票債票償」。自由黨田北俊說要跟泛民賭一鋪,自由黨和泛民主派都跟從民調結果投票。泛民無人敢接受這賭博,反而強調不跟從民調堅定否決政改。反對假普選的市民總擔心民調會導致民主派有人轉軚,而民主派議員也多番聯署會否決政改,這說明他們也彼此不放心。基於社會這種憂慮,筆者曾提議一些讓人擔心轉軚的老泛民不妨公開宣佈下屆立法會退選,以表明破釜沉舟否決政改的決心。

現在民調逆轉勝,特首、高官和建制派紛紛180度轉調,有的說,民調不止一個,不同民調有不同答案;有的說,民調只供參考;有的說,泛民已說過不會跟從民調投票,所以民調沒有意思。也有民主派議員對一半一半的社會撕裂感傷心,說支持或反對沒有對錯;有民主派議員說「何喜之有」?這些表現似乎證明確有泛民議員意志動搖,因此才說沒有對錯、不會高興這些話。

反對或支持港府提出的政改方案,肯定是對與錯的角力;而終於逆轉勝則證明香港不關心政治的市民的醒覺,在老一輩佔民調被訪者多數的情形下,反對者仍多於支持者。這說明越來越多的市民已明白過來,一方面知道這事與自己利益有關,另方面也逐漸知道政府的爛方案不可以接受!民調逆轉勝當然應該高興。

左報和親政府人士說有其他民調結果支持政改,他們提出的都是有親共背景的民調,比如民建聯、工聯會、新民黨、新界社團聯會,沒有一個團體是學術機構,有的民調只訪問了300個自己的會員,得出的結果根本談不上公信力。這些親共民調其實可以說是誤導了北京的香港政策掌權者,使他們以為一黨提名的所謂「普選」得到香港民意支持,於是從白皮書,到8.31,到深圳的京官硬話,北京的決策越趨強硬,實際上是跌入了親共民意的陷阱,越來越走向香港市民的對立面,以致終於出現了民意大逆轉。


政改投票並非終結

民調逆轉勝,說明立法會政改投票並不是事情的終結。首先,中共港共說的「票債票償」將會有反方向的意義。田北俊前天表示不會跟從民調投票,因為反正民主派27票反對已肯定使方案通不過,所以自由黨的5票也沒有意義。筆者希望他再思考一下,因為從民意趨勢來看,明白爛方案的市民越來越多,民眾的政治關注和醒覺會是今後的發展趨勢,他真要考慮明年立會選舉的「票債票償」問題。其實,對其他建制派也一樣。因此,下周三的政改表決,否決固然難有懸念,但多少票反對、多少票棄權,仍是對香港未來政治發展的關注焦點。

其次,如果民調逆轉勝出乎所有人意外的話,那麼我們應該有信心,只要民心所向,任何事都可以發生,任何奇蹟都會出現。年底的區議會選舉,和明年立法會選舉,支持民主的市民都要更積極參與,不要放棄。年輕的年齡層,在區議會的投票率一向偏低,許多有意從政者對參選區議會不積極。新世代參選立法會未見端倪,選民登記也沒有較大進展。兩個選舉都是目前香港合法的佔領運動,如果所有參與佔領運動的市民都以較大精力投入這兩個合法運動中,香港的未來就不會絕望。(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2015年6月12日 星期五

黎蝸藤 - 澄清幾個關於美國選舉的謬論

2015年6月12日

【明報專訊】美國總統選舉制度常被拿來和香港特首選舉相比,有以總統選舉中種種「不完美」之處為政府方案辯護,惟那些指摘卻並非事實,須做澄清。

一:美國初選是篩選。有兩個問題要搞清楚:初選是否像提委會一樣的篩選?若初選失敗了,有沒有其他途徑參選?

初選屬被人大否決了的政黨提名。政黨要選擇出一個候選人,目的僅為讓本黨候選人勝算更大。它不是由少數人指定一個人選,而是同樣通過普選產生。初選期間,參選人需要到各州拉票,通過民主普選的方式贏得各州的選票。絕大部分州,只要登記為該黨選民就可以參加該黨的初選投票。登記很寬鬆,只要聲稱是該黨選民即可,在一些州甚至連獨立選民或他黨的選民也能參加該黨初選。

故美國的初選也是民主選舉,2008年是奧巴馬而不是希拉里被提名,其原因僅僅是奧巴馬贏得了選舉。正如世界盃中德國隊不是被「篩選」到決賽中的,而是靠6場比賽的勝利而站在決賽場上一樣。巴西半決賽1:7輸掉了,若抱怨說被篩選出決賽,豈不是笑掉天下人的大牙?

多途徑參選總統

美國選舉還留下其他途徑。失敗的參選人(或獨立人士)可以憑藉獨立候選人的身分通過公民提名方法參選。美國各州都規定若有意參選的人能夠拿到本州一定比例的選民簽名支持,就可以把自己的名字印在選票之上。歷史上有不少人這麽做,最近一次有名的就是百萬富翁佩羅。他們甚至可以另組政黨,譬如老羅斯福就沿此途徑幾近贏得大選。即使未能在各州取得公民提名,選民想選某人還是有辦法的:選票中留有一項「其他人」,選民只要寫上該人的名字即可。

故美國在制度上保障了平等而無不合理限制的被選舉權。把普選產生的初選類比為由少數人控制提名的篩選,不是無知就是別有用心。

二:黑人在1960年代才有選舉權。美國黑人早在1870年就普遍享有平等的選舉權。第15條憲法修正案明確規定「合衆國公民的投票權,不得因種族、膚色或曾被強迫服勞役而被合衆國或任何一州加以剝奪和限制。」自此,全美範圍內的黑人就已經擁有和白人一樣的平等投票權。

當然之後美國南方一些州的很多黑人還是被一些技術上的方式實質上剝奪了投票權,這些方式包括語言能力測試及人頭稅等。惟這些限制儘管針對的多為黑人,並沒有在制度上剝奪了黑人的選舉權:只要一個黑人通過了文字測試又交了人頭稅就有權選舉。這些限制對其他人種也是平等地適用的,即使是白人,若不能符合這些條件也沒有選舉權(除非他的先人已有投票權)。

現在看這些限制是錯的,但在當時,這種限制特別在南方各州是普遍被認為是合理的。美國婦女到1920年才有投票權,當時有這些認識並非不可理解。即便在今天的香港,人民素質低和月薪不足一萬四,也被作為不能給人民真普選的理由,說是會造成福利主義和民粹主義。1960年代的民權運動涉及選舉的是廢除了南方州中殘存的已被視為不合理的限制,而非賦予選舉權。

普選成潮流 選舉人票徒具形式

三:總統不是普選而僅由選舉人選出。美國總統選舉形式上的最後一步是由538人組成的選舉人團投票。但從19世紀前期開始,當普選總統成為各個州的潮流之後,選舉人票就完全變成一種形式。選舉人並不是按照自己的意願去投票,而是按照在大選中本州選民根據一人一票的原則而產生的結果進行投票。絕大部分州採用勝者全贏的規則以體現州的意志。在很多州,選舉人票是法律規定必須這麽投。即便沒有規定的州,選舉人也按照傳統這麽投。歷史上,僅僅有極少數例子是個別選舉人投票的結果和本州選舉的結果不一致,而它們都沒有影響誰獲勝。這些個別例子能產生,也是因為這些人知道自己的投票對大局無影響的結果。

美國人在選舉當天就能夠知道誰是總統(除極個別情况),而不必等到選舉人團形式上投票的一天。事實上,很多人根本不知道選舉人團在哪一天投票,因為那根本不重要。故今天選舉人團制度僅僅有兩個意義:一是歷史傳統,二是對作為聯邦制國家給予各州不同的投票名額的直觀體現。

四:各州選民的選票效能並不相等,因此不平等。和該論調相匹配的是在美國出現過4次候選人贏了普選票卻輸了選舉人票。這是質疑中唯一有部分道理的。簡單解釋,美國是一個聯邦制的國家,無論從歷史還是法理上,每個州都是獨立的單位。故除了考慮不同州的選民之間的平等之外,還要考慮州和州之間的獨立性和平等問題。如果各州完全按照人口分配選舉人票,那麽小州的聲音就會被淹沒。在制憲之初,美國就為平衡大小州的利益精心設計,現時制度是平衡點。當然有沒有更好的制度呢,美國國內也有不少探討。

世界上沒有十全十美的東西,民主也一樣,沒有完全令人滿意的民主。這不妨礙我們認為某些國家的民主制度相當不錯,有的國家相當不民主。民主與否並非0和1的關係,而是一個百分比,有90分的民主,也有10分的民主。不能說別人「僅僅」拿到90分,就為自己的40分沾沾自喜;也不能把別人早就拋棄的過時的認識和標準,作為自己今天的認識和標準;更不能說別人要走100年,我們也不能太快,別人走過彎路,我們也要再走一次。在「地球是平的」的今天,這種理論肯定不能得到大多數人,特別是年輕一代的支持。

2015年6月7日 星期日

陳電鋸 - 動員當民意——不存在的「主流民意」

星期日生活   2015年6月7日

【明報專訊】上次〈不存在的「主流民意」〉一文於本版刊登後,傅景華博士和我決定持續關注政改民意的走勢,繼續收集政改民調數據。

四月尾一直更新至今的整整一個月,民意調查的數量有增無減。在〈不〉一文我們曾經指出絕大多數的民調結果都不完全透明,情况並沒有因為該文刊登後有改善,坊間民調機構依然我行我素,不認為透明度其實都是公信力的一種。那又難怪,正如誠實在香港不是從政者的要求,在香港經營民調機構也不一定需要公信力。

我們發現仍有組織發表具爭議的「民意調查」,其中有新民黨和公民力量合作進行的街頭訪問的真確性有學術界人士在報章討論過。但事實上此類沒有民意參考價值的「民意調查」實在不止新民黨一家,其中一個最觸目驚心的例子是港區婦聯代表聯誼會在5月26日發布的「民調」,樣本數目有2801人,實在非常巨大。港區婦聯「民調」指出,有84%「民意」指出立法會要通過政改方案,是我們數據庫中有史以來最高的比率。但細看研究方法,其實那2801人是怎樣籌集回來的呢?當然不是通過隨機抽樣,而是港區婦聯代表聯誼會成員及衛星機構人員的人際網絡取樣。以如此方法取樣,我反而奇怪為何結果不是100%。如此調查如此結果,當然不應說成是民意,但我竟然也見到有報紙在報道此「民調」時,直寫袋住先「民意持續佔優」,令人汗顏。

社會上有一類意見認為,一般民意調查只包括千多人,何來代表性呢?「以數比數」地認為2801人的調查比千多人的調查可信,甚至有人指百幾萬人簽名,才是民意。統計學上的代表性,包括筆者在內已有不少人苦口婆心解釋過無限次,但公眾仍然是無法理解,令人扼腕。我本也不想再廢唇舌,只引統計學傳奇人物圖奇(John W Tukey)在駁斥金賽報告(Kinsey Reports)以一句話解釋何謂統計學上的代表性,就是「隨機抽3人也好過由金賽先生選出來的300人」(A random selection of three people would have been better than a group of 300 chosen by Mr Kinsey)。換成香港的情况,我想可以說成是「隨機抽3人也好過由港區婦聯及衛星機構人員選出來的2801人」。街頭調查、簽名運動和港區婦聯之類所報出來的結果,屬於動員多於民意。只要人是動員出來的,就已經違反了「隨機抽樣」的原則。

三大民調作為硬新聞

沒有幾人指出這些判準簡單的學術問題,但大學機構以學術標準進行民意調查,卻因結果不似預期,反而變成了爭議。我幾乎天天都在親建制媒體見批評文章,就連《澳門日報》也要參一腳,干預鄰埠事務,專文痛斥〈三大民調居心叵測〉。我想,這就是港澳兩個特區這個預設立場才羅織證據的社會悲劇。

三大民調天天都有公布,但並不是每次都會有傳媒報道。當然,news is about change,事情有轉變才算新聞,結果沒變報道都沒有意義。但到底不同傳媒是否以同一理念處理三大民調的新聞呢?我研究過幾份主流報章如何將三大民調選作港聞版硬新聞(hard news)的情况。我發現《蘋果日報》將此作為硬新聞的次數最高,這點並不意外。第一奇怪是兩份主流建制報章從沒有以此作為硬新聞。另一奇點是,傳統親建制媒體如《大公》、《文匯》、《商報》,雖然幾乎天天都有評論三大民調如何不濟及別有用心,竟也曾有用三大民調作為硬新聞。以《文匯》為例,在報道5月16日的三大民調結果,當天的報道相當正常,沒有將民調標籤成「鍾氏民調」大加批評,也許是因為當天的袋住先比率開始上揚。看來,輸打贏要的確是香港的核心價值,本來的「敵我矛盾」也可暫時下放成「人民內部矛盾」。

持平而論,各界對電話民調的質疑我覺得值得一談的,是固網電話是否仍是有效的抽樣框架(Sampling Frame)的問題。各國民調都面對固網電話不再盛行的問題。美國在去年已有超過四成家居沒有安裝固網電話,只用手機。外國民調機構如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認為只以固網電話網絡抽樣,是無法有效作出隨機取樣,故此已改用雙框調查(Dual-frame survey),即在固網及手機號碼都作隨機抽樣。但當然,作雙框調查成本較高,而最要命的,是固網和手機隨機抽樣抽出來的人,連背景和政治立場都有分別。從固網隨機抽出來的受訪者,立場偏向保守;手機受訪者,相反立場會較為開放。

質疑電話民調

我能夠找到與香港有關的雙框研究已是2005年香港大學社科系劉嘉寶和白景崇的研究。他們的結論與外國類似,就是手機和固網隨機也會抽出不同的人,手機受訪者失業者比率較高。香港的固網覆蓋率較美國為高,可能因此沒有迫切需要開展雙框調查,故此此方面的在地研究由2005年起停滯不前。我希望有人可以再次研究雙框調查,看看現在是否需要引入。

最後,既然我有一直收集政改民意調查結果,其實也有每天更新上次只到4月尾的統合分析。結果只發現更加沒有證據證明有過半數民意支持袋住先。由4月政改方案公布開始,我們見到下降的趨勢。原因未必是民意真的有下降,可能只是因為本年頭的民意調查由非大學團體主理,而三大在此時開始滾動民調,統合分析結果就傾向三大調查。統合分析的結果曾一度發現支持袋住先比率明顯低於一半,但在5月尾香港研究協會發表她們聲稱隨機抽樣並有過兩千人的「超級民調」有破紀錄的64%支持袋住先,統合分析結果被拉了起來。

我已將統合分析原始數據、分析軟件甚至結果都上了網,因為我相信透明度等於公信力。在這個政改最後直路,我會持續每天更新數據。網址:chainsawriot.github.io/pocket

2015年6月6日 星期六

李怡 - 正視「票債票償」的新形勢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6月6日

深圳之會令民主派對否決政改再也沒有懸念。梁振英所謂要盡力爭取也以他自己的離港外訪而又一次自我證明是胡謅,林鄭的游說也只是要交戲。昨天曾鈺成說,政改表決難有出人意料的變化,行政管理委員會會研究表決期間,立法會大樓的保安措施。他提出保安措施,顯示他擔心萬一有泛民議員轉軚而政改通過,將可能導致的立法會外群眾的激烈行動。

張曉明在深圳要香港人「票債票償」,和梁振英提出把民主派踢出立法會,說明中共港共的目標根本不是要實現一人一票選特首,而是要藉這個選舉議題清洗立法會。這是香港所有支持民主的政團和市民必須警惕的政治新形勢。

有兩個值得注意的徵象,一個是看似小事的懷仔事件,另一是六四集會的啟示。

懷仔事件儘管最終自願遣返,但由中共嫡系組織工聯會的最有民望的議員出頭為三非人爭取居留權,又有政府高官力撐考慮給他入學,頗有為三非人來港測試水溫的味道。若港人基於憐憫心而對此事不聞不問,很難保證未來不會有不受限制的大陸人大量來港,並由此改變香港人口結構。若習慣被管的大陸移民漸居多數,香港民主的實施就更無望了。

六四集會的啟示

六四維園集會在雨傘運動的推動下,人數反比去年少了幾萬人,但仍然有十三萬人參與。支聯會在民意壓力下,集會滲入雨傘元素,取消唱《中國夢》,改為《撐起雨傘》。由於學聯退出,站台的換上四大學生會代表,他們在台上焚燒《基本法》,高呼「命運自主」,表達了年輕一代的心聲。這應該不是支聯會預料會發生的。在港大和尖沙嘴,另有數千不認同支聯會的民眾參加悼念活動。

民意希望支聯會今年結合當前的政改議題,以六四來推動香港民主。支聯會部份採納,但仍然繼續彈「平反六四」「建設民主中國」的老調。

台灣《蘋果日報》在六四當天刊出一篇楊長鎮的文章《被「平反」顛覆的六四》。

文章說,八九民運引爆後已直指民主和人權的普世價值。「但中國人揮之不去的潛意識裏,國家、民族的巨靈不但降臨在廣場上空,甚至在大屠殺事件後,人民與受害者仍必須乞求於巨靈的救贖。在『平反』的話語空間裏,六四成為一種關於國家與人民的主奴哲學。」「紀念,乃成為一種膜拜……。等待誰來平反六四?誰能平反六四?關於『平反』的話語,無意間將『人』或『人民』去主體化。這樣文不對題的荒謬錯置,使『平反六四』的訴求變成對六四意義的終極顛覆。」

香港主權已回歸中國,而這個中國是一黨專政的中共國,客觀現實是中共國對香港操生殺大權,但不能因此而認為中國大陸有民主香港才可以有民主,因為按照《基本法》,香港是實行另一制而且寫明要實現特首和立法會普選的。香港人據法力爭,確實毋須考慮中國是否實現民主。這是香港年輕一代的觀念,他們焚燒《基本法》,不是否定《基本法》而是抗議中共將《基本法》當廢紙;他們不會認為「中國無民主,香港怎麼爭取到民主?」也不會認為「爭取香港民主,不可忽略中國民主」。支聯會設定聯繫本土的六四討論主題是「建設民主中國的本土意義」,這不是立足《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的應有議題。

我們不能再內耗

香港仍然有十多萬人參加六四集會,並不等於參加者對支教民的民主觀念都支持。有朋友到維園給筆者發來短訊:「我到維園了,因為這是一個在過去26年來我們同心控訴中共暴行的地方,我捨不得離開這個地方,起碼這是一個人類良心的標誌。……在有另一個更能凝聚力量的組織出現之前,我想我仍會出席支聯會的六四晚會。我們不能內耗,我們輸不起。」

沒有錯,尤其在張曉明提出要香港人「票債票償」,而大陸人又等着來香港改變我們的核心價值的關頭,香港人真應該減少內耗。筆者曾經提議老泛民宣佈下屆退選,來顯示他們堅定否決政改的意志,但現在看來否決已無懸念,面對「票債票償」的鬥爭新形勢,筆者只寄望民主派,不論新老,都認清形勢,擺脫「關於國家與人民的主奴哲學」意識,立足本土,全力打好區議會和立法會選舉這兩場硬仗,盡可能進行世代交替,盡可能支持青年一代參選。筆者也希望溫和派和本土派彼此多些寬容,老一輩的主奴意識不是一時三刻可以改變的,支聯會今年已稍有變化,民主黨也在政改中企硬,在中共港共揚言要「票債票償」的時刻,民主人士同心協力極為必要。(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2015年6月3日 星期三

李怡 - 階級鬥爭推政改,票債票償新戰場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6月3日

原以為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饒戈平指擴大提委會選民基礎有討論空間,意味中共可能在政改表決前會稍稍鬆手,使有意轉軚的個別泛民有下台階,豈料饒的鬆口原來只是誘導民主派議員到深圳聽訓,而中共高官可以藉此給香港人幾個耳光,並開闢香港階級鬥爭的新戰場。如果所有的民主派都拒絕前去,中共高官就唱不成這台戲了。

中共打出的第一巴掌不是打向想盡辦法希望調和民主派與中共矛盾的超級溫和派,比如主張白票守尾門後又提議押後表決的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陳弘毅、提出公司票改為個人票的黃成智,或仍然抱希望中共可接受三軌提名「非缺一不可」的民主黨單仲偕;第一巴掌是打向林鄭政改三人組,以及附和的建制派,因為他們一直游說香港人,即使方案不符理想,也可以「袋住先」,開始了一人一票之後,就還有優化空間。中共高官在深圳一巴掌打下來:沒有。表明8.31決定不單在2017年特首普選有效,而且長期有效、適用於以後各任特首。中共等於認同泛民所指「袋住先」就是「袋一世」。這一巴掌使政改三人組及應和的建制派,所有政府的政改宣傳,不僅前功盡廢,而且表示他們沒有站穩中共立場,合該挨打。

向香港人打出三巴掌

中共打出的第二巴掌,是打向所有認為8.31框架下的選舉是「真篩選假普選」的論述,包括筆者的論述。我們一直以為8.31框架是公眾沒有提名權、沒有普及的被選權、對參選者有不合理的限制,但我們以為市民的選舉權還是有的,儘管「一黨提名」,最終仍是由選民一人一票選出特首。中共高官這次告訴我們,只要是中共認為「別有用心」的人,那麼即使當選,「中央也會堅決不予任命」。這也就證實了早前劉兆佳所說,普選出來的人,對中共來說只具「參考意義」,中共可以任命或不任命。比如3個候選人是梁錦松、葉劉淑儀、梁振英,普選投票結果是梁振英得票最少,但中央仍然可以根據普選的「參考意義」任命梁振英為特首。這一巴掌顯示出香港過去兩年討論入閘、出閘都是多餘,8.31設計的不容「一些人」入閘、出閘的規定也多餘,既然中央可以對不合意的人即使選出也不任命,怎樣提名、要不要篩選就沒有意義,而所謂的一人一票選特首就不僅不是普選,而且根本就不是選舉啦。選出而不任命的事,舉世所無,即使在「民主集中制」的中共國,也極罕見,比如省人大選出省長,中央會不任命乎?

中共打出的第三巴掌,是打向所有香港人。中共高官在深圳告訴全香港市民,搞這麼多大龍鳳,目的不是要特首普選,甚至不是要立法會通過政改,而是張曉明說的,要選民對於否決政改方案的議員用選票來表達自己的憤慨,「票債票償」。他又指,「保普選反暴力」大聯盟收集到121萬個簽名支持政改方案,具可信度及震撼性。而李飛說支持政改與否,「是支持還是反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試金石,是轉向合作共贏正道還是繼續走對抗俱損歪道的分水嶺」。那就是中共要在香港貫徹一分為二的「階級鬥爭」也。

這也是梁振英上任以來一直貫徹的路線。3月他上任3周年時,他呼籲選民明年用選票把民主派踢出立法會。上周他在答問大會上,三次提出「民意調查機構去問一問這個問題,就是說:如果政府這個政改方案被否決,被立法會否決,負最大責任的是甚麼人?」這問題本身帶有誤導性,因為它給不大清楚政改的被訪者的印象是「政改方案」是個好東西,就像問市民減稅、免差餉、每人派6,000元,如果被否決誰要負責一樣。但如果問加稅、加價、加交通費,被否決誰要負責,那麼答案就一定是政府要負責了。

目的是要清洗立法會

為什麼說這一巴掌打向所有香港人呢?因為中共看死了香港人對政改不求甚解,和喜歡貪一時便宜,「有票,點解唔要」就擊中港人要害。另外,也看死了民主派內訌,臨到選舉更會互相攻訐。於是利用這次政改再次把民主派打散,更用愚民戰術要市民對否決政改的議員「票債票償」,以達到梁振英要把民主派踢出立法會、清洗為單一建制議會的目的。開闢這個階級鬥爭新戰場已急不及待,據聞梁振英決定政改表決不延後,本月17日就提交立法會矣。

這一巴掌香港人應該醒來了。甚麼特首普選、甚麼政改,都是假戲,中共和港共的真正目的是藉政改在香港搞階級鬥爭,而戰場則已瞄準年底的區議會選舉,特別是明年的立法會選舉。張曉明要香港人「票債票償」,我們要怎麼看待這個階級鬥爭新形勢呢?(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2015年6月2日 星期二

黃世澤 - 中共總要重複犯錯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6月2日

泛民與北京官員在政改草案交付立法會審議前,於深圳會面。一如所料,在北京堅持人大八三一框架下,要對行政長官候選人作出篩選,泛民不願讓步,雙方不歡而散。

王光亞指支持政改是無愧於歷史的決定,中聯辦主任更指反對政改將遭到票債票償。現在的共產黨官員,幾沒有真心相信唯物辨證論,以為他們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但只要他們比照英國人處理愛爾蘭問題上灰頭土臉的歷史,支持政改肯定是極糟的決定,而遭到「票債票償」的,隨時是土共。

為維護特權拒絕改革

應付來自愛爾蘭的自治壓力,大英帝國政府由十九世紀末已經一次又一次推出自治法案(Home Rule Bill)。英國給予愛爾蘭的自治,遠比今天中國於香港實施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實在得多。根據歷次的自治法案,兩院制的愛爾蘭國會掌握大部份愛爾蘭自治權力,只有國防和外交歸倫敦中央政府,愛爾蘭人可以民選八十多席英國國會議員,比起香港人不能民選全國人大代表好得多。但由於英國一直未能通過或落實自治法案,一九一六年最終爆發復活節起義(Easter Rising),一九一八年代表溫和派,願意留在英帝國的愛爾蘭國會黨(Irish Parliamentary Party)慘敗於愛爾蘭共和軍政治組織新芬黨(Sinn Fein)下,導致愛爾蘭獨立戰爭,英國永久失去愛爾蘭南部。

英國失去愛爾蘭南部,與上議院(House of Lords)屢次否決政府提出自治法案有關,上議院為了保護新教徒在愛爾蘭的特權,不願還政於民,結果愛爾蘭民眾完全不信任倫敦,投向愛爾蘭共和軍一方,甚至有部份愛爾蘭國會黨成員都加入愛爾蘭共和軍,闖出大禍。現在北京為了保護土共、中共甚至商界的政治特權,不惜搞篩選。這不單令溫和泛民難以維持支持者,更會將更多人推到激進這一邊,甚至認真考慮港獨問題,那不知誰真的當了民族罪人了。

張曉明十分欣賞周融做的假民調,又聲言泛民可能被票債票償,很可能張曉明以為投票造假是行得通,例如大量不知從何而來的幽靈選民,或包庇一些劣質老人院舍繼續存在,換取這些院舍強迫老人家投票給土共。甚至以為國企以至商界提供的大量蠔油、豉油之類東西,就可以真的令泛民落選,土共掌握權力。有這種想法的中共官員,與從前台灣國民黨一樣無知而幼稚。國民黨以前便是在台灣玩得太多這類把戲,令不少人極其痛恨國民黨,甚至中國本身,成為了今天中國和台灣合為一國的主要阻力。張曉明如果發動土共以至周融一類人物在選舉造假,令反對政改泛民大批落選的話,日後搞出像台灣中壢事件之類的暴力事件便不會令人見怪。今天台灣人仍然不是百分百相信選舉,國民黨造假的陰影相當關鍵。

假如中共真的知何謂歷史,何謂唯物辨證法,當知人類大勢不是個別人主觀意志可以轉移,中共應放棄篩選想法,並將民主派中的民族主義吸收其中,藉民主來鞏固中國在香港的管治。但看來中國很大機會重複英國人,甚至國民黨人過往的錯誤,香港由民族主義者作為大多數,轉成傾向分離主義的為多,由量變到質變,這責任不由中共一干不懂歷史為何物的蠢材來負,還有誰更適合來負?

2015年5月29日 星期五

呂大樂 - 矛盾不會化解 爭拗不會停止

2015年5月29日

【明報專訊】誰會想到,這一年多以來,圍繞着政改所發生的事情,會演變為一場「令人不會想笑(又或者笑不出來)的黑色喜劇」。

目前最多人所關注和感興趣的問題是,立法會會否通過由特區政府所提出的政改方案。大部分有關的討論,集中在應否通過的問題之上。但應該還是不應該,是一個選擇的問題,是關於價值取向、判斷,多於客觀分析。相對而言,較少討論的是(無論認為應否通過都好)究竟有沒有機制可以促成政改方案得以通過。

我的答案很簡單:沒有!我們現在的處境相當奇怪,就算有足夠議員心底裏(基於不同的考慮,不一定認為那個方案合理)願意接受政改,他們基本上也很難說「好的」。首先,到目前為止,民意始終未有出現一種壓倒性的或者起碼是超過三分之二的所謂主流意見。在政改這個問題上,香港社會的確是出現了嚴重的分歧,而至今仍然無法拉近彼此的距離。原先很多人所以為有可能出現的民意轉向,並未有成為社會大眾都能感受得到的狀態。很多人未受說服,全面接受8.31決定所定下的框架;北京以為只要一直硬下去,香港市民便會自我調整,這顯然是不太理解一般香港人的性格。港人的民意並沒有出現一些人所預期的變化。

更重要的是,假如手上拿着關鍵票的泛民議員決定支持政改,他們必須要承受原有的一批支持者的離棄(而建制派的選民亦不會因此而轉過來支持他們),而且立即受到不同形式的追擊,在政治上差不多等於自殺。以目前那所謂的談判(其實並不存在)而言,很難想像他們可以砌出一套什麼道理來自圓其說,為自己改變決定來作解釋。在這樣的情况下,要他們轉投支持票,機會是微乎其微。這的確是一個生存的問題,他們不可能不作此考慮。

但弔詭的是,假如政改就是這樣發展下去,無法在議會會議上通過,那便很難找到一次龐大的社會動員的機會,既表達不滿,又向北京示威。我想說的是,對那些很想發動另一波佔領運動(以向北京施壓)的活躍人士來說,他們不斷給泛民壓力,將他們牢牢的綑綁在一起,防止出現所謂的轉軚,換來卻是整個政治程序回到議會裏面,令體制外的社會力量缺乏一個動員起來的機會。簡單的說,就是出師無名。站在發動大型集體行動的角度來看,最完美的劇本是泛民有人轉軚,剛有足夠票數通過方案,那麼來一次包圍立法會、再次發動佔領運動,可謂順理成章。但如果政改沒有通過,那麼立法會門外的群眾如何是好(在街頭上慶祝?順便佔領幾個小時?),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

社會穩定有賴泛民否決

在某個意義上,建制派(甚至包括北京)所期望見到的社會穩定,有賴於泛民否決政改——這樣至少可免於見到另一波佔領運動。雖然口頭上建制派是支持政改(作為一貫支持中央的態度),但實際上他們在整個過程中寸步不讓,而且絕對不想放棄現有政制對他們的照顧,所以政制原地踏步,他們在旁偷笑。與此同時,他們既痛恨又害怕佔領運動,有人(而這剛好是自己的對手)幫忙消除了這樣的威脅,可謂求之不得。在過去一年多的日子裏,如果有所謂的贏家,就是建制派:在政治上毋須妥協,而制度也沒有修改,一切照舊。

當然,我相信在很多活躍分子的心目之中,他們根本就不需要什麼出師有名,亦一樣可以採取行動。對此蠻有信心的年輕人,我遇過。問題是:如果真的要發動第二波的話,場面沒有上一回的壯觀,便很難說是顯示實力。那麼,現在有條件搞一次規模更巨大的佔領運動嗎?

再發動佔領 不是隨便說說

關於這個問題,最好由活躍分子來作出判斷。我只想提出一點,就是大型集體行動需要一個爆發點。雖然北京以為上一回佔領運動乃外部勢力所為,以至後勤支援不斷,愈搞愈熱,但其實只要留意整個運動的發展路徑,不難發現3點:一是佔領運動不是「佔領中環」。它既不是「佔中三子」所精心設計,也不是由他們來領導。這說起來是有點尷尬的,但打從運動爆發之後,他們便被邊緣化。佔領運動並非北京所想像的一個組織嚴密的社會運動,而它作為一個社會運動,同時也包含了不少集體行為(collective behaviour)的元素。二是運動的出現是由一個爆發點所引發——如果沒有拘留學生領袖、沒有警察禁止市民運用天橋前往政府總部、沒有大量熱心市民堵於金鐘港鐵站海富中心出口外、沒有群眾衝出夏愨道……我說引發整場運動乃由一個爆發點所觸發,並不等於貶低它的社會、政治意義;對此分析和討論,旨在了解如何進行社會動員。在不久將來,如果政改沒有通過,那麼到時又會否有一個機會、爆發點來令群眾聚焦,再而採取行動呢?或者有人會認為這種對社會動員、行動的理解已經過時,今時今日要給特區政府製造麻煩,那還需要什麼聚焦、聚眾?分散的小集體、似無還有的竄擾性行動,也是抗爭的一種,而且相當有效(至少在引起特區政府、建制派,甚至北京有所反應的意義上)。這連繫到我想說的第三點,就是組織的重要性。佔領運動的爆炸力源於群眾的自發性,但這也是後來無以為繼的一個重要原因。佔領運動中對「大台」的不信任(不是以一個「大台」取替另一個「大台」,而是追求不設「大台」),或者反映出參與者的政治理念,但當鬥爭變為持久戰的時候,這種做法的弱點便表露無遺了。總結以上3點,要發動新一回佔領運動,並且規模要更大、鬥爭更持久,這倒不是隨便說說的事情。

理論上,如果有幾位泛民願意犧牲小我,施其苦肉計,投票通過政改,勢必令群情洶湧,那是可以幫手促成另一回佔領運動的。而在泛民之中,誰會有可能做這回事的,肯定不是溫和派。那由誰來做呢?泛民中的激進派。只有激進派才可以有這種「反轉再反轉」的能力,以更高更大的口號,壓倒年輕人的激烈言語和動作。所以,如果北京極想通過政改,他們的策略應該是向激進民主派入手,「挑機」一番,引他們出手,而不是向優柔寡斷的溫和派游說。而到了再發生佔領運動之時,北京又可順手鎮壓,既可通過政改,又可打壓活躍分子,一舉兩得。這聽起來頗為荒謬,但更值得深思的是,為什麼這個處境沒有發生。

或者,連北京也怕亂。又或者,是他們充滿信心,當政改未能通過之後,將歷史責任全推到泛民身上,到了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到時便如梁振英的呼籲:將泛民掃出議會!如果成事,則將會是九七回歸以外,行政立法之間的關係第一次全面受到控制。


問題是:如無意外,這個如意算盤不易打響。

每個社會都有它的特殊性,內地講國情,而香港也不例外。香港市民(更應說是選民)對泛民肯定頗有意見,而對目前社會的狀况,亦一定有話想說。不過,到了重要關頭,他們會否完全放棄泛民,又是另一回事。1997年以來香港政治發展的一大特色是,不是選出最好,而是防止出現更差的。他們未必對泛民情有獨鍾,但總覺得不能完全交出監督、制約特區政府的工具。在沒有太多選擇(畢竟建制派實在缺乏獨立意志)的情况下,選民會策略性地給泛民留有餘地。在區議會選舉中泛民或者會被對手打個落花流水,但到了事關重大的立法會選舉時,則相信仍會得到選民的照顧。要掃走泛民,並非想像般容易的事情。而我們可以想像,梁振英愈加兩錢肉緊,呼籲選民踢走泛民,則他們會有更高的生存機會。諷刺的是,在某個意義上,泛民要死裏逃生,還得多靠現屆特區政府繼續自鳴得意。

泛民議席或減 激進替代溫和

我估計,泛民可以在新的政治環境裏繼續生存,但至於哪類泛民有機會當選,則較為難說。理論上,北京、特區政府、建制派均不喜歡激進泛民;單是「拉布」這個動作,便令他們覺得極其厭惡。但他們對付泛民的方法,卻一直是令溫和派難以討好,而這間接促成泛民內部的替換——對不少選民來說,既然要揀泛民,與其選溫和一翼,不如支持激烈一派。如果泛民的角色就只是關鍵少數,那確實應選能製造聲浪的一群。如此這般,要將泛民掃出議會,那恐怕成功機會不大。更有可能發生的是,泛民議席有所減少,但重要的變化是由激進替代溫和泛民,從此議事堂上就更為熱鬧。


這會是好事嗎?天曉得。我的觀察是矛盾不會化解,爭拗不會停止。不過這都是後話了。至於未來數星期,且看結局早已事先張揚的劇本,可以怎樣演下去。

網址:http://www.facebook.com/synergynet.hk

2015年5月28日 星期四

歐陽偉豪 - 政改宣傳的語言現象:合憲

2015年5月28日

【明報專訊】政府常說政改合憲,警方積極盤問智障男子,兩者如何綜合起來透視政府的思維呢?

用慧科新聞(Wisenews)搜索「合憲」於過去一個月用來形容政改方案的頻次,結果發現超過300個用例,例如「這個普選方案合憲、合法、合情、合理」。(《明報》2015年4月23日)。問題是為何每天都要喊一兩次政改方案合憲?難道政府設計出來的選舉方案是不合憲嗎?舉個例,如果我每天都說我是男人,愈喊得多,顯示我對「我是男人」這項描述愈沒信心。

同理,政府每天都對市民說政改是合憲,很容易令人合理懷疑政府對方案信心不足,甚或方案本身是否全部都合乎憲法;退一步來看,即使是完全合憲,政改是否沒有其他優點可以向市民推介,而只剩下合憲這項最低要求?

合憲使用頻次之高,跟傳媒早陣子指出政府常說「依法施政」不無關係。根據我在明報的訪問(2015年3月8日),政府於3年內一共用了66次「依法」;跟上文「合憲」的例子相近,政府為何如錄音機以高頻次不停播出「依法施政」?政府是否施政有誤,需要以「依法」來增強自己的信心?濫用「依法」一詞,大律師公會前會長石永泰也有留意,他在香港電台的訪問中質疑頻用「依法」是否想把法律強硬地加在市民身上,而讓人忽略依法未必公義這重點,(其訪問見於: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8veTQN9QlQ

語言學的合作原則

結合高頻次使用依法與合憲兩例子來看,政府似乎做了點多餘的事。語言學有個理論叫合作原則(Cooperative Principle),有效溝通其中一項準則是提供適量的資訊,資訊正確固然重要,但數量、頻次也要適當,過多過少便會被視為不合作,影響溝通質素。政府頻密使用合憲依法,令市民產生疑問:一個政府為何常常強調自己合憲辦事,依法施政呢?

當依法合憲成為口頭禪後,超乎常理的舉動便會隨之以來。

早前,警察盤問智障嫌疑犯時,按常理一問一答就可推斷嫌疑犯智商低於常人,需要特別處理;可是警察就當他為普通人,問話問個通頂,這做法名為「依法盤問」。警方不按常理,只顧依法對待智障人士,似乎要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擴充演繹為「法律面前,智障與非智障,眾生皆平等」。

要注意,這件事只涉及前線警員,他們的表現會否反映警方高層有某些思維已經超乎常態呢?再思考下去,警方只是維持社會秩序的工具,當這工具超越常態時,是否反映支配工具的政權已進入某種狀態呢?

從超乎常理的合憲依法論述,到超乎常理的執法行為,言行合一,這到底反映政府背後怎麼樣的心態、怎麼樣的思想?引用國家領導人董建華最近的名句,政府當局應該「心知肚明」的。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高級講師 

2015年5月23日 星期六

李怡 - 香港政改入直路,形勢險峻存變數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5月23日

香港政治踏入6月的敏感時刻,有如2003年6月23條立法迫在眉睫,現在比12年前形勢更為嚴峻。儘管至今為止,27名民主派議員尚未有轉軚表示,但無人敢說一定可以否決方案。回顧2010年,中共在最後關頭作出策略性「讓步」,接受民主黨的超級區議會方案,卻使民主黨放棄對2012年雙普選和取消功能組別的堅持,並導致民主派大分裂。中共釋放小小善意卻原來是一個要贏得主導政改權的大騙局。筆者當年曾認為政改是向普選邁出一小步,但隨即檢討並直指其謬。現在中共面臨「硬任務」,又是它故技重施的時候也。

中共轉向有迹可尋

眼看支持與反對政改的民意接近而且在滾動民調中相當穩定,於是中共御用學者、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饒戈平忽然指擴大提委會選民基礎、將公司票轉為個人票的建議有討論空間。他雖強調是個人意見,但在中共體制下,又擔任涉及香港政策的要職,怎麼可能是個人意見?儘管他的「討論空間」被人大法工委張榮順否定,但中共政策向來是隨政治需要「說變就變,其快如電」,所以張榮順作不得準。至於鄭耀棠就更不用說了,2010年的突變事前不是也一直被中共和親共人士否定嗎?

接下來是民主黨員黃成智和狄志遠呼籲中共接受公司票轉為個人票以及白票守尾門,與饒戈平遙相呼應。民主黨中委前天通過凍結黃成智黨籍的動議,但仍讓他留在黨內觀察6個月等紀律委員會報告。而更重要的是,該黨主席劉慧卿第一時間回應饒戈平,指饒的說法方向正確。另外,自由黨主席鍾國斌昨天表示,公司票改為董事票或個人票,並不違法,是政治決定,傾向支持這個改變。

因此,在未來數星期,極有可能的轉變,是中共接受公司票轉董事票或個人票,以此贏得政改的較高民意支持度,而本就「有意獻身」的泛民也就有了下台階。至於是董事票還是個人票,就要看形勢而定,若董事票也能夠得到泛民認同,就不會改為採取個人票。

改變產生提委的辦法,明明違反8.31關於「委員產生辦法按照第四任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的規定,如果這個規定也可以改,就只能證明按照8.31提出的政改方案不是甚麼「依法」的方案,也證明中共的「法」是玩弄於股掌之中的政治工具,中共人治不僅踐踏《基本法》,也踐踏他們自定之法。這樣純人治的改變可以讓它通過嗎?再說,如果早些時提出採用個人票,還可以說是正確方向,現在眼看會被否決才作改變,就毫無誠意,純粹是政治操作啦。

風雨飄搖誰會轉軚

在政改的風雨飄搖中,支持否決政改的市民,最大被懷疑轉軚的對象,除了個別功能組別議員,就是在立法會擁有6票的民主黨。基於選民對民主黨信心動搖的形勢,筆者曾提出兩個建議,一是請老一輩泛民宣佈下屆立法會退選,來表達不受民意牌影響堅定否決8.31政改的強烈意志,更由此完成世代交替,給自己留下退場的漂亮身影。筆者雖無點名,但真意其實是指民主黨的老泛民。另一建議是請老泛民何俊仁擔任主席的支聯會,在今年六四重拾2003年緊貼時局、緊貼本土的精神,再次以「保住香港」、「否決政改」作為集會的主題,盡可能容納年輕一代的本土派上台發言,哪怕是批評支聯會過去做法的言論,尤其是香港人優先的言論。

筆者這兩個建議被網民批評為對民主黨和支聯會太過一廂情願地姑息了。兩個建議都沒有回應。而支聯會印製名為「六四答問」的小冊子,仍然是老調重彈,沒有回答網民質疑:在目前香港危急存亡之秋,何以民主黨和支聯會的領導人,不把香港人的民主、福祉放在優先爭取的地位,反而熱心於「建設民主中國」,熱心幫助無法作資產審查的新移民搶奪綜援,明明政府施政歧視本地人卻去聯合國投訴香港人歧視大陸人和新移民?

香港本土思潮近年興起,尤其在年輕人中更是無法阻擋的趨勢,原因固然是中共國對香港的政經社全面侵凌,而並非太次要的原因則是香港主流民主派政黨沒有為香港人的利益出頭,立法會支持香港人優先的聲音太少,兼且還受到泛民批評打壓。

民調中,年輕人對香港人身份的認同、對否決政改,比率都超高。如果我們不是埋首沙堆,而是承認年輕人才是未來,那麼老一輩有甚麼理由還要霸着茅坑不拉屎呢?如果在明年的立法會選舉,選民在泛民主派和建制派中,都找不到可以投票的對象,那麼香港就無可避免會淪亡,而香港人中哪些人的責任最大?希望不是我們曾經如此支持過他們的民主派。(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2015年5月20日 星期三

黃任匡 - 莫道鴉片毒 假普選更毒

2015年5月20日

【明報專訊】早前任建鋒撰文指,假普選有如清末流行的福壽膏,毒害百姓。今天有幸與任兄在《明報》共寫專欄,作為內科醫生,黃某斗膽,要從醫學角度為鴉片平反一下。因為比之假普選,鴉片之毒,實不足掛齒矣。

鴉片嗎啡 有用之毒

鴉片的主要藥用成分為嗎啡(Morphine)。嗎啡及其衍生物的用途多不勝數。嗎啡主要作鎮痛之用,其衍生物如可待因(Codeine)則為常用的止咳藥。所以鴉片既為毒藥,但如使用得當,亦可以是良藥。

反之政府提出的普選方案,可謂百毒而無一利。

港府的政治宣傳廣告指,一人一票就是政制向前走。但事實上,8‧31框架之下,任何人想成為特首,最大的難關莫過於要得到提委二分之一以上提名票。候選人為求跨越超高的出閘門檻,無可避免地必然會優先考慮這1200人的利益,而並非500萬選民的福祉。

更甚者,方案規定出閘人數硬性規定為2至3人。因此,有志參選者不單要致力得到過半提名票,而且必定要出盡九牛二虎之力,爭取每一名提委的支持。因為即使你手握過半提名票,倘若另外有3人得到比你更多票數的話,閣下也必然出閘無望。結果是,在如此不堪的提名制度之下,無論何人當選,他都必然會將所有的政策和資源,盡力向這1200人的小圈子傾斜了。

試想想,我們過去幾屆的特首,皆是以八分之一的出閘門檻提名產生,尚且選了一個禍港殃民的梁振英出來。將來如果根據政府的方案,把提名門檻提高至4倍至二分之一,可以想像,小圈子的權力提高至4倍後,產生的特首將會比梁振英不堪至4倍。因為他會有至4倍的理由,繼續官商勾結,有至4倍的動機,繼續向權貴服務。

如此爛方案,絕非良藥,而是將香港推向末路的毒藥。

嗎啡之毒 有藥可解

嗎啡雖有藥效,但基於其毒性必須小心慎用。可幸的是,萬一不慎使用過量,醫生亦可處方解藥如納洛酮(Naloxone)。如及早解毒,加上護理得宜,病人當無大礙。

反之今日港人如若選擇袋住先,則恨錯難返,永不超生。

因為即使有明顯篩選,普選產生之特首將會戴上「一人一票」的光環,擁有無上權威。羅范椒芬亦不諱言,指特首若由普選產生,立法會就不應對其「縛手縛腳」。可想而知,屆時特首君臨天下,指點江山,23條立法,重推國民教育等等都指日可待了。

更為致命的是,一旦袋住先,基本法第45條關於落實普選的憲制責任即時大功告成。中央政府再無動機,將來再給予港人所謂「優化」。香港自此就正式與真普選永別,無藥可解,無藥可醫矣。

實證醫學 科學求真

現代醫學講求實證(Evidence based medicine),經過嚴謹科學驗證的治療方案,方可保障病人的健康。並非某某大國手說了算。這是科學的精神,也是專業的操守。

反觀政府一面厚着臉皮打民意牌,一面又見支持袋住先的民意江河日下,而不敢作公投,可謂自相矛盾。又正如早前兩次的醫學界大型民調,一再證明過半醫生反對袋住先,大家理應懷抱科學的精神,面對此真實民意。但香港醫學會居然輸打贏要,眼見兩次民調結果不合其胃口,現在又重新舉辦第三次業界民調了。

莫道鴉片毒,假普選更毒。可是政府這種摒棄科學精神,指鹿為馬的人心之毒,比之又更毒一層了。

作者是杏林覺醒成員